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研究史上若干论争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件具有非凡意义的大事，在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一般意义上称之为中国人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界线。但关于它的相关内容并不是毫无争议的，本文拟将五四运动研究中涉及的有关争论梳理如下：
一、五四运动的领导权
五四运动的领导权最早是邓拓在《谁领导了五四运动？》一文中提出的，他认为五四运动是“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为基础，而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为领导骨干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①。从而引发了关于五四运动究竟是由谁领导的争论。
陈培均认为五四运动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因为“五四运动从世界革命战线上看，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个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能取得最后胜利”；从阶级状况看，“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当领导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重任”，因为“中国无产阶级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迅速壮大和成熟起来的”②。
董令仪认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了五四运动。首先，“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热情地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和深入发展奠定了思想的基础”。其次，这些知识分子“积极组织进步社团、创办进步刊物，为五四运动培养了一大批骨干，作了干部上、组织上的准备”③。再次，他们从实践上参加和指导了这场运动。
侯新夷认为陈独秀领导了五四运动。鉴于《新青年》在当时新思想宣传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谁实现了对《新青年》的领导，实际就领导了五四运动。通过当时《新青年》的工作安排可以看出陈独秀实现了这一领导。他同时从“民主和科学、反对封建主义的旧礼教旧道德、文字革命”④三方面说明陈独秀在这些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沿，起到了领导的作用。
王林涛则认为“在‘五四’前，李大钊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宣传活动，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群众爱国运动的发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在五四运动中，及时的指导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⑤。杨世兰也提出李大钊“积极推动和领导五四运动”，她认为：“李大钊同志不仅和学生一起参加了五四游行，而且当学生被捕后，他一面主持北京大学进步教师、职员组成的教职员联合会，设法营救被捕的学生，一面又派进步团体学生到一些大城市去宣传，扩大革命影响”。并且李大钊还极力宣传革命思想，“把五四运动看作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⑥。
也有不少学者把二者并列称为五四的领导者，合称“南陈北李”。刘孝良认为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首先，“陈独秀是《新青年》的创办者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李大钊则是在中国宣传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都对五四运动的爆发起过催生作用”；其次，“陈独秀、李大钊都坚定的站在五四运动第一线，以自己的实际言行，鼓舞群众的革命斗志，引导运动深入发展，都对五四运动的胜利起了指导作用”；再次，“五四以后，李大钊、陈独秀在斗争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使之同中国工人运动日益结合，创立中国共产党，从而开拓性的发展了五四运动的成果，使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⑦。黄文典也认为二者在不同的时期作用不同。一是“俄国十月革命前陈独秀和李大钊受进化论的影响较大，都曾经幻想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二是“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思想认识的高度超过了陈独秀”；三是“五四前后陈独秀的社会声望及思想影响的广度超过李大钊”⑧。
张德旺认为“五四爱国运动前，胡适积极参加了彻底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爱国运动的思想准备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在五四爱国运动中，胡适作为统一战线的右翼代表人物，在资产阶级允许的范围内直接参加、支持了反帝爱国运动”；“五四爱国运动后，胡适坚持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批判封建主义，客观上对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还是有利的”。但与此同时：“‘五四’前，胡适就不时流露出对封建主义的妥协态度，并散布了不少资产阶级毒素”；“运动进行期间胡适直接的消极影响，一是五四爱国运动初起时提议停止罢课，立即复课，二是参与北大南迁之议，干扰了反帝救国运动”；“‘五四’后，胡适还竭力贬低反帝救国斗争，引诱青年读死书，搞和平改良”⑨。
左瑞成撰文解释了孙中山为什么在这一时期对五四运动没有起到领导作用。第一，“孙中山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正在著书立说，这是他最重要的政治使命，也是他最重要的政治行为”；第二，“孙中山当时正忙于南北和议，这是他当时重要的政治行为之二”；第三，“孙中山仍为护法军政府的部分政务与军务操劳，这是他当时重要的政治行为之三”。但事实上，“在运动中，他也曾给予积极的支持和指导，有时更直接参与到运动中去”⑩。董德福指出在五四前后的不同时期孙中山的作用和影响也不同。概括起来，“前五四时期：五四运动的旁观者而非领导者”；“五四爱国运动时期：五四运动的参与者和指导者”；“后五四时期：五四新思潮的反思者与批评者”。所以对孙中山在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要作全面的、辩证的分析、评判”(11)。
撇开领导作用，五四时期也有很多人物发挥重要的作用，新世纪以来对这方面的研究也有涉及。如对邵飘萍(12)、林长民(13)、戴季陶(14)、梁启超(15)、罗家伦(16)等人与五四运动的关系都有比较深入和细致的研究。
二、五四运动是否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史学界曾在一个长时期中习惯于将1919年的五四运动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1939年5月，毛泽东肯定了这个观点。他在《五四运动》一文中说：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17)。同年底，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科学概念的同时，也首次明确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的”(18)。1962年，朱务善作为五四运动的直接参加者，以其直观认识为基础撰文提出，五四运动开始时，无产阶级并没有参加。到“六三”以后，才有上海工人罢工支援，而那时中国共产党尚未诞生，因此谈不上无产阶级领导。所以五四运动还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只是为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开辟了道路。(19)但之后十几年，由于种种原因，这个问题没再提出讨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理论学术研究重新走向繁荣。以汪士汉《五四运动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20)一文为起点，史学界关于五四运动性质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问题的讨论再次开始。1989年，张静如撰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一是五四运动不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阶级的领导必须通过政党来实现，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尚未产生。二是五四运动不是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不反对其他帝国主义；五四运动是政治运动，没有涉及封建主义文化、思想。三是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也很不充足。因为进入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时代之后，并非所有的革命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而提出五四运动不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21)引起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问题的广泛争论。
1.中国共产党成立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有以下不足：工人阶级在运动中没有起到领导的和决定的作用；五四运动中不存在“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五四运动不是一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不能以五四运动产生于十月革命这个新时代作标准，便认为中国革命也进入了这样一个新时代。所以应该是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到来，中国革命才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22)
2.五四运动至中共二大整个过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一是经过五四运动至中共二大这一段时期，中国革命完成了领导权的转换；二是旗帜鲜明的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也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完成的；三是组织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也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明确的；四是从五四运动、中共建党到中共二大，无论是在思想影响还是在组织联系方面，中国革命和以苏联为代表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已经紧紧联系在一起了。(23)
3.1922年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一是中国完整形态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形成是在1922年。因为一个完整形态的无产阶级政党，除了要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一定数量的党员外，还必须拥有一个民主革命纲领，而这些都是在1922年相继实现了的；二是中国工人阶级成为领导阶级是在1922年。在中国工人阶级完成角色转换的过程中，1922年的第一次劳动大会和劳动立法运动是不容忽视的两件大事；三是中国革命真正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是在1922年。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把中国革命完全纳入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体系中去；四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成型于1922年。1922年6月，中共中央在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24)。
4.七一五政变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完成的标志。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终结的标志是1927年七一五政变的发生。在此前的中国革命中，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国民党，仍然具有革命性，对革命仍起着一定程度的领导作用。七一五政变的发生，使中国国民党变为一个投靠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政党。中国资产阶级随着其全国性政党的蜕变，再也无力也不可能对中国革命起积极领导作用和影响了，对革命的领导重任全部落到了无产阶级肩上。(25)
5.中共八七会议、南昌起义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完成的标志。大革命失败后，领导革命的重担落到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肩上。南昌起义证明共产党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八七会议又指明了民主革命的行动方向。因此，南昌起义和八七会议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26)从对革命性质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权看，南昌起义完整的体现了这一点。这次起义尽管有国民党左派参加，但在其中起核心领导作用的是中国共产党。并且，由南昌起义及紧随其后的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时期，则更是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27)
6.1927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是中国革命开始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标志。一是1927年9月宁汉沪合流的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标志着大革命的失败，确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已经放弃了国民党的旗帜，中国革命领导权已从国民党手中完全转移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手中；二是1927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结束。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形成，以造就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也宣告结束。1927年9月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也充分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革命任务及其革命对象开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革命目标也转移到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上了。(28)
还有人提出首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一是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实现了对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二是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倡导和参与创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等，为大革命准备和造就了大批军政革命干部；三是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推动和领导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掀起了工人、农民运动的高潮；四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空前加强，党员人数成倍增长，中共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并作出与此相应的决议，强化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中心地位”(29)。
三、五四运动与国民党人
五四运动的发生，传统的观点认为它是在当时先进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下进行的。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学者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民主派及它的主要代表国民党对五四运动起到很大的领导和指引作用，认为五四运动是一个众多合力的结果。
黄金华、漆良燕提出：民主派是“五四运动的真正的推动者和领导者”，因为：从五四运动爆发的思想认识原因来看，“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宣传鼓动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素质，促成了五四运动的爆发”；从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登上政治历史舞台同知识分子相结合来看，“‘六三’运动所以发生，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奋斗的结果”；从五四运动中推动工人运动的深入发展来看，“五四运动中工人运动所以能纵深发展，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推动和领导的结果”；从五四运动中学生运动向纵深发展来看，孙中山等国民党人的言行“从道义上、思想上、行动上推动了学生运动向纵深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成为学生运动的主心骨和坚强后盾”；从五四运动发展方向来看，“资产阶级民主派强调中国人民应把自己的斗争同亚洲其他各被压迫民族的反帝斗争紧密联系起来，这就为五四运动发展制定了策略、方法、目标、原则及指出注意的问题”；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影响来看，“前一支力量比后一支力量影响要大，成为领导者的可能性、资格要大、要强”；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关系来看，“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成长、作用发挥都是因为有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支持和帮助”(30)。
刘永明在《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中分五个方面描述了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一是“蔡元培北上就职与‘受命’”。主要是聚集进步力量、组建革新团体、开展学生运动；二是抓住由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导致的“二月事件”的影响，“国民党人积极报道事实，推动运动发展”；三是五四运动时期，国民党人利用在上海的一系列组织和团体开展活动，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四是当时的国民党人对上海的各个具体领域的斗争情况都有所影响，主要在于策略方面的指导；五是国民党人在当时的不同地区都开展了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王乐平等人在山东、林森等人在广东等等，主要起宣传、推动的作用。最后提到汪精卫等人在巴黎的直接行动武力拒签的行动，对五四运动的胜利起到了“直接作用”(31)。
张德旺则提出，五四运动的思想主题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派‘全民政治’影响下出现的‘人民要求当国家的主人’，而是反帝救亡”；“称蔡元培是五四运动的促发者也有待斟酌”，并提出“蔡一贯对学生参加政治活动持保留态度，尤其反对学生的越轨行动”加以证明；对民主派在五四运动中的组织领导作用也持怀疑态度，认为王宠惠等国民党人在这一时期的表现，不能完全代表当时国民党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而且“上海学生响应北京学生的斗争是有相当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上海商界罢市主要是商人自愿，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等商界组织都积极参与运动”；全面分析民主派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认为上海五四工人大罢工是“工人群众独立自动进行的”，组织和推动这一罢工的“不只是民主派控制的几个工界组织”，其他一些旧式组织也“发挥了程度不等的作用”，而民主派同重要行业的工人联系较少，并且他们还有“限制工人运动，对工人运动‘发展前景忧虑重重’的消极影响”；针对黄炎培等人的国民党身分的怀疑以及依据在巴黎参加巴黎和会的顾维钧的回忆指出“汪精卫等人领导的武力抗拒运动”也是不成立的。(32)随后他从三个方面：“民主派不是五四爱国运动准备工作的主要承担者”；“民主派不是五四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五四爱国运动中居主导作用”(33)继续加以阐释。
张德旺对民主派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也不是全盘否定。他指出了民主派在五四运动中的一些积极表现：“他们鲜明深刻的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罪恶行径”；“民主派一扫巴黎和会前‘威尔逊世纪’的幻想，直接推动了中国代表拒签巴黎合约”；“极力强调中国人民应把自己的斗争同亚洲其他各被压迫民族的反帝斗争紧密联系起来”；“号召群众坚决推翻媚日卖国的皖系政府”；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帝国主义军阀；加强对俄国十月革命的介绍；“他们是以革命先锋雄姿奋起的坚强后盾之一”；“大力推动了上海商界的抵抗日货和罢市斗争”；同时对工人运动也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当然他们的不足也很明显，突出表现为“政治上软弱的阶级品格在反帝反封建政治风雨中仍时有表现”(34)，等等这些一系列不可克服的缺陷。
四、五四运动是否全盘性反传统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全盘化反传统的观点是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他说：“在二十世纪中国史中，一个显著而奇特的事是：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想与态度之出现与持续。在传统中国政治文化架构崩溃之前，亦即辛亥革命爆发之前，中国人一直认为传统是一个混合体而不是一个化合体——其中包含多种不同的成分与不同的发展倾向，而这些不同成分与不同倾向是彼此不能相融的。崛起于五四早期的第二代知识分子中对传统做全盘彻底的反抗者，却把传统中国文化、社会与政治看成了一个整合的有机体——他们认为真正属于中国传统的各个部分(那些世界各国文化、包括中国文化所共有的公分母不在此列)都具有整个传统的基本特征，而这个传统的基本特性是陈腐而邪恶的。因此，中国传统被视为每个成分都具有传统特性的、应该全部摒弃的整合体或有机体。这种彻底的全盘否定论自然可称作整体性的反传统思想。”(35)这一观点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不同的反响。
沙健孙认为，五四启蒙思想家反传统集中攻击的是孔学，对于其他学派并没有一概否定。把孔学等同于国学，以为批判孔子就是否定整个中国文化，这是对于国学、对于中国文化的无知，是一种片面的认识。而且，即使对于孔学，他们也是着重地指明其“施于今日之社会为不适于生存”，并没有否定它的历史作用。(36)龚书铎认为，说新文化运动是全盘反传统，是破坏主义，造成中国文化断层，是误解。虽然新文化运动有人说了一些偏激的话，但不是主流。他们主要是反对把孔教定为国教、编入宪法，批判封建伦理纲常。他们并没有完全否定传统文化，包括孔子和儒学。他们不仅破旧，也立新。(37)耿云志也认为，在新文化运动中，部分青年或知识界个别分子，有过当的言论和过分的行为，应当加以批评和纠正，那完全可以理解。但把整个运动归结为“全盘反传统”，是没有根据和完全错误的。(38)
李良玉也认为林毓生关于五四反传统主义的定义是不正确的：一是所谓全盘性的传统理论上不能成立。我们应当承认传统的多样性，传统的多样性不仅指我们面临多种传统，而且某一种传统还可能包括不同的延伸方向。因此，那种所谓凝结中国文化、社会与政治为一体的类似整合体或有机体的传统并不存在；二是所谓全盘性的反传统理论上也不成立。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起因，是民国初期政治文化领域里的复古倒退运动，也就是说，五四时期出现的这场文化批判运动，是对袁世凯政权的政治批判，它本质上不单是一场文化运动；三是新文化运动尖锐地批评了传统儒学的有关内容，但是他们并未全盘否定儒学。陈独秀还承认一定条件下儒家伦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规范意义仍有价值；四是中国的文化、社会与历史，是一个较之传统儒学意义更为广大的传统，在对待这个大传统的态度问题上，新文化运动同样没有“全部摒弃”、“彻底否定”的看法；五是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固然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但是，它讨论问题的立场具有双重性，即对学术文化的相对宽容和对专制主义的坚决反抗，完全忽视其平等商讨的一面是不正确的；六是五四以来的社会政治激进，如同五四一样，各个阶段自有当时特定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氛围，当然也必然会导致各自的社会后果。我们必须弄清楚五四思想的文本意义与五四以来中国历史和社会生活的思想意义的关系，不要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价值而忽视时代的局限性，也不要因为五四以后的某些重大历史过失而追加五四的责任。(39)
还有学者提出陈独秀之反孔首先就是指向这种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的孔教。他们所反的不是孔学，而是汉武以后位居独尊的孔教。而且以陈、李为代表的五四时期激进的反孔言论，所指的应是政治意义上的代表着专制政治意识形态的“孔教”，而不是孔学和孔子本人。这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对孔子和儒学尚且不曾全盘否定，又何尝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有过全盘的否定”(40)。就此有学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激烈反儒学、反孔教的，并且提出这有着深刻的思想认识和社会历史根源。他还指出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反儒学，反孔教，不能仅从学理的层面来理解，还必须把它放在辛亥革命后复辟与反复辟，尊孔与反尊孔的政治和文化斗争中加以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反儒学，反孔教，但对于孔子本人及其全部学说并没有采取简单的全盘否定的态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五四新文化运动直接批判的是辛亥革命后出现的尊孔复辟思潮和孔教运动，难免不会有“矫枉过正”现象的发生。(41)
同时有学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全盘反传统”，传统文化“没有断裂，也不可能断裂”。新文化运动主要是反对将“孔教定为国教、编入宪法，批判封建的纲常名教，反对旧文学”；对孔子的历史地位和贡献都给予了肯定。并对传统文化中可以为后人利用的文化资源，进行了“挖掘和提倡”(42)。还有学者认为，许多人将五四新文化运动视为一次反儒学运动，这是对历史的误解。事实上，五四新文化派所反对的不是儒学，而是礼教；他们所要打倒的亦非儒学，而是对儒学的教条主义和狂热迷信；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待儒学的态度是“评判的态度”，也即是一种历史的态度，其代表人物并未将儒学当作一种死去的东西抛弃，而是力求用新方法阐释儒学的现代意义；他们也并不是要废止儒学，而是要改造儒学、重建儒学。(43)邵书峰也认为五四激进文化抉择从哲学角度看，是既“克服”又“保留”的。五四激进派所克服的，是儒学以及传统文化被统治阶级强化了的，用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禁锢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封建性糟粕，所保留的是儒学及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精华。(44)
李翔海从发生学的意义上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有内发性的。体现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学理系统到近代已经开拓到了尽头，如果不发生一场文化变革，它就不足以克服内在的文化生命力趋于衰竭的问题”，是必然性；二是“中国文化传统所蕴含的内在生命力为其现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可能性。这表明儒学传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可能的内在联系，所以它也就不是完全断裂传统，和所谓的全盘反传统主义。(45)
此外也有人同意林的说法，侯宗肇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因为五四启蒙运动者一是“过分强调文化的时代性而忽略其民族性，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二是“他们是从文化的整体功能去观察中西文化，而忽略了中西文化的可分性”；三是“和他们关于民族和文化的外在关系有关”(46)。从而认为文化需适应民族的需要而全盘吸收或全盘摒弃。
五、五四运动中的救亡与启蒙
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泽厚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论说，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最具新意也是最具影响力的观点之一。在他看来，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属于救亡的范畴。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的历史，启蒙和救亡互相促进，相互推动。但1920年以后发生变化了，“政治革命取代了思想革命而成为首要的急务”，此后就是“救亡压倒启蒙”(47)的历史。
有学者提出“李文对五四运动的起源，有简单化的理解”。因为推动启蒙运动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自始则承担着救亡和启蒙的双重责任”，而当时革命者如孙中山等以及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对五四运动的看法和影响，也说明了运动有向政治方向转化的可能。李文得出“救亡压倒启蒙”的结论，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现代史的直线式理解，而忽视了其多维度与生动活泼之事实”，所以其结论有待商榷。(48)也有学者认为：当中国处于危机之中，受西方欺凌之时，先进的中国人选择西方的文明来挽救自己，但一战使得这个“第二种文明”迅速失去人心。这时就分出了两派：“激进的找到以苏俄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明；保守的则还是回归到那个‘中体西用’的老路上去了”。二者都造成了“对基于‘第二种文明’理念上启蒙运动的背叛”。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由思想转向政治，由启蒙转向救亡，还有着国内因素的影响：“中国政治的黑暗使启蒙运动的领导者不得不涉足政治”；“启蒙运动的主体青年学生大量参加政党，使启蒙阵营力量受到巨大削弱”；“启蒙的主题个人主义被政治运动的主题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取代”。最终启蒙运动也就被政治运动所取代了。(49)
有的学者认为根本不存在压倒之说，他针对五四运动史研究中“启蒙与救亡”的关系提出：一是“‘五四’的启蒙与救亡双重任务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因为在当时国内外反动势力统治的中国，所造成的“亡国危机”，迫使新文化的倡导者们不得不投入“紧迫的反帝救亡的斗争洪流之中”；二是“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因为近代以来中国效仿西方的屡次失败迫使中国人重新认识西方制度，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指导人们重新思考中国的问题，认清中国社会‘必然’的发展方向从而使中国人有了获得‘自由’的可能，这是最根本的思想解放”；三是“个人主义不能救国兴邦”。个人主义只使“中国人民像散沙一样”，而只有“在中共的领导下，全民族凝聚成空前强大的力量，才能彻底的推翻压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中国人民才真正站立起来”(50)。还有学者表示：“救亡本身就是‘五四’运动的主题，救亡是‘五四’反帝爱国精神的继续。”抗日救亡运动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实际上有利于国内反封建斗争的进行，而这正是启蒙的任务；而且在抗战时期，启蒙所提倡的民主和科学都没有停滞，民主制度和科学事业在解放区都有所发展。(51)
另外有学者认为“启蒙”与“救亡”的对立隐含的是“现代”与“传统”的对立，并提出“应将其放置在九十年代开始出现于中国思想界的对现代性的反思与解构的平台上进行认识”。作者首先从“救亡”的现代性、民族国家的建构出发，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未能从中国的现实情况出发，而是错误的把“‘救亡’理解为对业已存在的数千年的传统‘中国’的拯救，‘救亡’与‘启蒙’的对抗便顺理成章的变成了‘传统’对‘现代’的抗拒”。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近代中国出现的救亡是一个具有现代‘民族国家’意义的全新的中国的创造过程”，“民族国家的确立在于对传统共同体的某些要素的超越以及必须借用这些要素的某些部分，将其融入一个新的历史范畴”。其次“马克思主义革命是在民族国家的范畴内进行的，是提供一种建立在民族国家之上并且能够超越民族国家的‘解放’”(52)。还有学者认为新文化运动从思想文化运动向政治斗争的转变，“实际上不是救亡压倒了启蒙，而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救亡的目的进一步凸现；救亡的方式也发生了转换，单纯的西方式的启蒙救亡衍生出多种救亡方式，进一步变成以政治斗争为主流”。因为新文化运动前期宣传的反封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不能实现中国的民族解放，所以先进的中国人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转向马克思主义、转向政治斗争。他还认为把救亡与启蒙简单对立起来的观点，对“启蒙”的理解是狭窄的，主要是“对于启蒙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民族国家意识和作为结果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却只字不提”。因为“在那个年代，救亡始终是一切行动的总目标，启蒙是救亡的内容之一”(53)。
李新宇认为“李泽厚其人一方面感到救亡压倒了启蒙，一方面却仍然把启蒙看作救亡的手段”。因为“启蒙与救亡是两个不同的思潮，也是两个不同的运动，各有其独立的思想体系和运行轨道，二者可能相遇、相交，但启蒙并不从属于救亡，更不是民族主义的副标题”。他还认为启蒙服务于救亡观点成立的基础当时都没实现：“五四启蒙运动的领袖们不是民族主义者；五四启蒙运动也不是适应救亡的需要而产生的”。因为当时中国存有两个现实：“国将不国”、“人已非人”。前者的产生了救亡运动而后者的痛感造就了启蒙运动，这些说明“到五四启蒙运动开始之时，其领袖集团的主要成员大都已经完成了一个根本转变：他们不再以救亡为目的，而是以人的自由、独立、尊严与权利为目的”(54)。
注释：
①邓拓：《谁领导了五四运动？》，见三家村文库：《邓拓全集》第三卷，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
②陈培均：《关于五四运动的领导权问题》，《江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
③董令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怎样领导了五四运动》，《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
④侯新夷：《试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是谁》，《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Z1期。
⑤王林涛：《试论李大钊同志在五四前后的地位》，《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
⑥杨世兰：《微言如闪首传真——纪念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李大钊同志》，《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
⑦刘孝良：《试论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淮北煤炭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⑧黄文典：《简论“五·四”前后的“南陈北李”》，《广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⑨张德旺：《胡适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求是学刊》1985年第1期。
⑩左瑞成：《简论五四运动时期孙中山的政治行为》，《理论月刊》2003年第11期。
(11)董德福：《孙中山与五四运动关系辨正》，《学术研究》2006年第2期。
(12)华德韩：《邵飘萍与五四运动》，《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1期。
(13)欧阳军喜：《林长民与五四运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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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冯夏根《罗家伦与五四运动》，《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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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陈青菲：《评“救亡中断‘五四’启蒙精神”论》，《人文杂志》1991年第4期。
(52)李杨：《“救亡压倒启蒙”——对八十年代一种历史“元叙事”的解构分析》，《书屋》2002年第5期。
(53)程珂、夏海英：《新文化运动中的救亡与启蒙之辨》，《伊犁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54)李新宇：《重评五四启蒙运动三题——兼评李泽厚诸先生之说》，《文史哲》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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