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振岭[1]2002年在《现阶段我国经济领域中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探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我国现阶段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领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新旧体制的转轨，社会利益群体的多元化，分配方式的多样化和利益差距的扩大，势必会使经济领域中的人民内部矛盾更加突出和复杂，从内容到形式都表现出一些新的情况和特点，能否正确地认识和把握这些新情况、新特点，对于能否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些矛盾是至关重要的。 本文以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及其在改革开放中的新发展为理论基础，着重分析了现阶段我国经济领域的人民内部矛盾及其具体表现，以及产生这些矛盾的原因和特点，并探讨了解决经济领域中人民内部矛盾的总的思路和对策，旨在建立一种有效的缓解、调节和解决这些矛盾的社会机制，以维护社会稳定大局，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宋善文[2]2006年在《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研究》文中认为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不曾遇到和论述过、但又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标志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形成。尽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理论对我们具有长期的普遍的指导意义,但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面临的环境、形势、任务、问题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要求我们必须研究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 一、“人民内部矛盾”的内涵有了新变化。毛泽东根据1956年前后国内外的实际,提出“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指出“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毛泽东的人民内部矛盾定义,是我们认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指针。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内部矛盾本质上没有改变,但情况发生了一些新交化。首先,“人民”的内涵有了新扩展,阶层有了新变化。“人民”的标准已突破了纯粹政治的范围,具有了更多的经济意义和爱国主义意义。人民的阶层也由“两大阶级,一大阶层”,演变为“十大阶层”。其次,“内部”及与“外部”的关系也有了新变化。处理“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已不适合用“专政”、“斗争”的方法,而是要谋求“合作”、“共赢”。再次,“利益根本一致”出现了新变化: 经济利益突显出来,成为各种利益中的核心利益;“根本一致”表现出总体和长远的特征;而且呈现出复杂的情形。最后,“矛盾”的程度发生了新变化:“矛盾”的“量”在不断扩大和积累;“矛盾”中出现了阶段性部分质变。 二、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和特点。从矛盾主客体的角度划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表现为主体中的矛盾和客体中的矛盾;从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角度划分,表现为农村领域的矛盾和城市领域的矛盾;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主要有:1、性质上具有非对抗性,同时对抗性明显增强;2、发展中具有转化性,同时矛盾的发展趋势复杂多变;3、矛盾症结复杂多样,同时矛盾的物质利益性越来越突出;4、反应上具有敏感性,就业压力大逐渐成为人民内部矛盾敏感性的增长点;5、形成中具有纠合性,群体性事件增多;6、经济领域矛盾突出,同时思想文化领域的矛盾多样化;7、民族宗教矛盾复杂交织;8、干群矛盾表现突出。 叁、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原因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总根源;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最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改革作为一场极其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引起了全民性利益格局的大调整,势必引发各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上的冲突与磨擦,这是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体制根源;我国社会转型期由于改革措施不配套和政策法规不完善,以及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新旧体制并存、交叉和碰撞,造成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某种无序状态,这是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结构性根源;我国社会变革必然带来思想观念上的异常活跃和深刻变化,引起新旧思想观念的冲突与磨
张爽[3]2013年在《现阶段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研究》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明确指出：矛盾存在于任何事物之中，时时有矛盾，事事有矛盾，并且贯穿于事物发展的始终，这就是矛盾理论。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阶段，社会生活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矛盾,这些矛盾大多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这里指的矛盾不同于资产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社会主义人民内部矛盾是可以缓和与解决的。在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深入学习和研究各位领导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对于我们正确处理现阶段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增强人民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矛盾理论为基础，以现阶段我国人民内部矛盾现实状况为依据，通过分析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特点及根源，探索出现阶段我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有效的方式办法。为实现研究目的，本文将分叁部分进行展开：第一部分：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中国主要领导人针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独到见解和对策,他们的思想一脉相承又各有突破和创新,为现阶段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提供理论基础。第二部分：分析了现阶段中国社会背景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突出表现，并从中总结出它的特点分别为群体性、广泛性、多样性和复杂性，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解决这些矛盾问题的困难性，最后根据矛盾的特点和变化对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根源进行细致地剖析。第叁部分：探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各个领域的解决路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重要性决定了我们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不断积累经验，以更加和谐有效的方式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在十八大指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各项事业有序进行的重要保障。这就要求我们应不断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以人民利益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机制、制度、社会运行等多方面全方位畅通人民表达诉求的渠道，及时化解矛盾，并依据变化形势，不断探索新的方式方法，更好更快地解决问题。
石燕[4]2017年在《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辩证法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思想对当今世界发展的很多问题,如生态问题、发展问题、资本问题、国家建设问题、人的生存问题等都有理论观照,更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本文以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为基础梳理他们的辩证法思想,考察其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论述其对当代中国的指导意义。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经过了萌芽、孕育和形成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通过分析原子概念的内部矛盾表达了对自我意识的自由的追求;在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分析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主义、折中主义和二元论;在异化劳动理论中指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双重错误,揭示了黑格尔辩证法否定性的虚无地位,发现了异化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环节,展现了实现共产主义独特的逻辑路线;在对自我意识哲学的批判中分析了黑格尔辩证方法的基本特征,揭露了其在现实工人实践中的危害,论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辩证关系。最终,马克思系统阐述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这标志着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形成。马克思将历史辩证法运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转化为资本逻辑,指出资本逻辑"同一性"是黑格尔辩证法"同一性"现实基础的印证。恩格斯在反对杜林主义中指出了杜林哲学体系的错误,阐述了辩证法及其规律,描述了人类认识运动的辩证法;在自然辩证法中科学定义了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论述了自然、人、社会的和谐共存;在对德国古典哲学清算中阐释了黑格尔哲学体系与方法的矛盾,论述了辩证法与哲学基本问题、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在晚年通信中阐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强调辩证法是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在此基础上,本文回应了卢卡奇等西方学者提出的是否存在自然辩证法、自然能否自主辩证法的争论。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完成了本体论转向,自然、社会都具有本体维度,既然有历史辩证法,就有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承认自然辩证法的存在,还将自然辩证法内容引进历史辩证法中,恩格斯也是基于本体论角度提出自然辩证法。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无法向黑格尔所论述的那样实现无缝衔接、和谐共存,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恢复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和谐共存的理想状态,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理论趣旨,可惜,这一点没有被西方学者所理解。在革命时期,毛泽东主要从认识论和矛盾观角度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思想。在认识论上,毛泽东论述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理性认识与实践、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在矛盾观上,毛泽东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次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次要的矛盾方面、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关系,分析了对抗在矛盾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阐释了毛泽东研究唯物辩证法的原因,论述了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创新,回应了施拉姆对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相关误解。从辩证法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视角,本文阐释了矛盾问题"精髓论"。从古希腊哲学开始,辩证法就具有重视理论、蔑视实践的研究倾向,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辩证法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毛泽东继承了辩证法的这一理解视角,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从方法论意义上提出矛盾问题"精髓论"。在建设初期,毛泽东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从"两点论"和"重点论"运用了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思想;在巩固社会主义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矛盾观。十一届叁中全会之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主要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矛盾同一性、质量互变规律运用了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思想;江泽民主要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两点论"和"重点论"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思想;胡锦涛根据系统科学和生态学的发展成果,运用系统思维管理国家,运用生态思维阐释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存。因此,全面、协调发展观蕴含了系统思维、可持续发展观蕴含了生态思维,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思想,"和谐"理念从矛盾的同一性运用了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思想;系统辩证法是系统思维的深化,习近平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蕴含了系统辩证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运用了整体优化律、结构功能律和差异协同律,它要处理好其与两个环境的关系,注重系统的顶层设计,广泛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结合的积极作用。五大发展理念立足于当下中国社会现实的特殊性,从"两点论"和"重点论"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思想。"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也蕴含了系统辩证法,它强调了系统的整体性、结构性和开放性。在此基础上,本文探究当代中国唯物辩证法观的嬗变、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形态及其实践价值。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主要来源于苏联教科书,这即是苏联教科书式唯物辩证法观,它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注重从认识论角度理解唯物辩证法,这即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唯物辩证法观,它高扬人的主体能动性,号召人们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倡导问题意识,开始了自主探索中国式唯物辩证法观,这即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唯物辩证法观,它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指导,从唯物辩证法中寻找具体的辩证方法来解决我国社会发展的疑难问题,具体表现为系统辩证法和生态辩证法。不管哪种唯物辩证法观,都是为了论证党执政地位及其领导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合法性、合理性。在此过程中,我国强调从不同的辩证思维运用和发展唯物辩证法,这就使唯物辩证法在当代中国具有不同的具体形态,即注重矛盾思维的社会主义发展辩证法、注重系统思维的系统辩证法和注重生态思维的生态辩证法。社会主义发展辩证法主要论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它是"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系统辩证法是系统科学发展的产物,从系统思维研究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是唯物辩证法的新形式。胡锦涛和习近平运用系统辩证法处理国家管理中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生态辩证法是狭义生态学发展的产物,它将自然界理解为一个生态系统,从生态思维思考自然与人的辩证关系,是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发展。胡锦涛和习近平运用生态辩证法处理自然和人的关系,以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当代中国唯物辩证法的实践价值体现在资本逻辑、系统辩证法和生态辩证法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启示上。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它对当今世界的很多问题都有观照、启示和借鉴意义,在当代中国还具有深厚的现实土壤和宽阔的发展空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刘湘顺[5]2010年在《马克思利益关系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文中研究表明利益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实质,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即为此意。利益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理论,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是一个重大课题。党的十一届叁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进入了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的实质是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利益关系格局的重新调整。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的利益关系及其利益矛盾,事关改革开放的大局,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事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目前,理论界围绕利益和利益关系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不少新的成果,但是尚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及其中国化发展的系统研究。基于以上认识,本文从以下方面对马克思利益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研究。首先,本文采用历史分析方法与逻辑分析方法,概述了马克思利益理论发展的历史,系统梳理了马克思利益思想的基本内容,分析说明了马克思利益理论的主要特点,阐明其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马克思利益观认为,“现实的个人”是研究利益范畴的出发点,利益的基本内容是物质生活条件,而利益的本质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利益是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原动力,生产关系的实质是利益关系,利益是阶级斗争的物质根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前提和动力因素。利益矛盾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矛盾。利益共同体是马克思利益观的最高价值目标。马克思的利益分析方法是社会历史领域的科学研究方法。马克思利益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我们树立了正确的利益观、价值观,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利益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持,对于调整与完善我国目前利益关系格局具有借鉴意义。其次,本文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维度探讨了建国以来马克思利益理论在中国的历史演进,归纳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的发展与创新,进而提炼出规律性认识。从制度分析的角度,勾勒出新中国60年来中国利益分配制度和利益分配政策变迁的轮廓和轨迹。从实证角度对这种制度安排下的社会利益关系格局作出具体详实的分析和评价。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把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利益关系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课题,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利益观,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毛泽东的“叁兼顾”原则、邓小平的共同富裕论、江泽民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论、胡锦涛以人为本论等系列思想,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国利益关系格局经历了由改革开放前的利益均等化、以国家利益为中心到改革开放以后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差距扩大化的转变。利益关系的深刻变化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同时也造成了社会不和谐因素。最后,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为指导,以我国新时期利益关系的重大变化为背景,对我国当前的利益矛盾与问题进行了剖析,对实现利益和谐总体原则、具体路径和工作机制作了探讨。本文提出,利益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关键,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途径。整合利益关系必须从经济、制度、社会、党建、观念五方面综合考量,尤其是要构建一套行之有效地协调利益关系的工作机制。希望为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利益关系提供一些启示和借鉴。
铁佳[6]2009年在《和谐社会构建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项重要战略目标。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是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基本特征,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过程是一个不断处理、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的过程。在中国现阶段的各种社会矛盾中,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当前,由于国内、国际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中国的人民内部矛盾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具有不同程度的显现。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为确保中国社会和谐、稳定、发展,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大收入分配的调控,确保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需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完善监督机制,提高行政效能;需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高文化软实力;需要改善民生,在人民关心的社会生活领域内加大投入力度,促进就业增长,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李贽[7]2005年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文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叁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国情与时代特征相结合,探索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的理论结晶,是被我国近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民族工作实践检验的正确的理论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宝库的重大贡献。深入系统地研究这一理论,对于我们从容应对当代世界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对我国民族问题的各种影响,对于我们不断与时俱进,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研究的健康发展,特别是对于我们做好新世纪新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民族工作,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文由导论和正文叁篇六章构成。导论主要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历史背景和考察范围,从而说明了论文选题的依据;同时也阐明了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意义,介绍了国内外对本课题研究的基本状况,说明了本课题研究的理论框架、重点和创新;导论还指出了本课题研究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第一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理论来源及历史考察。主要由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构成:第一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理论来源及其在中国的传播与初步发展。主要是从理论源头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时期民族思想的发展进行历史回顾和系统梳理。通过这些理论考察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既一脉相承又创新发展的理论关系。第二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历史考察。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纵向历史考察,理清其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各阶段的理论内容及创新贡献,从而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是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叁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民族理论逐步与中国民族国情相结合,不断探求解决中国社会主义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也说明其理论发展本身的继承性和连贯性。第二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体系建构和基本内容。这部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内容进行全面的横向理论剖析和系统的体系建构,是本课题研究的核心章节,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关于解决中国
韩跃民[8]2012年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基本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加强社会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新阶段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由于社会结构长期滞后于经济结构，导致新的社会矛盾、新的社会现象、新的社会需求不断涌现，尤其是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不断加剧，集中体现为“经济建设这条腿长、社会建设这条腿短”的突出矛盾。针对此，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目标，而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恰恰是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并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种种事实表明，现阶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已经由“叁位一体”转变为“四位一体”，社会建设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已经“成为不可或缺，不可延误的重大任务”。毋庸置疑，加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相关基本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在对国内外已有的社会建设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进行了系统的剖析与研究。具体来讲，本文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导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选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系统地介绍了论文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存在的不足，点明了论文的基本思路、创新点和主要研究方法。第一章概述社会建设的概念内涵和意义。首先阐明了与社会建设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对社会建设这一概念进行了广义和狭义区分，即大、小社会建设，在这一区分基础上，深刻地论述了社会建设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并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第二章详细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前提。从大或小社会建设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建设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蕴含着的有关社会建设的优秀思想进行了系统阐述，从而为进一步分析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前提。第叁章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建设思想及其实践。概述了从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再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历史上各个时期对于社会建设思想理论的不断创新和对社会建设实践的不懈探索。第四章创造性地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归纳和概括。从“小社会建设”的角度概述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即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与完善、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会稳定的巩固和社会管理的创新等，并阐明了各个方面的功能与特征以及在社会建设这个系统工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可以说，这是本文的主要创新点。第五章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推进路径。详细地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比如，社会分配不公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城乡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滞后、社会组织发育发展缓慢、社会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等等，并针对以上这些问题相应地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思路和措施。第六章系统地总结和概括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基本经验和规律。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丰富实践和宝贵经验，以及汲取和借鉴国外社会建设经验教训与有益做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基本规律。结束语部分，立足于现实，展望未来。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规律性研究进行了科学性、前瞻性的展望。
陈如钧[9]2013年在《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矛盾研究》文中认为怎么理解战略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共存？为什么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见得比发展之前少”？为什么社会上存在着“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些问题都需要用社会矛盾理论来解答。社会矛盾理论与我们党的社会管理思想的有机统一，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矛盾理论。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矛盾理论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以及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遵循。社会管理矛盾是改革发展的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在社会建设和管理领域的表现，它主要是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解决的根本途径是依靠改革和发展。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矛盾需要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民参与、法治保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制。关系就是矛盾，矛盾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社会管理各主体——政府、市场（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包括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虚拟社会管理、社会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矛盾，构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矛盾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和内容。政府与市场是互补的关系。市场作用能弥补了政府计划在微观领域无法全覆盖和效率不高等缺陷，政府作用能弥补市场经常出现失灵的弊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在进一步完善中，市场失灵等现象比较突出；政府的真正职能未能得到很好发挥。如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政府存在缺位、越位、错位等现象，政府职能的不完全或不充分导致了政府与市场的矛盾。这个矛盾从一定意义上说，其实质是公众全面增长的对公共产品需求与政府供给短缺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在改革发展新阶段的突出反映。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这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矛盾的根本办法。政府与社会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是既相互制约又彼此合作，既相互独立又彼此依赖的关系。在政府和市场发挥各自重要作用以外，以社会组织为主要代表的社会力量起着重要的补充作用。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还不充分，政府在社会组织的培养和管理上还不到位等，这是形成了政府与社会矛盾的重要原因。政府与社会的矛盾还表现为干部与群众的矛盾。处理政府与社会矛盾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社会职能，实现政府、市场、社会组织联合、协作、共治。政府发挥主导的作用，与市场、社会组织合作，共同提供完善的社会服务；培育和扶持社会组织，引导其参与社会管理，让其依法、自治、有序地发挥服务、监督和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功能。正确处理现阶段的干群矛盾要转换思路、创新体制。而培育社会组织是实现干部群众对立面融合的有效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是适合干部群众共同发展的正确形式和体制，是解决当前我国社会管理矛盾的体制保证。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反映与被反映、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其实质反映的是政府、市场、社会与公民之间的关系。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矛盾，其实质是政府与市场、社会、公民之间矛盾在网络社会的表现形式。加强和创新虚拟社会管理，就是要找准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网民在虚拟社会中各自扮演的角色和所发挥的作用，正确处理政府、市场、虚拟社会组织和网民之间的关系，解决好政府在虚拟社会建设和管理中的定位、加强法制建设，加强网站载体的建设、加强虚拟社区协调治理、鼓励公众参与管理等问题，建立合作共治机制。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了自然界、人类和社会叁者之间“一体性”的辩证关系，指出人与自然应是和谐相处的关系。工业文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和盲目追求高档次的异化的消费方式以及淡薄的生态意识等，造成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和生态危机。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表现为人口发展与自然的矛盾，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的矛盾和非科学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等社会矛盾。我们党在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家战略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把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升为理念、目标和原则。并把它渗透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中去。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全球生态安全和人类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必须坚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互协调，这就要求必须推动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公民共同治理和保护自然资源环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文明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过程中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矛盾理论。反过来，这一理论又进一步指导新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实践。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快速、健康、和谐发展尤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重要理论指南。
钟宁[10]2014年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社会稳定及其评估模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社会稳定既是人们的社会生活得以正常进行的必要条件，也是一个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基础。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经过30多年的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神话，人民生活和社会面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中，党和国家始终坚持以确保社会稳定作为一切工作开展的前提，成为我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基本经验。但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特别是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利益格局出现了重大调整，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不断增加并呈复杂化发展趋势，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新旧交织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使社会稳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如何认识当前我国社会稳定的总体局势和发展趋势，如何判断社会稳定影响因素的性质和作用，如何有效、妥善地协调这些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如何防范社会稳定风险影响的积累和爆发是本文尝试解决的主要问题。本文从指导维护社会稳定实践的社会稳定观内容入手，通过系统梳理建国以来我国维护社会稳定的实践经验，分析我国社会稳定观的历史演进，总结传统社会稳定观的时代局限性。在历史经验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提出适应现阶段社会发展规律和现实需求的“新社会稳定观”，并尝试构建社会稳定评估模型，运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层次分析方法，全面分析影响社会稳定的相关要素，并建立相应的社会稳定评估指标体系。通过对社会稳定评估模型的应用与分析，得出现阶段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四大核心要素和叁大风险要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防范社会稳定风险的五种路径选择。本文由引言、正文和结语叁部分组成。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论文的选题缘起、研究目的与价值、国内外对该问题的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重点及难点、研究方法和研究的创新与不足。第一章主要论述了建国以来我国维护社会稳定的实践探索和社会稳定观的历史变迁。分别分析了四个时期维护社会稳定的历史实践，总结了维护社会稳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并总结了各个特定时期形成的社会稳定观。在总结社会稳定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变化和时代要求阐述了传统社会稳定观的局限性。第二章主要论述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新社会稳定观”的基本内涵，为正确认识社会稳定的本质和当前社会稳定局势提供新思路，为构建社会稳定评估模型提供正确的判断标准。第叁章主要论述了社会稳定评估模型的理论依据、构建方法、指标体系和模型的具体应用过程。在社会稳定评估模型构建完成后，应用模型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个方面对影响社会稳定的指标体系进行评估，并通过对各指标的运算与分析来确定现阶段影响社会稳定的核心要素与风险要素。第四章主要探讨社会稳定评估模型的实践运用。论述了影响社会稳定的四大核心要素，即政治发展要素、收入分配要素、公共秩序要素、生态环境要素；叁大风险要素，即城乡结构要素、社会心理要素及社会保障要素对现阶段我国社会稳定的影响程度，及其导致社会稳定风险发生的发展趋势。第五章主要有针对性地论述了防范社会稳定风险发生而需要建立健全的五大机制。即社会管理机制、收入分配调节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社会心理优化机制和生态社会建设机制。通过这些机制的综合运行，能够有效防范社会稳定风险的积累与爆发，最终将社会稳定风险化解于源头。
参考文献：
[1]. 现阶段我国经济领域中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探讨[D]. 付振岭. 云南师范大学.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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