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分工与世界经济失衡--兼论经济失衡的持续性与世界经济再平衡路径的选择_世界经济论文

全球价值链分工与世界经济失衡——兼论经济失衡的持续性与世界经济再平衡路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经济论文,持续性论文,路径论文,价值链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失衡”。关于“世界经济失衡（global imbalance）”的定义并不多见，学界较为认可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罗德里戈·拉托（Rodrigo de Rato）的定义①，他提出“世界经济失衡”是指“一国拥有大量贸易赤字，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一些国家”。他进一步指出，“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而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经济失衡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放松了美国的信贷约束并维持了美国较低的实际利率，降低了融资成本，刺激了借贷行为和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形成（Dunaway，2009；Portes，2009）。

      学界关于世界经济失衡的成因有多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储蓄—消费缺口”是经济失衡的根本缘由，即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经常账户余额等于“储蓄—投资缺口”，则“储蓄—消费缺口”变化的影响因素是驱动经常账户变动的因素。第二种观点认为“资本账户缺口”是经济失衡的成因，即根据“国际收支恒等式”，经常账户的顺差（逆差）意味着资本账户的逆差（顺差），则影响“资本账户缺口”的因素也是影响经常账户的因素。但针对上述两种观点进行的经验检验却往往相互矛盾（Chinn和Ito，2007；Backus et al.，2009；徐建炜和姚洋，2010；田丰等，2012）。徐建炜和姚洋（2010）以及茅锐等（2013）首次从“国际分工”的视角展开研究并提出，“国际资本流动是由金融业的资本供给能力和制造业的资本利用效率共同决定的，全球失衡是每个国家基于制造业—金融业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的副产品”，即基于“制造业—金融业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新形态”是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源，这一结论得到经验检验结果的有力支持。

      现有研究着重于从“储蓄—投资缺口”或“资本账户缺口”的视角来探讨经济失衡，本文回归“经济失衡”的初始定义，转向关注两个“恒等式”的左端，即经常账户。尽管从数值来看，恒等式左右两端一定相等，但内涵截然不同，这是因为经常账户的主要构成部分是商品和服务的国际贸易。换言之，世界经济失衡的实质就是商品和服务贸易的不平衡（茅锐等，2013），而全球价值链分工正体现了商品和服务的全球生产和跨境流动，直观看来两者是紧密相关的。因此，本文从经常账户的视角展开研究，以全球价值链分工来进行解释，分析的逻辑起点乃至背后的影响机理与现有研究完全不同，这提供了一种理解世界经济失衡成因的新视角。本文的创新还体现在：一是使用剔除重复计算部分后的贸易附加值更为准确地衡量世界经济失衡程度；二是首次尝试从“行业”这一“微观”层面展开研究，展现经济失衡的结构差异与演变趋势；三是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角度分析世界经济失衡的可持续性问题，这对现有研究有所丰富。

      二、文献回顾与本文的研究思路

      1.全球价值链分工影响世界经济失衡的机理分析

      第一，全球价值链分工通过“扩展比较优势的范围”、“获取规模经济利益”以及“技术外溢效果”3个渠道有效促进了生产率和技术水平的提升（胡昭玲，2007；Amiti和Wei，2009）。谭人友等（2014）利用跨国细分行业数据进一步证实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产业国际竞争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存在明显的国别差异和行业差异，即“促进效应”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于发达国家，对商业服务业和中低技术制造业的影响大于低技术以及中高与高技术制造业。这意味着，全球价值链分工在推动各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变动的同时还加剧了各国的竞争力差异，进而影响各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能力，导致经济失衡程度不同。

      第二，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上游环节的国家（如美国）提供产品的设计与生产的理念，将技术复杂度较高的中高端环节交由处于价值链中游环节的国家（比如日本、韩国）来完成，将劳动密集型的制造、装配环节交由劳动力丰富的价值链下游国家（比如中国、印度尼西亚）来完成并最终出口到美国与世界各地（邢予青和Detert，2011），在此过程中，在“三角贸易”模式下，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地区）通过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在中国及其他新兴国家建立生产和出口加工基地，从而将其对欧美的贸易顺差转移为中国及其他新兴国家对欧美的贸易顺差（文东伟，2012）。因此，对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而言，这严重加剧和扭曲了经济失衡程度。

      第三，全球价值链分工赋予了各环节不对称的垄断势力。处于价值链高端位置的国家可能利用其全球定价权和技术垄断优势阻碍价值链低端国家向高附加值环节转移升级，甚至实施“技术锁定”；同时，分工地位临近的发展中国家从事的制造加工等非战略性环节由于进入壁垒较低，造成过度竞争和产能过剩（刘志彪和郑江淮，2012），因此，现有分工格局会被维持下来并可能导致经济失衡持续存在。

      2.全球价值链分工与经济失衡的文献回顾及与本文的不同之处

      关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与经济失衡的研究，现有文献主要从国家层面展开。Felice和Tajoli（2013）使用世界投入产出表中27个欧洲国家的数据得出离岸外包与经济失衡之间呈现显著正向关系的结论，但其存在明显不足：一是“离岸外包指数（index of offshoring）”仅测度了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二是研究对象只有27个欧洲国家，忽略了全球最重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美国、中国等，这不符合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现实，特别是美国和中国是世界经济失衡的主体。谭人友和葛顺奇（2014）基于同样数据将研究样本扩大到全球最主要的40个国家和地区，并使用Koopman et al.（2011）提出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以及Johnson和Noguera（2012）提出的“全球生产分享程度”来分别测度全球价值链位置和参与度，检验结果也证实全球价值链分工与世界经济失衡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但他们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分析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驱动因素与影响机制来探讨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实现路径，故只从国家层面展开探讨。

      本文从行业层面展开研究是基于两点考虑：第一，现有研究从国家层面展开，无法考察经济失衡的行业结构演变和行业差异；第二，基于行业层面的研究可以细致探讨全球价值链分工与经济失衡之间的关系，为经济失衡调整路径提供“微观层面”的指引。全球价值链分工导致传统贸易核算中存在严重的重复计算（UNCTAD，2013），由此产生两个问题：其一，经济失衡程度存在严重偏误；其二，全球价值链分工与经济失衡的关系需要再审视。为便于理解，我们将用传统贸易数据计算的贸易余额分为两部分，即重复计算部分（double counting，DC）和贸易附加值部分（trade in value added，TIVA）；DC是由全球价值链分工导致的中间要素重复流动造成的，TIVA是由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差异造成的。如果全球价值链分工与经济失衡之间的关系是由DC主导的，那么经济失衡更多地是一个“计算”问题，其影响可能并不如预期般严重；但如果两者的联系是由TIVA主导的，那么经济失衡背后体现的是各国分工地位的差异，由此导致的经济失衡是持续存在的，影响是严重而深远的。

      为检验上述观点，因变量使用以贸易附加值计算的经济失衡指标表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以全球价值链位置来刻画。全球价值链分工可分为全球价值链位置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两个层面，但两者内在涵义不同，全球价值链位置主要由技术水平决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由技术水平、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等共同决定（Harms et al.，2012；WTO，2013；Orefice和Rocha，2013）。现实中可能出现一个国家因劳动成本较低而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较高，同时又由于技术水平较低而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位置的情形。比如，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在2010年全球排名中为第11位，美国排名第21位（UNCTAD，2013），而众所周知，美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总体高于中国。此外，全球价值链位置隐含着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情况，由此得出的结论可用于分析世界经济失衡的可持续性和再平衡实施方向问题。

      三、数据说明与计量模型设定

      1.数据说明

      本文的核心数据来源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就国家范围而言，样本包括40个国家或地区，全球最重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包含其中。就行业范围而言，每个国家的产业被划分为35个细分行业，涵盖所有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行业。就经济重要性而言，2009年这40个国家的贸易额之和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75%，GDP之和约占世界GDP总额的85%。就时间跨度而言，1996-2009年间，全球价值链分工日益深入，展现了各地区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动态变化过程。由此可见，本文的样本数据具有良好的代表性。

      2.计量模型设定

      参照徐建炜和姚洋（2010）、茅锐等（2013）以及Felice和Tajoli（2013）关于“全球分工与经济失衡”的计量模型，同时鉴于跨国细分行业的特征变量无法得到，因此本文的计量检验方程将只包含一个解释变量，具体设定如下：

      

      （1）经济失衡的测度指标

      根据以上相关论述，因变量经济失衡

使用以贸易附加值计算的国家c行业i在t年的贸易盈余（即出口与进口之差）表示，其值为正表示贸易顺差，为负表示贸易逆差。计算CAVA使用的数据是基于Johnson和Noguera（2012）的方法对WIOD数据进行分解得到的贸易附加值数据，贸易附加值是指扣除重复计算的中间品后的贸易值，因而更为准确。

      （2）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

      全球价值链位置以“产出上游度（output upstreamness，OU）”指标来度量。OU是由Antràs et al.（2012）提出用来测度一个行业在全球生产中相对位置的。其基本原理是利用投入产出表将行业从产出到达最终消费阶段之前所经历的生产、价值增殖环节纳入计算，通过测量产出与最终消费的平均距离以度量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为便于理解，考虑以下两种情形：①若某行业的全部产出不经其他渠道而直接进入最终消费阶段，则该行业只经历了一个生产及价值增值环节，对应的上游度指数为1；②若某行业的部分产出作为中间品投入到相对下游行业进行生产后再到达最终消费阶段，那么该行业对应的上游度指数将大于1，其具体值取决于所经历的生产或价值增值环节的多寡，若作为中间投入的产出部分在流经相对下游行业乃至最终消费阶段这一过程中被分割成越多的生产或价值增值环节，则该行业的上游度指数将越大，分工地位越高（Backer和Miroudot，2013）。OU是基于WIOD数据计算得到的。

      四、经济失衡的国家、行业分布与演变趋势

      鉴于中国是世界经济失衡的核心组成部分和争论焦点，同时基于呈现中国经济现实的目的，本部分将以中国为分析对象，从国家和行业两个层面展现中国经济失衡的国家、行业分布及其演变趋势，进而判断中国经济失衡的主要来源和应对措施。在国家选择上，选择与中国联系紧密的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英国、俄罗斯、德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其中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中国台湾是中国大陆最大的贸易逆差地区。在行业选择上，采用Stehrer和

（2013）的方法将35个行业分为10类，选择参与全球分工程度较高的四大类为研究对象：低技术制造业、中低技术制造业、中高与高技术制造业、商业服务业。

      首先，我们对用传统数据计算的经济失衡（CA）和用附加值计算的经济失衡（CAVA）进行比较（见图1-1和图1-2）。第一，就指标数值而言，两种指标数值差异明显。比如，2004年的中美贸易赤字，用传统贸易数据计算的结果（CA）是1225亿美元，剔除重复计算后贸易附加值计算的结果（CVA）为940亿美元，两者差异高达23%。这支持了UNCTAD（2013）的论断，表明由全球价值链分工导致的中间品贸易夸大了世界经济失衡程度，中国真实的经济失衡程度没有外国所指责的那样严重。第二，在经济失衡的国家分布方面，与CA相比，采用CAVA指标后我国主要贸易伙伴的地位基本保持不变，比如美国与中国台湾仍分别是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和贸易逆差国。由此可知，全球价值链分工扭曲了经济失衡的程度，但对经济失衡的方向不会造成根本性影响。

      

      其次，我们讨论了中国经济失衡的行业分布及其变动情况（见图1-3、图1-4和图2），为便于描述，图中的纵轴是指行业贸易余额与国家贸易余额的比值，衡量了各行业对经济失衡的“贡献率”，其绝对值越大表示贡献越大。我们首先计算了十大分类行业的“贡献率”，发现“贡献率”最大的行业是参与全球分工程度较高的制造业和商业服务业。由图（图1-3、图1-4和图2）可知，从不同层面上来看，各行业贡献率的数值变动明显；曲线相对位置虽略有变动，但曲线变动趋势以及反映影响方向的数值正负未发生根本性变动，这一结论再次从行业层面表明，全球价值链分工扭曲了经济失衡程度，但不影响经济失衡的方向。接下来将基于CAVA来分析经济失衡的行业“贡献率”，即行业构成情况。

      第一，就中国整体来看（见图1-4），各行业的贡献率数值虽明显变动，但低技术和中低技术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失衡（贸易顺差）的主体，这也与中国主要通过中低端制造环节参与全球分工的事实相符。商业服务业的贡献为负，表明商业服务业的发展有助于缓解中国经济失衡。但就曲线变动趋势来看，低技术制造业的贡献呈下降态势，中高与高技术制造业日益上升，表明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在逐步改善。就曲线位置变动来看，比较图1-3和图1-4可知，在4个行业中商业服务业和中高与高技术制造业的曲线相对位置变动最为显著，表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商业服务业和中高与高技术制造业的影响更为明显。

      

      第二，图2-2和图2-4分别展现了中国与其最大贸易顺差伙伴美国以及最大的贸易逆差伙伴中国台湾的经济失衡的行业分布。制造业是中美经济失衡（贸易顺差）和中台（台湾地区）经济失衡（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而且低技术和中低技术制造业的贡献率逐年下降，中高与高技术制造业呈现明显的上升态势。它们的不同之处除影响方向相反之外（中美为贸易顺差，中台为贸易逆差），还表现在中美自2003年起中高与高技术制造业的贡献超过低技术制造业，而中台之间制造业的相对位置有变化但无根本性转变。商业服务业对中美经济失衡的贡献持续上升，对中台经济失衡之间的贡献却略呈下降趋势，这表明商业服务业在中美经济互动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可见，中国对美贸易结构在持续改善中，中国对台贸易结构则相对稳定。

      总之，以上分析表明，全球价值链分工扭曲了经济失衡的程度，但对经济失衡的方向无根本性影响。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较高的行业（制造业和商业服务业）是世界经济失衡的主要成因。就中国整体来看，低技术和中低技术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失衡的主要贡献者。考虑双边贸易后，中高与高技术制造业逐步成为中美（贸易顺差）和中台（贸易逆差）经济失衡的主体，而且其重要性持续上升；商业服务业的贡献虽小，但其重要性明显增强。由此可知，全球价值链分工是中国经济失衡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中国是世界经济失衡的核心构成与争论焦点，这意味着全球价值链分工也是世界经济失衡的主要推动因素。

      五、检验方法说明与检验结果分析

      本文的数据结构是包括国家、行业、时间3个维度的面板数据，但目前无法得到40个不同国家（地区）的35个不同行业的特征变量。换言之，计量检验方程中只有一个解释变量而没有其他控制变量。因此，变量遗漏是本文最为关注和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从以下4个方面来尽量降低变量遗漏产生的影响：第一，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因为固定效应模型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即无需做个体效应与其他解释变数不相关的假设；而在随机效应模型中这个假设是必须的，特别是在模型的设定中遗漏了重要变量时，随机效应就会导致参数估计的非一致性。结合本文实际情况，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更为适合。第二，为最大程度控制变量遗漏问题，参照Orefice和Rocha（2013）的方法在检验过程中控制国家个体效应、行业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来解决变量遗漏问题。第三，运用两种具有一定“互补性”的方法来实现固定效应估计，力求在计量方法上最大程度保证检验结果的稳健性。一是“降维”，即通过分组（group）的方法将三维数据降为二维数据，然后使用常规的估计方法对新的二维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其优点是能够使用常规的面板估计方法来进行估计，实现同时控制异方差、截面相关、自相关等的影响。二是使用虚拟变量“间接”控制个体效应。“降维”方法在实现固定效应估计的同时也将国家特征和产业特征“混合（combine）”在一起，不能区分两者的影响差异，而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特征差异可能极为明显且国家和行业间可能相互影响。对此，我们通过设定虚拟变量的方式来控制行业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并同时加入国家和行业的交互项来控制两者的交互影响。

      1.全样本、分国家类型与全球分工程度较高行业的检验结果

      

      作为基准，首先对全样本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对应表1中的（1）和（2）。其中，回归结果（1）是采用“降维”的方法（简称“降维”）进行固定效应估计的结果，回归结果（2）是分开考察行业个体效应和国家个体效应并考虑两者的“交互影响（即国家×行业）”（简称“交互”）来进行固定效应估计的结果（下同）。由表1可知，与预期相符，全球价值链位置上升对世界经济失衡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②。

      2.考虑国家类型差异的影响

      各国要素禀赋与经济发展水平各异（如要素成本、技术条件、制度环境等），导致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方式不同，因此有必要检验不同国家类型导致的影响差异。表1中（3）和（4）对应发达国家，（5）和（6）对应发展中国家。结果表明，控制国家类型差异后，全球价值链位置与全球经济失衡之间仍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而且，发达国家的回归系数大于发展中国家，这意味着提升全球价值链位置对发达国家的影响大于发展中国家，这可能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赋予了不同价值链环节不对称的竞争势力有关。发达国家往往处于价值链高端位置，它们可能利用其全球定价权和技术垄断优势阻碍值链低端国家向高附加值环节转移升级，甚至实施“技术锁定”；同时发展中国家往往处于价值链低端环节，其进入壁垒较低，竞争优势不稳定，可持续性较差（刘志彪、郑江淮，2012），因此发展中国家较高的可调整性可能会导致其所受的影响小于发达国家。

      3.考虑行业类型差异的影响

      

      为检验不同行业类型产生的影响差异，选择参与全球分工程度较高的四大类行业进行检验。表2针对四大类行业的检验发现，全球价值链分工与经济失衡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但显著性水平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其中，商业服务业和中高与高技术制造业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在低技术和中低技术制造业检验中，一半的回归系数不在10%水平上显著。此外，就回归系数大小来看，中高与高技术制造业的回归系数明显大于商业服务业，中低技术制造业的系数明显大于低技术制造业。以上发现表明，在制造业中，随着技术含量的上升，全球价值链位置与经济失衡之间的关系越发显著。一个直观的解释是，低技术制造业往往从事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制造加工等非战略性环节，其进入壁垒通常较低，竞争异常激烈，竞争优势不稳定，可持续性较弱；而高技术制造业进入门槛高，可替换性较低。比如，Sirkin et al.（2011）研究发现：2000-2010年中国工厂工人的工资年均增长率近15%，而美国生产工人的同期增长率仅为4%；美国在华企业部分开始转向越南、墨西哥等劳动成本更低的国家，但部分在中国境内生产的高端制造业却是这些发展中国家无法承接的，因为它们没有中国的生产技术、熟练劳动力以及完善的物流供应网络等。显然，低技术制造业的高可调整性削弱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与经济失衡的关系。商业服务业的回归结果较为显著的可能原因是其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特别是金融中介业已构成完善的全球金融网络，这是支持制造业发展及其价值链位置提升的重要因素（唐海燕和张会清，2009）。

      4.稳健性检验

      （1）针对参与全球分工程度较高行业的检验结果

      在全样本估计中参与全球分工水平较低的行业也包含其中，如采掘业、公用事业等，我们将其排除后，选择上文提及的低技术制造业、中低技术制造业、中高与高技术制造业和商业服务业四大类行业一起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1中结果（7）和（8）所示，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由此说明本文的检验结果是稳健的。

      （2）控制内生性：滞后一期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下各国的经济联系更为紧密，而且难以找到合适的工具变量来控制全球价值链位置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国际经济学研究中常用的方法是以核心变量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来控制内生性。因此，我们将OU指标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分析（结果见表3、表4），比较表3与表1以及表4与表2可以发现，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水平以及大小关系无本质变化，即检验结果是稳健的。

      

      六、结论性评述

      本文回归分析了世界经济失衡的本质即商品和服务贸易的不平衡问题，从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来研究持续存在的经济失衡现象，提供了一种理解世界经济失衡的新视角。本文基于1996-2009年具有代表性的40个国家和地区35个行业的投入产出表数据，运用两种方法进行固定效应估计并控制内生性后以贸易附加值来衡量“真实”的经济失衡问题，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对典型国家和行业的分析发现，全球价值链分工扭曲了经济失衡程度，但对经济失衡方向无实质影响。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较高的行业（制造业和商业服务业）是中国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其中，低技术和中低技术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失衡的主要贡献者但贡献程度呈下降态势，而中高与高技术制造业的贡献逐年上升，发展商业服务业有助于缓解经济失衡。特别地，中高与高技术制造业对中美经济失衡（贸易顺差）和中台经济失衡（贸易逆差）的贡献最大且呈逐年上升的态势，低技术和中低技术制造业的贡献逐年下降，这表明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模式正从中低端制造业转向中高端制造业。第二，计量检验表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经济失衡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正向效应在发达国家的影响大于发展中国家；在商业服务业和中高与高技术制造业的影响大于低技术和中低技术制造业；在制造业中，影响程度随着技术含量上升而增加。以上结论与前文的理论分析相符，即世界经济失衡是持续存在而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各国不同行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差异总是存在的。

      

      既然经济失衡会持续存在，那么如何从全球分工的视角来理解经济失衡的负面影响呢？我们认为可以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隐含的“产业结构失衡”与“路径依赖效应”来解释。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各国专注于特定环节的生产会促使单一产业成为重点发展对象，国内资源、政策等都会偏向该产业，进而导致该产业发展过度，其他产业发展落后，即“产业结构失衡”。在此过程中，单一产业长期作为发展主体会产生“路径依赖效应”。一个典型案例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都以全球分工的中低端制造环节为主，政策法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乃至思维方式等都被“固化”，将中国“锁定”在中低端制造业致使低端制造业过度发展和产能过剩，导致经济失衡加剧。这也正是中国在调整失衡的产业结构以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困境。由此我们认为，世界经济再平衡的方向不是抑制全球生产分工的大趋势或改变现有国际分工模式，而是调整全球生产分工导致的产业结构失衡问题以及“路径依赖”问题，以实现全球均衡发展和国家协调发展。对中国而言，应打破以制造业发展为先的思维桎梏，积极发展服务业。服务业的投资和应用都以本地为主，溢出效应更为明显，比如商业服务业中的金融中介业，其满足人们金融需求的过程往往就是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过程。发展服务业还有助于避免过于倚重制造业而承受价值链高端国家的垄断行为，有利于打造本国的服务业国家价值链，实现持续稳定的发展。

      ①参见笔者于2005年在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上的演讲“Correcting Global Imbalances:Avoiding the Blame Game”。本文将“Global Imbalance”译为“世界经济失衡”而非“全球经济失衡”是为了避免用词重复。

      ②尽管表1中OU的回归系数大小可能完全一致，但它们的基本原理不同，方程的拟合优度（Within

）、回归系数的t值以及截距项均存在明显差异，由此表明它们是由两种不同检验方法得出的可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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