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口政治学的兴起及其对我国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人口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口政治学是用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人口问题的一门学问，它的两项基本任务是：其一，探讨人口与政治相互之间的关系；其二，研究与政治有关的人口问题。即人口变动对国家实力的影响和国家如何干预人口变动。前者比较注重理论和规范性分析，后者比较注重实证与对策研究。
政治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古代人口研究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对此，日本人口学家南亮三郎在《人口论史——通向人口学的道路》一书中说道，“古代哲学家的人口议论主要是从政治观点进行的”，关于人口的论述我们可以从远自希腊、罗马的哲学家、政治家的著作中，还可以从中世纪神父们的书中见其端倪。因为他们从政治法律制度，或从战争、宗教等观点论述过人口，所以其论调就带有明显的政治的、伦理的性质。”（注：（日）南亮三郎.《通向人口学的道路》，张毓宝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3页、17页）而后，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社会问题突出，人口经济学和人口社会学研究兴起，从政治学角度研究人口问题一度被冷落。
本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人口政治学在西方复苏，逐渐成为现代人口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和新的研究领域。新人口政治学的兴起，与60年代末以来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的深化和政府对人口运行的干预有直接的关系。我国的一些人口研究也逐步进入人口政治学的研究领域，但总体来说，成系统的研究尚不多见。因此，评介这一新研究领域的特点、成果及其趋向，对促进我国人口研究的深入，很有裨益。
1 人口政治学的起源及其特征
有史以来，人口问题就为各国统治者所关注。早期的思想家之所以主要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看待人口增长问题，与人口因素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相关。例如亚里斯多德认为，人口变动，特别是规模变动，是影响国家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主张由国家直接干预人口增长。他认为，古希腊的土地是有限的，所以出生数量不能超过土地的限制。否则，城市国家就会发生危机，这就是以控制人口规模为目的的人口政治思想的原始动因。古希腊是一个建立在原始农业基础上的奴隶制城邦之国，小国寡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它必须保持人口增长与不可扩张的土地面积之间的静止平衡。否则人口数量与生产和生活资料之间的严重不平衡，必然导致城邦国的灭亡。出于奴隶制国家政治、军事统治的需要，必然要依靠国家权力，运用强制手段控制人口增长。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凡以政治修明著称于世的城邦，无不对人口（增长）有所限制。 ”（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56页）按照古希腊的国家规范，个人是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家生存和统治者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个人对生育没有选择的权利。国民能否结婚、何时结婚、和谁结婚；能否生育、何时生育、生育几个以及生育的孩子能否生存、如何抚养等都必须有严格的限制。（注：参见王渊明.《历史视野中的人口与现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4—75页。）
与古希腊同时代的古罗马，国家对人口增长的态度完全相反。古罗马由于上层社会的荒淫无度，国家对人民的残酷剥削，连年的战争以及当时盛行的独身、堕胎等社会陋习，严重地制约着生育率的提高。当时的统治者具有强烈征服他国、扩大本国版图的野心，希望通过生育来满足侵略战争对人力的需求，极力推行鼓励人口增殖的政策。虽然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人口政策都是无效的，这两个曾在人类古代文明发展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国家最终以毁灭告终。但是说明了，无论是抑制人口的增长，还是刺激人口增长，古代的人口思想和人口政策都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或者说政治上的考虑。人口政治学本质上是关于人口变动与国家生存和发展关系的一门学问。
人口政治思想起源于奴隶社会，主要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下，人口变动对一个封闭、割据的关系通常表现为人口经济问题。但是资本主义早期的人口思想仍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即主要从国家整体实力的角度考虑人口增长问题。例如16—18世纪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以法国为代表的重商主义、以英国为代表的早期古典经济学派，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经济理论等等，都体现这一特征。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在人口学说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许多近代人口思想都可从中找到理论渊源，人口政治学也是如此。在马尔萨斯的人口思想中，带有比较明显的政治倾向，但是与古代的思想家不同，他是通过对人口经济关系的剖析，反衬出对人口政治问题的关注。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由三个原理构成：制约原理、增殖原理和均衡原理。三大原理的核心是说明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既有一种平衡发展的要求，又有一种相互背离的趋势，人口增长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认为，人口增长受人的自然属性和客观规律的制约，人口增长只能抑制，不能忽视，更不能助长，否则就会导致社会贫困和灾难的发生。马尔萨斯极力反对英国政府的济贫法，认为救济只会使人口和穷人增加，削弱市场竞争机制对人口的抑制作用，也不利于道德手段约束穷人的生育行为。（注：参见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马尔萨斯人口论已经被争论了二百年，说明其在人口学中的地位，也说明它明显的缺陷。除了理论缺陷以外，主要是在政治立场上，对此，西方理论界也有批判。美国近代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亨利·乔治在《进步与贫困》一书中写到：“这个学说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它不威胁任何既得权利，也不招任何强大利益集团的怨恨，它温顺地抚慰那些挥舞财富力量并有力控制思想的阶级，使它们安心。当旧的支持力倒台时，它出来挽救特权，一些人就是凭这种特权操纵世上众多的好东西；它宣称人们的匮乏与不幸是自然原因造成的，如果归于政治制度的话，人们就会谴责容许这些苦难存在的每一个政府。”（注：〈美〉亨利.乔治.《进步与贫困》，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89页）乔治的揭示是深刻的，马尔萨斯不认为贫困的产生与政治制度有关，而且认为政府不负有解除贫困的责任。人口问题与社会原因脱离，人口控制与政府作用脱离，贫困的消除是个人行为，不是政府行为，是马尔萨斯人口思想的本质缺陷。可以看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有强烈的人口政治学色彩。
2 新人口政治学的产生背景
西方学者认为，新旧人口政治学转变的理论前提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实践前提有两个：其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工业化国家放弃了对于人口规模和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的旧观点，认识到经济和技术优先对促进国家强盛和民众富裕的重要性。其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史无前例的人口增长现象，引起了统治者的担忧。但是直到60年代中后期，一些国家领导者才抛弃旧人口政治学的观点，主张人口控制。以往我们在分析政府对人口控制的态度及其转变时，总是从经济角度考虑问题，事实上政府作为国家政治势力的代表，其人口控制行为与个体行为有本质的不同。首先，它不主要是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标准，而是出于政治利益优先的考虑；其次，它要统筹国家不同发展方面和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它要从政治角度看问题， 做决策。 二战之后近30余年的时间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对人口问题的态度经历了重大的转变，从置之不理、反对、怀疑、不信任、犹豫彷徨，直到开始行动、达成国际共识，这一艰难的转变过程充分说明了人口问题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
旧人口政治学主要是为国家制定人口政策提供理论基础，新人口政治学的核心是寻找国家对人口运行进行干预的途径和方式。人口政策的制定和人口项目的实施是新人口政治学的两个主要任务。具体而言，就是研究政府如何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人口控制政策和推行家庭计划。可以说，发展中国家政府对人口增长态度的转变过程，就是新人口政治学发展和深化的过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国家相继出现了“婴儿热”现象，即在死亡率下降的同时，生育率迅速上升。“婴儿热”没有引起发达国家严重的人口与社会经济问题，短暂的生育高峰之后，甚至出现了生育率下降及相关的劳动力短缺和人口老化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战后却并发了严重的人口增长问题，使本来就很薄弱的经济和社会基础遭到更为严重的冲击。对此，一些决策者仍抱乐观态度，认为人口增长不是发展的障碍，而是经济发展和国家强大的结果，随着国家制度的完善和经济的发展，人口问题可以自行解决。也有一些国家，例如印度，早在1951年就开始制定和实施人口政策，并把人口计划作为国家发展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政府缺乏控制力度和社会的有效配合，成效不明显。还有少数国家，政府不直接出面控制人口，通过一些社会团体和私人组织提供计划生育服务，以促进妇女和儿童的健康。总之，在50—60年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人口控制问题上态度不明朗，行动犹豫。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决策者在处理人口问题时，主要是从国家政治利益，而不是经济利益考虑问题。他们并不完全是对本国的人口问题没有察觉，而是出于多种考虑：
首先，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人口多，增长速度快是国家国力表现的传统观念没有从一些国家领导者的头脑中立即消除。即使他们看到了人口过速增长是发展的一个障碍，仍然坚持人口增长是不发达的结果，不是原因的观点，企盼依靠经济发展来解决人口问题。正如印度领导人所说：“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
其次，对国家而言，人口问题与贫困落后孰轻孰重，政府在解决时，孰早孰晚，是很难决策的。对落后国家而言，由于经济起点低，在短期内，经济增长会比人口下降效果更明显，发展经济比控制人口所付出的社会成本更低，这些原因使得政府在制定发展目标时，往往把发展经济放在控制人口之前。
再次，一些新独立的国家对发达国家提出的生育控制抱有反感。不平等的国际地位，使得东西方对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的态度，带有明显的政治对立特征，这是长期以来宗主国与殖民地国家之间控制与反控制斗争在人口问题上的反映。
最后，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取得了国家主权，并不意味着国内政治争端的结束和国家政权的稳固，他们还有对外防御的重任，还需要人口增长提供兵源。同时人口控制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处理不当容易成为国内政治不稳定的导火索。因此，许多政府对人口问题采取低调处理的方式，不急于出台政策，形成一个“政治滞后期”。
1974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对发展中国家转变对人口问题的态度起了积极的作用。其中印度和中国两个人口大国态度有了实质性的转变。进入8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人口控制问题上，改变了主要是转变观念、制造舆论和制定政策的政府行动方式，转入人口政策的全面实施和大规模推行以政府为主体的家庭计划（计划生育）项目。
80年代中期以后，人口控制的成果初见端倪，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已经降低，控制人口对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促进作用也成为不争的事实。1984年墨西哥世界人口大会上，许多发展中国家承认本国出生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成功地推行了计划生育，呼吁继续实施人口政策，推行计划生育。许多文章公开宣称：“对生育率影响的变量中，有90%是因为采取不同的避孕措施”，“家庭计划（计划生育）起了最直接和最有力的影响作用”，“哪里的生育率下降最迅速，哪里的计划生育推行的最普遍”。 （注：C.Alison Mcintosh and Jason
L.Finkle"The Cairo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Population andDevelopment",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Vol.21,No.2,Pp223—260,June,1995）众所周知，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计划生育都是由政府出面推行，或得到了政府支持的。
遗憾的是，对政府在人口控制中作用的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实践。这与人口问题的特殊性，以及各国对生育控制中所体现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差异有密切的关系。人们总是在一面大声地督促各国政府应该对快速增长的人口采取措施，一面又在不停地告诫各国的决策者，不能在人口问题上违背人权，强调个人对生育的选择权力和控制生育的自觉自愿。同时也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争议越激烈，采取行动的政府越多；政府行动的越早，力度越大，效果也越明显；一些持“坐等生育率下降”态度的政府，随后也都不得不转变态度，出面干预人口的增长。这种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的状况，迫使一些人口学家，重新用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人口转变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一些人口学家通过几十年来不同国家人口控制的经验和教训，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资料，这些都为新人口政治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自70年代末期，一些西方学者，例如澳大利亚的Geoffrey McNicoll 、
美国的SusanGreenhalgh以及John Bongaarts等首先关注各国政府对人口问题的态度和人口政策问题，进入90年代以来，人口政治问题研究引起更多学者的兴趣，一些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不断出现。
3 新人口政治学的研究内容
西方人口学者认为，人口政治学的兴起与家庭计划的实施有直接的关系。换言之，人口政策和家庭计划研究是新人口政治学的核心。主要的理论研究包括：
3.1 人口政策制定者的政治素质
新人口政治学认为，政府制定人口政策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个是政治领导者的价值观、经验、知识和信仰；另一个是国家特定的历史、经济、政治、行政特征以及社会中具有群体特征的价值观和文化观念等（注：参见.Jason L.Finkle & C.Alison Mcintosh Ed. "The New Politics of Population:Confict and Consensus inFamily Planning",Population and Review,A Supplement to
Volume 20,1994.Pp3—28）。前一个因素尤为重要。人口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虽然受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制约，但是政府决策者对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以及与政治稳定关系的认识往往起决定性作用。
首先，政策主要制定者的态度、价值观、代表的阶层利益以及个人的政治背景对人口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例如1972年时，墨西哥在制定人口政策时总统起了关键作用。埃及、菲律宾、印度、赞比亚等国在独立初期，尽管存在很强烈的人口压力，但是国家的统治者认为经济发展会最终解决人口问题，因此不对人口增长采取控制政策，直到政府感到确实压力巨大时，才不得不出面制定政策。
其次，基层政府人员的文化背景、认识水平也影响到政策的落实。在发展中国家中，虽然一些文化水平高，观念新的政府高层决策者，热衷推行新的人口政策，但是如果基层干部水平低，也不利于工作的顺利开展。
最后，计划生育的管理体制也是政府人口计划执行的关键。一些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在项目发起初期，采用由政府直接派人推行和监督项目实施的作法，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了基层人员政策水平低的缺陷。但是另一个弊端是推行成本过高，也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和忽视了地方政府及群众参与的积极性。项目走向正轨之后，印尼政府及时改变了管理体制和管理机制，主要依靠社区来推行计划生育，效果很是明显。因此，人口项目的管理体制和组织机制问题，是人口政治学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3.2 人口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政府协调
人口政策属于国家公共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政府政策都涉及到推行成本和收益问题。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考虑问题，有时难免造成一些误区，例如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有时政府不能在最有利的时候，及时承担控制人口的职能，而有时却又不惜付出高昂的成本去“矫枉过正”地控制人口。说明政府的任何决策，都是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而不是单从经济角度考虑问题。“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也许是理解人口政治学的关键。
当前西方人口政治策学在探讨政府人口政策制定和实施问题时，比较关注的理论问题有：人口政策对不同社会阶层利益的影响，人口控制能否使公众获益；什么样的政策和推行方式有助于提高项目的管理水平和实施效率，有助于提高民众的参与，可以保证项目的持续健康发展，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政府作为国家公共事物的管理者，必须面对和妥善解决的问题，都是一些关系到人口政策和人口项目成败的关键问题。
3.3 人口政策和人口项目实施的政治环境
一个社会中的特定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宗教与种族等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相互影响及其结果，构成了人口政策的政治环境。现实中一个令人不解的问题是，一些非常有助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人口政策，却在推行中受阻，甚至流产。对此，一些西方人口学家经常列举印度、印尼和我国的例子，结论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与计划生育推行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例如，印度的人口政策不比印尼严厉，更比不上中国，但是却遭到极大的反对。关键是印度的联邦民主政治和多党制制度。在制度约束下，虽然中央政府有权制定政策，但是因为政治组织权力分散，不利于政策的落实。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70年代中期，英·甘地政府出于对人口增长的担忧和稳定政权的需要， 发动了带有强制性的， 以推行绝育手术为主的“紧急行动”（emergency），以失败告终，成为英·甘地政府下台的直接原因之一。 尽管这次政府人口行动的失败与组织不当和目标欠佳有关，但是没有完备的政治环境和政派宗教之间的长期对立则是深层原因。
因此，人口政治学认为，政治环境是推行人口政策的重要条件，政府的人口政策如何制定，怎样实施，必须考虑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否处于正常状态。在危机环境下，主要考虑人口政策对政治的宏观影响，例如，新的人口政策是否会引起政治波动，是否会对选举产生不良影响，以至造成政变的威胁等等，制定和实施政策必须慎重。在正常环境中，人口政策的实施主要考虑官僚政治内部的关系，对特殊利益群体的影响，以及与其他公共政策的协调等等，以利于选择较为有效的政策。
3.4 政府人口控制方式的选择
澳大利亚人口学者Geofftey McNicoll 曾就亚洲一些国家人口转变中的政府作用问题进行了政治学意义上的探讨，他认为，政府在促使人口转变中运用了两种方法，一种是规则（regularity），一种是胁迫（duress）。两种方法决定了政府两种干预人口运行的途径，第一条途径是通过建立一种秩序（order）， 这种秩序是在一定区域内借助行政管理权威，而不是法律效力来保证个人财产和人身的安全，同时也具有保证社区管理者对个体进行统一管理和实施行动计划的环境。规则和秩序不是建立在政府权威的基础上，而是在特定群体内部形成。但是政府的政策和意志可以通过社区权威得到有效贯彻。第二条途径是使用政治或行政压力贯彻政府的调控意志，即“胁迫”方式，需要政府很强的行政管理能力，可以直接对地方和家庭进行控制，以保证一些特定项目的实施和完成。这两种途径是相互独立的，对一个国家来说，可以选择其中之一作为主导方式。Geoffrey McNicoll 认为一些亚洲国家在人口控制中选择了不同的途径。例如印尼的苏哈托政府，印度的英·甘地政府在“紧急行动”时期，以及中国从80年代以来，人口政策主要是以“胁迫”贯彻为主；泰国、南韩和台湾主要是以“规则”约束生育行为为主。（注：Geoffrey McNicoll."Governanceof
FertilityTransition"Regularity and Duress,Working Papers,The PopulationCouncil 1996,No.85）
McNioll的分析是一家之言，但不无道理。 这两条途径也就是政府人口控制的两种不同模式，一种是直接控制模式，另一种是间接控制模式。直接模式主要依赖政府的行政权威和特殊的权力；间接控制借助于地方和社区的权威与约束力。以往我们在区分政府控制的不同类型时总是纠缠在控制方法和手段上，实际上主要的区别是在控制目标和控制机制上，是政府如何使用自身的权力来控制社会秩序，调动社会能量，通过调节人口增长来实现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的目标。
开罗人发大会以后，一些新的人口问题引起关注，例如人口控制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育龄夫妇，特别是育龄妇女在计划生育中的权益问题；人口控制目标与手段选择问题，以及新形势下人口控制的实践依据，等等。究其实质，争议的焦点还是政府在人口控制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换言之，主要是一些与人口政治学相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就是政府要不要，为什么和怎么样干预人口运行。自古以来的人口问题就不是单纯的人口问题，也不是简单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对当前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把它叫做人口政治经济问题，也许更为贴切。
4 新人口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
新人口政治学在我国有广泛的研究领域和发展前景。中国的经济改革和人口发展的实践提出了进行人口政治学系统研究的必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学界已有一些从政策和政府行为角度进行人口研究的有价值的成果，但是，成系统的理论研究尚不多见。这与我国的国际人口地位以及我国政府为国际人口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极不相称。我国被认为是人口控制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而成功的因素之一是政府的重要作用。这些都需要从人口政治学的角度进行归纳和研究。当许多西方学者热衷于总结他国人口控制成功经验，一些中国的经济学者和社会学者积极总结“经济和社会改革的中国模式”之时，中国近半个世纪的人口控制经验，乃至教训，也需要总结，这是中国人口学者的责任。
以往人口政治学的研究，比较关注人口政策和人口项目的研究，但这是不够的。只有从人口政治学的视角，探讨人口运行与政治发展的内在关系，把政治行为分析与人口运行分析结合在一起，才能实现中国人口发展中的一些规律性和实质性问题，也是新人口政治学的创新所在。对此，可以提供一些研究思路和研究领域：
4.1 对政府人口控制职能和控制行为的理论探讨。 将政府人口控制行为与政府职能特征结合起来分析，可以深入挖掘政府进行人口控制的动机、目的和方式，找出政府行为产生的制度性原因，使研究层次提升，分析力度加深。
4.2 对政府人口控制政策和控制行为的实践分析。 核心是对政府人口控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结合政府经济发展战略来研究政府人口控制行为，是一个被忽视的领域。实际上，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我国，人口问题解决的关键是政府能否将两个过程结合起来，作为国家整体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的有机组成部分。政府计划代表着政府干预公共事物的意志，代表着政府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动向和配置方式，它具有客观必然性，又受到决策者主观因素的影响。政府为什么在特定时期，要采取这样，而不是那样的人口政策，为什么人口政策要随着政府的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而变动？关键取决于政府对人口与外部环境关系的调节。对当今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找到了政府政治经济发展政策的轨迹，就找到了政府人口政策的轨迹。
4.3 对传统体制下中国人口问题的性质和决定因素的理论分析。 以往在评价传统体制下中国人口问题产生的原因时，总是寻找政府决策的失误及其主观原因，从人口政治学的角度看，根源不主要是政府行为，而是传统体制造成了政府职能的缺位和错位。当国家用政治职能取代一切职能时，人口调控职能不可能正常发挥作用，政府行为的扭曲也具有客观性，其结果，必然造成人口与社会经济运行不协调，导致人口问题的产生。
4.4 对体制转型时期政府人口控制行为的分析。 该时期我国政府在人口控制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府的介入适时，二是控制力度大，三是组织严格。这些都为政府创造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机，也是“软着陆”改革方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值得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加以肯定和总结。
4.5 对9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人口问题的分析。 经济体制转轨以后，我国一些新人口问题的产生，不能不说与传统的人口管理体制和政府人口控制模式有内在的关系。理论上讲，人口运行机制与经济体制不能长期处在“双轨制”状态下，其不良影响已经显露，今后的任务是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中国人口控制模式，其中一些与人口政治学有关的深层理论与实践问题值得我国人口学者思考。
4.6 对世纪之交人口对策的研究。未来10—20年内， 中国人口要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如何对待这些变化，如何引导人口朝着有利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需要及早采取对策与行动。
总之，中国当前的人口问题，同其他社会、经济问题一样，其复杂性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不可比拟的，我们不可能用一种学说，从一个领域去解释所有的问题，哪怕是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我们所能做得只是发现一些新的研究视角，对一些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新的解释，用新的方法去探讨一些尚未被关注的问题，以及对未来的发展提出一些新的对策思路，等等。从这个角度讲，人口政治学在中国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收稿时间：1998—08
标签：政治论文; 政治学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人口增长模式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人口政策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