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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科技改革历史的回顾
我们在谈科技体制改革时，一定要把邓小平同志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思想进一步学习好。小平同志说：“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和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这就把改革的目的，同时把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双方的关系、所要解决的问题都指的非常清楚。
回过头来看科技体制改革，当时有人曾经说科技体制改革超前了。现在又有人说科技体制改革似乎有点滞后。我现在不评论它的超前还是滞后，但这里有些问题倒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 我们1985年提出的“面向、依靠”以及后来主要抓的改变拨款制度、建立技术市场，这确实有与其它改革不同的特点。有些老同志说，你们科技体制改革抓住了拨款制度的改变实在是很高明。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经济手段，用经济手段进行改革，不是象当时其它改革的一些行政手段，而是从自身的改革来做。另一方面就是建立技术市场。当时风险很大。改变拨款制度，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一些同志的反映极其强烈。有人说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被骂成“臭老九”也没有断过我们的粮，你们现在竟改变拨款制度。这其实还不是断奶断粮，不过是改变一下方式，至少是打破了大锅饭、皇粮制，是要促进跟经济结合。在1985年的时候还没有提市场经济体制，包括市场经济是不是能和社会主义共存，都还有姓资姓社的问题，关于商品经济本身的属性是什么还在讨论。可是，那时提出了建立技术市场，这是一种市场的观念，面向经济，是企业化的一种做法，这是十年来改革取得进展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关于这方面的具体的论述和具体评价，我建议大家学习李铁映同志的一篇讲话，这篇讲话是在今年我们向李铁映同志和宋健同志汇报科技体制改革时讲的，在“十五大”以后又进行了修改。这个讲话非常重要，因为它是对科技体制改革整个历史过程的一种评价，对下一步怎样把科技体制改革放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和其它一系列改革大系统里面去做，具有指导意义。
二、当前科技体制改革的机遇和挑战
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发展一样，面临着很好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十五大”报告没有就科技论科技，而是28个自然段落都谈到了科技。当时在“十五大”期间温家宝同志问我，你觉得“十五大”报告对科技的谈法怎样？我说很好，好就好在把科技从体制外转到体制内了。不是就科技论科技了，而是把科技放在整体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的系统中去定位。所以提出了科技进步要成为经济发展决定性因素，要把促进科技进步放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这个决定性因素和关键性地位份量重得很。所以今天考虑科技的发展和科技体制改革，都要放在大系统中去定位，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大的背景。
另一方面，过去十多年的科技体制改革也很重要的，就是体现在科技界对科技和经济的关系、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解和观念的变化上，这种变化是很深刻的。当然，这个变化本身发展还是很不平衡的，但我想这变化将会成为进一步推动科技发展和深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因素。青岛有同志谈到了现在有的人“等、拖、挤”，这还是个观念问题。举个例子，东大阿尔派的刘积仁同志很形象地对我说了一个变化过程，我觉得很深刻。他说，以前我们科技人员说贷款是要还的，就不敢花了，就等于借了债，这日子怎么过。从来好象就是给了钱是不要还的。以后又说低息、贴息贷款。今天，东大阿尔派已经到了资本运作的时候，现在运作1亿、2亿，眼睛都不眨。这种观念的变化，包括信心的增强和实力的增加，是带有决定性意义的。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北大方正王选同志在一次会议上发言，说他怎样认识到从基础研究到办高技术企业，怎样来认识市场的作用。我们问他需要什么样的支持，他说我现在不需要你给钱，也不要你贷款，我要的是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他说市场对科技进步的促进，对企业发展的刺激，是没有其他力量可以替代的。今天他的企业也实行股份制上市了。他说我现在跟过去的感觉可不一样了，整天睡不好觉，等于上了“贼船”下不来了。众目睽睽呀，社会上每天都在看你的股票到底怎么样。他认为“十五大”股份制的提出，将会引起惊天动地的变化。他说还没跟得上这个变化呢。他站在商业战场上，就感到了这种力量。科技人员当中这种深刻变化是我们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巨大力量。，遗憾的是像王选、刘积仁这样的同志还太少。我相信在整个形势发展的要求下，将会有更多的王选、刘积仁涌现出来。只有这样，科技体制改革才会成大气候，科技发展才能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对这一点我们要充分肯定。一旦正确的理论为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的物质力量。
我们还应看到在科技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科技和经济结合过程中，科技实力的增加。中央电视台调查了上海的有机氟研究所的发展，我觉得那个解说词很有意思。他说现在是第二次握手。为什么？开始时，有机氟作为一个研究所想把成果推出去，求爷爷告奶奶，给企业贴钱，人家还不一定干，最后他自己发展成企业了。企业要扩大，原来的那些企业由于产品结构不行而处于困境，好！现在就去兼并它。你想一想看，从小伙计想跟你合作还不一定接受，到现在是以我为主去兼并企业了，所以他说这叫“第二次握手”。这就说明科技本身在当时这种环境下，经济本身的发展阶段和它的那种变化所造成的对科技的需求的不足所产生的。今天我们自己已经可以成为企业的主体，而且去兼并其它企业，在这样一个市场当中运作，我认为这一点实在是了不起。这不是个别现象了，今天我们看了几个，像北商公司，还有很多，包括民营企业，这说明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虽然还不太强，但主次地位变了。现在可以以我为主，去搞活国有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我觉得有了一定的力量和可能了，这一点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包括高新技术产业，现在都已经成了各级领导的热门话题。江泽民同志、李鹏同志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出国都要去看看外国的高技术产业，都把高技术产业发展作为国民经济调整很重要的力量。江泽民同志说，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建立是一个创举，可见对开发区本身也非常重视。同时，各个地方省市都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在工业中所占比例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来衡量经济指标和经济结构，这些都说明十多年来改革在促进科技和经济结合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些局部地方，高技术产业慢慢成为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带头力量。如，自动控制院十年改革取得的成绩是非常大的，但他们并没有就此而止，又迈出了新的步子。我认为这才是求生存、求发展、求大发展。可惜这样的院所还是少，更多的趋向是“小富即安”、“小康即满”，日子过得不错了，何必要冒风险进企业集团，搞大的产业。这是求大发展中的一个思想障碍。另外一种思想障碍，不少公益所、基础性研究所可能是没有认清这种形势，而还在等，等人家稳它，这是公益所和基础性研究所的一个趋向。他们不明白，即使是公益所和基础性研究所，也必须在市场当中定位，这种定位并不是完全由市场来供应你，还是国家支持来稳住，因为这涉及到我们的技术储备和整个的国家创新能力。但是现在你得明白，不会因为有基础研究、高技术研究这个旗号，就一定要稳。而是说，你的研究、发展，必须要体现国家目标，必须与国家的长远发展有关联。同时，还要选择竞争，有所为，有所不为。只有这样，才是我们的要求。所以想“等”、想“拖”、想“挤”的所，他们的思想根本上就是害怕竞争。现在这个社会里想吃安稳饭不要竞争，这不可能。所以这种思想状态，也是影响下一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障碍。我觉得青岛的同志就是在很好地研究当前科技界存在的一些思想状态和如何在提高认识、转变观念上下功夫。所以我们既要看到十年来取得的成绩和进步，为下一步改革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从总体上来说，过去一段的改革还是浅层次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作为改革的主本来说，主要还是微观组织——研究院所自身的改革，运行机制的变化，但是作为国家整体的科技体系、体制来说，还没有很好地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同时，科技成果的转化、科技的进步、科技的发展还没有在国家层次的战略上对经济发展真正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从宏观上看，体制上要解决好条块分割、力量分散的问题，科技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不能停留在一个研究所变成企业、转化成企业这个层面上而已，而是要从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层次出发，为解决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热点难点做出有力度的贡献。
再看一下外部的环境，外面的大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当时说科技改革的超前，主要体现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意识和动作上。但是今天，我国已经提出了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能不能适应这种体制，虽然在2000年以前，这种体制还是不完善的，处于转轨过程中的初级阶段，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另外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现阶段提出了两个根本性转变，整个经济发展战略，已经把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提高到国家发展的战略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紧迫性，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机遇。1985年提出“面向、依靠”的时候，卢嘉锡同志曾说：“叫我们面向太困难，你向左他向右，你向前他向后，怎么去面向？”可是今天，面向的形势已经变成了依靠的形势，要求经济建设要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改革开放十几年来，尽管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但是，计划体制下的短缺经济到今天变成了产品相对过剩的经济。相对过剩的东西，不管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大多是大路货、低档货，真正高档的产品生产不出来，需要进口，结果外国产品占领了我们的市场。我们国家钢的总量已经很大了，但有广泛市场前景的特种钢、合金钢要买国外的。所以必须要改变产品结构，把这个市场夺回来。靠什么，靠科技进步。现在国有企业的搞活，下岗职工的再就业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有世界性。如现在美国经济增长度比欧洲快，可是低失业率，因为他搞的是高技术产业，尤其是信息产业。所以适应是结构性的适应，必须改变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国家经济本身结构。现在产品是买方市场，可是科技已进入了卖方市场，各地都急需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这个机遇要抓住。但是我们准备不足，表现在技术储备不够。经济发展对科技的需求非常强烈，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满足这种需求。从开放环境来说，与十年前的环境相比有很大变化，以前进来的基本是海外的小企业，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市场的诱惑，现在基本上是国外大企业到我们家里来竞争了。据资料统计，世界上500 家大企业，200家已经到中国来了，合作的方式已不是引进生产线而已， 已从生产合作，转到人才，尤其是高级人才合作，合办研究所等。有的外国公司还打着一些旗号说，“要帮助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而我们有些院所对搞活经济的责任感、关联度还没有外国公司那么敏感。我们面临的竞争主体发生了变化，就在国内，合资企业、独资企业都成为了强有力的对手，有些企业提出新的战略“引狼入室、与狼共舞，最后把狼赶走”。如何针对这种形势考虑我们科技体制改革、科技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现在都是第一把手抓科技第一生产力，抓改革，省、市、地方经济的发展希望科技界、科委出主意，出谋划策。结构调整、经济发展、科研院所活力、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都成为领导班子一把手关心的问题，这是好形势。现在怕的是提哪壶哪壶不开。科技界、各部委对于科技的发展和改革要有紧迫性，现在时机很好，各方对科技的期望值很高，看你能不能满足这种需求，根据变化了的形势来部署我们的工作。科技进步要成为决定性因素，这个科技主要是我们自己的科技，不是靠外国的科技。必须要依靠我们自己的高科技，我们必须在这样大的环境和形势下，来找准我们的位置。来增强我们的活力和实力，真正为经济做出贡献。
三、科技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
首先，改革的目标是与发展目标一致的，改革最终目的是为了发展，科技体制改革要放到大的体制改革系统里面。现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内要走出困境，给经济体制改革限定一个很紧迫的时间表，科技体制改革也要紧跟这个时间表。很多大中型企业已经走出困境了，你还没搞活，能行吧？李铁映同志说给科技体制改革留下的时间也不多了，过渡性的措施也就三年，过三年就没有了。不抓住这个时机，也就放弃了改革的大好机会。所以，要让科技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走，而且在试点方面应走在前面。
科技体制改革一个很重要的指导思想，与国有大中型企业待业、下岗的还不完全一样，所以，有人说不是“砍”，我完全同意。科技体制改革绝对不是在科研院所和科研人员头上砍刀，这种担心完全是一种误解。国外与中国一样也在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包括英国、德国、美国，大家都在改，改革的目标和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科技人员从总体来说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可是即便是少了，要全部由国家来养也是不可能的。国家的财力达不到这程度，这么养下去不会有更多的创造性。象王选同志，他根本不要钱，市场的机制促使他这样干。要给他创造一种环境，一种机制，要他能够在市场中去奋斗，去竞争，支得到实力的增强、水平的提高、贡献的增大。所以，我们的改革主要是使科技人员能够更好发挥作用，更好地调动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不是像有些国家科技体制改革那样伤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我们要让科技人员了解科技体制改革导向何方，目标为了什么。包括退休的科技人员也是很宝贵的财富，科委要提供机会，让他们去发挥作用。一方面研究所里工作人员多了，而农村、企业、各个方面的中介机构还缺乏人才，同时科技人员本身也有个知识更新和提高水平来适应这种需求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创造更好的环境，包括政策环境。有些政策作为国家协调起来很困难，地方先探索比较容易，我们也完全支持。我一直说不要等，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就要开拓前进。
改革的整体目标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改革不仅是有利于科技与经济的结合，而且要使科技进步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体现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上。现在我们总体贡献率是30%多一点，而国外达到了60%—70%，我们就这么点儿，怎么能成为决定性因素呢？但是对经济的决定性因素不仅是在量的贡献率上，我们在国民经济本身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优化、产品结构的优化上，要做出有力度的贡献。比如，东大阿尔派，应该成为中国软件产业的旗手，这就是一种结构调整。为什么印度的软件能发展得那样好，我们的软件产业就不行呢？当然这里面有各种因素，但现在我觉得我们可以拚一拚。比如，美国微软，有人说我们没有办法和他们竞争，也不见得，象四通利方中文平台软件覆盖率达70%，在我国软件市场超过美国微软“Window95”。只要我们的战略正确，机制对头，队伍组织起来的话，就可以长我们的志气，就可以提高我们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这点迫在眉睫。我们争取加入世贸组织的速度在加快，那时竞争是更不得了的。我们要为整个经济的发展、贡献率的提高、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做贡献。现在东大阿尔派人均利润10万元，包括整个的管理、增长的方式，真正有点知识经济的味道，不单是拚劳力，拚资本。所以，我们要为国家高技术的发展和高技术产业在整个工业发展比例的增加做出贡献，也要为改造传统产业、使传统产业产品结构优化，包括增长方式的转变做出贡献。现在为什么要推广CAD和CIMS， 就是因为工业化如果不和信息化结合，想后来居上是不可能的。这一点逐渐被大家所认识，所以信息产业市场也在扩大。信息技术的渗透推广非常重要，还有大农业里的信息技术同样重要，现在许多东西生产了卖不出，粮食生产少了也赔，多了也赔，农业的产业化，深加工与流通相结合非常重要。欧洲对农业方面宏观指导信息化非常重视，包括天气的预测、市场的前景等等，给农民非常大的支撑，不能单纯是良种培育，还要走农业的产业化和农业大流通。还有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如生态、环境方面面临一系列问题，我认为科技对经济发展决定性因素体现的方面都应考虑。那么多的问题就对我们科技提出了多种需求，也就是市场，问题是我们如何去满足。所以第一个目标就是真正使科技进步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第二，就是增强科技的后劲、实力、水平和国家的创新能力。这是科技与其它不同的地方。不能急功近利，必须要有储备，不但要看到今天的发展，还要看到明天和后天的发展。包括像方正、东大阿尔派，你今天看它很风光，如果没有多少年前的基础研究，它能有今天的风光吗？所以“十五大”报告也指出要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就是要增加技术储备。为整个国家科技实力做好储备，这点非常重要。在这方面我想告诉大家，现在国家很重视，财政部已经决定从明年开始五年内对重要基础研究增加投入25亿元，而且还有科学大工程大约20亿元。国家在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能够给予这样的支持也是不容易的。现在的问题是怎么组织，这种组织绝不能是低水平的重复，而是要瞄准国家的目标，有所为，有所不为，然后要组织集团军，打大仗，真正解决一些主要的涉及这方面的科学问题。国家科委正在筹划和组织这件事情，对地方来说，技术储备不是不要，而是层次不同，地方可能更主要在于应用研究，同时包括去吸收其它地方的技术，没有一支队伍也没法应用人家的技术。在产业化的同时，不能忽视这一条，而且忽视这一条，将来打板子不能打在别人身上，就打你科委，你科委不管，谁管这个事情。组织的形式和运行的机制也要改革，不能象过去那样，反正我搞的是基础研究，你就应该给我钱，这种观念不对，也不能说就稳住你。当然基础研究也有它的一些特殊性，它需要有更宽松的环境和科技人员的自由探索，这主要以基金会支持为主。刚才我说的25亿元要以国家目标为主，来进行组织。同时，可能跟基础研究所学科结构的调整有关系，可能将来要成立中心网络体系，就象上海的生命科学中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包括与国外回来的人一起合作。
第三，各种类型的科技机构怎么能够进一步地搞活、增强实力，使得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进一步发挥。如果不能把这些机构搞活，调动队伍的积极性、创造性，包括人才培养，那么前两方面的任务也无法完成。在这方面，1996年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决定里面关于三个体系的建立已经提出来了，作为科委、科技系统重点要放在科研院所的改革，但别忘了如何帮助企业成为技术开发、技术投入的主体，作为三个体系的国家层次上来说，现在我们的民营科技企业及其他科技企业本身的确也在逐步成为技术投入的主体。还有科技的支撑体系，我觉得在支撑体系里面特别是信息咨询、信息服务业和整个网络的确是非常重要。现在地方对建立信息高速公路兴趣比较大，但是即使有信息高速公路，公路上没有车，车里没有货，也是不行的。那么这种车，这种数据库，这些方面应该成为科技中介体系和服务支撑体系里面非常重要的组成内容。最近国际，包括国内专家说，应该根据整个的科技链与产业链怎么更好地结合来探索成立各种不同的科技生产联合体，比如说大型的工程没有设计院参加能行吗？没有标准监督能行吗？所以要围绕科技链与产业链的要素优化配置来进行。现在科技链不再是R和一个D，而是R和三个D，第一是开发，第二是中试示范，第三是技术扩散并变成规模生产。
因此，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的发展这种模式不是简单的变企业、进入企业。在没有解决要按照科技链本身的发展和产业的结合时，在这些方面要做多种形式的探讨。今天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过去企业和院所分离是因为产权没有清晰，利益机制没有保证，今天股份制为我们各种要素的优化配置起到了进一步保证，创造了非常好的环境。我们要学会资本运作，利用好产权制度改革这个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使之成为科技与经济结合、科研机构与企业结合的纽带。我们要把改革和发展联在一起，开阔一点思路。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各种方式都可以借鉴，但不要照搬。国有企业兼并国有企业有很多政策优惠，科技企业兼并和民营企业兼并，我们要从优惠条件的角度去争取。在有非常好的政策环境下，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结合本地区、本单位、本行业学科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去创造。只有在创造过程中，把规律性、共同性的变成政策，到面上推广。东大阿尔派已经在“十五大”前提出了技术股、管理股，技术可以参与分配，这很好。合理的东西当时没有被承认或政策上无保障，今天变成合法的现实了。改革就是把“合理不合法”的事情变成合法的事情。如果先有法律就称不上改革了。小平同志三个有利于具体到科技界来说，就是有利于科技本身实力的增加；有利于科技和经济的结合更好发挥它的决定性作用；有利于科研单位、机构队伍活力的增强，积极性的调动，这也是十五大精神。公有制的形式怎么实现？对于科技界来说，要发挥创造性来进行我们的改革和发展。
四、改革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一方面，要鼓励多种模式、因地制宜地探索。各方面可以去试，比如股份制，另外一方面，不能走入另外一个误区。我们科技界还没有，但是已经有这种苗头，刮风，好象一“股”就灵，一“股”就化，一“股”就了，哪有这么简单。股份制是一种有效的融资和转制手段，但是融来的钱怎样用，怎样来发展。现在有人说，“吃完财政吃银行，吃完银行吃外行”，这太危险了，我们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要很好地研究，股份制如果搞平均一人一票，这能提高生产力吗？什么事情要想清楚，不要把目标和手段倒置，股份制是手段，不是最后的目标，最的的目标是发展生力，解放生产力；另一方面，股民也迷信高新技术产业化，我要提醒，高新技术是高利润、高附加值的，可也是高风险的，任何高技术的竞争，瞬息万变，不是所有的股份公司都上市，上市的是一小部分，上市公司本身一定要有风险意识和对股民负责及长远的发展战略，所以我们不能陷入盲目性，科技界做事情就要有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千万不要刮风。
第二方面，要吃透精神。对“十五大”文件的学习，对小平同志理论的学习，要结合新的形势，新的情况怎样创新务实。不要搞形式主义，如果不了解世情，没有意义，不了解国情没有出路，只有这样才能有我们自己的特色，才能有我们自己的创造，才可能在特色、创造过程中找到共性和规律，把事业推向前进。
第三方面，科委要转换职能，更新观念，改革自身，加强学习。科委是政府的一部分，政府职能的转换，也属于世界性的问题。我看了两卷书，一卷叫《变革世界中的政府》，还有一卷是关于中国篇，对中国问题的分析。整个世界在变，政府也在变，都要改革。不能把政府本身职能的变化简单化。不是大政府、小政府之争，而是怎样成为一个有效政府。首先看清楚变革中世界对政府的职能、地位、作用提出什么新的要求，核心归到一点，政府要做对的事情。其次要把对的事情做对，做得更有效。这其中观念的转换特别重要。同时要加强学习，从大的方面来说，哪些方面是对的呢？科委要对上负责，也要对下负责。对上负责来说，不能就科委的事情论科委，要站在省长、市长的角度看问题。围绕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热点、难点出主意，作为一个参谋部，对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进行参谋。各级科委需要加强这方面作用。平常研究较少，对经济的全局、宏观研究了解很差，这是我们的弱点。科技要与经济结合，情况不明、数据不清、方向不知在哪，缺乏经济知识，是不行的。科委自身要搞好改革和发展的有机结合，要把改革作为科委的中心工作，除了分管主任外，一把手要亲自抓改革、支持改革，要拿出一定的经费支持改革试点工作，项目经费的使用也要有利于对改革的引导。
科委要重视战略思考，要在政府整个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上提出意见，才有发言权，这点很重要。同时，在战术的部署上，要成为先锋队、突击队，在发展方向上要走前一步，在宏观的全局上抢占制高点，四两拨千斤。一方面抓好自己的事情，另一方面对全局工作做几件大事情。要打几个“辽沈战役”，在思维模式上，要有大系统的时空观念。钱学森同志提出“现在我们都是处在开放复杂的巨系统当中，要正确地定位，战略要清楚”。科委应当成为学习性的组织，不仅干事，还要想事，想清楚了才能干好。战略布署要有战略的实现，战略的眼光要落实在战术的行动当中。
科委要面对今天的新形势、新需求、新期望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各方面工作要上一个新台价，做到江泽民同志在1995年提出的“科技要有一个新的解放和大的发展”，这是形势发展的需求，时代的需求，人民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