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蒂后现代哲学的演变特征[(1)]_哲学论文

罗蒂后现代哲学思想演变的特征[（1）]，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思想论文,后现代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进步为哲学的发展设定了基本框架，一方面，以探讨命题意义为主题的逻辑实证主义日渐衰微，另一方面，追求“终极本质”的大陆形而上学则在自然化和经验化的冲击下支离破碎。此时，哲学在以语言学转向为先导的一系列转向中谋求生存。罗蒂的后现代哲学思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罗蒂后现代思想的演变经历了反基础主义、新实用主义和后哲学文化三个阶段，而其演变的特征则显示了它独具的风格、意义和历史的印迹。

1从“无镜”哲学走向“文化”哲学

罗蒂在考察两千多年的哲学史后发现，传统哲学是一种“镜式”的基础主义哲学，在世纪之交自然科学革命的冲击下，大陆的传统人文主义和英美的实证主义都已发展到了各自的顶端，耗尽了传统哲学的元气。特别是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反传统哲学成为一种不可抵御的时尚。罗蒂自然地加入了这一潮流，与众不同的是，他努力把自己置于当代英美分析哲学的主流之外来摧毁传统基础主义的“镜式”哲学，以此摆脱困境，展示一种新的发展趋向。

罗蒂以解释学作为“小写”的哲学来代替“大写”的哲学，建构一种“无镜”哲学的框架，由此拉开其后现代哲学思想演变的帷幕。作为“教化”哲学的解释学的本质特征在于：（1）主张哲学的本质不再是一种探索理性世界图景和阿基米德点的理智活动，而是人类多种对话中的一种声音；（2）强调哲学的方法不再是论证的或提供证据的，而是一种“文明的、启示的、智力的、显现的、兴奋的”对话，应以文学风格代替科学风格；（3）断言哲学的目的不再是发现客观真理或追求绝对基础，而是保证对话的有效进行。[（2）]因此，论证性、对抗性、精确化的专业哲学形象及理性的、敏感的大写哲学家消失了，而解释学的对话则有助于倡导一种世俗的、人类主义的自由民主氛围。不过要指出的是，解释学的发展使罗蒂的立场呈现出与后结构主义结盟的趋势，而且不断遭受相对主义的指责，并未能确立一种优于柏拉图主义和粗俗相对主义的中立立场。这是罗蒂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之后很少提到解释学的原因之一。不过，罗蒂以“后哲学文化”代替解释学的深层原因则在于美国哲学发展的状况及其对哲学本质理解的转换。

首先，在逻辑实证主义和语言分析哲学的“统治”衰落之后，许多不同的流派和思想家在美国逐渐流行起来。一方面，语言分析的繁琐令人厌烦，同时以罗尔斯和诺里斯为代表的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日渐成熟；另一方面，六、七十年代的越南战争使美国人重新思考人类主义的民主和自由问题。这些因素促使哲学家们追寻原本属于大陆哲学家的思想，唤起对解释学、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的兴趣，发现大陆和分析哲学之间的联系。而罗蒂对这一文化环境的变化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他认为在这二者之间建立桥梁、寻求联结力量，尤其是用不同方法探讨相同的问题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当然这源自于其义无反顾的反传统的勇气和决心，他坦然道：“我们不应担忧分析哲学是否依然保持赖欣巴哈为逻辑经验主义所设定的科学模式……，而应赞赏百花齐放的局面，让下个世纪有兴趣的历史学家对其进行研究、评判。”[（3）]

其次，在罗蒂看来，尽管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发展存在许多分歧和隔阂，但联结二者之间的纽带仍然存在。首先，大陆和英美哲学家们在反传统哲学的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聚合趋势。不论是大陆的“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传统，还是分析哲学的实用主义化过程，二者都在反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及还原主义的运作中力图使人们避免进入“笛卡尔—康德”式主客对立的表征主义传统。其次，罗蒂在“文本和模型”一文中认为，如果从自然主义语言观的角度，在整体主义的框架内来看，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二者的共性和聚合性就会明显突显出来，而且这种工作在奎因和伽达默尔之后已经体现在戴维森和海西的努力中，他们都在模糊而非划定二者的界限。

再次，罗蒂在对当今美国哲学的状况考察后指出，由于大陆和英美两个传统之间根深蒂固的成见，“企图从哲学系来推动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传统的研究只会加剧大陆和分析哲学之间的断裂。在目前的美国大学里，这个传统已在其他系里讨论——如历史系、政治系和比较文学系。”[（4）]鉴于此，要想在大陆和分析哲学传统之间建立桥梁，必须在反传统的前提下建构一种超越这两个类型的第三种哲学形态。这是一种不同于后实证主义和后现象主义的“后哲学”文化，是超越于“文学文化”和“科学文化”的“文化哲学”。

不难看出，虽然解释学带有明显的元哲学特色，但为避免其浓厚的大陆倾向，罗蒂在上述思想支配下从“解释学”走向了“后哲学文化”。“后哲学文化”是大陆浪漫主义与英美实用主义思想发展的聚合，其中，客观性范畴转变为协调性范畴，哲学在人文主义基础上重新学科化，它不再是“科学之王”，不再寻求必然的、超道德的词汇，而以世俗化和多元化代替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和基础主义。因而，这是一种反基础主义、反表征主义、反科学主义的“后哲学”形态，哲学真正成为人类思想中对其自身时代的把握。必须指出，罗蒂想借助“文化哲学”来寻找和预演两岸哲学发展的联结点，构筑一道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聚合的桥梁，展示大陆和英美哲学在对其文化传统反思过程中的后现代性体现。不过，“后哲学文化”对哲学性的弱化导致了哲学走向的茫然，它以浪漫主义的文化性和实用主义的政治性淹灭了科学主义的哲学性，埋下了罗蒂哲学最终悲剧性结局的种子。

2从对传统的消解走向实用主义的建构

罗蒂在消解了传统哲学之后经由实用主义的途径去解释和建构新的哲学，这是由20世纪哲学的发展以及实用主义自身的内在要求所决定的。首先，罗蒂破除了对基础主义哲学的迷信之后，需要寻找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哲学史。在考察分析哲学的最新发展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方面，分析哲学并不能维持哲学的基础性、严格性和纯粹性；另一方面，分析哲学中内含着强烈的实用主义趋势，这种发展趋向构成了罗蒂以新实用主义作为联结英美与大陆哲学纽带的直接诱因。

其次，力图求解二十世纪哲学发展所导致的难题是罗蒂青睐实用主义的根本目的。当哲学的历史跨入本世纪之后，哲学论争从实在论与唯心论的对立转向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冲突。这种新格局以语言学词语重述了传统的哲学难题，从而恢复或延续着许多典型的哲学争论。因此，为了彻底摧毁基础主义的表征论，罗蒂不得不转换方法，以一种激进的态度去对待复活传统哲学争论的任何企图。

再次，实用主义的本质特性适合罗蒂重新解释哲学的需求。第一、实用主义以反哲学的态度对待传统哲学问题，用非哲学的语言摆脱旧哲学的言谈序列，因此，它能够用一种既不属于分析哲学阵营又不属于大陆哲学传统的方式去谈论哲学。第二、尽管实用主义作为一个哲学派别已经走向衰落，而它反传统的思想和方法却越来越明显地显现在大陆和分析哲学的发展中。罗蒂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趋势，他明确地讲道：“詹姆斯和杜威不仅停留在分析哲学所行进的辩证法道路的前方，而且也等待在象福柯和德鲁兹这些人正在行走的道路的前头。”[（5）]正是基于这种洞察，罗蒂试图把实用主义作为重造哲学辉煌的途径。

以上这些因素促生了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理论，其根本目的在于彻底消除表征主义范围内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建构一种更有利于反传统和预示哲学未来的新语境。其基本方法是一种“再语境化”研究。[（6）]它由以下三个主题变换所构成：

（1） 在真理观上以协同性代替一致性。符合论的真理观追求某种客观的、绝对的、独立于人类思想和语言的东西。与这种真理观不同的是，实用主义的真理观追求信念和欲望之间非强制的协同性。这种真理观不需要任何为其服务的永恒的形而上学体系或认识论，因为他们不需要为信念与对象的“符合”关系加以一致性阐释，也不需要对保证我们能够进入这种符合关系的认知能力进行说明。所以，在罗蒂看来，当接受真理协同论而不再寻求柏拉图式的对人类确定性的追求时，我们变成了实用主义者。由于柏拉图主义对确定性的追求导致了怀疑论，只有走向实用主义才能摆脱困境，消解哲学难题。[（7）]

（2） 消除科学主义语境。在逻辑经验主义的传统中，科学主义语境具有着特定的特权地位。实用主义者认为，笛卡尔主义、实证主义和胡塞尔主义者力图使哲学科学化的尝试，是对哲学正常功能的一种灾难性摒弃。沿此路线，罗蒂不仅反对唯科学主义的思潮，而且反对任何使哲学成为“科学”的企图，甚至包括实用主义自身中的科学方法，从而建构一种“没有方法”的新实用主义。为此目的，一方面，罗蒂弱化了“合理性”概念。在他看来，合理性不仅包容理性的规范，而且蕴含“合理性的”劝导以及各种伦理德性。这样一来，不仅科学是合理性学科，而且人文学科也可以沿着自己的轨道，在不必寻求科学认同的条件下发展成为合理性学科。另一方面，罗蒂力图消解研究的对象客体，即在传统之“镜”中得到映射的事物。在他看来，“认识事物本身”仅只是一种想象，我们至多只能同时掌握在不同语境中对事物尽可能多的描述。同时，为避免唯心主义的责难，他不得不承诺独立于我们的客体在研究中是起原因作用的东西。在这里，罗蒂力图排除客观世界在研究中的传统地位，以使科学家的研究目的不再是发现客观世界，而宁愿为更好地预测和控制未来发明一种叙述，但这种叙述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再涉及是否准确或不准确，是否表征了世界存在方式的问题。在此，世界被“悬搁”起来了。不言而喻，罗蒂消除科学主义语境的目的，是要在科学主义的霸域中为人文主义开辟生存空间，从而通过协同的文化哲学的“再语境化”，去取代不平等的、有特权的语境王国。

（3） 将哲学融入民主自由主义的实践。八十年代，罗蒂转向实用主义的原因之一在于，20世纪的哲学只有实用主义在本质上进行着一种特殊的政治许诺。在他看来，若不提出一种传统观念不复存在的可选择的“乌托邦观念”，那么对传统概念、差别、制度的批评就都是无用的。最重要的是，哲学的目的是为了使人类获得越来越多的幸福和自由；哲学活动是一种和“进步、民主、自由、幸福”息息相关的社会实践。为此罗蒂设想了一个乌托邦式的自由民主社会，这是一种没有基础的社会政治领域，其中个体平等地处于无中心的关系网络之中，体现出在个人意志基础上的对人类协同感的追求。这种乌托邦的意义在于，它是后哲学文化的实践基地，只有在这种社会中后哲学文化才能成为主导文化，传统哲学问题才能彻底被消除，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流才拥有灿烂的前景。

通过在真理、科学理性和社会实践方面的实用主义转向，罗蒂精心地营造了一个哲学对话的新语境。在此，他对传统表征主义、科学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哲学形态进行了自然主义、反本质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再语境化”处理，从而使哲学在新实用主义的背景下完成了主题、功能和方法的转换。罗蒂这一新实用主义的建构，一方面是为了在哲学的进步过程中实施一次“库恩式革命”，另一方面是要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流创造一个聚合点，开辟一条未来哲学发展的新道路，从而实现他引导新哲学潮流的夙愿。

3从语言的批判主义走向语言的自然主义

罗蒂新实用主义理论的建构与其语言观的确立和转变息息相关。因此，在罗蒂思想发展中所表现出的对传统指称论的责难，对实用主义语境论的青睐以及对自然主义语言观的定位，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在罗蒂看来，罗素、塞尔、唐纳兰、普特南是指称论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代表人物。[（8）]而他们正是罗蒂所要责难和批判的对象，究其因为：首先，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的衰退，语言哲学中的指称论不断弱化，经历了一个从经典语义学到可能世界语义学的转变。历史地讲，在指称论上，罗素坚持了传统的“意义决定论”，塞尔代之以“行为惯例决定论”，唐纳兰和普特南则提出了“因果指称论”。这种发展表明，指称论一直面对着许多不可解决的矛盾和挑战而不得不变换形态，其中内含了语言哲学由图景论走向游戏论、由广义语义学走向语境论的发展趋势，换句话说，语言哲学的发展已经逐渐远离了传统的“语言与世界”如何直接相对应的主题。

其次，指称论无法解决的一个难题是意向实体的指称问题，即虚构言谈的“真”及其意义问题。罗蒂认为这种无法解决的矛盾是由于传统语义学和认识论缠绕在一起的缘故。因此避免这种困境的唯一选择是：或者取消指称、真理符合问题进行一种纯“语言游戏”，从而把语义学从认识论中分离出来，消除有关事实真理和虚构真理的区分；或者以一种严格的物理主义方式继续语言学的趋向，以物理因果性来说明语言，把语义学和实在论的认识论结合起来，否认虚构真理的存在。然而这样一来，传统语言哲学便陷入了二难选择的困境：或者取消指称论或者与传统认识论断裂。

在罗蒂看来，摆脱这种局面的最好途径是：第一、遵循杜威、塞拉斯和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路线，把真理看作是“有保证的可肯定性”，以致“真”不需再由语义学的分析来保障。因此，语义学不必再探讨“语词如何和世界相关联”的问题。这样，指称论和认识论的结合就仅仅是哲学家们的发明，指称也只是在“谈论关于什么”的意义上被使用而已。第二、贯彻一种整体论的语境论，抛弃言语的或思想的对应概念，并把语句看作是与其他语句而不是世界相联系着的。在罗蒂看来，戴维森是持这种语言观的最好代表。在此，罗蒂极力把戴维森的语言哲学宣称为实用主义并将其理解为在研究中除交谈的限制之外没有别的约束——没有来自客体、精神或语言本质的高度强制。罗蒂想通过对戴维森的利用表明分析哲学的一种发展趋势，从而寻求大陆和英美实用主义之间的联结点。因此，罗蒂在此极力夸大其实用主义成分而与之结盟，正是为了实现他消解实在论的指称论所采取的一种手段，由此壮大自己反传统实在论的阵线，并表明他立足于一个温和而激进的立场。

罗蒂认为以实用主义的语境论消解实在论的指称论，这仍然隐含了一种用外在结构的中心取代内在中心的变换，这是罗蒂最终走向自然主义语言观的重要原因。自然主义语言观是对语言的重新本体化，它直接揭示实在并与其融为一体，不需探寻隐藏其后的实质。在此，语言是实在的一个基本构成，语言是一种暗示而不是某种形而上学的东西；语言是有机体进化的产物；语句的有效性及其意义得自于语句织网中其他句子的真。在罗蒂看来，以这种自然主义态度对待语言有几个好处：（1）有助于摆脱表征主义观念及现象与实在的二元区分；（2）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分析哲学中的“奎因—戴维森—普特南”传统和后尼采哲学的“海德格尔—德里达”传统才能真正走向融合。（3）有益于强化隐喻在自然主义语言形式中的功能。因为隐喻没有语义价值，避免了使用中的指称和真理问题，不涉及理性标准和世界基础。

罗蒂的自然主义语言观具有很强的后现代性。这种后现代性的特征就在于，认为语言是一种实在，它不再是表达思想的中介，而是思想本身；语言的意义及其使用规则均受制于语言体系自身，不能用非语言、超语言的东西对之进行说明。依照这种自然主义语言观，语言摆脱了先验理性和客观世界的限制，但另一方面，语言实在决定于无数交点组成的网络，其中每个织点的意义来自于网络的作用，但同时网络本身有意义是因为由单个织点所构成。罗蒂在此似乎坚持关系能够解释一切，从而忽视了网络中结点的实体结构不仅来自于“关系”作用，而且也来自于自然的存在事实。没有无关系的事实也没无事实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网络不可能产生于无。因此，罗蒂的自然主义语言观在消解语言哲学中传统实在论的同时走向了不可维护的结构主义，这一后果是连他自己也没有真正意识到的。

4从激进的游离到自我否定的茫然

罗蒂的后现代哲学企图在彻底摆脱传统基础主义、表征主义、理性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束缚的同时，构造一个整体、自然和自由的实用主义环境。然而由于他处理哲学难题时的游离态度，使其这一构想并未实现，而最终陷入了自我否定的困境。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在对待传统哲学的争端上，罗蒂从实用主义出发，认为我们应该放弃批判、表述或分析柏拉图传统而与形而上学彻底分手，由此导致了历史的虚无主义态度。此外，实用主义本身是一种折衷的哲学形态，在此立场上所建构的哲学在其引起的热点效应消失之后，能否为在传统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哲学家们所接受，往往是令人怀疑的。

其次，他的“文化哲学”是一种“后现代”的文化形式，目的在于超越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为二者提供各自反传统的共同归宿。然而从后哲学文化的本质特性来看，它显然是黑格尔、尼采思想的延续，是二十世纪的文本主义。尽管罗蒂试图在“后哲学文化”中仍然保持哲学的功能及其科学性，但其浓厚的民主自由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氛围使科学理性无立足之地。同时，对于那些一提到解释学就“笑容僵化”的英美哲学家来说，无疑不能接受罗蒂的后哲学文化。

再次，罗蒂对真理的态度使其陷入了绝对的主体结构论。他在不同场合对真理概念作出或引出了各种近似于定义的限定：“客观真理正好是我们当前拥有的有关如何解释正在发生的事物的最好观念”、“最好加以相信的东西”、“有保证的可肯定性”等等。[（9）]从中可见罗蒂在真理中排除了世界的存在及其作用，世界纯粹是一种不可言说的作为原因和认知目标的空洞信念或者是在某一时刻被放弃研究的客体名称。这样“真”既失去了理性的标准也缺乏世界的参照，它只以社团的可接受性为标准，以主体间的协调性代替了主客体的一致论。由此可见，罗蒂在解除现代主体性哲学的“魔力”时依然保留了一幅残破的现代图画，其中维护了来自主体间相互关联结构的决定作用。

最后，在1992年芝加哥大学再版《语言学转向》的两个附录中，罗蒂回顾其哲学生涯的两个转向时嘲笑自己曾经提出“语言学转向处于哲学史上最伟大的时期”，并在进一步反思戴维森的思想之后，不再信任“语言”、“哲学”此类存在。[（10）]这深刻地表明，一方面罗蒂沿着戴维森的整体主义路线前进时，由于其激进的态度而最终走向了唯名论立场，致使其最终放弃了对语言和哲学的关注，放弃了对哲学方法的探索。另一方面，罗蒂觉察到了两岸语言哲学的发展呈现出一种融合和相互渗透的趋势并想进一步从反传统的角度给英美哲学输入大陆的血液，而不幸的是他给人留下的印象却是在攫取了分析哲学中的实用主义的倾向之后，走向了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后结构主义。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罗蒂思想演变的两大结局：首先，他在超越分析传统建构一种融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未来发展于一体的“后哲学文化”时走向了大陆的后结构主义。“罗蒂比其设想的更接近于后结构主义立场”。[（11）]其次，罗蒂在本质上继续而不是颠覆了现代思想结构，展示了对康德模式否定之后现代哲学的后期图景。[（12）]因此，在他建构的后现代理论中充满了矛盾的内在张力，渗透着传统哲学的深刻印迹，从而使他的真实面孔模糊不清。罗蒂后现代思想演变中的矛盾立场及对哲学的游离，直接体现在其前后期思想发展中的冲突，内心深处的茫然，以及自我否定的倾向。他曾声言不愿使用“后现代”一词，希望把海德格尔和德里达仅看作“后尼采”哲学家，否认他们在发起和证明某种激进的断裂。事实上，在八十年代初，罗蒂已经构想了后哲学文化，但在九十年代他又辩别说，“从本质上讲，发生于哲学前景中的变化是既非中心化也非边缘化的，其结果和其他文化领域中的变化一样不可预测。我并没有提出20世纪的大陆和分析哲学沿着实用主义方向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因此我的论文集应该是当代意大利思想家所谓‘弱思想’的一个范例——哲学反思并不要对当代文化进行激进的批判，对其再激发或再发现，而仅仅是组合暗示物（语言）和提出一些有意义的可能性”。[（13）]由此可见，罗蒂对自己哲学极端化发展的后果也感到困惑，他在对20世纪的哲学进行重新定位和建构时，由于其激进的态度而走了一条错定、错构以致自我否定的道路。

无论如何，罗蒂毕竟以他自己的激情引导了西方哲学的趋势，掀起了哲学的后现代运动，成为解释学转向与修辞学转向的先锋；同时也为英美科学主义和大陆人文主义的合流勾勒了理想的前景，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第一，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流含射了文化世界主义的趋势，在其走向融合的过程中要反对任何中心主义，包括反对文化的亲英主义、前卫主义和沙文主义；第二，哲学发展既不能完全被形式地科学化、精确化，也不能走向自恋式的宗教主义，应该保留科学和理性在哲学中的合理位置；第三，罗蒂哲学无疑推动了科学哲学的社会化进程，但从中值得借鉴的是，需防止泛文化主义对哲学的泛化和边缘化；第四，罗蒂只是抛弃了柏拉图主义和康德主义哲学，他在消除哲学“垃圾”的同时构建了乌托邦的未来，因此哲学并未也决不可能在此终结，而必然以新的形象唤起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注释：

（1）罗蒂（Richard Rorty），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1931年出生于纽约，现任弗吉尼亚大学凯南人文学科讲座教授。其主要的学术著作和论文集有《哲学和自然之镜》（1979），《实用主义的后果》（1982），《偶然性、讥讽性和亲和性》（1988），《客观性、相对主义和真理》（1991），《论海德格尔和其他》（1991）。其基本哲学主张为：反对传统基础主义的“镜式”哲学，以实用主义立论，勾勒了未来哲学发展的新图景—后哲学文化。其哲学的目标之一在于克服科学文化和文学文化，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之间的割裂。他以反哲学和倡导后哲学文化而广为人知。

（2）Kai Nielsen,'After the Demise of the Tradition—Rorty,Critical Theory,And the Fate of Philosophy',Westview Press,1991,P163.

（3）Michele Marsonet,'Richard Rorty's Ironic Liberalism:A Critical Analysis',in'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Research,'Vol.XXI,1996,P393.

（4）（5）（8）Richard Rorty,'The Consequence of Pragmatism',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2,P227,PXVIII,P122.

（6）Richard Rorty,'Objectivity,Relativism and Truth',Vol.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94.

（7）（13）Richard Rorty,'Essays on Heidegger and Others',Vol.2,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30、P6.

（9）Maria Baghramian,'Rorty,Davidson And Truth',in'Ratio',December,1990,P113.

（10）Jonathan Ree,In'Radical Philosophy',Spring,1994,P60.

（11）A.T.Nuyen,'Rorty's Hermeneutics and the Problem of Relativism',in'Man and World'1992,P69.

（12）Frank B.Farrell,'Subjectivity,Realism and Postmodemism——the Recovery of the Worl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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