风险社会政治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风险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看一看1989年后的欧洲所处的知识环境，整个世界秩序都坍塌了。这是迈向新社会秩序的一个机会！但是我们固守旧的观念和思想，犯了同样的错误。甚至存在一种左倾保护主义和立场的改变。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指出的那样，激进的社会主义变成了保守派，而保守主义变成了激进派。我们要从社会的角度重新发现这个疯狂的疯牛病世界，重写、重新定义、重新创造现代性。这就是全球风险社会理论所研究的内容。为了让你对我的“错误”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我将集中在三个方面来论述它。
首先，我将回到风险社会理论，回到表明它是如何表达“非工业社会”的新概念、如何修改社会理论和政治学这一话题上来。其次，我将站在批判立场上，探索我所看到的理论问题，目前这一问题制约着我在风险思想方面的发展。第三，我将指出我要探索的理论的和政治的路径，也许我会从欧洲的层次上对这一理论进行比较探索。
英国正在经历《独立报》所谓的“牛肉门”（beef－gate）事件在风险社会中所受的冲击。社会变成了一个完全没人负责的实验室，牛肉工业强行在我们身上进行实验，最普遍的决策——是否吃牛肉——可能会成为生与死的抉择。是否吃牛肉现在成了难题！从社会学角度来讲，冒险的人和承受别人冒险所带来风险的受害人之间有着重大区别。我将指出几条认识论原则，这些都表现为风险社会理论三个主要观点的特征。
风险社会肇始于自然的终结。正如吉登斯指出的那样，这是把我们焦虑的焦点从自然可以为我们做什么转向我们对自然做了些什么。疯牛病（BSE）危机不仅仅只是命运问题，而且还是决策和选择，科学和政治，工业、市场和资本的问题。这不是外在的风险，而是在每个人的生活中和各种不同的制度中内生的风险。风险社会的核心悖论是这些内在的风险由现代化过程所引发，而现代化过程却极力去控制它们。
风险社会开始于传统的终结。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可能不再认为传统的确定性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对传统的安全依赖得越少，我们所要面对的风险就越多。风险越多，我们要做的决策和选择就越多。有一条重要的理论线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把风险社会理论和我在其他文章中进行了研究的工作、家庭生活及自我认同范围内的个性化的互补过程相联系。
风险社会理论解释了自然的终结和传统的终结这两种状态相互联系的方法，改变了科学的和政治制度的认识论和文化的地位。在风险时代，社会变成了一个实验室，没有人对实验的结果负责。私人领域风险的制造意味着它不再被认为是与政治无关的事情。确实，在投资决策、产品开发、工厂管理和科学研究优先的领域内出现了混杂的亚政治活动的舞台。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政治力量和工业社会的代表已经被迫退出。
风险社会的概念阐明了以失去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严格界线为特征的世界。今天如果我们谈论自然，我们就谈论了文化，如果我们谈论文化，我们就谈论了自然。当我们考虑全球变暖、臭氧层空洞、污染和食品匮乏时，我们看到自然不可避免地被人类活动所污染。这个共同的危险具有平衡效应（levelling effect），它淡化了精心建立起来的阶级、民族、人类和自然的界限，文化的创造者和本能的动物之间的界限，以及具有和不具有精神的生命的早期差异。
我们生活在一个混合的世界，它超越了旧的理论特征。风险是人为的混合物。它包括了政治学、伦理学、数学、大众媒体、技术、文化的范畴并把它们与规则结合起来。在风险社会，现代社会成为反思性社会，这就是说，它本身即是结果又是问题。
许多社会学家（包括福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等法兰克福学院的批判理论家）把现代性描述为技术知识的牢房。我们改变这个比喻，我们都是技术和官僚政治的巨大机器上的小齿轮。然而，与这个术语的喻意相反，风险社会捕捉到了一个比现代社会任何古典的概念所反映的更加开放、更加易变的世界，准确地说，或者说尽管不是那么准确，也是因为我们积累了关于我们自己和关于环境的知识。
正如弗朗索瓦·埃瓦尔德（Francois Ewald）所认为的那样，风险是一种控制未来的方式，或者可以说是一种拓殖未来的方法。现在还不存在的事件强烈地影响着我们当前的事务和行为。因此，风险是一种虚拟，还没有成为现实。威胁越大，改变当前事物的要求和力量就越大。让我们以全球化风险为例。如果你想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中生存，你就必须改变现代性的基础：社会安全、国家政府、联盟的权力等等。威胁越大，必须采取行动以便控制未来的这种变化就越大，风险社会争论的这个深刻的政治化的含义不仅仅被环境主义者所利用，而且也被全球资本更有效地运用。像我和吉登斯指出的，还有另一个核心悖论需要我们理解，我们越想拓殖未来，我们就越有可能触发意想不到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风险的概念有两个阶段的变化。
第一种情况，风险似乎只不过是一种重要的计算方法的一部分，当未来受到侵犯时，它是一种封锁边界的方法。风险会使、或者大有希望使不可预见的事物变得可以预见的。在这个初始阶段，风险是保险公司运行过程中的统计部分。即使什么还没有发生，他们也知道许多引起社会变化的风险秘密。随着自然被工业化渗透，传统被溶化，风险进入第二阶段，我和吉登斯把它叫做“人为的不确定性”（manufactured uncertainty）。在这一阶段，风险的产生是控制或使风险最小化的科学和政治行为的结果。
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有一段时期，风险曾经是人们为寻求刺激而沉湎于其中的东西。对全国越野障碍赛马进行的打赌、赌场轮盘的转动——都意味着给正常的可预测的生活增加了一点调味品。现在，人为的不确定性意味着风险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每个人都面临着未知的和几乎不能预测的风险。风险变成了“没人知道”的另一个词。我们不再选择冒险，我们已为其所害。我们生活在暗礁中——一个随机的风险社会中，没人能够逃脱。我们的社会由于随机风险变得令人迷惑。预测和管理没有人真正了解的风险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这在过去是保险统计员、保险公司和科学家的工作。现在我们都要从事这项工作，不论我们用什么迟钝的工具——有时是计算器，有时是占星术。这里的基本问题是：我们如何对我们一无所知的风险进行决策？我们应当忽视它，然后可能被伤害或杀害？还是我们应当警觉并停止或排除一切可能的起因？哪种行为是理智的，第一种还是第二种选择？
另一方面，人为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我们面临的最麻烦的新风险之源泉是绝大多数人毫无疑问地认为对我们受益的东西——我们知识的扩展。部分原因是我们对大脑了解更多，我们知道人们有意识地处于一种不断的营养状态，因此我们不应当让支撑生命的机器关闭。然而，随着科学知识为我们提供新的机会，它也使得世界更加复杂和不可知，至少对于个人，很多时候对于专家也是如此。吃多少汉堡包能使人得致命的疯牛病？在多长时间内？英国头两名人类疯牛病受害者在患病之前五年时间是素食主义者，而在成为素食主义者之前，他们沉溺于吃汉堡包。
随着知识技术快速发展，我们被甩在了后面，日益失去对我们依赖的机器的理解和控制，预测未来结果的能力减弱。环境科学鼓励我们在思维方面不要目光短浅。现在我们对我们的行为对遥远的后代产生的后果表示担忧。但是，这种目光远大也使得我们很难对决策的风险进行预测。如果你过多地使用烟雾剂或汽车，你的子孙们所生活的环境将会承受什么样的风险呢？
许多人认为，风险时代只剩下一个权威，那就是科学。但这不仅仅是对科学的完全误解，而且也是对风险概念的完全误解。取消科学的权威不是失败而是成功。可以说，在这个世纪，科学越成功，就越反射出其自身的确定性方面的局限，它们就更多地成为反思性的人为不确定性的源泉。科学在可能性范围内发挥作用，这并不排除最坏的情况。
在确认和管理风险方面确实如此。在风险冲突中，政治家们不再能依赖科学专家。这是因为：第一，在不同的人和受影响的集团之间总是存在着矛盾的主张和观点，他们对风险具有不同的定义。因此，就风险产生的知识冲突是专家的事。第二，专家仅仅能够或多或少地提供关于可能性的一些不确定的事实信息，但是，永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哪种风险是可以接受的，哪种是不能接受的。第三，如果政治家采纳科学的建议，他们就陷入错误、僵化和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之中。因此，风险社会的教训是：政治和道德正在获得——必须获得！——替换科学论证的优先权。
过去，一方面在研究和理论之间，另一方面在研究和技术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界限，科学发现的逻辑预示着在付诸实践前要进行试验，这在有风险的技术时代是毁灭性的。不得不建立核技术以便研究他们的功能和风险，不得不培育试管婴儿以便找到生物技术的理论和假设，不得不种植遗传工程植物以便测试其理论。失去了对实验室的调节控制，这会引起严重的问题。
科学家们变成了赌徒。他们在开始研究前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同时，他们的研究需要政治家和公众的资助，因此，他们不得不声明，一切处于控制中，一切都不会出错。
正像波普尔（Karl Popper）曾经说的，科学的基本理性就是我们应当从我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在风险社会，错误意味着核反应堆泄露或爆炸，培育出天生有残疾的试管婴儿，人们被人类疯牛病杀害。因此，科学家不能再犯错误了。但是他们却仍在犯错误，与以往相比，他们更应该进行反省。
社会变成了一个实验室，但是没有人对其结果负责。例如，核能和生物技术方面的试验在时间、空间和所涉及人员的数量方面都是不确定的。然而，没有试验者负责，没有决策制定者对初始假设的合法性用科学权威加以判断。
因此，政治学的作用是什么？事实是政治制度没有对技术问题做出直接的决定（核武器工厂除外）。但另一方面，如果出现任何差错，政治制度却要对不是他们做出的决策负责，对他们并不了解的结果和威胁负责。
与国家和议会相联系，工业拥有双重优势，在投资决策方面和在技术应用上具有自主权。政治家们处于不利地位，努力追赶技术的发展。许多国会议员通过媒体获得有关技术进步的信息；尽管对研究进行资助，政治对技术进步目标的影响仍然是次要的。议会不会对微电子、遗传技术和类似领域的开发和利用进行投票。绝大多数时候，议院投票对此支持是为了保护国家的经济前景和就业机会。因此，权力的划分留给工业一个基础决策者的角色，它们不必为对公众产生风险负责。同时，政治被赋予了民主合法地决策的任务，尤其是由于原来是公有的现在变成私有化的工业。对于私有铁路制度、私人管理的核武器工厂的安全性，它们会做什么？在公众眼里，国家真的承担起责任了吗？
因此，风险不是任何人的责任。神经技术和遗传工程正在重新解读控制人类智力和生命的规则。谁来完成这一使命？科技专家、政治家、工业家还是公众？问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答复都是：无人能够。风险政治类似于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说的“无人规则”（nobody's rule），它是所有权力形式当中最专横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会承担责任。在风险冲突的情况下，官僚政治突然被撕下假面具，而警觉的民众开始意识到他们的真面目：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假定风险不再归咎于外部力量，工业社会已经组织了机构，制定了各项规则，以应对由它自身所产生的意外后果和风险。福利国家可以被看作是对地方性风险和危险的本质的集合的体制上的回应，它是建立在各种规则之上的，如责任的归属、法律保障的赔偿机制、精算的保险规则和集体责任承担制。典型的例子就是对工伤和失业人员所提供的保险和补偿机制。
但是，在现代风险和人为不确定性的影响下，确认和感知风险、总结因果联系和分配补偿的模式都不可避免地瓦解了，对现代官僚政治、国家、经济和科学的功能和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在工业社会能够计算的风险，在风险社会中变得无法计算和预测。比之传统社会中的责任和因果关系的可确定性，风险社会失去了这种确定和保证。
就社会政治学而言，生态危机包括系统性的破坏或者基本权利的危机，社会功能日益弱化的长期影响几乎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危险正被工业所产生，经济学使它具体化，法制使它个性化，科学使它合理化，政治学又使其表面呈现无害化。所有这一切正在削弱着权力和制度的可信性，只有在制度处于难堪境地时，其权力和可信性才是明显的。比如“绿色和平”组织正努力做的。结果导致了世界社会的亚政治化。
因此，正如巴巴拉·亚当斯（Barbara Adams）所分析的那样，认知和冲突之间的区别直接导致了风险社会两个阶段之间的不同。第一个阶段，我们可以称为“残余风险社会”（residual risk society），其冲突是系统产生的，不是公众认知和辩论的主题，并且不是政治冲突的中心。这个阶段被对工业和技术进步商品的自我认同所支配，同时由决策导致的“残余风险”被加强了并且被合法化。在第二阶段中，当工业社会的风险主导公共和私人辩论时，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势就会出现。现在工业社会的制度产生风险并且使他们不能控制的风险合法化。在此转型期间，财产和权力的关系仍然保持不变，工业社会指责自己为风险社会。在第一阶段，社会仍然有决定权并且按照简单现代性的模式行动。在第二阶段，根源于动态风险社会的争论和冲突正被叠加于利益集团、法律系统和政治活动当中。因此，现代性变得具有了反思性。
在我的全部著作中，我努力证明，在全球危机的时代，简单现代性理论和政治哲学的回归注定要失败。这些正统的理论和政治学仍然把进步的观念和有益的技术发展联系在一起，把我们相信我们面对的危险在19世纪仍然能被克服的信念、危险评估的科学模式和工业安危观念联系在一起。同时，现代工业体制、稳定的劳动力市场、性别分工、社会阶级等的解体得到席卷西方的反思现代性潮流的支持。把19世纪的想法用于20世纪后期的尝试是社会理论、社会科学和政治范畴的错误。这是我努力在我的全部著作里要证明的一点，因此我要着重强调这种中心思想并且提出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定义的关系（relation of definition）以及风险的社会爆炸等核心观念。
有组织不负责任的概念有助于解释怎样和为什么现代社会的制度在否认大灾难存在的同时必须不可避免地承认它的现实性，涉及到它的起源但是没有涉及如何控制或者补偿。换句话说，风险社会是以种种矛盾为特征的，这些矛盾是由越来越多的可以预见的环境退化和据此而引起的环境法规的不断增多而造成的。然而，没有个人或机构看起来能够对此承担具体责任。
在风险社会里定义的关系（relation of definition）是与生产关系平行的概念。它们包括确定和评估风险的规则、制度和能力；它们是法律、认识论和文化矩阵，在矩阵中操作风险政治。这里集中在四个定义关系上：
1.谁将决定产品的危害性或风险的危害？该负责任的是产生风险的人，还是从风险中受益的人，或是代理机构？
2.包含哪种关于起因、范围、参与者等的知识或非知识的因素？“证据”将呈现于谁？
3.拿什么作为足够的证据？
4.如果有危险和损害，谁决定对受害者的赔偿？谁决定以适当形式对未来加以控制和管理？
当然，每人都在问谁是风险社会的政治主体？我已经费了很多心思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的答案在理论上或者在政治上还没有被承认。我的观点如下：没有人是主体，同时每个人又都是主体。你不承认这个答案对你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其中有更多的涵义。我提出的理论非常接近于拉图尔（Bruno Latour）的“准客体”（quasi－objects）理论。对我来说风险本身是“准主体”（quasi－subjects）；我使用一个隐喻来解释这种思想：社会暴露在风险中。它探索一种方式，以这种方式，大规模的风险意识、风险和人为不确定性导致了文化和政治的动态变化，削弱了国家官僚机构，挑战了科学的权威，重新划定了当代政治阵营和界线。因此，风险被理解为社会建造并生产的“准主体”，它是强有力的无法控制的“参与者”，由于国家制度承担着控制污染的责任，尤其是承担着公众安全的责任，风险使国家制度失去合法性并动摇了其稳定基础。
风险本身扫清了政治精英和专家控制的尝试。当然，政府和官僚机构运用陈旧的否决程序。数据可以被隐藏、否认和扭曲，知识和结果之间的缺口可以利用，反对派的观点可以运用，专家系统可以调整，最大接受水平可以提高。人为错误而不是制度风险可以避免，等等。欧洲应当对疯牛病危机负责任。不过，这些国家在打仗，在这场战斗中国家的胜利是暂时的，因为他们为风险社会时代提供了19世纪危机的安全保证。我们可以看见在我们周围一直发生这样的事情。
与安全的概念相联系的思想在埃尔瓦德的著作里可以看到。他的理论描述了对福利国家解释的基本变化。而多数社会科学家试图根据阶级利益、社会秩序的维持或者国家生产力和军事力量的加强来解释福利国家的起源和构建，这个观点解释了提供服务（保健）、创立保险计划（养老金和失业保险）和创立经济和环境规章等在创造安全方面的作用。与工业技术相关，技术专家在回答怎样的安全才是最安全的问题中起中心作用。有远见的现代资本主义的模式正在受到挑战。批评之一就是，安全国家非常接近西欧大陆的制度和程序，而既不是英裔美国人的资本主义，也不是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国家。
最后，我想要指出这篇论文的两个意义。第一，风险社会不是爆炸核潜艇；它不是你可能想像的那样，即新世纪“德国焦虑”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而是完全相反。我提出的是理解我们时代的新范式。作为后现代主义秩序的发展，我的观点被解释为激进的现代性。在激进的现代性阶段，个性化、全球化与动态的风险破坏了现代性及其基础。无论发生什么，现代性变成了反思性的现代性，这意味着要关注其产生的意外后果、风险和基础。大多数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是主要历史陈述、普通理论和人性理论的批判者，我依然承认他们，但是是在一种新的意义上的承认。对我来说，启蒙不是一种历史概念和一系列观念，而是一个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批评、自我批评和人性起中心作用（目前我的研究主题）。第二，以前决策领域的非政治化正朝政治化方向发展，并且必须经过公众公开的监督和辩论。公司的经济决定、科学研究议程、新技术的发展和部署计划必须经过一个讨论过程，必须启动一个法律和制度的框架。技术（或者生态）民主是一种负责任的现代性乌托邦，社会在做出关键性的决策之前，必须对技术发展和经济变化的结果进行辩论。有关未来风险和当今环境退化的举证责任将在破坏者而不是受害人：从造成污染者偿还原则到污染环境者举证原则。最后，必须建立一个新机构，使证据及其正确性、科学和法律学事实和协议标准化。因此我们需要“第二次启蒙”。
这是我希望继续深入研究的主题。它意味着我们在不同的文化框架里重建危险和风险管理的社会定义；我们要查明风险冲突的力量。把风险与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与欧洲文化和国家的定义关系（relations of definition）相结合，也许是有价值的，是一种新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