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经济组织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组织论文,城乡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城乡经济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城乡经济组织的变动和演化。在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经济体制运作的不同方式，经济、社会的自然分割和行政分割，以及发展的差异，都在城乡经济组织的变动和演化过程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形成了鲜明的特点。
城乡经济关系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研究，也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加以描述。但无论是对生产要素的配置关系和配置方式，还是对城乡经济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等基本关系的考察和分析，都与城乡经济组织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城乡经济发展中，各种生产要素总量关系的变化和配置方式的调整，其背后则是一种组织的运动，即它总是以“组织集约”的方式来实现的。因此，城乡经济发展的诸多矛盾和冲突也必然在城市和乡村的经济组织上有着明显的体现，从城乡经济组织协调发展的角度考察，城乡经济组织的差异不仅与其经济的发展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也与其各自的组织特点有关。
一、组织的产生
任何组织都是为达到某种持续的目标而存在的，但是它们所产生的基础则可能有着很大的差别。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以现代工业为主的城市经济组织与以传统农业为主的乡村经济组织之间，这种组织产生基础的差异更为明显。在城市，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上看，政府在经济组织特别是国有经济组织的产生过程中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国有企业从投资、产品方向、生产规模、技术装备、选址到领导班子、劳动制度乃至生产运营过程，都与政府的作用密不可分。而非国有经济组织，尽管政府的直接控制相对的小，但在这些方面同样要接受作为国家或地方政策与法律制定者和执行者的政府各种职能组织的管理，才能成为合法的生产经营组织。这种较为严格的管理和控制，使城市经济组织的产生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正规性，组织的规范化程度较高。在我国，国有经济组织除了所有制界线和条块分割以外，组织的正规性还产生了组织的行政化和等级化的特点，组织部门的设立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机构相对应，而企业依规模也有相应的行政级别，享受着不同的党政待遇。非国有经济组织也在这些方面相对的淡化，但同样存在着类似的组织活动和组织倾向。城市经济组织，除了家庭作坊、家庭商业和个体运输等以外，绝大多数都存在着明确的分工，从事着较大规模的生产经营活动，组织成员来自于非亲家庭，家庭作为经济活动的组织作用是极小的。
与此不同，在乡村经济组织中，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组织作用则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弱化。一方面，乡镇企业的产生与当地政府的组织、动员和干预有着很大的关系，但与城市经济组织相比，由于政府基层组织职能的逐级简化和管理密度的减少，乡镇企业组织的正规性，如领导体制、组织体制、劳动制度、管理规章等的规范程度都较低。在机构设置上，存在着与政府机构极松散的对应性；在组织层次上，没有正式的等级制度，内部的分层也较少。另一方面，在农业生产组织中，家庭既是一个完整的生产经营单位，又是一个落实承包指标和进行经济核算的单位，在经济活动的组织上扮演着主要的角色，这使得农业生产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自然经济状态，亲缘关系、辈份区别、家长地位、性别等依然在维系组织和确定各组织成员角色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取消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及，家庭作为农业生产活动组织单位的作用有了很大的加强，这既符合我国广大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又在促进生产增长的同时，大幅度地提高了农户的积累能力，使家庭之间为获得更大的和稳定的收益而在新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出现了各种自主性的经济联合组织。与城市经济组织产生的另一个不同的特点是，“领袖式人物”或乡、村里的“能人”在乡村经济组织的产生中起着重要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这些人对乡村经济活动的组织能力往往超过了按党政系统正式指派的乡村干部，因而也造成了政府基层组织对乡村经济活动直接动员和组织能力的相对削弱。
因此，在中国城乡经济组织的产生过程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组织力量或组织资源。即，在城市，政府扮演着主要角色；而在乡村，家庭在组织经济活动中则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表明，与发达国家相比，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发展还处于较初级的阶段，它还没有在城市及乡村经济组织的产生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建立起较为成熟的动员和集中社会资源的信用制度，因而城乡经济组织的产生，或是要依靠政府“强有力的手”和信用担保，或是要依靠以亲缘联带关系为基础提供的信用来支持。
二、组织形态
与组织产生的基础和条件相适应，城乡经济组织的形态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在组织类型上，从所有制结构看，国有经济在城市经济组织中占有极大的比重，占社会总资产60%以上的国有资产主要集中于占全国人口17%的城市中，而在乡村，集体经济和家庭经济则占有主要地位；从组织形式看，城市经济组织在组织建制、等级序列、管理模式和基本制度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共性，而在乡村，经济组织之间在很多方面都有着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或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对组织选择具有较高的自主权，因而生产发展程度、地域关系、资本积累规模、市场特点、以及管理者的素质等等方面的差别，对乡村经济组织的结构形式就有着很大的影响，如在靠近或与城市经济组织具有较密切联系的地区，乡村经济组织具有明显的以城市经济组织为示范的构成特点，而在远离城市的地区，乡村经济组织则带有很大的自然倾向，组织的正规性很低。
在组织规模上，大型企业在城市经济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不少城市，一两个大型企业就是支撑着整个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基础，如大同、抚顺、大庆、鞍山、仪征等等；而在乡村，则以中型特别是小型企业为主。从资产规模看，1993年，乡镇企业数为2452.9万户，固定资产原值5160.48亿元，平均每户2.1万元；从就业人数和营业收入看，平均每户也仅为5人左右和7102.6元，这与平均固定资产规模达182.1万元的和产值217万元的国有工业企业相比，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在组织构成上，城市经济组织有着突出的“单位社会”的特点，“大而全”、“小而全”，不仅是生产经营体系，从产品的初加工到最后的总成几乎都在企业内部完成，工艺流程及其生产技术装备从铸锻造、热处理到车、铣、刨、磨乃至机修、供热供水一应俱全；而且，职工绝大部分生活，从职业、学习、福利、娱乐到政治生活也都在单位内进行，职工对组织的依赖性很高。与此不同，乡村经济组织则不具有这样的特点。在乡村，经济组织的社会职能要弱得多，这一方面是由于显而易见的经济原因，大部分乡镇企业无法承受如此之高的组织成本；另一方面，则由于乡镇企业“离土不离乡”，组织成员“上班作工，下班务农”，生活保障来源有着多种渠道，基本的生活要求可以通过家庭和社区来加以满足。因此，乡村经济组织与城市经济组织相比，组织成本低，弹性大，既能够迅速的组成，又可以较顺利地转移或退出，而且组织成员对组织的依赖性小。
在组织层次上，与组织的正规性程度相应，城市经济组织内部的分层较为严格，从纵向看，厂、车间、工段、班组层次分明，职能层层分解，有着明确的岗位分工和授权关系；从横向看，在纵向等级性分层的基础上，每一个等级层次上又按职能和任务量的要求展开着若干个职能部门或职能岗位，如厂级的各个（处）科室、车间的管理（科）组，以及工段、班组的专职管理人员等。城市经济组织具有明显的科层性组织的特点，等级严密，恪守规则，专职性管理人员多，因而管理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重往往高达20%左右。而在大多数乡村经济组织中，内部的分层则相对的简化，等级层次一般只有两级，管理职能高度集中，因而管理层次横向展开的程度较低，管理人员多为兼职，组织规则也不严密。
三、组织要素
任何一个经济组织的产生和发展，都取决于它所必须的组织要素是否能够以可接受的成本获得资本、技术、人力、物资、地域、信息是组织构成的基本要素，而环境，包括体制、政策和市场等则为这些要素的可获性与可流动性提供了条件和组合的基础。城市除了其它方面的条件以外，它本身就具有聚集这些组织要素的功能，因此，经济组织发展的程度高，不仅大中型企业集中于此，而且整个社会生活都被纳入进严密的组织网络之中。这种社会组织基础使得城市经济组织的产生和存在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从而也相应地在资本规模、技术特性、资源渠道、人力费用、地域位势和信息来源等等方面构筑起了组织进入的壁垒。因此，无论是工业企业还是商业企业，乃至各个行业的经济组织，在不同的城市都存在着与本行业特点相适应的最低规模要求，否则就不可能生存下去。比如，即使是城市中最小规模的经营组织，像个体商贩或家庭手工业（服装裁剪等），都必须有一定的资金规模和经营特点，才能保证运营和预期的回报，而在不同的领域，如服装贩卖和菜、果贩卖所需要的资金垫付规模有区别，在各个城市之间也有不小的差异。这种对经济组织进入形成的壁垒会随着城市的发展不断地提高，从而也促进了城市经济结构的调整。在改革开放初期，广州等最早实行对外开放优惠政策的沿海城市，通过大量引进外资和发展“三来一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过去作为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的这类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固定费用如租金、人工成本的提高和产品附加值较低，竞争优势逐步降低，从而开始向城市外围及内地城市转移。与此同时，高附加值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和大规模的经营组织则迅速地成长了起来。
与城市相比，乡村经济活动的特点和发展的程度，使各类组织要素的聚集程度在客观上不可能达到很高的水平。从资本的积累看，1993年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村人口的储蓄存款，只占全国储蓄存款总额的23.5%；固定资产投资也仅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3.1%。从技术基础看，乡村经济组织在农业生产技术及其可延展技术上的选择性小，自主的开发能力弱，而又较难获得外部的技术支持。从人力条件看，尽管乡村有着数量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但人员素质差，各类专业性人才匮乏。从信息环境看，乡村经济活动明显的地域性特点，使乡村经济组织所能获得的信息十分有限，决策和经营的视野狭隘。从物资来源看，乡村经济组织获取各类所需原辅材料、另部件及生产装备配件的难度大，成本高。因此，各类组织要素的配置水平，决定了乡村经济组织的产业选择范围和规模结构特点，即一方面是沿着农业生产技术链条和农业产品的深度加工层次，如农业机械、工具、化肥、农药和食品加工业等联合起来，展开规模化的生产经营组织；另一方面，则在跳出农业生产技术范围的产业选择上，较为集中于资本、技术、组织障碍低、资源可获性大和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中，如建筑施工业、建材、纺织、服装，以及一般机械加工、金属制品和城市限制或不许进入的高污染行业，如造纸、电镀等。
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下，组织要素的配置不仅在城乡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且也在地区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沿海地区与内地、平原地带与山丘地区、北方与南方、城市边缘与边远地区等等，由于历史的基础、资源秉赋、文化教育、市场发育和政策环境等方面的不同，城市之间、乡村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差别呈现出极为多样性的分布，例如珠海市那种城乡几乎已毫无区别和像云南山林地区与城市隔绝、依然处于原始农耕时代的两种极端，又存在着以长江走向为界的南、北方两大区域间的文化和发展的差距。在这些不同的地区，城乡经济组织的发展也极为不同。如在市场发育程度较高的地区，由于市场机制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能为各类组织要素的集聚提供交易的基础和信用支持，因而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直接组织者的角色已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城市经济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减少，资本市场、技术市场、人才市场，以及各类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使城市经济组织的产生和发展越来越大地取决于社会性组织资源的供给程度。与此同时，在这些地区，乡村经济组织也已在很大程度上跨过了原始资本积累和以家庭为基本组织单元进行联合的阶段，出现了较大规模、技术先进和具有较强竞争实力的乡镇企业。而在内地相当多的地区，由于市场的发育程度较低，市场机制对各类潜在的组织要素动员能力差，因而城市经济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高，经济组织的产生和发展与政府的直接干预和选择偏好有着很大的关系。在乡村，经济组织的发展水平也较低，不仅数量少，对地方经济增长的产出贡献小，而且规模小、技术差，家庭仍然是经济组织产生和发展的主要资源和基本单位。
四、组织关系
组织关系，即各独立的经济组织之间相互的合作程度，不仅对生产效率和产出总量有直接的影响，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各独立经济组织的资本规模、生产技术选择、内部结构和发展的取向。在城市和乡村，与各类组织要素的配置规模和配置机制的差异相对应，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也有着很大的不同。
在城市，经济组织的一个典型特点是“大而全”、“小而全”，具有自我封闭的倾向。但是，从组织关系来考察，城市经济组织之间在生产、技术和市场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同程度和不同层次的合作。这一方面是由于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中央政府对城市经济体系特别是工业生产体系的建立，基本实行了按部门和行业系列进行产品布局的原则与地区相对平衡发展的政策，因此，从存量结构上看，各经济组织之间在产品总成链条、工艺流程安排、技术装备配置和物资、产品交换渠道上存在着一定的分工、协作关系；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对各类组织要素配置作用的增大，经济组织为追求自身利益对内部核算的加强，使得原有的生产体系发生了分化和重新的组合。比如，不少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在建立内部经营责任制的基础上，对分厂、车间实行利润指标承包，使过去主要为本企业服务的这些生产单位开始面向社会，发挥专业化生产的优势；又如很多国有商业在激烈的竞争中也在向专业化和联合经营的方向发展，近几年出现的联锁店、平价店等，在资本联合的基础上改革了过去“各自为战”和“划地为牢”的格局，迅速地扩大了商业组织的经营规模和市场覆盖面，并促进了新的生产、储运和营销组织网络的形成。但是，从总体上看，特别是与国外比较，我国城市经济组织之间的专业化协作程度还有很大的差距，城市的经济组织关系仍然具有着四个基本的特点，即，一是所有制分割，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合作或联合不仅受制于非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约束，而且也受到社会保障体制不平等和对不同所有制经济组织持怀疑或歧视性传统观念的影响；二是地区分割，为保证相对独立的利益，地方往往对本地区企业和市场实行多重保护政策，极大地限制了跨地区性的企业联合；三是生产体系分割，按部门或行业进行的生产体系布局，使企业按工艺流程和生产经济性要求向上、下游产品的组织扩展受到严格的限制，如石油与石油化学工业之间的分割；四是企业分割，大中小型企业之间相互分离，在同一行业中，不同规模的企业在产品和技术结构上具有很大的同构性。
与城市经济组织相比，在乡村，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有着较大的多样性。在农业生产组织中，由于农业生产过程相对简单、生产环节连接的时间性特点、产品结构和规模不同，以及各地区发展的差异，一方面存在着大量分散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经营组织和较为松散的专业协作关系，或家庭间季节性、专门性的互助合作；另一方面，又有着专业化程度相当高的经济组织和地区，如粮食生产专业户，养猪、养羊、养鸡专业户，运输专业户等，以及像山东寿光的蔬菜、果品生产专业区等。而在乡镇企业中，由于绝大多数企业产品结构单一、技术水平差、规模小、布局分散，因而相互之间的合作程度也相当低。从总体上看，乡村的经济组织关系与城市的经济组织关系相比，处于更大的离散状态，重复投资、重复生产和重复布局的现象也更为严重。
五、组织素质
一个经济组织的素质直接决定着其竞争能力的强弱。组织素质既可以从投入结构，如资本规模、技术构成、人员结构等来加以分析，也可以从产出能力和效率，如产品技术含量、质量、数量、市场占有率、销售额和盈利率来进行比较。同样，经营管理的水平和组织弹性，即经济组织对市场及外部环境变化进行适应性调整的能力，也是分析和比较组织素质的重要方面。
城市经济组织无论是在投入结构，还是在产出能力与效率上，显然都大大高于乡村经济组织。在总量上，以工业为主的城市经济和以农业生产仍占较高比重的乡村经济，由于生产本身对投入要求的客观差别和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剪刀差，使得城乡经济组织之间在投入和产出规模上形成了明显的差异。尽管这种总量性的比较由于两者生产对象和结构的不同，不可能给出合理的结论，但与国外一些国家相比，我国城乡之间的差距显然要大得多。如与美国相比，耕地面积我国比美国少近1倍，但在人口分布上，我国城市和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1991年分别为29.4%和70.6%，而美国则为75%和25%；在就业结构上，我国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劳动人口占社会劳动人口总数的比重，1991年为59.8%，而美国同期的比重则仅为2.8%；但在产出能力和效率上，以1992年几种主要农业产品人均产量为例，谷物美国为98.1吨，我国为1.16吨；棉花美国为0.98吨，我国为0.13吨；肉类美国为8.55吨，我国为0.98吨。这些差距说明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相当低下，反映在乡村经济组织的素质上，是我国生产的集约化程度低、专业化协作和农业生产技术的现代化水平低。从直接可比较性指标，即城市工业企业和乡镇工业企业来看，正如前面数据已说明的那样，在平均资本规模、产出能力、销售收入、利税额、职工文化程度等等方面，城市工业企业都远高于乡镇工业企业，因而结论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经营管理水平上，城乡经济组织也表现出了同样的差距。与组织的正规性程度有关，城市经济组织一般都有着较为严密的组织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内部各方面工作的运作有规范的程序，计划、调度、物资供应、营销、技术、质量、设备、人事、财务以及后勤、保卫等等都由正式的组织机构来进行，岗位分工和职责明确，人员也按行政、技术、工人系列有着各自正式的身份。而在乡村经济组织中，一方面是由于规模小、生产技术简单，客观上不需要细致的管理分工和过多的正式机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管理的知识基础差，因而使企业运营所需要的各种经营管理知识、技术、方法和制度或者尚未被掌握，或者难以顺利地贯彻和坚持下去。因此，与城市经济组织相比，乡村经济组织的经营管理更带有经验式管理的特点，组织内各项工作运行规范的建立和维持主要依靠于传统的定规和管理者的意愿。与乡村经济组织产生的特点相应的，是其发展的可能和管理的水平与“领袖人物”自身的素质、能量有着极大的关系，组织内具有更明显的对权威的依从性，这使得乡村经济组织除了机制本身的灵活性外，往往比城市经济组织的决策效率高、贯彻快，内部的矛盾也相对的少。
但是，从组织弹性，即组织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来看，乡村经济组织则明显的大于城市经济组织。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经济组织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无论是在整个经济快速增长阶段还是在经济调整时期，其增长速度都远远高于全国和城市平均的增长水平。与此同时，城市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的亏损持续攀升，已成为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沉重负担，而为降低亏损和提高效益所进行的调整和政策扶持，却由于体制和历史积因而未取得预期的成效。相反，在同样的经济和政策变动环境中，“游离”于体制之外的乡镇企业，却在极其薄弱的基础上迅速地发展了起来。由于规模小、组织成本低、收入来源多样，乡镇企业对经济形势的变化表现出了极强的适应能力，既能够迅速地组织起来，利用各种盈利机会组织生产和进入市场，又能够以极低的成本顺利地退出，归田务农。正是这种极高的组织弹性，使乡镇企业对农业总产值的贡献不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超过了农林牧渔业，而且也使它在与城市经济组织的市场竞争中逐步立足，甚至占据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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