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与省区经济的非均衡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省区论文,制度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585(2001)03-0028-04
制度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居于经济学核心的地位（戴维·菲尼，1992），经济理论仅有三大传统柱石——天赋要素、技术和偏好，还不够完备，必须加上第四大石，即制度，有了某种制度，土地、劳动和资本等要素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制度至关重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省区经济非均衡增长较为明显，省区经济发展拉大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对此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成为区域经济研究重要内容，但目前不少研究的理论基础仍然是一般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本文拟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有关成果，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省区经济非均衡增长进行分析和研究。
一、制度：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
诺思于1968年10月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一文中指出，在技术没有发生变化的前提下，通过制度创新亦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促进经济的有效增长。
对经济增长进行统计研究的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对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发现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他在1971年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对经济增长下了著名的定义：一国的经济增长可定义为“在不断扩大地供应它的人民所需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商品的生产能力进行先进技术所需的制度上和意识形态的调整”。这表明，制度及制度的调整是经济增长的基础，一方面，有效制度安排和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制度变迁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制度创新过程。正如诺思的研究一样，在没有技术创新的情况下，制度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也影响着经济增长过程。
G·W·Scully比较研究了115个国家1960～1980年间的经济增长率，以检验经济增长与制度因素间可能存在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制度安排对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有着重大影响，将不同制度安排下的经济增长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有效制度安排下的经济增长率要比低效制度安排下的经济增长率高出2倍，在经济效率上高1.5倍（阎衍，1999）。
林毅夫(1994)的研究很好地演示了从制度变迁对农业生产增长做出的贡献，农村改革对1978～1984年的产出增长有显著贡献，各项改革所致的生产率变化构成产出增长的48.64%。在各项改革中，从生产队体制向家庭承包制的转变是最重要的，仅此一项制度改革使产出增长了约46.98%，大约相当于投入增长的总效应。杨小凯和黄有光（1999，中译本）对中国产权改革案例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1979～1987年间，产权结构改革通过对组织效率的影响给予经济增长的贡献，占人均真实收入总增长额的48%。
正因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诺思才强调，制度不仅构成了人们在社会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而且制度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因此，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根本的，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但遗憾的是，无论是流行的经济理论，还是计量经济史，都没有揭示制度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因为它们没有形成一个分析框架来将制度整合到经济学和经济史中去。按照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制度因素是被排除在外的，即将制度视为已知的、既定或将制度作为外生变量（洪名勇，1997）
二、制度变迁的省区差异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经济领域发生了三大变化：一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三是所有制结构由单一向多元转变。这三大转变可以从市场化的前提条件、市场体系的建设、商品的市场化程度、要素的市场化程度和市场化的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衡量。就制度变迁的总体进程而言，在省区层次上，上述几个层次的制度变迁具有非均衡性，表现出极大的省区差异，从而导致省区经济增长的非平分均衡性。
（一）制度变迁进程的省区差异
我国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表现为渐进式制度变迁，其在区域空间上表现为制度变迁的省区渐进和梯度推进形态。这种渐进式制度变迁所决定的制度创新的省区渐进和梯度推进方式决定了我国制度创新进程的省区差异。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过程来看，这一制度变迁最先是从东部沿海省区开始的，使东部沿海省区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进程远远走在中西部省区的前列。
可以看出，东部沿海省区的市场化水平远远高于中、西部省区，从而使我国省区间的市场化程度和市场水平随着制度变迁的差异凸现出巨大的省区差异。东部省区由于率先开放的先导作用，特别是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迅速发展，使该地区总体经济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从而使东部沿海省区达到了较高的开放度。从所有制的转变来看，制度变迁进程的差异使所有制结构的转变在地区层次上存在较大的省区差异，东部沿海地区已经逐步从体制改革前的单一所有制结构转变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多元所有制结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成为推动省区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而中、西部省区的所有制结构转变相对较慢，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较慢，所有制结构转换能力弱、速度慢，从而形成所有制结构转换的省区差异。
（二）制度安排的省区差异
我国制度变迁的渐进性和区域梯度推进方式在具体操作上表现为制度安排的地区选择性和省区差异性。在自上而下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下，我国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表现为纵向推进、区域渐进和试点推广。制度供给主体只是在制度供给的潜在收益大于供给成本的省区实施制度变迁并形成相应的制度安排，东部沿海省区由于较为优越的区位优势，往往比中、西部省区更易获得政府制度变迁的制度安排。中、西部省区由于不具备这些条件而较少获得政府制度变迁的制度安排，这样就形成制度变迁在区域层次上的政府供给和制度安排的省区歧视。自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迁中政府制度安排的省区差异表现在：第一，要素市场化尤其是资本市场化制度安排的省区差异。我国制度变迁中一些重要的市场制度的确立在地区选择上向沿海省区倾斜，例如股票市场和上市公司的选择大都集中在沿海省区。截止1999年12月31日，在全国的上市公司中，东部占了绝大多数，东部一个省的上市公司的数量是西部一个省上市公司数量的几倍甚至上10倍，例如广东省上市公司就有90家，其中深圳市就有70家，西部地区的贵州省只有9家，相当于广东省的10%，深圳市的12.8%。从反映资本市场发育程度的另一主要指标——资本市场融资占GDP的比例看，1999年西部的贵州省为8.82%，低于1995年东部地区的16.47%，低7.56个百分点，仅为东部地区平均水平的46.45%。第二，企业制度创新的制度安排差异。东部沿海省区在政府企业制度创新安排中始终走在中、西部省区的前面。例如，在国家首批确立的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100家企业中，东部沿海省区就有60家，占了60%，而西部10个省区只有17家；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中，63%的改制企业集中在东部省区，而西部省区仅占5.5%（阎衍，1999）。第三，对外开放制度安排的省区差异。我国改革开放的地区选择是从东部沿海省区开始的，从而沿海省区集中了所有的经济特区、大部分的开放城市和开发区，并且享受特殊的政策和制度优惠。第四，财税制度安排的省区差异。我国转轨时期的“分灶吃饭”和分权化的财税体制改革有利于东部沿海省区，在总体上有利于东部沿海省区，政府给予沿海省区的各种税收减免和中央与地方的分成比例制度，使沿海省区在这一财税制度安排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三）制度创新的省区差异
制度变迁的结果除取决于制度安排之外，还与制度创新有关，而一个地区制度创新的程度取决于其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从主观上讲，制度变迁中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具有路径依赖的性质，一个省区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习俗、价值观念等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与制度变迁起点的差异，决定了某制度变迁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特征，即形成制度的历史决定性。从制度创新的动机来看，东部沿海省区追求本省区经济快速增长进行制度创新的动机往往强于中西部省区，中西部省区的制度创新受到现有的制度安排惯性的限制和制度创新动机影响，存在制度创新不足的问题。从客观上，国家权力中心为制度创新设置的进入壁垒，即其他利益主体只有得到权力中心的授权才能进行制度创新，这极大地影响了一个地区的制度创新程度。从这两个层次上看，东部沿海省区和中西部省区的制度创新是有差异的。东部由于是制度变迁的先导地区，制度变迁基本上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而中西部省区由于受制度变迁的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及存在制度变迁的进入壁垒，使制度变迁被锁定在某种劣化状态，这样东部地区制度创新的程度高于中西部地区，形成制度创新的省区差异。
三、制度变迁中省区经济的非均衡增长
省区制度变迁的非均衡必然导致省区经济的非均衡增长，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将省区经济资料与制度变迁的资料进行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从表1可以看出，除极少数的个别省区的市场化程度与1978～1988人均GDP增量、1998年人均GDP排序基本上都是在5位之内，有较好的对应性。这表明制度变迁的省区差异对地区经济的非均衡增长具有重要作用。这启示我们，缩小经济增长的省区差距，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致力制度创新，推进各省区经济的市场化进程是至关重要的。
表1 制度变迁的省区差异与省区经济的非均衡增长
注：人均GDP按1978年不变价计算，海南人均GDP增量为1979～1998年数据。
资料来源：根据胡鞍钢、熊义志《我国知识发展的地区差距分析：特点、成因及对策》，载《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2000年第14、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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