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王 荣 王抒滟
周恩来
社会主义学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学院，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是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的主阵地，是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部门，是党和国家干部教育培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6年，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成立60周年，习近平致贺信。贺信中说：“60年前，在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等亲切关怀下，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正式建立，毛泽东同志亲自为学院命名。60年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在培养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等统一战线代表人士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巩固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联合党校”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各界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进行自我教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进一步凸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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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冬，为适应统战工作的需要和民主人士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要求，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向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提出：“党（指中共）有党校，团有团校，各界民主人士也应有一所学习政治理论的学校。”
这个建议上报中央后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关于学校的名称，邵力子先生建议叫“毛泽东思想学院”，毛泽东则认为，还是叫“社会主义学院”比较好。
1956年3月31日，中央统战部将《创办社会主义学院的实施方案（草案）》上报周恩来并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共中央批准了《方案》，决定在紫竹院北侧建设社会主义学院。
1960年代，周恩来（前排左二）、陈赓（前排左三）与邵子力（前排左四）等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合影
1945年，邵力子与王世杰、张群、张治中作为国民党代表参加重庆谈判，与共产党代表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会谈，对促进签订《双十协定》起了积极作用。1949年2月，邵力子参加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赴北平，在石家庄会见毛泽东、周恩来。1949年4月，邵力子参加以张治中为首之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在北平与周恩来为首之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谈判，通过《国内和平协定》细则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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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7月1日，全国政协秘书长会议决定，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暂停办一期。1965年7月10日，第六期学习班结业后，全体干部赴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暂停招生。自此，中央社院被迫停办17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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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关心社院建设
1956年3月3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将《创办社会主义学院的实施方案（草案）》报送周恩来并中央书记处审核。周恩来在《实施方案》上做了批示。
为了保障社会主义学院的建筑质量，体现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休戚与共的精神，1956年4月5日，彭真建议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建筑标准与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党校标准一致。这一意见得到了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同志的一致支持。
1956年7月4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就《关于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方法的规定（草案）》在政协常委会上讨论一事，致信周恩来。
1956年7月23日，周恩来在《报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名单》上做了批示。同日，全国政协就社会主义学院建校方案函报国务院审核。国务院于9月15日同意，将社会主义学院校舍列入北京市1957年的基本建设计划。同年11月11日，北京城市规划管理局划拨西郊紫竹院以北、中央民族学院以南地段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建校用地。1958年3月，学院校舍建设正式开工。整个校舍建设工程，从1956年9月批准建设，到1960年10月正式完工，历时4年。
社会主义学院的建设得到了周恩来的亲自过问，整体进程和质量在当时已经达到了很高标准。学院建设过程中，充分考虑学员年龄等特点，校舍配置十分周到精心，学员宿舍、教室、小组会场、食堂、俱乐部、图书馆、小卖部和学院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均在一幢大楼内，令广大学员感到十分方便。为了便利工作，学院还建设了两套院长宿舍，其中聂真和千家驹各住一幢。千家驹把自己的书籍从城里住处搬到了学院宿舍，周末常住在学院宿舍学习、写作。由于学院就紧邻北京西北的紫竹院公园，学院学员和教职工平常都可以到此散步、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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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地方社会主义学院普遍成立的情况，为与地方社会主义学院区别，社院函报全国政协，拟请冠以“中央”字样。1961年7月27日，全国政协秘书处函告社会主义学院：关于你院名称冠以“中央”二字，全称改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之事，我们已经呈报周恩来主席于7月25日批准。
周恩来与第一届中央社院党外副院长的交往
周恩来和邵力子，一位代表中国共产党，一位代表国民党，两个人在谈判桌上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但在两党谈判中又进一步加深了相互间的了解、增进了友谊。因国民党拒绝在协定上签字，和谈失败，邵力子清醒地认识到国民党的腐败、没落、注定要彻底失败，坚决站到了共产党和人民革命的一边。新中国成立后，邵力子已经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但他心情舒畅，老当益壮，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和外交活动，共商国是。他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崇敬之情与日俱增，与周恩来的交往更是肝胆相照、赤诚相见。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届领导班子中，吴玉章、聂真是中共党员，邵力子、杨明轩、千家驹、刘孟纯则是以党外人士身份担任中央社院副院长、秘书长之职。
邵力子是浙江绍兴人，近代著名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
千家驹，浙江武义人，经济学家。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顾问，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教授，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央直属私营企业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等职。是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第五、六届中央副主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杨明轩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的当晚，杨明轩主持了有30多个抗日救国团体代表参加的紧急会议，拥护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行动与八项救国主张。12月16日，杨明轩主持在西安举行各界群众大会，以大会主席的身份发表讲话，号召各界人士联合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杨明轩与在西安的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多次会晤，接受了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主张，并积极向各方面宣传和解释。
1956年10月15日，社会主义学院第一期学习班开学典礼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宣布社会主义学院正式成立。
1956年9月，全国政协第二届第29次常委会通过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领导人选：院长吴玉章，常务副院长兼党组书记聂真，副院长邵力子、杨明轩、千家驹，秘书长刘孟纯。
杨明轩是陕西户县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光明日报社社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主席等职。
当前，民间借贷的发展已进入高级阶段，在这种高级阶段，民间借贷的内生化特点必然使得借款人处于弱势地位，出现借贷双方信息力量不对等的情形。［1］从我国立法实践来看，民间借贷立法相对滞后，相关法律规则散布于《合同法》《担保法》《刑法》《贷款通则》等法律法规中，内容较为零散，侧重点各有不同，尚未形成对放贷人准入条件、借款人权利保障、借贷流程的系统性规定，致使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游离于法制监管之外，其“地下式”野蛮生长也就成为必然。在这种情形下，借贷市场生态持续恶化，在暴利的市场导向以及贪利的心理驱动下，一些借贷骗局、陷阱不断出现，带有欺诈性质的“套路贷”犯罪应运而生。
1982年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恢复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变幻莫测，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周恩来与杨明轩共同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5年夏，邵力子因参加领导五卅运动，被上海护军使下令通缉，离开上海前往广州，任黄埔军校秘书处长、秘书长、政治部主任，在这段时间里，他与周恩来交往甚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社会主义学院改名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批示
周恩来（左）、杨明轩（中）和叶剑英在红军联络处的合影
1932年，千家驹受聘于广西大学经济系教授，学校礼遇甚厚。他在广西作经济调查，并出版、发表有关当地经济发展的专著、文章，在广西上层有较大影响，很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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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家驹还有许多社会兼职，如广西建设研究会经济部副主任、《中国农村》月刊主编、《国民公论》编辑。抗日战争时期，千家驹在广西创办《广西日报》昭平版。他整天忙于授课、开座谈会、作报告，传播革命思想，成了众人眼中“比共产党还要共产党”的文化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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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千家驹确实与共产党领导层有较多接触。他曾回忆说：“徐特立来桂林时，李克农要我介绍徐老去拜会桂省主席黄旭初。叶剑英路过桂林时，也是我主持大会请叶剑英在广西大学作报告……周恩来有一次路过桂林时，特地约我与胡愈之个别谈话，他谆谆告诫我说，要‘作长期隐蔽打算，不要过露锋芒，要保存实力’。”
由图3可以看出，该组试验颗粒粒径分布与Rosin-Rammler分布函数规律相吻合，说明该组试验颗粒粒径分布服从Rosin-Rammler分布，也为后面模拟结果的可靠性提供了依据。
1949年初，千家驹著作《中国经济展望》发表于《华商报》。在河北西柏坡，他与李维汉、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见面、会谈。新中国成立后，千家驹被任命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央私营企业局副局长。
刘孟纯是广东惠阳人。有张治中将军“文胆”之称。新中国成立后任新疆省人民政府秘书长、政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革中央秘书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秘书长等职。
1949年4月16日凌晨4时，周恩来单独与代表国民党来北京评判的代表团顾问屈武晤谈：“国内实现和平的希望很小，如果决裂了，你要赶紧回新疆去，策动那方面的部队起义，尽量使人民不受或少受损失。”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屈武返回新疆执行和平起义的秘密使命，首先便约见了他的朋友、倾向进步的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秘书长、新疆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刘孟纯，向他转述了北平和谈经过，透露了周恩来、张治中对新疆和平起义的意见。刘孟纯欣然应允。
正当新疆拥护和反对起义斗争的各种政治力量在殊死角力的关键时刻，邓力群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于1949年9月15日由伊犁秘密抵达迪化，多次与陶峙岳、包尔汉、屈武、刘孟纯等商谈，向他们讲解形势，晓以大义，阐明我党关于和平解放新疆的方针政策，并就起义后军政人员的安置、军队改编、待遇等予以答复以解除其顾虑，坚定他们和平起义的信心。
1949年9月25日，刘孟纯与陶峙岳、包尔汉、屈武等人率新疆国民党军政机关起义，实现了新疆的和平解放。
1950年初，中共中央派专机将刘孟纯全家接出新疆。临行前，司令员王震亲自来到刘孟纯家中探视慰问送行。到达北京机场时，周恩来亲自前往迎接。毛泽东还亲切接见了刘孟纯并共进午餐。临别时，毛泽东握手勉励刘孟纯三句话：“一、你为新疆和平解放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代表全国人民感谢你！二、你拯救了十万生灵！三、我们今后还要重用于你！”
周恩来对刘孟纯说:“你先在政务院熟悉熟悉情况，以后还有许多工作要借重你。”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位领导人的话语犹如甘露一样浇灌在刘孟纯的心里，使他深受感动和鼓励。
（责任编辑：时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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