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开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社会学论文,中国论文,陈独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05X(2009)02-0107-09
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开创有突出的贡献，在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中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关于李大钊在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的先驱地位，笔者在十多年前曾做过较为系统的研究①。但关于陈独秀社会学思想的研究，在目前尚付阙如。笔者查阅有关“中国近现代社会学史”的著作②及近十几年的学术论文，皆未见有这方面的论述，更谈不上确立陈独秀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的开创者地位。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陈独秀著作较为系统的梳理，展示其社会学思想体系的具体层面及其对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重大贡献，为学术界认识现代学术史上的陈独秀提供一个具体的面相。
一、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理论
陈独秀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以“科学归纳法作根据”而具有科学的精神，因而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社会学”来进行宣传的。如他明确指出：“科学发明之后，用归纳法之处为多，因为一个原理成立，必须搜集许多事实之证明，才能成立一个较确实的原理。欧洲近代以自然科学证实归纳法，马克思就以自然科学的归纳法应用于社会科学。马克思搜集了许多社会上的事实，一一证明其原理和学说。所以现代的人都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学，因为他应用自然科学归纳法研究社会科学。”③陈独秀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在中国比较系统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理论。
陈独秀积极宣传唯物史观原理，科学地说明唯物史观原理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的指导地位。唯物史观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础，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人类社会变迁的根本原理。列宁曾指出，唯物史观“第一次把社会学提到科学的水平”，“在这以前，社会学家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总是难于分清重要现象和不重要现象(这就是社会学中主观主义的根源)，找不到这种划分的客观标准”；唯物史观则“提供了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它把生产关系划为社会结构，并使人有可能把主观主义者认为不能应用到社会学上的重复性这个一般科学标准，应用到这些关系上来”④。陈独秀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原理时，尤其关注唯物史观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和对社会变迁的解释，科学地说明了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演变的解释能力及其意义。在陈独秀看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仅说明了社会是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所组成的社会结构，而且因为强调生产力是人类社会演变的动因，从而重点解说了人类社会的“变动”问题。唯物史观的要旨，一是在“说明人类文化之变动”，主张“社会生产关系之总和为构成社会经济的基础，法律、政治都建筑在这基础上面。一切制度、文物、时代精神的构造都是跟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的，经济的构造是跟着生活资料之生产方法变化而变化的”；二是在“说明社会制度之变动”，认为“社会的生产力和社会制度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有变动，社会制度也要跟着变动，因为经济的基础(即生产力)有了变动，在这基础上面的建筑物自然也要或徐或速的革命起来”⑤。在与张君劢进行思想论争时，陈独秀鲜明地指出：“人类社会因果关系非常复杂，所以社会现象也非常复杂”，但必须用唯物史观原理来解释“社会现象变迁”问题；因为“社会现象变迁之动因及大多数个人对此变迁之态度即社会心理，推求其最初原因都是物质的，而为因果律所支配，因此，社会科学家才有加以物质的因果的说明之可能”⑥。正是由于陈独秀对唯物史观不遗余力的宣传及对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解，为中国形成以唯物史观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陈独秀注重阶级斗争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来解释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的根本动因。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来解释人类社会的结构和人类社会演变和发展的规律，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能动的社会学、革命的社会学，它不是孔德社会学那种以研究现行工业社会秩序稳固问题，而是研究如何破坏现存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秩序而构建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阶级斗争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陈独秀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仅与唯物史观不矛盾，而且“正是根据唯物史观来说明阶级争斗的”，因为阶级斗争的含义一是说明“一切过去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争斗的历史”，二是阐述“阶级之成立和争斗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必然结果”。依据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陈独秀就中国社会改造提出主张：“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⑦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研究和宣传，不仅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起了直接的指导作用，而且强化了开创阶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所具有的社会革命的激进特色。
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予以高度的重视，主张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使资产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并发挥无产阶级专政在建设新社会中的作用。陈独秀指出：“从前有产阶级和封建制度争斗时，是掌握了政权才真实打倒了封建，才完成了争斗之目的；现在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争斗，也必然要掌握政权利用政权来达到他们争斗之完全目的，这是很明白易解的事。”⑧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也强调：“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应当首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⑨陈独秀对此有深入的把握，他在答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的信中，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在建设新社会的地位有这样的说明：“至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两句格言，不但共产党不反对，我想除了昏狂的人，没有人愿意反对。现在共产党所争持的所努力的乃是怎样使我们由强制而习惯的作工，使人人真能各尽所能；乃是怎样通力合作，怎样使生产事业集中成为社会化，怎样使生产力大增、生产品充裕，使人人真能各取所需。想努力实现这些理想，非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不可。”⑩陈独秀这里所强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正是恩格斯所明示的“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的要求。
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宣传集中在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重要方面，这大体上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的共同方面。但从陈独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点来看，不难看出这样三个特别的倾向：一是他通过对唯物史观的宣传和研究，注重人类社会演变的规律以及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问题；二是他通过对阶级斗争学说的解读和理解，研究怎样破坏现存社会秩序和建立新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问题；三是他通过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不仅阐明如何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的问题，而且尤为关注如何建设新社会的问题。这三个“特别的倾向”亦是陈独秀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的鲜明特色。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展开的，自然又是在进一步联系中国社会变革问题、研究如何促进中国社会变迁中形成体系的。
二、科学阐述社会学的学理问题
陈独秀在发动新文化运动时就对社会学产生浓厚的兴趣，用西方的社会学理论来分析中国的伦理道德问题，对西方的社会学表示出高度的赞赏。如他在1916年就曾说：“法国社会学者孔特(即孔德——引者注)，谓人类进化，由其富于模仿性，英雄硕学，乃人类社会之中枢，资其模仿者也。”(11)陈独秀自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就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理论来研究社会学的学理问题，因而在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
1.科学方法与社会学研究。陈独秀对于社会学以何种方法来研究予以深刻的思考，主张用“科学精神”及其“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学，反对将社会学片面地自然科学化。在陈独秀看来，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都要遵循“科学精神”才能有所进步，而“科学的精神重在怀疑、研究、分析、归纳、实证，这几层工夫”，但这不是主张各门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化，所以“我们现在一面要晓得自然科学只是各种学术底一种，不能拿来取消，代替别的学术；一方面要晓得别的学术(道德学、性理学也包含在内)，多少都要受科学精神的洗礼，才有进步，才有价值”(12)。陈独秀指出，“我们只应当拿科学的方法研究别的学问，却不可拿自然科学说明别的学问。拿生物学说明社会学，就是一个失败的先例。”(13)可见，陈独秀是主张社会学研究在遵循“科学精神”的前提下运用“科学方法”，而反对西方学术界盛行的学术研究的泛科学化思潮。陈独秀还进一步认为，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各种社会科学，只要使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就具有科学的性质，就不能排除在科学之外。陈独秀指出：“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象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14)陈独秀从广义“科学”的概念出发就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进行诠释，从而得出社会学等学问具有科学性质的结论，并且将社会学置身于社会科学的大序列之中，显示了其广阔的学术视野和科学的学术精神。
2.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学关注的一个理论问题，也是陈独秀力图解决的课题。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陈独秀强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依存关系，主张我们人类“决不可与社会分离”。他指出：“社会是我们人类组成的，我们人原是社会的成分，假如我们没有社会，那么，我们以一人，能够供给自己的要求吗？……又如外界的侵袭——洪水猛兽之类，又不是一人可以防御得住的，故必定聚而为社会，顺我们人类同情协力之自然趋势。”(15)因此，社会是支配个人的，个人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我们无论如何反对我们所生存的社会制度，在我们未曾用我们的力量把现存的制度推翻以前，我们仍旧必然为现存的我们所反对的社会制度所支配。”(16)正是认识到人类与社会之间的依存关系，陈独秀认为人们在社会之中的自由具有相对性，不可能享有绝对的自由。需要指出的是，陈独秀强调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依存关系，并不是说人在社会中是无能为力的，相反他认为人们在改造社会、推进社会进步中具有积极的作用，并主张“改革社会，非从社会一般制度上着想不可”，而不是“增加一两个善分子”或“除去一两个恶的分子”(17)。陈独秀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是很有见地的，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论述。
3.关于社会运行规律的研究。在陈独秀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中特别注重社会运行规律的探讨。在社会学研究领域，社会运行有没有规律？如果有又是怎样的规律？自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与自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都承认社会运行的规律性，都以社会运行规律作为其社会学的研究内容。两者的主要区别，一是孔德一派的社会学将资本主义社会永恒化和模式化，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则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只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人类社会必然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二是孔德一派的社会学在研究社会运行规律时具有将社会的静态研究与社会动态研究相分离的倾向，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揭示社会运行规律时则注重将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结合起来(18)。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指导下，强调社会的运行是有规律的，认为人类社会不仅是进化的，而且“社会的进化，非速亦非迟，乃是根据人类生活的要求，依照历史的阶级(这里‘阶级’一词，在五四时期的语汇中其含义是‘阶段’——引者注)，自然地演进，必无循环、退后或超越之理。”(19)陈独秀还认为，社会运行又是“社会进化”与“社会革命”相统一的，当人们明白“社会进化”的规律而进行“改造社会”时，“采用革命的手段而促其进化”则可以使社会运行的速度“变快一些”。而且“革命”必以建立“新的制度”为目的，因为“革命不是别的，只是新旧制度交替底一种手段”，“倘若革命后而没有新的制度出现”则“不配冒用革命这个神圣的名称”，只有“用力量把旧制度推翻，同时用力量把新制度建设起来，社会才有进步”(20)。陈独秀探讨社会运行的规律，主张人们要遵循社会进化的原理，并提出社会运行是进化与革命相统一的观点，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论述。
4.关于自杀问题的研究。自杀是西方社会学界研究的重要的社会现象，五四时期的中国学术界就有不少学者专门就自杀问题进行学术上的研究，如李大钊曾写有13000字的《论自杀》的学术论文(21)，北大学生罗家伦也发表了《是青年自杀还是社会杀青年？》文章。陈独秀认为，“自杀是一种重大的社会现象，在社会学上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因为自杀若成了一种普遍的信仰，社会便自然破灭，那里还有别的现象，别的问题发生呢？”因而对于自杀“这样重大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感想可以解答的”，而是需要从学术的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1919年下半年，陈独秀花了很大的精力讨论“思想变动与青年自杀”问题，完成了《自杀论》这一很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就“自杀底趋势”、“自杀底时期”、“自杀底原因”、“自杀底批评”及“自杀底救济”等五个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陈独秀通过研究认为，自杀在整个社会上确有“加增底趋势”，但并非有如社会学家所说是“随着文明程度”而加增，而是随着“思想发达和经济压迫底程度”而加增。这里，陈独秀就自杀的客观原因与主观原因作了细致的分别，但强调“社会压迫”是自杀现象的“总原因”，这就说明了自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具有社会的本因。陈独秀还进而研究各种自杀现象“直接的原因”，列举了社会上自杀的16种现象，并将其归纳为三类予以分析，其结论是：“三类十六种自杀底原因，综合起来，不外两大总原因：(一)社会的压迫(精神的，物质的两方面)。(二)思想的暗示(个人的，社会的两方面)。”(22)陈独秀认为研究自杀问题在目的上还是为了找到解决社会自杀现象的方法，使社会得到有效的改造。他更看重个人对社会“反抗”的方法，强调“反抗”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如他说：“反抗是好现象不是坏现象，反抗与结合，是相反相成的作用，是社会进化所必经的现象；社会上倘永远没有反抗的现象，便永远没有进步”(23)。总之，陈独秀的《自杀论》在学理上探讨了社会自杀问题，是一篇严谨的社会学论文，在中国社会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5.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陈独秀1920年初发表的《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是一篇既研究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又阐述中国人口问题的社会学论文，与同一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人口问题的论述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人口学思想的发端。在此文中，陈独秀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进行抨击，认为“马氏不在这多人失业上研究救济方法，却想用限制人口来根本解决，已经和用石条压平驼背的法子同样可笑”(24)。陈独秀认为，“中国人口问题，也不是马尔塞斯底学说可以解决的。”(25)在陈独秀看来，中国虽然表面上存在着一个人口过多的问题，但实质上并不是真正的人口过多，“因为中国人口过多底现象，不是和土地比例的人口过多，乃是不生产而消费的游惰人口过多；生活资料不足，不是生活资料增加底可能性赶不上人口增加，是增加生活资料底方法赶不上人口增加”。所以，陈独秀提出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具体方法：(1)发展生产事业；(2)发展交通事业；(3)发达科学；(4)发达生产技术；(5)增加劳力底数量；(6)分配平均；(7)限制人口。其中前4条方法侧重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加社会的生活资料；而第5条方法即“增加劳力底数量”，其手段是“在社会制度上、经济组织上取消那‘游惰的上流阶级’和‘游惰神圣’的风尚，使劳力底数量充分增加”，及第6条方法即“分配平均”，都是侧重于生产关系的变革。至于第7条方法即“限制人口”，其“限制底方面应该注重在游惰的上流社会，不限于贫苦的劳动者，这却和马尔塞斯底主张有点不同”(26)。陈独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用发展社会生产力和进行生产关系变革的办法来解决中国人口问题，切合中国人口问题的实质，值得充分肯定。由此可以说，陈独秀的《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最早提出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方案之一。
陈独秀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研究社会学学理问题有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坚持科学原则在社会学中的运用。陈独秀强调社会学的科学方法，对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分析以及对社会运行规律的研究，都是从社会科学大视野出发的，力图将社会学建设成一门具有科学性的学科。二是追踪社会学的前沿问题。陈独秀研究社会学的一些学理问题如个人与社会关系、社会自杀问题、马尔萨斯人口论等多是当时社会学领域的热门话题；而关于社会运行是否有规律问题，也是自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产生后特别是19世纪末人文主义思潮兴起后西方社会学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三是密切关注现实社会。社会学本来就有关注社会现实的传统，而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变革理论的指导下更为注重社会现实问题。如他分析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联系到中国社会中个人的自由问题；探讨社会运行规律问题，则又联系到中国社会变革的目标和趋向；研究自杀问题，也是因为中国五四时期青年学生的自杀现象所引起；而他研究和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也特别关注中国的人口问题。总的来看，陈独秀研究社会学的学理问题具有学术性与现实相结合的特色，而现实的关怀和改造社会现实的追求贯穿其学术探讨之始终，这使得他不可能成为一个书斋式的学者。
三、积极从事中国社会组织、社会阶级结构及社会阶层的研究
陈独秀密切关注中国社会现实，他的社会学思想是以现实的关怀为起点而构筑起来的。陈独秀为了了解中国社会的现状，把握中国社会运行的特点及趋势，他依据唯物史观原理着重于研究中国社会组织及社会阶级结构、阶层，为进一步剖析中国社会结构并提出变革中国社会的具体主张提供了现实的根据，因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1.关于中国社会组织
陈独秀对于社会组织予以重点研究，他不仅强调社会组织在社会演变中的地位，而且认为社会进化是以社会组织的进化为重要表征的，而革命又是社会组织进化“最显著的现象”，因而革命对推动社会组织的进化起了积极的作用。他指出：“人类社会之历史，乃经过无数进化阶段及多次革命战争，乃至有今日之组织及现象；其组织进化之最大而最显著者，乃是由部落酋长进化到封建诸侯王，由封建诸侯王进化到资产阶级，由资产阶级进化到无产阶级。在这些最大而显著的社会组织进化之中，又各有几多比较小的比较不甚显著的进化阶段；在每个进化阶段新旧顿变时，都免不了革命战争。革命之所以称为神圣事业，所以和内乱及反革命不同，乃因为他是表示人类社会组织进化之最显著的现象，他是推进人类社会组织进化之最有力的方法。”(27)正是重视社会组织进化在社会演变中的地位和革命在推进社会组织进化中的作用，陈独秀对“劳动组织系统”做过比较细致的研究。他所说的“劳动组织系统有三：(一)党派的组织，不分劳动者所属的职业或产业，但依党派的政见而结合；(二)职业的或产业的组织，乃是一地方底某种职业或某种产业的劳动者所组织，更进而联合全国同业，组织全国某种职业或某种产业底联合会；(三)地方的组织，乃是联合一个地方(市或县)底各种职业或产业工会而组织一个地方的劳动团体，更进而联合各地方的团体组织一个省的劳动团体，更进而联合各省的团体组织一个全国的劳动团体。”(28)陈独秀认为，在这“劳动组织系统”中的三种组织，其地位和作用以及组织的难易程度是不同的。第一种组织即“党派的组织”是“最适于阶级争斗，但在劳动运动幼稚时代极难成立”；而第二和第三种组织即“职业的或产业的组织”及“地方的组织”，虽然“比较的容易实现”，但往往会出现“仅仅一个地方底职业或产业的工会及一个地方联合会”却“假冒全省或全国总工会名义”的现象，并且有时会有是“个人的联合”而不是“团体的联合”的毛病(29)。陈独秀关于社会组织进化的研究以及由此而开展的“劳动组织系统”的研究，是他在社会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学术贡献。
陈独秀注重青年学生组织——“学生会”的研究，认为“全国学生总会是学生界必须的组织，是学生界作战的重要工具”(30)。在他看来，学生只有联合起来而有自己的组织才能在社会改造中发挥作用。五四运动之后的一段时间，各地的学生组织——学生会大都有名无实，尤其是学生之重镇上海、广州学生会连名称也没有了。随着国民革命的开始，北京、武昌的学生会渐渐活跃起来。1924年3月9日广州学生会复活，并发表了改组宣言；同年5月4日，上海又成立了学生联合总会。陈独秀通过研究广州学生会的现状，认为广东学生会努力方向是，“今后将地方观念、宗教观念涤荡净尽，坚固的团结整个广州学生会，永远勿从安那其的谬见，自由退出而分裂而自杀！”关于上海学生会，陈独秀“更忠告全上海学生：(一)今后之活动应全体动员，各个都能尽职，勿但责难少数领袖；(二)应视全国学生为一体，勿存南北之见；(三)勿以宗教之故分裂上海学生团体。”(31)陈独秀研究学生组织，其关于学生组织建设的思想是很有见地的。
陈独秀用了很大的精力来研究如何促进中国社会组织的成长问题，尤其关注工人组织——工会等劳动组织的建立和发展。陈独秀在这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一是充分认识到在中国组织劳动团体的极端重要性，认为中国劳动团体的组织在改变现存中国社会状况中起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指出：“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中国劳动(农工)团体为反抗资本家资本主义而战，就是为保全中国独立而战。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立之目的。”(32)二是认为工人团体应该由真正的有觉悟的工人组织而成。针对有些工人团体流氓充斥、工头包办的现象，陈独秀鲜明地指出：“工人要想改进自己的境遇，不结团体固然是不行。但是像上海的工人团体，就再结一万个也都是不行的。新的工会一大半是下流政客在那里出风头，旧的公会公所一大半是店东工头在那里包办。觉悟的工人呵！赶快另外自己联合起来，组织真的工人团体呵！”(33)。三是主张工人阶级不仅要组织团体(工会)，而且要联合起来，并且要注重内部的组织建设，形成坚强的组织力量。1920年中共上海发起组领导建立了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陈独秀于10月3日出席该工会发起会，他在演讲中强调工会团体之间“彻底联络”的伟大力量，认为矿工、铁道工、机器工“这三个团体，要是彻底联络了，那就社会上一切物件，都要受他底支配，就是政府也不得不受其支配”(34)。陈独秀关于中国工人工会组织建设的论述不仅指导了当时中国工会组织的发展，而且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开创了中国社会组织研究密切联系工人运动实际的良好学风。
2.关于社会阶级结构
陈独秀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对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进行了研究，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社会阶级结构进行探索的重要代表，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开创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农民阶级。陈独秀于1923年发表了《中国农民问题》等文章，力图运用阶级分析和经济地位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农民阶级。陈独秀经过分析认为，中国农民在全国人口中占有很高的比例，中国社会变革必须有农民的加入才能成功。他指出：“农民占中国全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35)陈独秀注重对中国农民进行阶层的分析，特别注重对农民各阶层经济地位的研究。在陈独秀看来，农民群众作为一个整体，“其经济生活程度虽非相差甚远，而经济地位则有几多复杂之区别”(36)。他将农民划分为3类：第一类是自耕农，其中又包括中产阶级和小有产阶级；而中产阶级是由自耕农民兼地主和自耕农兼雇主构成，小有产阶级是由自耕农民和自耕农兼佃农构成。第二类是半无产阶级，即半益农，是由佃农兼雇主和佃农构成。第三类是农业的无产阶级，是由雇工构成(37)。这里所说的“中产阶级”、“小有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及“无产阶级”是运用阶级斗争理论对农民阶层的阶级属性的具体划分所提出的特殊概念，而这种划分又是依据农民对土地这一农村重要的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及农民的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陈独秀提出的“中产阶级”、“小有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及“无产阶级”等概念，有助于改变学术界对“雇主”、“佃农”、“雇工”等传统概念的认识。陈独秀关于中国农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23年，尽管有些观点(如农民的保守性)值得进一步研究，但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的尝试，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具有代表性，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中国化有着历史性的贡献。
关于地主阶级。陈独秀研究中国农村社会，自然注意到农村中与农民处于对立地位的地主阶级。在他看来，中国的地主把持乡村，是农村中的统治阶级；但地主亦有“大地主”、“中地主”和“小地主”之别，其在乡村社会中的人数、对土地的占有状况，以及在乡村中的地位亦有所不同。关于大地主，陈独秀指出：“有地过万亩之大地主，在全中国每省不过十人左右，此等大地主是前清贵族，大多数是旧官僚或新军阀，他们对于佃农有很大的威权；股份公司居极少数，因为旧法耕地之利润远不及工商业，故城市的资本家多不肯投资农业。”关于中等地主，陈独秀指出：“有地过千亩之中等地主，全国至少在二三万以上，他们半居乡村，半居城市，有的是在城市兼营小工商业者，有的是官僚后裔之无职业者，专恃收取地租维持生活。其居乡村者，或为绅董把持乡村之政权，或为高利营业盘剥贫农。”关于小地主，陈独秀指出：“有地过百亩之小地主，其数至少十倍于中等地主，他们大多数居住乡村，其职业或在乡镇经营小商业，或在乡村为绅董。”(38)陈独秀正是根据对地主阶级各个阶层的研究，从而得出“劣绅、地主、土豪乃是半封建势力之真实基础”，而中国军阀也是“半封建的军阀”(39)，这对此后的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中国共产党人正式提出中国社会具有“半封建”性质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无产阶级。陈独秀对中国无产阶级有专门的研究，而他对无产阶级阶级地位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陈独秀在1923年对中国无产阶级力量有所考察，但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地位的认识却存在一些问题。如他得出中国无产阶级“幼稚”的结论，认为：“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40)随着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作用的发挥，陈独秀对其认识有了很大的进步。1924年底，陈独秀在总结中国“二十余年来国民运动”的“总教训”时，明确指出：“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而且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天然敌对者；不但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他是主力军，即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国民革命，也须他做一个督战者，督促一切带有妥协性的友军——农民、手工业者、革命的知识阶级、游民无产者(兵与会匪)及小商人，不妥协的向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内的军阀、官僚、富商、劣绅、大地主、反革命的知识阶级进攻，才能够达到国民革命之真正目的——民族解放。”(41)五卅运动发生后一段时间，陈独秀认为“中国的工人阶级第一次得着这样伟大的政治上组织上的训练，增高了自己的地位，成了民族解放运动中极重大的动力”(42)。可以说，随着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的发展和在革命斗争中的积极表现，陈独秀对中国无产阶级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和评价。
关于资产阶级。陈独秀在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中，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总体上是“幼稚”的，但不排除其在特殊的情形下参加民主革命的可能。陈独秀分析道：“工商业幼稚的资产阶级，他的懦弱心理，自然不容易赞成革命；但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企业规模超越了地方的而渐成为全国的，同时又遭遇军阀扰乱之障碍或外货之竞争，经济的要求自然会促起他有政治革命必要的觉悟。所以资产阶级究竟革命不革命，当视其经济的历史的发展决定之，不当以初步积累时懦弱心理决定其全阶级的终身运命。”(43)陈独秀这里所主张的从经济变动的事实来分析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原理的正确运用。关于中国资产阶级政治态度，陈独秀依据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变动的情形，从辛亥革命到当时的1923年底的历史中，梳理了中国资产阶级政治心理变动的轨迹，说明中国资产阶级经历了“非政治的态度——半和平半革命的态度——革命的态度”的历史演变过程。但是，陈独秀并不认为中国资产阶级之中就没有阶层的区别，相反他认为中国资产阶级中包含着“反革命”、“非革命”、“倾向革命”三种分子，具体说在“资产阶级当中，有些是帮助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反革命者，有些是非革命的中立分子，有些是偶然倾向革命而易于妥协者”(44)。陈独秀提请人们注意，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更不能单独革命”(45)；而且随着民主革命的发展，中国资产阶级“所有应有的革命要求，很容易被他阶级的反动性消灭下去”(46)。可见，陈独秀一开始对资产阶级力量过高的估计，在对现实革命运动的分析中已有所变化。
3.关于中国社会阶层
陈独秀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认识到中国社会自然由各个阶级构成，而阶级又是由阶层构成的；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处于变革的转型时期，一些旧有社会阶层处于消解之中，而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又不断崛起，因而他对中国社会阶层的研究也引起高度的重视。
关于买办阶级。陈独秀在对买办阶级的重要代表——广东商团的考察中，引发他从理论上系统研究中国买办阶级这一特殊的阶层，并形成了这样几个观点：第一，中国买办阶级就其起源而言，产生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的过程中。在陈独秀看来，买办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在国内的政治中起了“一是辅助外国资本主义之侵入，一是勾结军阀政府以重利盘剥国家”(47)的作用。第二，中国买办阶级代表着帝国主义的利益，因而具有反动性。陈独秀认为，中国买办阶级与帝国主义侵略具有特殊的关系，“这些买办阶级本是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工具，他们为了他们的主人(帝国主义者)的利益，不惜破坏本国的国民运动，卖掉自己的国家”，成为一种“商人贵族”阶层，并进而谋求其“商人贵族”的特殊利益。陈独秀揭示了中国买办阶级反动性的基本表征：“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商人贵族本是因为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之侵入而发生而繁荣的，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即是他们的利益，他们宁可牺牲国家主权与国民利益，而决不肯侵犯外国帝国主义者的特权与利益，他们为了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和他们自己的利益是可以和军阀妥协的，他们所不愿与妥协的，只有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民众。”(48)第三，中国买办阶级在中国半殖民地经济中具有很大的势力。陈独秀指出：“中国的买办阶级，比国内任何商业、工业资产阶级的势力都大，除了帝国主义者，他便是中国的经济之王。”(49)陈独秀注重买办阶级与帝国主义关系的分析，揭示了买办阶级这一特殊阶层的本质特征，这是他对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研究的重要贡献。
关于知识分子。陈独秀关于知识分子阶层的研究，形成了这样的几个观点：第一，中国知识分子是分属和依附于不同阶级的社会阶层，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陈独秀指出，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广阔的国家，而知识分子虽然大体上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级”；但中国的知识分子“他本没有经济的基础，其实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因此他对于任何阶级的政治观念，都摇动不坚固”(50)。这里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由于“没有经济的基础”因而只能以阶层而存在，所以在政治上依附于各个阶级。第二，中国知识分子的作用具有两面性，但其革命性的一面将增长。陈独秀认为就知识分子的“近事”来看，知识分子的作用，“在坏的方面：议员政客们都属士的阶级，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来吸收他们，只得附属军阀作恶；在好的方面：戊戌前后的变法自强运动，辛亥革命运动，‘五四’以来国民运动，几乎都是士的阶级独占之舞台”。陈独秀在承认知识分子两面性的前提下，认为知识分子在现实的政治运动中其革命性的一面将有发展的趋势，特别是“在无产阶级实行革命和他们阶级的利益当真冲突以前，他们是羞于放弃革命态度的”。陈独秀还认为，即使是一些不主张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于社会之不安不满足，也可以说是间接促成革命的一种动力”(51)。第三，青年学生是知识分子中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社会变革中担负“特别职任”。陈独秀不仅认为青年学生属于知识分子阶层，而且具体地分析了青年学生这一阶层的特性。他指出：“知识阶级的学生自然是小资产阶级之产物，他的特性：一方面因为没有经济的基础，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他对于任何阶级的政治观念，都非坚固不能摇动；一方面正因为他的阶级性不坚固，往往有超越阶级的理想，比任何阶级都易于倾向革命。”(52)陈独秀对青年学生这一知识分子阶层的分析和期待，切合了青年学生这一阶层的实际，在当时是极具有政治意义的。
关于留学生。陈独秀本人有三次留学日本的经历，领导新文化运动时又集结了一批具有留学经历的知识分子，因此他对留学生这一重要阶层有切身的感受；加上“五四”以后，留学生归国在社会上尤其是思想界的影响渐有扩大之势，这也使他注重对留学生进行考察。陈独秀对留学生这一社会阶层的作用虽然有所肯定，但主要是揭示留学生在中国社会中的负面影响，认为有些留学生有贩卖留学国思想的毛病。如他说：“如今只有一班半通不通自命为新学家底人，开口一个国家，闭口一个爱国；这种浅薄的自私的国家主义爱国主义，乃是一班日本留学生贩来底劣货(这班留学生别的学问丝毫没有学得，只学得卖国和爱国两种主义)。”(53)陈独秀还认为，有些留学西方的留学生对留学国存在很大的幻想，在思想上自觉不自觉地站在西方国家的一边，具有亲和留学国的现象。1921年陈独秀在对华盛顿会议发表的评论中这样说：“我们中国人尤其是美国留学生，对于华盛顿太平洋会议，有两个唤不醒的迷梦：(一)他们以为此次华盛顿会议是中国免除外患千载一时的机会，列强至少美国必然主张正义人道帮助中国抵抗日本。(二)他们以为此次华盛顿会议，倘列强不能妥协，冲突起来，限制军备案不能成立，太平洋诸问题不得解决，不但是太平洋沿岸弱小民族底不幸，简直是世界和平底不幸。”(54)1923年底，陈独秀又说：“英、美同族，因此中国留英学生或留美学生并有互亲英、美的态度。”(55)陈独秀注意到，部分留学西方的中国留学生，由于受西方思想的影响，看不清帝国主义的存在，否认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对有否“帝国主义”名词都存在怀疑，甚而认为“中国也自然没有民族解放运动之必要”(56)。陈独秀对留学生这一阶层正面评价的不多，固然具有认识上的局限；但他看到了留学生在思想上认同留学国，在感情上亲近留学国，对帝国主义也存在某种幻想。陈独秀的这一认识应该说是有一定见地的。
总之，陈独秀的社会学思想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原理研究中国社会变革的学术思想，与同一时期的李大钊、李达、瞿秋白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学思想同属于“唯物史观社会学”体系。陈独秀的社会学思想不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学理的层面研究社会的结构与演变，而且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中国社会的改造上，注重中国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的研究，致力于中国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的探索，因而陈独秀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中国化的最主要代表之一，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极为重要的开创者。
注释：
①参见吴汉全：《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开创》，《松辽学刊》1993年第4期，又见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1993年第6期。
②学术界最有学术影响的中国社会学史专著，无疑是杨雅彬先生80多万字的《近代中国社会学》(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但该著未提及陈独秀的社会学思想；袁方主编的《社会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及郑杭生等著的《中国社会学史新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也未提及陈独秀的社会学思想。其他社会学史著作亦是如此，不一一列举。
③《马克思的两大精神》，《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④《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
⑤《马克思学说》，《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354-355页。
⑥《答张君劢及梁任公》，《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690页。
⑦《共产党月刊短言》，《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201页。
⑧《马克思学说》，《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359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8页。
⑩《答黄凌霜(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371页。
(11)《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218页。
(12)(13)《告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80-81、79页。
(14)《新文化运动是什么？》，《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123页。
(15)《新教育之精神》，《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95-96页。
(16)《讨论无政府主义》，《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293页。
(17)《新教育是什么？》，《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233页。
(18)郑杭生、李迎生：《中国社会学史新编》，第15页。
(19)《社会之历史的进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454页。
(20)陈独秀：《革命与制度》，《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1日。
(21)参见《论自杀》，《李大钊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175页。
(22)(23)《自杀论》，《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60、65页。
(24)(25)(26)《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108、115、116-117页。
(27)《革命与反革命》，《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402-403页。
(28)(29)《告劳动运动的人》，《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361-362、362页。
(30)(31)《欢迎广州上海两学生会》，《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675页。
(32)《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211-212页。
(33)《真的工人团体》，《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152页。
(34)《在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上的演说》，《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183页。
(35)《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562-563页。
(36)(37)(38)《中国农民问题》，《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508-509、509、509页。
(39)《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1110-1111页。
(40)《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564页。
(41)《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820页。
(42)《我们如何继续反帝国主义的争斗？》，《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898-899页。
(43)(45)(50)(51)《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559、561、561、562页。
(44)《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工人的力量》，《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838页。
(46)《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949页。
(47)(48)(49)《国民会议与商人贵族》，《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823、824、823页。
(52)《青年们应该怎样做！》，《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541页。
(53)《随感录·学生界应该排斥底日货》，《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73页。
(54)《太平洋会议与太平洋弱小民族》，《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317页。
(55)《寸铁·亡中国者留学生也》，《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569页。
(56)《十月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9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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