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美学视阈中的“汉特医师”们——重读《资本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资本论论文,美学论文,医师论文,视阈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J01；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8）04-0095-13
一、马克思美学视阈与《资本论》“工业病理学”
每一个稍微认真阅读《资本论》① 的人都可能注意到其中叙述方法的特点。最显而易见的是引用了大量出自英国“公共卫生”医师们关于社会疾病的调查报告，这些引用资料以正文与脚注形式分布于各章各节，其数量甚至远远超过被引用的经济学著作的总和。作为一部研究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论著，以现在“学科专业”观点看实属罕见。
疾病是社会症状的隐喻②，因而《资本论》这一叙述特点提示了其问题视阈的独特性。马克思的自觉表述之一是：
大工业时期使工人患病的病例大大增加。某种智力上和身体上的畸形化，甚至同整个社会的分工也是分不开的。……因为它以自己特有的分工才从生命的根源上侵袭着个人。所以工场手工业时期也首先给工业病理学提供了材料和刺激力。（第402页）
马克思所理解的“工业病理学”，是指特定的生产关系与某种疾病现象之关系。我们从马克思美学的角度看，这个视阈首先基于他的审美情愫与社会理想③。马克思早期美学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频繁出现对“生产关系”与工业疾病之相关性的思考：
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
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
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
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
劳动者丧失了“有音乐感的耳朵”和“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
劳动者沦落为“精神上和肉体上畸形的人”。④
马克思显然是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了他前所未见的现象，体验到某种被后来本雅明称之为“震颤”的感觉⑤，才写出上述表现美丑对比鲜明的句子。当时的青年马克思刚从故乡德国偏僻小城特利尔市进入欧洲大都市巴黎，他还是一个多少浪漫地崇尚人道与艺术美的理想主义者。因此他近乎直觉地以人道与美学的观点对“身心畸形的人”作出评断：“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⑥ 因此，当马克思进入当时被称为“国民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时，首先敏感并大为惊讶的是，这个领域居然无视“畸形的人”。他写道：“不言而喻，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当作像马一样的对象来考察，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却把这种考察交给刑事司法、医师、宗教、统计表和乞丐管理人去做。”⑦ 这个批评意味着，后来《资本论》关注劳动者疾病问题的独特视角，并非出于纯粹“理论创新”意图。
早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思考并没有集中于“资本”奥秘，而主要围绕“畸形的人”讨论人道与劳动、美与劳动的关系。关于前者，马克思作出了异化劳动的病灶在于特定“生产关系”的诊断⑧；关于后者，马克思提出了其美学观的核心理念——在劳动中，“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构造”。这个美学理念的新义首先是，不仅把劳动纳入美学视阈，而且将之确定为核心论题⑨；这个美学理念的新义之二是，人类劳动理应区别于动物劳动，不仅是肉体谋生或增加财富的手段，更是发展身心使之完美的方式⑩；这个美学理念的新义之三是，它把由异化劳动导致的“身心畸形”现象作为美学思考的当务之急。无论对马克思这个美学理念如何评价，它预设了后来《资本论》关注“畸形的人”问题的研究思路，提示了马克思美学理念与《资本论》视阈的逻辑联系，这一点则是清晰可见的了。
《资本论》指出，“纯粹”的美学想象已经远远落后于现实图景。例如伦敦印刷业和裁缝业工场的状况“超过了我们小说家的最可怕幻想”（第509页）。又如火柴制造业的童工生活，“如果但丁还在，他一定会发现，他所想象的最残酷地狱也赶不上这种制造业情景”（第275页）。早先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期望出现一种新型社会，在那里，“由于劳动而变得坚实的形象向我们放射出人类崇高精神之光”(11)。如果说这个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美学理想与《资本论》大量引用描述的“身心畸形”现象形成鲜明反差，那么这种反差说明的只能是，马克思的美学思考由浪漫理想而进入现实视阈。
因此，《资本论》首先是一部马克思追求其独特美学理想的著作，“畸形的人”则是其中首先关注、集中关注的问题。
二、“汉特医师的划时代报告”
“汉特医师”是《资本论》引用文献中最频繁涉及的人物。整部《资本论》至少有四十多段材料出自汉特医师的调查报告。这个频率甚至超过了对亚当·斯密与大卫·李嘉图两位最著名经济学家的著作的引用（前者计40次，后者35次）(12)。《资本论》引用涉及的著者多达近300位(13)，而未有个人专著、仅写过《公共卫生调查报告》的汉特医师，较之于《资本论》所有提到的著作家们，都是被引用次数最多者。
“汉特医师”也是《资本论》引用文献篇幅最长的作者。整部《资本论》所引四十多段他的调查报告的片段，大多是数百字，最多的一次引用近4000字（第752-758页）。仅此一次就超过引用亚当·斯密文字数的总和。后者被《资本论》引用长则一百余字，短则一句乃至一词(14)。
“汉特医师”又是《资本论》引涉文献中被马克思评价最高的人物：
人们在《公共卫生》第7号和第8号报告中，可以看到朱利安·汉特医师完成的这一出色工作。（第722页）
“出色工作”是《资本论》中对其引涉总数三十余名医师报告材料中的最高评价。（详后）马克思对另一位也被他多次引用的怀特医师的评语是“合格医师”，后者在《资本论》中是调查童工劳动的主要人物(15)。但是马克思对汉特医师更有如下评赞：
汉特医师在他的关于农业工人的居住状况的划时代的报告中说……（第744页）
这里“划时代报告”是《资本论》对所有被引用文献的最高赞词。马克思的评赞显然并非是就医学领域而言。他指出，“人们把亚当·斯密看作工场手工业时期集大成的经济学家”（第386页）(16)，在马克思心目中，汉特医师虽然并非经济学家，但是相对于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经济学家而言，其调查报告却具有“划时代”意义。
“汉特医师”在后人关于政治经济学发展史的叙事中未被列入史册。《资本论》中译本“人名索引”对他的介绍仅仅是：“Hunter,Henry Julian英国医师，写有一些关于工人生活贫困状况的报告。”（第888页）这个介绍甚至没有说明其生卒年，而《资本论》其他“人名索引”条目大都写明生卒之年。迄今为止，人们公认《资本论》具有“划时代”意义，一般也并未重视马克思本人对汉特医师调查报告的“划时代”评赞。然而马克思对他的大量引用和突出评赞表明，没有他的“划时代报告”，《资本论》至少在其分析论证所据关键性资料方面会大为逊色。汉特医师的调查报告为什么会受到马克思如此频繁地引用和高度评价？我们从《资本论》引述的相关材料或可推测原因之一二。
首先，汉特医师调查报告集中揭露的是英国城市工人与农业工人普遍的赤贫生活，以及由此引起的不断蔓延的“身心畸形”，而这正是马克思美学的关注焦点。例如关于“城市工人”状况的引用有：
即使把伦敦和新堡许多地区的生活说成是地狱，也不算过分。（第723页）
……很多人没有床，穿着衣服睡在光秃秃的地上；青年男女，已婚的和未婚的，都睡在一起。这些房子大都是些阴暗、潮湿、污秽、发臭的洞穴，根本不适合人住，这还用得说吗？这里是散布疾病和死亡的中心。连那些听任这种毒疮在我们中间溃烂的、境况良好的人也身受其害。（第728页）
其中不仅报告了“疾病”、“毒疮”、“死亡”等现状，而且以“发臭的洞穴”、“地狱”形容之。
其次，汉特医师的调查报告由此触及造成疾病现象的社会原因。例如《公共卫生》主编西蒙医官概括的结论是：
汉特医师报告的每一项都证明，我国农业工人的住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很坏。这种情况也许比几世纪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糟。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这种祸害更迅速滋长了。这种状况真是太可怕了。……虽然他们原来的任务只限于保健工作，但是他们几乎总是不得不注意到问题的其他方面。（第751页）
这里所谓“问题的其他方面”正是马克思力图追究分析的对象。汉特医师常常已经触及症结的所在。例如伦敦城市贫民生活恶化与地价上涨相关，后者则是因为“每个买地的人都抱着投机的目的”（第724页）。马克思在分析英国农业工人之所以陷于赤贫境地的原因时，也是摘引汉特医师的分析为佐证：
农仆的生活费用固定在只够他活命的最低的数额上，他的工资和住房同从他身上榨取的利润相比，几乎不值一提。他在租地农场主的算盘上是个零。……他的生存资料永远被看作是一个固定的量。……他除了生存所绝对必需的东西外，一无所有。由它去吧，幸福与不幸反正同他无关。（第744页）
显然，汉特医师所报告的严峻状况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村的推进而出现的；他对这些现象的描述与分析也揭示了造成严峻状况的症结所在。这个症结是：资本的本能冲动是赢利赚钱唯利是图，而完全不考虑劳动者“幸福与不幸”。这一结论在后人看来也许不过是政治经济学常识，但在当时却无疑堪称目光锐利的“新观察”。
汉特医师这种新观察蕴涵着对劳动者的关怀与同情，这一倾向无疑也引起马克思的共鸣。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关怀正是当时“国民经济学”所缺乏或忽略的：“国民经济学抽象地把劳动看作物，劳动是商品”(17)。如果将亚当·斯密《国富论》与马克思《资本论》比照阅读，可以发现两者间明显不同之一是：前者关心的是如何积聚财富（《国富论》全称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后者则关注财富增长与劳动者不幸增长之间的矛盾。从《国富论》中很难读到关于劳动者在财富增长过程中陷入贫穷与疾病的描述，而《资本论》中这类描述却是随处可见，篇幅长大。正是这种关注问题的不同，汉特医师旨在促进“公共卫生”的调查报告才会如此频繁地进入马克思的视阈。
亚当·斯密是“工场手工业时期集大成的经济学家”，《资本论》则是写于机器生产时代。如果说在亚当·斯密的时代，财富与“畸形的人”之间的同步增长尚没有发展到被后来汉特医师形容为“地狱”的程度，因而其专注财富增长的思路有其时代背景，那么在亚当·斯密与汉特医师及马克思之间，客观上确实是发生了“划时代”变化(18)。如果说马克思不借助于汉特医师的调查报告，就难以真切了解财富增长与“畸形的人”之间矛盾的具体景象，从而难以诊断“工业病理学”的病症所在，那么汉特医师的调查对于《资本论》的分析论证就是至关重要。马克思高度评赞“汉特医师的划时代报告”显然不是夸张之辞。
三、“汉特医师”与《资本论》医师群
《资本论》大量引用的不仅有汉特医师的调查报告，而且包括众多医师的调查报告。马克思对汉特医师的高度评赞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对众多医师参与的《公共卫生报告》的整体评价；而在《资本论》频繁引用的其他各类调查报告中，该报告也是被马克思评价最高的：
关于被官方政治经济学所隐瞒的这些事实，可以在工厂视察员和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特别是在《公共卫生报告》中，找到丰富的材料。（第434页）
因此可以说，汉特医师代表了一个参与公共卫生调查的医师群。《资本论》中直接提到的该群体医师姓名有30位以上；对其中每一位医师调查报告的引用，少则一、二段，多则十几段甚至几十段。限于篇幅，这里我们仅列其姓名——
朱利安·汉特医师（公共卫生调查员）、约翰·西蒙医师（枢密院医官、《公共卫生》报告主编）、冯·怀特医师（童工调查委员）、爱德华·斯密斯医师（济贫委员会委员）、斯蒂文斯医师（公共卫生调查委员）、爱德华·赫德勒姆·格林豪医师（内科医师，公共卫生调查委员）、约·特·阿尔莱兹医师（公共卫生调查委员，主任医师）、布斯罗伊德医师（亨莱医院）、麦克贝恩医师（陶工业医师）、查理·帕森斯医师（外科医师）、查理·贝尔医师（公共卫生调查员，贫民诊所医师）、恩布尔顿医师（新堡热病医院）、圣马丁的医官、基斯医师、亨利·里特比医师（卫生局医师和化学家）、本杰明·理查逊医师（伦敦医院主任医师）、威·斯特兰吉医师（伍斯特总医院主任医师）、阿瑟·希尔·哈塞耳医师、特鲁满医师（诺定昂贫民诊所医师）、爱德华·巴拉德（伦敦卫生视察员）、奥德医师（白金汉郡医院）、哈维医师（圣乔治医院）、罗伯特·贝克医师（工厂视察员）、李医师（曼彻斯特保健医官）、约翰·理查·法尔（伦敦著名内科医师）、安多尼·卡莱尔（伦敦著名外科医师）、本杰明·布罗迪（伦敦著名外科医师）、查理·贝尔（生理学家和外科医师）、加思里·乔治·詹姆斯（伦敦著名外科医师）、卫生警察委员会主席（塞文诺克斯教区）、凯尔桑等医师（塞文诺克斯教区）。(19)
以上计31位医师中，既有外科与内科等实际行医的医师，也有从事医学研究的学者；既有在“贫民诊所”行医的普通医师，也有“伦敦最著名”的医师；既有各郡各市的基层医师，也有担任“保健医官”、“公共卫生调查员”、“枢密院医官”、“卫生警察委员会主席”之类职务的“官方医师”(20)。可以说，《资本论》引涉材料在某种程度上呈示了当时遍布于英国各地各部门的一个医师群。其调查报告的整体风貌从下面片段可见一斑：
（关于女工玛丽·安·沃克利的致死原因）伦敦一家医院的主任医师理查逊在其公开发表的论文《劳动与过度劳动》中说：“各种女缝纫工——女时装工、女服装工、普通女裁缝、都有三种灾难，这就是过度劳动、空气不足、营养不良。这种行业的不幸，特别在首都，是在于它被26个资本家所垄断，这些资本家利用资本所产生的权势，硬要从劳动里实行节约（即靠浪费劳动力来节约费用）。在整个女缝纫工阶级中都感受到了资本家的这种权力。如果一个女服装工揽到了一些顾客，那么由于竞争，她必须在家里拼死命地干，才能把顾客维持住。而且她必须让她的助手同样从事过度的劳动。……处于这样的地位，她就变成了纯粹的奴隶，随着社会的动荡而瓢泊不定：她时而呆在家里的小房间里挨饿或者近乎挨饿；时而又要在一昼夜连续劳动15、16、甚至18小时，而她们的劳动场所空气闷热得几乎令人喘不过气来。同时她们吃下的东西，哪怕吃得还不坏，由于缺乏新鲜空气，也消化不了。纯粹由于空气不良而造成的肺病，就是靠这些牺牲者而存在的。”（第285页）
而从其他众多医师的调查报告还可见，他们所关注的对象包括纺织工、陶工、矿工、铁路工等行业的劳动者；所揭露的问题集中于职业病、传染病、身体畸形、人口退化、心智沦落、死亡事故等；所分析的原因涉及十分恶劣的居住环境、难以忍受的劳动条件、极度贫乏的营养状况等；所归结的症结则是为赢利而无视劳动者生命的“最残酷方法”。换言之，这一由医师群体共同作出的多种调查报告，不仅真切揭露了“畸形的人”的方方面面，而且中肯诊断了由其所产生的社会病灶。马克思对汉特医师的评赞，实际上也意味着对这个医师群的评赞。借用恩格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文艺观，汉特医师可谓当时英国医师群体中的一个“典型人物”。
四、“汉特医师”的品格素质
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包括“医师”在内的各类精神生产者“变成了受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21)。然而我们从《资本论》对“汉特医师”调查报告的大量引用中，却不难读出马克思对这一类“精神生产”者的钦敬，我们也难以否认“汉特医师”身上闪耀着迄今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根据《资本论》引用的相关资料，“汉特医师”的精神品质至少可以概括为如下方面。
1.敬业精神
汉特医师1861年被派遣到英国北海沿岸的“纯农业区”进行调查，那里“不满一周岁的儿童的死亡率几乎赶上了名声最坏的工厂区”（第437页）。可见他所承担的是当时公共卫生领域最紧急最艰巨的任务。
汉特医师1864年又被派遣调查英国农业工人的居住条件。他调查了“5375座农业工人小屋”，这些小屋分布于“英格兰所有各郡”；调查结果的数据之一是：“2195座小屋只有一间卧室，2930座小屋有2间卧室，250座小屋有2间卧室以上。”（第752页）可见其工作量之大和调查之细致。
汉特医师1865年再次受命调查城市贫穷阶级居住条件。仅在伦敦一城，他就调查了“20个大的贫民区，每个贫民区住1万人左右”。其结论之一是：“即使把这些贫民区的生活说成是地狱也不算过分。”（第723页）又可见他的调查是在“地狱”般的条件中进行。
2.人道关怀
汉特医师关于新堡地区贫民窟的一例调查写道：“这些住房供水不良，厕所更坏，肮脏、不透风，成了传染病的发源地。”他对如此情景的评论是：“这种状况说明，我们同胞中最优秀的一部分，由于房屋和街道这些外部环境，往往沉沦到接近野蛮的退化状态。”（第726页）汉特医师居然把城市贫民窟中的居民称为“我们同胞中最优秀的一部分”。这里不能排除他使用夸张讽刺笔法的可能，但是即便如此或惟其如此，足以见出他的“人道”观念的内涵，虽然他并未直接使用“人道主义”词语。
西蒙医师在阅读汉特医师报告时，多次发出“极难忍受”、“这真令人痛苦”之类感同身受般的悲叹（第721页），他在按语中写道：“虽然我的职务上的观点仅限于医学方面，然而最普通的人道不容许我忽视这种灾祸的另外一面。……这种状况使人像野兽而不像人。”（第723页）西蒙医师身为英国枢密院的高官与《公共卫生》主编，具有与汉特医师类似的“最普通的人道”意识。
3.批评勇气
汉特医师不仅描述疾病现象，而且考察疾病原因；因此频繁触及造成“地狱”现象的关系人。其中仅在贫民住房条件极端糟糕方面，相关者就至少有：（1）炒卖土地而导致地价大幅上涨的开发商，“每个买地的人都抱着投机的目的”（第724页）；（2）“从事这种营业的绅士们”，他们为了“尽量从房客身上榨取一切可能榨取的东西”，而不惜销售“糟到不能再糟的房子”（第724页）；（3）让农业工人及其家属住进“牲口棚”的地主们，他们“竟然还恬不知耻地以此榨取尽可能多的房租”（第750页）；（4）为节省成本而把大量矿工塞进一间间拥挤小屋里的矿山开采主们，这些小屋甚至“没有厕所”（第731页）；（5）“卫生警察”们的不作为：出租这类“小屋”违反法律，而“这些法律竟然恰恰要让出租这类破屋的地主们来实行”（第750页）。
可见，汉特医师提交的是必定会得罪很多利益关系者的调查报告。马克思尖锐指出，当问题涉及现实利益关系时，研究者可能受到最猛烈攻击，“例如，英国高教会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个信条中三十八个信条展开的批评，而不愿饶恕对它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批评”（第12页）。虽然《资本论》的相关引用并没有显示汉特医师是否受到攻击，但是不难想见，他很可能成为利益关系者们“不愿饶恕”的人。
4.公民意识
汉特医师的公民意识最集中体现于对那些未能享有甚至未能意识到自己权利的贫弱群体的关切。他报告中有如下措辞：
农业工人的天赋职业甚至使他的地位显得尊严。他不是奴隶……（第759页）
这里的“尊严”与“奴隶”超出了医学术语范围，它表明汉特医师由疾病现象而思考疾病原因，更由疾病原因进而提出公民权利如何实现的问题。西蒙医师在对汉特医师一份报告的按语中写道：
土地所有权竟被利用来造成社会的极大不公平。……而承担这种后果的工人又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连自己的卫生权利也不认识，不论极端恶劣的住宅，还是污浊不堪的饮水，从来都没有引起过罢工。（第733页）
西蒙医师的这番话意味着，在法律上具有公民权利的工人却不知道自己的公民权利，这是他们状况得以持续恶化的原因之一。因此问题还在于需要创造条件让工人在公民权利方面受教育。他的意图显然不是提倡“罢工”，而是由此说明，在保障公民享有“卫生权利”方面，从而在有效维护社会“公共卫生”方面，现状的差距是如何之大。
5.改良目标
汉特医师直言不讳地提出了未来可能的“危险”：
现在，孩子们同各种年龄的人混到深更半夜，酗酒、猥亵、寻事，他们就是这样在我国史无前例的环境下受着他们将来成为危险阶级人物的教育；要是有谁敢预断这样的孩子将来会有怎样的品行，那么他就是个大胆的预言家。（第723页）
这里“危险阶级”的用词表明，汉特医师并不希望未来出现一个威胁社会安定的群体。如果说“危险”意味着暴力事件，那么他这番似乎危言耸听的话显然旨在提请重视、预防和避免之。作为公民，他在某些环节上也尽可能地提出具体对策。例如在报告伦敦城市部门为“拆毁不适用房子而把工人从某个街道赶出去”所引发问题时，他建议：
或者是必须把这一整套办法看作荒谬的而予以停止；或者是必须唤起公众的同情心［！］，让公众关心现在可以毫不夸大地称为国民义务的事情，这就是为那些不能出资自建房屋，但能定期交纳房租以报偿出租者的人提供住房。（第725页）
这里的关键在于其建议中的思路，即依靠公众理应承担的“国民义务”来解决问题。这里的“国民”显然首先是指处境比较富裕、多少有能力或余裕承担社会义务的群体。这意味着汉特医师相信，公众的同情心有可能唤起，从而“国民义务”有可能落实，循此途径有可能解决严峻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资本论》引录汉特医师这段建议时，特别在“唤起公众的同情心”后面加了一个感叹号“［！］”。马克思或者是对一途径加以强调，或者是对其有效性表示怀疑。无论如何，他所钦敬的汉特医师主张通过唤起“公众同情心”和实施“国民义务”的途径来改良社会，则是显然。
五、“汉特医师”们与“有教养者队伍”
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三年后的1886年观察到：马克思理论“在英国有教养者队伍中的传播，不亚于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传播”（第36页）。上世纪俄罗斯思想家巴赫金也曾指出：“英国的共产党非常特别，其中有很多勋爵和知识分子。”(22) 如果说这两种说法都合乎事实，那么这种所谓“非常特别”的现象并不奇怪，因为“有教养者队伍”在《资本论》中已然存在。以汉特医师为代表的上述医师群都可谓“有教养者”或“知识分子”。《资本论》中这个群体还包括——学者教授、牧师、政府官员、贵族爵士乃至工厂主与商人们。从马克思在肯定、赞赏乃至钦敬意义上引用的大量文献资料看，他们所关注与忧虑的问题在某些方面与马克思是如此接近，他们所表现出的某些精神品质与汉特医师又是如此相似，以致我们有理由在象征符号意义上以“汉特医师”称呼之。下面依类例举若干片段。
1.学者中的“汉特医师”
《资本论》引涉“为工人辩护”的学者及著作至少有——
詹姆斯·罗杰斯教授其《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出版于《资本论》即将完成的1866年。马克思评赞：“罗杰斯教授虽然是新教正统派的故乡牛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却在他的该书序言中强调宗教改革使人民群众贫困化。”（第790页）
亨利·福塞特教授其代表著作是《英国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1865年），马克思评赞他是“不那么受官方考虑约束的亨·福塞特教授”。（第716页）
托马斯·桑顿先生 他的《人口过剩及补救办法》（1846年）关注到资本主义劳动与疾病关系以及人口素质退化现象。（第299页）
约翰·威德先生 他的《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年）所关注问题受到马克思赞赏。（第272页）
爱德华·威克菲尔德先生 他在《英国和美国》（1833年）中指出：“从事过度劳动的人死得惊人地快；但是死者的空位马上又有人来补上。”（第299页）
麦拉基·波斯耳思威特先生 他主编过英国经济学史上著名的《工商业大辞典》（1759年），马克思称赞他是“为工人辩护”学派中“最出色”学者。（第304页）
杰科布·范德林特先生 马克思赞扬他《货币万能》（1734年）中的慧识：“资本家抱怨工人懒惰，其秘密不过在于：他们想用同样的工资，使4个工作日变成6个工作日。”（第306页）
理查·普莱士博士 马克思肯赞同他《评继承支付》（1803年）的论点之一是：“现代政治袒护国民中的上层阶级；其结果是，整个王国迟早终将只有绅士和乞丐，贵族和奴隶组成。”（第739页）
约翰·贝勒斯先生 马克思赞赏并摘引他的《论贫民、工业、贸易、殖民地和道德的堕落》（1699年）。（第526页）
约翰·艾金先生 他的《曼彻斯特市外三十至四十英里范围内的郊区》（1795年）揭露了英国最初的奴隶贸易原罪。（第828页）
托马斯·吉斯伯恩先生 马克思对其《论大不列颠上层和中层阶级的义务》（1795年）表示赞赏。（第827页）
约翰·贝勒斯先生 其代表著作《关于创办一所一切有用的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学院的建议》（1696年），马克思赞扬他是“政治经济学史上一个真正非凡的人物”。（第535页）
让·舍伐利埃先生 他在一篇关于商品“掺假”的论文中揭露：“被检查过的600多种商品中，很多商品都有10、20甚至30种掺假方法。”（第278页）
安得鲁·尤尔先生 他被后人归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第907页），马克思则赞扬他的一个警句：“英国工人阶级洗不掉的耻辱就是，他们面对勇敢地为‘劳动的完全自由’而奋斗的资本，竟把‘工厂法的奴隶制’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第332页）
威廉·西尼耳先生 他被后人斥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马克思则认为他“后来热心拥护工厂立法，值得赞扬”。（第256页）
2.贵族中的“汉特医师”
前述“医师群”中有安·卡莱尔、本·布罗迪、查·贝尔三位医师，马克思称呼他们为“爵士”。（第310页）此外至少还有下面五位——
约翰·金凯德爵士 他直接担任过工厂视察员，《资本论》称他为“苏格兰工厂视察员约翰·金凯德爵士”。（第440页）
舍夫茨别利·艾释黎伯爵 马克思称他是“贵族慈善家反工厂运动的先锋”、“揭露农业工人状况的引人注目的人物”。（第741页）
约翰·戈登爵士 他揭露过食品掺假问题：“由于这种掺假，每天靠两磅面包度日的穷人，现在实际上连4分之1养料都得不到，且不说这种掺假对他们的危害了。”（第198页）
弗雷德里克·伊登爵士 他在《贫民状况》（1797年）中提出必须“立法以对被剥夺的贫民给予‘赔偿’”。（第793页）
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67年）中指出：“为什么大制造企业破坏家庭手工业呢？难道不是因为前者接近于奴隶劳动的单纯性吗？”马克思评赞他是：“善于看出各种生产方式的社会特征的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第369页）
3.牧师中的“汉特医师”
《资本论》赞赏过的牧师（或教士）至少有如下6位——
蒙塔古·瓦尔皮牧师 他批判当时的工厂制度“是无拘无束的奴隶制，是社会的、肉体的、道德的和智力的奴隶制”。（第272页）
约瑟亚·塔克尔牧师 “在可耻的无节气行为目前非常盛行的时候”，马克思写道，“虽然塔克尔是一个牧师和托利党人，但从其他方面来说，他却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很有才干的政治经济学家”。（第829页）
斯梯芬·阿丁顿牧师 马克思赞扬他《赞成和反对圈地的论据的探讨》（1772年）书中的调查：“富有的畜牧业主侵吞了不久前圈围的大片领土，这些土地以前是在农民和其他居民手里。同他们一起被赶走的还有替换他们做工以维持生活的许多家庭。”（第794页）
纳萨涅尔·福斯特牧师 马克思对其《论当前粮价昂贵的原因》（1767年）的评语是：“他完全站在工人方面。”（第468页）
扎马里亚·奥特斯牧师 马克思赞扬他“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对抗性理解为社会财富的普遍的自然规律”的论点，认为他已经发现，“一些人享有巨大财富，同时总伴有更多得多的其他人被完全剥夺必需品”。（第709页）
4.政府高官中的“汉特医师”
《资本论》引用的调查报告都是由政府任命的卫生调查员和工厂视察员实施，并且都呈告于“下院”、“内务大臣”乃至“女皇陛下”，因而他们都属于政府系统。《资本论》还赞赏引用过“议员”、“市长”等高级官员们的报告——
威廉·弗兰德议员 他在1863年英国下院发言：“我受郎卡郡和柴郡16个区的工人代表的委托，在这里讲话。……不言而喻，近几年来工厂工人劳动的辛劳有了多么惊人的增加。”（第457页）
约瑟夫·张伯伦市长 他在北明翰市1875年卫生会议开幕辞中指出：“曼彻斯特保健医官李医师证实，该市富裕阶级的平均寿命是38岁，而工人阶级的平均寿命只有17岁。……可见，特权阶级的寿命比他们的不那么幸运的同胞的寿命要长一倍以上。”（第704页）
皇家治安法官布罗顿先生 他在1860年诺定昂市会议厅主持的一次集会上报告：“从事花边生产的那部分城市居民过着极其贫穷痛苦的生活，其困苦程度是文明世界的其他地方从来没有见过的。……他们四肢瘦弱，身躯萎缩，神态呆痴，麻木得像石头人一样，使人看一眼都感到不寒而栗。”（第272页）
国家中央注册局局长(23) 1861年《中央注册局局长年度报告》写道：“西莱丁的工人健康被断送了，再过几代这个种族就会退化下去……”（第300页）
英国政府所属的委员会 该委员会“痛切地规劝那些铁石心肠的面包老板”，认为“把工人工作日延长到12小时以上，是横暴侵犯了工人家庭生活和私人生活”。（第281页）
报纸的揭露与批评(24) 《资本论》引用报纸仅英国出版者就有十余种(25)。其中一例是：“1863年6月下旬，伦敦所有的日报都用《一个人的活活累死》这个标题登载着一条消息，报道一个20岁的女时装工玛丽·安·沃克利是怎样死的。”（第283页）
5.“工厂主”、“商人”中的“汉特医师”
约翰·菲尔登先生 马克思称他是“身为英国工厂主的约翰·菲尔登先生”，对其《工厂制度的祸害》（1836年）的引用之一是：“工厂主就是靠这样搜罗来的可怜的人身材料延长劳动时间。”（第442页）
罗·加德纳先生 马克思赞扬：“罗·加德纳先生在他的两个大工厂里，进行了把劳动时间从每天12小时缩短为11小时的实验。”（第451页）
霍罗克斯先生与杰克逊先生 这两位先生在他们工厂里进行了改良实验，“在这些实验中，工人们对工厂视察员说：‘我们……都充满了愉快心情，并且我们能够在劳动中彼此帮助。’”（第451页）
罗伯特·欧文 这位著名的19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者也兼有工厂主身份。他“以工厂制度为起点”，创办理了合作工厂与合作商店的新形式。（第550页）马克思将这位工厂主视为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最先向资本理论挑战的正是这位英国工人阶级的理论家”。（第332页）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资本论》多处引用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中的调查资料（第463页）恩格斯对于《资本论》的意义还在于，没有他的资助，后者就不可能完成(26)。而恩格斯本人承认自己是“商人”、“老板”，过着“最体面的庸人的生活”，为此而深感“苦恼”和“糟糕”(27)。恩格斯的双重身份也许最能表明，在“商人”与“老板”队伍中不乏典范的“有教养者”，乃至典范的马克思主义者。
六、“汉特医师”们与“和平合法的社会革命”
恩格斯在《资本论》新版序言中说：“马克思从他毕生的研究中得出结论：至少在欧洲，英国是唯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第37页）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初版序言中强调，英国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典型地点”(28)。因此，恩格斯所说的马克思这个新结论意味着，至少在资本主义生产“典型地点”的英国，“和平合法”方式的社会革命是可能的。事实上以后英国历史的进程乃至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的历史进程，都不同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结论(29)。
笔者以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典型地点的英国之所以能够通过“和平合法的手段”而实现“社会革命”，重要原因之一当归功于《资本论》所频繁引用赞扬的“汉特医师”们，或者恩格斯所说“有教养者队伍”。换言之，“汉特医师”们的精神品质，以及他们赖此而从事的旨在疗救社会疾病的调查与研究，对于当时英国社会避免暴力方式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从《资本论》的相关论述与评赞中，足以见出他们与当时英国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这种关系首先表现在，他们对社会重大疾病的中肯诊断和直言不讳、充满勇气的批评，本身就是改良社会的推动力。《资本论》序言中写道：“在今天，同批评传统的财产关系相比，无神论本身是一种很轻的罪。但在这方面，进步仍然是无可怀疑的。”（第12页）这里所肯定的“进步”显然是指对“财产关系”的批评意识。
就批评“财产关系”的立场与方法而言，也存在着无可怀疑的进步。马克思本人是以辨证观点看待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一方面，他认识到这种新的财产关系是一个“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的自然发展阶段”；另一方面，整部《资本论》倾心致力的是对这种财产关系的非人道方面的批判。马克思对那种因其非人道性而全盘否定这种财产关系的批判持批评态度，认为这种批判同时包含“长处和短处”，“这种方法知道评论现在，批判现在，却不知道理解现在”(30)。马克思高度评价“汉特医师”们努力成果的原因之一在于，“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第11页）
马克思称赞“批评的进步”之原因还在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中，不少经济学家和学者们出于个人利益动机而屈服、迎合这种财产关系，导致“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在这样的背景下，那种正视现实矛盾的独立不羁的研究本身，意味着对惟利是图的抵抗与学术的进步。马克思因此高度评价1848年以后英国新的学术动向：“那些还要求有科学地位的、不愿单纯充当统治阶级的诡辩家和献媚者的人，力图使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经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第17页）这一评赞无疑也适合于不同学术领域中的“汉特医师”们。
“汉特医师”们的批评精神就其实践效果而言则是表现在，他们“关于无产阶级生活条件的非常详细的调查材料”震惊了英国上流社会：“1850年以来，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没有受到过比这更沉重的打击。”(31) 如果说“生于忧患，毁于安逸”是古今中外的通则，那么打破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乐观主义幻想，使之意识到重大缺陷的存在与问题的严峻，产生忧患意识，这至少是当时英国社会能够不断采取种种改良与补救对策的推动力之一。
“汉特医师”们的最明显实绩显现于英国工厂劳动时间缩短的历程。整部《资本论》引用“汉特医师”调查报告最频繁最多的是论述工厂劳动时间的“工作日”一章，该章中文版篇幅共77页(32)，其中近80％的篇幅是由引用各种工厂调查报告所构成(33)。仅此可见后者对该章论述的决定性意义。马克思在该章结尾欣喜地写道：“在法律上限制工作日的朴素的大宪章终于明确规定了：工人出卖的时间必须何时结束，属于工人自己的时间必须何时开始。多么大的变化啊！”（第335页）(34) 在这个“大变化”过程中，“汉特医师”们的调查报告显然起了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工作日”该章，马克思得出了下面的结论：
资本的力量被削弱了，工人阶级的进攻力量随着他们在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社会阶
层中的同盟者的增加而大为加强。这就是1860年以来进步较快的原因。（第329页）
“汉特医师”们显然属于与工人阶级“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中间阶级的同盟者”。在马克思这个评价中，他们的努力对于当时的“进步较快”甚至是起了关键性作用。
“汉特医师”们的批评精神与英国“典型地点”的良性互动关系，还表现在超出马克思当年所见变化的方面。我们以恩格斯后来观察所见为例。恩格斯1845年发表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具有与汉特医师调查报告相一致的关怀，马克思评价该书说：“1845年以后发表的工厂视察员报告、矿山视察员报告等等，都证明了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精神了解得多么深刻。”（第269页）《资本论》引用其中一段写道：
在这里，工厂主是绝对的立法者，他随心所欲地颁布工厂的规则，即使他在这个法规中加上最荒谬的东西，法院还是会对工人说，你们既然自愿签订了契约，那你们现在就得履行它。（第465页）
然而时至四十五年后的1890年（其时马克思去世7年），恩格斯为《资本论》出第四版时，在这条他本人早年调查材料的后面特意加了一条补注：
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存在。现在的英国，除少数情况外，工人违反合同和雇主一样只受民法的制裁。（第466页）
恩格斯观察到了马克思当时未能见到的新变化。这种变化表明，恩格斯早先的调查报告确实起到了以“和平合法的手段”改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作用，而他后来的观察也随着现实关系的变化而与时俱进。
因此，恩格斯所说的马克思理论在英国“有教养者队伍”中的广泛传播，这一现象就毫不奇怪了。因为我们从《资本论》清楚看到，正是马克思本人首先对来自英国有教养者队伍的调查报告产生过深切共鸣；正是他的《资本论》首先吸收并发挥了来自有教养者队伍的观察与思考，并通过《资本论》的大量引用而传播。换言之，在《资本论》的撰写条件与英国“有教养者队伍”之间，存在着某种基于相通价值与共同目标的良性互动。
恩格斯所谓“有教养者”，不仅指他们的文明素质或精神品质，也指他们具有某种不同于当时“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汉特医师”们或是医师牧师，或是学者教授，或是政府官员、贵族爵士等。用今天的话语说，他们属于“体制内”人士。他们这种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身份特点，即便与马克思比较也是有所不同。后者在当时英国属于异国移民，没有固定职业与稳定收入，经常陷入贫困处境。马克思一家在英国侨居期间经济极为窘迫。例如1865年7月31日马克思致恩格斯信：“我已经有两个月完全靠典当维持生活，愈来愈多而且一天比一天使人更难忍受的要求纠缠着我。……我诚心告诉你，我与其写这封信给你，还不如砍掉自己的大拇指。半辈子依靠别人，一想起这一点，简直使人感到绝望。这时唯一能够使我挺起身来的，就是我意识到我们两人从事着一个合伙的事业，而我则把自己的时间用于这个事业的理论方面和党的方面。”(35) 按照马克思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关系的观点，“汉特医师”们的社会地位天然地倾向于维护与改良社会的立场。
与这种差别不无关系的是，在《资本论》的直接叙述中，洋溢的是堪称强烈的愤怒；而在《资本论》引用的汉特医师们的调查报告中，流动的毋宁说是深沉的哀怜(36)。如果说哀怜的情感比愤怒的情感更温和却有韧性的话，那么汉特医师们的情感也自然地倾向于“和平合法的”的方式。如果说马克思确实像恩格斯所认为的那样，最终得出在英国可能实现“和平合法的”社会革命，那么他在得出这个新结论的过程中未必没有受到汉特医师们改革思路的影响。另一方面，如果说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条件确实与包括恩格斯在内的“汉特医师”们有所不同，那么他所得出的这个能够在“有教养者队伍”中广泛传播的新结论，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可谓是超越了他本人窘迫的“社会存在”。这也意味着马克思本人坚韧而典范地实践了他提倡的“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
《资本论》把受资本控制的劳动称为“物化”劳动(37)，在这种劳动中，有感情、灵性和审美天性的，因而理应享受生产过程与生产成果的劳动者，反而成为资本增值的手段和受难者。但是马克思在揭示这个“物化”现象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注意到一种卓有成效的抵抗力量，这种力量通过“汉特医师”们的精神生产，形成一系列法规形式与人文观念，形成与资本逻辑抗衡与互补的结构。如果说汉特医师们的精神产品转化为制度法规与人文观念，可以称之为“人化”方向的努力(38)，那么这种努力与“物化”力量正好相反。“人化”的精神力量与“物化”的资本冲动不仅同时存在，相互抵抗，而且前者逐渐限制、控制后者——正是赖有前者，在英国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出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研究之初未所预期的“和平合法”的进步。
《资本论》痛切指出，某些精神生产的真实价值总是被低估，“对脑力劳动的产物——科学——的估价，总是比它的价值低得多”(39)。马克思本人撰写《资本论》所付出的异常艰辛和超常创造性的劳动价值，在当时确实被出版商们大大低估了(40)。也许我们有理由说，在《资本论》中，相对于频繁而大量的对“汉特医师”们调查报告的引用，马克思对他们的评赞显得有点单薄；相对于揭露批判种种“拜物教”现象的篇幅，他对“汉特医师”精神品质的亮色及价值的阐释远未充分。在后人的《资本论》接受中，曾经被马克思称赞为作出“划时代报告”的汉特医师，其人其名都被忽略无视了。如果说“汉特医师”们的存在确实是构成英国“典型地点”的重大因素，那么在资本逻辑以“全球化”方式扩大的当代，如何充分认识“汉特医师”们的作用，如何在“有教养者队伍”中发扬“按照美的规律构造”的学术精神，乃至如何将“工业病理学”问题纳入包括美学在内的研究视阈，对于建构和谐社会为目标的当代中国语境，就理应视为一个针对性和迫切性的课题了。
收稿日期：2008-02-01
注释：
① 本文所论《资本论》主要指马克思生前出版的第一卷，所据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中共中央编译局，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本文引用而仅标页码者，皆出该卷。
② 近几年颇有影响的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与苏姗·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等，可以视为《资本论》该视阈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产物。
③ 参见拙文《马克思的审美情愫与社会理想》，《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资本论〉结构艺术与马克思美学理念》，《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④⑥⑦(1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3、54、58、88、175、55、14、15、129页。
⑤ 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波德莱尔把震惊的经验放在了他的艺术作品的中心。”（第133页）波德莱尔的诗“提供了一种真正悲剧性的震颤的形象”，“揭示了大都市生活使爱蒙受耻辱”。（第140页）
⑧ 马克思：“我们已经看到，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某种新的生产对象，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在私有制范围内，则具有相反的意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20页。
⑨ 参见拙文《黑格尔美学中的劳动与马克思的劳动美学》，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8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⑩ 马克思：“国民经济学只把工人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5页）
(12) 《资本论》引用“汉特先生”和提到他名字的文字分别见：第437页（2段）、第722页（1处）、第723-728页（12段落）、第731页（1段）、第732页（1处）、第744页（1段）、第749-750页（4段）、第751-758页（20段）、第759页（1段）、第789页（1段）；以上总计引用41段，此外提到“汉特先生”名字未引用者至少2处。《资本论》直接引用亚当·斯密的文字（包括一词、一句以及后人的注解在内），计有19处，分别为第60、143、393、400-401（3段）、449、503、587、624、652、678、679、682、706、718、781、798、806页；《资本论》提到“亚当·斯密”名字而未引用者计21处，分别为：第19、98、144、189、303、386、390、392、404、553、589、592、608、615、647、648、671、674、676、677、828页；以上两者合计，《资本论》引涉“亚当·斯密”的文字共40处，见《资本论》第一卷“人名索引”第894页。
(13) 《资本论》第一卷“人名索引”与“引用著作索引”，第911-947页。
(14) 例如《资本论》第806页引用亚当·斯密的是一句话：“勤劳提供物质，而节俭把它们积累起来。”第781页引涉的是他的一个术语“预先积累”。
(15) 《资本论》引用怀特医师的调查报告计6次，分别见第275、287、293、514、517、528页。马克思评赞怀特为“合格医师”，见第528页。
(16) 《资本论》另有两处称“亚当·斯密时代”，分别见第303、553页。
(17)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8页。
(18) 亚当·斯密《国富论》中强调，劳动者一星期从事四天紧张工作后另三天必须闲暇休息，否则可能产生“致命的职业疾病”。又认为，挖煤、屠夫这类野蛮而令人讨厌的劳动应该得较高报酬，渔猎、狩猎这类消遣而令人感兴趣的工作则应报酬低廉。这种现象在马克思时代，显然是隔世之事了。参见《国富论》，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76、93页。
(19) 除这个医师名单之外，《资本论》引用还提到一些无名医师，例如“一位医师说”（第329页）、“维也纳的一位医师”（第275页）、“汉特医生询问过这些地区的70位开业医师”（第437页）等。
(20) 《资本论》多次引用并赞赏“官方医师”们，如“官方医师的调查表明……”（第326页）、“1861年一个官方医师调查报告指出……”（第437页）、“合格医师冯·怀特在1865年的官方报告中说……”（第528页）等。《资本论》引用的医师调查报告大多出自官方出版的《公共卫生调查报告》：“对于我们研究的问题来说，只有英国才有不断公布的官方统计材料。”（第268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页。
(22) 巴赫金：《诗学与访谈》，白春仁、顾亚玲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00页。巴赫金本人出身贵族：“我的高祖父是叶卡捷琳娜时代的旅长，他把三千个农奴捐出来，创办了一所仕官学校，这是俄国最早的仕官学校之一。”（该书第399页）
(23) “中央注册局局长，是对主管英国中央户籍注册局的官吏的称呼。该局除了一般职能外，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调查。”（《资本论》“注释”第870页）
(24) 主流报纸是社会权力的喉舌，因此这里将报纸归为“高官”类。
(25) 《资本论》引用的英国报纸有：《贝里卫报》、《曼彻斯特卫报》、《晨报》、《晨星报》、《格拉斯哥每日邮报》、《工人辩护报》、《纪事晨报》、《观察家报》、《雷诺新闻》、《每日电讯》、《派尔·麦尔新闻》、《旗帜报》、《旗帜晚报》、《泰晤士报》等。（《资本论》第一卷“引用文献索引·期刊”，第956－959页）
(26) 1867年5月马克思终于完成《资本论》第一卷时致信恩格斯：“没有你，我永远不能完成这部著作。……你的才能主要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上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01页）
(27) 恩格斯1845年致马克思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1页）。1867年致马克思信：“只要我还在经商，就什么也不能干；尤其是我当上老板后，责任更大，情况也更糟糕。”（第31卷，第207页）
(28) “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目前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释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资本论》第一卷，第8页）
(29) 英国等早期发达国家在国内“和平合法的”方式，与其在殖民地的暴力方式的相关性，是个有趣而复杂的问题，本文撇开不论。
(30) 《资本论》引用1855年伦敦一位著者对农业与工业之分化的批评：“你们把人民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粗笨的农民和娇弱的侏儒。天啊！一个民族分裂为农业利益和商业利益，而且它不仅无视这种惊人的不自然的分工，而正是以这种分工而自命为健康的，甚至自命为开化的和文明的民族。”马克思的批评是对此而发（《资本论》，第552页）。
(31) 马克思：《1866年7月21日致恩格斯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42页。
(32) 《资本论》第一卷“工作日”章起讫为第258－335页，计77页；其中引用调查报告的篇幅累积达约60页。
(33) 《资本论》第一卷引用所及工厂视察员至少九位，其中詹姆斯·斯图亚特与罗伯特·贝克两位是医师。
(34) 《资本论》该卷另一处，马克思将英国工厂劳动时间缩短的进步过程概括为三个阶段：1833年前没有劳动时间限制；1833－1847年实行12小时工作日；1848年以后实行10小时工作日。他还指出1867年的最新变化：“现在英国郎卡郡的工厂工人中已经开始宣传8小时工作日了。”（第457－458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35页。
(36) 马克思的愤慨在他引用材料的方式中也有所表现。例如下面一段调查报告记录了曼彻斯特一家工厂主对工厂调查员提问的回答：“我们（他是指那些为“我们”做工的“人手”）一直做工，中间不停下来吃饭，所以一天10小时半的劳动到下午4点半就干完了。（难道这位先生在这10小时半时间内也不吃一顿饭吗？）”（《资本论》第276页）其中〈 〉内的文字是马克思插入语，愤慨之情溢于言表。此类插入语在《资本论》中多有所见。
(37) 马克思称受资本统治的劳动是“物的人格化与人的物化”（《资本论》第四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第419页）。
(38) 马克思“人化的自然”见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8页（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它相对于“异化”具有肯定涵义。马克思还认为劳动产品应该是“人的、由人并为了人的对象”（同书第86页）。
(39) 马克思：《资本论》第四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第377页。
(40) 马克思自嘲，《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所得稿费“甚至不够支付我写作它时所吸雪茄烟的钱”。参见克利姆《马克思文献传记》，李成毅等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