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与我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期性论文,我国经济论文,宏观经济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性运行的实践表明，我国的经济周期是由政府政策的不一惯性造成的，宏观调控的缺陷体现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出台时机和力度选择上。为了保障经济的高速、稳健运行，在“十五”时期，我们需要积极而有预见性、科学性、有效性的宏观调控。
一、宏观经济政策的改变是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直接原因
经济周期是指经济由一个波谷运行到下一个波谷的阶段。自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国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周期性波动。以经济增长率（以GDP增长率计，下同）的“谷—谷”法来划分，我国经历了四个经济周期。这四个经济周期的时间跨度分别是：1978～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这也是经济学界一种有代表性的划分。（注：就经济周期的含义来说，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应是从“一个波谷到下一个波谷”。但本文分析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运行状况，故而1978年虽然不是一个“波谷”我们仍然将其作为第一个经济周期的起点。）我们认为，从2000年开始，我国进入了第五个经济周期（注：卢嘉瑞、徐圣银：《2000我国已经进入第五个经济周期》，载于《财经科学》2001年第4期。）。（见图1）
图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周期
那么，经济周期是如何形成的呢？回顾1978年以来我国在不同时期出台的主要经济政策，我们发现它们与各个时期的经济波动有重大关联。大部分重大经济政策的出台，都是在经济增长处于波峰或波谷前后。（注：卢嘉瑞、徐圣银：《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兼论第五个经济周期》载于《经济评论》2002年第1期。）
如，1978～1981年的第一个经济周期。1978年我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当年2月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家计委的《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重点》，指出在1980年以前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钢产量达到3600万吨，在全国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于是，1978年这一年我国引进了大量国外成套技术设备，以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和产出水平；9月后的几个月又加大了投资力度，投资高达760多亿元，因此刺激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当年钢产量达3452万吨，同比增长了57%；水泥产量达6524吨、塑料产量达67.9万吨，增速也都超过了30%。按照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发表的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精神，中央提出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全国各条战线进行经济建设的热情高涨。当年经济增长率高达11.7%，成为第一个经济周期的波峰。然而，大量引进国外设备的“洋跃进”却使1978年外汇储备下降到1.67亿美元，在这种巨大压力下，1979年3月国务院转而出台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但当年M[,0]增长率仍高达26.3%，经济增长率也只是降到了7.6%，经济运行中的过热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抑制，外汇储备甚至出现了负值，财政赤字达206亿元，占GDP的5.2%。到1980年冬季，在当年高通货膨胀已不可逆转的情况下（1980年全年通货膨胀率为7.5%），国家经委、财政部、建设银行在11月联合发出企业投资“拨款改贷款”的通知，国务院在12月发出《关于严格控制物价、整顿议价的通知》。这一系列紧缩性的经济政策的出台才使过热的经济得以降温，1981年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到5.2%。
再如1982～1986年的第二个经济周期。1982年9月召开了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1983～1985年，根据中央提出的目标，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货币政策。这三年基础货币供应量(M[,0])同比分别增加了20.7%、49.5%和24.7%，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10.9%、15.2%和13.5%。但1985年的通货膨胀率却高达9.3%。高通货膨胀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于是在1986年的4月和7月，国务院先后发出《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通知》和《关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若干规定》，明确指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实行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要加强引导和管理，并进一步强调了关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要求。虽然当年M[,0]增长了23.3%，但狭义货币供应量(M[,1])增长率仅为18.3%，比1985年的32.7%下降了14.4个百分点，货币供给得到了有效控制。该年经济增长率随之下降到8.8%，通货膨胀率也下降为6.5%。
还有，1987～1990年的第三个经济周期。1987年年初，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扩张性经济政策：1月召开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指出，1987年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深化企业改革，努力增产节约，全面提高经济效益，确保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向前发展；3月底国务院发出《关于放宽固定资产投资审批权限和简化审批手续的通知》，意在刺激固定资产投资。1987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1.5%，M[,1]增长26.4%，经济增长率比1986年上升了2.8个百分点，达到11.6%。但1987年通货膨胀率达到7.3%，1988年、1989年开始出现恶性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分别高达18.7%和17.8%，同时“抢购风”刮遍大江南北，危及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于是政府在1989年出台了一系列严厉的紧缩性经济政策：3月，国务院总理李鹏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坚决贯彻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中提出，各项改革要紧密围绕治理整顿这个中心，做到有利于压缩需求，调整结构，还要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管理，控制货币发行，调节信贷规模和结构，引导经济健康运行；11月，国务院还转发了党中央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指出要坚决控制社会总需求，继续压缩投资总规模，坚决调整投资结构，坚持实行从紧的货币财政政策。这些政策使得1989年经济实现了“急刹车”，当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比1988年下降了7.2%，M[,0]增长率下降到9.8%的低位，经济增长率从1988年的11.3%下降到4.1%，下降了7.2个百分点，其跌幅之大，创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运行之记录。而1990年3.8%的经济增长率则成了1978年以来至1990年间经济增长的最低点。
1991～1999年的第四个经济周期的出现，同样是宏观经济政策使然。面对1990年超低经济增长速度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改革的压力，1991年4月，国务院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该纲要指出，国民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20世纪末要比1980年翻两番，从1991年到2000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速度在6%左右。为了配合政府的目标，央行全年信贷计划为2100亿元，实际却达到了2895亿元，同时将存款利率下调了1.08个百分点。当年的经济增长率一下子提高到9.2%。按照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的精神以及当年10月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上所作《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当年举国上下再次掀起改革、开放的新浪潮，国民经济飞速发展。这一年现金净投放1159.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6.4%，M[,1]增长35.9%，经济增长率高达14.2%。但随后的1993～1995年，通货膨胀率也分别高达13.0%、21.7%和14.8%。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迫使政府实施了压缩银根、控制货币发行、清理固定资产在建项目和压缩政府公共开支等“软着陆”政策。这三年M[,0]增长率逐年下降，分别为35.3%、24.3%和8.2%。紧缩的货币政策有效抑制了过热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率也逐年下降，分别为13.5%、12.6%和10.5%。
1996年“软着陆”成功后，经济运行本应该步入上升期，但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国际经济环境，出口受到重创，经济增速逐年走低，1997～1999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8.8%、7.8%和7.1%。到1997年底，政府开始出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1998～2000年增发国债3600亿元，力图扩大投资需求，促进经济增长。虽然政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如1998年国债项目拉动经济增长约1.5个百分点，1999年拉动2个百分点，2000年拉动1.7个百分点（注：转引自2001年1月2日《中国经济导报》。），但直到2000年，国民经济才开始逐渐走出颓势，进入新的周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在不同时期出台的不同内容的宏观经济政策造成的，换言之，即由政府不一贯的宏观经济政策所致。从而形成这样一个循环轨迹：政府政策放开→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扩张→经济迅猛增长→遭遇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等压力→政府政策调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紧缩→经济迅速回落→然后政府政策再放开……
二、宏观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焦点：出台时机和力度选择
从上文描述的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政策与经济波动的关系中可以看出，政府政策的出台都是为了在经济运行陷入低谷后刺激经济增长或在经济运行处于高峰后防止经济过热。经验证明，如果调控政策出台时机和力度选择失当，就会加剧经济波动。
1978年出现经济过热后，政府虽然在1979年3月开始出台紧缩性经济政策，但当时的货币政策仍然是扩张性的，因此经济过热在1979年并没有得到有效抑制。到1980年冬季，较高的通货膨胀已成事实，政府又不得不继续出台更大力度的紧缩性经济政策，企业投资实行“拨款改贷款”。由于“拨改贷”是企业资金使用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对企业投资形成硬约束，故而1981年经济运行出现急刹车，经济增长率急速下降到5.2%。第一个经济周期在较大波动中维持了四年。归纳起来，这个经济周期在经济运行越过波峰后，宏观调控的缺陷有二：一是紧缩性政策出台时机滞后，二是政策力度过大。
1984年，经济运行到第二个经济周期的波峰，经济增长率高达15.2%，通货膨胀率为2.7%，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态势。但1985年的经济增长率为13.5%，通货膨胀率却一跃而为9.3%，经济运行出现了持续过热现象。针对这一现象，在1986年的4月和7月，政府连续出台了紧缩性的经济政策，经济过热的情形才得到有效抑制。现在看来，当时宏观调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在1985年出现过热后半年左右的1986年的4月，就及时出台了紧缩性经济政策，而在此后的几个月，又继续出台相应的政策，巩固了已有的宏观调控成果。但是，在1986年经济运行刚刚步入良性轨道时（注：我们认为，我国的经济运行以高速增长(9%～12%)—中度通胀(4%～6%)的模式为佳。1986年经济增长速度为8.8%，通货膨胀率为6.5%，已接近这个目标。见卢嘉瑞、徐圣银：《2000我国已经进入第五个经济周期》，载于《财经科学》2001年第4期。），政府却又在1987年迫不及待地实施了扩张性经济政策。经济运行进入第三个周期。
1988年，经济运行在第三个经济周期的波峰上持续运行，经济增长率达到11.3%，但通货膨胀率却高达18.5%，M[,0]增长率为46.7%，经济运行又出现了过热现象。自1989年3月起，政府及时、连续出台了力度很大的紧缩性经济政策。到1989年底，过热的经济形势虽然得到了控制，但由于紧缩性经济政策下药“过猛”，“矫枉过正”，导致1989年、1990年经济陷入历史低谷。当时的宏观调控可以这样概括：在经济运行出现过热时，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出台较及时，但力度过大，虽然解决了当时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但却是以牺牲未来适度经济增长为代价。
1990年，经济运行到第三个经济周期的谷底。面对当时严峻的经济形势，从1991年4月起，政府连续出台扩张性经济政策，经济运行步入第四个经济周期的上升期。到1992年，经济运行出现了严重的过热现象。1992～1995年经济平均增速达到了12%，平均通货膨胀率高达15.6%。总的来说，由于这个时期政府连续出台扩张性经济政策，迅速拉动了经济增长，但也还是由于扩张性政策力度太大，带来了较高的通货膨胀。
1996年，我国经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经济增长率为9.6%，通货膨胀率为6.1%，经济重又恢复到高增长—中度通胀的良性运行状态。但是，面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及由此带来的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政府没有充分估量它们给经济运行带来的消极影响，及时出台积极的经济政策以维持经济正常运行。只是到了1998年，应对的政策才开始陆续出台，先后提出实行“适当的”货币政策；1999年初又提出要“努力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这一年11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作用，加大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然而正是这些“低度”的货币政策，使宏观调控错失良机；另一方面，政策的力度也不够大，所以调控效果不太理想，致使1997～1999年经济增长率逐年走低，年均下滑超过0.8个百分点。
有鉴于上述，我们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政府在调控经济波动过程中出台的宏观经济政策尤需注意对出台时机和力度的把握。只有在合适的时机出台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才能达到熨平经济波幅、保障经济良性运行的目的。我们还发现，如果在经济运行出现异常状况（以偏离高速增长—中度通胀的模式为标志）半年左右出台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则效果较好，如1986年4月和7月出台的紧缩性经济政策，使经济运行由1985年的过热基本恢复到正常。反面的例子如1997年以来的宏观调控，由于出台时机滞后、政策力度不尽合理，没能促使经济及时稳步回升。在经济运行偏离正常轨道的初期时，宏观调控的力度不宜过大，应该先进行微调，再根据宏观调控的效果进一步出台相关的经济政策，从而有助于达到既调控经济运行又防止经济波动过大的目的。并且，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必须持续一段时间，一般要在一年以上。如果短了，就不能有效调整经济运行中的不利因素，会给未来的经济运行埋下隐患，如1986年年末，在经济运行还没有完全恢复到正常状态时，就出台了扩张性政策，结果，其后几年经济运行的大起大落。
当然，我们也看到，1996年以前的宏观调控政策能较快见效是以短缺经济为背景的。在短缺经济条件下，存在着严重的“投资饥渴症”，投资的扩张或收缩能很快地表现在产出的增长或衰退上。但是，1996年以来我国经济再度进入过剩时期。这时对经济运行起决定作用的是消费而不是投资。扩张性经济政策引发了居民就业增加、收入增加，然后才能表现在消费和产出的增加上。因此，现阶段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需要持续实施更长的时间，我们认为两年以上比较合适。
三、对第五个经济周期宏观调控的政策建议
（一）继续加强宏观调控。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不要政府调控了，恰恰相反，我们还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现代经济本身就是一个混合经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两者的互动性日益明显。经验证明，为确保国民经济良性、高速的运行态势，就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宏观调控。在第五个经济周期，也必须如此。
以近几年来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为例，1997年1月到2000年7月财政支出与经济形势的相关系数达0.385（注：钱敏泽：《从经济景气波动看政策工具作用》，载于《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1年第1期。），即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接近40%。我国目前的经济运行还没有摆脱前四个经济周期政策决定的特征，其运行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由政府政策控制的。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市场机制在经济周期的形成中或多或少地显示了作用，但这种作用却远远主导不了经济的走势。因此，要实现今后几年我国经济的高速、健康发展，也必须继续出台积极高效的宏观经济政策。
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其缺陷又必须由政府调控来克服。为了使政府调控有效地保障经济高速健康运行，我们建议，政府要少用或不用易使经济大起大落的行政手段，而尽可能更多地运用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政府采购政策、价格政策等在内的经济手段。
（二）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中国经济在进入新的周期以来，还处在震荡中温和回升的状态之中，基础还很不牢固。2001年年初我们曾经作出这样的判断：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将达到8%左右的增长速度，但条件是“国际形势不出现大的动荡，国内不出现大的自然灾害”。（注：卢嘉瑞、徐圣银：《2000我国已经进入第五个经济周期》，载于《财经科学》2001年第4期。）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遇了空前恐怖袭击，10月初美国发动了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全球经济普遍受到影响。世界经济和世界贸易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国际经济环境的严重恶化，导致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套马车之一的我国外贸增长乏力。2001年进出口总额5098亿美元，仅比上年增长7.5%，与2000年31.5%的增速相比，下滑幅度十分明显，而2002年的外贸也不很乐观。这些都将损害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
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了部分利好。由于我国受美国遭受恐怖袭击的影响较小，很多观点认为我国将成为国际资本的避风港（注：2001年10月10日《中国经济时报》第4版。）。但是，我们认为要使国际资本真正流向中国，必须实施更加积极的经济政策，以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种种因素表明，要支撑我国经济保持一个较高的发展速度，而不至于回落到1999年和1999年以前的状态，必须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而决不可以降温。不但不可以降温，而且我们还认为应该升温。
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上文我们已经提到，1997年1月至2000年7月，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系数为0.385，我们再用1990年以来我国的GDP增长率与同期的财政支出增长率作回归分析，发现二者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40；而用GDP与上一年的财政支出增长率作回归分析，则发现二者的相关系数上升到了0.71。即，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很大。从图2也可以看出，1997年7月到2001年7月，表示财政对经济运行调控作用的财政调控指数都高于中国经济景气指数（简称中经景气指数），且1998年到2001年1月财政调控指数的波动提前于中经景气指数，说明期间财政政策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表示货币对经济运行的调控作用的货币调控指数自1997年中旬以来则运行平稳，且不随中经景气指数的波动而波动，说明这一阶段稳健的货币政策保障了经济增长。但是，进入2001年，财政调控指数重又低于中经景气指数，说明当前我们迫切需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
图2 1991年7月～2001年7月我国的财政、货币调控指数和中经景气指数
我们认为，只有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够抵消国际环境的不利影响，并有效地解决国内的一系列诸如内需不足、失业率居高不下、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等问题。而要实现更快的增长速度，必须继续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样一来，就可能要发生通货膨胀。我们估计，2002年下半年和2003年上半年将出现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1个点和2个点都是可能的，这是个好现象。但我们就此产生惧怕心理，是没有道理的，而如果顺势逆转、放弃或者弱化我们已经在执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我们将铸成大错。
反之，如果我们顺势而为，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这个经济周期，我们不仅能够取得一个理想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能够有效地解决诸如就业、消费需求不足等重大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简言之，我们将大获全胜。这个时候即使出现中度通货膨胀，也不是坏事，也并不可怕。只不过我们把握住火候，不再出台造成经济大落的政策，我们就能够保持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
我们还认为，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必须与我国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财政大部分都投向了国有企业。这一方面造成国有企业缺乏竞争意识，在改革开放后受非国有经济成分的竞争，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亏损；另一方面，财政包袱越来越重，形成了较大的赤字压力。其结果便是财政利用效率低下，造成了一般加工工业的严重过剩，却没有起到引导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这必然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我们建议，今后财政投入的重点应放在：(1)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为经济体制改革打好基础；(2)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以提高21世纪国家的总体竞争力；(3)继续加强基础设施的投资，拉动经济景气上升以带动民间投资的跟进。
（三）继续调整利用内外资政策，鼓励和发展民营经济。
目前我国内资充分，居民存款屡创新高。截至2001年10月，国内总存款高达14万亿元，存贷差约为3.1万亿元。其中，仅个人拥有的金融资产总量就超过10万亿元，而这笔巨大的民间资本却并未进入投资领域。存贷款利率自1996年来连续8次下降，国内资金成本也已经很低。相比之下，引进外资的情况却不尽如人意。2000年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只比1999年微增1%。2001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468.5亿美元，比起2000年的470亿美元还略有降低。利用外资的困难形势与大量内资闲置并存的矛盾是我们调整利用内外资政策的依据，显然这种调整政策的取向是启动民间资本，这势必能够有效地提高宏观经济效益。比起利用外资来，利用内资成本低，也有利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我们认为，引进外资要将重点放在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上。同时，政府应为民间资本进入各种投资领域提供安全、有效的保证。
（四）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科学性、有效性。
进入21世纪，国际政治、经济形势跌宕起伏。美国出兵阿富汗、巴以军事冲突、哥伦比亚烽烟再起，世界政治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大幅度滑落，增长速度由2000年的3.8%回落到2001年1.3%；2001年全球贸易增长仅为1%，远低于2000年的13.3%的增幅，国际直接投资也大幅减少。就国内来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就业压力不断增大，企业改革许多深层次矛盾亟待解决，国民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整体素质不高。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最近指出，我国2002年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就是“宁可把困难估计得严重一点，把影响时间预想得长一点，把对应预案准备得充分一点，使2002年经济发展建立在扎实可靠的基础上”（注：温家宝：《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科学性有效性》，载于2002年2月4日《经济日报》第9版。）。
为确保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地持续发展，避免大起大落，宏观调控的政策、手段、力度和出台时机的选择和运用，只能依据基于对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准确把握和对国民经济走势判断的准确性、科学性。这就要求中央政府职能部门和经济研究界人士，对国民经济形势的分析和认识要有预见性，中央决策层制定的政策（包括总体政策和分步实施的政策）的恰当性和下达实施政策的果断性。总之，必须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科学性、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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