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重修辽、金、元三史剖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乾隆论文,元三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高宗弘历即乾隆皇帝（1711—1799，1736—1795在位）即位以后，热衷朝廷修史活动。究其原因，乃希望由官方垄断历史编纂，再由他扮演历史判官，操纵其中的笔削褒贬[1]。 除编纂史籍外，弘历还要重修前代的史书，使它们能“传信示公”，为当时多民族共存的政治环境服务（详第四节）。就前代的史书来说，弘历最关注的是《辽史》《金史》和《元史》，三史的重修工作，历时十余年才完成。
一
弘历即位初年，便已指摘辽、金、元三史“不及前代，而《元史》成于仓猝，舛谬尤多”[2]。不过到了乾隆十二年（1747）三月， 朝廷刻成二十一史，弘历才对三史作出具体的批评及展开重修的工作[3]。
弘历认为，辽、金、元三朝本身没有完善的条件，可供修史者凭藉。首先是民族隔阂：弘历指出，三朝均为边疆民族所建立，“非若唐、宋之兴于内地而据之也”。因此，“其臣虽有汉人通文墨者，非若唐、宋之始终一心于其主”。况且，民族之间，存在“语言有所不解，风尚有所不合”的现象[4]。如以元朝为例，一方面是“蒙古人不深明汉文，宜其音韵弗合，名不正而言不顺，以致纪载失实”[5]。另一方面，“汉人不解（蒙古）语义，错谬译出者，不胜屈指数”，其中多系“捉影之谈”，可谓“怪诞可笑”[6]。
其次是三朝国祚短促：弘历指出，“辽、金、元皆立国不久，旋即逊出”，由于没有良好的规模，“则所纪载，欲其得中得实，盖亦难矣”[7]。如以金朝为例，“金全盛时，索伦、蒙古亦皆所服属，幅员辽广，语音本各不同”。可是，“当时惟以国语为重，于汉文音义，未曾校正画一”，以致出现“声相近而字未恰合”，及“语似是而文有增损”的情况。“至于姓氏，惟当对音，而竟有译为汉姓者”[8]。本来，金朝曾“制女直大小字”，可资稽查，可惜它们“未经流传中外，而又未经译以汉字，其后裔式微，遂无以考证”[9]。以致后人“阅汉字《金史》，其用汉字音注国语者，本音几不可晓”[10]。
基于上述原因，弘历讥诋“辽、金、元之史，成于汉人之手，所为如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然”[11]，所以难成“佳史”[12]；又认为三史中，“纪边关以外荒略之地”比“纪内地”的部分，更“不能得中得实”[13]。
至于修撰辽、金、元三史者，弘历指出他们有多种缺失。第一是“承伪袭谬，展转失真”[14]以《金史》为例，弘历批评“元臣纂录，又不过沿袭纪载旧文，无暇一一校正，讹以传讹，有自来矣”[15]。以《元史》为例，弘历指出“《元史》之达鲁花赤，以今蒙古音译之，当为达鲁噶齐；不华，当为补哈”。而错译的原因，乃“史氏或以己意为音，或出于当时承习”[16]。
第二是“诠解附会，支离无当”[17]：弘历以《金史》为例，指出“元人所著〈金国语解〉一篇，又多臆度失真”。例如，“勃极烈即今贝勒，为管理众人之称，乃解为犹汉云冢宰，附会无当”。又如“猛安，音近今明安。明安，千也，与千夫长相协谋克之为百夫长，义实难通，或即今语穆昆，为族长之转，犹可比合”[18]。又以《元史》为例，认为“奇渥温乃却特之误，盖蒙古却特与奇渥温字形相似，当时宋濂（1310—1381）辈承修《元史》，既不谙其国语，又不辨其字文，率凭粗识蒙古字之人，妄为音译，遂误以却特为奇渥温，不啻鲁鱼之舛。”[19]
第三是“于对音中曲寓褒贬”[20]；弘历指出，早在“宋人记载”中，对于蒙古部族，已有“以丑字为诋訾”的情况[21]；而在“辽、金、元三国之译汉文”时，汉人“又有谬寓嗤斥之意存焉”[22]。其后三史的修撰者，多系“章句迂生，既不能深通译语，兼且逞私智，高下其手，讹以传讹”[23]。如“《金史》成于汉人之手，于音译既未谙习，且复任情毁誉，动辄以丑字肆其诋訾”。例如把“乌珠”书成“兀术”；把“贝勒”误为“勃极烈”或“孛堇”。弘历认为这些事例“实可鄙笑”[24]。
第四是不谙史法及态度偏颇。弘历以《金史》为例，指陈书中“文法，乃多未有当者”。如“称元兵为大兵、大军，以元臣修《金史》，理固宜然”，但是“于大兵、大军等句下，或接称上，或称朝廷，则又皆叙金朝事，略无界限分别”，使到“浅学者观之，几不能辨其为何代语”。因此，弘历批评《金史》“文义不佳”。然而，弘历最不满意者，还是修史者“轻贬胜国”的偏颇态度。他强调修史者对胜国“痛加诋斥，实为非体”，他说：
“夫一代之史，期于传信，若逞弄笔锋，轻贬胜国，则千秋万世之史，皆不足信，是则有关于世道人心者甚大。”[25]
从上文可见，弘历对辽、金、元三史的批评，集中在音译方面；而其议论，以《金史》最多，《元史》为次，《辽史》则未为具体讨论。凡此种种，与乾隆朝的政治环境、民族政策和修史活动有密切关系，下文将一一论述。
二
乾隆朝的重修辽、金、元三史，并不是将三史全部修改，而是按《同文韵统》为例，重修三史〈国语解〉，及将三史中人、地、官名改正，其方针是“正其字，弗易其文”[26]。所以弘历下令史官，“按照各史，不改其事，但将语言详加改正，锓板重修”[27]。
三史的重修以《金史》最先。当清廷校刊二十一史时，弘历“因校阅《金史》，见所附〈国语解〉一篇，其中讹舛甚多”，于是在二十一史刻成后，仍“命大学士讷亲（？—1749）、张廷玉（1672—1755），尚书阿克敦（1685—1756）、侍郎舒赫德（1711—1777）用国朝校定切音，详为辨正，令读史者咸知金时本音本义，讹谬为之一洗，并注清文，以便考证”。弘历希望事成后，“用校正之本，易去其旧”，以求达到“考古信今，传世行远，均有裨焉”。不过，弘历下令改正的只限于官本，“其坊间原本，听其去留”[28]。这是修订三史工作的第一项，当时是乾隆十二年七月。
第二项工作是在三十年代展开的，而且不局限于《金史》。当弘历在批阅《历代通鉴辑览》的进稿时，感到“前史所载辽、金、元人、地、官名，率多承伪袭谬，展转失真，又复诠解附会，支离无当，甚于对音中曲寓褒贬”。因此他“每因摛文评史，推阐及之，并命馆臣就辽、金、元史〈国语解〉内，人、地、职官、氏族及一切名物象数，详晰厘正，每条兼系以国书，证以三合切韵，俾一字一音，咸归吻合，并为分类、笺释，各后本来意义，以次进呈，朕为亲加裁定”[29]。
乾隆三十六年（1771），弘历下令编撰《辽金元三史国语解》[30]。同年十二月，当《金史》部分完成后，弘历已急不可待，开始重修三史的第三项工作。原来弘历感到“今金国语解，业已订正蒇事，而诸史原文，尚未改定，若俟辽、元国语续成汇订，未免多需时日”。于是他下令将“金国语解”交给方略馆，“即将《金史》原本先行校勘”。校勘的原则是：“除史中事实久布方策，无庸复有增损外，其人、地、职官、氏族等，俱依新定字音，确核改正。”至于辽、元二史，则“俟国语解告竣后，亦即视《金史》之例，次第厘订画一，仍添派纂修官，分司其事，总裁等综理考核，分帙进览候定”[31]。
关于第三项工作，有两点必须注意。首先，第三项工作是在乾隆三十六年底开始的，它的任务是按照清朝新编的三史国语解，更正三史原文，而这项工作与第二项工作同时进行。其次，也是较重要的，重修三史“乃改译汉文，译其国语之讹误者。至于其国制度之理乱、君臣之得失，未尝一字易”。“且改译者不过正其讹误之语”，“读史者执旧简而证以新书，则可知语之异而事之同”[32]。因此，尽管弘历认为辽、金、元三史有多方面的缺点，清廷的工作只在更正其中音译的讹舛而已。
弘历对编修三史国语解和校正三史的工作，甚为重视。如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四月殿试策论的题目中，考问及其事[33]。次年十月，奖励“在各方略馆效力行走，办理金、元国语解及校订辽、金、元三史对音颇能尽心”的宋铣（1760年进士），认为宋铣“在翰林中，学问尚优，著加恩授为编修，充方略馆纂修官，以示鼓励”[34]。可是，两个月后，弘历“批览方略馆所进《金史》”，发现“内有圈点讹错数处，并有诚字讹写城字”，便将“承办之编修宋铣，著交部察议”[35]。
乾隆四十年（1775年）七月，“重刊《金史》成”[36]。至于辽、元二史语解在什么时候完成，不可考。但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三月军机大臣等奏“遵查未俟书籍”十六种的名单中，《辽史》和《元史》都榜上有名。如果按照上述重校《金史》的程序，二史语解必已完成，然后二史才进行校勘。无论如何，据军机大臣指出，在这十六种书籍中，《辽史》和《元史》等十四书未“派有专管总裁”。他们便请旨“派专管之员，责成定限速纂”。于是弘历派遣英廉（1707—1783）和钱汝诚（1722—1779）为二史总裁[37]。
乾隆四十三年（1778）三月，军机大臣报告各书修纂进度，以《辽史》、《元史》“卷帙较多，请展限赶办”。得旨：“各处应进之书，止须按卯分进，转不必立定期限，如届期迟误，即奏明参处。”[38]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方略馆进呈辽、金、元三史告俟”，吏部“请将满汉纂修各员，照例分议叙”。于是弘历下旨奖励[39]。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改译辽、金、元三史告成”，弘历为作序文[40]。乾隆五十年（1785）十二月，“《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告成，承办纂修等官，议叙有差”[41]。
从上述重修三史和编纂《辽金元三史国语解》的经过可见，在三史中，弘历最重视《金史》。早在乾隆十二年，已将《金史》校正。三四十年代的两项工作，又以《金史》为先。这些现象与他批评三史时流露对《金史》特别关注的态度是互为表里的。其次《辽史·国语解》的编修与《辽史》的重订似乎为乾隆君臣所忽视。如弘历在《〈增订清文鉴〉序》说：“向评《通鉴辑览》，纠前史译本失真，则有校正金、元国语解之命。”[42]便没有提到《辽史·国语解》。而《历代通鉴辑览》有一则凡例，亦是提及“金、元二史出自后代儒臣之手，大抵音译失宜，乖舛滋甚”，“今并遵旨详加译改”[43]，同样遗漏《辽史》。此外如乾隆三十七年的殿试策论题目，虽谓“辽、金、元三史人、地、官名，多淆于后代儒生之手”，但最后考问的内容，仅是金、元、二史而已[44]。上述情况，与弘历评论三史的缺失时没有单独提到《辽史》的作风，同出一辙。诚然，女真为满洲祖先，《金史》最受弘历关注，自是意料中事。至于辽、元二朝的后裔，虽皆在清朝“隶臣仆，供宿卫”（详第三节），但蒙古族在清朝众多民族中，实为大宗，索伦族不可与之相提并论。况且弘历对蒙古“尤善扶绥”，至使满蒙关系更为密切[45]，因此，弘历重视《元史》而忽视《辽史》的态度，亦是可以理解的。
三
弘历既批评前史所载辽、金、元三朝的人、地、官名“讹以传讹，从未有能正其失者”[46]，那么清朝具有什么条件可以洞悉其失呢？分析弘历的意见，不外有三：
第一，满洲为边疆民族，金朝更是他们的祖先，所以较汉人多认识三朝的语言文字。弘历就金朝说：
“金源即满洲也，其官制，其人名，用本朝语译之，历历可见。”[47]
又就元朝指出，“各国各有其语，各有其字”，但是满洲与蒙古同为“一字一音，即尽其一字一音之义，从无一音而有两字以至数字”。不过，“汉字则一音有多至数字者”，于是以汉字进行翻译，“得以意为爱憎，每取恶字以示见贬”[48]。
第二，清朝正“当一统同文之盛”，辽、金、元后裔皆“隶臣仆，供宿收”。因此，清廷能向他们“亲为谘访，于其言语音声，俱能一一稽考”，而“无纤微之误”[49]。弘历就金朝说：
“金源肇起东方，与本朝满洲之地同一疆域。如完颜为金国族，至今隶我旗籍，而今之傅察氏即金蒲察转音，此其明证也。间考史册所载，金语与今国语类多吻合。”[50]
又就元朝说：
“我国家自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1559—1626，1616—1626在位）、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1592—1643，1626—1643在位）以来，近边诸蒙古部落，久为世臣。而至今则喀尔喀、青海及准噶尔之四卫拉特前后归顺，盖无一蒙古之非我臣矣。诸部语言音韵，刚柔虽略殊，而大段则一。即国语虽与蒙古语异，而亦有一二相同者。”[51]
此外，弘历本人精通满、汉、蒙、维吾尔、藏五种文字[52]，正如四库馆臣说：
“我皇上圣明天纵，迈古涵今。洞悉诸国之文，灼见旧编（按：指“三史”所附《国语解》）之误。特命馆臣，详加厘定。并一一亲加指示，务得其真。以索伦语正《辽史》，……以满洲语正《金史》，……以蒙古语正《元史》。……各一一著其史义，详其字音。字音为汉文所无者，则两合三合以取之。……即不谙翻译之人，绎训释之明，悟语声之转，亦觉厘然有当于心，而恍然于旧史之误也。”[53]
诚然，乾隆君臣在语言方面所具的条件，是三史编纂者所不逮的。
第三，满洲虽为边疆民族，但是当时汉人臣服已久；而在大臣当中，不乏既谙满语，又通诸国文字的人。他们的学识和心态，断非辽、金、元三朝汉臣所能比拟。弘历自豪地说：
“辽、金虽称帝，究属偏安；元虽一统，而主中华者才八十年。其时汉人之为臣仆者，心意终未浃洽。我国家承天庥命，建极垂统，至于今百四十年矣，汉人之为臣仆者，自其高曾逮将五世，性情无所不通，语言无所不晓。且今之纂修诸臣，即有善通清书，兼习诸国字之人。则兹三史，必当及此时而改译其讹误者，是则吾于辽、金、元三代，实厚有造而慰焉。”[54]
既然“汉人已数世被覆载生育，其语言风向，薰陶渐渍”，所以弘历呼吁世人，对待他的纂修诸臣，“不可以辽、金、元之汉臣例之”[55]。
四
“传信示公”是弘历下令重修辽、金、元三史时揭橥的口号，他说：
“辽、金、元三史人，地名音译讹舛，鄙陋失实者多，因命儒臣，……概行更录。盖正其字，弗易其文，以史者所以传信示公，不可以意改也。”[56]
然而，弘历又离析“传信”和“示公”为二，将它们代表历史记载的两种境界。
“信”是历史应具备的基本条件，“传信”是历史记载的首要任务。因此，弘历说：“一代之史，期于传信。”由于他认为辽、金、元三史未能履行“传信”的使命，所以他负起改正三史“舛驳”的责任，“用昭阐疑传信之至意”[58]。于是，他下令“廷臣重订金、辽、元国语解，将三史内讹误字样，另行刊定，以示传信”[59]。弘历自夸清廷对三史的修订，能“使读史者心目豁然，不免前人谬妄所惑”[60]，“俾读史者得免耳食沿伪之陋”[61]。弘历无疑在说，三史经过清廷修订后，才能达到“传信”的境界。
“公”是历史应具备的客观精神，“示公”是历史记载的神圣使命。弘历所谓“示公”，是指“秉大公至正”的态度，“以昭褒贬之公”[62]。弘历认为，“《春秋》一字之褒贬，示圣人大公至正之心”。可是，“辽、金、元三国之译汉文”，每“有谬寓嗤斥之意存焉”，不是“《春秋》一字褒贬之为”[63]。由于弘历坚持“《春秋》天子之事，是非万世之公”，而辽、金、元三史的修撰者既非天子，他们所作的褒贬又不得当，所以他希望修订三史，“以昭纲常名教，大公至正之义”[64]。他说：
“金、元入主中国时，其人未尽通晓汉文，以致音同误用，而后之为史者，既非本国人，更借不雅之字，以寓其诋毁之私，是三史人名不可不亟为厘定，而昭大公之本意也。”[65]
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弘历不是要藉厘定三史人、地、官名而进行新的褒贬，所谓“昭褒贬之公”、“昭……大公至正之义”、“昭大公之本意”，乃揭示三史的音译实系“无关褒贬而实形鄙陋”，只反映汉人狭隘的种族偏见，不符合“大公至正”的客观精神（详下文）。
弘历强调“示公”，实有不可忽视的政治背景。三史的改订，除了是一项史学工作之外，还有政治作用。清廷以边疆民族入主中原，不但统治汉人，而且降服沿边各民族，建立一个疆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用弘历的话说，就是“一统同文”、“海寓同文”的局面。弘历反复指出，重修三史与这局面息息相关。如说：
“我国家中外一统，治洽同文，不忍金朝之人名、官族为庸陋者流传所误，因命廷臣悉按国语改正。”[66]
又说：
“因为（《元史》音译）参稽译改，以正史鉴之疑，举数百年之舛谬，悉与辨剔阐明，以昭一统同文之盛。”[67]
又说：
“朕非于此等音译字面，有所偏袒，盖各国语音不同，本难意存牵合。即如满洲、蒙古文，译为汉文，此音彼字，两不相涉。乃见小无识之徒，欲以音义之优劣，强为分别轩轾，实不值一噱。朕每见法司爰书，有以犯名书作恶劣字者，辄令改写。而前此回部者，每加犬作
，亦令将犬旁删去。诚以此等无关褒贬而实形鄙陋，实无足取。况当海寓同文之世，又岂可不务为公溥乎？”[68]
由此可见，弘历所谓的“公”，有其特定涵义，是指在“一统同文之盛”局面下的“公”，亦即是一种反对“大汉族主义”而标举的种族平等观念。换言之，弘历重修三史的政治目的，就是在“一统同文之盛”的局面下，为从前汉人所修的边疆民族朝代的历史进行一次大清洗，使它们能符合清朝当时“大公至正”的要求。弘历解释说：
“天下之语万殊，天下之理则一，无不戴天而履地，无不是是而非非，无不尊君上而孝父母，无不贤贤人而恶小人。彼其于语言文字中谬存我是彼非，入者主之，出者奴之，不亦仰而唾空，终于自污其面哉！向有校正金、元国语解之命，……壹是义也。”[69]
其次，虽然弘历下谕以“正其字，弗易其文”的原则改订三史，却在谕文中不忘针砭三史音译以外的缺失，而尤不满于三史修撰者“轻贬胜朝”的态度。弘历此举不是无的放矢的。简言之，就是藉此而彰显清廷修《明史》及其他史籍时所持的“大公至正”态度。他说：
“若我朝修《明史》，于当时贤奸善恶，皆据事直书，即各篇论赞，亦皆核实立言，不轻为轩轾，诚以作史乃千秋万世之定论，而非一人一时之私言。予向命纂《通鉴辑览》，于明神宗（朱翊钧，1563—1620，1572—1620在位）以后，仍大书明代纪年，而于本朝定鼎燕京之初，尚存福王（朱由崧，？—1646，1644—1645在位）年号，此实大公至正，可以垂示天下后世。岂若元托克托（1238—1297）等之修《金史》，妄毁金朝者之狃于私智小见所可同日语哉？”[70]
总之，三史的重修负有为政治服务的使命，不是一项纯粹的史学活动，而后人对此次重修三史亦毁誉参半[71]。
五
在重修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及更正三史音译的同时，弘历又下令修改清朝在此之前所编史籍的相关部分。如乾隆四十年重编《明纪纲目》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该书“所载青海、朵颜等人名对音，沿用鄙字，与今所定《同文韵统》音字及改正辽、金、元《国语解》，未为划一”[72]。
本着同一理由，弘历下令重修《明史》。他说：
“《明史》内于元时人、地名，对音讹舛，译字鄙俚，尚沿旧时陋习。如图作兔之类，既于字义无当，而垂之史册，殊不雅驯。今辽、金、元史，已命军机大臣，改正另刊。《明史》乃本朝撰定之书，岂可转听其讹谬？现在改办《明纪纲目》，著将《明史》一并查改，以照（昭）传信。”[73]
由于弘历“命馆臣照辽、金、元三史例”，将《明史》“查核改订，并就原板扣算字数刊正”，所以，“其间增损成文，不过数字而止，于原书体制，无多更易”。[74]
此外，弘历又下令“四库之书凡人名、地名、官名、物名涉及三朝者，亦援用《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加以改正，使到各书的音训划一起来”[75]。例如，李心传（1166—124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所载金国人名、官名、地名音译均多舛误”，四库馆臣便“遵《钦定金史·国语解》详加订正，别为考证，附载各卷之末”。[76]
不过，对前史不多作更易的原则只局限于正史而已。如乾隆四十七年，弘历命皇子与军机大臣订正商辂（1414—1486）等《通鉴纲目续编》，就严斥书内“周礼〈发明〉、张时泰〈广义〉，于辽、金、元事，多有议论偏谬，及肆行诋毁者”。并下令：
“所有《通鉴纲目续编》一书，其辽、金、元三朝人名、地名，本应按照新定正史，一体更正。至发明、广义内三朝时事，不可更易外，其议论诋毁之处，著交诸皇子及军机大臣，量为删润，以符孔子《春秋》体例。仍令黏签进呈，候朕阅定。”[77]
又如题宋人叶隆礼（1247年进士）著的《契丹国志》，被弘历指摘“中间体例混淆，书法讹舛”而下令重修。他说：
“今《契丹国志》，既有成书，纪载当存其旧，惟体例书法讹谬，于《（资治通鉴）纲目》大义有乖者，不可不加厘正。著总纂纪昀详加校勘，依例改纂，……候朕亲定。”[78]
由此可见，弘历所关注的，不是两书的史实，而是两书的议论、书法和体例。因此，姑不论他的“厘正书法”，能否“一秉至公，非于辽、金有所偏向”[79]，这已不再是重修辽、金、元三史时所持的方针了。
然而，不论是辽、金、元三史或其他相关史籍，其重修的内容、应否借音译进行褒贬、及加何厘定书法义例等问题，最后都由弘历定夺，可见弘历刻意扮演历史判官的角色。他重申“《春秋》者，天子之事”的论调，就是作为他充当历史判官的理论依据，从而为当时的政治服务[80]。
注释：
[1]参看拙文：《论清高宗自我吹嘘的历史判官形象》， 载于拙著：《明清人物与著述》（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6年），P146—182。
[2]弘历：《史论问》，见弘历著：《御制文初集》，卷14。
[3]二十一史刻成，见《高宗纯皇帝实录》（以下简称《实录》），卷286，“乾隆十二年三月丙申”条。而弘历具体提出他对三史的批评，始见于同书，卷295，“乾隆十二年七月丙午”条。
[4]弘历：《〈热河志〉序》，见弘历著：《御制文二集》，卷17；又见《实录》，卷1132，“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丙午”条。
[5]弘历：《读〈宋史·河渠志〉》，《御制文二集》，卷36。
[6]弘历等：《评鉴阐要》（以下简称《阐要》），卷9；又见傅恒（？—1770）等：《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以下简称《辑览》），卷77。
[7]同注[4]。
[8]《实录》，卷295，“乾隆十二年七月丙午”条。
[9]《阐要》，卷8；又见《辑览》，卷77。
[10]《实录》，卷365，“乾隆十五年五月辛酉”条。
[11]同注[4]。
[12]同注[2]。
[13]同注[4]。
[14]《实录》，卷898，“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戊寅”条。
[15]同注[8]。
[16]同注[10]。
[17]同注[14]。
[18]同注[9]。
[19]《阐要》，卷9；又见《辑览》，卷90。按：有关宋濂等修《元史》的缺点，弘历在《全韵诗·元世祖》中又说：“宋濂诸人修《元史》，秦人肥瘠视如越。世祖（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1260—1294在位）一帝十三卷，既冗长仍失隐汨，欧阳（修，1007—1072）逸马笑繁文，千古史笔鲜精核。”（见氏著：《御制诗四集》，卷49）。
[20]同注[14]。
[21]《阐要》，卷8；又见《辑览》，卷85。
[22]弘历：《改译辽金元三史序》，《御制文二集》，卷17；又见《实录》，卷1154，“乾隆四十七年四月辛巳”条。
[23]同注[14]。
[24]同注[9]。按：弘历在《〈增订清文鉴〉序》中， 又举这些例子（见《御制文二集》，卷16）。
[25]弘历：《读〈金史〉》，《御制文二集》，卷35。按：《读〈金史〉》一文属上述文集的“杂著”类，文末说：“书此以揭重刊《金史》之首”。《实录》以此文为弘历为《金史》作的序（卷987，“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壬申”条），恐不合弘历本意。
[26]同上。按：《同文韵统》乃清廷为统一满洲、蒙古语对译汉文而编纂。据弘历说：“向来内外各衙门，题奏咨行事件，凡遇满洲、蒙古人、地名，应译对汉字者，往往任意书写，并不合清文、蒙古文本音，因而舛误鄙俚之字，不一而足。甚至以字义之优劣，强为分别轩轾，尤属可笑。方今海寓车书大同，《清文鉴》一书，屡经厘定颁示。且曾编辑《同文韵统》，本三合切音，详加辨订，合之字音，无铢黍之别”（《高宗实录》，卷905，“乾隆三十七年三月甲子”条）。
[27]《实录》，卷1253，“乾隆五十一年四月壬辰”条。
[28]同注[8]。
[29]同注[14]。按：一般学者指《辑览》一书在乾隆三十二年（1726）奉敕编撰，但据笔者考证，奉敕编撰约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参看拙文：《清高宗纲目体史籍编纂考》，《明清人物与著述），P241—280。
[30]庆桂（1735—1816）等：《国朝宫史续编》，卷92；又见《故宫所藏殿版书目》（民国22年[1933]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排印本），卷2，叶2上。按：纪昀（1724—1805）等为《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撰写提要，一说是书“乾隆四十七年（1782）奉敕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一说“乾隆四十六年（1781）奉敕撰”（见《四库全书总目》，卷46，〈史部·正史类〉2），均误。
[31]同注[14]。
[32]同注[22]。
[33]《实录》，卷907，“乾隆三十七年四月丙戌”条。
[34]同上，卷944，“乾隆三十八年十月丙戌”条。
[35]同上，卷949，“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庚戌”条。
[36]同上，卷987，“乾隆四十年七月壬申”条。
[37]同上，卷1029，“乾隆四十二年三月乙未”条。
[38]同上，卷1052，“乾隆四十三年三月壬戌”条。
[39]同上，卷1144，“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辛丑”条。
[40]同上，卷1154，“乾隆四十七年四月辛巳”条。按：中华书局编辑部刊行《元史》，谓清廷在“乾隆四十六年，对辽、金、元三史译名进行了谬误百出的妄改，挖改了（乾隆四年武英）殿本的木板，重新刷印”（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出版说明〉，P3）， 不合《实录》的纪年。
[41]《实录》，卷1245，“乾隆五十年十二月乙未”条。按：孙文良、张杰、郑川水《乾隆帝》说：“《辽金元三史国语解》编成之后，乾隆命以是书为依据，对三史人名地名错译之处一体改正，重新刊刻，并亲自做序言。”（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P 361）实颠倒了三史重修与《辽金元三史国语解》编成的次序。又按：《故宫所藏殿版书目》载有“《钦定辽金元三史语解》四十六卷”的“（乾隆）四十六年刊本”（卷2，〈史部·编年类〉，叶2上），令人费解。
[42]《御制文二集》，卷16。
[43]《辑览·凡例》。
[44]同注[33]。
[45]昭梿（1776—1829）《啸亭杂录·善待外藩》说：“蒙古生性强悍，世为中国之患。……本朝威德布扬，凡毡裘月竁之士，无不降服，执殳效顺，无异世臣。纯皇恢廓大度，尤善抚绥，凡其名王部长，皆令在御前行走，结以亲谊，托诸心腹，故皆悦服骏奔。”
[46]同注[14]。
[47]《实录》，卷295，“乾隆十二年七月丙午”条。
[48]同注[9]。
[49]同注[14]。
[50]同注[9]。
[51]弘历：《〈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序》，《御制文二集》，卷170按：弘历又说：“我朝中外一家，蒙古诸部久为臣仆，其语言音义，咨诹所及，皆可周知”（《阐要》，卷9；又见《辑览》，卷90）。
[52]《乾隆帝》，P332—335。按：有关弘历学习外语的情况，弘历在《〈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序》中说：“朕即位初，以为诸外藩岁来朝，不可不通其语，遂习之。不数年而毕能之，至今则曲尽其道矣。侵寻而至于唐古特语，又侵寻而至于回语，亦既习之，亦既能之。既可以为余暇之消遣，复足以联中外之性情”（同上注）。
[53]见纪昀等为《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所撰提要（同注[30]）。
[54]同注[22]。
[55]同注[4]。
[56]同注[25]。
[57]同上。
[58]同注[14]。
[59]《实录》，卷905，“乾隆三十七年三月甲子”条。
[60]同注[9]。
[61]同注[19]。
[62]《实录》，卷1142，“乾隆四十六年十月癸酉”条。按：“大公至正”是弘历的口头禅，在他的诏谕中俯拾皆是，不烦举例。弘历之所以强调“大公至正”，是因为他认为“大公至正，乃帝王图治之本”（见《辑览》，卷79）。
[63]同注[22]。
[64]弘历：《命馆臣重订〈契丹国志〉谕》，《御制文二集》，卷8；又见《实录》，卷1143，“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乙酉”条。按：弘历又曾说：“《春秋》者，天子之事”（《实录》，卷1142，“乾隆四十六年十月癸酉”条）。弘历的说法脱胎自《孟子·滕文公下》。孟轲（约前372—前289）认为孔丘（前551—前479）修《春秋》，以笔法褒贬贤奸，乃僭越天子之权，所以说：“《春秋》，天子之事也”。弘历乃据轲说重申褒贬笔削之权，操于天子之手。这是他下令大量修史及坚持诸史须由他裁定的理论依据。说参注[1] 所引拙文。
[65]《实录》，卷1054，“乾隆四十三年四月乙未”条。
[66]同注[9]。
[67]同注[19]。
[68]《实录》，卷983，“乾隆四十年五月甲子”条。
[69]同注[51]。
[70]同注[25]。
[71]例如，有学者认为，此次的重修是“对辽、金、元三史译名进行了谬误百出的妄改”（见注[40]。但是，亦有学者认为，“重新订定的《金史·国语解》刊刻之后，对研究金史者提供了很大方便”；而《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一书的质量俱佳（见《乾隆帝》，P 360—361）。
[72]《实录》，卷982，“乾隆四十年五月辛酉”条。 按：《明纪纲目》一名《明史纲目》，又名《御撰资治通鉴纲目三编》，最后改订本作《御定通鉴纲目三编》，详参注[29]所引拙文。
[73]同注[68]。
[74]《实录》，卷1032，“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丁丑”条。按：虽然弘历初时下令不修改《明史》的内容，但是后来读到史臣新进的《明史·英宗本纪》，感到当初修《明史》时，“意存简括，于事迹要领，不能胪纪精详，于史法尚未允协”。于是又敕令英廉等大臣将《明史》的本纪“逐一考核添修，务令首尾详明，辞义精当，仍以次缮进，候朕亲阅鉴定，重刊颁行，用昭传信”（同上）。
[75]同注[53]。
[76]《四库全书总目》，卷47，〈史部·编年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条。
[77]弘历：《命皇子及军机大臣订正〈通鉴纲目续编〉谕》，《御制文二集》，卷9；又见《实录》，卷1168，“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条。
[78]同注[64]。按：有关《契丹国志》的作者为谁，颇有争议。参看李锡厚：《叶隆礼和〈契丹国志〉》，《史学史研究》，1981年4期（1981年12月），P64—70；及刘浦江：《关于〈契丹国志〉的若干问题》，同刊，1992年2期（1992年6月）， P59—63及65。
[79]《实录》，卷1034，“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丙午”条。
[80]参看注[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