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汉史的各个阶段_西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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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史分期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西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目前史学界对西汉史分期尚无一致意见,存在混乱状况;主要表现有三:1.将新朝史混入西汉史;2.“汉初”包含的年代太长;3.有些著作中对西汉史分期自身存在着混乱。这种混乱状况不利于从整体上认识西汉史。本文根据对西汉政治、经济、文化演变的综合考察,建议将西汉史分为三个时期六个阶段:(一)西汉前期(公元前206 年至公元前141年),是西汉帝国建立与巩固,社会、经济、 文化恢复发展时期。第一阶段,高祖元年至高后八年,是西汉建立,奠定发展基础阶段;第二阶段,文帝前元年至景帝后三年,是西汉统治进一步巩固,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阶段。(二)西汉中期(公元前140 年至公元前49年),是西汉帝国强盛、繁荣时期。第一阶段,武帝建元元年至后元二年,是西汉帝国发展至鼎盛阶段;第二阶段,昭帝始元元年至宣帝黄龙元年是西汉帝国继续发展阶段。(三)西汉后期(公元前48年至公元8年),是西汉帝国衰亡时期。第一阶段,汉元帝初元元年至竟宁元年,是西汉帝国转向衰落阶段;第二阶段,成帝建始元年至孺子婴初始元年,是西汉帝国败亡阶段。

中国统一的封建帝国虽始于秦,但由于秦祚短促,二世而亡,刘邦称帝,汉承秦制,封建帝制在西汉才得以巩固、完善,封建经济文化方有较大的发展。所以西汉帝国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西汉史备受史家重视。不过,目前史家对西汉史的分期尚无一致意见,存在着某种混乱状况。笔者对此加以探讨,并提出自己的主张。

这种混乱状况的主要表现之一,是将新朝史混入西汉史。我国最早的一部西汉断代史著作《汉书》是将王莽建立的新朝包括在内的。班固作为封建史官,受正统思想支配,不承认“新”作为一个王朝,这可以理解。可是,时至二十世纪,有些关于西汉的历史著作仍将新朝史包括在西汉史之内,特别是原中学历史教科书,使用“西汉末年绿林赤眉起义”这样的标题(见全国十年制学校初中课本〈试用本〉《中国历史》第一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8年3月版),造成了朝代概念的混乱。 王莽自公元8年称帝至公元23年被杀,他所建立的新朝存在15年, 比秦帝国存在的时间还多一年,姑且不论新对中国历史影响如何,就是从其存在的年限来看,也应承认其独立的朝代地位,不应笼统地将其作为西汉的一部分。

西汉史分期混乱状况的主要表现之二,是“汉初”、“西汉初年”这种概念所包含的年代太长。“初、始也”〔1〕。“汉初”、 “西汉初年”就应指西汉开始建立的时候。《史记》、《汉书》中的表述是很清晰的:

“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饟,作业剧而财匮,……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子孙亦不得仕官为吏。”〔2〕

“汉兴,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著而侯者,天下共诛之。”〔3〕

“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4〕

显然,“汉初”从严格意义上讲就是指秦亡之后,西汉政权开始兴起的时间,即自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刘邦称汉王起, 至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消灭项羽,平定天下,正式称帝为止, 也即西汉帝国的建立时期。“汉初”从较为广泛的意义上讲,亦只能指西汉的建立和西汉统治得到初步稳定的时期, 即自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刘邦称汉王以及称帝后,历经汉惠帝至汉高后八年(公元前180 年)吕雉死为止。可是,现今有些关于西汉的历史著作,往往将“汉初”延伸至汉武帝前,甚至汉武帝时。如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3月第1版)第四章第二节“一、西汉初年的‘休养生息’政策和削弱王国势力的措施”,其中小标题有“文景之治”,在第107页“削弱王国势力”小标题下,明确指出:“汉初七十年的历史是社会经济从凋敝走向恢复和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央集权逐步战胜地方割据的历史。”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史》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第二版)第七章第一节“汉初巩固封建统治的措施”, 亦是将“文景之治”列为小标题的,并于第273 页明确指出:“经过汉初七十年的恢复和发展,至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以后, 西汉王朝达到了空前繁荣的阶段。”由本人执笔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新编中国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二编秦汉,也承袭上述说法,将“汉初”包括文景在内。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第一版)第124页说:“汉初经过七、八十年的休养生息,随着经济的繁荣,……为了进一步巩固宗法制度,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家思想开始代替了黄老思想。”这就将“汉初”一直延伸到汉武帝初年了。将西汉建立后的七、八十年统称为“汉初”、“西汉初年”显然是不妥的。西汉自公元前206年开始建立,至公元8年灭亡,共存在213年,七、八十年就占整个西汉史三分之一, 这“初”岂不太长久了。而且这七、八十年中西汉最高统治者已数易其主,历经高、惠、高后、文、景、武四世七主,西汉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已经历了巨大变化,大大超越了西汉建国初期的情况,用“汉初”、“西汉初年”是概括不了这段历史内涵的。

西汉史分期混乱状况主要表现之三,是有些著作中对西汉史分期自身存在着混乱。如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2月第1版)叙述西汉事迹分为“第四章汉初事迹”、 “第五章汉中叶事迹”、“第六章汉末事迹”,将元帝、成帝分跨在汉中叶、汉末两个时期。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58年4 月版)第二章第一节西汉政治概况中说:“在汉高帝奠定的基础上,西汉一朝发展与衰落可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前期(前194 年——汉惠帝元年至前141年——汉景帝后三年,凡54年)……中期(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至前49年——汉宣帝黄龙元年,凡92年)……后期(前48年——汉元帝初元元年至公元8年——孺子婴初始元年,凡56年)”。 这西汉一朝分为前、中、后三期并将汉高帝在位时间排除在外,而其第二章标题“国家统一巩固后对外扩展时期——西汉——前206年——23 年”却明确标明西汉始于前206年。 西汉史分期不将汉高帝创建西汉时期包括在内显然欠妥。

目前在西汉史分期上的混乱状况,不利于从整体上认识西汉史。鉴于此,本文在前人对西汉史进行分期的基础上,提出一个西汉史分期的意见,供大家参考。

根据对西汉政治、经济、文化演变的综合考察,西汉史可明显分为三个时期六个阶段:

(一)西汉前期(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141年)

这包括高帝、惠帝、高后、文帝、景帝在位期间,是西汉帝国建立与巩固,社会、经济、文化恢复发展时期。这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高祖元年至高后八年(前206年至前180年),是西汉建立和奠定发展基础阶段。

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军入关灭秦。随后入关的项羽, 自恃兵力强大,撕毁“先入定关中者为王”〔5〕的定约,改封刘邦为汉王, 都南郑(今陕西汉中市),汉政权开始建立。接着经过五年的楚汉战争,刘邦消灭项羽,正式称帝,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汉帝国正式建立。刘邦称帝后,在吕后的辅佐下,相继消灭了在楚汉战争中形成的一批军事实体——拥兵自重的异姓王,同时分封同姓王替代他们在各地的统治,初步巩固了刘氏天下。

刘邦称汉王时采用楚制,称帝后改用秦制。“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6〕确立了汉代的政治体制。

高帝一方面继承秦制,另一方面鉴于秦亡的教训和为恢复生产,安定社会秩序,对秦的暴政进行改革。在政治上刑罚较宽简;经济上实行以“轻徭薄赋为主要内容的休养生息政策,使封建生产关系得到调整,社会经济开始恢复;文化上改变了秦代法家思想占统治的地位,“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7〕,重新实行比较开放的文化政策, 使先秦学术思想得到复苏,重新活跃起来。

惠帝、高后继续奉行高帝时的政策,特别是曹参继萧何为相国,不仅“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还进一步推行以黄老思想为指导的无为政治,“载其清净,民以宁一”〔8〕。 惠帝时还“除挟书律”〔9〕,吕后时又除“妖言令”〔10〕, 为文化复苏创造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这阶段虽然出现了“诸吕用事擅权,欲为乱”,但仅局限于统治阶级内部争权,而且高后一死,诸吕势力很快就被铲除,刘氏政权并未夭折,社会发展未受波及,正如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11〕西汉至此社会秩序已安定,经济已恢复。

第二阶段,文帝前元年至景帝后三年(公元前179年至公元前141年)是西汉统治进一步巩固,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阶段。史称“文景之治”。

文帝、景帝时政治上一方面实行无为而治,刑政更加宽简。文帝时“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12〕,还废除了断残肢体的肉刑,代之以笞刑。景帝时又进一步减轻笤刑。另一方面鉴于同姓王势力日益强大,逐渐构成对中央皇权的威胁,开始设法削弱诸侯王势力,文帝时,采纳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13〕的建议,将齐、淮南分成若干小国。景帝时实行晁错提出的削藩政策,借故大削诸侯王封地,促发了吴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平息后,景帝“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14〕,王国失去了原有的相对独立性,西汉帝国的统治得到进一步巩固。

文景时,经济上进一步推行轻徭薄赋的休养生息政策。文帝时,田租由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曾有十几年全部免租,算赋由120 钱减至40钱,徭役每三年才征发一次。景帝时,将始役年龄由十七岁推迟至二十岁,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文帝时就已是“海内富殷”〔15〕。

文景时,文化得到迅速发展。由于统治者的极力提倡,使属于道家的黄老学说在这阶段的学术思想中更占优势地位。同时,其它各家学说也在发展,特别是儒家地位正在逐渐提高。文帝时,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16〕,并开始征用文学之士为官;景帝虽不任儒者,但儒学在民间广为流传。西汉前期又一次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但这不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简单重复。这时期各家虽仍互相批判、排斥,而更多的是互相渗透、吸收,都力图使自己的学说成为新的统一帝国的统治思想。西汉前期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承前启后的重要环节。成书于文景时的《淮南子》就是这时期既综合道家各派并以此为主,又融合法、儒、阴阳等各家的理论结晶。科技特别是数学、医学在这时也有所发展。

(二)西汉中期(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49年)这包括武帝、 昭帝、宣帝在位期间,是西汉帝国强盛、繁荣时期。这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汉武帝建元元年至后元二年(公元前140 年至公元前87年),是西汉帝国发展至鼎盛的阶段。

汉武帝即位之初,西汉社会经济呈现出繁荣富庶的景象:“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庚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但这繁荣中潜伏着严重问题:“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17〕

“雄才大略”〔18〕的汉武帝即位后,“因文景之畜,忿胡粤之害”,一改其前任帝王的“无为”之治为积极有为,“外事四夷,内兴功利”〔19〕。在政治上对内通过采取削弱王国势力、抑制地方豪强、改革选官制度、削弱丞相权力、加强中央军队和严密刑法等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封建帝制趋向完备。对外通过频繁的军事、外交活动,积极经营周边,击百越、匈奴、朝鲜,通西域、西南夷,巩固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帝国。

汉武帝在经济上为适应有为政治需要,推行了改革币制、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一系列集中财政、剥夺商人财富的措施,借以抵制日益增长的商人势力和增加财政收入,“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但汉武帝又打破汉初以来商人不得为吏的禁令,起用部分大商人主持财政,“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官僚、商人从此合流,汉武帝也更为奢侈,“宫室之修, 由此日丽”〔20〕。

汉武帝在思想上为适应有为政治的需要,接受董仲舒“《春秋》大一统”〔21〕的思想,“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22〕(亦就是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正统,从思想上进一步巩固统一帝国。董仲舒的思想实际上是以儒家为主体的先秦诸子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大综合, 而汉武帝实际推行的则是“霸王道杂之”〔23〕的外儒内法的统治思想。

汉武帝时文学、史学、艺术、科技等都有很大成就。汉赋兴旺发达,产生了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等不朽名篇,司马迁《史记》开创了纪传体史学,《太初历》是中国古历法中的一座丰碑。汉武帝时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也取得突出成就。“丝绸之路”畅通,密切了与中亚、西亚各国的关系,与日本的交往正式见于史籍记载:“倭在韩东南大海中,……自武帝灭朝鲜,使译通于汉者三十许国”〔24〕。

汉武帝在完成辉煌事业的同时,耗尽文景以来府库积蓄,加重了农民的困苦,其统治后期社会矛盾日趋激化,西汉帝国出现了由盛转衰的趋势。但在经历了农民起义、太子起兵等一连串事件后,武帝追悔往事,颁布《轮台诏》,哀痛自责,申明“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25〕,致力于发展农业生产,扼制了西汉帝国衰落的势头。

第二阶段,汉昭帝始元元年至汉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86年至公元前49年),是西汉帝国继续发展的阶段,史称“昭宣中兴”。

由于汉武帝晚年的醒悟与转变,使西汉帝国并未从此就迅速由鼎盛转向衰落。他的后继者昭宣两朝采取“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26〕的政策,使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社会矛盾得到缓和,西汉帝国继续保持着强大的国力。

昭宣时,政治上继续采用“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手段。他们十分重视吏治,严格地方官吏的选举,于是出现了像渤海太守龚燧、颖川太守黄霸这样的“循吏”。“汉世良吏,于是为盛”〔27〕,“龚黄”则成为后世为官的楷模。他们还重视平理刑狱,昭帝时曾颁布特赦令,宣帝则设“廷尉平”,专门协助廷尉决疑案,平狱。宣帝时相继平定西羌叛乱,设置西域都护,汉匈关系融洽。

昭宣时,经济上屡次下令减免田租、口赋及其它杂税,颁布赈贷种、食和免债令。昭帝还颁布过“令民得以律占租”〔28〕的法令,宣帝还下令禁“擅兴徭役”〔29〕,这些都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百姓充实”〔30〕,“天下殷富”〔31〕。

昭宣时,文化上进一步尊崇儒学。宣帝曾“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临称制决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谷梁《春秋》博士”〔32〕。

(三)西汉后期(公元前48年至公元8年)

这包括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孺子婴在位期间,是西汉帝国衰亡时期,这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汉元帝初元元年至竟宁元年(公元前48年至前33年),这是西汉帝国转向衰落阶段。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四《元帝》七:“汉之亡,非元帝之咎也。帝弱而寡断,然而无所伤于天下,石显仅逞于异已,而恶不及于民,国之元气未斫焉。故曰:非元帝之咎也。王氏,元后之族也,王凤为大将军录尚书事,为篡轼之阶,然非元帝之宠后族而早任之,帝崩,成帝乃假凤以大权,而帝无遗命。故曰:非元帝之咎也。”有些学者据此认为西汉后期不应从元帝开始,而应从成帝开始。他们忽视了王夫之紧接上文所说的话:“虽然,其所自来,抑岂非元帝隐伏之咎肇于不测哉?”西汉帝国的衰亡是不能直接归咎于元帝,但西汉向衰亡的转变则直接源于元帝,所以西汉的衰亡时期应从元帝算起。

早在元帝为太子时,其父宣帝就曾指出:“乱我家者,太子也”。元帝“柔而好儒”〔33〕,继位后“颇改宣帝之政”〔34〕,“征用儒生,委之以政”〔35〕,“自是之后,汉无刚正之士”〔36〕。变对豪强的抑制为怀柔,“孝宣之业衰矣”〔37〕。不过西汉这时还有力量帮助匈奴平息内乱,恢复和亲。

元帝即位之初,“天下大水,关东郡十一尤甚,各地饥,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琅邪郡人相食。”社会经济已开始衰退。不过元帝时还采取“省禁苑以予贫民”,“转谷振贷穷乏”〔38〕等措施,力图挽救经济的衰退。

第二阶段,汉成帝建始元年至孺子婴初始元年(公元前32年至公元8年),这是西汉帝国败亡阶段。

成帝“湛于酒色”〔39〕,外戚王氏逐步控制朝政,王凤及王氏五侯“争为奢侈”〔40〕,统治日益腐败。哀帝昏庸,宠幸董贤,一次赏赐土地2000顷,甚至想让位于他。平帝年幼无知,政权完全控制在王莽手中。王莽毒死平帝,立孺子婴,不久由假皇帝成真皇帝,改国号为“新”,西汉灭亡。

西汉后期逐步形成了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的新豪族地主势力。被汉武帝打击过的商人势力又重新抬头,一些富商的资财,“皆巨万矣”〔41〕。他们既可做官,又能兼并土地。官僚则通过贪污或皇帝赏赐成为巨富,以兼并土地,兼营商业。如成帝的经师、关内侯、丞相张禹,屡受赏赐,“前后数千万”,“内殖贷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灌溉,极膏腴上贾,它财物称是”〔42〕。豪族地主无限制兼并土地,失去土地的农民愈来愈多,有的成为流民,有的成为奴婢。元帝时官奴婢有10余万,私奴婢则更多。成帝诸舅王谭、王商等拥有僮奴各以千百数。西汉统治集团的腐败和豪族地主势力的发展,使广大人民的生活处于绝境。哀帝时鲍宣曾上书说:“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民有七死而无一生”〔43〕。为求生存,各地农民、奴隶奋起反抗,震撼了西汉统治,为王莽代汉提供了客观条件。

西汉后期统治者亦曾采取一些减赋、振贷、省减诸用等措施以延缓西汉的衰亡。由于当时“天下无兵革之事”、“百姓訾富虽不及文景,然天下户口最盛矣”〔44〕。另外,西汉后期统治者仍重视发展文化。“元帝多材艺,善史书”〔45〕。“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末,……(太学)增弟子员三千人。岁余,复如故,平帝时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46〕。成帝时“使谒者陈农求遗书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指意,录而奏之。哀帝时,刘向之子刘歆“总群书而奏其《七略》”〔47〕。刘向撰有《别录》,是我国目录学的始祖,还是文学家、思想家。刘歆不仅发展了目录学,还是古文经学的开创者和天文学家。王莽执政时曾立古文经博士。西汉后期还有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扬雄。

注释:

〔1〕《说文解字·刀部》。

〔2〕〔17〕〔20〕《史记·平准书》。

〔3〕〔8〕〔11〕《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曹相国世家》、《吕太后本纪》。

〔4〕〔9〕〔10〕〔12〕〔13〕〔14〕〔15〕〔16〕〔21〕〔25〕〔27〕〔34〕〔39〕〔40〕〔41〕〔42〕〔43〕〔46〕《汉书》、《诸侯王表》、《惠帝纪》、《高后纪》、《刑法志》、《贾谊传》、《百官公卿表》、《文帝纪》、《郊礼志》、《董仲舒传》、《元后传》、《货殖传》、《张禹传》、《鲍宣传》、《儒林传》。

〔5〕〔6〕《汉书·高帝纪》。

〔7〕〔47〕《汉书·艺文志》。

〔18〕〔22〕《汉书·武帝纪》。

〔19〕〔38〕〔44〕《汉书·食货志》。

〔28〕〔33〕〔35〕〔37〕〔45〕《汉书·元帝纪》。

〔24〕《后汉书·东夷列传》。

〔26〕〔28〕〔30〕《汉书·昭帝纪》。

〔27〕〔29〕〔32〕《汉书·宣帝纪》。

〔31〕《风俗通义·正失》。

〔36〕《读通鉴论》卷四《元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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