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合中原与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关系_蚩尤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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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族上古神话和古史典籍中将黄帝、炎帝同视为中华民族的远古祖先和古代文明的创始人。千百年来,她们一直受到中华各族人民的顶礼膜拜和敬奉。翻开历史,无论古代修史专家或近现代史学家都忽视了与黄帝炎帝并驾齐驱,独具英雄、传奇色彩的蚩尤的存在。有的完全忽略甚至否定了蚩尤及其所统率的远古苗族先民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及古代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借此,有必要对蚩尤的历史地位作出历史的、客观的评价。

据史载并推测:蚩尤逐鹿中原,迄今已有四五千年,为我国上古时期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四五千年前的中国正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由野蛮向文明阶段过渡的关键时期。这时期的社会组织形式已由父系氏族发展到部落及部落联盟阶段。男子在社会生活中逐步取得支配地位。其时在华夏大地除了黄、炎、蚩等三大主体部落联盟外,尚有众多的部落或部落联盟。如《史记》所述,这时期各部落及联盟之间互相吞并、互相侵伐,战争连绵不断,百姓深受其害。父权制下,男子已成为社会的主宰力量,社会经济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时期的战争极富掠夺性,战俘沦为奴隶,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促进了社会发展和阶级的分化。农业、畜牧业、家庭饲养业、手工业和冶炼技术以及产品交换都有所发展。据史料记载和推测,由于蚩尤集团所处江淮流域的优越地理环境,使它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走在各部落联盟的前列。它已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军事民主制社会制度。在这里,蚩尤不但是政治首领,也是军事首领和宗教祭司首领,它建有一支相当强大的联盟军队。军事和政治首领虽为民主选举产生,但它却极富于“侵伐”性质。战争已成为掠夺财产的重要手段。“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光荣的事情。”[1]在频繁的战争和掠夺中,蚩尤表现出英勇善战和足智多谋的才能。他的身边还聚集了大批武将,都勇敢善战,是战争中举足轻重的核心人物,这批武将就是如史载的:蚩尤有兄弟八十一人。它们既是各部落之首领,又是以蚩尤为核心的“官僚机构”。“蚩尤最为暴,莫能伐”,从某种意义上讲却是指当时蚩尤集团的军事力量最为强大。凭单个部落及联盟的力量无法与之抗衡。由于蚩尤集团所处社会性质,决定了蚩尤逐鹿中原这场战争不可避免。这场战争其实就是文明向野蛮的挑战,是中国古代社会由野蛮向文明过渡的前奏曲,也是中国古代农业文明与牧业文明之间的首次交锋。蚩尤在这场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正象秦始皇统一六国。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功垂千秋,而蚩尤却功败垂成,饮恨千古。但它却使中华民族开始了文明的曙光。

中原涿鹿之战,主要涉及到蚩尤黄帝炎帝三大部落联盟,多年来学者们对于三者的渊源关系问题始终是莫衷一是,认识不一。史书的记载虽零星而信息丰富,是我们研究远古时代这三大部落联盟的关系的主要依据:“蚩尤为炎帝之裔”,“阪泉氏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好兵而喜乱,逐帝而居于浊鹿,兴封禅,号炎帝”[2]。《帝王世纪》、《史记·五帝本纪》及《三皇本纪》均记有:炎帝,神农氏,姜姓也。……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姓焉。《越绝书》载:“少昊(炎帝)治西方。”《左传·昭公十七年》引郯子语:“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炎师而火名。”等等。运用这些史料来研究蚩、黄、炎等部落联盟的渊源关系,需要去伪存真、用历史的观点进行评判。

一、少昊炎帝始治于西方,即是说最初的炎帝是我国西北部一个部落集团。因其所居之地寒冷干燥,所以崇拜“火”,祭祀“火神”。炎帝又名“赤帝”,是因为它祈雨祭奉太阳神之故,求雨滋润牧草,过着牧猎为主的生活。史料推测,炎帝族团最初与蚩尤族团没有什么联系。随着牧业的发展,流动迁徙范围日广,首先与以渭河及黄河中游为中心区域并向西北游牧扩张的黄帝族团发生联系,并进而发生冲突,在黄帝族团的强大压力下,炎帝族团大部分被迫沿汉水向东南方向迁徙游牧至江汉平原(其中小部分则向西南迁移,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部分少数民族的远古先祖。)才与世居江淮流域之蚩尤集团发生联系。“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虎为前驱,以雕、鹖、鹰、鸢为旗帜”,“黄帝教熊罴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3]可见炎帝是因与黄帝战败被迫迁徙江汉流域的。蚩、炎接触后由于经济上的互补性,促进两大部落联盟的融合发展,并逐步形成了强大的部落联盟集团。以蚩尤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为基础的军事民主制社会进一步确立和巩固。蚩炎联盟集团已走到阶级、私有制社会的前沿了。史书有载:“昔天之初,诞作上后,乃设建典,名赤帝,分正上卿,名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4]蚩炎联盟,促进了江淮地区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分工进一步明确,阶级、私有制已开始确立,出现了阶级等级差别,设置了典章和官名,蚩尤在这个“朝庭”里位居人臣,辅佐少昊(炎帝),君临天下。

二、炎帝族团在蚩尤、炎帝联盟后由于受蚩尤农耕文明的影响,很快步入农耕文明社会。史籍及神话传说皆称炎帝乃“人身牛首”,蚩尤亦是“人身牛蹄,四目六手,耳鬓似剑戟,头有角。”这种形象显然是蚩尤牛耕文化与炎帝狩猎文化在图腾意义上的融合并蓄。蚩炎虽结成联盟,但在其融合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尖锐复杂的内部矛盾。蚩尤及其族团极富征伐、战争之欲望,在联盟中地位显赫,声望日高,而炎帝却软弱无能,其族团日渐松散衰弱,这与蚩尤及其族团之勇猛善战,殊杀无道之尚武精神大相庭径。如史书载:“轩辕之时,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而蚩尤却有“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杖、戟、刀、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因之,不满于现状之蚩尤最后发动“叛乱”,驱逐炎帝,取其地位并沿袭赤帝名号,号称新的“炎帝”神农氏。史书所载蚩尤“乃炎帝之裔”就是指蚩尤驱逐炎帝后,取代其地位,沿其名号,成为新的联盟首领。原炎帝族团则逐步同蚩尤集团融合同化。史籍中大多将我国农业的发明归功于原赤帝,并加誉为神农氏,其实这是历史的谬误,将新旧炎帝混为一谈了。发明农业之神农氏应是新炎帝蚩尤及其族团。考古学研究成果表明,处于军事民主制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的蚩尤集团的农耕文化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时期男人平时从事农业生产和手工冶炼等,战时即全副武装随蚩尤征战。战俘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而妇女则专门从事管理家务、饲养等行业。江淮流域自然条件优越,气候温和,土壤肥沃,江河湖泊纵横交错,便于农田灌溉和田间管理,农业生产已成为社会主要生产部门,渔猎仅为经济生活之补充。在河南庙底沟遗址中就发现了用于翻挖土地的双齿木耒;在良渚文化遗存中还发现了石犁及其残片。这说明蚩尤时代的江淮流域已出现了犁耕技术。犁耕技术的出现,使农业生产获得了一次技术革命,也是农业耕作史上的一次重大发明,“畜力的使用是人类最古老的发明之一”。[5]使用牛犁无疑是蚩尤集团对我国古代农业文明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和发明之一。在发展牛犁耕作技术的同时,蚩尤集团的图腾文化也得到发展,牛在其农业生产中的巨大作用,它们将其视为圣物,无论战争或祭祀都将其作为族徽标志显示出来。

三、蚩尤与黄帝——中原逐鹿的本质特征。史籍中有关黄帝的记述十分丰富,并给予其无上崇高的荣誉,它被公认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古代文明的创始人,它集多种神灵名号于一身,它在中国上古史上妆扮了亦人亦神的双重身份。黄帝身份的改变应该说始于中原涿鹿之战。据专家考证,黄帝族团最初主要活动于今黄河中游一带,以渭河平原为中心逐步向四周扩散,自阪泉之战战败炎帝后,逐步发展成为部落联盟,以狩猎、游牧为主,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猎生活,并占居西北广大地域,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属民逐步向东南方扩张游牧,并与炎蚩集团发生联系。这种联系首先是经济上交流,如生产工具的交换,生活用具及劳动产品的交换等。由于社会组织形式的差异,双方由交流到摩擦,最后发展成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这就是我国上古史上最有影响的一次战争——“涿鹿之战”。战争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蚩尤),是为黄帝”。史书有载:“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翼,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邦名之曰:‘绝乱之野’”。[6]显赫一时,威振天下的蚩尤战败,使轩辕氏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黄帝取代蚩尤,位尊大帝。为巩固其统治地位,安定人心,使战争带来的灾难导致部落民众的不满以及诸侯间的互相侵伐得以平息,迫不得已黄帝又打着蚩尤的旗号,召令天下,并将其神话,以达到威慑天下的目的。黄帝兼并蚩尤集团后,将蚩尤及其族团遗留下来的一切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都收归己有。精神上它采取有效手段吸取了作为一代战神的铜头铁额般的英雄本色;物质上它掌握了蚩尤集团的农业、犁耕、手工制作、家禽饲养、冶炼技术等;形象上它不仅成了古华夏民族的主宰,而且也成了创造发明之神。黄帝自涿鹿之战,入主中原后,其族团的社会、经济发展很快,出现了质的飞跃。经济生活很快由游牧式转向定居农业生活。中国社会到此时,已正式“由野蛮迈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黄帝族团社会的跨越,蚩尤集团无疑地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果没有这场战争,黄帝族团仍在野蛮社会边缘摸索,还没有见到文明的曙光。

文化的进步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随着文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以蚩尤集团为主体的古华夏民族在创造了古代农业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丰富的牛耕文化。从有关史料记载看,蚩尤集团的牛耕文化及其变体形态在其发展过程中以始盛行于商周时代并延绵几千年的饕餮文化最富有历史特色及生机和活力。饕餮文化与牛耕文化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饕餮文化见诸史籍很多。《吕氏春秋·先识》载:“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史记·五帝本纪》载:“缙云氏有不才子,食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等等。先秦儒家将商周青铜纹饰中常见的这种饕餮纹饰图案形象地解释为贪婪、凶残、畸型怪异的神兽。这种神兽在商周彝器上的基本图案是牛头、虎口的混合物,及其变体形态虎头牛角。其形态狰狞恐怖:虎口大张,呲牙咧嘴,双目圆睁,双角高耸。有些纹饰与其说是虎头牛角或牛头虎口的混合体,毋宁说是牛头的夸张形态。这种神兽纹饰图案与蚩尤的牛图腾文化有直接的传承关系,是蚩尤牛耕文化的延续。饕餮纹饰正是战神蚩尤形象与牛图腾的组合体。它最初是由三代彝器上的“蚩尤之象”发展而来的。“蚩尤,天符之神,状类无常,三代彝器多著蚩尤之像”。[7]黄帝时期蚩尤形象是人身牛首,在战场上它头顶牛角,手执刀戟,坚不可摧,令敌望而生畏。神兽纹饰图案正是蚩尤在战场上实施战争巫术时的全副武装与图腾装饰的变体及夸张形态。史学家曾中肯地评价它: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饕餮文化占有重要地位,它所表现出来的狰狞、粗犷、豪放不羁,显示出的震憾人心的威力,象征着中国的历史,从挣脱野蛮,跨入文明古国的重要标志。凡有饕餮形象的彝器礼器,即显示着尊严、权威和力量,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以致于后世帝王将相也要将蚩尤之像摆在祭坛的显赫位置。上迄黄帝尧舜、下至秦皇汉武,历代帝王将相都将蚩尤奉为始祖神,还将其奉为历代武官的祖师神和战神。史载:“蚩尤殁后,天下复扰乱不安,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殄服。”[8]《周礼·春官·四师》载:“祭表貉则为神位。”后人释“貉,即师祭也。……祭造军法者,祷气势之增位也,其神盖蚩蛔。”蚩尤死后不仅位尊战神,它还发明兵法,即治军之法,统兵之道。秦始皇统一六国,为使其基业万世相传,曾几次东游海上求长生不死之药,在东巡海上之时,将蚩尤列为祭祀山川八神之位中的“兵主”神位。汉代,蚩尤的饕餮形象给君王将相留下了深刻印象。高祖伐秦君临天下后就曾“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畔鼓,旗帜皆赤”。并大肆宣扬:蚩尤能察阴阳,造兵器。并杜撰出汉定三秦,皆为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继而又“立蚩尤祠于长安,置祠官如巫。”天下郡县纷纷效仿,立祠设庙以祭之。天下臣民均相信“帝斩蚩尤,因置坟墓”,并将蚩尤奉为镇墓之神,于是又将蚩尤之饕餮形象镌刻在墓地的石壁上或墓室砖石上,从而形成了我国西汉时期文化之一奇葩——汉画像石。这类以蚩尤之饕餮形象为题材的汉画像石大多出土于江淮流域,其中徐州就出土了四百多块蚩尤像汉砖。这些汉砖中画像形态与史书中描述的蚩尤形态极为相似。这些画像形态都是蚩尤逐鹿中原时形象的神话,将图腾文化与祖先崇拜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之既有神秘气息,又富于独特的文化含义。它反映了我国远古时代先民由图腾向祖先崇拜观念的转化。

饕餮文化源自于蚩尤时代,历经唐尧三代,在商周彝器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它在三四千年的沧桑风雨中,几经变迁和发展,在蚩尤集团后裔苗民生活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当您走进苗族村寨赶过苗年或重大节日庆典时就会发现几千年前蚩尤饕餮文化遗风的存在。苗族姑娘那华贵的牛角银头饰及各种服饰图案会把您带进那遥远的古代,让您产生无限的遐思。在苗族头饰中还有一种童帽,上绣有类似饕餮纹饰的图案,其帽形似牛角。苗族最隆重的节日椎牛祭祖,杀牛后将牛角与头骨连成一体挂在祭祖鼓堂。巫师对牛角要专门祈祷,要为主人讨吉利,问平安,保存的牛角越多,越显示出主人的富贵。牛头骷髅,看似狰狞恐怖,但它在苗族人民看来却体现着财富、力量与尚武精神,体现着原始自然朴实的美、粗犷的美,它在苗族人民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没有哪一种纹饰图案象饕餮纹饰图案那样富有生命力、象征意义和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

蚩尤逐鹿中原,誉满后世,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财富,它的那种勇武善战、不屈不挠的精神形象为世人宏扬光大。汉代民间盛行的角抵戏,就是蚩尤大战黄帝时武将形象。《述异志》载:“有蚩尤身,俗云人身牛蹄,四目六手。……今翼州人掘地得骷髅如铜铁者,即蚩尤之骨也。今有蚩尤齿,长二寸,坚不可粹。”又曰:“秦汉间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今翼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而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汉代角抵戏是一种祭祀性宗教戏剧(巫术)。这种祭祀性宗教戏剧早在蚩尤逐鹿中原时就已产生,以实施战争巫术形式表现出来。《通典·乐典》载:“蚩尤率魑魅与黄帝战于涿鹿,帝令吹角作龙吟御之。”《太平御览》卷五引《志林》载:“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弥三日,军人皆惑,黄帝乃令风后法斗械作指南车,以别四方,遂擒蚩尤”。《山海经·大荒北经》载:“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向。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翼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云笈七签》引宋真宗御撰《黄帝本纪》:“帝战未胜,归太山之阿,惨然而寐,梦见西王母遣道人披玄狐衣,持符授帝,玄女教黄帝三官秘略,五音权谋,阴阳之术,令风后演河图法而为式用之。”

蚩尤率“魑魅”,请风伯雨师、头长角、放大雾等,这是一种战争巫术手段,用来对付黄帝,迫使黄帝“九战九不胜”,寝食难安,“居无常处”,被迫逃亡于太山。黄帝族团是一个强悍善战的游牧族团,在与蚩尤的多次征战中总结出经验,并且战争中得一人首鸟形妇女相授战法,黄帝持兵信神符,演神秘的河图法,还调教出所谓熊、罴、狼、豹、、虎等凶猛动物参战(或可以说黄帝族团在战争中装扮成这类凶猛动物的形象以助军威)。

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中指出:黄炎族掌文化的人叫做史,苗黎族掌文化的人叫做巫,黄炎族与部分苗黎族混合成华夏,巫史两种文化并存,互相影响、也互相斗争。战争巫术是一种古老的巫术形式,它源自于蚩尤逐鹿中原之战。历时几千年,延续至今仍以不同的、丰富多彩的民俗形式残留在我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习俗中。巫史两种文化的并存、影响和斗争,对促进几千年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冶炼技术的出现和金属兵器的发明和使用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吕氏春秋·孟春纪》载:“未有蚩尤之时,固剥林木以为战矣,胜者为长。”《越绝书》载:“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金。”《尸子》:“造冶者,蚩尤也。”《太白阴经》:“伏羲以木为兵,神农氏以石为兵,蚩尤以金为兵,是兵起于太昊,蚩尤始以金为之。”《管子·地数篇》载:“葛芦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等等史料记述,将中国上古时期金属兵器和金属冶炼技术的发明归功于蚩尤。以上论断,其中不乏神话色彩,蚩尤是否是金属冶炼技术的发明者尚难定论。但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蚩尤时代很可能已经出现了金属兵器和冶炼技术,限于当时生产力水平,冶炼技术还未普及,军队中大规模使用金属兵器是不可能的。金属兵器和冶炼技术仅掌握在以蚩尤为首的少数人手中。因为在军事民主制社会里,蚩尤虽为民主选举产生,但它却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作为军事首领,手持金属兵器以示威严,身披铠甲以示权力,其余部众仍以石制和木制兵器为主,同时代的黄帝族团和炎帝族团在蚩尤逐鹿中原之前,仍以木、石作兵器和生产生活用具。当然这两个族团都难以抵挡蚩尤的强大攻势了。

蚩尤逐鹿中原,“诛杀无道”,是为了结束诸侯互相侵伐的混乱局面,结束各部落、族团的纷争,以其实力完成古华夏民族的统一大业。但是这一伟业却让黄帝实现了,黄帝取代了蚩尤,位继大帝。蚩尤逐鹿中原,为古华夏民族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对古代中华民族从野蛮走向文明,从低级社会过渡到更高一级社会,从部落间的混战、兼并到古华夏民族之统一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蚩尤的业绩被埋没了。黄炎是中华民族的远古祖先,蚩尤也不愧为中华民族和古代文明的缔造者、开创者,蚩尤文化孕育了古代中华文明,蚩尤也是中华民族的远古祖先!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60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72。

[2][7]《路史·后纪·蚩尤传》

[3]《列子·黄帝篇》

[4][6]《逸周书·尝麦解》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409页,人民出版社,1978

[8]《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鱼龙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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