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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明清时期朝鲜的汉语教育体制与汉朝对音文献
朝鲜与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关系。朝鲜历代王朝为了加强与中国的交流关系，都非常重视汉语人才的培养。早在朝鲜三国时代，高句丽第十七代王小兽林王二年（公元372 ）就设立了“太学”，新罗也于七世纪设立“国学”，以教授《五经》、《史记》、《汉书》等儒家经典和汉文汉字。不过，这些教育机构主要以汉文教育为主，还未进行真正的外国语言教育。朝鲜三国时期，向中国派遣大量留学生，学习中国文化和语言等，仅贞观十三年（公元639）高句丽、 百济、新罗派往中国的留学生就高达几千人。（注：“贞观十三年增筑学舍千二百区，四夷若高丽、百济、新罗相继派遣子弟入学，遂至八千余人。”（《新唐书》）“王遣子弟于唐，请入国学……于是，高句丽、百济、高昌、吐蕃，亦遣子弟入学。”（《三国史记》第五卷））高丽王朝（918—1391）忠烈王二年（1276）， 设置以“习汉语”为宗旨的国家语学机关“通文馆”，并设“汉语都监”（1391年，恭让王三年改称“汉文都监”，并配置教授官）。这个通文馆以后改为“司译院”，“以掌译语”。李氏朝鲜王朝（1392—1910）开国之初，积极推行译学政策，培养译官和译学学者，“司译院”专管“肄习华言之事”和与中国的“事大交邻之事”。（注：“通文馆，忠烈王二年始置之。令禁内学官等参外年未四十者习汉语……。后置司译院以掌译语。”（《高丽史》第七十六卷）“本朝有司译院，专掌事大交邻之事。”（《通文馆志》））以后，随着交邻关系的发展，司译院逐步扩大为“掌译诸方言语”的国家机构，先后设置了汉学（1393）、蒙学（1394）、倭学（1415）、女真学（1426）等所谓“四学”。不过，当时“汉音有关事大”，所以汉学始终是司译院最主要的科目。司译院任命精通汉语和经学者为文官训导官，训导汉语学习，早期采用译学学者契长寿的《直解小学》（今佚）为汉语教材。
李氏朝鲜时代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译官和著名的汉学家，如世宗朝的李边、金何、金听，世祖朝的李兴德、金有礼、申叔舟，成宗朝的张有诚、黄中、金自贞、李昌臣等。特别是中宗朝出现的著名学者崔世珍，兼通朝鲜语和汉语，编纂了《训蒙字会》、《韵会玉篇》、《小学便蒙》、《吏文辑览》、《吏文续集辑览》等书，不仅为朝鲜文字规定了字母顺序和名称（基本上沿用至今），而且首次用谚文翻译汉语会话读本《老乞大》和《朴通事》，编写《老朴集览》，编纂汉语韵书《四声通解》，为后世留下了异常丰厚的语言学研究成果。
进行汉语教育需要各种工具书和教科书，为此，朝鲜历代王朝大量引进中国的各种典籍。早在高丽时期朝鲜就引进《礼部韵略》作科举科目之用，以后，各朝代都非常重视音韵之学，尤其是李氏王朝以“崇儒斥佛”和“至诚事大”为国是，积极引入和刊行各种儒家经典和中国韵书的同时，召集汉学家自己编纂了一些汉语韵书。仅李朝世宗时代的朝鲜文献中列举过的中国韵书就有：《集韵》、《古今韵会举要》、《蒙古韵略》、《中原音韵》、《洪武正韵》、《切韵指掌图》等。李朝刊行的中国韵书有：《新刊排字礼部韵略》（五卷），中宗十九年（1524）；《礼部韵略》，宣祖七年（1574）；《排字礼部韵略》（四卷），光海七年（1615）；《排字礼部韵略》（五卷），肃宗四年（1678）；《排字礼部韵略》（五卷二册），肃宗五年（1679）；《排字礼部韵略》（五卷二册），年代未详；《古今韵会举要》（三十卷），宣祖六年（1573）；《洪武正韵》（十五卷五册），英祖四十六年（1770）。朝鲜编纂的汉语韵书有：《三韵通考》（一卷），作者及编纂年代不详（注：朝鲜学者金德懋在《央叶记》中说：“今世所行《三韵通考》……通用科场”。可见此书很早开始在科举考场中使用。但是，关于此书的编纂有两种说法。《芝峰类说》中说：“《三韵通考》出于倭国”，李德懋则认为：“德懋以为《宝鉴杂记》所载二则似是今《三韵通考》，日本亦得刊行”，朴斗世的《三韵补遗》序文中说：“《三韵通考》不知何人所编，或曰传自日本，而古今通用”。）；《增补三韵通考》，金济谦、成孝基编，康熙末后，嘉庆以前；《三韵补遗》，朴斗世编，肃宗二十八年（1702）等。
1443年，朝鲜文字——训民正音的创制，开创了朝鲜民族文字生活的新纪元。训民正音是拼音字母文字，因此它可以克服汉字传统的表音法（直音法、读若法、反切法等）的局限性，较准确地给汉字注音。（注：朝鲜的汉字读音有三个不同的系统，一是传统的朝鲜汉字音系统（《训蒙字会》等），一是近代汉语的汉字音系统（《四声通解》等），一是人为规定的朝鲜汉字音系统（《东国正韵》）。）从这个意义上讲，训民正音的创制为朝鲜人的汉语学习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从此，用谚文翻译或注音的各种汉朝对音韵书、辞书、汉语会话读本相继问世。朝鲜对音文献（包括一些纯汉语文献）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韵书类
（一）用谚文注音的朝鲜汉字音韵书
（1）《东国正韵》（六卷六册），崔恒、朴彭年、申叔舟等编， 申叔舟作序，世宗二十九年（1447）。（2 ）《华音正韵通释韵考》（二卷），朴性源编，英祖二十三年（1747）。（3 ）《华东叶音通释》（一卷），朴性源编，正祖十二年（1788）；（4 ）《三韵声汇》（二卷补一卷），洪启禧编，英祖二十七年（1751）。（5 ）《奎章全韵》（二卷），李德懋、徐明膺编，正祖二十年（1796）。
（二）以汉语学习为目的的汉朝对音韵书
（1）《洪武正韵译训》（十六卷八册，第一册一、二卷落帙）， 申叔舟、成三问等编，端宗三年（1455），序文保存在申叔舟的《保闲斋集》里。该书在完整地保持原本《洪武正韵》的体例和内容的基础上，把原文的反切音译成谚文（正音），并用谚文标注当时的中国北方音（俗音）。过去一直失传，1972年6月21 日韩国人李圣仪向高丽大学校中央图书馆寄赠其珍本，才得以影印刊行。此书首次用谚文著录中国传统韵书音和当时北方话的现实音，因此对研究近代语音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注：申叔舟在该书序中对编纂动机作了如下说明：“我世宗庄宪大王留心韵学，穷研底蕴，创制训民正音若干字，四方万物之声无不可传。我东方之士，始知四声七音自无所不具，非特字韵而已也。于是以吾东国世事中华，而语音不通，必赖传译，首命译《洪武正韵》”。）（2）《四声通考》，申叔舟编，端宗三年（1455），今佚， 只存凡例附在《四声通解》卷末。该书是李朝世宗翻译刊行《洪武正韵》时，“虑其浩穰难阅，以览者病”，特命编纂的简本韵书。其凡例简明地叙述了汉字音的特点及与朝鲜音之间的异同点，因此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注：关于《四声通考》的编纂动机和体例，崔世珍在《四声通解》序中说：“世宗庄宁大王志诚事大，恪谨侯度，凡干咨奏，必经睿览，始究学译，当选声韵，创制训民正音，命译《洪武正韵》，又虑其浩穰难阅，以览者病焉，乃命高灵府院君申叔舟类粹诸字会为一书，冠以谚音，序以四声，谐之以清浊，系之以字母，赐名曰《四声通考》。”）（3）《四声通解》，崔世珍编，正德二十年（1517）。 该书是为了适应十六世纪朝鲜人学习汉语的需要，参考《蒙古韵略》、《古今韵会举要》、《集韵》、《中原音韵》等韵书，补充《四声通考》而编纂的韵书。该书谚文注音分为正音、俗音和今俗音，其中今俗音是崔世珍所听取的十六世纪的中国北方音，因此对考察近代音演化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证价值。（注：崔世珍在该书序中写道：“夫始学语者，先读《老乞大》、《朴通事》二书，以为学语之阶梯，初学二书者必观《四声通考》，以识汉音之正俗，然其二书训解承讹传伪，《通考》诸字有音无释，承讹传伪，则虽经老译，莫能就正，有音无释，则一字重出，无所适从。”）
二、辞书类
（1）《译语类解》（二卷二册），慎以行、金敬俊等编， 肃宗十六年（1690）。该书收录汉语词语四千七百条左右，并用谚文标注正音和俗音。（2）《译语类解补》，金弘喆编， 英祖五十一年（1775）。该书新补充汉语词语一千一百多条，体例没有变化。（3 ）《方言集释》（四卷），洪命福编，正祖二年（1778）。（4 ）《汉清文鉴》（十五卷），李湛等编，英祖末年（1776）。该书是汉语、满语、朝鲜语对音辞书，它的底本可能是清朝（1772）刊行的《御制增订清文鉴》（四十六卷四十八册）。该书收录汉语词语一万二千多条，谚文注音没有正音和俗音之分，但注音非常细密准确，收词规模和语音转写的准确性超出朝鲜历代编纂的同类对音辞书。（注：参见崔宰宇《〈汉清文鉴〉简论》，《民族语文》1997年第5期。）（5）《古今释林》（四十卷），李义凤编，正祖三年（1789）。（6 ）《华语类抄》（一卷），作者和刊行年代不祥，英祖二十四年（1478）。（注：此外还有一些专书辞书，如崔世珍于十六世纪初编纂的《老朴辑览》，汇集《老乞大》和《朴通事》中的难解词语加以注释。）
三、教科书类
（1）《老乞大》、《朴通事》，作者和刊行年代不祥， 这两本书是高丽、朝鲜两朝最具权威的汉语教材，被当作科试用书。纯汉语本《老乞大》，代表元代燕都地方白话语法及词汇，没有注音，纯汉语本《朴通事》至今没有发现。（注：《世宗实录》中说：“礼曹，据司译院牒呈，囚《老乞大》、《朴通事》、《前后汉》、《直解孝经》等书，绝无版本，读者传写诵习，请令铸字所印出，从之。”可见，15世纪以前《老乞大》、《朴通事》已在朝鲜流行。）（2 ）《翻译老乞大》（上下卷）、《翻译朴通事》（只存上卷，中、下卷今佚），崔世珍编，一般认为成书于正德十二年（1517）的前几年。崔世珍在原本《老乞大》和《朴通事》的每一个字下加上谚文注音和旁点（声调标记），并且把汉语句子译成朝鲜语。谚文注音首次分左音（《四声通考》俗音）和右音（当时的汉语北方音），因此该书是第一部可以研究明代汉语口语音的朝鲜汉语读本，也是《老乞大·朴通事》系列中两种有声调标记的版本之一。这两本书过去一直失传，《翻译老乞大》上卷韩国人白淳在所藏，于1972年影印出书，下卷韩国人赵炳舜所藏，于1974年影印出书，《翻译朴通事》上卷韩国人赵诚穆所藏，于1959年影印出书。（注：崔世珍在《四声通解》自序中说：“夫始肄华语者，先读《老乞大》、《朴通事》二书，……臣将二书谚解音义。……时正德十二年，岁舍于丑十一月。”）（3）《老乞大谚解》（上下卷），显宗十一年（1670 ）。（4）《朴通事谚解》（上中下卷），肃宗三年（1677）。 从崔世珍的《翻译老乞大·朴通事》到《老乞大·朴通事谚解》时隔一百六十多年，从中可以考察十六世纪初到十七世纪汉语音的演化过程。（注：《朴通事谚解》序云：“世（应为“中”，笔者注）宗朝有曰崔世珍者，取《朴通事》一册，谚以释之，俾象鞮肄业者，皆得以易知以易学，其于译学有指南之功。龙蛇之变，书籍尽灭，而崔氏之释，从而失其传，学译者多病之。”可见当时崔世珍的《翻译老乞大·朴通事》已失传，因此重新谚解了《老乞大》和《朴通事》二书。过去我国学者胡明扬、陈植藩等利用的都是这个没有旁点的十七世纪的版本。）（5 ）《旧刊老乞大谚解》（平安监营重刊本），英祖二十一年（1745）。（6）《老乞大新释》，边宪等编，英祖三十七年（1475）。（7）《朴通事新释》，金昌祚等编。（注：《通文馆志》卷八什物续篇中写道：“新释朴通事板、谚解板，训长金昌祚等修整，乾隆乙酉，箕营刊板。”乾隆乙酉是乾隆三十年，即英祖四十一年（1765）。）《老乞大新释》和《朴通事新释》把旧版《老乞大·朴通事》中的不合乎当时汉语实际的内容改成当时通行的汉语，但没有注音和翻译，因此其主要的价值在于汉语内容的修改即语汇和语法方面的变化。（8 ）《朴通事新释谚解》（三卷），金昌祚等编，英祖四十一年（1765）。该书是《朴通事》系列中第三次谚文注音的版本，也是两种有（旁点）声调标注的版本之一。书中注音中开始出现见晓字的腭化，是研究十八世纪汉语音的珍贵资料。（注：该书的汉语句子跟从前的《翻译朴通事》和《朴通事谚解》有了变化。例如：“又逢着这春二三月，又正是好时节，休蹉过了好时光。”（翻译、谚解本）“真是好年景，这春二三月，又正是好时节，你们不可虚度过了。”（新释谚解本）尽管《通文馆志》里有“新释老乞大板、谚解板”的记载，但至今尚未发现《老乞大新释谚解》。）（9 ）《重刊老乞大》，没有序和跋，卷末有检校官李洙、张濂等人名，刊记上有“乙卯仲秋，本院重刊”的字样，本院指司译院，乙卯是正祖十九年（1795）。（10）《重刊老乞大谚解》（上下卷），没有序、跋和刊记等，很可能与《重刊老乞大》同年或稍晚。该书是《老乞大》系列中第三次谚文注音的版本，其语法和语音与《朴通事新释谚解》基本一致。（11）《伍伦全备谚解》（八卷五册），景宗一年（1721），它的底本可能是中国明代丘浚的《新编劝化风俗雅曲伍伦全备记》。这本书的翻译与编纂从肃宗二十二年（1696）开始着手到景宗一年完成，历时25年。谚文注音也分左音和右音，是该书最有价值的部分。（注：译官高时彦在该书序中说：“此本业之不可无谚解者也，本业三书，初用《老朴》及《直解小学》，中古以《小学》，非汉语，易以此书，盖其为语，雅俚并陈，风伦备至，最长于译学。”）（12）《华音启蒙谚解》（二卷一册），是李应宪于1883年所撰的《华音启蒙》的谚解本，一般认为与《华音启蒙》同时刊行。该书是李朝最后的常用汉语读本。（注：该书序中说：“旧有《老乞大》、《朴通事》、《译语类解》等书，而华语各省或异，古今亦殊，使骤看者转相讹误，……，今俚知枢应宪取常行实用之语，略加编辑，名之曰《华音启蒙》，若千字文、百家姓，并用燕京话，译之以东谚，开卷了然。”）
李氏朝鲜初期司译院译科考试的三大背讲科目是《老乞大》、《朴通事》和《直解小学》，到了光海君（1608—1623）时《伍伦全备》代替《直解小学》，李朝后期则改为《译语类解》，与《老乞大》、《朴通事》为译科初试的三大背讲科目。
这些文献所著录的是明清时期的汉语音，随着汉语音的演变而得到多次增补和修订，因此无论是共时层面还是历时角度都是研究近代汉语各阶段语音状况及演化过程的珍贵文献。
贰 朝鲜对音文献的编纂宗旨及其价值
中国的韵书是适应“赋诗押韵”的需求而产生的，因为方块汉字单从形体上很难看出其声音结构，而古代赋诗撰文必须讲究格律，对用韵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客观上要求有一个著之于文，以便参考的用韵规范。隋代陆法言的《切韵》（公元601）、宋代陈彭年的《广韵》（1008 ）和丁度的《礼部韵略》（1037）等传统韵书，都是适应当时文人学士“审音辨韵”或者“应试作文之用”而编纂的。因此，这些韵书相对保守，与当时的实际口语音有着较大的距离。尽管以后出现金时韩道昭的《五音集韵》（1212），元代黄公绍、熊忠的《古今韵会举要》（1297），明代乐韶凤的《洪武正韵》（1375）等韵书，改革正统韵书体制，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当时的北方话，但还未能完全脱离旧韵书的束缚。
我国真正代表近代北方音系的韵书是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1324），明代兰茂的《韵略易通》（1442），徐孝的《司马温公等韵图经》（1606），樊膝凤的《五方元音》（1654—1673），毕拱宸的《韵略汇通》（1642）等。虽然这些韵书反映的是北方音系，但是由于受编纂目的、传统观念、编纂者或审订者方音的影响，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脱离当时实际口语的倾向。
与此不同，朝鲜各王朝编纂和刊行汉朝对音文献的目的不在于为文人学士“赋诗押韵”提供用韵规范，而在于用来“识字正音”，为司译院培养译官、译学学者等汉语人才提供实用的汉语工具书，即为学习或掌握了当时中国现实音即北方口语服务。因此，朝鲜汉学家们在翻译中国韵书或自己编写汉语教材时，都非常重视听取并且著录中国北方的“时音”（即当时现实音），而对“存古”的传统韵书音采取了“不可强存而泥古”的态度（参见《洪武正韵译训》序）。
这种编纂宗旨使朝鲜历代对音文献一直保持如实著录中国北方现实音的传统，即在《洪武正韵译训》、《四声通解》等韵书中在著录传统韵书音反切音的同时，采取了“以时音所广用，而不合图韵者，逐字书俗音于反切之下”的并记正音（传统韵书音）和俗音（现实口语音）的双重注音方法。此后刊行的对音辞书和汉语会话读本也一律采用并记15世纪音（左音）和当时现实音（右音）的双重注音体例。因此，在这一点上，朝鲜对音资料比中国韵书更接近或正确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北方的实际语音。例如：《中原音韵》是为元曲创作而编纂的韵书，是第一部真正反映北方话实际音系的曲韵韵书。这部韵书与中古音的主要差异是，声母实现浊音清化，平声分阴阳，入声分别派入平上去三声，分韵十九部，但是还维持-m韵尾侵寻、监咸、廉纤韵。（注：关于《中原音韵》的语音基础，有三种意见：一是认为当时的河南洛阳音（李新魁《〈中原音韵〉音系研究》等）；一是认为当时的大都音（宁继福《中原音韵表稿》等）；一是认为当时的中原地域通行的一种共同语音（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等）。）《韵略汇通》是《中原音韵》系统的韵书，比《中原音韵》晚百余年。这部韵书声母分二十类，但平声不分阴阳，而且恢复了入声，韵母也分二十韵类，也维持-m韵尾侵寻、缄咸、廉纤韵。这个-m韵尾在中国韵书里到《司马温公等韵图经》和《韵略汇通》里才与-n韵尾合流，即侵寻、监咸、廉纤韵，分别转入真文、寒山、先天三部。但是，朝鲜汉学家在《洪武正韵译训》（1445）里却做了不同的处理。例如，在正音里维持入声韵尾-p、-t、-k和-m韵尾，可是在反映当时北方话的俗音里入声韵尾一律标作-
，并且用-n韵尾代替了-m韵尾。到十六世纪，崔世珍在《四声通解》（1517）的“侵寻条”注中写道：“今俗呼为n，间有用m呼之者。”（引文音标为谚文转写，下同）
成书于十四世纪初的《蒙古字韵》，是我国第一部用汉字以外的标音文字八思巴文字注音的韵书。“由于这种韵书编纂的目的并不像传统的汉文韵书那样，服务于作诗撰文的押韵，而是用它来识字、正音，所以它不可能脱离当时的实际口音，而必须和当时日常使用的语音相接近或完全符合，这样，它所反映的就不是书面上文学语言的读音，而基本上是实际口语的语音。”（注：李新魁《汉语音韵学》，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53页。）不过，这部韵书里还保存着全浊声母，某些喻三与喻四纽字相对立等，比它晚几十年成书的《中原音韵》有一定的差别。明代西洋传教士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1626），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备的用罗马字记录汉语音系的著作。尽管对于它所反映的音系，学术界尚无明确定论，但是由于它首次用表音文字——罗马字记录汉语的北方音，所以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被认为是研究明末实际语音的最好资料之一。
与以上的国内对音资料相比，朝鲜的汉朝对音文献比《蒙古字韵》记录汉语音系更全面系统，朝鲜学者对汉语音的观察和论述更为客观深刻（这些论述大都保存在朝鲜文献的序、跋、刊记及凡例之中），而且《洪武正韵译训》和《四声通考》比《西儒耳目资》早两个世纪，《四声通解》则早一百年，因此其文献价值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过去朝鲜的对音文献没有引起我国音韵学界的应有重视。尽管我国学者对朝鲜对音文献进行一些整理工作，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还未进行全面系统的发掘和整理，这跟学者们对朝鲜对音文献的了解不足有关。例如：王力先生在《汉语音韵学》（1981）中说，明代的官方韵书《洪武正韵》声纽系统的三十一纽部是1931年刘文锦所考定的。（注：王力《汉语音韵学》，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08页。 王力先生说：“《洪武正韵》既以所谓中原雅音为根据，则旧韵的反切自然不能不改变；我们根据此书的反切上字，就可以知道当时所定的声纽系统。依刘文锦所考定，此书的纽部共三十一，与《中原音韵》大不相同；在《中原音韵》里，浊纽已与清纽相混，在《洪武正韵》则清浊的界限极严。”）确实，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研究归纳出来的洪武韵三十一字母。（注：刘文锦《洪武正韵声类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三本二分，1931年，第237—249页。）因此，董同龢先生也在他的著作《汉语音韵学》中谈到《洪武正韵》时说：“根据近来的研究，声母共三十一类。 ”（注：董同龢《汉语音韵学》， 台湾学生书局，1968年版，第70页。）
其实，早在1517年崔世珍的《四声通解》序中就有《洪武韵三十一字母之图》，图中把洪武韵的声母按照角徵羽商宫五音，木水火金土五行和牙、舌头、重唇、轻唇、齿头、正齿、喉七音，分为全清、次清、全浊、不清不浊音，考订出三十一字母，并且用谚文给每个声类标注了对应音和对应字母。（注：崔世珍考订的洪武韵三十一字母是：见溪群疑，端透定泥，帮滂并明，非奉微，精清从心邪，照穿床审禅，影晓匣喻，来，日。在字母图下加注云：“时用汉音，以知并于照，彻并于穿，澄并于床，娘并于泥，敷并于非而不用，故今亦去之。”参见《四声通解》序中的《洪武韵三十一字母之图》，[韩国]韩国学研究院影印本，1985。1972年6月，韩国发现《洪武正韵译训》（一册一、 二卷落帙）以后，朴炳采先生复原时把《洪武韵三十一字母之图》添入该书序中（高丽大学校影印丛书第二辑，1974年。）崔世珍所归纳的三十一字母与刘文锦的分类大同小异。（注：刘文锦在《洪武正韵声类考》中“以类”的分类与《四声通解》有所不同。刘氏把“以类”看作“喻母及疑母的一部分”，但在崔世珍的三十一字母里刘氏的“以类”被分立为疑母、影母、匣母、喻母。）朝鲜学者用三十一字母表示洪武韵的反切上字，但是《训民正音》只有二十三个辅音字母，比洪武韵少八个，因此他们采取变通造字的方法给轻唇音、正齿音和齿头音等朝鲜语里所没有的汉语音注音。轻唇音在唇音字
左右笔画的方法分为两套，拉长右笔为正齿，拉长左笔为齿头，等等。
朝鲜汉学家利用表音文字谚文给汉字注音“以济汉字之穷”，并且从语言对比的角度研究汉语，其语音分析异常精深，令人惊叹，近代音中的热点问题几乎囊括无遗。充分利用朝鲜对音文献可以为近代音研究提供新的较为可信的参证。例如汉语入声问题：
汉语的入声字到《中原音韵》里，根据古声母的全浊、清、次浊的不同分别派入阳平、上声和去声。但《中原音韵》有无入声，是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有的学者证其无（王力、宁继福等），有的学者论其有（李新魁、杨耐思等），各家观点至今尚未得到统一。王力先生说：“《中原音韵》书中所谓‘入声作平声’，‘入声作上声’，‘入声作去声’等；只是传统上的入声已经和当时的平上去三声混合了，不能认为当时还能区别入声。由此看来，十四世纪（或更早）的北京话里，韵尾-p、-t、-k就已经消失了。”（注：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4页。 ）李新魁先生则认为：“周德清的‘入派三声’并不反映当时的实际语音入声已经消失，并入或混入三声，而确实是为了‘广其押韵’”，“他据以编撰此书的‘中原之音’的‘呼吸言语之间，还有入声之别’。各方面的语音资料证明周氏的说法是可靠的。汉语入声的真正消失，时代不会太早。直至明代中叶以后，北京音早一些消失了入声，而中原共同语入声的消失，恐怕要到清代才发生。”（注：李新魁《再论〈中原音韵〉的入派三声》，载《中原音韵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64—85页。）
朝鲜学者对明清时期汉语入声韵的演变过程做了非常细致的观察。申叔舟在《四声通考》（1455）中，对当时入声韵尾描写道：“入声诸韵终声，今南音伤于太白，北音流于缓驰。蒙古音亦因北音，故不用终声。……平上去入四声，虽有清浊缓急之异，以其有终声则固未尝不可。况入声之所以为人声者，以其舌唇之全清为终声而促急也，其尤不可不用终声也。……今以k、t、p为终声，然直乎以k、t、p，则又似所谓南音，但微用而急终之，不至太白可也。此今俗音虽不用终声，而不至如平上去之缓驰，固俗音终声，于诸韵用喉音全清
， 药韵用唇轻全清u（o）／w，以别之。”（凡例第八条）
朝鲜对音文献对入声字的注音情况举例如下：
《四声通解》（1517），在韵头分别标注入声韵尾-k、-t、-p，但在正音里未加入声韵尾，只是因为“药韵则其呼似乎晓韵之音”，在韵尾加了-u（o）／w。《洪武正韵译训》的正音代表《洪武正韵》的反切音（即韵书音），俗音代表韵书编纂当时的汉语北方时音（即十五世纪音）。《翻译老乞大·朴通事》的左音代表十五世纪的汉语北方音，右音代表十六世纪的汉语北方的时音。因此，正如申叔舟所描述直至十五世纪汉语北方音的入声字里有一个比平上去短促的韵尾，即当时还存在着一种喉塞音韵尾（入声的残余音）是可以肯定的。从《翻译老乞大·朴通事》右音开始，朝鲜对音文献中再也没有出现喉塞音韵尾，证明十六世纪初开始汉语北方话里的入声韵尾已经完全消失。
迄今为止，近代音研究中在浊音清化、入声消变、闭口韵的归并、y韵的产生、卷舌音化、见晓精组字的腭化、微日母的演化、 影喻疑母的合流、唇音的开合等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见解或尚未得到定论。可以说，随着对朝鲜对音文献的系统研究，这些问题可以得到鲜活的旁证。
叁 关于朝鲜对音文献与中国资料的比较研究
对朝鲜对音文献，前人做过一些整理，但一般局限在专书的断代性研究上，并且缺乏与中国资料（前贤的研究成果、中国韵书、方音等）的系统的比较研究，因此尽管一些学者在研究资料、研究角度、研究领域等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往往不能得出全面准确的结论或者做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例如近代音的“入派三声”问题：《中原音韵》入派三声是很有规律的，即全浊声母归阳平，次浊声母归去声，清纽声母归上声，其中归入上声的最多共345字，以次为去声204字，阳平179字。可是， 崔世珍在《翻译老乞大·朴通事》的实际注音中却把入声字只派入阳平和去声，基本没有派入上声，就是全浊声母字多数读阳平，少数读去声，次浊声母字多数读去声，少数读阳平。这是跟《中原音韵》的入声派入大势是相矛盾的。陈植藩先生比较过《中原音韵》、《老乞大谚解》及现代汉语入声字的派入情况。《老乞大谚解》除了全浊声母、次浊声母字的派入稍有出入以外，与《中原音韵》和现代汉语最大的区别在于清纽入声字的归派。因此陈先生说：“《老乞大谚解》为什么入声字只分两类？这两类字和《中原音韵》以及现代汉语关系如何？这些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注：陈植藩《论崔世珍在朝鲜语文和汉语研究方面的贡献》，载《民族语文论集》第154—16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这篇论文依据的是无字音旁点的1670年刊行本《老乞大谚解》（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影印的奎章阁丛书本）。陈先生把这个版本的注音即右音称作“崔音”，即崔世珍音。其实，崔世珍编纂的应是有字音旁点的十六世纪初的刊行本《翻译老乞大》。因此，陈先生在考察声调时补充参照了《翻译老乞大》。）对此，康寔镇先生也说：“关于入声字派入三声，在《中原音韵》里是很有规则的：全浊归阳平，次浊归去声，很少有例外。……但《翻老朴》之入派三声的情形并没有条例。”（注：康寔镇《老乞大·朴通事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第162—163页。）
《翻译老乞大·朴通事》是当时朝鲜最具权威性的汉语口语会话读本，所以崔世珍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主观判断来随意归派入声字。因此这里有一个《中原音韵》和崔世珍的归派，哪一家的处理更符合当时语音实际的问题。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说：“《音韵》无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前辈佳作中间，备载明白”。廖珣英先生统计了“前辈佳作”之一的关汉卿的杂剧入声字的实际归派情况，得出结论：“全浊入声字派入阳平、次浊入声字派入去声，是符合《中原音韵》的，清入声字有百分之七十不派入上声。”（注：廖珣英《关汉卿戏曲的用韵》，《中国语文》1963年第4期。 ）宁继福先生也在《十四世纪大都话调值及周德清“入派三声”之失误》一文中，以元曲对入声字的归派与《中原音韵》的不合来证明周德清的失误。他指出：“不入……”等字大都话当平声或又读平声，“不的客……”等字当有去声又读，“北法塔……”等字读上声或又读平声，“周德清把上面三组字一古脑儿派归到‘入声作上声’是一个严重的失误。”宁先生又搜集现存元人69支曲牌的全部作品，分析了在煞尾上的古入声字的声调，发现《中原音韵》的“入声作上声”“入声作去声”与元曲一致，“入声作上声”字在元曲里读上声的只有39%。他指出：“这种派入大势与《等韵图经》《李氏音鉴》及北京话一致。周氏将古清音入声字除去影母一律归上声，与‘中原之音’不符。周氏失误。”（注：忌浮《曲尾及曲尾上的古入声字（周德清‘入派三声’验证）》，《中国语文》1988年第4期。）据统计，《翻译老乞大·朴通事》里， “浊声母入声变为阳平（54%）和去声（阴平，46%），次浊声母入声变为去声（阴平，62%）和阳平（38%），都没有上声化现象。清声母入声以去声（阴平，56%）、阳平（41%）、上声（ 3%）的顺序变化，变为上声的极少数。次浊声母入声中完全没有上声化现象。”（注：蔡瑛纯《试论朝鲜的对译汉音与中国官话方言之关系》，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长春），1998年 8月。）一般认为《等韵图经》是反映十七世纪北京音的资料。关于《等韵图经》的声调，过去陆志韦先生作过如下说明：“全浊入声归入‘如’声，就是像‘术特饽’三字，现在北平话不作阳平声的，徐书也作‘如’声，这书的次浊入声归入去声，也跟今音大致相同，惟有清入声字的归在平上去‘如’，跟今音大相悬殊，其中归在平声、上声‘如’的，字眼上跟今音大同小异，只有归在去声的，数目占十分之六以上，今音不过五分之二而已。”（注：陆志韦《记徐孝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燕京学报》第32期，1947年。）“以上内容与朝鲜十六世纪《翻译老朴》几乎完全一致。引文中的‘术特饽’字中的‘特’字在朝鲜资料也译音为阳平（‘术’未被收录），《翻译老朴》中清声母的去声化比例也是56%。”（注：蔡瑛纯《试论朝鲜的对译汉音与中国官话方言之关系》，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长春），1998年8月。）
综上所述，崔世珍的入声归派大势与《中原音韵》不合，但与《等韵图经》等反映北京音的资料却完全一致，这就是说，崔世珍的归派绝不可能是主观的，而是以当时北方现实音的细致观察为基础的。因此有的学者指出：“如果谈及崔世珍对中国音韵学的贡献，那么恐怕对十六世纪汉语声调的描写和真实记载就是他首要的贡献。”（注：李钟九《〈翻译老乞大·朴通事〉里所反映的汉语声调调值》，《古汉语研究》1997年第4期。）
关于汉语尖团音的问题：见晓组和精组字在北方话里的腭化，王力先生只推测为十八世纪以前，但没有指出具体的演变过程与年代。（注：王力《汉语史稿》（修订本），中华书局，1980年，第136—137页。）宋珉映先生依据清代贾存仁《等韵精要》（1775）的考察，认为当时“腭化还未形成”。（注：宋珉映《〈等韵精要〉声母系统的特点》，《中国语文》1997年第2期。 ）安世铉先生通过《老乞大·朴通事谚解》（1670—1677）的考察，认为十七世纪“见晓组字母处于腭化的过渡阶段”，而“精组字母一部完成腭化，一部处于过渡阶段”。其证据是，见晓组本来没有韵头的开口呼插入了韵头i。 （注：安世铉《中国汉字音体系研究》，朝鲜外国文出版社，1986年，第122页。）其实， 这是没有考察中国音韵资料而产生的误解。原来中古汉语里没有i 韵头的见晓组字（如“见家觉去香下”等字）在《中原音韵》时期已经产生i韵头。如果这也是“腭化过渡期”的话，其演变过程是非常漫长的，绝不是《老乞大·朴通事谚解》时才开始的，最晚至十四世纪以前就开始了。（注：参见拙作《明清时期朝鲜韵书中的见晓精组字》，《民族语文》1998年第2期。）
朝鲜文献中真正开始反映见晓组字的腭化的是《朴通事新释谚解》（1765）和《重刊老乞大谚解》（1795）。这两本书的刊行年代相差30年，但是见晓组腭化字的分布几乎完全相同，例如已经腭化的字中，见母字和止摄开口三等字占多数，晓母字只有“喜许虚”三个字，匣母字没有腭化，等等。只有一个“契”字在《朴通事新释谚解》里已腭化，但在《重刊老乞大谚解》里却标作k‘i。 《朴通事新释谚解》里共出现200个见晓组字，其中腭化字共37个，《重刊老乞大谚解》里共出现159个见晓组字，其中腭化字共45个。到《华音启蒙谚解》（1883）和《华语类抄》里腭化相当彻底。《华语类抄》序中说：“古之初声k字，今多从
释之之类也。 ……盖近日京音如是，故不能不遵然。至于各省语之或有异同者，不得尽从。”（注：这两本书里也有个别没有腭化的字，如《华音启蒙谚解》有3个字， 《华语类抄》有10个字，这可能是书写中产生的误刻。参见拙作《明清时期朝鲜韵书中的见晓精组字补议》，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长春），1998年8月。）
至于精组字的腭化问题，谚文里卷舌音、舌面音、舌齿音是非辨音成分，都用同一套字母
来表示，我们难以把握腭化与否，不过《汉清文鉴》（1779）里“需徐”等心邪母字的韵母开始由-iu变为-y，这是舌尖音受舌面前元音i，y的影响而产生的音，因此我们可以推测《汉清文鉴》开始来自齐撮呼的ts，ts'，s已经发生腭化。（注：崔宰宇先生在《〈汉清文鉴〉简论》一文中说：从《汉清文鉴》的汉语转写情况看，它所反映的显然是清代前期的汉语音，因为见系齐撮口字还没有变成
……但是，也发现了一处例外，这就是齐齿的“结”字有两种注音。30来个都注kie音，一处却注了
（178b）音， 即清代后期的音。可是，据笔者考察，除了“结”字以外，该书的“轩”（156a）、“隙”（9a）、“萱”（412）、“眩”（216）等四个字也都注为腭化音。看来这些字的对音不可能是偶然的注音错误，而是反映了一种当时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腭化音过渡期的语音现象。）
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的中国韵书一般都没有反映见晓组和精组字的腭化现象，甚至被陆志韦先生称之为“故意把细微的分别扩大了”的《西儒耳目资》也没有一点尖团音合流的描述。可是，这并不表明当时见晓组和精组字没有丝毫分化的踪迹，而是因为当时的音韵学者或有“存古思想”，或习惯于把k类和
类当成一套声母，即同一音体的变体。李珉映先生考察的《等韵精要》的情况也是如此。其实，个别朝鲜对音文献中也有类似的现象，例如比《朴通事新释谚解》晚十年刊行的对音辞书《译语类解补》（1775）里就没有反映尖团音的合流现象。
第一部真正反映尖团音全貌的是十九世纪初李汝珍的审时派等韵学著作《李氏音鉴》（1805）。王力先生曾经根据清乾隆年间无名氏的《圆音正考》、《韵略易通》（1442）以及《五方元音》（1654—1673）的分析，推测道：“可以设想，见系的分化在方言里先走一步，在北京话里则是清代后期的事情。”（注：王力《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94页。 ）比较朝鲜对音文献和中国的近代音韵资料，王力先生的这个设想是有道理的。朝鲜对音文献中，与《圆音正考》同时期的《朴通事新释谚解》和《重刊老乞大谚解》里还没有反映全面的腭化现象，而到十九世纪《华音启蒙谚解》时期才出现彻底的腭化。这些情况说明腭化音的形成在时间和空间上经历了相当的渐变演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