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工业化与市场化关系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化与论文,关系论文,我国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近年来发展经济学的一个研究热点，经济学家们已普遍认识到了经济发展中制度的重要性。一国经济发展中重要的制度安排包括：产权制度、市场制度、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等，而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实现工业化，本文拟采用实证方法来研究我国工业化与市场制度的关系，希望能够加深制度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解。我们的基本思路是首先计算出综合性的工业化指数和市场化指数，然后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并试图对两者的关系予以解释，最后提出我们的政策建议。全文共分四部分：一，文献综述；二，概念框架；三，计量模型；四，研究结论。
一、文献综述
理论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工业化或市场化的研究上，对两者关系的专题研究不多。关于工业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①工业化的概念与特征；②工业化的发展阶段；③工业化与城市化；④工业化发展战略；⑤WTO与工业化；⑥经济全球化与工业化；⑦产业结构调整与工业化；⑧农村工业化；⑨西部工业化。可参阅姜爱林的综述文章（姜爱林2002）。对我国所处工业化阶段的研究包括两类，第一类是通过提出自己的工业化标准来进行研究，主要见于90年代早中期。（注：此类研究如：国家计委规划司课题组：“工业化评价指标及中国工业化的阶段”，《经济改革与发展》1995年第8期；徐向艺：“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实证分析”，《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3期；曾国安：“试论工业化阶段的划分”，《经济评论》1997年第3期）。第二类是综合运用霍夫曼工业化四阶段理论、库兹涅茨工业化五阶段理论、钱纳里的工业化六阶段理论等国际通行的理论，对我国或某地区的工业化水平进行测定。（注：这一类的研究比较多，如：胡健生：“对江苏工业化程度和所处阶段的判断”，《江苏经济探讨》1997年第1期；郭克莎：“中国工业化的进程、问题与出路”，《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魏后凯：《21世纪中西部工业发展战略》，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黄燕等：“工业化水平的测定：理论与实证研究-闽粤赣边与珠三角、长三角经济区工业化水平的比较分析”，《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2期；等等。）这些研究从不同方面对我国工业化的阶段作出了判断，但共同的特点是都没有能够计算出一个综合性的工业化指数，需要进一步研究综合性指数的计算问题。
关于市场化程度的定量研究90年代以后比较流行，金玉国的综述文章列举了7种有代表性的统计指标体系（金玉国2000）。（注：此类研究包括：卢中原、胡鞍钢：“市场化改革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影响”，《经济研究》1993年第6期；江晓薇、宋红旭：“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探索”，《管理世界》1995年第6期；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课题组：“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判断”，《宏观经济管理》1996午第2期；顾海兵：“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最新估计与预测”，《管理世界》1997年第2期；陈宗胜等：《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徐明华：“经济市场化进程：方法讨论与若干地区比较研究”，《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1999年第5期；周振华：《体制变革与经济增长》，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早版。除此之外还有：马广奇：“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分析与度量”，《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赵彦云、李静萍：“中国市场化水平测度、分析与预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樊纲、王小鲁、张立文：“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2000年报告”，《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理论界对于市场化基本含义的认识比较一致，但不同的研究者在观察角度上存在较大分歧，所设计的指标体系和最后的计算结果差别也比较大，但可以根据研究的需要来选用某种市场化指标体系。
我们见到的关于工业化与市场化关系的专题研究很少。赵德馨认为，经济现代化包括市场化与工业化两个层次，市场化是基础与前提，经济现代化（实际上也是世界经济现代化）是从市场化起步到工业化，然后市场化与工业化互相促进的过程（赵德馨2001）。刘佛丁认为，中国近代制度供给不足是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比西方国家缓慢的基本原因（刘佛丁1999）。上述研究的结论是从经济史的角度给出的，没有对两者的关系作出定量分析，而且也没有分析改革以来工业化与市场化两者的关系。郭克莎认为，我国市场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影响了工业化的有效推进，原因是我国是在市场化落后的条件下迅速推进工业化的，而且工业化迅速推进的过程中市场化没有得到相应发展（郭克莎2000）。但这项研究的重点不在于分析工业化与市场化的关系，没有进一步展开分析。宋德勇计算了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3项指数，并给出了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与产出的定量分析，很有启发（宋德勇1999）。但这项研究没有考虑解释变量的多重共线性问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令人怀疑，而且也没有分析工业化与市场化两者的关系。周军认为，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经济学，长期以来却忽视了对发展中国家市场化问题的研究，发展经济学必须转变研究思路，加强对发展中国家市场化问题的研究（周军2002）。这项研究指出了市场化对工业化的重要性，但只是指出了问题所在，并没有深入研究工业化与市场化的关系。
二、概念框架
1.工业化的概念和工业化指数
关于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的含义，在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理解。一般认为，工业化表现为工业产值比重和就业人口比重不断上升，同时农业产值比重和就业人口比重不断下降的过程。例如，《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对工业化的定义是：“工业化是一种过程。首先，一般来说，国民收入（或地区收入）中制造业活动和第三产业所占比例提高了；其次，在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就业的劳动人口的比例一般也有增加的趋势。在两种比率增加的同时，除了暂时的中断以外，整个人口的人均收入也增加了。”（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文版第2卷，第861页。）这种定义比较简明，比较好理解，绝大多数学者持这种观点，例如，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钱纳里、库兹涅茨等人均持相同或类似的观点。我国经济学家张培刚认为，所谓工业化就是指“一系列基要（strategical）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注：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这种变化最先发生于某个生产单位的生产函数，然后形成一种社会生产函数而遍及于整个社会。很显然，这是一种比较宽泛的定义，不但指出了工业部门自身的变化，还指出了工业化引起的工厂制度、市场结构等经济组织的变化。
尽管对工业化概念的理解存在重大差异，但从前述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现状看，对我国工业化阶段的分析，大多还是依据国际通行的工业化理论来进行的，这些工业化理论主要是钱纳里的人均收入6阶段理论、库兹涅茨的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5阶段理论、霍夫曼工业结构4阶段理论等。
钱纳里等人从结构转变过程的角度将各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划分为六个变动时期（钱纳里1989），如下表：
钱纳里认为第2～5阶段是工业化时期，第1阶段和第6阶段是启始时期和发达时期。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是工业化的自然结果，综合反映了工业化的经济效益，因此，钱纳里模型已成为评价工业化阶段的标准理论。
库兹涅茨根据对57个国家的原始资料处理结果，整理出1958年按人均CDP为基准的产业结构变化趋势，同时，他还根据1958年国内生产总值进一步考察了59个国家1960年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所占份额，得出工业化5阶段理论（库兹涅茨1995）。
1958年产值结构5阶段（%）
1958年产值结构5阶段（%）
工业化在产业结构变动中表现得最为充分，从三次产业产值结构的变动看，在工业化起点，第一产业的比重较高，第二产业的比重较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第一产业的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迅速上升，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只是缓慢提高。工业的扩展引起产业结构的迅速转变，这种转变又带动了就业结构的变动，因此，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趋势，反映了工业化演进的阶段性。
霍夫曼分析了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内部的结构变动状况，通过计算消费品工业与资本品工业的比重（霍夫曼比例），提出了工业化4阶段理论（霍夫曼1958）。
霍夫曼的工业结构4阶段
霍夫曼的理论揭示了工业化过程中工业部门内部结构演变的一般趋势。因为，资本品工业与消费品工业相比，具有资本、技术密集的特点，同时资本品工业比例增大意味着工业加工程度深化，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比例扩大。所以，霍夫曼比例越低，说明资本品工业规模越发展，相应地消费品工业比重越小，工业结构乃至整个产业结构高度越高。因此，霍夫曼比例反映了工业化的进程。
根据以上工业化概念和通行工业化理论的研究，我们认为应该选取以下4类指标作为计算工业化指数的依据：①工业结构指标：资本品和消费品工业比例；②产业结构指标：非农产业产值比重；③收入水平指标：人均GDP；④就业结构指标：非农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2.市场化的概念和市场化指数
斯蒂格利茨认为，市场经济的效率取决于三个要素：分权、竞争、市场机制（斯蒂格利茨1999）。分权包括经济上的分权和行政上的分权，经济上的分权指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行政上的分权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国的改革从分权开始，也在不断地解决分权的问题，企业改革从国家与企业的行政性分权开始，重点解决企业的活力问题；财政改革从中央与地方的财政上的分权开始，重点解决地方的活力问题。竞争包括供给和需求的竞争、供给方内部的竞争和需求方内部的竞争。市场机制包括供给、需求、市场、价格、竞争五大要素及五大要素间的关系。一般可以用供求理论来说明，达到供求一致点需要三个条件是：充分竞争、供求有弹性、价格可以变动。实际上，没有产权改革，市场经济不可能是有效率的。如诺斯对产业革命的分析，先解决了产权问题，才有技术上的创新和产业革命，诺斯的贡献就在于用产权理论重写了经济史（诺斯1991）。因此，分析市场经济，除了前面斯蒂格利茨讲的三点以外，还必须加上产权，我们认为，市场经济包括四个基本要素：产权、分权、竞争、市场机制。
所谓市场化，就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被逐渐引入的制度变迁过程，包括资源配置方式由过去以计划配置为主向以市场配置为主的根本性转变和与此相关的制度、政策上的深刻变化。具体地说，主要是三个方面：市场主体的确立过程、市场体系的建设过程、市场规则的制订过程。首先，经济市场化是市场主体的确立过程。市场化的首要条件是经济行为主体的独立化的增强，这些主体包括企业、个人等，经济行为主体应拥有完整的产权，能够也愿意对市场作出反应。市场主体的确立过程同时也是政府从微观经济领域的退出过程，应正确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明确政府的基本职能是保护私有产权。其次，经济市场化是市场体系的建设过程。商品和要素的价格要由市场来决定，市场体系的建设重点是要素市场的建设，包括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劳动力市场、企业家市场、房地产市场等。最后，经济市场化是市场规则的制订过程。市场经济不是无序的，要由法律、规则和规范来制约和调节，在市场化过程中，市场定价规则、市场竞争规则、市场进出规则等逐步被制订和完善，在平等契约、平等参与、平等竞争的市场规则的约束下，市场主体间的动态博弈才能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最优或次优。
根据以上对市场化概念的研究，我们认为应该选取以下3类指标作为计算市场化指数的依据：①市场主体确立的指标，包括政府、企业和个人；②市场体系建设的指标，包括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③市场规则制订的指标，包括市场定价规则、市场竞争规则、市场进出规则等。
三、计量模型
为了减少随机因素的影响，我们分别进行了横截面和序时研究，鉴于计算工业化指数的研究很少，同时计算市场化指数的成果很丰富的情况，我们打算自行计算工业化指数，对市场化指数的计算则尽量利用现成的研究成果。
1.横截面研究（1999）
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指数见《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2000年报告》（樊纲/王小鲁2001）。该指标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以及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5个方面评价各省区的市场化相对程度，总共由19个指标和分指标构成，并最终转化为只用数字表示的从0到10的市场化进程等级，数字越高，市场化程度也就越高。我们认为，该套指标符合我们前面对市场化概念和市场化指数的理论分析，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两方面是市场主体确立的指标，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两方面是市场体系建设的指标，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是市场规则制订的指标，因此，我们直接采用了该套市场化指数指标。
在前面的研究中，我们认为应该选取以下4类指标作为计算工业化指数的依据：（1）工业结构指标：资本品和消费品工业比例；（2）产业结构指标：非农产业产值比重；③收入水平指标：人均GDP；④就业结构指标：非农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但在我国正式出版的统计年鉴中，并无资本品和消费品工业的数字，相近的的指标是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和轻工业总产值，可否用重轻工业比例代替资本品和消费品工业比例呢？我们据此计算了我国1999年的重轻工业比例，发现排名前3位的是青海、山西、宁夏，显然此指标不能说明工业化的水平，我们最后决定使用非农产业产值比重、人均GDP、非农产业从业人员比重3项指标。
我们首先依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计算了我国各地区1999年的有关指标，然后使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来计算工业化指数。计算过程如下：①计算非农产业产值比重、人均GDP、非农产业从业人员比重3项指标；②对样本数据进行标准化变换；③计算相关系数矩阵；④计算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⑤计算特征根的方差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⑥根据累计贡献率确定主成分；⑦根据主成分的特征根对应的特征向量计算主成分；⑧根据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计算综合得分；⑨对综合得分进行规格化变换。规格化变换后，规格化数据的取值范围在0～1之间，其中，最大数值为1，最小数值为0。为了符合习惯，我们将规格化变换后的数据乘以10，工业化指数的最大值为10，最小数值为0。但规格化变换并不影响各地区的最后排名，也可以直接采用综合得分作为工业化指数。我们计算出的结果实际上是我国各地区工业化的相对指数，只说明各地区在全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相对位置，并不说明各地区工业化的绝对水平。我们使用了SPSS11.0 for Windows来处理上述有关计算问题，我们计算的工业化指数和樊纲等的市场化指数如下：
上表中指标的具体计算方法是：非农产业产值比重=GDP中第二产业比重+GDP中第三产业比重；（注：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表3-9、3-9、5-3。）人均GDP直接取自统计年鉴；（注：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表3-9、3-9、5-3。）非农产业劳动力比重=年底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年底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注：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表3-9、3-9、5-3。）
为了确定最佳模型，我们以工业化指数为被解释变量、市场化指数为解释变量，分别进行了线形模型、对数模型、双曲线模型、复合曲线模型、S曲线模型、二次曲线模型、三次曲线模型、幂函数模型、增长曲线模型、指数模型的适配，最后发现三次曲线模型的可决系数最大，我们决定采用三次模型，最后得到的模型和拟合的曲线如下：
gyh=13.2271-7.9228sch+1.6374 sch[2]-0.0963sch[3]R[2]=0.323
工业化指数
市场化指数
上式中gyh表示工业化指数，sch表示市场化指数。皮尔逊相关系数达0.495，调整过的可决系数达0.323，说明各地区32.3％的工业化水平差异可以用市场化来解释，剩余的67.7％可归于资本、劳动、技术等因素对工业化的影响。
2.序时研究（1980～1999）
工业化指数的序时资料我们直接使用了宋德勇等人的研究成果（宋德勇1999，洪华喜/申登明2001）。世界银行以如下方法来计算各国的自由化指数，指数为国内交易自由化、外部交易自由化和新企业的准入这三项估计数的加权平均数，三项权重分别为0.3，0.3，0.4。宋德勇等人以类似方法测算了我国的市场化指数。市场化指数由以下三项指标加权平均而得：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非国有经济的份额；②城镇非国有经济单位从业人员比重；③工业总产值中城乡个体工业和其他经济类型工业产值的比重。权重分别为0.3，0.3，0.4。第一项表示国内交易的市场化程度，即不受国家控制的市场交易量比重，第二项表示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占整个劳动力的比重，第三项是非公有制工业产值（即市场发挥作用部门的产值）的比重，它又在较大程度上表示了新企业的准入状况。用公式表示如下：
市场化指数（sch）：0.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非国有经济的份额+0.3×城镇从业人员中非国有经济单位的比重+0.4×工业总产值中城乡个体和其他经济类型工业产值比重
对序时的市场化指数的计算，我们使用的方法和前面的截面研究一样。我们首先依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计算了我国1980～1999年的非农产业产值比重、人均GDP、非农产业从业人员比重3项指标，然后使用主成分法计算工业化指数。具体计算步骤不再赘述，结果如下：
上表中的原始市场化指数直接引自宋德勇等人的研究成果，考虑到我们计算的工业化指数进行了规格化处理，我们也对原始市场化指数进行了同样的处理，以最小的1980年的数字为0，以最大的1999年的数字为10，这就是调整过的市场化指数一栏中的数字。为了确定最佳模型，我们以工业化指数为被解释变量、市场化指数为解释变量，分别进行了线形模型、对数模型、双曲线模型、复合曲线模型、S曲线模型、二次曲线模型、三次曲线模型、幂函数模型、增长曲线模型、指数模型的适配，我们惊奇地发现和前面横截面研究的结果一样，也是三次曲线模型的可决系数最大（如不对原始市场化指数进行调整，拟合的结果也是三次曲线模型最优），最后得到的模型和拟合的曲线如下：gyh=0.3450+0.5586sch+0.1045sch[2]-0.0055sch[3]R[2]=0.986
工业化指数
市场化指数
为了更清晰地进行观察，我们使用常用的画图程序Equation Grapher将截面和序时研究得到的回归曲线画在如下同一个图上：
我们从上图清楚地看出，不论是截面研究，还是序时研究，得到的回归曲线的形状大体上是一样的，这说明工业化水平与市场化水平的关系是稳定的，可以用三次曲线来刻画两者的关系。通过对上面拟合曲线的观察，我们发现工业化水平与市场化水平的关系呈S形，曲线有两个拐点，在两个拐点之间，曲线的斜率大于零，随着市场化指数的增大，工业化指数迅速爬升，在第一个拐点之前和第二个拐点之后，两者呈负相关关系。
四、研究结论
我们的研究发现工业化水平与市场化水平的关系呈S形，也就是说，在大部分时间里，市场制度可以促进工业化的发展，但在市场化水平很低或达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市场制度的发展对工业化的帮助不大。怎么来解释这种现象呢？我们对得到的回归曲线进行一阶求导，得到了边际工业化函数：（注：我们定义边际工业化为一单位市场化水平的变化量所引起的工业化水平的变化量。）
截面研究的边际工业化函数dgyh/dsch=-7.9228+3.2748sch-0.2889sch[2]
序时研究的边际工业化函数dgyh/dsch=0.5586+0.209sch-0.0165sch[2]
显然，边际工业化曲线都是倒U形的。这说明开始时，随着市场化的推进，边际工业化水平迅速增加，但到了一定水平之后，边际工业化水平便开始下降。我们认为这可以用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来进行解释，市场化的核心是使用市场机制代替计划机制来对资源进行配置，而任何制度的运行都是有成本的，市场机制代替计划机制的后果是减少了政府管理经济的管理成本，但同时带来了市场调节的交易成本，最有效率的经济应该使政府管理经济的管理成本和市场调节的交易成本之和最小，这个最小点也就是边际工业化水平的最高点，这时，市场制度促进工业化发展的效果最明显，在这个点之前，边际工业化水平逐渐上升，在这个点之后边际工业化水平逐渐下降。因此，我们认为，一般来说，市场制度可以促进工业化的发展，但应具体分析所处的市场化水平。对于当前我国的市场化和工业化的关系，可以得出如下研究结论：
1.从总体上说，应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程，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制度对工业化的促进作用。
我们注意到，在序时研究得到的图形中，几乎看不到曲线的拐点，这说明从总体上来说，我国的市场化水平还很低，通过市场化来促进经济发展的潜力还很大，必须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功能和创新功能。从市场主体的确立方面说，一是要把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进行对接，实现国有经济的非国有化，二是要保护私人产权，大力培育私人经济；从市场体系的建设方面说，重点是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拓宽融投资的渠道；从市场规则的制订方面说，重点是要制订市场竞争的规则，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
2.对西部不发达地区来说，国家应继续坚持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在投资、政策等方面向西部倾斜。
在横截面分析得到的图形中，曲线的拐点非常明显，这说明对西部不发达地区来说，市场化对工业化的影响不是很敏感，在西部大开发中，政府应该发挥比市场更大的作用，在财政资金的使用上，要更多地向西部倾斜；在政策的制订方面，要优先考虑西部的经济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西部的自我发展能力会逐渐增强，在通过第一个拐点之后，就可以实现市场化和工业化的良性互动，借助于市场的力量迅速实现工业化。
3.对东部发达地区来说，要同时发挥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作用，实现两条腿走路。
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东部地区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必须继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体制落差的优势。但应看到，市场经济的边际收益正在递减，体制优势已越来越不明显，必须重视技术创新的作用。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高达70～80％左右。因此，在当今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下，东部地区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不断提高工业化水平，不仅应依靠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而且还应依靠科技进步，要在继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下，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来不断提高工业化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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