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风主体性现实主义理论的经典价值与实践意义——以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的创作为例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体性论文,例证论文,主义理论论文,意义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3)06-0089-07
胡风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富创造性贡献的文学理论家。胡风的文学理论生成于五四新文学的背景下，他在服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基础上融合了现代与传统、外域与本土多方面的理论资源，逐渐形成了相当有特色的主体性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紧密配合和推动了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进程。虽然胡风的理论因其难以根本上挣脱左翼政治化属性而呈现出复杂的两重性质，虽然由于政治劫难人为阻抑乃至中断了胡风还在发展中的理论思考，未使其达到成熟和臻于完善，但时代的阴霾终究遮蔽不了熠熠闪光的思想晶体，胡风的理论精华越来越被人们所识见，尤其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理论界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深入探讨和系统研究，还原了胡风思想系统的真实面貌，肯定了他对中国现代文论独到的贡献和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摇撼的重要地位。
胡风思想理论的价值意义，应该不仅限于理论层面的阐释与重估，使其回归文学史上应得的位置也并不意味着讨论的终结。实际上，正如研究者所言：“胡风的成就与贡献，缺陷与不足，体现着中国20世纪文化与文学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因而胡风研究不可避免地与当代社会生活、社会体制、人文精神建立了一种强烈的对话关系，对话关系的解除，依赖于文化环境的彻底变革。”[1]也就是说，由于“胡风研究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向性”，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的真正本体意义上的研究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与广度，还需要根本上破除政治的禁忌和人为的偏见，沿着胡风的开放性思路，继续进行现代文论的创造性建设。更重要的，因为“他的文艺思想和理论是结合放眼中国新文学创作的整体和全部历史进程，从新文学实际中产生、发展和形成。”[2]所以，将其理论放在文学史中尤其是正在行进的文学实践中，印证其对不同时代作家创作的阐释作用和指导意义，才能考验出胡风理论的经典价值及其生命活力，从而确立我们发掘中国现代文论资源、走向创造性转化和重构的理论自信。
本文试以当代作家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的创作为例证，对胡风的主体性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内涵，进行实证性的阐发。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是生长于中国三秦大地上的优秀小说家，他们的长篇力作《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和《秦腔》，分获第三届、第四届和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赢得读者和评论界长久的关注。路遥英年早逝，但是他创作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平凡的世界》，一直高居当代小说阅读排行榜的榜首，是当代读者最热爱的小说之一。陈忠实磨练多年终得大器晚成，90年代面世的《白鹿原》，以宏伟而深邃的史诗艺术品格，被称誉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界碑性作品。贾平凹三十年驰骋文坛、变化多端，不断制造着阅读响动，也不断提供给文坛新鲜的话题，从90年代的《废都》到新世纪以来的《秦腔》《古炉》，他的“新话语”小说致力于小说民族性与现代性的艰苦努力，其原创性艺术贡献激发着人们对中国小说未来命运的全新思考。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是带有陕西地域文化特色的小说家，但他们也相当程度上代表着当代文学的艺术高度，更有意味的是，他们既扎根于陕西历史文化的土壤，得益于柳青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滋养，而又能及时和清醒地审视自我与传统母体的生命关系，凭借创作主体的精神突击力量，执着于探索各自不同的现实主义路子，成功营造出自成一格的文学世界。正是在对现实主义传统的坚守、反思和超越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三位作家的创作实践与胡风主体性现实主义理论的内在契合，使得双方对应性的理论阐释与创作印证成为可能。
讨论胡风的文学理论，首要和关键是现实主义问题。胡风终其一生的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和创作论都是以现实主义为中心而展开，胡风思考所有的文艺问题，几乎都与现实主义有关。但由于人们对现实主义概念本身的不同理解，也由于胡风文艺思想内在构成的多元驳杂及其造成的矛盾性、异质性特征，导致了对其现实主义理论属性的长期争论。
所谓异质性特征，指向胡风现实主义的核心命题，即“主观战斗精神”的论断。在政治和文艺的关系被混淆的非正常年代，胡风因此被冠以主观唯心主义，在新时期以来的学术讨论中，也有被指认为是一个“非现实主义”[3]的命题。更为普遍和权威的观点，则是基于胡风理论探索的未完成和非成熟状态，在高度评价胡风理论突破机械论束缚而取得的理论成就时，指出了胡风文艺思想的内在矛盾和局限，左翼文学家的功利观念和独尊现实主义思路制约了胡风的理论发展①。要之，现实主义是胡风理论的生发点和依附点，他在现实主义文艺框架中进行探索、谋求突破，他所独尊的自己“观念里的现实主义”，较之当时文坛，已经是一种相对丰富和开放的理论体系，这正是胡风理论的价值所在，但胡风始终无意于离开现实主义理论模式，则可能是他的文艺思想不能发展更远的内在原因。在现实主义已经成为是一种多元开放的艺术创造机制的今天，过多纠结于“是”与“非”的概念讨论，往往容易陷入悖论的陷阱而于实际的推进无补。其实胡风的理论极少高头讲章式的，与作家创作实践的互动中更能彰显其理论的普遍意义，于是胡风的理论被称之为是真正“活的理论”，这也是胡风理论的特殊魅力所在。
说到对现实主义文学的执着坚守，当代作家路遥是可当作典型案例的。路遥的创作起步于上个世纪70年代，在中国文坛风云动荡的80年代，路遥毫不动摇地坚持以朴素的现实主义为自己的审美理想和创作方法，由《人生》等中短篇的成功一直走到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问世。路遥对先师柳青有着自觉自愿的膜拜，柳青的人格精神和艺术经验对路遥艺术个性有着巨大的构成性影响，但路遥又身处完全不同于柳青的文学时代，当现代主义潮流前所未有地冲击着传统文学的旧岸时，路遥不可能无动于衷。他后来回忆创作《平凡的世界》的过程时说：“理智却清醒地提出警告：不能轻易地被一种文学风潮席卷而去。”“我当时并非不可以用不同于《人生》式的手法结构这部作品，而是我对这些问题和许多人有完全不同的看法。”[4](P42)针对当时风行的“现实主义过时论”，路遥进行了如下思考，一方面，他认为：“实际上，现实主义文学在反映我国当代社会生活乃至我们不间断的五千年文明史方面，都还没有令人十分信服的表现。虽然现实主义一直号称是我们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和新近兴起的现代主义一样处于发展阶段，根本没有成熟到可以不再需要的地步。”[4](P45)另一方面，任何一种旧的文学样式的存留和任何一种新思潮的产生，都不可能脱离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这也包括读者的审美需求。路遥断言：“出色的现实主义作品甚至可以满足各个层面的读者，而新潮作品至少在目前的中国还做不到这一点。”“一般情况下，读者仍然接受和欢迎的东西，就说明它有理由继续存在。”[4](P47)可见，路遥选择现实主义手法并非盲目守旧，而是基于他对现实主义的理性认识和未来前景的把握。
更重要的是，路遥之所以坚信“现实主义仍然会有蓬勃的生命力”，是他没有把现实主义当作一种封闭、僵化的创作模式，而是一个丰富的开放的、具有广阔的革新前景的艺术体系。回返80年代文学现场，人道主义文学潮流的出现和理论上对“文学是人学”的再次肯定，在精神气脉上接通了胡风与新时期文学的联系，到鲁枢元提出文学的“向内转”和刘再复关于“文学主体性”的讨论，则更体现了与胡风的主体性现实主义的理论渊源关系。路遥无疑是受此思潮影响的，虽然在现实主义面临现代主义的冲击时，路遥所代表的是传统现实主义的立场，但他作为一个创作主体，显然在主动更新和变化着旧的艺术机制，这种巨大的创新力量并非来自外在艺术形式，而恰恰来自胡风所倡导的“主观战斗精神”。
胡风说，“为人生”的文艺，“一方面须得有‘为’人生的真诚的心愿，另一方面须得有对于被‘为’的人生的深入认识。所‘采’者，所‘揭发’者，须得是人生的真实，那‘采’者‘揭发’者本人就要有痛痒相关的感受得到‘病态社会’的‘病态’和‘不幸的人们’的‘不幸’的胸怀。这种主观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或融合，就产生了新文艺的战斗的生命，我们把那叫作现实主义。”[5](卷3P38)从这些感觉拗口的文字中，胡风却清楚地阐明了主客观的互动关系是他对的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而其中作家的主观精神，则因其活动于生活和作品之间，在创作活动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对此，胡风也曾以否定的方式明白道出：“一边是生活‘经验’，一边是作品，这中间恰恰抽掉了‘经验’生活的作家本人在生活和艺术之间受难的精神！”[5](卷2P430)这就是胡风“主观战斗精神”内涵所在。对应来看，在路遥的文学观念里，创作首先是基于反映现实人生的迫切要求，他将《平凡的世界》的内容设计为“1975年到1985年这10年间中国城乡广泛的社会生活”，“要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状态”，他要求自己能体现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但是，路遥同时强调：“作家对生活的态度绝对不可能‘中立’，他必须做出哲学判断(即使不准确)，并要充满激情地、真诚地向读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观和个性。”[4](P52－53)一方面，路遥对脚下的土地和中国农民命运怀有难以言喻的焦灼和关切之情，确乎“痛痒相关”，甚至血肉相连；另一方面，在当代作家中，路遥以精神世界的强大和个性气质的独立坚执而著称，他对作家的自我意识和人格建构有着充分的自觉和积极的追求，提笔就直面“真枪实剑的、带着血痕或泪痕的人生”[5](卷3P506)，就做好了与现实人生进行“肉搏”和自我牺牲的准备。路遥的苦难人生和文学人生是融为一体的，他的创作历程也是他生命实践的过程，“受难精神”使路遥的文学人生具有了震撼人心的悲剧意味，也使得路遥的创作带上永恒的生命力量。文学创作是一个层面，生命实践是更高一个层面，路遥真正做到了如胡风所期望的，全身心地投入到现实生活里面，以“爱爱仇仇的感情”拥抱现实人生，实现了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
路遥的成功基于两点，一是他正像前辈柳青一样，从一个作家的主体内在要求出发选择和坚持自己的生活和创作方式，因为这是一种主客体之间相互拥合相互适应得来的创作途径，所以非外力能够轻易影响和改变，我们知道，主客体的碰撞和融合正是艺术创造可遇而不可求的理想状态；二是路遥并没有僵化地对待传统现实主义，路遥艺术个性中具有强力的突入客观世界的主观精神，他用自己炽热的情感点燃笔下的土地，与中国农民和他们的苦难命运同呼吸共悲欢。《平凡的世界》出版后，被评论界普遍称誉为“描写了中国农民的生活和命运，是一幅当代农村生活全景式图画”，具有“史诗性的品格”的“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品”[6]。今天看来，《平凡的世界》能持续吸引读者，其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已经远远不是现实主义小说“表现历史与社会人生的广度与深度”方面的成就所能解释。人们热爱《平凡的世界》，主要不是因为它“写了什么”和“怎样写”，而根本是因为他是“路遥写”。“谁写”谁决定小说怎样，也决定他的现实主义或者现代主义怎样，路遥更多取胜于他的情感诚意和道德力量，他用艺术家的主观精神征服了小说，也征服了读者。所以路遥说：“从根本上说，任何手法都可能写出高水平的作品，也可能写出低下的作品。问题不在于用什么方法创作，而在于作家如何克服思想和艺术的平庸。”[4](P47)路遥在上个世纪80年代自觉地以文学创造的强大精神效能，超越具体的艺术手段，何尝不是另一种对潮流的挑战，试想如果路遥当时追赶时髦勉强运用现代派手法，文学史上可能多了一部过眼烟云之作而不会有现在的《平凡的世界》。
因为路遥的早逝，这部用作家生命构筑而成的艺术长卷，成了路遥的巅峰之作。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在文学从业者通常看来其创作方法早已过时的小说，在读者大众心中却从来没有过时，甚至因其强烈和持久的阅读效应而被称之为“路遥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路遥不仅留下一部足以代表80年代现实主义水平的优秀之作，更以艺术家“直接面对读者”的独立精神，赢得后人的理解和尊敬。路遥用他的作品，用他的文学生命，实践和印证了胡风独到的现实主义文艺观，无论今天和未来，都提供给我们一份特别有价值的经验和启示。
《平凡的世界》带着非常浓重的时代印记，无论其所反映的那段变革时期的城乡社会生活，还是路遥面对生活的理性思考，也包括创作方法上近乎偏执的传统守成。成功和局限是《平凡的世界》的一体两面，根深蒂固的本土思想观念带给作家的限制，并非一时的方法趋新所能弥补，相较而言，轻率丢掉人生本源和文学根系，带来的可能是更大的艺术损失，路遥对此非常清醒。路遥离世的第二年，陈忠实的《白鹿原》出版，作家在思想观念的彻底解放和艺术经验的多元融合中，实现了对传统的继承、整合和全面超越，《白鹿原》因此成为新时期现实主义小说的界碑性作品。我们不禁慨叹，从坚守到突破的过程中，所谓时代局限往往就那么短短几步。
在胡风的理论视域中考察陈忠实的创作，会发现，依然是“主观精神”的突击力量，使作家取得了跨越式的艺术突破。陈忠实一直以现实主义自名，创作《白鹿原》也没有想要离开现实主义，他后来总结说：“《白鹿原》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对我来说，不可能一夜之间从现实主义一步跳到现代主义的宇航器上。但对我自己原先所遵循的现实主义原则，起码可以说已经不再完全忠诚。我觉得现实主义原有的模式或范本不应该框死后来的作家，现实主义必须发展，以一种新的叙事形式来展示作家所能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和现实内容，或者说独特的生命体验。”[7](P34－35)与路遥比较，陈忠实对现实主义既坚守又突破的不同之处在于，作家主观精神的作用能量不仅针对与土地和民众同喜同忧的情感浓度和烈度而言，即如胡风所说的“战斗意志的燃烧”和“情绪的饱满”，这是优秀作家面对客观现实必需的情感状态，更进一步的要求是，作家必须“站在比生活更高的地方”。所谓更高的地方，胡风将其表述为“和历史进程结着血缘的作家的认识作用对于客观生活的特殊的搏斗过程”，“文学的认识作用要求作家的意识在特殊的方法上最高度地进行搏斗。”[5](卷2P608－613)在情感的要素之外，尤其重视锤炼作家“艺术的认识能力”和发展“艺术的表现能力”。在陈忠实这里，作家主体是否具有能动地反思中国社会历史的思想力量，成为《白鹿原》创作成功的关键，在伴随着作家更为成熟的理性精神到来的长篇远征中，陈忠实也放开艺术视野，全力进行了艺术方法的变革性实验，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达成“艺术力和思想力的统一”。
胡风说：“对于对象的体现过程或克服过程，在作为主体的作家这一面同时也就是不断的自我扩张过程，不断的自我斗争过程。”[5](卷3P188)同样的思想，在陈忠实这里称之为“自我否定”，后来他找到了更恰当的一个表述，叫做“剥离”。陈忠实曾与路遥一样崇拜柳青，以《创业史》为创作楷模，他说：“除了《创业史》的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还有柳青独具个性的人格魅力之外，后来意识到这本书和这个作家对我的生活判断都发生过最生动的影响，甚至毫不夸张地说是至关重要的影响。”[8](P92)通过与柳青的影响关系，陈忠实也表达了自己对那个时代的政治理念和政策路线的无条件信奉和遵从。变化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是因为时代的剧烈变动而引发，“首先是我对此前的创作甚为不满意，这种自我否定的前提是我已经开始重新思索这块土地的昨天和今天，这种思索越深入，我便对以往的创作否定得愈彻底，而这种思索的结果便是一种强烈的实现新的创造理想和创造目的的形成。”[7](P17)当时，陈忠实被分派到农村督促和落实分田到户责任承包工作，他不无震惊地看到：“1982年春天我在渭河边倾心尽力所做的工作，正好和柳青五十年代初在终南山下滈河边上所做的工作构成了一个反动。完全是个反动。”[9]在农村集体所有制和集体化道路终被颠覆时，陈忠实意识到自己正遭遇到“必须回答却回答不了的一个重大现实生活命题。”陈忠实把由此引起的思想震荡和心路历程称之为“剥离”：“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不断发生的精神和心理的剥离，使我的创作发展到《白鹿原》的萌发和完成。这个时期的整个生活背景是‘思想解放’，在我是精神和心理剥离。”[8](P103)《创业史》曾经筑起少年陈忠实美丽的文学梦想，走上创作道路后，因小说被认为有“柳青味儿”而感到无比荣耀。而这时，《创业史》表现的合作化题材和当下现实发生了粉碎性碰撞，刺激陈忠实的同时也把他推到了新的转机面前。正是对合作化问题以及乡村社会变革的再思考，让陈忠实开始重新面对中国近现代半个世纪的历史生活内容，对即将进入自己小说的中国农民历史命运进行前所未有的深刻反思，陈忠实最终用《白鹿原》回答了那个萦绕于心的重大命题，完成了对中国半个世纪历史命运和文化精神的深刻反思。倘若没有这一艰难的自我否定、自我斗争过程，没有作家精神世界强大的“涌入”和“克服”力量，陈忠实期待已久的艺术创新和自我超越很难如期来临。正如胡风所言：“经过了这样的自我斗争，作家才能够在历史要求的真实性上得到自我扩张，这艺术创造的源泉。”[5](卷3P189)于是我们理解了胡风为什么如此强调“主观战斗精神”的作用，甚至将其当作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而极力彰显了。
陈忠实依然怀抱构筑艺术史诗的宏伟理想，依然秉持贴近历史真实、注重生命体验、传达人性关怀的现实主义精神，这些稳固的艺术基因证明了陈忠实依然是柳青的传人；另一方面，陈忠实更清醒地意识到：“一个在艺术上亦步亦趋地跟着别人走的人永远走不出自己的风姿，永远不能形成独立的艺术个性，永远走不出被崇拜者的巨大的阴影。”[7](P34)陈忠实痛下决心，自断与传统母体的“脐带”，让传统成为源头和背景，让自己成为独立的艺术生命个体，“什么时候彻底摆脱了柳青，属于我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创作才可能产生，决心进行彻底摆脱的实验就是《白鹿原》。”[7](P35)这种“摆脱”包括上述的与旧的思想禁锢“剥离”，“打开自己”，迎接世界观、历史观乃至人生观的全面更新；也包括解除原有艺术系统和创作模式的束缚，不再人为地固执地排拒异域现代主义文学观念和叙述方式，而是吸收和融合四面八方的和文学发展各阶段的成功经验，重新熔铸自己独一无二的文学个性；最后归结为陈忠实很钟情的那句话：“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这不仅指语言形式的必须摆脱旧套，必须建立自己的语言结构形式，更进一步说，“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背后潜藏着陈忠实小说思想的一场深刻革命，即从生活体验走入生命体验，以主观表现丰富和深化客观再现，动用创作主体作为中介的决定性作用，激活和更新了沉积在自己观念和经验中的现实主义，实现了他的对现实主义美学新领域的征服。
从陈忠实的创作实践中可以看出，“主观战斗精神”或“自我扩张”，之所以被胡风提到“艺术创造的源泉”的高度，正在于胡风揭示出生命灌注的文艺活动中“灵魂的真正秘密”，意识到作品的艺术生命力相当程度上来自于作家对现实人生的“把捉力、拥抱力和突击力”。而经由此番主体的把捉、拥抱和突击性的艺术创造，文学作品在反映现实的同时，也包含有“非现实的一面”[5](卷2P633)，胡风的现实主义言论因此显得“出位”而备受争议，却恰恰被文学实践反复证明是最符合艺术内在规律的理论创造。
新时期陕西文学的“三驾马车”中，贾平凹身上的传统本土特征同样明显甚至典型，比如“农裔城籍”的作家身份，以土地为创作母体的文学信念，贴近现实把握时代脉搏的能力以及质朴醇厚的艺术个性等。另一方面，贾平凹又是陕西作家群落里面最另类的一个，也是创作最为变化多端的一个。在三十多年不间断的创作过程中，他一直以文学介入现实人生，承担着这一代作家的历史使命，但又比同时代作家更早地更自觉地意识到主观世界在艺术创造中的特殊作用。曾有敏锐的评论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就发现了贾平凹内倾型的艺术特质，谓之为“一个有‘自己’声音的青年作者”[10]，否定性的证明是，当年没有从陈旧文学观念中解放出来的评论界，曾尖锐地批评过贾平凹的非现实主义倾向。事实是，即便是相对偏重于表现外部世界的作品，如被称誉为转向现实主义道路的《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等优秀中短篇小说，以及后来的长篇小说《浮躁》，贾平凹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变动迹象，也一定通过作家自己的心灵响应而折射出来，因而依然具有与众不同的个人艺术气象。学者王富仁也早已注意到，贾平凹“是一个会以心灵感受人生的人，他常常能够感受到人们尚感受不清或根本感受不到的东西。”[11](P262)这其实说的是艺术创造中的直觉现象，贾平凹能够凭借直觉感受生活进入创作，所谓“天才型”作家也是就此而言。贾平凹得以三十多年驰骋文坛，不断有新的突破和超越，很大程度上依靠了自己强大的“内宇宙”。
虽然贾平凹的创作一直被归类和命名，比如被要求的现实主义，比如被纳入“寻根文学”和“改革文学”的浪潮，但就贾平凹自身来讲，却一直努力着要挣脱潮流，艰苦地找寻和建造着自己的文学世界。1986年完成《浮躁》后贾平凹说：“我朦朦胧胧而渐渐清晰地悟到这一部作品将是我三十四岁之前的最大一部也是最后一部作品了，我再也不可能还要以这种框架来构写我的作品了。换句话说，这种流行的似乎严格的写实方法对我来讲将有些不那么适宜，甚至大有了那么一种束缚。”“我真有一种预感，自信我下一部作品可能会写好，可能全然不再是这部作品的模样。”[12]贾平凹《浮躁》以后有一系列被解读为中国式魔幻小说和当代志怪小说的作品面世，留下强烈摆脱正统现实主义的明显印记，这段时间贾平凹说过一句感悟颇深的话：“我现在才刚刚会写小说了。”[13](P68)经过此番酝酿和探索，贾平凹就此告别了过去，进入人生最重要的一次创作转型，迎来90年代以来真正属于贾平凹自己的文学时代，当代文学也因此有了《废都》《秦腔》《古炉》等一系列长篇艺术作品，也因此有了“贾平凹现象”这道夺目的文学景观。
80年代初期贾平凹首次面对批评时，就宣告了自己的美学目标是：“以中国传统的美的表现方法，真实地表达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②可以看出贾平凹在“写什么”和“怎样写”问题上，很早就有了自己独立的思考。在“写什么”的层面上，他更重视抒写心灵和情绪，敏感于社会变动中人的精神征象；相应地，在“怎样写”的层面上，则倾向于写意而非写实，追求传统的“意象美”。质言之，贾平凹向来和坚持至今的艺术探索，都是朝着主体精神表现的方向发展。倘若用胡风的文艺理论衡量，贾平凹的创作不但具有“情绪的饱满”，以及对现实之外的“非现实的一面”的敏悟，而且越出了局部的艺术变形，走向对客观对象的整体性象征性呈现。比较来看，贾平凹既不像路遥一样在传统现实主义格局中以主体的情感精神力量谋求突破，也不似陈忠实熔铸西方现代小说的艺术经验于对民族秘史的重新把握中，获取对中国历史文化更深刻的反思。路遥和陈忠实是在中国现代小说传统的土壤里生长出的现实主义新果实，而贾平凹的审美理想原本就与中国现代小说传统游离着，后来彻底甩开了长篇小说宏观模拟现实人生、建构宏大叙事的固有模式，全力实践他心目中的小说理想：“艺术家最高的目标在于表现他对人间宇宙的感应，发掘最动人的情趣，在存在之上建构他的意象世界。”[12]所以，贾平凹创作中的“主观战斗精神”，是经由中国古典意象美学的途径而灌注于作品之中的，这同样是一种个性化的适应与选择，与作家主体的内倾型精神气质不无关系。我们说，胡风现实主义的核心是主体性，而且是偏重个体的主体，是基于个体感性生命的主体，这一思想特征与贾平凹的艺术追求极其契合，或者从根本上说，胡风的重主体、重感悟的现实主义理论内核，也莫不与传统文论重神韵、重意境的思想息息相通。因此，无论从传统艺术精神的源流关系，还是对文学创作成功奥秘的探寻，都可见胡风文艺思想的普适性价值和实践性意义。
费秉勋教授很早就揭示出：“贾平凹接续了历史性断线的中国表现性体系小说的创作，并把对西方现代派艺术的吸收，与之冶为一炉。”[14]贾平凹自己也不止一次说“严格的写实方法”不适合他，也有研究者认为贾平凹最有特点的最成功的创作，“都是非现实主义的作品”[15](P51)。于是，在贾平凹的创作与现实主义之间，也出现了类似胡风理论所遇到的“是”与“非”的归属性讨论。其实，如同我们始终能够在开放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中讨论胡风的文艺思想一样，贾平凹的创作道路和文学个性依然可以在现实主义艺术机制中得到更有效的阐释。因为贾平凹始终紧贴着现实生活而写作，始终葆有切近的人生关怀意识，以及更贴近生活本然状态的原生态叙事，这些艺术元素依然命中着现实主义质的规定性。贾平凹曾自述道：“我的小说越来越无法用几句话回答到底写的是什么，我的初衷是要求我尽量原生态地写出生活的流动，越实越好，但整体上却极力去张扬我的意象。我相信小说不是故事也不是纯形式的文字游戏。我的不足是我的灵魂能量还不大，感知世界的气度还不够，形而上与形而下结合部的工作还没有做好。”[16]对此，我们一方面可以理解为，贾平凹90年代以来尝试创作“由琐细写实到意态生成”的系列小说文本，致力于中国小说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重构的艺术实践；另一方面的意义还在于，贾平凹是以古代小说的远传统为取径，来突围被左翼政治观念严重固化的现实主义近传统，亦即束缚了他的“严格的写实方法”。贾平凹依靠自己“灵魂的能量”和“感知的气度”，激活了现实主义文学创造的多种可能性，建构出了属于民族的也属于作家自己的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正如西方学者早就识见到的，说贾平凹的小说“是中国真正的写实、中国真正的现实主义。”[13](P65)
胡风说：“我所提出的‘主观战斗精神’是指作家在社会生活中、在创作过程中应有的爱爱仇仇的感情。”[5](卷7P218)就创作过程来说，胡风认为：“客观事物只有通过主观精神的燃烧才能够使杂质成灰，使精英更亮，而凝成浑然的艺术生命。”[5](卷3P79)这些精彩论述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主观战斗精神”虽然被胡风强调为现实主义的分歧点，实质而言，也是一切艺术创造的分歧点，与其说因为胡风的创见更有力地坚持乃至独尊了现实主义，不如说他在现实主义的理论平台上，阐发出了更具普遍意义的艺术创造规律。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发挥他们各自的“主观战斗精神”，营构出各呈异彩的现实主义审美形态，既显示出现实主义葆有的强大艺术生命力，也再次印证了胡风文学理论的经典价值及其实践指导意义。
收稿日期：2013-09-16
注释：
①参看王富仁：《胡风的深刻性和独创性》，《文学评论》1988年第5期；陈思和：《胡风对现实主义理论建设的贡献》，《海南师院学报》1997年第2期。
②参见《平凹文论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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