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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2)07-0098-05
毋庸置疑，熊大木在明代小说史上是一位相当重要的人物。长期以来，研究者给予他书坊主与通俗小说编纂者的双重身份，并总结出这种双重身份在通俗小说发展史上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创作模式，即“熊大木现象”。新近，有研究者重申熊大木是“第一个打破文人传统，进行历史小说创作的书坊主”。
然而，就笔者所知见，在熊大木书坊主身份的认定上，以往的研究论述推理的成分大于实证，缺少切实的文献依据。如：
《潭阳熊氏宗谱》未见收录熊大木。陈大康先生据《潭阳熊氏宗谱》载熊福镇，号钟谷，与熊大木号相同，推论熊大木原名福镇，为刻书家熊宗立的曾孙。①姑且不论熊大木是否为熊宗立的嫡系子孙，②仅依据曾祖父熊宗立是刻书家推论曾孙熊大木也是刻书家，是不够充分的。甚至有研究者提出“书林熊氏忠正堂，刻书始于明嘉靖间(1522-1566)，其创始人熊大木”。③其所据不得而知。或许有研究者还要提出不同意见，《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前熊大木《序武穆王演义》自署“建邑书林”，书林即书坊，熊大木即书坊主。书林或书坊的含义，一是泛指以刻书卖书为业的坊肆书铺，一是指具体历史地名，即建阳崇化里书坊街。肖东发先生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已做考证：“建邑书林”，“两个意思都讲得通，但主要还是讲地名”。④因而，倘若仅仅以“建邑书林”这样的题识来断定熊大木即为书坊主，显然是值得商榷。
鉴于此，熊大木作为书坊主的身份值得怀疑。笔者查考相关文献记载发现，熊大木作为书坊主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下面略述一二，就正于方家。
学界一般公认，《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全汉志传》、《南北两宋志传》四书，为熊大木所编纂。由于小说翻刻且随意挖改重印现象的大量存在，本文要旨不在于比较各种版本间的异同，现只对今天能看到的这四种小说的最初版刻先进行一番梳理。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八卷，首卷卷端题：“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鳌峰熊大木编辑，书林清白堂刊行”，卷二至八题“新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版心题“中兴演义”，“演”或作“衍”。书前有《序武穆王演义》，末署“时嘉靖三十一年(1552)岁在壬子冬十一月建邑书林熊大木钟谷识”；《凡例》七则。卷八末叶有木记云：“嘉靖壬子(三十一年，1552)孟冬杨氏清江堂刊。”附录《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集》三卷，首题“赐进士巡按浙江监察御史海阳李春芳编辑，书林杨氏清白堂梓行”。末叶有木记云：“嘉靖壬子(三十一年，1552)年秋清白堂新梓行”。后有《重刊精忠录后序》，末署“正德五年(1510)，岁次庚午，秋八月哉生明”⑤。
《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八卷，首卷卷端题“新刊参采史鉴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金陵薛居士的本、鳌峰后人熊钟谷编集”；书前有《唐书演义序》，署“时龙飞癸丑年(嘉靖三十二年，1553)仲秋朔旦，江南散人李大年识，书林杨氏清江堂刊”；《新刊唐书志传目录卷之首》收《唐臣纪》、《诸夷蕃将纪》、《别传》；《新刊秦王演义目录》。版心题“唐国志传”。卷终题“新刊参采史鉴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卷之八终”，下一叶中木记云：“嘉靖癸丑(三十二年，1553)孟秋，杨氏清江堂刊”，末题“新刊京本秦王演义唐国志传卷之八终”。⑥
《全汉志传》十二卷(西汉、东汉各六卷)，《西汉志传》首卷卷端题：“京本通俗演义按鉴全汉志传”，“鳌峰后人熊钟谷编次，书林文台余世腾梓行”；卷二题：“勤斋余世腾梓行”；卷三题：“余氏克勤斋梓”：卷五题：“余氏克勤斋校正刊行”；卷四、卷六题：“克勤斋文台余世腾刊行”。《东汉志传》卷一题：“爱日堂继葵刘世忠梓行”；卷二题：“克勤斋文台余世腾刊行”；卷三至卷六题：“余氏克勤斋校正刊行”。《东汉志传》卷末牌记：“清白堂杨氏梓行”。《西汉志传》、《东汉志传》卷前分别有《叙西汉志传首》、《题东汉志传序》，不署撰人，均题：“时万历十六年(1588)秋月书林余氏克勤斋梓”。⑦
《南北两宋志传》二十卷(南宋、北宋各十卷)，首卷卷端题：“新刻全像按鉴演义南宋志传”，“云间陈继儒编次，潭阳书林三台馆梓行”；封题：“全像两宋南北志传，三台馆梓行”；目录题名作：“全像按鉴演义南北两宋志传”；版心题：“全像南宋志传”、“全像北宋志传”；卷首有三台馆主人《叙南北两宋传序》。⑧
前三种或题熊大木、或题熊钟谷、或题熊大木钟谷，熊大木与熊钟谷为同一人，当无疑议。《南北两宋志传》虽题陈继儒编次，然是书卷前《序》言：“昔大本先生，建邑之博洽士也，遍览群书，涉猎诸史，乃综核宋事，汇为一书，名曰《南北宋两传演义》。事取其真，辞取(其)明⑨，以便士民观览。其用力亦勤矣。”研究者认为，大本，当为大木之误，熊大木即为该书编纂者。⑩
据笔者知见，熊大木编纂、校注书籍除了以上四种外，另有以下四种：
1、《日记故事》九卷。首题：“新刊大字分类校正日记大全”，“建安草窗虞韶以成纂集，书林鳌峰后学熊大木校注”，卷二题：“新刊大字分类详明日记大全”，卷三题：“新刊大字校注分类详明日记大全”，卷四至九题：“新刊校正详明日记大全”，卷末木记：“壬寅年重加校正整新刊梓行”。书前有《日记故事序》，末署：“时嘉靖二十一年(1542)秋七月穀旦后学熊大木识”。(11)
2、《(新刊明解音释校正)书言故事大全》十卷，(宋)胡继宗编，(明)陈玩直解，(明)熊大木校，明万历十六年(1588)熊氏种德堂刻本，日本茨城大学附属图书馆藏。(12)
3、《新刊明解音释校正书言故事大全》五卷，宋胡继宗撰，明陈玩直解，熊大木重校，刻本，日本二松学舍大学图书馆藏。(13)
4、《新刊类纂天下利用通俗集成锦绣万花谷文林广记》十四卷，(明)唐士登撰，(明)熊大木集成，万历三十五年(1607)陈氏积善堂刻本，日本国会图书馆藏。(14)
以上各书刊刻者一为“陈氏积善堂”，一为“熊氏种德堂”，其馀不详，均未言为熊大木刻本。
以上八种书籍，是我们今天研究熊大木最为直接的文献来源。其中，《新刊类纂天下利用通俗集成锦绣万花谷文林广记》、《新刊明觧音释校正书言故事大全》、《(新刊明觧音釋改正)書言故事大全》三书现藏日本，笔者未能得见。又因《南北两宋志传》现存已非熊大木编纂原本，且未直接题署为熊大木所编纂，暂不作为考察对象。笔者所见熊大木编纂四种著作，除了正文之外，有熊大木《序》二：一为《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之《序武穆王演义》，一为《新刊大字分类校正日记大全》之《日记故事序》。这两篇序文，包涵大量信息，将是我们考查的重点内容，兹移录于下。
《序武穆王演义》：
《武穆王精忠录》，原有小说，未及于全文。今得浙之刊本，著述王之事实，甚得其悉。然而意寓文墨，纲由大纪，士大夫以下遽尔未明乎理者，或有之矣。近因眷连杨子素号涌泉者，挟是书谒于愚，曰：“敢劳代吾演出辞话，庶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思之一二，余自以才不及班、马之万一，顾奚能用广发挥哉。既而恳致再三，义弗获辞，于是不吝臆见以王本传、行状之实迹，按《通鉴纲目》而取义，至于小说与本传互有同义者两存之，以备参考。或谓小说不可紊之以正史，余深服其论。然而稗官野史，实记正史之未备，若使的以事迹显然不泯者得录，则是书竟难以成野史之余意矣。如西子事，昔人文辞往往及之，而其说不一、《吴越春秋》云：吴亡，西子被杀，则西子之在当时固已死矣。唐宋之问诗云：“一朝还旧都，艳妆寻若耶。鸟惊入松网，鱼畏沉荷花。”则西子尝复还会稽矣。杜牧之诗云：“西子下姑苏，一舸遂鸱夷。”是西子甘心于随蠡矣。及观东坡题范蠡诗云：“谁遣姑苏有麋鹿，更怜夫子得西施。”则又以为蠡窃西子，而随蠡者或非其本心也。质是而论之，则史书、小说有不同者，无足怪矣。屡易日月，书已告成，锓梓公诸天下，未知览者而以邪说罪予否？
时嘉靖三十一年(1552)岁在壬子冬十一月望日，建邑书林熊大木钟谷识。
此序作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十一月十五。根据此序文知，此前已有小说《武穆王精忠录》，所载故事“未及于全文”；而浙江刊行的武穆王故事，虽然比较详尽，但只适合士大夫阶层阅读。杨涌泉有感于此，遂委托姻亲熊大木重新编纂，目的是“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熊大木在一番推托之后，遂编纂是书，书成后付以刊行。
卷终牌记“嘉靖壬子孟冬杨氏清江堂刊”，“嘉靖壬子孟冬”，即嘉靖三十一年(1552)十一月，与熊大木作序时间在同一月份。杨涌泉委托熊大木编纂该书无疑是为了刊行，而“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的根本目的，当在于广大销路以获利。因此，清江堂当为杨涌泉书坊堂号。熊大木编完该书，杨氏即在短期内“锓梓公诸天下”。
《日记故事序》：
《日记故事》一书，乃童稚之学，诚质往行实前言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事，悉举而备，使资幼学者讲习有所阶梯也。升堂入室易，以及难要之至理，亦不外于是矣。岂可以其小学而忽之耶。余因馆蒙，以此进讲者错落愈盛，至于句读不可以分。故暇日立意检点，疑者解之，紊者去之。日积月累，孟秋是书告成焉。邻居刘者恳求与之锓梓，余不敢以私为自有，欣然付之刊行。后学君子知有妄处，冀改而证之，非余之幸，实天下之幸也。是为序。
时嘉靖二十一年(1542)秋七月穀旦，后学书林熊大木识。
根据此序文知，熊大木“因馆蒙”，有感所见《日记故事》多有错漏，于是重新加以校订。书成后，邻居刘姓刻书家请求书稿刊行，熊大木欣然应允。
熊大木在这两篇序言中，详细交代了成书的缘由以及刊刻的过程，始终将自己摆在书籍编纂或校注者而不是刊刻者的位置上。杨涌泉刊行《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着眼于“愚夫愚妇”的广阔市场，蒙学之书《日记故事》在此之前建阳书坊屡次刊行(详见下文)，当亦有较大的销路。很明显，倘若熊大木是书坊主，自己编纂、重校的畅销书籍却由其他书坊来承担初刻，是不可理解的。只有一种可能，熊氏如三台馆主人所描述的为“建邑之博洽士”，曾开馆授徒，为书坊所知名，屡应书坊主邀请，为书坊主编纂或校勘书籍。在建阳，这样的人并不少见，知名者如万历、天启间的邓志谟、吴还初、朱鼎臣等人。而在熊大木之前，建阳本地亦有这样的专人。如明初刘剡，“世居书坊，博学不仕，凡书坊刊行书籍，多剡校正”。(15)
这里有个现象值得我们重视，即《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之前有“未及于全文”的《武穆王精忠录》以及“浙之刊本”；《唐书志传通俗演义》之前有个“金陵薛居士的本”；至于《全汉志传》，现存有《新刊全相平话前汉书续集》，在明嘉靖间则完全有可能存有《全相平话前汉书》、《全相平话后汉书》及其《续集》。这些书籍对熊大木编纂小说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影响有多大，值得我们探讨。对这些旧本进行一番考查，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熊大木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创作。新近有不少学者进行这方面的研究。(16)今笔者新见一则史料，从中亦可窥见一斑。
明俞弁《逸老堂诗话》载：
古人文辞中往往谈及西子事，而其说不一。《吴越春秋》云：吴亡，西子被杀。则西子之在当时，固已死矣。宋之问诗：“一朝还旧都，艳妆寻若邪。鸟惊入松网，鱼畏沈荷花。”则西子复还会稽矣。杜牧之诗：“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则西子甘心随范蠡矣。及观东坡《范蠡》诗：“谁遣姑苏有麋鹿，更怜夫子得西施。”则又为蠡窃西子而去矣。余按《墨子》《亲士篇》曰：“西施之沈其美也。”西施之终，不见於史传，古今咸谓其从范蠡五湖之游，今乃知其终于沈，可以为西子浣千古之冤矣。墨子，春秋末人，其所言当信。(17)
是书卷前有俞弁自序，作于嘉靖丁未(二十六年，1547)，言“扁一室曰‘逸老堂’，日居其中，铅椠编帙，未尝去手。意有所会，欣然笔之。久而成帙，勒为二卷，藏诸箧笥，因名曰《逸老堂诗话》”。(18)据此知是书嘉靖二十六年(1547)已编成。《逸老堂诗话》成书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早出熊大木所做《序武穆王演义》整整五年。熊大木几乎未作改动移录百余字入自作序言中，构成了序言中观点的主要来源资料。同时另有一种可能：此段文字《逸老堂诗话》亦从他处抄存，熊大木所据来源恰为同一；甚至，此等说法，在明嘉靖年间或更早时候，社会上已广为流传，俞弁、熊大木等人各取所需，汇而存之。
其余如其所校注、集成之《日记故事》、《书言故事》等蒙学类书，在宋元时期书坊已大量刊刻、翻刻。熊大木大概即拾掇旧书，加以所谓校注、标注，书坊主重刻时冠以“大全”、“新刊”等等字眼，又率然重新刷印。
如《日记故事》，清倪灿、卢文弨《补辽金元艺文志》经部小学类著录“虞韶《小学日记切要故事》十卷”，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子部类事类著录“虞韶《小学日记故事》十卷”，可知此书初编于元代。(19)早在熊大木之前，该书建阳已有刻本，明弘治间袁铦《建阳县志续集·典籍·子杂》著录：“《日记故事》十卷，元虞韶编；《书言故事》十卷，胡继宗编”。(20)《日记故事》，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现存另有：明余氏西园堂刻本《新刊明解图象小学日记故事》十卷，明虞韶辑，明管昀增校。(21)余氏西园书堂刻《日记故事》惜未得见。笔者曾持熊大木校注本，与明闽建书林近贤刘君丽绣梓、江湖散人太然子辑、杨乔补订《新刻太仓藏板全补合像注释大字日记故事》四卷及明熊氏□吾书舍刻《新锲重订补遗音释大字日记故事大成》(残四卷)(22)校对一过，所收录故事仅是分类异同、条目多寡、注文详略的区别。显然《日记故事》此类书籍，在有明一代为书坊竞相刊刻的对象，所不同者，仅是换了校注者、出版者。
显然，从以上例子可见，熊大木在编纂过程中拾掇旧说的情况，是显而易见的。熊氏对旧本、成说的改编，究竟有怎样的价值，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总之，既然熊大木不是书坊主，研究者给予熊大木书坊主与通俗小说编纂者的双重身份及其在小说史上的地位，有必要重新进行检讨。不过拥有书坊主与通俗小说编纂者的双重身份的所谓“熊大木现象”，在建阳书坊确有其人，但不是熊大木，著名者有余象斗等(23)。
①陈大康《关于熊大木字、名的辨正及其他》，《明清小说研究》1991年第3期，第160-166页。
②笔者以为，族谱作为史料使用，需要辩证的对待，不可尽信。《(道光)建阳县志》于凡例中曾诟病之：“吾邑诸姓家谱，多不可凭。”实际例子有：《建阳余氏宗谱》将本为同一人的刻书家余彰德、余泗泉，载录为父子二人。见拙作《明代建阳刻书家余彰德、余泗泉即同一人考》，《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3期，第215-218页。
③方彦寿《建阳刻书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第301页。
④肖东发《建阳余氏刻书考》(中)，《文献》第22辑，1984年，第195-196页。
⑤参见《古本小说丛刊》据日本内阁文库藏嘉靖三十一年(1552)清江堂杨涌泉刊本影印本。下文该书引文未作特别说明均出于此本。《重刊精忠录后序》后题署，影印本已不可识，据《〈古本小说丛刊〉第三十七辑前言》。
⑥《古本小说丛刊》据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杨氏清江堂刊本影印本。下文该书引文未作特别说明均出于此本。此为可见之最初存本，然据卷八末尾题识，该存本当非初刻初印本。据目录题名、版心题名及卷终题名，疑初印本为“新刊京本秦王演义唐国志传”，而“新刊参采史鉴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系后印时挖改，冠以“通俗”之名。
⑦《古本小说丛刊》据日本蓬左文库藏明万历十六年(1588)克勤斋余世腾刊本影印本。下文该书引文未作特别说明均出于此本。按：刊刻者题“书林文台余世腾”、“克勤斋文台余世腾”、“余氏克勤斋”、“爱日堂继葵刘世忠”、“清白堂杨氏”等，未知原刻者。书前《叙西汉志传首》言：“书林文台……请名公修辑《西汉志传》一书，加之以相刊传四方”，可证作序者当非小说编纂者。《题东汉志传序》序言：“书林文台余子者，已刊《西汉》，而未得《东汉》，躬求于予，予于是出之，嘱曰：‘子可如《西汉》增之，以相俾四民俯亲之下，深晓东汉之所以为东汉者，如此毋空我之书可也。’余子唯而锓之，以为士君子者观焉”。此等口吻，当为著者所言。通观二序，知先有《西汉志传》，后有《东汉志传》，现存之本则合订二书以行世。又现存二序，字体相同，墨色饱满，当为刷印时新刊附入，则序言当为书坊重印时所伪托。又，《东汉志传》卷一：爱日堂继葵刘世忠梓行，爱日堂三字与刘世忠等字字体不同，亦当有挖改。署“爱日堂”者，另有建阳书坊蔡正河，万历间曾刻《鼎雕昆池新调乐府八能奏锦》(见《善本戏曲丛刊》第一辑)，未知是巧合抑或窜改。即使如题，该书初刻，出自杨氏或刘氏可能性较大。
⑧《古本小说集成》据日本东京内阁文库藏三台馆刊本影印本。下文该书引文未作特别说明均出于此本。卷前序第一字模糊不清，疑为“叙”字。
⑨原序无“其“字，疑脱。
⑩参见《古本小说集成》本袁世硕先生所撰《前言》。
(11)郑振铎《中国版画丛刊》(第二集)据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刻本影印，中华书局，1961年。下文该书引文均出于此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是为“书林熊大木刻本”；《〈日记故事〉后记》“这个本子就是他(笔者按，指熊大木)校注以后自己刊行”，均认为此为熊大木刻本。
(12)见《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第1022页。
(13)日本藏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著录，《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未著录该藏本。
(14)见《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第1088页。
(15)冯继科《(嘉靖)建阳县志》卷十，上海古籍书店据天一阁藏嘉靖刻本影印本，1962年。据笔者知见，刘剡校注之书籍现存有：《四明先生续资治通鉴节要》、《四明先生高明大字续资治通鉴节要》、《增修附注资治通鉴节要》、《续编少微家塾点校附音通鉴节要》、《笺注十八史略校本》、《详说古文真宝大全》、《章图四书通考》等。
(16)如汪燕岗持《全汉志传》与《新刊全相平话前汉书续集》进行细致的比对，进而探讨《全汉志传》、《两汉开国中兴志传》的成书问题，可资参考。
(17)俞弁《逸老堂诗话》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据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695册，第243页。
(18)同上，第235页。
(19)参见《〈日记故事〉后记》，《中国版画丛刊》第二集第751页。
(20)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据天一阁文物所藏明弘治刻本影印本)，齐鲁书社，1997年，史部第176册，第91页。
(21)原书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余氏西园书堂刊刻书籍，另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有明嘉靖七年(1528)刻本《魁本袖珍方大全》四卷，辽宁省图书馆藏；据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著录，有万历四十七年(1619)刻本《新刊太医院校正外科集要》三卷，日本公文书馆藏。
(22)藏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有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藏汉籍善本全文影像资料库本。
(23)关于余象斗的研究，可参见齐裕焜先生《余象斗》，周钧韬主编《中国通俗小说家评传》第79-86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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