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改革是出版业转型的首要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版业论文,体制改革论文,首要论文,课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几年前，我曾经说过，体制转型，是出版业转型的前提。出版业要深化改革，要推进出版业转型，尤如农村的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的扩大企业自主权、推广企业承包制一样，也必须从体制开始。（《编辑之友》，1995年第4期：《出版业面临转型》）这就是说， 没有体制的改革，其他一切改革都无从谈起。几年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凡是比较重视体制改革、在体制上有所创新的地方，出版业发展得就比较快，凡是忽视体制改革、在体制上因循守旧、停滞不前的地方，出版业的发展就比较慢，甚至很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体制改革具有首要的、根本的性质，所以，体制改革是推进出版业发展的依托与基础。
一、面向未来，要有深切的紧迫感
人类即将跨入一个新的世纪。时代呼唤出版业要有一个新的、更大的发展，能够以一种崭新的姿态迎接未来。但是，出版业的现状却不能完全令人乐观。
改革开放二十年，出版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毋容置疑的。这种成就，我认为，首先也是最突出的，表现为地方出版业的空前发展壮大。占我国出版业的绝大部分的地方出版业，在改革初期从各省区市历史上长期的人民出版社“一花独放”，演化为多家专业出版社共同发展，在一段时间里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加之历史上束缚地方出版业发展的“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指导方针，为“立足本地，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指导方针所取代，地方出版业迅速崛起，并在全国出版业中形成一股强劲的冲击波。这一发展，不仅解除了历史上造成的严重“书荒”，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对图书的需求，而且，大大地改变了长期单一的出版格局，初步显示了它作为一种产业的不容忽视的潜力，绝大多数出版社已经摆脱了对计划财政的依赖，走上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之路，有的地方并成为利税大户。这或可以说，就是20年来出版业改革的最大成就、最突出表现。中国出版业之有今天的局面，地方出版业的异军突起，功不可没。这应该是出版体制改革的历史性成果与最显著的标志。
但是，从总体上看，地方出版业由一家综合性出版社演化为多家专业性出版社的体制上的优势，是有限度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优势逐步丧失，有的反而暴露了它与形势发展的愈来愈不适应，分散化、小而全严重地制约着出版业的进一步发展。这是因为“分社”并不是根本性的、本质上的变化。出版体制改革在相当一段时间基本陷于徘徊状态，不是没有局部的前进，而是缺乏根本性的大举措，直到现在，实事求是地说，基本上还没有走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老模式，多数地区采取的仍然是“政社合一”的体制，习惯的说法叫做“一个班子两块牌子”。这在根本上仍然是改革开放前的“局社一家”的延续。而从出版社内部来看，多数从编辑室到出版、发行和行政管理部门的设置，也几乎都是几十年“一贯制”。几家先进者率先进行了组建“出版集团”的尝试，有人又说“十个集团九个空，还有一个不成功”，以至把它说成是一种盲目性的表现。这种评价无疑有些片面和悲观，但也不能不承认，它反映了出版体制改革的十分艰难。而表现在经营上，出版业也并没有真正地走向市场，甚至可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然靠计划经济体制下保留下来的垄断权“吃饭”。曾经有一段时间出版业内部形成的突出矛盾，是争夺垄断权的矛盾，说白了就是分配出版发行教材教辅权的矛盾。为什么呢？一位老出版家说得深刻：“我们现在是分肥则肥，分瘦则瘦！”有了这个权就“肥”，没有这个权就“瘦”，甚至出现生存危机。能不争吗？这固然是体制改革中必然出现的问题，也是应该在改革进程中妥善解决的问题，但是，它也说明了体制改革存在着严重的阻力，大大地影响着体制的创新。谁都承认旧体制不改革不行，但谁也不愿意、谁也不敢于自动放弃旧体制给自己带来的“既得利益”。
这些，我认为就是我们出版业在不少地方的现实存在。我这里之所以只说出版社，因为出版社是出版业的核心，也是改革中难点的难点。
这种状况，既不能适应党的“十五大”提出的“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对出版业的要求，也很难应付“入世”后国际出版业涌入中国市场的激烈竞争。已经有人多次发出了“狼来了”的紧迫呼声，但是，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说，只是感到了生存与发展的危机，却没有深入思考问题的真正症结，过多地注意了眼前的局部的利益，而没有集中必要的力量共同探讨如何应付时代的严峻挑战，坚决地把出版改革整体向前推进。当然，这不是问题的全部，但却是必须认真解决的。
面对新的形势和出版业的现状，曾经有人提出：“我们应该唱着国歌前进！”我认为这是确实有道理的。
二、迎接挑战，切实推进改革的进程
出版体制改革，是一个十分复杂又十分敏感的问题。从本质上讲，体制改革不仅要冲破旧的体制的束缚，而且要努力进行体制创新，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体制和新规范。因此，它必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1998年3月，新闻出版署根据党的“十五大”精神， 制订并公布了《新闻出版业2000年至2010年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为实现出版业的两个根本性转变，积极进行战略性调整，提高出版业集约化经营能力，要推进组建出版、发行、印刷集团的工作，“鼓励并扶持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甚至是跨国经营的大型出版集团。在2010年以前，在全国要建设5—10个销售码洋达几十亿、上百亿元的出版集团，20—30 个销售码洋上10亿元的出版社”。这犹如一声响亮的号角，对出版业在一段时间内相对沉寂的局面是一个不小的震动，人们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一时组建出版集团的呼声很高，并将其简化之曰“造大船”！毫无疑问，“造大船”是迎接新的严峻挑战的重大举措，也是新一轮出版体制改革的显著标志。
1999年春天，经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批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首先挂牌，这个集团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图书公司等组成，属于几个很有实力、特色的出版机构横向联合；夏秋之交，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也宣告成立，它由北京出版社及其所属的七个专业社、四个期刊社以及经营管理部门组建而成，属于北京市属出版机构的纵向联合；接着，广州出版社又正式加盟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使该集团实际上成为十报三刊一社的、功能较为齐备的现代报业出版集团，属于跨行业的联合。它们的组建，在一定程度上为全国出版业的体制改革向集约化、产业化方向拓展提供了实际的示范；而更重要的是，显示了过去那种分散的、僵硬的、各自为政、划地为牢的出版经营体制就要结束了，一个崭新的、开放的、自主联合的、富有活力的出版体制，开始在中国出现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据了解，不少省区都在酝酿、筹备组建出版集团，并且以“朝阳产业”的身份，得到了当地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有的省已经明确提出：“出版业必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努力实现出版资源大省向出版大省的跨越，把出版业发展成为一个新的支柱产业。”这或可以说，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在新的形势面前，旧的出版体制已经实际上成为出版业进一步发展的严重桎梏，只有切实加快出版体制改革的进程，认真推进出版业的现代化步伐，才能有效地促进出版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才是出版业发展与繁荣的根本出路。
按照新闻出版署“发展规划”的要求，我认为，在推进新一轮出版体制改革的进程中，需要正确处理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是改革的普遍性要求与出版业改革的特殊性要求的关系。谁都知道，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根本目标的。但是，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出版业被称之为“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也就是说，它在本质上、或在政治上是“事业单位”，而在管理上、或经济上则按“企业”来对待。这种含混不清的说法，作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没有什么奇怪。现在，这种说法已经基本上被否定，出版业是一种名符其实的产业，已经愈来愈成为人们的共识。那么，作为一种产业，它理所当然地在生产经营上要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地参与市场竞争，并通过市场竞争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一句话，就是要按市场规则来进行运作。这就是它的普遍性。那种认为出版业具有意识形态和产业的双重属性，在生产经营上“不能以市场为导向”的说法，是值得商酌的。因为，市场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规律的实现形式，就是以追求效用最大化为动力，属于通过竞争方式配置稀缺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等）的关系整合范畴。我们承认出版业是一种产业，而且要实现产业化，我认为，它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就应当与其他产业一样，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旧的体制，实现在体制上与整个国民经济体制接轨，并明确在生产经营上以市场为导向，大胆地走向市场，积极地参与市场竞争，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以至跨国经营的目标。
至于出版业的特殊性，按照“图书是一种特殊商品”的定义和要求，表述为“出版业是一种特殊产业”应该是顺理成章的。那就是说，作为一个个经济实体的出版企业，在生产经营上必须接受市场导向，受市场经济规律的制约和价值规律的调节；同时，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贯彻党的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要符合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从理论上说，所谓经济体制，就是在生产、消费和分配等领域内作出经济决策，诸如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的一种社会形成的机制。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就体现着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的结合，它在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上，都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的要求，这是不容置疑的。因此，把出版业定位为“特殊的产业”，在生产经营上，要以市场为导向，同时要遵守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是符合出版业自身发展规律的，是有利于推进出版体制的改革，有利于促进出版业的产业化的。
其二，是出版业改革的长远目标与出版业的现实存在的关系。按照中央的有关规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途径，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决定》）毫无疑问，出版业要实现产业化，要参与市场竞争，成为经济行为的主体，也必然要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因为现代企业制度，是同现代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相适应的，能实现较高效率的企业制度。“只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才能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江泽民在主持召开华东七省市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必要前提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然而，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我国的出版业不仅在历史上、而且直到目前的基本状况，在大部分地区仍然是“政社合一”，产权不明，政企不分。可以肯定地说，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彻底解决，所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只能是一句空话。但是，办任何事情都必须从实际出发，我国出版业的这种历史与现实的状况，就是我们出版体制改革所面临的不容忽视的“实际”。我们要正视这个实际，尊重这个实际，并以此为基础来推进出版体制的改革。正视与尊重是为了最终的改变，这也是一种实事求是。我们知道，改革是一个过程。路只能一步步地走，饭只能一口口地吃。事实上，目前有些出版单位还很难马上做到“政企分开”，而有的出版集团也是通过行政力量的推动组建的，并不是在完全市场的条件下通过购并的方式逐步形成的，这也可以说就是“中国国情”。作为长远目标，产权明晰，政企分开等四项要求必须达到，而从当前实际出发，我认为，也可以采取某些渐进的、变通的措施，这或者可以叫做瞻前顾后，逐步到位。就拿政企分开来说吧，这意味着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规范企业和政府的行为。一方面，要使出版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从而实现出资者（国家）所有权和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分离；另一方面，要使政府与出版业经营彻底脱钩，其职能要从过去主要依靠行政指令和计划来安排出版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转变到主要通过制订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来行使出版管理职能。这都需要一个艰苦的学习、探索和实践的过程。而更重要的是，改革是利益的调整。我在《出版业面临转型》一文中就曾经说过：“改革在一定意义上是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分配。这是问题的真正症结。”所以，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必须妥善地、正确地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这可以说是成败的关键。既要从全局出发，不能抱住“既得利益”不放，又要尽可能地照顾到方方面面，求得绝大多数的理解与满意，而减少阻力，增加助力，以达到中央所一再要求的：改革、发展、稳定。这应该是经过努力可以做到、也应该做到的。
其三，是正确处理“大船”与“小船”的关系。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改变出版业长期形成的分散化、小而全的状况，解决资源浪费、成本增长、机制僵化等矛盾，并打破出版物市场分割、贸易壁垒严重的弊端，通过提高集约化水平，在全国形成一批以产权为纽带，能够实现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以至跨国经营的大型或超大型出版集团，也就是所谓“造大船”，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相当迫切的。但是，中国有12亿多人口，幅员辽阔而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绝不可能处处“造大船”，也不需要处处“造大船”。这涉及到对“立足本地，面向全国，走向世界”方针的全面理解问题。可能肯定地说，再大的出版集团也不可能完全覆盖中国的市场。同时，也正如我们的企业不可能统统面向世界一样，出版业也不可能、不需要统统面向世界。而从我国出版业的现状来看，绝大多数属于中、小型企业，勉强地去“造大船”，似有“揠苗助长”之嫌。而且，事物的发展从来就是多样化的，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业，也都是大小结合的，这既是出版业自身发展的规律，也是读者和社会的需求，因为，大有大的优势，小有小的长处，出版业的多样化是读者和社会需求的多样化的合乎规律的体现。还有，人类正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而知识经济时代的特点之一是消费方式的个性化，作为知识生产企业的出版业，小型化是一个重要的特点，这在国外就有几个人办一个出版社的实例。这就叫各有各的作用，各有各的位置。所以，从国情出发，从出版业现状出发，从时代发展的需求出发，出版业的发展都必须大中小结合，走多样化的路子。新闻出版署在“发展规划”中提出，经过几年努力，使中国尽快出现几家或十几家大型和超大型出版集团，而不是几十家、几百家，这是符合实际的，体现了需要与可能的统一。
但是，这里又提出了一个问题：谁“造大船”，谁不“造大船”。这在宏观上要有一个必要的规划和安排，不能一轰而起，特别在当前市场竞争极不充分，“造大船”只能靠行政的力量来推动的条件下。而更迫切的问题是，别人“造大船”，我的“小船”，怎么办？按照中央的有关精神，要坚持“抓大放小”。“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要积极扶持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企业，使它们向‘专、精、特、新’的方向发展，同大企业建立密切的协作关系，提高生产的社会化水平。”（《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虽然是对国有企业讲的，但是，我认为，其基本精神是符合出版业的改革要求的，这就是既要“造大船”，又要“放小船”。而“小船”的发展方向，是“专、精、特、新”。这应该说是明确的。至于要不要“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则要从出版业的编、印、发的不同情况出发，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或暂时不可行，这是需要具体研究的，而“放开搞活”，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则是必须坚决贯彻的。
“造大船”是体制改革，“放小船”也是体制改革，同样都是必须认真解决好的。它的实质，就是如何完成出版业的战略调整和改组，形成比较合理的出版业布局和结构的问题。因此，必须从战略上认识和考虑这个问题，切忌盲目性，切忌顾此失彼。
其四，是正确处理穷社（单位）和富社（单位）的关系。这可以说是出版体制中最为人们关注的问题，也是最为实际的问题，它涉及到每一个单位，以至每一个人的直接利益。因此，必须十分明确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地调整生产关系，发展出版生产力，这既关系到出版业整体的繁荣，也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而且，舍此没有其他出路。打个比喻，好比是做蛋糕，如果蛋糕很小，不管怎么切，分割出的份额也不可能变大，只有首先把蛋糕做大，才能使分割的份额也相应增大。
从情感上讲，谁也不愿被淘汰。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行结构调整，是改革和发展的必然选择。必须看到，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规律，兼并、重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要手段，这是不能违背的；过去那种企业只生不死，国家负无限责任，“保护落后”的路子，不能再维持下去了。同时，也必须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大鱼吃小鱼”，先富后富，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在处理穷社（单位）与富社（单位）的关系时，必须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而且，还应当提出的是，现在的所谓穷社（单位）与富社（单位），正如前面提到的，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并不是由于生产经营好坏造成的，而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垄断造成的。这也是在处理问题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全国出版业的发展来看，在处理出版体制改革，进行结构调整的时候，我认为，还必须体现中央关于西部发展战略的精神，也就是邓小平关于全国经济协调发展的“两个大局”的思想。这就是说，出版体制改革，特别是组建出版集团，先从出版业发展基础较好的地方抓起，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也必须同时考虑，在出版业发展基础相对后进的地方如何办的问题。组建出版集团很重要，但是，组建出版集团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抓住重点与整体推进，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是当前出版业改革与发展的迫切要求。
三、登高望远，坚决排除错误倾向的干扰
改革是一场革命。深化出版体制改革，也必须更新观念，拓宽眼界。一位作家说过：站在门槛上，只能看到一个院；站在屋脊上，至多看到一个村；而站到泰山顶上，则可以看到东方的日出。这是文学，也是理论。这说明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深化出版体制改革，也必须有远大的眼光，开阔的胸襟。这样，才能看到改革的全局和发展的前景。
深化出版体制改革，不仅是出版业自身发展的必然，而且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到下个世纪初，我国要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要基本完成对国有企业战略性调整和改组，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按照党的“十五大”精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必须协调发展，这就要求出版业的改革和发展必须与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相适应，并且要能够更好地提供智力支持和思想动力。所以，必须把出版体制改革置于国家改革发展的座标系中来认识和把握。面对新一轮的出版体制改革，人们有各种各样的心态，各种各样的想法，社会转型期的心理不适状态在出版业中也有一定的反映。其主要原因，就是站得不高，看得不远，对出版体制改革缺少整体认识和大局观念。
邓小平同志曾经提出：“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许多小局必须服从大局，关键是这个问题。”又说：“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胸襟开阔。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98、300页）这充分说明了大局观念的极端重要性。那么，什么是大局呢？我认为，在当前，抓住机遇、深化改革、促进发展、保持稳定，全面贯彻党的“十五大”的战略部署，是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而认真领会《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积极地深化出版体制改革，就是出版业的大局。“不谋全局者，大足以谋一城。”大局关系到整体，关系到未来，绝不能脱离大局去考虑和处理问题。这直接关系到出版体制改革的顺利和成功与否，是必须认真解决的。
从大局出发，在当前深化出版改革中，我认为，要努力防止几种倾向：
其一，是官本位。中国经历了长期的封建主义社会，其影响在有些方面至今仍突出存在，官本位就是一个重要表现。作为一种思想形态，就是以官为本，而不是以民为本。这种思想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还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严重僵化有关。其表现特点，是在思考、研究，以至对重大问题作出决策的时候，排斥民主化，从根本上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并滋长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特权现象。这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民主化要求相悖的。改革是一场伟大的变革，从根本上说，它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创造，任何一项改革，只有得到人民群众的充分参与和支持，也就是劳动者积极性的充分发挥，才能最终获得成功，出版业也是如此。消除官本位，才能保证改革的顺利推进，才能促进出版走向市场化。
其二，是小农意识。这也是封建主义社会的遗产。其主要表现：一是平均主义、二是小富即安。平均主义在改革前就长期存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不患贫而患不均”，“穷过渡”、“穷社会主义”就与这种文化思想有关；因此，改革的一个重要要求，就是革除平均主义。但是，平均主义很顽强，在改革进程中时起时伏，反反复复，有时竟能够以貌似公正的面目出现。直到现在，平均主义在出版业中也没有完全消除。而小富即安，反映了小农经济的保守落后，目光短浅，不思进取，维持现状的精神状态。不求过得很好，过得差不多就行；不管别人如何，只要我能过得去就行。因此，因循守旧，害怕风险，害怕变动，害怕改革，这都是小农意识的很典型的表现。前一段时间，出版业中关于“造大船”与“造大锅”之争，，就与这种思想状态有关。从积极方面说，提出在“造大船”的时候要防止“造大锅”，这是对平均主义复归的一种警惕与抵制；从消极方面说，特别是在新一轮改革刚刚开始，就提出这种“造大锅”之说，不能不承认，这多少透露了对于改革的疑虑情绪，而缺少了一种必要的热烈向上的坚定信心。
其三，是拜金主义。这有时也表现为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和分散主义。其表现特点，就是以一己的利益为核心，凡是对自己、对自己的小团体有利的就拥护，凡是对自己、对自己的小团体不利的就反对，不讲方向，不讲原则，不讲政策，不顾整体，不看未来，而孤芳自赏，力图在改革中维护自己的小圈子，保持自己的小天地。这自然是同出版业的深化改革、同出版业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背道而驰的。
我不认为这几种倾向是十分严重的，但我认为那是确实存在的，有时是自觉的，有时是不自觉的，有时表现为一种下意识的习惯势力，如果不警惕，在某些时候就可能成为深化出版体制改革的阻力。这几种倾向，情况不同，表现各异，但也有着一个共同点，就是缺少大局观念。其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其观察问题的角度，都没有把大局的利益放在前面，把党和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放在前面。我这样说，并不是说不应考虑个人的利益、单位的利益、小团体的利益，而是要像江泽民同志所提出的那样：“要正确处理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把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又充分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1997年5月29日）
这几种倾向的存在，也集中地说明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这就是在深化出版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出版业转型的同时，也必须相应地实现人的转型，也就是出版队伍的转型。如果没有人的转型，没有人的思想、能力、以至全面素质的提高，不仅在深化出版体制改革的进程中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阻力，而且，即使在形式上实现了出版体制改革，在后续的工作中也很难真正、彻底地实现出版体制改革的要求。我在《出版业面临转型》一文中说过：人的转型，是出版业转型的最根本的条件，或者是全部问题的症结和决定因素，就是基于这种考虑。所以，我认为，这又提醒我们，在深化出版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必须见物见人。
四、大胆探索，随时接受实践的检验
出版体制改革，同国有企业的改革一样，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在的路子可走，只能不断探索，不断创造。实践告诉我们，从已知到未知，要探索；从落后到先进，也要探索。没有探索，就没有事业的发展，没有国家的振兴，没有人类的进步。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探索。”《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通知》中，又明确地提出：“要努力在全党造成认真学习的风气，民主讨论的风气，积极探索的风气，求真务实的风气。”可见，大胆探索，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拿出版业本身来说，我们要深化出版体制改革，不仅现在遇到了许多新的问题，而且在改革进程中还会遇到许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没有现成的答案，只能靠我们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在探索中前进。
应当承认，当前不少人已经感到了深化出版体制改革的迫切性，甚至有某种危机感，但是，据我观察，相当多的人还处于一种观望、等待、疑虑，以至无可奈何的精神状态之中。这种精神状态与深化出版体制改革的要求极不适应。其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出版体制改革的目标、要求、方针、政策缺少了解和认识模糊；二是没有把自己看作是改革的主体，因而，缺乏应有的主动性。因此，这使我常常想起一句流行歌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的话我们已经说了多少遍，但是，最根本的还是要见之于实际行动。这就是要大胆地探索，勇敢地实践。没有这种积极进取的、昂扬向上的、坚定不移的精神状态，深化出版体制改革是很难顺利取得重大成果的。
从根本上来，改革就是创新。出版体制改革也就是出版体制创新。这就要求我们要有“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精神状态，才能打破陈规，走出新路。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提倡“一轰而起”，盲目“刮风”，出版体制改革从总体上说必须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又必须充分调动广大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把发扬敢试、敢闯的精神，同缜密的科学态度相结合。“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是体制创新的基本原则，也是防止在改革中少犯错误的重要经验。还是邓小平同志说的，对的就坚持，错的就改正。也就是说，每走一步，都要注意总结经验，随时接受实践的检验。
在深化出版体制改革的进程中，要真正做到“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二要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3卷，382页）他所说的“实事求是”，既包括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和思想方法，也包括实事求是的价值观，实事求是内在地包含着讲求实效；而“三个有利于”标准，是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也是方法论，它给人以正确的价值导向和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重要思想办法。所以，这是邓小平方法论与价值观的根本内容，是完全统一的。“在跨世纪的历史关头，面对艰巨任务和严峻考验，更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大胆探索的勇气和科学求实的精神统一起来，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判断各项工作的是非得失，以坚韧不拔、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通知》）这是中央的要求，也是出版业在深化体制改革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根本保证。
从现在起到下世纪的前十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时期。出版业将以什么姿态进入新的世纪，这是需要认真回答的。当前，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整个改革的浪潮也在推动着出版业前进，并不断地向出版业提出新的要求，出版业必须从这个大局出发，结合自身的实际，迎难而上。正如新闻出版署有关领导所说的：“总的来看，今天的出版业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新高峰。但又存在着巨大的压力和空前的挑战。压力也是动力。迎接挑战是胜利的起点。出版业的形势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出版业正在酝酿着一个大的突破，面临着一个大的突破。”（杨牧之：《开创出版事业新局面的条件与思路》，新闻出版报，1998年4月16日）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大胆探索，勇于实践，依靠群众，尊重规律，不断创新，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深化出版体制改革的新胜利，一个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业一定会出现在我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