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荣禄存札》看晚清官场请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官场论文,荣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道咸以降的晚清官场，充斥着各种腐败，请托即为其中一端。大小官员为求官、求差或其他好处，不走制度内的渠道，而是暗地里拉关系、找关节，托权贵出面帮忙，其情形近于今天人们常说的“走后门”。晚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里有个“贾公子”去京城候选，熟悉官场内幕者开导他：“依我意思，你说的那些甚么姑子、道士，都是小路，我劝你不必走。你要走还是军机大臣上结交一两位，凡事总逃不过他们的手。”①所说的就是请托这一“潜规则”。早在汉代，《汉书》中就有“先为科例，以防请托”②的记载，其后历朝历代均视其为整治吏治的对象。但此风屡禁不止，清代也不例外。至清晚期，官场请托更是严重泛滥。对此，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均有生动反映，而现存史料也不乏证据，目前保存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荣禄存札》(以下简称《存札》)③就有集中反映。
荣禄(1836-1903)，满洲瓜尔佳氏，字仲华，庚子前任军机大臣并节制北洋诸军。庚子后因“匡扶大局”，又加封太子太保衔，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官场现形记》里刻画过一个爱受人请托的“华中堂”，胡适认为就是以荣禄做原型④。《存札》仅收录其自庚子夏至去世前(1901年6月至1903年4月)不到三年内各地官员的来函，其中涉及请托者竟有三四百件之巨。这些信札清楚记录了请托者的身份、心理和逢迎馈赠等请托手段，对于考察晚清官场的幕后运作，有着不可多得的价值。
遗憾的是，《存札》在整理出版时，由于是收入“义和团资料丛编”付梓，所以绝大部分请托函件因为与“义和团”无关而筛除。鉴于此，笔者对这部分函札做了初步整理，并据以对晚清官场请托的一些基本特征进行考察，呈现晚清政治史的另一类面相⑤。
一 请托群体及其特征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春，候补道员李维翰已经64岁了。自从28年前分发到两江试用，他办理过盐务、营务、茶务等差事⑥，但始终没有得到一个实缺。上年夏天，经两江总督刘坤一保举，送部引见，遂趁机投拜在荣禄门下，以求关照。然而，半年过去了，并没什么动静。得知与其情况相同的候补道员易顺鼎已由荣禄关照补缺，他急忙给荣禄写信，迫切希望早为提拔安置：“窃受业栖迟江介廿有余年，常欲一慰严瞻，藉偿景慕之愿。客夏赴引北上，屡次抠谒崇阶，仰蒙训诲，许列门墙。成全之心，溢于辞色。受业辱蒙恩眷，远迈寻常，岂复以向隅为虑？惟是我师政务殷繁，诚恐一时不及省记，则衰年日迫，图报无自，辄用怃然。前阅邸抄，易道顺鼎已得右江，拔茅汇征，曷禁跃然。自喜我师权提造化，必一视同仁，不遗在远。高厚之德，直当戴以终身。惟闻四月以后又增特科，人员恐愈形积压，不能不图早著。”李维翰的目的很明确，希望荣禄能出面相助，得一个实缺。他知道仅有所谓的门生这层关系还靠不住，于是借着祝寿的名义，让自己的儿子给荣禄送了些“芹仪”，以增加成功几率，“又有陈者：我师揽揆嵩辰，受业远隔龙门，不克亲捧霞觞，特命小儿承斝，就近恭献芹仪”⑦。
这封信在《存札》中非常典型。从数量上看，近五成左右的请托信札都来自像李维翰这样的候补文官。这类人充斥晚清社会，常年有两三万之多⑧。由于人多缺(差)少，他们往往认为走制度内的路子，补缺(得差)必然遥遥无期；并且能不能得缺，主要不取决于制度，关系才是第一位的。正如山东候补知县张朝杰信中所说：“山东候补人员虽多，捷足者有一人而兼数差；无力者或数年而不得一委，宦情无定，总以有人关说为先。”⑨因此，拼关系、托权贵，成为这些人不约而同的选择，以致晚清官场出现了庞大的请托群体。
除李维翰这样的求官者外，这些请托者中也有人自知“人山宦海”，图缺不易，退而求其次，选择“求差事”。如湖北候补道刘廷钧点名求电报局差事⑩、江苏候补道何炳宗点名求临城煤矿差事(11)、山西试用道张祥会点名求河工差事(12)、江苏候补道曾纪寿求保住盐务差事(13)等等。当然，多数人不会说得如此明确，往往代以婉转的“求一位置”“求一枝栖”。
《存札》揭示，这类请托者往往先投拜门生，与荣禄结成一种“拟血缘关系”。不过，候补官员能与军机大臣说上话的机会毕竟有限，因而常常需要中间人牵线搭桥。这些中间人有时是本省督抚、藩臬等上司，如易顺鼎、李维翰均通过刘坤一介绍；有时是京城内的职业掮客，就像《官场现形记》里的黄胖姑。无论以何种路子投拜，常常以钱物作为“敲门砖”。如直隶候补道(后任长芦盐运使)汪瑞高投拜门生，一次送上“九如全盒花瓶一座”“如意平安”一个，“另具贽仪一千两”，这是笔者在《存札》中见到的最大一笔“见面礼”(14)。为了增加请托的成功系数，多数人会像李维翰这样，逢年过节时有所馈赠。银两最常见，少则一二百两，多则一二千两。其次是土物特产、书画古玩。如山东候补知县赵炯，为了保住署日照县知县的差事，除“专丁送呈寿仪二百金”外，又送“画册手卷各一事”以及“土物四色”(15)。
《存札》中所见的第二大请托群体是实缺大员，约有三成请托信札来自他们。比起候补文官，这些人的请托事项五花八门，不很集中。不过大体上可以归为三类：一是替亲朋僚属求缺、求差。如署两广总督德寿为其子延庆求“遇缺即补道”(16)，吉林将军长顺为其侄丰升阿求提拔(17)，两江总督刘坤一为左孝同(左宗棠四子)求引见时关照(18)，山西巡抚岑春煊为总兵李福兴求引见时栽培(19)，漕运总督陈夔龙为候补道俞陛云(俞樾之孙)求“嘘拂”等(20)。二是为自己求晋阶、求迁调。如直隶按察使周浩希望能升布政使(21)，湖南布政使张绍华希望能“或邀寸进，或调近畿”(22)。湖北巡抚端方因张之洞做顶头上司，颇不得志，觊觎浙抚一缺(23)。三是求公事之便。如邓华熙早想卸任贵州巡抚，希望奏请休致时，荣禄能“俯赐玉成”(24)；江苏粮道罗嘉杰因米数不符遭部驳，希望荣禄能设法通融(25)。还有些大员并没有明确诉求，只是含糊地说“求栽培”“求嘘植”，这背后的含义大概彼此心照不宣。大员投拜门生的情况不如候补文官普遍，但也为数不少，端方、岑春煊、陈夔龙、周浩、张绍华以及甘肃布政使何福堃、山西按察使樊增祥、山西布政使李绍芬等均是荣禄门人。此外，大员的馈赠情况也很常见，署湖南按察使继昌为求“逾格栽培”，一次性就送给荣禄“纹银千金”(26)。刘坤一也曾一次性“汇送京平银二千两”(27)。值得注意的是，大员间的请托，往往有双向性。如荣禄曾托端方安排道员缪嘉玉，端方在送了这个人情后，顺势也向荣禄要了个人情，希望荣禄能为其弟端绪谋一个赴美参加博览会的名额(28)。再如，荣禄曾函托刘坤一为奭良、张成勋等人安排位置(29)；刘坤一也多次函托荣禄关照左孝同、李维翰等进京引见人员。
另外一个数目较大的请托群体是实缺中小官员，有文职，也有武职。这类人的目的和候补文官相近，大多是求官。其区别不过是补了缺之后，还想要更好的“优缺”。如王嘉禾在补了高州知府缺后，觉得烟瘴缺苦，又求广州府缺(30)。也有人是想保优缺、避苦缺。如重庆府知府鄂昌，费尽心机弄到一个署夔州知府的机会，这是全川首屈一指的“肥缺”，但忽闻总督奎俊保举其候选驻藏帮办大臣，忙求荣禄“设法援手，俾得免此一行”(31)。还有人是想“再进一阶”。如谭启瑞补了陕西潼商道，又向荣禄伸手要“臬司”或“运使”缺(32)。凡此种种，无一不指向更高、更好的官缺。为达目的，这类人也热衷于投拜门生和馈送礼物，和候补文官没什么区别。
其他一些请托者属于佐贰杂职人员，人数很少，一般是求差事、求教职(33)，不一而足。偶见一些亦官亦商者，如吴懋鼎在信中说：“既不望得缺，亦不希冀优差，倘能蒙中堂栽植，稍稍假以体面，懋鼎自当尽心竭力，以期图报厚恩于万一。”(34)大概是想求个虚衔以图商业便利。
请托者不仅在品级上分布广，在地域上也是如此。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除西藏外)的各个角落，从大都市到小县城，从海南岛到库伦，外官数量远多于京官。从年龄上看，既有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也有七十多岁的老者(35)。请托者成分之杂、分布之广，反映出官场请托习气之深流布之广，已泛滥为众所周知的通行规则。从请托人的共性可以看出，候补文官是请托习气的高发群体，官员的铨选、任用是高发领域，其中的委差、委署、保举、引见是高发环节。再者，请托一般与馈赠相伴随，因而与行贿间的边界非常模糊。在官方文书中，“请托”往往和“贿赂”是联用的(36)，二者的微妙区别往往在于受托方是否接受请托、出面相助。
二 请托是得官得差的捷径
对于请托，有时受托官员多少有些排斥心理。翁同龢在日记中常说请托“可厌、可厌”，或是“此等事赧颜哉”(37)；樊增祥称“求差求缺，此不绝于耳，除应办要公外，量材安置，渐费心力”(38)；丁宝桢任四川总督时甚至将“京官有请托情事”上奏到皇帝那里(39)。荣禄对此类事情有时也有苦衷，光绪二十四年在直隶总督任内曾致函一个请托者说：“寻常通函，揄扬关照，原无不可。至外迁调补，当事者自有权衡，本非外人所能越俎。谅荷。”(40)
之所以如此，除了请托有干律例易招物议外，还有两点重要原因：一是请托具有“传染性”，往往是为甲办了事，乙、丙、丁就会接踵而来，受托方常常应接不暇，疲于应付。如易顺鼎得了缺，李维翰就要求“一视同仁”；安徽督粮道胡延从荣禄那里得了好处，又介绍其“世兄”胡某也来如法炮制(41)。二是请托人有时会提出非分要求，让受托人为难。如上文提到的谭启瑞，在道员任上竟然张口要臬司缺，而臬司缺是“特旨简放”，岂是荣禄所能决定？凡此种种，一旦轻易接受请托，不但要承担法律、道德风险，还要劳神费力，难以抽身。
但是，很多情况下官员面对请托并不拒绝，因此才会在晚清官场上形成一种请托之风。即如翁同龢，虽然觉得请托是不光彩的事，但在感叹了一番“可厌、可厌”后，还是会每每为人“说项”“吹嘘”(42)。樊增祥虽觉得请托是个“无底洞”，但也乐此不疲。至于丁宝桢这样的情况，在晚清是极少数。具体到荣禄，正像《官场现形记》里描述华中堂那样，对请托往往是来者不拒，这当然可以部分归结为荣禄道德不佳，但官员易受请托，主要不是道德问题，其背后的成因非常复杂。要而言之，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一是人生活在社会关系中，虽有些社会关系可以不顾，但总有另一些关系无法推脱，或是出于至亲，或曾受人之恩，这些人来请托时，每每会有破例的时候。翁同龢在日记中即记有不少这样的例子(43)。二是晚清官员法定俸禄微薄，京官就更清苦，仅能勉强维持日常生活(44)。接受请托可以接纳些门生，收受好处，成为改善生活境况的机会。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从《存札》来看，荣禄对大多数请托都接受了。其处理的方式因人而异。对绝大多数求差事、求缺的候补官员，他往往是给该省督抚、藩臬写封信，吹嘘某人如何练达、如何老成，“遇有机缘，酌筹位置”云云。这是一种最常见的方式，也颇有效果，时人戏称“比龙虎山上张真人的符还灵”(45)。当地大员接到此类信函，自然心领神会，安排差事自不必说，在委署、保举、补缺方面也会给予优先机会。比如上面提到的候补道缪嘉玉，因为有荣禄的信，端方给了他一个“屯赋局差”“月薪百金”(46)。再如甘肃候补知县张文泉，经荣禄函荐，甘肃布政使何福堃先给了他一个谳局差事，一年后镇原县缺出，何福堃赶紧派他去署理(47)。从信札中大量感恩戴德的书信看，大多数求差事、求署缺者都达到了目的。
对于求晋阶、求迁调的中小实缺官员，由于权力不完全操于督抚，所以荣禄很可能上下都做过关照，具体环节已经不能详考。这种情况不如前一种那样灵验，但成功的例子也不少。如上面提到的易顺鼎得补广西右江道、谭启瑞由陕西潼商道调湖南衡永郴桂兵备道，以及吴廷斌由山西河东道升山西按察使、向万鑅由苏州知府升广东雷琼道、岑春煦由直隶广平知府迁河南归德知府等等，均如愿以偿(48)。
对于实缺大员，由于晋阶、迁调系于最高统治者之手，所以荣禄一般会选择在两宫面前替他们说好话，作铺垫。如上文提到的荣禄亲信门生陈夔龙，1901年任河南布政使，由于荣禄为之关照吹嘘，两宫对此人有了特别好感，说其“颇能办事、心术甚好，不必令作藩司”(49)，两三月后就升任漕运总督。这种方式的效果很不错，河南巡抚锡良曾来信说“月前谨上一笺，详陈忠曲。甫呈钧座，即获量移。仰见中堂世叔大人惠爱之深，无微不至”(50)。其他如长春升西安将军署成都将军、诚勋升安徽巡抚、周浩升新疆布政使再调直隶布政使、樊增祥由陕西按察使调浙江按察使、李绍芬由山西布政使调云南布政使、杨士骧升直隶按察使、李岷琛升湖北按察使、黄建笎升湖南按察使、夏时升四川按察使、松寿补正蓝旗蒙古副都统等，很可能都有荣禄在背后用力，所以这些人听到好消息的第一时间均有来信感谢“超擢”“恩植”云云。
至于公事之便的顺水人情，荣禄更是乐见其成，并博得了老好人之誉。鄂芳曾致信说“我夫子(荣禄)心慈于佛，在恒泛之交处危难之际，无不曲蒙体恤”(51)，似非全是恭维之辞。前述邓华熙求休致，按惯例大员“向来初次告病，每奉恩旨，赏假数月”(52)，一般都不会直接批准。但这次由于和荣禄打过招呼，奏折递上，便即刻如愿。罗嘉杰因米数不符遭部驳，也终有惊无险。
“人情至上”的规则已渗透到官僚机器的最顶层，掌权者可以由此支配权力、分配好处，造成了官场请托的泛滥。在此过程中，制度的约束、体制内的监督已付诸阙如。追而溯之，专制政体的内在缺陷和清中期以降政治社会的剧烈动荡变革，成为请托泛滥的土壤。
三 请托泛滥的特殊社会土壤
在统治者眼里，官场请托除了助长贿赂、贪污等腐败现象，而且官员在请托中跑关系、拉帮派易滋生朋党政治，威胁到君权(53)，所以历代都将其视为整顿吏治的重点，严法禁止。《汉书》称“欲除吏，必先科例，以防请托”，东汉查实官场请托，以革职论处(54)。但是，虽然例禁高悬，历代请托事例却比比皆是。如《明史》仅列传部分，涉及请托的记录就有55处(55)。
清代初期非常注意总结历史教训，对宦官干政、后宫干政、官员贪墨、朋党为奸等历代相沿的政治积弊，无不严密防范。雍正帝称请托乃官场中历代相沿之陋习(56)，自然要严厉打击。在此过程中，清代的文官制度高度发展，达到了历代的顶峰(57)。即以文官的任用而论，制度规定有明确的先后次序，凡授官均要按除班、补班、转班等“六班制”有序进行；同一班内，还要按品级大小、食俸长短等排定次序，班次靠前者补缺，班次靠后者候补。其次，官员的升、改、转、调都有极其明确的线路。如布政使只能以按察使升，道员只能以给事中、知府升(58)。凡此种种，制度的完善和规范减少了政治运行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即便掌权者有心关照某人，也因制度的刚性而不易措手。在这一背景下，不能不说官场请托的空间受到压缩。
同时，对于官场请托本身，清初也有专门的严禁举措。特别是雍正一朝，由于胤禛继位之前熟睹“请托贿赂”等官场习气，深知官场请托的幕后玄机和危害(59)，加之为防范其原先的“争储”政敌借相互请托结成朋党，所以执政后严禁请托，甚至达到不近人情之地步。如雍正三年(1725年)特谕，“大臣等之家人互相党比，结为兄弟，钻营请托之处甚多”，故对于大臣亲属的私人宴请都要加以干预，“著步军统领、五城官员，凡大臣等之家人如有嫁娶筵席、延请亲友等事，令各禀明家主，然后举行。倘有私结党与(羽)，约为兄弟，彼此会饮请托事件者，即行严拿具奏，朕必重治其罪”(60)。雍正七年又谕，“除举行乡饮及一切公事礼节，彼此接见拜往毋庸禁绝外”，官员间其他交往，诸如“馈送礼物”“投拜门生”“联为宗谊”等一概禁绝(61)，其意就在于使官员间除公事外不能有任何私人交往，试图一举斩断请托的人情基础。
尽管如此，请托并未从官场中消失，仍然成为清代一种社会顽疾。即使在雍正帝历禁之下，年羹尧仍大开请托之门(62)。到了乾隆末年，和珅更是以请托为政(63)。官场请托之所以蔓延不绝，其原因正在于专制制度的内在局限。专制政体下，官员的升迁调动不由公推公举，而仰给于君主和层层上司。虽然君主掌握最终的用人权，而上司的保举、参奏实则关乎官员的政治命运，于是官员攀附权贵，请托上司，已近乎官场生存的本能。风气一旦形成，例禁与监督往往就显得软弱无力了。即如道光十二年(1832年)，御史徐宝善奏官场请托之风严重，经常是“谒选之吏未行，请托之书已去”。因语涉亲信大臣卢坤，道光帝不予采信，反将徐宝善降三级调用(64)。
清代中叶以降，政治日趋腐败和各种社会危机集中爆发，为官场请托等腐败加速蔓延和严重泛滥提供了特殊土壤。
首先，自嘉庆初年白莲教起义在川楚爆发，其后几十年中便陆续有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天地会起义、云南回民起义、义和团运动等，并伴有西方列强几次大规模的武装入侵。战争频发导致清政府国库告急，为筹措军费，捐纳屡停屡开；为鼓励官兵士气，军功保举日甚一日。从咸丰朝开始，这些捐纳、保举日益肆滥，迅速壮大了候补官员队伍，使清中期以来官多缺少的矛盾更加尖锐，使求官、求差在官场内长期处于大规模刚性需求态势(65)。既然走制度内通道遥遥无期，就有一批人转而打请托的主意。同时，捐纳使官员可以凭金钱跳过某些制度环节，使本来细密、明确的任用制度趋于模糊。如原先班次在后的官员，只要交钱就可以调到“尽先补用”；原先是以知府才可“题升”的道缺，只要交钱，也可以“捐升”(66)。这样，在金钱面前制度失去了原有的刚性，以人情为后盾的请托得以乘虚而入。
其次，为了军事作战的需要，清政府开始将一些原本属于中央的权力下放到督抚。咸同以后督抚权力不断上升，作为题中应有之义，自然也包括用人权的膨胀。道光初年，蒋攸铦简放两江总督，奏调刑部司员王瑞征前往，但谕旨以不合成例，命王仍回原衙门行走(67)。彼时督抚用人权有限，由此可见一斑。然而，自镇压太平军以来，督抚奏调官员成了家常便饭，同治元年(1862年)浙江巡抚左宗棠一口气奏调李云麟、邓绎等12人到军营差委(68)。光绪二十二年湖南巡抚陈宝箴也曾一次性奏调关棠、王之杰等5人(69)。由于奏调官员名单由督抚决定，故可以绕开一切任用制度，为徇私请托开了方便之门。光绪二十四年荣禄任直隶总督时奏调谭启瑞、陈夔龙、奭良、杨文鼎等6人(70)，几乎全是其亲信门人。《存札》中有许多请托者央求荣禄致信某某督抚，将其调往某省某省，这不能不说是督抚权力上升的结果。到了清末，督抚权力的膨胀甚至可以改变某些硬性的制度规定，凭一己之喜好任用官员。如光绪三十二年陈夔龙任职江苏巡抚时，淮扬道缺出，例应请旨由在江宁候补的道员补缺，但陈夔龙却破例让在苏州候补的朱之榛接任，因为朱一直是他的亲信助手(71)。督抚一言即可破例，有谁会死守着制度内的通道而不去托关系呢？
第三，道光朝以来，在西方入侵和内部危机的冲击下，增加了许多新的差事，如办理交涉、管理局所、征收厘金等等。由于这些新事物多是在战争背景下仓促诞生，统治者既无相应经验，也无足够知识，长期没有制定相关的制度规范和监督体制，故新式差事由此成为人情泛滥、请托易行的重灾区。即如洋务运动中官办的大量局所，管理者由官员或候补官员充当，其任用标准，往往没有任何规则可循。论者遍翻清代官书，发现“无论从具有宪章意义的《大清会典》，还是从部门律令如《吏部则例》《吏部章程》看，都没有专门的条款对差使作出硬性的规定。检阅几个省的省例，地方省份也没有专门的差使章程或差使条款”(72)。没有规则的地方，办事的随意性、主观性就大，请托也就越容易得逞。李鸿章在北洋其间，大量任用私人充当局所会办、总办等差，而朝廷不能置一词。《存札》中大量请托者所得差事集中在电报局、厘金局、煤矿等新式机构，也决非偶然。
晚清最后几十年，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危机的严峻和复杂，为此前历代王朝所未有。旧的典章制度常不能提供解决方案，新的手段措施又常不能预估其负面效果，统治者难免为自救而饥不择食、饮鸩止渴。于是，旧危机的解决常伴随着新危机，为解决新危机又添更新的危机。诸如屡开捐纳、下放权力、筹办洋务，这些手段无一不指向挽救王朝危机，也无一不为王朝带来新的难题，请托泛滥不过是其中之一。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曾经励精图治的王朝在内忧外患中的抗争，也同时看到它在时代剧变面前的力不从心。
四 请托泛滥对清末政局的影响
虽然清政府仍在频颁谕旨严禁请托(73)，然而得益于晚清政治的特殊土壤，这一官场积弊不断滋生蔓延，至20世纪初，已大肆泛滥。反映在《存札》中的情况既已触目惊心，奏折、报章中的一些言论也说明问题的普遍和严峻。光绪三十二年，《顺天时报》发表《论中国急益改良政治》社论，称“中国吏治之坏，至今已达极点矣”，列其表现，首曰官场请托，“京官外官，动曰欲图做官，需各显其运动力。不然，即有经天纬地之才，亦将老死牖下”(74)。三十三年，湖北按察使梁鼎芬奏“时局危迫”，“挽回之法，莫急于严禁贿赂请托”(75)。其言之切，其责之痛，无一不说明当时请托习气之滥，危害吏治之深。
请托肆滥，带来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对清末政局有着深远影响。最直接的，是它助长贪污纳贿、跑官卖官等其他官场积习，并与这些积习一道败坏着政府威信。黎民目睹官场黑暗，遂离心离德，甚者铤而走险，转向革命。
受请托习气熏染的官场，办事原则是“关系至上”，实则即“金钱至上”——不但打通关系要花钱，维持关系也要花钱。在《存札》中，请托者投拜门生时的馈赠既已不菲，平常的节敬和寿礼也同样高昂。以荣禄女儿大婚为例，凡受过荣禄好处或正有求于他的，无不趁此机会大献殷勤，所送“奁仪”动辄以千两计。长芦盐运使杨宗濂所送多达3000两(76)；两广盐运使国钧、苏松太道袁树勋所送达2000两(77)；直隶按察使周浩、湖南布政使张绍华、浙江按察使湍多布、漕运总督陈夔龙、苏州知府向万鑅、提督程文炳等所送均有1000两(78)；其他官员也有数百两不等。这类支出，靠官员的法定俸禄肯定不足，剩下的靠什么途径，自不待言。故《存札》中的许多请托者日后都有贪污、纳贿的纪录。前文提到的周浩、樊增祥、曾广祚、奭良纷纷以“贪财肥己”一类罪名狼狈丢官(79)，吴廷斌、袁树勋亦因“贪鄙昏庸”声名狼藉，受到御史弹劾(80)。此类例子不胜枚举，无不说明官场请托助长其他腐败形式的恶劣作用。而贪污纳贿等其他腐败形式又反过来使官员积累请托的资本，进一步跑官买官。如此交互助长，恶性循环，使官场腐败日甚一日。腐败大行，凡事靠关系、靠金钱，严重践踏社会公正，大大助长民众与政府的对立情绪。光绪二十九年五月，荣禄作为政府首脑去世，报章评论为之拍手称快，《中外日报》甚至有“恨其死之迟耳”的言论(81)，民众与政府之对立可以概见。更极端者，光绪二十七年《集成报》发表《整顿吏治论》，有“中国之民皆好民，中国之官皆不好官”之辞，尤见当时社会官民对立之尖锐(82)。彼时《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谴责小说叠出，均可以视作此类情绪的宣泄。社会公正破坏，社会精英不能通过体制内渠道上升，部分激进主义者走向现体制的对立面。光绪二十二年，谭嗣同以候补知府寓居南京，目睹同寅内以人情、金钱求官大行其道，“透露出强烈的不满、厌恶和不服：‘固知官场黑暗，而不意金陵尤甚’”(83)！论者以为谭嗣同在日后戊戌维新中立场激进，与此经历大有关系(84)。
请托泛滥的另一个影响是集团政治、朋党政治在清末的出现，它从体制内为清王朝培养了另一批掘墓人。从心理上来讲，请托者皆有求于人，一旦事成，很容易对受托者感恩戴德。《存札》中，鄂芳说“有生之日，皆全家戴德之年”(85)；曾广祚说荣禄之恩“逾于骨肉，世交大父行中，固未有中堂之百一者也”(86)。这些未必都是真心话，但这种固结的关系却是存在的。在此情况下，一旦居于高位的受托方再有意笼络，很容易结成朋党。荣禄在世时，即有此类征兆。彼时，其门生遍布天下，仅《存札》中就数以百计，其中既有袁世凯、端方、岑春煊、陈夔龙这样的封疆大吏，也有道员、知府这样的中层官员。这些人从荣禄这里得到好处，作为回报，又替荣禄密切监视着“拳匪”“康党”和当地官场的一举一动，一有风吹草动，来信中马上报告(87)。一个利益集团已小有气候，只是荣禄对统治者确实做到了忠心耿耿，没有进一步的笼络，才未形成朋党政治。荣禄死后，奕劻总领军机，成为请托关系网中的新核心，“庆记公司”也聚集了无数党羽，但因奕劻平庸贪财、胸无大志，也没有用这个关系网再做大文章。但是，当关系网中的核心换成袁世凯时，情形就不一样了。袁当初投拜荣禄门下，后来又夤缘奕劻，对官场中的人情世故了然于胸。光绪三十三年，梁鼎芬奏称袁世凯借助奕劻大开请托之门，由此笼络私人、拉帮结派，徐世昌、杨士骧、陈夔龙、梁如浩、蔡绍基、刘燕翼等人视袁世凯为进退，“知有奕劻、袁世凯，不知有我皇太后皇上矣”(88)。但当时统治者未引起足够重视，坐视袁世凯其后一步步培植党羽。论者发现，“像王世珍、段祺瑞、冯国璋、倪嗣冲、张怀芝等候补官员，通过袁世凯的奏调和一再保举，爬到了社会的上层，汇集于袁世凯的身边，成为北洋系的班底。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感恩戴德，成为袁世凯的心腹”(89)。一个根深蒂固的北洋集团日渐羽翼丰满，待它在辛亥年凶相毕露时，清王朝已无招架之力。
晚清官场请托的历史，应该留给人们更多的深思。
①(45)李宝嘉：《官场现形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17、53页。
②《汉书》卷86《何武传》。
③《荣禄存札》共6函32册，藏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图书馆，档号：甲—123。下引《存札》史料，只标注函册，不再标记档号。
④胡适《〈官场现形记〉序》：“就大体上说，我们不能不承认这部《官场现形记》里大部分的材料可以代表当日官场的实在情形。那些有名姓可考的，如华中堂之为荣禄，黑大叔之为李莲英，都是历史上的人物，不用说了。”见杨犁编：《胡适文萃》，作家出版社1991年版，第422页。
⑤此前学界的相关论述有唐仕春：《北洋时期在京同乡会馆的请托与受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论文)，该文论述偏重于坊间请托。对于官场请托，目前学界尚未有专题论述，但在研究晚清吏治和社会群体的专著中有零星讨论，如肖宗志：《候补文官群体与晚清政治》(巴蜀书2007年版)。
⑥李维翰的履历见于刘坤一致荣禄札，《存札》第4函暑字本，第95—99页。
⑦《存札》第2函元字本，第187—190页，李维翰致荣禄札。
⑧这是肖宗志综合多种史料估计的结果。见肖宗志：《候补文官群体与晚清政治》，第31页。
⑨(17)(50)见《存札》第4函来字本，第201—204页，张朝杰致荣禄札；第111—114页，长顺致荣禄札；第178—181页，锡良致荣禄函。
⑩(12)(86)见《存札》第3函月字本，第115—116页，刘廷钧致荣禄札；第141—142页，张详会致荣禄札；第173—178页，曾广祚致荣禄札。
(11)(34)见《存札》第2函元字本，第93—95页，何炳宗致荣禄札：第190—193页，吴懋鼎致荣禄札。
(13)见《存札》第3函昃字本，第107—108页，曾纪寿致荣禄札。
(14)(20)(32)(38)(41)见《存札》第3函宿字本，第232—233页，汪瑞高致荣禄札；第18—19页，陈夔龙致荣禄札：第207—210页，谭启瑞致荣禄札；第86—87页，樊增祥致荣禄札：第149页，胡延致荣禄札。
(15)(21)(22)(24)(52)《存札》第1函宙字本，第174—175页，赵炯致荣禄札：第144页，周浩致荣禄札：第214—216页，张绍华致荣禄札：第207—210页，邓华熙致荣禄札：第207—210页，邓华熙致荣禄札。
(16)见《存札》第4函寒字本，第124—127页，德寿致荣禄札。
(18)(27)见《存札》第4函暑字本，第79—82页，刘坤一致荣禄札；第75—76页，刘坤一致荣禄札。
(19)(76)见《存札》第4函张字本，第159页，岑春煊致荣禄札；第67—68页，杨宗濂致荣禄札。
(23)(28)(46)见《存札》第1函第1册，第56—59页，端方致荣禄札；第8页，端方致荣禄札；第55—58页，端方致荣禄札。
(25)(30)见《存札》第3函盈字本，第79页，罗嘉杰致荣禄札；第77页，王嘉禾致荣禄札。
(26)《存札》第2函黄字本，第83—84页，继昌致荣禄札。
(29)荣禄为奭请托位置的信札见《存札》第4函暑字本，第91—93页；为张请托位置的信札见同册第105页。
(31)(51)(85)见《存札》第3函日字本，第50—54页，鄂芳致荣禄札。
(33)如《存札》中第一函第一册第96页所见署名钟麟者“求荐一县馆”，第一函宙字本所见广东捐局帮办文案培椿求盐差。
(35)前者如聂士成之子聂宪藩，时年22岁左右；后者如刘坤一，年已72岁。
(36)如《大清会典则例》都察院则例中规定“督抚有怀私背法逞威等事，给事中、御史受其请托贿赂……将都察院掌官一并议处”(见《大清会典则例》卷145，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420页)。再如光绪三十三年梁鼎芬奏请整顿吏治“莫急于严禁贿赂请托”(见《清德宗实录》卷580，光绪三十三年九月戊申)。
(37)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册第1669页。
(39)朱寿朋：《东华续录》(光绪朝)，宣统元年上海集成图书公司版，第809页。
(40)清华大学图书馆藏荣禄致山东登州府知府端谨札，收入《荣禄函稿底本》。
(42)如光绪八年七月二十日记：“致德小峰方伯函，为黄在申县丞说项”；八月初十又记：“写刚子良毅信，为鲍生说项”(见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3册，第1676、1680页)。
(43)此类例子日记中很多。如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记“写曾沅浦信，为伯述(汤纪尚)求置幕府。又写李相(李鸿章)信，亦祈请为伯述营上海局务也。苦矣”！次日又记“写信致吴清卿(吴大澂)，皆为伯述事也”。在这里，翁同龢虽对为人请托颇不情愿，但由于汤纪尚是其亡妻汤氏最疼爱的异母弟，还是一口气写了三封信为其请托(见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4册，第1980页)。
(44)参见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中的《厚养廉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47)见《存札》第1函日字本，第71页，何福堃致荣禄札。
(48)吴廷斌升迁后致谢的信函见存札《存札》第1函元字本，第113页；向万鑅求提拔的信函见《存札》第5函宇字本，第59—60页。岑春煦迁调后致谢的信函，见杜春和等编《荣禄存札》，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165页。
(49)此语为荣禄转告陈夔龙，陈又将其录进回复荣禄的信札中。此札收入《存札》第4函宿字本，第1—4页。
(53)请托之弊，很早就为政治家所觉察，宋代苏轼曾警告统治者说：“权要请托之害，卒使恩去王室，权归私门。降及中叶，结为朋党。”(《续资治通鉴》卷66)治者对此也心知肚明，如清代雍正帝严禁请托，就有严防朋党的背景。雍正四年正月，诏大学士、尚书、侍郎、八旗都统等大员宴饮，雍正帝警告说：“人臣公而忘私，不可以有游移瞻顾之心，党援朋比之习，每见不法之人，好为夤缘，互相请托……究实无益！”见王先谦：《东华录》雍正八，光绪十年王氏刻本，第2187页。
(54)如汉明帝时，太仆卿梁松“数为私书请托郡县，事发觉，免官”。见《后汉纪》卷9《孝明皇帝纪上》，四部丛刊嘉靖刻本，第88页。
(55)这一数据是笔者通过电子检索途径获得(检索资源为“基本古籍数据库”，检索关键词为“请托”)，可能与实际记载会有出入。
(56)王先谦：《东华录》雍正九，第2268页。
(57)(58)(66)参见艾永明：《清朝文官制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8、114—119、123页。
(59)前引雍正四年的谕旨威胁道：“揆之于义，则请托实为可羞；而度之于命，则请托实为无益……何况朕在藩邸四十余年，人情世态无不固知，亦非可以欺隐蒙蔽者。”见王先谦：《东华录》雍正八，第2187页。
(60)雍正《上谕内阁》卷30，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转引自王志明《雍正朝官僚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82页。
(61)《清会典事例》卷96，吏部八《处分例》，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版，第234—235页。
(62)如雍正三年的一道谕旨称“去冬年羹尧奏请带往(杭州)补用人员内，惟侍卫查尔扈系奉旨发去之员，其余由请托年羹尧带往者，有年羹尧自行带往者”。王先谦：《东华录》雍正六，第2145页。
(63)如嘉庆四年谕旨责武官请托习气时说“带兵各大员，以和珅为可恃，止图迎合钻营，并不以营事为重”。见《东华续录》嘉庆七，清光绪十年王氏刻本，第58页。
(64)见《清宣宗实录》卷227，道光十二年十二月丙辰。
(65)杨国强《捐纳、保举和晚清的吏治失范》对此有很深入的研究，该文刊载于《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第130—139页。
(67)见《清宣宗实录》卷138，道光八年七月癸卯。
(68)见左宗棠：《请敕调各员赴营差委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31页。
(69)陈宝箴：《附荐关棠等请发湘委用片》，《陈宝箴集》上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28—229页。
(70)见《清德宗实录》卷421，光绪二十四年六月癸巳。
(71)见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6—37页。
(72)(83)(84)(89)肖宗志：《候补文官群体与晚清政治》，第72、136、136、269页。
(73)如道光十八年查实宗室奕颢有请托情节，谕旨著“革去公爵……以为大员徇私请托者戒”(见《清宣宗实录》卷317，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己巳)；同治元年谕，现任大臣科道等官有“受嘱引奏，朋比诬陷者，革职提问”(见《清会典事例》卷96，吏部八《处分例》)。光绪二十七年上谕：“此次奉懿旨举行经济特科……该大臣当深维以人事君主之义，严杜请托，力挽颓风”(见《清德宗实录》卷484，光绪二十七年六月戊戌)。
(74)《论中国急宜改良吏治》(录顺天时报)，《教育杂志》1906年第20期，第71—75页。
(75)(88)《清德宗实录》卷580，光绪三十三年九月戊申。
(77)记载这两人礼单的信札分别见于《存札》第4函来字本，第75—76页；第2函元字本，第19—21页。
(78)分别见《存札》第1函宙字本，第135页，周浩札；第1函宙字本，第218—219页，张绍华札：第3函宿字本，第14—17页，陈夔龙札；第5函宇字本，第59—60页，向万鑅札；第3函荒字本，第121页，程文炳札。
(79)周浩因“贪污纵恣”被革职的谕旨见《清德宗实录》卷560，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庚戌：樊增祥因“贪财肥己”被革职的谕旨见《清德宗实录》卷565，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丙戌；曾广祚因“钻营揋鄙”被革职的谕旨见《清德宗实录》卷542，光绪三十一年二月辛亥；奭良因“贪声最著”被降职的谕旨见于《清德宗实录》卷473，光绪二十六年九月辛卯。
(80)吴廷斌因“贪鄙昏庸，徇私溺职”而受御史参奏，见《清德宗实录》卷542，光绪三十一年二月辛未。袁树勋因“徇私舞弊”而受御史弹劾，见《清德宗实录》卷500，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丁酉。
(81)《论荣中堂》(录《中外时报》)，《鹭江报》1903年第30期，第8页。
(82)《本馆论说：整顿吏治论》，《集成报》1901年第42期，第2—5页。
(87)《存札》中此类函件很多，如第三函辰字本中门人达斌提供的政治情报：“一、无鼻杂种实为京党第一，缘在松筠庵草堂曾先会同高燮曾请示康有为就是他二人，城外都中人大半皆知……一、胡护抚(山东布政使胡延干)本系阎文介所保，似不甚是材料……此一两月大家为难非一案矣，其貌更不佳，糟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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