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学思潮——评当代中国的人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学论文,世纪之交论文,思潮论文,中国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之交，中国的人学已步入广泛深入展开研究的新阶段，并且正在形成一种具有深远影响的人学思潮。为进一步深化、推动和规范当代中国的人学研究，本文力图站在时代高度和人学历史发展前沿，对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学思潮加以整体的把握和评论。
一、在人学兴起的动因方面，当代中国的人绝不是学者们的内心冲动和主观臆造，而是对人类思维、哲学、人的科学、文化和当代人类实践的内在发展趋势反映的必然结果，因而是时代引发出的一种思潮。
当代中国的人学研究已赢得众多专家学者的理解、信任和支持。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学术活动经常展开，论著发表丰厚，众多学术组织机构成立，许多重要报刊大力开辟阵地，不同学术观点展开交锋，人学已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热点等，表明当代中国的人学研究已形成一种思潮，已成为当代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种强音。承认人是一切活动和关系的主体和目的，承认人的问题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日益突出并成为现代最深层的根本问题，使人学的存在和发展获得了最坚实的基础。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如果不理解和关注人学，就不会深刻理解和关注时代。当然，学术观点上的分歧和争论，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常的，它不可能成为消解人学的借口，恰恰相反，它正表明人学研究的兴盛。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学术研究健康发展的表现，它既体现学术民主，又体现学术上的自由和平等。在学术生活中，奉行的准则是宽容和理解，需要的是相互了解和信任，是平等对话和交流，是相互支持和帮助。
二、在研究范围上，入学并不是把一切与人有关的问题都纳入进来，也不能被唯物史观所取代，更不等于倡导抽象的人道主义，而是在综合和提升各门人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建立一门以完整的人及其本质、存在和历史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新的科学。
简言之，要处理好人学与人的科学、唯物史观、人道主义的关系。在人学与人的科学的关系上，当代中国的人学研究一开始就比较自觉地界定了自己的研究对象，避免把人学泛化。近年召开的许多人学研讨会和发表的诸多人学论著，大都首先注意确定人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有些对人学研究比较陌生的同志认为，人学就是研究与人有关的学问的总称，这是一种模糊认识。澄清这一模糊认识的关键，是要把人学同人的科学区别开来。人的科学指的是研究人的某一方面的各门具体科学以及由此组成的学科群，“凡是研究与人有关的学问”实际上属于“人的科学”的范畴，不属于人学范畴。人学，正如日本的细谷贞雄强调指出的，它所包含的意思与人的科学有别。人学之被倡导，其理论上的动机无非是把已经积累起来的、与人有关的知识由某一统一的原理重新加以组织，从而把人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把握。近年我国兴起的人学，其深刻的学术动机之一，就是综合和提升各门人的科学所提供的关于人的不同侧面的知识，以达到对完整的人的理解，形成一门新的科学。这里，人学研究实际包含两个层次的基本内容：一是综合人学，以达到对“完整人”的研究；二是哲学人学，从完整的人中提升出关于人的本质、存在和历史发展规律的一般哲学理论，它主要研究人的本质、人的存在和人的历史发展规律范围内的问题。遗憾的是，由于大多数学者对各门人的科学了解不多，对如何综合各门人的科学的知识和方法知之甚少，对综合人学的研究稍显底气不足，缺乏人学的“学科”意识。
在人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人是社会的人，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且，既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就已经是关于人的十分完备的学说了，没有必要建立一门相对独立的人学。苏联的格列柯夫和Н·А斯捷潘年也持这种看法。有的学者虽承认人学的相对独立存在，但认为它只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分支。上述两种观点都否认人学从唯物主义历史观中相对独立出来的可能性。我认为，相对独立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可能的。这可以从三层意义上来论证：其一，如前所说，人学有其明确而独立的研究对象。其二，人学对历史唯物主义具有相对独立性，能同后者区别开来。人不等于人类社会，人也不能完全被社会历史所溶解和淹没，人对人类社会和社会历史具有相对独立性，因而人是不能完全被社会历史所说明的。历史唯物主义以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为对象，它侧重研究社会的人和历史的人，是人的现实，它为达到具体而由人走向现实，它并不研究完整的人，人学则专门以完整的人及其本质、存在和发展规律为对象，二者不能互相取代。其三，人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理论前提。马克思批判唯心史观和创立唯物史观，是从对人的重新科学理解开始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正是在把人的本质看作一切社会关系总和之后，在对有生命的个人及其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作进一步分析的基础上，才发现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也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看待历史唯物主义，指出只有在人的劳动中才能找到社会历史发展的锁钥，故而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显然，只有在对人及其本质加以科学理解之后，才有可能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唯心史观首先是在其理论前提——对人的理解上失足的。既然如此，人的问题就不能完全归结为社会历史问题，以对人和科学理解为首要任务的人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理论前提。
近年我国人学研究之所以取得一定进展，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得益于把人学看作相对独立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门科学，而有的同志之所以看不到人学研究的深刻意义，就是因为忽视了人学对历史唯物主义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和特殊作用。当然，人学虽相对独立于历史唯物主义，但它必须以后者为指导。在人学与人道主义关系问题上，一种观点认为，研究人学就是研究和宣扬人道主义。按照这种认识，人学研究就很难进行下去了。这种模糊认识很大程度上是受80年代我国人道主义讨论影响而形成的。在这场讨论中，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并且企图用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去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人性的异化，因而是违背人道主义的。这种观点当时被称为精神污染。这一定论至今仍影响一部分人，以致于认为我国90年代的人学研究是在倡导人道主义。这是对人学研究的一种严重误解。其实，人学研究虽包括人道主义研究，并在价值观意义上对人道主义加以某种肯定，但二者毕竟不同：人学研究完整的人及其本质、存在和历史发展规律，是一门科学，而人道主义是对人的本质和人的存在的关系的一种评价，是一种价值观；人学包括人道主义，但不归结为人道主义。实际上，我们所要建立的人学，恰恰是为了通过对人的完整科学理解以克服抽象人道主义对人加以片面错误理解的局限。
三、在方法论上，人学不是抽象地研究人，而是为了达到对人的科学研究。人学既不限于对人的科学作综合研究，也不囿于演绎式的纯学理研究，而主张以对人的现实问题的研究带动和促进对人的基本理论的研究。
有一种误解认为，人学就是在抽象地研究人，易限于抽象伦理说教，马克思主义把人看作现实具体的人，因而是排斥人学的，苏联社会主义之所以发生演变，其思想根源之一，就是太强调人，把人至高无上化。这种看法值得讨论。这里关键要弄清三个问题：“人”的抽象性和具体性；研究人的方法的科学抽象和非科学抽象；苏联社会主义演变的主客观原因。人学既研究抽象的人——人的一般，又研究具体的人。只研究具体的人不研究抽象的人，很难对人的共性从一般本质上加以哲学把握。然而，抽象的人并不等于抽象地研究人，研究抽象的人是就研究对象而言的，而抽象地研究人是就研究方法而言的。在研究方法上，抽象地研究人也有科学抽象和非科学抽象之分。科学抽象地研究人，是指从研究具体的人出发，从中抽象概括出人的一般本质，得出一般认识，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而非科学抽象地研究人，则是从原则出发，即从一般的人出发研究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所反对的。科学的抽象是抽象和具体的统一，非科学的抽象是排斥具体的抽象。其实，任何科学都在运用科学抽象的方法进行研究，其一般原理、理论都是由科学抽象而来的，离开科学的抽象，就不会有科学理论体系。上述认识实际上把研究抽象的人（研究对象）同抽象地研究人（研究方法）混淆了，又把抽象研究人等于非科学的抽象。就目前我国人学研究而论，既不能仅停留在只对人的科学进行综合研究而不加理论提升，这样关于人的一般理论就难以确立起来；也不能停留在只囿于对人进行学理性研究，这样人学就会缺乏活动的源泉。应当提倡的研究方法是：从对人的现实问题和人的科学的研究中提升和确立人的基本理论。当前中国的人学还存在两种倾向：一是带有科学主义色彩，强调把人的问题归结到社会根源上，否认从人的内在方面理解人；另一种带有人本主义的影响，主张用人的观点和人的方法研究人。在我看来，人和社会是不能完全互相归结和还原的，二者是一种对象性关系，因而要彼此理解，通过一方理解另一方。
四、在定位和立足点上，当代中国人学既不是完全重走近现代西方人学发展之路，也不是顺着中国传统文化之路“接着说”，而是立足于当代人类发展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以及对现实中国人的科学理解，来吸纳中西人学思想精华，因而它是以当代中国现实为根基的、在同世界人学和中国传统人学对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既有现实根基，又具高起点。
伴随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而来的人的自由、平等、民主、公正、个性和理性等，在资本主义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我国学者也必将重演这一人学的历史剧，即使在各种有利条件下认识到了文化发展的演进规律，但既不能取消也不能跨越其所必经的历程，这就使当代中国人学的研究多少带有“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和十八世纪启蒙文化的色彩。然而，中国毕竟面临着当代所谓的全球性问题，毕竟卷入了世界历史进程，也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在这种背景下，当代中国人学的内容和形式就不能重复西方人学的过去了，其人学历史剧必定具有自己的特点和时代特色。不仅如此，由于历史发展时序的差距和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特殊定位，致使当代中国的人学研究难以达到以生态学和后现代主义思潮为语境的相同话语系统，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人学话语系统并不适用于当代中国的人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学思想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和专制政治基础上的，虽有许多合理因素，但从根本上并不完全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本质要求，因而不能作为当代中国人学研究的文化基础。作为一个后进入现代化的国家，中国人学虽与西方人学不是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但它可以大量吸纳各种文化思潮中的人学思想资料，以便少走弯路，缩短同西方人学研究水平的差距。这是中国人学研究后发优势之所在。
当代中国人学研究的伟大历史使命主要在于为世界人类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虽然我们要对西方人学加以借鉴和研究，但其中的许多问题和思想只能随着中国社会实践的发展现实地提出并被重视。有些问题和思想哪怕是前人早已提出的，但由于中国社会实践发展不到那种程度，恐怕一时还难以理解并发挥作用。因此，当代中国人学的基础主要是置根于当代中国社会实践发展的时代要求之中，我们应立足于这一要求并以勇于创新的精神，来建构当代中国的人学。同时也需要有较高的发展起点。其高起点主要表现在它一开始就以学科形态出现，既站在人学思想史的前沿和制高点上，又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和制高点上。
五、在对完整人的认识上，人学不是在对人的部分完全认识之后才对完整的人进行研究，而是力图在不断综合关于人的部分知识的基础上走向对完整人的相对认识。
有一种见解认为：人学研究完整的人是不现实的，因为当今对人的部分并没有完全认识清楚，对人进行综合研究的条件还不具备，所以目前应注重对人的各个侧面的认识。这种认识包含着消解人学的危险。历史和事实证明，这种认识难以成立。按照这种说法，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后者是在反映各门科学之间的联系和融合不断加强（走向“整理材料”阶段）这一趋势基础上产生的，它所研究的就是人和世界的全面关系和联系。实际上，任何一门科学都是既研究其对象的部分，又研究其对象的整体，这两种研究是辩证统一的。人学对人的研究也不例外。对人的部分的研究越深入，在一定条件下就越走向对人的整体的把握，因为研究人的部分最终是为了把握人的整体，而力图把握人的整体，又有利于认识人的部分。因为“完整的人”存在于“部分的人”之中，在对人的部分的逐步认识中包含着对完整的人的认识。
六、在对既有成果的关系及学科建设上，人学不是抛弃而是要从人学角度重新审视和理解以往有关的哲学成果，并在人学观念框架内加以重新定位。
无论说哲学就是人学，还是说人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或是说哲学的当代形态主要是人学，都涉及到人学同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实践观、唯物史观的关系。在人学中，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实践观和唯物史观依然存在，并具有相对独立性，但那不过是与人和人学相关，受人学统摄的存在：本体论是以人为本体的本体论，而人这一本体具有科学因素和价值因素两个基本内容，这样的本体论之人学意蕴在于：它是一种信仰，以满足人对完满性的信仰和追求；它是一种终极关怀，使人不断实现对现象、现实之局限性的超越，追求终极和永恒的价值，不被世俗功利和当下一时所困扰，不被现象、现实的局限所遮蔽；它是一种客观精神，要求人避免主观臆断，追求客观实在；它是人的一种自我超越和发展的根本、基础，为人提供一种精神、理念、价值、信仰和追求，以克服自我之局限。认识论是以人为目的、以解决作为主体的人的主观性（或主体性）和客观性矛盾为基本内容、以人论为根据的能动的认识论，认识论的深层之最根本的基础和根据是人论，对认识能力、认识限度、认识范围、认识目的、认识过程和认识方式的解答，最终都取决于对人的哲学理解。辩证法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这无非是表达人的批判、超越、发展的主体本性，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无非是人认识客体的思维方法和工具。实践观中的实践无非是人的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实践过程无非是人的内在本质力量的发挥过程，因而实践观无非是关于把外部世界改变成属人世界的观点。唯物史观无非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它所研究的内容无非是从人的能动的社会生活过程中揭示和抽象出来的。实际上，哲学研究的既往成果是人学建立和发展的思想史基础和思想资料，这些成果既服从于人学的主题，又作为部分因素和思想资料存在于人学之中。人学把新对象、新主题、新问题和新内容作为中心来思考，而这正体现出人学的创新。马克思哲学有自己的对象、主题、问题和内容，所以才称其为马克思的哲学，而以往哲学的合理因素在马克思哲学中是受“马克思哲学”支配的。目前，关于人学与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实践观的关系还没有引起学者的讨论，今后是必然会提出讨论的。
七、在最高功能和根本目的上，人学不只是研究人的某一现象、某一方面，也不是取代哲学，而是旨在建立一门新的科学，寻求哲学、科学、文化和人文精神之本，重建新的哲学观、哲学史观、科学观和文化观，为当代哲学变革和发展提供方向和途径。
当代中国兴起的人学，在性质、功能和目的上，是以三种形式出现的：作为一门新的学科，旨在建立一门新的人学科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观，人学是一种看待、对待世界的新视角，是一种世界观、思维方式和哲学观念；作为一种思潮，在认识上关注人，把人作为认识的主体、中心和焦点，在价值上尊重人，把人作为目的，在实践上塑造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一种观点认为，人学是一种思潮而不是一门学科，不是学科而被当作学科来经营是一种学术误会，因而应弱化学科建设的冲动。我认为人学作为一门学科来建立是必然的，如前所述，这是人类思维发展规律、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哲学发展规律、科学发展规律、文化发展规律和当代人类实践发展使然；也是必要的，它可使关注人、尊重人和塑造人的精神以学科的形式得到逻辑和形而上理论的彻底论证、真正表达、理性支持和实现，还是可能的；它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人的对象意识和主体自我意识可使我们把完整的人及其本质、存在和历史发展规律作为研究对象；同时是现实的，哲学的人学转向从康德那里已经开始，现在业已进入整理人的科学所提供的实证知识的阶段。当然，人学不是学者在纯书斋里闭门造车以及对体系的孤芳自赏和“自食其果”，作为一种思潮，其历史使命是走向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洞察现实人的生存体验，关注人、尊重人、塑造人，为当代人类发展实践提供人文精神、核心的文化理念、合理方式和观察方法。
目前我国人文精神的讨论旨在寻找和重建人的精神家园，但它没有自觉同人学研究发生本质联系，当然，人学研究也未自觉同人文精神的讨论发生联系。其实，这二者是具有内在本质联系的。人文精神之内涵的确定，从根本上是基于对人及其本质（人性）、存在和历史发展规律的现实把握和时代诠释，这离不开人学的研究，而人学之最高功能和根本目的之一，就是为当代人类发展实践提供核心的文化理念即核心的人文精神。所以，人学是探究人文精神的深层理论基础，人文精神体现着人学的时代功能。当代中国人学从诞生那天起，就是被当成重新把握人类自身命运的一种努力而直面的人生活世界的，中国哲学正是通过人学这一中介而走向现实生活的。人学研究者虽一开始有必要就挖掘整理中西文化遗产、人学和哲学的关系、人学的对象、人学的性质及定位、人学的基本内容和人学研究方法这些基础理论作形上学的思考，而且这些思考多限于哲学圈内专家学者的理性思考，其成果也多在哲学圈内互相交流，但他们内心却装着现实社会生活，他们对上述基础理论的思考也融贯和渗透着时代精神，他们的头脑是向上的，但眼睛却是向下直面现实生活的。自80年代以来，我国人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其基本进程始终紧随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发展。并反作用于社会实践。人道主义、人的现代化、人的主体性、人和物的关系、人的塑造等问题被提出来加以研究，都是我国社会实践的内在要求。中国人学的研究者大都具有明确的指导意识，即自觉去关注当代人类发展实践提出的前沿问题，关注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状态及其趋向，而且试图通过研究，以为当代人类发展实践提供核心的文化理念、合理方式和观察方法。于是，在人学研究中，有些学者提出了“类本位”、“能力本位”等有关人类发展的核心文化理念。尽管这些观点会引起讨论，但其努力方向是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它是一项事关当代人类发展和哲学发展之命运的、具有根本性和建设性的“人学实践工程”。
八、在对人的现实强调和关怀上，人学所注重的不只是从价值观上重视人，无限夸大人的作用，而是既要在学理上全面完整地论说人，全面正确地把握人的作用，又力求在人的内心深处进行全面深刻的人格塑造。
“文革”十年对人的伤害促使人们在80年代初的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讨论中去尊重人、关心人。自然，对“文革”非人性现实的最初反判是从价值观上重视人。从价值观上重视人，表现在应把人当人看，应尊重和关心人，应重视和有效发挥人的作用。过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许多问题，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不了解人所造成的轻视人和不能正确对待人。如“大跃进”时期片面夸大人的能动作用，“文革”时期轻视人、伤害人、践踏人性，把人性等于阶级性等。改革开放以来，在对人的问题研究过程中，人们逐步认识到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和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地位，进而把人当人看，把人当主体看，正确发挥主体的作用。近年我国人学研究的意图之一，就是唤醒人们对“人”的自觉尊重，并充分正确发挥人的作用，但它是通过对人的全面而深入的科学理解来为尊重人和充分正确发挥人的作用提供理论基础的。人学研究的这种意图是不可低估的。过去我们不是由于重视人而出现许多问题，恰恰失之于不了解人从而轻视人和不能正确发挥人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能取得很大成就，其原因之一正是重视人和充分正确发挥人的作用。
要真正尊重人和正确发挥人的作用，除了在理论上要科学完整地理解人以外，还要在实践上全面塑造人，即在人的内心深处进行人格上的真正彻底的塑造。在中国历史上，这两大任务都未彻底完成。在中国思想史上，以往关于人的学说大都侧重研究人的某一本质方面。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造成了中国人的依附性和保守性人格。高扬“科学、民主”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主题就是“立人”，即塑造新型人格，然而，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包袱过于沉重，人的惰性太大，新文化运动进行的时间又短，更主要的是中国缺乏“立人”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所以，新文化运动对人格的塑造是不彻底的，人格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28年，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主要任务是武装革命。解放后一段时期，党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党内政治斗争上，虽然相应地也进行一些诸如扫盲、发展教育事业等提高人的素质方面的工作，但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却始终把知识分子当作消极对象而从世界观上加以“教育改造”（爱其知识，但更恨其世界观），因而也谈不上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和有步骤地进行真正彻底的旨在塑造新型人格的“革命”。总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未曾经历过“文艺复兴”式的、旨在全面彻底塑造新型人格的人的革命，在人的内心深处实行全面彻底的人格塑造的任务至今尚未彻底完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全面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但在社会实践发展过程中，国民素质适应不了现代化建设需要这一问题日益突出。开始的改革主要是通过政策方针的调整及适应放权让利来调动人的积极性，即使人的素质低，也会收到极大效果，所以，人的素质与现代化建设的不适应不大明显。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人的素质与现代化建设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就充分暴露出来了：农村改革三年后，发展现代化农业的问题提了出来，它要求农民懂得现代农业科学知识，懂得现代农业经济管理，然而我国农村人口却有相当一部分是文盲、半文盲，从根本上难以适应发展农业现代化的要求，从而阻碍着农村进一步改革的步伐；个体、私营经济同样如此，起初一些个体、私营企业可以利用政策搞得比较出色，但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步建立及市场竞争的展开，不少企业纷纷倒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体和私营业主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竞争不通也不适应，不注意提高人的素质；国有企业改革之所以困难重重，没有较大突破，其原因之一是企业人的素
质适应不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
上述情况表明，全面彻底实行人格塑造应成为改革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要求。这就向当代中国的人学研究提出两大任务：从学理上全面而科学地论说完整的人；在实践层面上研究塑造新型人格的目标和方法。近年我国的人学研究已意识到它所面临的任务，并自觉实行三种转变：由过去片面理解人向现在全面理解人转变；由80年代初从价值观上重视人到90年代从实践上塑造人转变；从过去忽视或片面夸大人的作用向重视并充分正确发挥人的作用转变。
九、在对研究者思维素质的要求上，人学研究者不能完全被利益、情感、经验、感觉、感情、意志和表象所遮蔽和影响，而必须切实掌握以高级理性为支撑的唯物辩证法。
人是多种矛盾的统一体，是世界上最难理解和把握的对象，要准确把握和理解人，就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而要真正掌握和运用唯物辩证法，就必须具有高度自觉的理性意识，因为唯物辩证法就是一种高级理性，是以高级理性来支持的，只有具有高级理性自觉的人才有可能掌握和运用辩证法。仅凭自己的利益、情感、经验、感觉、感性、意志和表象来从事活动的人，尽管可能懂得唯物辩证法的一般道理，但不可能真正掌握和运用它，甚至在实际工作中做出违背唯物辩证法的事，而这样的人是不可能真正理解“人”及人学的人。人是一个感性存在但又超越感性存在的理性存在物，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往往囿于这种存在而不能超越这种存在把自己提升为理性存在，结果遮蔽了理性思考，往往仅凭感性经验来思考问题，来看待和审视提供给他的对象，而这样的人既难以达到对理性人的把握和理解，也难以把握、理解和接受具有理性思维的人所提出的人学理念、人学观点和人学理论，且往往以其感性经验来审视、把握和理解这些理念、观点和理论。这样做，不是歪曲，就是指责，不是一知半解，就是不屑一顾。人们之所以在人的问题上出现一些模糊认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种狭隘和感性经验思维在作怪。所以，要深入展开人学研究，就必须自觉培养人的理性思维能力，反对狭隘经验主义。
十、在发展趋向上，人学不能满足于既得的成就，而要善于发展和解决问题，使人学进一步在把握时代精神、综合创新、理论和学科建设、寻求核心理念四个层面上有所突破和进展。
不容否认，当代中国人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成果：反映了思维、历史、哲学、科学、文化和当代人类实践发展的规律，提升出了“人学”的一系列范畴，并自觉努力把人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来建设；反映了世界潮流和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时代精神，形成了一种关注人、尊重人和塑造人的人学思潮；由起初把“人”看作是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专利，到我们开始把人看作是认识主体、社会历史主体和实践主体，再到强调哲学主体性原则和实践唯物主义，尔后再提出要建立一门人学进而确立人学同哲学的内在本质联系，确立人学在哲学和时代中的合法地位，这一步步深入的进程促使人们进一步重新理解哲学史、哲学和历史、时代；促使人们树立“人”的观念，自觉把握人自身的命运，促进人的解放、人的确立、人的发展和人的塑造；总结了以往人的问题研究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对人性的理解与对社会历史、对科学、对文化、对哲学理解的内在联系，从而强调当代哲学要对完整的人进行综合研究；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论坛人学”的研究成果以理论的形式合法起来，开设人学课程，并进入“讲坛”，招收人学方向的研究生。当然，这种人学研究只是开始，还需继续努力。即：在把握时代精神上，今后的人学研究要在善于及时准确把握时代提出的前沿课题和根本问题上下功夫，找到当代中国人学建构的真正的立足点和座标方位；在综合创新上，当然中国人学要在进一步吸纳中西文化精华和综合人的科学成果的基础上，站在前沿，把握好主攻方向，实现人学上的综合创新；在理论和学科建设上，要在哲学的本质、人性和人的本质、对人的哲学理解、哲学和人的关系、人和世界的关系以及个人、群体和人类三者的关系、人学与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实践观、唯物史观的关系、人的存在和发展规律等基本问题上进行理论建设；在核心理念上，当代中国人学要在对时代精神的把握中，在对中西文化精华的吸取中，在对人的科学的综合研究中，在对人的哲学理解中，提升出当代中国人学的核心范畴、核心观念、核心思想和核心精神，树立起当代中国人学的旗帜。上述四个方面也许是日后中国人学研究的大致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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