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治维新论文,戊戌变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梁任公曾经说过：上世史是中国的中国，中世史是亚洲的中国，近世史是世界的中国。他的所谓近世史，是指乾隆末年以后的历史。也就是说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发生关系的历史。平心而论，从一种特定的角度来考察，梁氏的说法具有明白而确定的概括性。在世界近代史上，1840年以前的中国和1853年以前的日本，有很多相似之处。其中，极重要的一点，就是都同处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商品经济蓬勃发展、世界市场逐步形成、殖民主义浪潮席卷世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所有的国家都不可能闭关锁国地生存下去了，而中日两国的统治者由于种种原因，仍然实行着闭关锁国的封闭政策。中日两国的大门都是被西方的炮火轰开的。在中国，其标志是鸦片战争。在日本，其标志就是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里率舰队东来叩关。在其后的一段时间内，中日两国所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有相似之处。而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也都是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而出现的。它们在两国历史上都有重大的意义。但是，它们对两国历史的实际影响，却不可同日而语。
一
即使粗略地扫瞄一下，人们也会发现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就其基本方面说，有着许多的相同点。这些相同点，与其说是历史的巧合，不如说是由世界大势和两国自身的社会性质，以及中日两个民族在此时所面临的历史课题造成的。一句话，这些共同点，是历史地形成的。
第一，从外部环境看，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都是在本国面临着西方列强的全面侵略、社会面临着殖民地化或半殖民地化严重危机时所发生的政治运动。这种侵略与危机，在中国，是鸦片战争的失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的失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订立，主权的逐步丧失，大量的赔款、割地和全国被几个列强瓜分为若干个势力范围，中国面临亡国的危险。
在日本，则是1853年以后的被迫开关，是《日美亲善条约》、《安政五国条约》、《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之类的极端不平等条约的订立，是黄金的大量外流，是经济的日趋恶化，是民族工业受到沉重打击，是被迫让外国在本土建立军事基地，是国内政治危机的加剧，是国家存在着被肢解的危险。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分别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爆发的，它们都背负着救亡的历史任务。
第二，从运动的社会性质看，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在本质上都是以带有某种半殖民地化色彩的封建社会为母体，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变革。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可以上溯到北宋。而在较完整的意义上说，明代中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了较可观的发展，然而，直到鸦片战争前，还是封建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其中，虽经洋务运动的推动，资本主义经济成份有所增长，但在社会经济中，始终未占主导地位。而鸦片战争后强加给中国社会的，则除了一部分外来资本以外，更多的是半殖民地化的因素。
日本在18世纪从自然经济中孕育出资本主义的因素。特别是在江户幕府建立之初，由于政局稳定，全国统一，商品经济获得较大的发展。雇佣劳动与资本，以手工业工场为载体，已缓慢地开辟着自己的航程。然而，就整个日本社会而言，它也不居主导地位。1853年以后的开关，又给仍蹒跚在中世纪长廊末端的日本社会打上了半殖民地的烙印。因此，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都是以带有半殖民地色彩的封建社会为出发点，旨在经过变革而走向近代文明的政治运动。
第三，从改革的内容上看，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都包括着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等诸方面变革，两个运动所涉及、所要解决的，都不是枝节性的而是社会体制、社会制度问题。戊戌变法诚然是个失败的运动，运动中的主干人物所提出的一系列主张，包括光绪皇帝下的二百多个诏书，许多并未实行就已烟消云散。但就其所提出的内容来看，诸如废八股、办新式学堂、开言路、裁减绿营、裁撤臃肿机构、准许自由开设报馆、设中国银行、矿务铁路总局、办农会、商会、训练精兵、奖励新发明，以及在百日维新之前作为运动先声所提出的反对签订不平等条约等等，所涉及的，都显然不是社会生活的个别问题或枝节问题，而是重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问题。而明治维新运动所提出的尊王攘夷、尊王倒幕、版籍奉还、地税改革、废藩置县，以及“以西洋文明为目标”大量输入西洋文化的措施等等，也都是社会生活中的重大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问题。
第四，从运动的实行方式上看，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都是由围绕着皇帝的一个政治集团酝酿、引发、组织、施行，自上而下地采取颁布政令、法令等方式进行的。在中国，是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首的知识界的精英们，拥簇着一个光绪皇帝，在政坛上兴云布雨，以期达到运动的目的。在日本，则是得到一批武士支持的萨摩、长州二藩和一些有西方思想的志士，把凄凉寂寞的天皇推到历史的前台，以实现自身的抱负。
然而，历史仿佛对中国过于残酷，而对日本过于恩宠。当日本经过了明治维新运动，摆脱了殖民化命运的枷锁，走向资本主义进而成为近代列强中的一个时，中国却在戊戌变法之后，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成为帝国主义列强蚕食、瓜分的对象。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世界近代史时，人们常常会感到困惑，为什么出现这样一种“同途”而“殊归”情况，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在这里扮演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二
现在，让我们讨论这两个政治运动的主要区别，在我们看来这也恰恰是明治维新何以取得成功，而戊戌变法何以失败的主要所在。
首先，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虽然都是具有反封建性质的运动，但是，它们各自所拥有的力量，和作为其对立面的力量，却有很大的不同。戊戌变法的思想旗手是康有为，他是这场变法的精神教主。而政治上的权威或旗帜，则是光绪皇帝。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应该说，在思想理论的准备和宣传上，都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为这个运动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然而，无论是公车上书也罢，建立学社也罢，以及后来的行走军机也罢，都主要是在发表言论、提供方案的范围内行动。这一切，在中国思想史和政治史上，诚然发出过耀眼的光芒，在其时沉闷喑哑的思想、政治界中所发生的震撼，也类乎核的裂变。而光绪皇帝，在名义上也是“九五之尊”，可以统帅一切、指挥一切。但是，维新志士们全是手无寸铁的书生。谭嗣同说：“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而可悲的正在于，他们手中没有刀，没有任何的武装力量。至于光绪皇帝，又是一个瑟缩在西太后淫威阴影之下的儿皇帝，在没有武装力量拥簇的条件下，他表面上的“无限权力”事实上却是极其有限的。光绪一生处于无权的地位，早在他入宫时已经确定了。光绪生于深宫，但他通过审阅奏章，认识到封建官僚集团的腐败无能、营私舞弊；军队无战斗力，对外战争一败涂地；洋务企业耗费国家大量钱财而亏损有加。光绪面对处于列强虎视眈眈威胁下的这样一个烂摊子，认识到不改革、不维新只有亡国。他又具有一定的西方文化知识，这使他接受维新派的政治主张成为可能。他比较早地接触到维新思想代表人物如冯桂芬、康有为、汤震等人的著作，也积极主张向西方寻求治国之道。光绪，这个处于丧权辱国时期的末世皇帝在19世纪末中国的社会条件和局势中，力图变革，他主战、支持变法都是顺应历史潮流的。
然而，维新改革是一场严酷的政治斗争，其锋芒所向，直指封建专制制度及其腐朽势力，维新改革必遭专制制度的卫道士及盘踞要津的大僚的抵制，维新的精神也为保守的世俗所不容。到19世纪末，中国的顽固派仍主张“治国之道以正人心，厚风俗为先”，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的变法斥责为“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1 〕维新派抓住光绪，开明官员拥戴光绪为首领，于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旧势力就极力削弱光绪的力量，凡支持光绪的均遭贬斥。善于权谋的封建统治势力的总头领慈禧太后将一切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势力和集团都集合在她的旗帜之下，正当维新派推动光绪皇帝颁发明定国是上谕，开始新政改革之际，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逼迫光绪在明定国是上谕颁布的第四天连发三道上谕，除罢黜翁同龢外还有两项重要举措：一是凡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要具折到皇太后前谢恩。这是慈禧企图再度“临朝训政”，并操纵用人大权，既笼络上层官僚，又防止光绪帝任命维新派为高级官员，扼制维新派进入权力中心；二是任命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领北洋三军。这是守旧派部署政变的关键步骤。荣禄曾对慈禧太后说：“以皇上任用匪党（指维新派），难保日久不生变乱。京津咫尺，以北洋军可资镇制。”〔2〕所以军机大臣被罢黜后， 荣禄出任直隶总督，“身兼将相，权倾举朝”。
总之，维新派没有军政实权，也没有广大人民作后盾，只有一个连自己地位也朝夕难保的傀儡皇帝，所以，当决战关头逼近，变革与反变革力量短刀相向时，他们找不到一只救生之筏，而只能把袁世凯当作“诺亚方舟”。而当袁世凯把他们出卖以后，从光绪皇帝到康、梁，到所谓“六君子”，也就只能或则瀛台被禁，或则亡命天涯，或则京华喋血，而决不能镇慑强敌、笑傲江湖。
反观日本，日本明治维新时也面临沦于半殖民地的危机，但明治维新发生在1868年，那时世界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强大多忙于其他事物还未顾及去争夺殖民地。日本史学家井上靖说：“英、法、俄的对立……使各国的侵略魔手相互受到牵制。美国的内战及其善后工作，使它没有余力在东方发动侵略。这一切都有助于日本摆脱半殖民地危机。”
在明治维新前夕，以长州蕃为首的革新派即以“开港倒幕”、“强蕃割据”为口号，展开反封建的倒幕运动。长州、萨摩、土佐、肥前诸蕃，不仅有“船中八策”、“王政复古”、“辞官纳地”的方案、纲领，还有事实上的“王政造成的以天皇为核心的政治权威”，它恰恰是改革的领导者和推行者。
其次，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的另一个重要区别点是，它们历史文化背景有很大的不同。日本民族具有开放性地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传统。战后日本的第一位首相吉田茂曾坦言，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日本一直是以中国为师的。其后日本又从朝鲜、印度学习到不少东西。在幕府时代，尽管实行锁国政策，但它仍然向荷兰吸取了许多新知识，形成了相当有意义的所谓“兰学”。而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统治者由于尝到了苦头，并从残酷的现实中醒悟到，必须从科学文化和政治经济上向西方学习，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竭力向西方学习，成为朝野上下的大潮流、大风气。日本人对外来文化既不一概排斥，也不盲目崇拜，而是对外来文化的优秀部分合理吸收经过创造性的再熔炼，使其具有新的性质而逐步成为日本传统的组成部分，是一个稳定而又“开放”的文化系统。
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历史进入近代，先进的中国人肩负“救亡”和“兴中”的使命，为救国也向西方去寻求真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之长技”旨在维护大清国的独立；洪秀全改造西方基督教为的是建立“男女平等”、“单一神权”的天国；康有为、梁启超推行变法走资本主义道路；孙中山提出“取法西人文明而用之”……这些只反映了中国近代国情之一面。从历史上看，汉、唐两朝是历史的大开放时代，然而，自安史之乱以后，特别是唐末以后，却逐步陷于封闭状态。比较地说，宋还不是很封闭的，郑和下西洋以后的明清社会，基本上就封闭起来了。闭关自守带来的社会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如果说，经济上的闭关自守，是中国近代经济落后的重要根源的话，那么，思想文化上的闭关自守则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落后的重要原因。乾嘉汉学对古籍和史料的整理，自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人们不要忘记，当乾嘉学者将自己横肆的天才和巨大的精力销熔于经史之中，搞得梁任公所谓“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斓然如日中天”之时，正是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潮勃起之日。戴震、惠栋、焦循、阮元之辈，不是生活在但丁、卜伽丘的时代，而是生活在亚当·斯密、李嘉图、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的时代。当纪晓岚在编纂《四库全书》之余，开始写《阅微草堂笔记》，宣扬“人心微暖，鬼神皆得而窥”、“冥冥之中，有如是之委曲”〔3〕的前因后果说时， 正是法国大革命爆发和进行的岁月。翻阅历史至此，常常使人废书长叹：若是其时的中国不是自我封闭，而是能够睁开眼睛看看世界，以乾嘉汉学诸大师的才能和精力，其成就当会有崭新的面貌，中国的学术思想当不会落后如许，以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闹出封疆大吏叶名琛靠吕洞宾的乩语来对付外敌的笑话。正是在这样封闭的历史氛围中，戊戌志士们悲壮而激越的呼号，才显得特别的孤独。
再次，中国是一个大国，而日本，则是一个相对狭小的岛国，这种空间背景的差异，也给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的成败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如上所述，其时中、日两国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就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总量而言，中国似乎胜于日本。但以中国之大，而日本相对很小，就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在社会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而言，日本的这个比例比中国的要高。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来说，天皇登高一呼，就会影响国内的许多地域，甚至能震动国土的大部分。而在中国，京城发生的一切，哪怕要传递到国内主要经济发达地区，都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遑论僻远地区了。面对苍茫大地，面对层层叠叠的官僚机构，光绪皇帝的诏书也罢，康、梁等人的狮子吼也罢，在很多很多的地方，都仿佛进入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变得杳无踪影。中国社会这种的闭塞性，使辛亥革命后的农村，仍然处于对政治茫然无知的状况。关于这一点，读读《阿Q正传》即可了然。
最后，从革新派所运用的策略来比较，以明治天皇为首的维新派显得较为条理、有序，而戊戌变法在操作上则显得紊乱和操之过急。
1868年明治维新政权建立以后，通过废藩置县，各藩全部解体，实行“四民平等”；通过地税改革，废除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对资本主义发展有重要意义；文化开明、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使西方文化大量进入日本，特别是大力普及初等教育，到明治末年全国就学率已超过95%。1890年以天皇命令形式发布《教育敕语》，把学校、社会、家庭三方面的道德规范纳入军国主义的轨道。正是这条理有序的政治、经济、教育等改革的成功，日本迅速走出了封建时代，开始接受资产阶级人权、民主思想，为建立资产阶级近代国家奠定了基础。
戊戌维新在策略上似操之过急，在新政改革中分不清轻重缓急，措施失当。103天的新政，颁发上谕达100多道，改革的内容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以至修理街道等琐事的措施也涉及了，新政上谕纷至沓来，每一措施都重要，结果究竟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连改革者也弄不清楚了，由于君主专制的官僚机构臃肿庞杂，更缺乏强有力的行政组织措施。从改革机构这一新政内容来看，康有为曾主张不必裁减旧衙门，只需添置新衙门，并主张官爵分离，给年事已高的冗员爵位及优厚物质待遇，这是较稳妥之措施，而光绪帝一次就下令裁撤了十多个衙门，这样就触犯了大批官员的特权和地位，必然会使矛盾激化，使他们群起而反对变法。
注释：
〔1〕胡思敬：《戊戌履霜录》，中国史学会主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神州国光社（上海湖南路9号），1953年9月版，（一），第376页。
〔2〕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一）， 第332页。
〔3〕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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