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需求#183;消费#183;分配_国内宏观论文

国内需求#183;消费#183;分配_国内宏观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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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一年里,在周边一些国家货币大幅贬值、物价高涨、经济衰退、世界经济增长步伐明显放慢的大背景下,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良好的运行势头:人民币汇率保持了稳定,物价稳中有降,经济增长率接近预定目标。这样的好成绩来之不易。展望1999年,国际经济和金融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为此,1998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适时地提出,1999年要把扩大国内需求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措施。深刻理解、认真贯彻这一方针,对于做好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工作至关重要。

内需

依据现代经济学理论来看,有效需求不足是导致一国经济衰退和经济周期性变化的重要原因,或者说,有效需求的强弱与一国的经济增长快慢直接相关。而需求又包括出口需求、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它们是支撑一国经济增长的三大支柱。据测算,1997年我国经济增长8.8%,其中出口拉动1.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19.3%; 投资需求拉动约2.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5%;消费需求拉动4.9%,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55.7%。自1993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幅度出现了持续回落,GDP增长率从1992年的14.2%回落到1997年的8.8%,1998年上半年进一步回落到7%。因而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三力联动, 以求拉动整个经济继续增长。

刺激出口需求,包括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加大出口退税力度等。但是,鉴于亚洲金融危机不断加剧,且又扩展到世界其他地方,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明显放慢,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农产品、矿产品和原油价格持续走低,国际经济环境更加严峻,这对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外贸出口势必产生日益加深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考虑到我国拥有12亿多消费人口的广阔市场,国内需求与市场潜力都很大,我们不宜也不可能走主要依赖外需发展经济的道路,而只能在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的同时,走主要依靠内需发展经济的路子。加之,根据种种情况分析,亚洲金融危机短时期内也还过不去,世界经济形势甚至有可能进一步恶化,因此我们决不能把扩大内需当成权宜之计,而要作为应对外部挑战的战略性措施,把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放在扩大内需上,主要依靠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国内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个方面。从投资方面看,党中央、国务院已采取了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加大基础建设投资力度,千方百计扩大投资需求。一是调低利率。1997年以来,人民银行已四次下调了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并下调了中央银行准备金存款利率、再贷款利率、贴现和再贴现利率。二是增发债券。1998年8月份, 全国人大通过了国务院议案,决定由中央财政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加上银行1000亿元配套贷款,用于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上述措施已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出口增长减缓给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但是,也应看到,增发国债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短期财政政策,不可能长期实行。从中长期看,我们仍要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更多地依靠引导和鼓励消费来扩大内需,把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项重大措施。特别是考虑到,1978—1996年我国GDP平均每年增长1360亿元,其中,投资需求的贡献率为34.7%,消费需求的贡献率则达61.3%。也就是说,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不到0.4个百分点,而消费每增加1个百分点则能拉动经济增长0.6个百分点以上。另外,投资需求最终也要落脚到消费需求上,而不是,也不能是为了生产而生产。为此,我们仍有必要把解决问题的目光重点投向消费。

消费

“供给过剩”、“买方市场”一直是近来常被关注与探讨的话题。资料表明,到1997年底,全国累计库存大约3万亿元,达到GDP的40%,其中约1.3万亿元属于非常库存。另据统计,在家电、机械加工行业, 企业开工严重不足,生产能力大量闲置,开工率只有60%左右。与此同时,1996年以来,尽管国家已连续6次下调居民储蓄存款利率, 然而城乡居民的存款还是以年均数千亿元的速度增长,目前存款余额已达5.29万亿元;1998年前11个月居民存款增长7160亿,比去年同期多增873亿元,而消费支出却没有起色。

针对上述情形,有学者认为,“我国目前的供给就其规模而言,确实远远超过了总需求,结果形成了大量的产品积压,但这并不是因为需求不足,难以销售形成的,而是由于适应不了公众需求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注:魏杰:《从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保证适度增长》,载《经济日报》1998年10月19日)但是,这种观点无法解释我国目前市场疲软、产品普遍供大于求的状况。据1997年商业部组织对600 种产品进行的调查,供大于求或供求平衡的占98.4%,供不应求的仅占1.6%。 最近又有原电子部的有关专家提醒国内企业说,计算机、集成电路和移动电话等将有可能成为下一轮供过于求的电子产品。(注:《经济日报》1998年9月8日)显然,这种“普遍过剩”的现象是无法单靠,也不能主要依靠“结构调整”来加以解决的,尽管它也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现代经济学认为,消费需求的强弱与一国衡量贫富悬殊的基尼系数直接相关,社会收入分配不均会减少社会的有效需求。这是因为,根据消费需求递减规律,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用于消费的部分将逐步减少,用于储蓄的部分则会逐步增多,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就是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而边际储蓄倾向则大于1,结果就会造成整个社会的消费需求的减弱,从而造成有效需求的不足。所以,倘若社会财富过度地向少数人手里集中,将导致社会贫困阶层的不断扩大。就个人来讲,形成了个人需求的下降;就整个社会而言,随着贫困阶层的不断扩大,则会导致整个社会有效需求的降低。因此,社会中贫富悬殊的扩大,非但不会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反会阻碍经济的增长。为此,当一个社会面临有效需求不足时,经济学家们除了主张国家积极投资,如举办公共工程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扩大投资需求外,还提出了通过累进所得税和转移支付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以增长消费需求和提高就业水平的主张。战后,西方经济发达的国家基本上都采用了这一理论,利用变更所得税税率等税收政策和政府转移支付这“削高补低”的手段,双管齐下以缩小社会贫富悬殊的差距,调整有效需求,稳定社会和促进经济的增长。遵循上述思路,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考察分配。

分配

据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一份题为“Share in Rising Income”(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中国80年代初期的基尼系数是0.28, 1995年则变为0.38。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衡量中国贫富悬殊的基尼系数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国家、拉丁美洲低外,看起来比发达国家高。这个数字统计的确切与否暂且不论,但中国的基尼系数的不断扩大则是无疑的。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我国城乡收入差别之大在亚洲乃至世界都是极为突出的。从1980—1995年的16年里,城乡相对收入差距最小的1985年为2.34倍,最大的1993年为3.25倍,1995年为3.02倍。而亚洲各国一般在1.5—2.0之间。(注:蔡继明:《中国城乡比较生产力与相对收入差别》,载《经济研究》1998第一期)特别是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所拥有的“福利、补贴”之类的特权,我国城乡人均实际收入差距约为4倍左右。 而在许多发达国家, 由于政府都对农业有财政补贴并加大农业投资,因而工农收入差距较小,如美国为1.8倍,英国为1.3倍,荷兰为1.1倍,考虑到这一“国情”, 那么种种困惑与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例如,在我国目前生产能力过剩最严重的家用机电产品中,1996年城镇居民的彩电拥有率达93.5%,冰箱拥有率为70%。而在农村,除自行车和电风扇基本饱和外,家电产品的普及率仍很低。统计资料表明,1996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家电拥有量分别为:彩电22.9%,冰箱7.2%,洗衣机20.54%,收录机31.15%。如果全国2.3亿户农村居民家电拥有量达到现在城镇居民消费水平,需要新增收录机9700万台,彩电1.58亿台,洗衣机1.66亿台,冰箱1.4亿台。专家们据此认为, 如果中国农村收入的增长速度更快一些,使国内市场需求呈现出较好的梯度,那么仅仅家电耐用消费品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便至少还有十余年,根本不需要去找新的增长点。但是,由于收入增长缓慢,严重抑制了农民的有效需求。有关统计资料显示,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从1978年到1996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幅相比,相差6 个百分点之多。1996年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平均为2675元人民币,其中农业居民为1718元,非农业居民为5736元,非农业居民消费水平是农业居民的3.3倍多。结果,虽然我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70%以上,但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却不到全社会零售总额的40%,农村人均消费水平仅为城市人均消费水平的30%左右。

再譬如,从储蓄构成来看,199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储蓄为2075元,农村居民人均储蓄171元,前者为后者的12倍。(注:邹功达

张运奇:《能否实施助学贷款》,载《经济学消息报》1998年12月15日)所以,尽管当年城镇人口只占总人口的29.5%。但城镇储蓄存款占全部储蓄存款的80%,而农村存款只占20%。(注:《经济日报》1998年10月6日。)另据测算,若城镇每户按3.2人计算,为负担一个中专生在校3年或一个高校生在校4年的支出,城镇每户需要储蓄2.7年和4.8年; 农村每户按3.7人计算,同样负担一个中专生或高校生的在校支出, 则分别需储蓄28年和50年。(注:邹功达 张运奇:《能否实施助学贷款》,载《经济学消息报》1998年12月15日)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手中即使有着可怜的一点余钱,也不得不勒紧裤带过日子。值得一提的是,在城镇货币收入中,大部分资金也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目前,我国60%以上的金融资产集中在约8.5%的人手中。(注:《经济日报》1998年10月6日。)而在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子女教育、住房开支等未来支出预期要增加的情况下,中等收入以下的消费者对现有货币收入更加珍惜,存在“惜钱”心理。这种状况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有钱的不消费,没钱的消费不起”。

若干思考

(一)农民收入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有密切关系。由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农村市场在全国大市场中举足轻重,所以每当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时,国民经济就会出现大的波动。可以说,它是国民经济的预警器。改革开放20年来的经济发展史证明了上述结论。 从1978年到1984年,当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率达到两位数时,全国新增社会商品零售额2/3来自农民。这种新增的需求在相当大程度上促进了工业以年递增10%的速度发展,并实现了工农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而1989、1990两年,由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致使农村市场大约少购买了800亿元工业品,这意味着,仅农村市场的衰退, 就使一半以上的新增工业品无法实现其价值,因而导致整个经济的疲弱。

(二)我国农业人口众多,1996年农业与非农业居民的人口比例为3.17∶1。但1997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66万亿元中, 县及县以下农村市场消费品零售额只有1.05万亿元,仅占全国的39%。由此可见,我国农村消费品市场相对于城市消费品市场,显得十分萎缩,城乡人口比例与城乡市场份额比重严重失调。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刘福垣曾指出:现在大家都说工业品过剩,我们首先要弄明白,工业品是怎样的一种过剩。我认为,当前的过剩,只是相对于有购买力和需求来说,并不是对于全国人民的实际需求而言。说通俗一点,主要是因为现实购买力需求不够,或购买力实现有障碍,不是老百姓不需要东西。目前我国农村人口的恩格尔系数高达52%,消费水平不及城市人口的1/3,怎么会不需要东西呢?假如农村人口购买力达到目前的城市水平,全国就至少要增加3万多亿元的购买力, 如果这样的购买力投入市场,目前我国的工业品总体上恐怕不是过剩,而是不足了。因此,结论很清楚,要解决工业品相对过剩的问题,最基本的途径就是提高我国农村人口的购买力。

(三)江泽民总书记1998年9月25 日在安徽考察工作时曾强调:“实现跨世纪发展的目标,难度最大而又非完成不可的一项任务,就是保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抓住农村这个大头,就有了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挑战,我们必须更加重视和加强农业,把农村经济搞上去,这样才能保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才能增加发展的回旋余地。”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努力开拓国内市场特别是农村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千方百计解决好农民增收问题,始终是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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