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社会逆变经济根源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前苏联论文,根源论文,逆变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苏联这块横跨欧亚二洲的大陆上，1991年末发生了举世瞩目、出人意外的社会政治大变动：戈尔巴乔夫无可奈何地宣告辞去联盟总统的职务，那面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半个多世纪的、印有锤子和镰刀标记的国旗骤然落地，苏联作为世界上最早的、也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合上了自己历史的最后一页。毫无疑问，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历史性逆变，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倒流的灾难性表现。苏联的今昔如同巴黎公社的兴衰一样，也给世人留下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研究课题。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认真地总结苏联亡国的教训，清醒地探讨苏联解体的原因，客观地寻找苏联逆变的根源。
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1 〕遵循恩格斯指引的方向，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本文拟从经济方面探讨和论析苏联发生逆变的终极原因，以便为我们在目前的形势下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提供有益的借鉴经验，发挥理论的特有功能，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历史行程确定座标。
（一）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而苏共作为执政党并没有坚决地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从而使苏联社会主义内部萌生和滋长了自我否定因素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执政党的工作重点和中心任务要逐渐地转移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上来。这符合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社会主义革命深入的必然要求。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之际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2〕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则，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就立即推动全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他在1918年发表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写道：“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并且为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劳动组织。”〔3 〕列宁之所以要把“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根本任务”提出来，就是因为在他看来“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 ”〔4〕
我们看到，在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列宁是一再强调，反复教导，语重心长。然而，斯大林并没有认真地按照列宁的教导去做：他既没有完全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又片面地强调阶级斗争，因而违背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列宁生前及时吸取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教训，根据苏联当时的具体国情改行新经济政策，对苏联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到了20年代末期，斯大林就中止了新经济政策，随后便对所谓“资本主义成分”、“资产阶级经济工具”展开了持续不断的大批判，直到把苏联的经济体制推向高度中央集权的、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的轨道，并且使之日趋僵化和凝固化。与此同时，斯大林又宣称“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化”，并且把这种虚构说成是“一条规律”。于是，在苏联，一旦党内和社会上出现路线、政策等方面的分歧和交锋，就一律被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和表现，并进而采用相应的暴力手段来对待。在斯大林时期，按照这种指导思想去平息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出现的不满情绪，迫使38万农户远离故土，把他们迁往苏联北部的荒凉地区和寒苦的西伯利亚一带，严重地伤害了这一部分农民的感情和积极性。更有甚者，斯大林竟把党内政见分歧和阶级斗争直接挂钩，谁对他的路线和方针持有异议，谁就会轻易地被打成“间谍”、“反革命分子”、“帝国主义代理人”而加以清洗和镇压，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先后使许多党、政、军的领导者人头落地。在这个过程中，遭到不幸的还有不少学者、科学家和其他知识界人士，使这些专门人才被捕、坐牢和杀头，从而直接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斯大林时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使党的工作重心严重地偏离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轨道。这样做，不仅对形成高度中央集权体制起了推动作用，而且由于打击了知识分子，影响了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导致国民经济的粗放型发展，严重地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依靠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增加劳动力和资金投入，扩大企业基本建设，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但同时又给后来的国民经济发展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因此，到了60—70年代，苏联劳动力和资金日益短缺，粗放型经济的潜力基本耗尽，致使苏联国民经济发展步履维艰，险象环生，呈江河日下的趋势。据统计资料，苏联国民经济收入在50年代平均每年增长10%以上，60年代平均每年的增长率下降为7%，70年代进一步降到5%以下，80年代初期又递减为3 %左右。与此同时，苏联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情况也大为不妙：1961—1965年间平均每年提高5.6%，1981—1984年下跌到3%左右。其中，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情况更是令人担忧：50年代平均每年递增7%， 1961—1965年下降为5%，1966—1970年又降为4.5%以下，而1976—1980年间仅为3.3%。
从50年代初期到80年代中期这30多年的情况来看，苏联国民经济收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比例一直是在走下坡路，这主要是由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所造成的。在这个方面，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一直是改革不力。其基本教训是没有真正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出发来坚决地致力于改革，使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斗争搅合在一起，并且带有严重的主观随意性，导致改革缺乏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政策连续性和具体操作性。结果，改革不是被迫中途收场，就是以失败而告终。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以后，他并未认真地研究和吸取以往的沉痛而又深刻的教训，虽然首先推出了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却没有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很快就把苏联推进了政治斗争的旋涡，使这艘社会主义的航船漂流到了危险的海域。到头来，他所奉行的加速战略适得其反，把国民经济在原来停滞的状态下进一步推向了全面崩溃的边缘，从而使苏联削弱了社会主义制度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
（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必须通过不断调整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苏联先是固守高度中央集权模式、后又在改革中偏离正确方向，从而使社会进程在左右摇摆中陷入了混乱状态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它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社会历史就是在这两对矛盾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向前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只是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但是，在苏联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却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唯心史观的迷途，长期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只有一致性而没有对抗性的绝对统一整体。斯大林不恰当地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适应性，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5〕
由于斯大林在理论上发生偏差，再加上苏联当时建设社会主义无任何先例可循，国内外环境又十分艰难和险恶，所以在30—40年代形成了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以行政命令手段对国民经济进行集中管理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这种特殊的模式，曾经使苏联经济取得辉煌的成就，并且赖以巩固了社会主义的成果和阵地，但它助长官僚主义和行政命令，妨碍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完善，出现了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相矛盾的状况：一、这种体制对经济活动统得过死，地方缺乏组织发展经济的主动性，使企业缺乏应有的活力。因此，还在40年代初期，苏联工业发展的速度就已经出现了下降的征兆；到了50年代初期，苏联经济发展形势又不顺遂，工业生产增长率连年递减，经济效益严重下降。二、这种体制造成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失调，长期把优先发展重工业绝对化，忽视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业和消费品工业。1940年苏联重工业生产比1913年增长12倍，而这期间消费品工业生产只增长3.6倍； 农业的问题更为严重，苏联谷物的总产量一直到1953年还低于1913年，而肉、奶、蛋等重要畜产品在这40年中只分别增长16%、24%和35%，远远满足不了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要求。三、这种体制导致各级行政管理机构日益膨胀，使精简机构流于形式，而且是越减越多。1952年，在中央，全联盟各共和国部就高达51个，而且每个部又下设许多局、处、科等层次，几乎平均每两个工作人员就有一个带“长”的领导。机构臃肿，官员队伍庞大，又缺乏健全的监督机制，致使党和国家机关官僚主义不断滋长泛滥。这种不良现象成了斯大林时期苏联体制中的一个顽症，严重地影响和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1953年斯大林逝世，从此进入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先后领导苏联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开始时，苏联国内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社会矛盾和经济问题，因而在客观上提出了改革的任务，以便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但是，苏联领导人在理论上仍未承认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矛盾，在这方面与斯大林的观点大同小异，思想上还是基本处于僵化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又多次对斯大林时期形成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结果政策反复无常，朝令夕改，徘徊不前。这种理论和实践脱节的举动，势必要影响改革的进程和效果，不可能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起到完善的作用。虽然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都不同程度地批评斯大林个人迷信所造成的政治和经济政策上的错误，但对高度中央集权化的经济管理体制并未提出多大异议，因而使他们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都是在斯大林时期的体制总框架内进行的。赫鲁晓夫在1957年开始改革工业和建筑业管理体制，主要是变中央部门管理为地区管理，划全国为一百多个经济区，由经济区新成立的国民经济委员会直接管理企业。这样做的结果，导致“地区本位主义”膨胀，削弱了中央对经济的统一领导，于是又在联盟中央成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旨在重新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勃列日涅夫在1966年开始推行所谓的“新经济体制”，是为克服赫鲁晓夫时期地区分散管理所造成的经济混乱，恢复中央部门管理体制。由此可见，这两次改革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经济管理体制的“条”与“块”的关系，其结果是一放就乱，一乱就收，都未对原先的经济运行机制作出根本变革，仍然没有解决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提出的各种问题。因此，到勃列日涅夫后期，不仅社会经济发展已陷入停滞局面，而且也显露出经济危机的某些征兆。
必须说明，苏联是在帝国主义军事包围和资本主义经济封锁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到80年代初期才只有60多年的时间，它所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举世公认的；而在体制上仍有这样和那样的弊端，社会生活中还存在各种尚未解决的矛盾，这并不奇怪。只要正确处理，认真改革，兴利除弊，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完善，逐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苏联社会必将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然而，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入主克里姆林宫以后，他的所谓“新思维”却使苏联改革逐渐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走进了死胡同，终于糟蹋了苏联人民的社会主义光明前程。这一沉痛的教训告诉人们：社会主义不改革不行，而改革偏离社会主义方向更不行。当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把改革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以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立场，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决不能放任自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社会主义体制改革要在相应的政治保护下稳妥地向前发展，并使之符合赖以进行的那个国家的基本情况，才能获得成功。也就是说，要在党的领导下，要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改革才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达到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相反，如果按照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搞改革，既不会实现人道主义，也不会推进民主生活，更不会达到社会主义的理想境界。
（三）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逐步加以推进，而苏联领导人先是受教条主义束缚、后又犯有主观主义错误，从而受到了客观经济规律的无情惩罚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从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出发，曾设想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没有商品货币关系“单一的计划经济”。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基本上因袭了这种观点，主张在剥夺资产阶级后立即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用“社会主义的产品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应当说，在没有亲身经历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情况下，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提出上述主张是可以理解和谅解的，不能过份苛求前人。但是，在苏联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首先是斯大林却对上述主张采取顽固的教条主义态度和立场。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在这种社会里没有商品货币关系，不存在价值规律的作用；在生产和消费中间不能人为地放置市场，而应当由国家进行统一的计划调节。一直到晚年，斯大林虽然面对现实不得不承认价值规律的客观存在，但又对它作了“严格限制”：他认定生产资料不能进入市场，只把商品生产局限于个人消费品生产的范围内；他虽然承认价值规律可以“影响生产”，但又说它主要在“个人消费品交换”中起调节作用。由于斯大林作了如此的“严格限制”，所以苏联在这一时期的经济生活周转中，既没有形成市场机制，也没有从根本上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
斯大林时期在教条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排斥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作用，并使各种经济活动都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忽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效益。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期，斯大林不顾当时苏联农业生产的实际状况，强行加速集体化的进程，不断地发动对“资本主义成份”包括农民家庭副业的进攻。从此以后，苏联社会经济效益差的问题日益突出，客观上迫切要求推广经济核算制，改变旧的经济运行模式。因此，从斯大林执政后期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其经济管理形式不断地进行调整，试图在保留中央集权的前提下利用信贷、利润、资金、核算等手段刺激经济发展。然而，这样调整的结果是，中央各行政主管部门的权限越来越大，地方和企业的权限越来越小，它们不得不把完成上级下达的指令性计划作为最高指标；企业只顾生产数量、不讲质量，只顾完成产值计划、不计生产成本，它们作为国民经济的最基本环节却越来越缺乏应有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国家只好乞助于“一长制”的指挥作用。与此同时，列宁在世时非常强调的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和监督越来越流于形式，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在一切都由厂长、经理说了算的情况下越来越下降，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载体开始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可以肯定地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在指导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后来是相伴而行的。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他们虽然先后提到应该承认客观经济规律的存在和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但又都摆脱不了传统经济观点的束缚，所以经常是处于扑朔迷离的精神状态。苏联多次试图改变过份集中的农业计划体制，扩大农庄和农场的自主权，但通过的决议均未认真地加以落实；至于改组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体制，也仅是调整一下企业的隶属关系，并未涉及企业内部的经营体制，对商品货币关系、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作用还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这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上，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虽比斯大林稍有进步，但却硬说商品货币关系只存在于流通领域，仍然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市场经济，依旧徘徊于教条主义的思维天地里；他们都片面强调国家统一计划的重要性，认定完成国家计划任务是“企业的首要天职”。这种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说法，实际上仍然认为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作用是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东西，社会主义只不过可以对它加以“利用”而已。因此，在60—70年代，当苏联理论界有人提出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调节作用的观点时，都被视为“市场社会主义”和“右倾修正主义”而大张挞伐，由此便造成了改革实践的倒退，并终于使苏联经济踏入了“停滞时期”。
还应看到，戈尔巴乔夫初期的加速战略方针，依然是苏联长期坚持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的继续。这一方针，不仅带有明显的主观主义色彩，而且仍带有教条主义的痕迹，还是没有走出苏联经济发展的传统模式的误区。1985年4月， 苏共中央全会提出了苏联经济发展的加速战略方针，后来又得到了苏共二十七大的确认。根据这个方针，苏联要从1985年到2000年实现国民收入和工业产值翻一番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重点仍是首先保证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实行根本性的技术改造。为此，苏联又通过了一系列关于机器制造业优先投资和发展的决议，并且大力加以贯彻执行。实践证明，苏联实施加速战略继续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仅没有使经济得到发展，反而留下了全面经济危机的隐患。首先，苏联加速发展机器制造业，大规模生产和更新设备的计划并没有变成现实，相反却在实际上成了经济发展的桎梏；其次，苏联不推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协调发展，忽视食品和消费品的生产，又使人民饱受商品严重短缺、市场供应紧张、生活水平下降之苦，从而促成了经济危机的全面爆发。应当指出，加速战略方针片面强调发展速度，继续追求总产值和数量指标，而不去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其实质是仍然没有摆脱长期以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传统观念和模式，使本来就已比例失调的国民经济结构更加不合理，进一步造成了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和农业继续滑坡的局面。在这种脆弱的经济局面下，一有风吹草动，就很容易酿成政治性的灾难。
（四）社会主义制度必须为各个民族区域共同繁荣创造条件，而苏联始终没有解决好共和国之间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从而极大地刺激了民族分离主义的恶性膨胀
苏联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形成的多民族共同体，在其辽阔的疆土上居住着130多个大小不同、发展各异的民族。 列宁当年面对国内的现实状况和严峻形势，提出在自愿、平等、民主联合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联邦制。这种联邦制，一方面使各民族人民能够实现民族自决权和建立自己的国家，另一方面又使各民族能够形成联合的力量，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优势。但是，由于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苏联各民族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仍然客观地存在着。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已经上升为执政地位的无产阶级政党，决不能像资产阶级政客那样只从形式上宣布民族平等的方案，而是要切实地制定和贯彻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这种民族政策的实质，正如列宁所明确指出的那样：不仅在于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还要促使发达民族做出应有的贡献，“来抵偿生活上实际形成的不平等”。〔6 〕列宁告诫人们：“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不懂得对于民族问题的真正无产阶级态度，谁就在实质上抱着小资产阶级观点，因而就不能不随时滚到资产阶级的观点上去。”〔7〕正是在列宁告诫的这一重要问题上， 苏联历届领导人都不同程度地犯了错误。
应当指出，大俄罗斯主义其实就是列宁以后的苏联历届领导人头脑中固有的帝国意识。他们将苏联作为沙皇帝国的自然延伸，一味地要求以俄罗斯为中心，迫使各民族向俄罗斯靠拢，人为地制造民族趋同，竭力否定民族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和现实性，以至在“超前意识”的驱使下，陶醉于虚幻的梦境之中，硬说苏联“民族差距逐渐拉平”，“民族问题已经解决”，“民族矛盾基本消失”，结果掩盖了萌动着的民族关系危机，给民族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从而酿出了苏联内部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经济利益的冲突。这种冲突，既是中央和地方矛盾的主要症结所在，又是促成民族独立趋向发展的根本原因。
早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全面集体化的强制推行，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迅速建立，完全剥夺了各共和国根据自身特点发展民族经济的权力，严重地损害了它们特有的民族利益，使一些民族失去了历史上形成的赖以存在的最可靠、最适宜的物质保证。这种情况，从赫鲁晓夫时期到勃列日涅夫时期，不仅没有得到合理解决，而且是越来越严重了。在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下，由于联盟中央对地方经济具有垄断权，国家各职能部门直接向下实行官僚主义的“条条专政”，根本不顾各个地区的不同情况，在计划经济领域里采取“一刀切”的政策，逐渐地改变了民族区域传统的经济结构，使一些共和国丧失了自己的经济优势，从而演变成单一的、缺乏后劲的畸型经济。例如，塔吉克共和国的园林艺业和葡萄种植业原来比较发达，其收入可以超过植棉业的14—15倍，但中央不顾当地的自然优势，强迫该共和国种植棉花，使棉花种植面积增加60倍，占耕地总面积的40%以上。然而，由于当地自然条件不太适合种植棉花，再加上长期以来对土地管理不善，地力衰退等原因，使当地的棉花质量和收购数量严重下降，根本完不成指令性的计划任务。由于该共和国经济优势丧失，国民经济收入减少，直接影响了其他社会项目建设。在苏联解体以前，塔吉克共和国的工业、教育和社会基础设施等，在全苏范围内都是比较落后的。究其原因，不能不首先归之于中央高度集权体制的弊端以及居高临下瞎指挥的恶果。
应当承认，苏联为了帮助落后的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教育和文化事业，长期以来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他们根本不考虑落后民族地区的经济结构、生产力水平、自然条件及劳动者素质等情况，往往将一整套方针政策连同物质技术等一股脑儿地强加在受援共和国的头上。对于这样的安排，受援者只能被动接受。于是，人们的主观能动性被压抑了，各民族所固有的进取精神也麻木了，依赖思想越来越严重，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苏联为了实现这种消极的援助方式，一直在实行平调政策，损害了一些发达的共和国的经济利益。这种强行的做法，不仅削弱了发达共和国的生产后劲，挫伤了他们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而且还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受剥削、被瓜分的感觉，从而加剧了他们同落后民族地区的利益矛盾，激化了他们同联盟中央的对抗情绪，诱发了他们的民族利己主义倾向和独立意识。例如，比较发达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的3 个共和国早就出现了这些苗头，并且在后来苏联解体的过程中起到了带头羊的作用。
当然，苏联各民族、各共和国之间的经济矛盾和利益冲突，并不一定必然要导致苏联的瓦解，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可以得到缓和与解决的。这里的关键是作为执政党的苏共要有一条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基本路线，要有一套符合苏联基本国情的正确政策。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他们谁也没有处理好这方面的问题，因而使苏联作为一个多民族共同体的生存和巩固一直潜伏着危机。戈尔巴乔夫倡导和推行的所谓“新思维”，使苏联改革的社会进程具有民族复兴和民族运动的天然形式，从而也给各民族之间经济利益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以巨大的引发力。戈尔巴乔夫等人喧嚣的公开性和民主化，突然揭开了掩盖苏联多年沉积下来的民族问题的面纱，使党和政府不能有原则、有秩序地逐步加以解决，并且在突发的民族事件面前失去了回旋的余地。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那些民族分立势力利用原有的民族矛盾，把矛头指向联盟中央，竭力制造事端，挑起各种民族冲突，终于导致了苏联解体的灾难性后果。这些人作为一个具有特殊利益的反对派阶层，对前苏联时期民族问题的严重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五）社会主义必须在两种社会制度竞争中展示出自己的优越性，而苏联却从世界舞台上的畸形超级大国沦落为可怜的国际乞丐，从而严重地毁损了社会主义的应有面貌和形象
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就一再强调，在经济和文化不够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必须用最大的努力来加强经济建设，使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在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上。他表示相信：“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8 〕为了动员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列宁提出了“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公式，并且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积蓄资财，以发展大工业，发展电气化，发展水力机械化，完成沃尔霍夫水电站建筑工程，使苏联尽快地“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民国家实行节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而且不能不寻求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电站等等的马上。”〔9 〕列宁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使苏维埃政权在两种社会制度的国际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列宁加重语气说：“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10〕在这种正确思想的指导下，苏联党和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巩固和壮大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来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了法西斯势力，确实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极大地鼓舞了世界人民争取光明前途的信心。
然而，从5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逐步走上超级军事大国的道路，对外实行扩张主义，把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军事工业上，使国民经济畸型发展。我们知道，在赫鲁晓夫时代，苏联的军事实力与它的对手美国相比，尚有一段很大的距离，但它在加勒比海危机之后便明显地加快了军备的步伐。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中期，苏联经过卧薪尝胆而获得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它的核武器数量已同美国拉平，质量上也日益接近，而在常规军备方面对西方已占了压倒优势；在军工技术上，苏联与美国相左右，各有所长，而它的宇航技术则处在领先地位。苏联在世界上首次把人造卫星射到太空，首次把人送到地球轨道，也是第一个在太空建立运行轨道站，当时令世人刮目相看。在整个70年代，苏联凭借着大大增长起来的军事实力，与美国展开了争夺世界霸权的较量，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地区对西方发动了咄咄逼人的攻势，致使两霸角逐的态势出现了攻守易位的局面。但是，苏联在军事方面这一暂时优势的获得，是以牺牲国民经济的发展前景为代价的，从而在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中越来越处于劣势。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较量的胜负，最具有决定性的东西是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而在两种社会制度下经济发展的快慢，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技术进步的状况。就在苏联走向超级军事大国的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后经过了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宇航技术为先导的第三次科技革命，随后又完成了以微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工程为主导的第四次高科技革命，并且相应地调整了产业结构，从而使经济获得了长期相对稳定的发展，进一步增强了它们的经济实力。而苏联经济仍然靠行政手段来管理，固守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传统模式，产业结构和商品质量均适应不了世界市场的竞争要求。更为可悲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阻碍着把最新的科学技术引入经济领域，因为在生产中采用新技术就会影响上级下达的产值计划的完成，所以调动不起企业在这方面的积极性。本来，连续铸锭工艺和可以节省能源、减少劳动消耗的氧气转炉炼钢法是由苏联科学家发明的，但却首先被日本、美国和西欧各国投入生产，在这方面反而把苏联甩在后头。仅此一例，就可以说明苏联经济发展中的障碍机制的消极作用，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难以发挥出来，所以逐渐拉大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原来就存在的差距。从1970年到1984年期间，苏联国民收入绝对值仅为美国的65—67%，按人均计算仅为美国的55—56%；工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一半，农业劳动生产率还不到美国的20%。在世界市场上，苏联商品竞争能力很低，而且对西方贸易中出口的80%是石油、煤炭和天然气，工艺水平较高的产品只占同西方总贸易额的0.23%。尽管苏联机器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比重，但它在这方面的贸易也没有优势，仅占全世界出口总额中的2%多一点，比发展中国家还要低。因此， 西方人讥讽苏联是“军事上的超级大国，经济上的发展中国家”。
这些事实足以说明，苏联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前只不过是一个畸型的超级大国，在实际上已经步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推行激进的改革政策使苏联社会潜在的诸多矛盾同时并发，酿成了紧张的政治局势，进一步破坏了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到处都成了各种势力之间政治角逐的场所，使经济体制改革成了争权夺利的牺牲品。从1988年以后，党和政府虽然又要重新启动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并就改善经济结构、调整经济机制等问题通过一些决议和措施，但混乱的社会政治形势使这些决策和措施难于贯彻，徒成一纸空文。结果，旧的经济管理体制被破坏了，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又未建立起来，从而使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经济形势日益恶化。1989年，苏联国民经济收入、劳动生产率、工业总产值等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率，均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最低点。1990年出现了苏联历史上在和平时期经济发展的第一次负增长的情况，进入1991年就更加糟糕。在“8·19 事件”发生前后，国家财政赤字、内外债务比1985年分别增长了几倍和十多倍，国内市场物价以数倍以至十几倍的幅度上涨，而商品又供不应求，并且越来越短缺，广大群众生活日益困难，有80%的人生活进入贫困境地。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苏联不得不三番五次派人去西方求援，但低三下四讨来的“紧急物资”不过是杯水车薪，仍然解决不了大问题。戈尔巴乔夫在苏联中央电视台发表讲话时哭丧着脸说：“在目前形势下，我们不得不依靠西方伙伴的支持；没有这样的支持，我们简直就过不下去。”可见，这时的苏联已从昔日的超级大国变成了可怜的国际乞丐。
应当指出，在国际上两种社会制度斗争的大背景下，苏联之所以在同西方资本主义的对抗和竞争中节节失利，步步退却，其终极原因是由于在当代经济和科技发展中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在这种危机的形势下，戈尔巴乔夫无力挽狂澜于即倒，又别出心裁地推行一条“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使他扮演了“苏维埃帝国垮台的主谋”（波兰《选举报》），并且“主持了最终把一个帝国主义摧毁的‘进程’”（英国《金融时报》）。这就是国际舆论对戈尔巴乔夫在苏联逆变、解体、亡国过程中所起作用和应负责任而做出的公正评价！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5月第版，第3卷，第425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5月第1版，第1卷，第272页。
〔3〕《列宁选集》第3卷，第509页。
〔4〕《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
〔5〕《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6页。
〔6〕〔7〕《列宁全集》1987年中文版，第43卷，第352页。
〔8〕《列宁选集》1960年4月第1版，第4卷，第16页。
〔9〕〔10〕《列宁选集》第4卷，第7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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