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经济学与中外关系研究：背景意识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中外论文,意识论文,背景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IPE)作为西方国际政治学研究范畴的一个归类被介绍到中国。① 而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高等教育机构采用IPE作为国际政治学学科和学位专业的一个分支。IPE不再被视作了解国外研究进展的内容之一，而是开始成为研究中外关系的组成部分。
本文讨论采用IPE视角研究中外关系所涉及的背景意识问题。“背景意识”指的是推动一个学科门类发展的社会大背景；这个背景具有结构性，即短期内不可能发生巨变但同时又不可回避。这个问题之所以值得讨论，是因为作为国际政治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IPE的研究和教学的原始目的便是对理解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政治因素做出新的贡献。本讨论基于一个在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研究界形成中的共识：我们介绍来自欧美的研究成果之终极目的是为了丰富对中外关系的研究。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我们已经基本走过了介绍国外研究成果的阶段。
IPE在欧美盛行的背景意识：美国的衰落
关于IPE在美国和欧洲学术界的历史渊源，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话题。在笔者看来，既然IPE的起源是政治经济学，那么其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1892年第一期《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的出版(至今仍在延续)。但是，在欧美国际政治研究界，IPE作为国际政治学的一个分支的兴起则是20世纪70年代初的事。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之后三年内，两本讨论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之间关联的教材便成了最畅销的大学教科书。② 虽然从专业名称、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所采用的主要教材，到如何对待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传统等方面，欧美的大学都不尽相同，IPE已经是国际政治研究与教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③
IPE在欧美的国际政治研究和教学领域的发展史中，有一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IPE之所以受到广泛的重视，其大背景是第一次中东石油危机促成国际政治研究界关注“美国的衰落”(America in Decline)对美国自身以及国际体系层面政治与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
“美国的衰落”包括两个层面。第一，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在家庭结构、就业/收入状况、移民问题、人口分布、种族差距、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课题方面，发生了急剧的变化。50年代流行的“模范社会”(model society)表述被认为不再能够描述美国社会的新现实。这些变化意味着美国在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领域竞争力在发生变化。不能再用战后美国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作为预测美国对外政策以及美国的世界政治与经济地位演变的基础。国际经济与政治体系也会随之出现变化。60年代以来，这一命题在美国研究中一直颇具生命力。④
第二，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的国际政治研究界开始流行一个新的认知：美国在全球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统治地位(Pax Americana)受到了挑战；美国按照它的设计塑造整个世界的能力在“衰落”。石油危机不仅加深了美国经济的困难，而且提醒美国国际政治研究界重新思考“力量”(power)这个核心概念的内涵，因为小国也能对大国造成伤害。美国对苏联的全面遏制外交政策模式尚未出现明显成效，欧洲联合在加速，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力量在上升，如此等等。1971年尼克松政府宣布：中止1944年以来美元汇率和黄金价值以不变价格挂钩的政策。此举结束了战后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起稳定器作用的安排。美国开始与中国和苏联同时缓和双边关系，以减轻全面围堵共产主义大国所必须付出的经济和政治代价。当然，美国寻求体面地从越南撤军的途径，对美国社会和美国的国际政治研究界都是最强大的震动。正如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所感叹，国际政治学这门“因为美国而生、由于美国而成长”的社会科学在20世纪70年代末面对的是两个不满：整个世界和国际政治研究状况本身。⑤
有关如何应对“美国的衰落”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进入一个新的高潮。举例而言，1987年保罗.肯尼迪所著《大国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的出版，在学术界和新闻界都受到极为广泛的关注。⑥《大国兴衰》也是美国和英国大学IPE教学中最为流行的基本教科书之一。⑦ 该书标题即明确告诉读者，它是一本以古论今的著作；所要传达的信息是：应对未来，美国仍然必须主动应对其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竞争力的相对衰落。也就在80年代，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对美国主流IPE乃至整个国际政治研究界以如何应对美国的衰落为基本出发点提出批评。这代表了英国学派IPE研究试图修正美国学派IPE在哲学和政策两个层次背景意识认知的企图。⑧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进入21世纪，综观IPE/国际政治学科在欧美的发展，主流理论基础，甚至研究议程依然没有脱离关注美国和以美国为中心审视世界事务的色彩。⑨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思考如何避免美国的进一步衰落这个课题是美国IPE学科兴盛的唯一原因。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没有第一次石油危机给美国与其“志同道合”(like-minded)国家所设计的战后国际经济(与政治)体制以及它们所习惯的国际秩序所带来的冲击，IPE就不太可能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欧美广泛流行。
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日本与美国和欧洲在贸易和经济领域的摩擦加剧之际，IPE美国学派中极具影响力的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提出了如何界定日本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这恰恰佐证了如何维护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这一思维的持续影响力。⑩ 进入21世纪，中国的崛起(China’s Rise或其修正China’s Reemergence)也走出了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安全研究和中国研究界所关注的话题，开始成为美国主流IPE/国际政治研究的一部分。这从三位曾担任美国国际政治学会会长的主流IPE学者讨论中国崛起的短文所采用的视角中，可见一斑。他们所寻求回答的问题，依然没有突破经济和外交力量上升中的中国对美国及其盟国主导下的国际和地区政治、经济、安全体系的挑战这一核心话题。(11)
就像奥利·维弗尔所归纳的一样，欧美学界的国际政治研究，包括IPE研究，从理论建构所倚仗的历史事实、研究选题，到作者群，并没有真正国际化，其关注的重心是欧美国家和社会所面临的课题。(12) 反复出现的中心研究课题是：在由一个大国(美国)独自主宰的国际秩序不复存在的大背景下，如何审视国际政治与经济力量的变化、国际秩序的重建或调整？
总之，关注“美国的衰落”催生了IPE在欧美国际政治研究界的流行。这种关注也是IPE作为一个学科门类得以不断更新、发展的背景意识之一。欧美学者们所研究的并不局限于美国是否真正衰落了这个课题本身，而是如何主动应对这个背景意识下国际政治与经济事务的变化，从中找出对策。
寻找用IPE视角研究中外关系的背景意识
那么，对于中国的IPE研究共同体而言，存在一个问题：在中国推动IPE的研究和教学，有没有必要讨论用IPE视角研究中外关系的意识背景？如果有，这个背景又可能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提出基于以下思考：我们所从事的IPE研究与教学，只有在理论和政策分析两个层面对中外关系的研究做出贡献，才能在中国社会生根、成长。要使这门学问成长，就必须找到IPE研究的中国话语。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源自欧美的IPE视角有助于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界分析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但是，“互动”是一个描述性词汇，社会科学研究则必须在所关注的现象与本质之间找到本质性的课题。也就是说，我们有必要回答什么是IPE研究的中国背景意识问题。
与当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相伴，中国的国际政治学术研究走过了一个从回应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的中国政策取向转变到试图为中外政治经济互动找到更多主动应对挑战方略的历程。(13) 这从对当代中国的基本外交路线表述的演变(见表1)中不难看出。
表1 当代中国基本外交路线的演变
年代
外交路线 中国的关注
“西方”关注中国
20世纪50年代 一边倒；和平共处 建成并巩固政权共产主义及其蔓延
60年代反帝反霸；和平共处应对四面受敌 共产主义及其蔓延
70年代反霸；和平共处突破四面受敌 走出共产主义的内政
和外交路线
80年代初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为改革开放创造有利中国成为走出共产主
的外部环境义的范例
80年代末 全方位外交；增强综合 为巩固改革开放成果冷战后的中国何去
国力 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何从
90年代乐见“多极世界”的形 为巩固“翻两番”成果 中国开始崛起
成；通过与国际接轨应 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对经济全球化
21世纪和平崛起；和平发展；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持续崛起；在亚
和谐世界 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洲影响力上升
图表来源：本文作者。
表1是一个极其简化的描述。但是，它能够给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外在政治和经济两个领域互动基本思维演变的轮廓。贯穿始终的是和平共处。而提出和平共处理念的原始背景是：成立不久的中国期望得到最为广泛的外部世界国家的承认，也期望它所秉持的外交政策理念得到认同。中国主张不分意识形态、经济体制、国家大小、国力强弱，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地处理所有双边关系。该原则同样适用于中国在多边国际组织和机制中所持的基本立场。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确实与世界上多数国家、特别是力量更强大的工业化国家不同，但是，中国同样要求被接受为国际事务中平等相处的一员。(14) 也就是说，寻求在内政和外交两个层面被外部世界(尤其是大国)接受是当代中国对外政治和经济政策思维的基调。
就台湾、西藏的国际政治地位问题和其他涉及中国主权的重大问题，中国在处理双边和多边政治与经济关系时采取了非此即彼的立场。从本质上看，这种外交政策取向也没有脱离寻求外界接受中国维持领土完整并追求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主张和政策，也是争取和平共处的一个方面。
可以说，寻求被外部世界所接受，长期以来是中国处理对外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背景意识。这种被接受的内涵，包括中国所选择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路线以及中国的对外政策主张。
近年来，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界开始探讨进入21世纪后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的总括性课题。其中特别引人注意的议题是中国的“崛起”以及“和平崛起”，虽然“崛起”(rise)一词源于外界对中国的观察。(15) 仅从将“和平崛起”所要表述的内涵改用“和平发展”一词，即可看出研究界和决策层避免在国际间引起争议的意图。(16) 而导致外部世界产生疑惑的部分原因是：“崛起”一词被译成英文时更多地用rise(含有要垂直地站起的意愿或欲望)，而非ascendance(逐步上升，更具描述性质，也更符合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化中地位改变的事实)。这样，欧美国际问题研究界从中国学者的研究兴趣中，悟出中国不安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现状的思维。与此同时，在中外国际问题学术界中不难形成共识的是：至少从1971年中美双边战略关系开始转变以来，中国是成功地从美国及其他西方大国所主导建立的战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获得巨大利益的国家之一。中国的持续发展，也离不开这个体系。所以，欧美学术界更关心的不是“和平崛起”这一表述中“和平”意愿的再确认，而是力量在上升的同时又主动寻求崛起的中国对国际政治与经济力量对比以及演变中的国际秩序的可能冲击。不计其数的、欧美关于力量上升中的中国的研究项目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崛起会不会像战前德国和日本的崛起一样，对既存国际秩序带来地壳板块运动式的改变(tectonic change)？
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界提出“和平崛起”命题有回应“中国威胁论”的初衷。该命题确实包含了从寻求外部世界接受中国转向自信地追寻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力量的上升的成分，虽然它并没有偏离和平共处的基本思维。不论这一命题的表达如何变化(如“和平发展”、“和谐世界”)，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界要表明的是，中国在处理中外关系和国际事务中的自信程度在上升这一基本事实。
中国寻求崛起，是无可厚非的现象。在哲学认知层次，中国寻求崛起也是欧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认定的一个国家/民族的正常发展。主动放弃对崛起的追求反而不正常了。尽管如此，中国寻求崛起，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看，所更多描述的是一个如何走向未来的意愿，不足以作为类似“美国的衰落”一样能推动中外经济与政治关系研究新领域的背景意识。
研究中外关系的背景意识：中国的脆弱
我们不妨考虑用“中国的脆弱”(China’s vulnerability)作为研究中外关系的背景意识。“脆弱”不是“弱小”(weakness)，更不是“缺点”(fault)。“脆弱”一词所要表达的关注是：在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开展对外关系的过程中，存在满足国内发展需求与目标和对外政策需求与目标的物质和政策环境条件两方面的制约。就像“美国的衰落”一样，它既有事实的支持，同时更是一个定性判断。就思考今日中国寻求崛起之道而言，必须有针对性地研究实现崛起的愿望所必须意识到并加以克服的脆弱。也就是说，将中国的脆弱作为意识背景与研究中国的崛起之间并不存在逻辑上的矛盾。相反，只有在有效地应对脆弱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崛起的目标。
那么，“中国的脆弱”的事实依据何在？要回答这一问题，不是一篇短文所能做到的。这里必须首先说明的是，提出将这个命题作为研究中外关系的背景意识，并不是否认中国业已取得的成就，也不是忽视(或轻视)中国已经体现出的应对自身脆弱的能力。今天的中国，无论与自身的发展历史相比，还是与国际上可比的国家/民族相比，在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以及推动一个有利于国内建设的周边环境等层面，都处于建国以来最成功的时期。这是中外关系研究的常识，无须赘述。
首先，中国在水资源、可耕地资源、能源资源、矿产资源、自然环境等方面的物质条件，与支撑中国的人口生存和生活水平提高的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的空缺。这是常识。人们已经习惯于用“危机”或类似的语汇来表达相关物质条件制约的严重性和结构性。通过发展对外关系应对这些自然和地理条件禀赋的不足，也是对外关系研究的常识。在中国的经济外交活动中，获得境外自然资源以满足国内的消费需求，已经变得越来越频繁。(17) 仅跨国能源贸易这一项，中国参与国际能源贸易的历史并不长，而跨国能源贸易又与国际政治密不可分，需要驾驭的课题依然很多。(18) 这种局面就决定了我们研究中外关系时必须从脆弱意识出发。
其次，可用“非传统安全”归类的多种涉及境内外因素的社会问题，例如流行性疾病等公共卫生问题、资金的非法流动、跨境刑事犯罪、国内经济罪犯通过合法和非法的途径外逃、非法移民等等，都是必须通过国家间合作才能有效应对的课题。(19) 而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现实是：外部世界国家的政府根据自身的利益，判定是否与中国合作以及合作的程度；一个外国政府没有与中国合作的义务。也就是说，为了推进国内的有效治理，中国不得不寻求相关国家的支持与配合并为之付出代价。这样，我们便不难得出一个认知：在全球化时代实现国内的有效治理，变成了开展对外关系的内容和目的之一。(20) 这是中国在另一个层面的脆弱。
第三，就今日中国的宏观经济和社会形势而言，从中国政府高级官员指出要避免“拉美现象”在中国的出现，可见主张中国的中外关系研究有从脆弱意识出发的必要，并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对中国业已取得的成就视而不见。2004年初，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在评论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时指出，2003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划分的标准，650美元以下是低收入国家，650美元到2550美元算中等收入国家，2550美元到7900美元是中上收入国家。中国于1996年人均GDP达到650美元，走出了低收入国家行列，开始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中国政府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在2020年实现人均GDP 3000美元，将中国建成中等收入国家。马凯认为，中国宏观经济的未来“存在着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能够抓住这一机遇，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不丧失发展的黄金时期，最终实现现代化；另一种可能是出现所谓的‘拉美现象’，登上这个台阶以后，经济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前，社会矛盾突出，甚至加剧两极分化和社会震荡。”(21)
事实上，在2000年就开始出现对中国经济在个别产业层面出现“拉美化”现象的忧虑。(22)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的阶层结构呈金字塔型的发展趋势，相应的研究成果出现的历史则更早。采用“拉美化”危机，来表达伴随中国总体经济力量高速增长而出现个人收入再分配不均扩大以及这种不均的结构化，目的是提醒我们自己：巴西、阿根廷、秘鲁、哥伦比亚、墨西哥等拉美国家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社会结构的畸形使其丧失了继续发展的动力。(23) 与此同时，基于拉美国家与全球资本主义互动经验所提出的激进IPE理论——古典依附理论(主张欠发达国家与全球资本主义脱钩)——已经被历史经验证明其在政策运用上的局限性。(24) 既然中国必须在继续开放的过程中学会如何利用开放改善中国的宏观经济局面，那么中外关系研究就必须在认知脆弱的基础之上，寻求避免最坏的结果出现的途径。
第四，正如江忆恩的研究所指出，进入21世纪，在参与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层面，中国已经高度国际化。中国的参与程度甚至比美国还要高。(25) 除了八国集团等少数国际政治经济机制外，中国已经加入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和机制。作为睦邻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上海合作组织和中国—东盟之间的多层次合作机制的建立和运行，也表明中国在周边力量的上升。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对外经济政策也日臻成熟。尽管如此，外部世界对中国是不是一个“接受现状的国家”(status quo power)这个问题的继续追问，本身就表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不是一个简单的与国际接轨的问题，而是存在一个结构性的对外政策的外部环境(包括但不仅限于舆论环境)层面的脆弱。
总之，可用来支撑“中国的脆弱”这一认知的基本事实很多。本文所要表明的意图是：第一次石油危机催生了IPE在美国和欧洲学术界的流行，今天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并没有遭受类似规模的冲击。但是，作为IPE/国际政治研究共同体，我们为社会提供的智力服务应该是基于对中国的现实状况(及其历史演变过程)的分析，如何有效地将外部世界对中国发展的正面影响最大化，将外部世界对中国发展的负面影响最小化。认识中国自身的脆弱，有利于我们找到中外关系这一大课题下具体研究议程的支点。毕竟，研究中国与外部世界经济关系中的政治因素之终极目的，是积极、主动地应对中国自身的脆弱，以求得力量的进一步上升。
结论：用IPE视角研究中外关系
作为国际政治学的一个分类，IPE的研究范畴归类比较松散。IPE视角更多地从(国内和国际的)经济和社会课题入手，但它所分析的内容和所涉及的因素远远超出了经济问题范畴。IPE既是安全研究的一部分，又在分析对象(unit of analysis)和分析层次(level of analysis)两个方面超出了严格意义上的(军事)安全研究。虽然如此，对于我们思考采用IPE视角研究中外关系而言，我们首先要分辨的可能并不是什么才是IPE，而是如何利用IPE视角所开放的选题空间，拓宽我们的研究领域。
在中国的IPE/国际政治研究界，如果采用“中国的脆弱”为背景意识研究中外关系这一逻辑能够成立，那么IPE视角所引入的研究对象的多元化以及从事跨学科研究的必要，将为中国的IPE研究开辟广阔的空间。既然IPE研究要针对中国的脆弱，就有必要把对中外关系研究的选题建立在分析中国自身的经济与社会的现实和发展需求的基础之上。这种研究取向并不是鼓吹民族主义或政策上的闭关自守，而是要求我们将发展经济学所倡导的将内因经济增长(indogeneous growth)和外因经济增长(exogeneous growth)结合起来把握并分析中外在经济领域的互动。在此基础之上，分析中外经济互动中的政治因素，以及在内政与外交两个层面的对策。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中国的脆弱”是一个背景意识，它不是也不能限定研究的选题，更不能限定研究者的分析视角。它所鼓励的是我们作为一个研究共同体更多地从事更有针对性的研究，扩大研究成果的可应用范围，更好地在专业IPE研究群体与决策界和中外经济联系的直接参与者之间展开对话，互相补遗。
总之，在认知“中国的脆弱”这个背景意识的基础上，我们(专业从事IPE研究和教学的共同体)有必要通过细化我们的选题，更多地从专题研究入手，越来越有针对性地为把握中国社会所关注的国内发展与外部世界变化之间的相互联系提供智力支持，探寻中国的政治经济行为体与外部世界的政治经济行为体如何交往的规则。这样做便可以为用IPE视角研究中外关系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有利于拓展专业IPE研究界与国内受众间对话的空间，也有利于在中外IPE研究界对话的过程中扩大中国学者自己的话语空间。
注释：
①最早全书翻译的中文出版物是：布鲁诺·S·弗雷：《国际政治经济学》，吴元湛等译，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Bruno S.Frey,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s,Oxford and New York:Basil Blackwell,1984)。能代表美国和英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的教材性书籍也于80年代末被翻译出版，如：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Robert Gilpi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杨宇光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Susan Strange,state and Market: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London:Pinter,1988)。此后，几乎每一本在欧美畅销的IPE教科书都被译成中文。近年来北京大学出版社等机构还开始出版英文原文书籍。
②这两本书是：Robert Walters and David Blake,The Politics of Global Economic Relations,Englewood Cliffs:Prentice-Hall,1976; Joan Spero,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New York:St.Martin' s Press,1977。
③Robert A.Denemark and Robert O' Brien," Contesting the Canon: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t UK and US Universiti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4,no.1,Spring 1997,pp.214—238.
④有关这一层面研究的综述，见Reynolds Farley,The New American Reality:who we are,how we got here,and where are we going,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96,introductory chapter。
⑤Stanley Hoffman,"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aedalus,vol.106,no.3,Summer 1977,pp.41—60.
⑥见Patrick Reagan," Strategy and History:Paul Kennedy' 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vol.53,no.3,July 1989,pp.291—306。肯尼迪的书有三个同名中文译本：王保存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梁于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陈景彪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
⑦Robert A.Denemark and Robert O' Brien," Contesting the Canon: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t UK and US Universiti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4,no.1,1997,p.226.
⑧Susan Strange," The Persistent Myth of Lost Hegemon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1,no.4,Autumn 1987,pp.551—574.
⑨Steve Smith," 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Still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no.3,October 2000,pp.374—402.
⑩Robert Gilpin," Where Does Japan Fit in? " 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18,no.3,Winter 1989,pp.329—342.
(11)这三篇文章发表于同一期美国国际政治学会会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7.no,1,February 2006) :David A.Lake," American Hegemony and the Future of East-West Relations" ,pp.23—30; Richard Rosecrance,"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Rise of China and Its Effects" ,pp.31—35; Jacek Kugler," The Asian Ascent:Opportunity for Peace or Precondition for War? " pp.36—42.
(12)Ole Waever," The Sociology of a Not So International Discipline:American and European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2,no.4,Autumn 1998,pp.687—727.该文在被译成中文时，标题变成了一个中性语汇，见奥利·维弗尔：《国际关系学科的社会学：美国与欧洲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载〔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编：《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103页。
(13)虽然“西方”是一个不可能涵盖所有发达国家对中国政策的视角，冷战结束也不存在一个西方阵营，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七国集团的产生以及冷战后它试图协调成员国对中国的政策这个现象看，这个表述依然可用。
(14)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编：《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诞生50周年》，北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2004年版。
(15)朱奕冰、杨丹志：《国内外关于中国“崛起”与“和平崛起”研究综述》，《甘肃理论学刊》2004年第4期，第14—17、34页。
(16)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北京，2005年12月22日。
(17)何中顺的《新时期中国经济外交研究：理论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2005年博士论文)在相关课题上做了有用的尝试。
(18)有关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很多，参阅倪健民编：《国家能源安全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9)参阅查道炯主编：《中国学者看世界 非传统安全篇》，香港：和平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版。
(20)何帆的《全球化时代的对外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0年博士论文)是用经济学方法研究相关课题的良好开始。
(21)马凯：《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 既是机遇又是挑战》，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027/2379085.html。
(22)金城、宋华：《中国轿车走上“拉美化”不归路》，《中国市场》2000年7月，第30—32页。
(23)郑秉文：《“拉美化”：中国vs俄罗斯》，《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5年第2期，第38—40页。
(24)对“依附理论”的述评，见王正毅、张岩贵：《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与现实经验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24—272页。
(25)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no.4,Spring 2003,pp.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