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文化差异、自控力差异与贸易非均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差异论文,差异论文,贸易论文,自控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全球贸易非均衡的现象也变得日益突出。所谓贸易非均衡，指的是一个国家的贸易差额不等于零，而严重的贸易非均衡是指一个国家的贸易差额占其贸易总额的比重很大。以2013年世界发展银行（WDI）统计的货物贸易为例，中国货物贸易顺差为3518亿美元，占其货物贸易总值的8.9%；韩国货物贸易顺差为806亿美元，占其货物贸易总值的8.7%；而美国货物贸易逆差为7016亿美元，占其货物贸易总值的18%；英国货物贸易逆差为1687亿美元，占其货物贸易总值的15%。数据还显示，以中国、韩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长期存在较大的贸易顺差，而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长期存在较大的贸易逆差。严重的贸易非均衡会引起国家间频繁的贸易摩擦，提高各国实施各种关税、非关税壁垒以及汇率操纵等贸易保护措施的可能性，从而不利于全球贸易的自由和快速发展。为此，我们亟须了解贸易非均衡产生的原因以及应对策略。 本文重点关注的是为什么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表现出不同的贸易非均衡特征，即东方国家通常表现出贸易顺差，而西方国家则是长期贸易逆差？针对这一现象，现有文献已经从贸易政策、消费行为、储蓄结构和贸易结构等角度进行了不同的解释。其中，消费行为的差异被认为是产生东西方国家贸易非均衡状态的重要原因，即东方国家居民消费不足，从而进口需求相对较少，而西方国家居民消费过度，从而进口需求相对较多。那么，东西方国家的消费者行为为何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呢？ 经典的消费者行为理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解释：首先是收入理论。凯恩斯1936年提出的绝对收入假说理论认为，个人的消费水平取决于绝对收入水平，当期消费与当期收入之间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并且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利率作为储蓄的补偿，与消费成反比。而杜森贝里1949年提出的相对收入假说理论则认为，人们的消费行为是相互影响，主要内容包括“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其次是生命周期假说。该假说由莫迪利安尼、布伦博格和安多共同提出。他们认为，个人当期消费和储蓄额主要取决于个人期初资产、当期收入、预期收入以及年龄，理性的消费者会根据一生预期总收入来安排各期消费和储蓄。第三是预防性储蓄理论。其主要观点是，未来不确定性的存在可以强化消费者的预防性动机，从而推迟消费，增加储蓄（Leland，1968[1]）。最后是流动性约束假说，提出消费者储蓄的动机是防止流动性约束。尽管这些经典的消费者行为理论为人们理解消费者行为的差异提供了有益的指导，但它们很难解释为什么东西方国家居民之间在消费行为上存在很大差异。我们需要寻找东西方居民之间存在的具体差异。 叶德珠等（2012）[2]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东方国家的居民长期受儒家思想影响，性格内敛，自我控制能力较强，消费相对不足，而西方国家的居民性格外向，自控能力较弱，消费相对过度。笔者通过分析历史数据也发现，消费不足，进口需求相对较少的国家主要集中在处于儒家思想圈的东方国家，而消费过度，进口需求相对较多的国家主要是崇尚消费的西方国家。由此推断，国家消费文化差异可能会导致其居民消费行为的差异（Harbaugh，2003[3]）。 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设想：东西方国家消费文化的差异和其居民消费自控能力的差异会通过消费渠道，进而影响进口需求，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际贸易的非均衡状态。由于技术上的困难，人们在研究消费文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时通常缺乏理论模型的指引，以致出现不稳定的实证研究结果。为此，笔者以Feenstra（2002）[4]、余淼杰（2008）[5]的建模思想为基础，利用全球33个国家和地区在1998-2007年期间的面板数据，通过建构具有国家消费文化差异和居民消费自控能力差异的引力理论模型，来估算这两个核心变量对两国贸易流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消费文化和自控能力的差异会通过消费渠道影响进口需求，并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际贸易的非均衡状态。因此，笔者认为国家间在处理贸易非均衡问题时，应该充分考虑到文化差异和居民自控能力差异对贸易政策效果的扭曲抵消作用。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在理论方面，根据已有文献和数据分析结果，笔者提出了国家消费文化的差异和其居民消费自控能力的差异会通过消费渠道，影响进口需求，从而导致国际贸易非均衡状态的形成机制。第二，在实证方面，笔者通过建构包含国家消费文化和居民消费自控能力的引力模型，解决了量化研究消费文化差异对贸易流量影响的难题。第三，在实践方面，笔者根据分析结果，分别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提出具有可行性的政策建议。 本文其余部分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分析东西方国家消费文化差异及其居民消费自我控制能力差异产生的根源，并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建立了包含国家消费文化和居民消费自控能力的贸易引力模型；第三部分估算建立的贸易引力模型；第四部分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验证第二部分提出的研究假设；第五部分介绍回归模型的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是结论以及根据回归的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框架和研究假设 （一）东西方国家消费文化的差异 众所周知，东西方国家消费文化观念之间存在重大的差异。东方国家居民的消费文化观念通常表现为节俭消费和“量入为出”的谨慎消费。西方国家居民的消费文化观念则通常重视现实的消费，及时享乐，再加上金融市场信贷的便利性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超前负债消费更成为正常的现象。 东西方国家消费文化观念差异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东方国家节俭消费文化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固然与其传统社会中农业经济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生产力水平低下有关，但与儒家节俭持家的思想影响也密不可分。儒家思想崇尚节俭，杜绝奢侈，孔子在《论语·述而》中指出“奢则不逊”。节俭不仅是一种提倡的生活消费规范，还是为人处世的道德规范。奢侈既被认为是消费生活中的缺点，又受到道德规范的谴责。在儒家思想的长期影响下，东方国家的大部分居民至今仍然奉行节俭持家的准则，在消费方面比较慎重，重视积蓄以防患未然，因此呈现出谨慎消费，超前消费并不盛行的现象。而西方国家居民的消费文化观念则与东方国家有很大的区别，纵观西方国家的消费发展历史，虽然由于生产力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在中世纪到19世纪初曾出现“宗教禁欲”和“理性禁欲”，提倡节俭杜绝奢侈的阶段，但激进、开放的消费文化观念占主导地位。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西方国家开始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也即从传统的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向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转变，导致目前消费主义思想在西方国家盛行，主流观点认为消费不但是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再生产必不可少的环节，可以促进经济的繁荣发展。近年来，金融信贷市场的迅猛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日益完善，更是加快了西方国家居民超前消费、负债消费的步伐，寅吃卯粮的消费模式成为西方社会的普遍现象。综合考虑国家消费文化会影响消费，进而影响进口需求这一传导渠道，我们提出研究假设H1。 H1：受儒家消费文化影响的国家，由于节俭消费，储蓄较多，从而对进口消费需求产生负效应。 （二）东西方国家居民消费自我控制能力的差异 对于普通居民而言，个人的自我控制能力也会对消费产生重大的影响。从直观上讲，一人的自我控制能力越强，受一时冲动的非理性消费概率就越小，通常表现为理性的消费者，反之亦然。在本文中，我们将采用性生活指数来衡量消费者的自我控制能力，这在目前的文献中，得到了大量的经验支持。Gailliot和Baumeister（2007）[6]研究发现，自我控制能力弱的人群的性生活频率明显高于自我控制能力强的人群，而在消费、理财等方面表现出较强的自我控制力的人，能够较好地控制其性行为。Toates（2009）[7]的研究证实了自我控制能力弱的人群初次发生性行为的年龄要低于自我控制能力强的人群。 东方国家的居民性格通常内敛、含蓄，具有较强的自我控制能力，这也使得其消费观念趋于保守。他们在消费时首先考虑商品的实用性，然后有计划地购买，通常不会由于一时冲动消费大量华而不实、计划外的商品。面对一些新产品，消费者也趋于保守，不愿承担风险，等待多数人消费后才进入，通常不会积极尝试。而西方国家居民的性格通常比东方国家居民的性格开放、外向，自我控制能力也相对较弱，这使得其消费观念趋于开放。西方国家居民通常崇尚开拓式的消费观念，讲究消费效用，积极尝试新的消费方式、追逐新的消费品，还可能会由于一时冲动，过度透支超前消费。综合考虑居民自我控制能力会影响消费，进而影响进口需求这一传导渠道，我们提出研究假设H2。 H2：居民的自我控制能力越强，由于谨慎消费，储蓄较多，从而对进口消费需求产生负效应。 （三）建立包含国家消费文化和居民消费自我控制能力的贸易引力模型
其中，
表示j国所消费的由i国生产的商品z，替代弹性为σ大于1。 为了简化研究，我们采用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3）[8]的方法对式（1）进行简化，即假设所有j国从i国进口的产品价格均相等，
，则对于j国的消费者而言，各种产品的消费量相等，
。效用函数（1）可简化表示为：
j国消费者的预算约束为
为j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为使j国的消费者效用达到最大化，在不超出预算约束的情况下，通过求解最优化问题，可得出产品
的需求函数：
其中定义总价格指数
根据进口值的定义以及前边各种产品价格相等的假设，可推出j国从i国进口的数值为：
在垄断竞争的情况下，当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企业可实现利润最大化。当
数值很大时，需求弹性近似等于替代弹性，假设工人工资为得出均衡条件：
从式（9）可见，一国的货物贸易进口值取决于两个贸易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出口企业的产出水平，产品价格指数以及“冰山成本”。 三、研究设计和数据来源 （一）样本与关键指标的选取 鉴于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研究的样本时间跨度为1998-2007年，涵盖33个国家和地区①。其中，国家消费文化差异和居民自控能力差异是本文研究的核心变量。对于消费文化差异的衡量，基于前边的理论分析，我们将儒家虚拟变量（RJ）作为东西方消费文化差异的替代变量，即当一国为儒家国家时RJ=1，否则RJ=0。借鉴叶德珠等（2012）[2]研究整理的数据，儒家国家包括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而对于居民自控能力差异的衡量，我们将一国居民一年之中的平均性生活频率（SF）和一国居民最早开始性生活的平均年龄（SY）作为居民自控能力差异的替代变量，SF越大表明该国居民的自控能力越弱，而SY越大则表明该国居民的自控能力越强。以上两个关于性生活指数的数据来源于Durex全球性调查报告。 （二）模型的建立和数据来源 对式（9）两边取自然对数得到：
根据前述冰山成本的定义和传统引力模型的变量（Rose，2004[11]），可以得到：
由于无法测量
，从而导致进口国综合价格指数也无法观测。Feenstra（2002）[4]利用固定效应来处理进口国综合价格指数。把代表性企业的均衡产出水平、总价格指数、各种未列出的边界效应放入误差项
，
方程式（13）的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数据来源呈现于表1。 四、实证结果和分析 表2第（5）列使用混合普通最小二乘法（Pool OLS），给出了回归方程式（13）的估计结果，而表2的前面（1）～（4）列显示的是我们对不同系数施加零值约束时的估计结果，用作对比分析。
为了验证假设1，我们分析儒家虚拟变量（RJ）。由表2第（5）列的结果可见，RJ的系数估计值为-0.387，t值为-13.25，在1%的水平上显著异于零。这意味着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儒家国家的进口消费需求比非儒家国家低38.7%。回归的数据结果表明受儒家消费文化影响的东方国家的进口需求显著低于西方国家，结合前边的理论分析，假设1得到实证上的支持。
为了验证假设2，我们分析平均性生活频率对数（
）。从表2第（5）列的结果可见，
系数估计值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了居民自我控制力越弱，进口消费需求越大。作为稳健性检验，我们还将初次性生活的年龄对数（
）作为自我控制力的替代指标，回归结果见表2第（4）列，
系数估计值为负，且在5%水平上显著异于零，这说明居民自我控制力越强，进口消费需求越小，结合前边的理论分析，假设2得到实证上的支持。 通过将表2第（5）列与表2中的（1）～（4）列进行对比分析，我们发现相同变量系数估计值的符号没有发生改变，这意味着建模的回归结果得到比较统一的经济学解释。在表2第（6）列和表2第（7）列中，我们又进一步分别进行了固定效应估算和随机效应估算。从回归结果来看，由于在固定效应回归过程中，不随时间t改变的变量将会被去除，这使固定效应估算和随机效应估算中的变量数目不一致，从而导致各变量的回归系数值大小有所区别。但两个核心变量即儒家虚拟变量（RJ）和平均性生活频率对数（
）系数的符号都与前边研究得到的回归结果相一致，且分别在1%和5%水平上显著异于零，这也证明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五、稳健性检验 综上所述，本文已从消费需求的角度验证了假设1和假设2。为了使假设得到更稳健的验证，以下部分我们将尝试从储蓄方面入手，探索东西方国家消费文化的差异及其居民消费自控能力的差异是否会对一国的储蓄产生影响，从储蓄方面论证假设1和假设2。 国民生产总值由消费和储蓄两部分组成，此消彼长。东方国家居民长期受儒家思想影响，“常需盈余，以备不虞”，注重储蓄，备不时之需，且东方国家居民的自控能力较强，能较理性的消费，储蓄较多。相反，西方国家居民比较重视现期的消费，居民自控能力较弱，超前消费、负债消费非常盛行，储蓄较少。据此，我们结合前人文献提及影响居民储蓄的变量，建立以下模型重点研究儒家虚拟变量（RJ）和平均性生活频率（SF）对一国居民储蓄率的影响。
表4第（5）列使用混合普通最小二乘法（Pool OLS），给出了回归方程式（14）的估计结果，而表4的前面（1）～（4）列显示的是我们对不同系数施加零值约束时的估计结果，用作对比分析。
通过将表4第（5）列与表4中的（1）～（4）列进行对比分析，我们发现相同变量系数估计值的符号没有发生改变，这意味着建模的回归结果得到比较统一的经济学解释。在表4第（6）列和表4第（7）列中，我们又进一步分别进行了固定效应估算和随机效应估算。由于在固定效应回归过程中，不随时间t改变的变量将会被去除，这使固定效应估算和随机效应估算中的变量数目不一致，从而导致各变量的回归系数值大小有所区别。但两个核心变量即儒家虚拟变量（RJ）和平均性生活频率对数（
）系数的符号都与前边研究得到的回归结果相一致，且分别在5%和1%水平上显著异于零，这也证明了模型的稳健性。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国际贸易的非均衡状况作为国家间产生贸易摩擦的根源之一，一直以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鉴于导致国际贸易非均衡的因素众多，学者们也从多方面做出研究解释。本文的重要创新之处在于从现实世界中东西方国家居民消费行为的差异入手，结合消费的经济理论，提出东西方国家消费文化的差异及其居民消费自控能力的差异会通过消费这一渠道，进而影响进口需求，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际贸易的非均衡状态的形成机制。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我们构建具有国家文化差异和居民消费自控能力差异的引力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回归结果表明处于儒家文化圈的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相比，由于节俭的消费习惯与较强的自控能力，进口消费需求在统计上显著较少，这可能是东西方国家产生贸易非均衡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使结论得到更稳健的支持，本文还以总储蓄率为被解释变量建立模型，从储蓄方面验证了前边的假设，也同时证实了模型的稳健性。为了缓解全球贸易的非均衡状态带来的不利影响，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我们分别从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政治方面。国家间在处理贸易非均衡问题时，应该充分考虑到文化差异和居民自控能力差异对贸易政策效果的扭曲抵消作用，在制定贸易政策和评估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时候要进行科学的调整，尽量避免采取过度的显性和隐性的贸易壁垒进行相互制裁，减少贸易摩擦，妥善处理贸易争端。 第二，经济方面。目前部分儒家国家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面临着巨大挑战，这些国家可以从纠正其国民过于保守的消费观念入手，进行扩大内需消费的政策设计，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12]，解除居民的“后顾之忧”，抵消部分过度储蓄意愿，同时还通过完善发挥金融市场融资信贷功能，缓解居民消费的流动性约束，弱化居民的过度自我控制消费倾向，进而提高内需，减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对出口的过度依赖，既能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又减少因大量顺差带来的贸易摩擦。 对于欧美国家而言，需要警惕过度的财政膨胀和过度宽松的信贷可能带来的贸易逆差加剧和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欧美国家发达的金融体系和养老医疗保障体系，为其居民大胆的超前消费提供了后盾，欧美国家政府为了维持居民的消费福利，可能会采取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而疏于对金融体系风险的防范，这会加剧全球贸易向非均衡方向发展，甚至可能带来全球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因此，欧美国家在享受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在经济政策制定方面应支持适度理性的消费观念，维护全球经济系统稳定的发展。 第三，文化方面。对于儒家国家而言，一方面直接从文化角度切入，通过文化宣传纠正儒家文化对居民消费的过度抑制，弱化居民过度的自我控制消费倾向，推行开放的理性消费观念。另一方面，针对年轻人的超前消费行为要进行适当引导，避免消费文化从儒家文化下的过于保守直接走向欧美国家的极端享乐消费主义，对传统文化带来不良冲击，也可能影响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 对于欧美国家而言，目前居民中盛行的激进超前消费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上世纪经济大危机之后，扩张经济政策的持续推行以及对“消费即是爱国”消费观念的长期宣传。西方国家居民应该对过于激进的超前消费观念进行深刻反思，避免过度的超前消费，缓解持续过量的贸易逆差。 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①这33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是：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智利、中国内地、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中国香港、冰岛、印度、印尼、爱尔兰、意大利、荷兰、新西兰、挪威、日本、波兰、葡萄牙、新加坡、南非、马来西亚、西班牙、瑞典、瑞士、泰国、土耳其、英国、美国、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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