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作家的务实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作家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文学艺术不论其理论主张如何，事实上都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现实。中国现代作家大都继承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十分注重文学与社会密切相关这个事实，以生活作为文艺创作的源泉，把反映时代、摹写社会看成是创作的根本出发点，并从这个出发点起步而进入创作领域走上文学道路的。本文拟通过对中国现代作家求实的作风、现实的品格和务实的精神的论析来说明中国现代文学所独具的鲜明特征。
一
从五四开始，中国现代作家就继承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高扬务实的精神。他们无论是在人生道路、政治生活、文学创作、还是在人际关系等方面，都惯于深思熟虑、谨言慎行、沉稳冷静、注重实际的可行性和现实的逻辑性。他们的作品无论是反映时代、追思往昔、还是探索未来，都是为了谛视当今，为现实服务。
这种务实精神，表现在现代作家的道德观念、人生态度和思想性格上，就是摈弃儒家学说中存在的空谈、幻想、言高于行的恶习，注重现实，强调实行，推崇事功，讲求实效。他们对自己的思想感情，有较强的自控力；对多变的社会现实，有较强的适应力；对人生的暴风骤雨，有较强的承受力；对黑暗势力的沉重压迫，有较强的反抗力。他们不管是“弃医从文”，还是“弃文从武”，都是从实际斗争生活的需要出发而做出的抉择。鲁迅说：“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有光明。”①茅盾说：“真正的勇者是敢于凝视现实的，……不要感伤于既往，也不要空夸着未来，应该凝视现实，分析现实，揭破现实。”②文学研究会的作家沈雁冰、叶圣陶、王统照、许地山等都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决不在民族的苦难、人民的不幸面前超脱事外，冷眼旁观。他们认真处世，什么都不随便滑过，什么都得认真，认真得厉害。创造社作家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田汉等，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国家危难之际，都不逃避现实，很快投入革命洪流，从事实际的社会政治工作。巴金、老舍、曹禺、闻一多、朱自清等一批民主主义作家，以“不肯脱逃，也不肯投降”（闻一多语）的态度对待社会现实，反对逃避现实和不切实际的清谈，讲求身体力行，注重实际的效用。虽然生活现实使他们烦闷痛苦，有时甚至感到压抑迷惘，却从来没有幻灭绝望过。特别是30年代后，由于救亡图存任务的迫切，大多数现代作家很快投入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转入革命斗争的实践。鲁迅依据民族生存的需要，屡次改换自己的位置和角度，追踪时代前进的步伐。他爱切切实实的不断进步的现实生活，对于那些庸俗的和空想的生活产生极大的厌恶。他积极投入现实斗争，运用他那匕首投枪般的杂文武器，同一切黑暗反动势力进行着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
中国现代作家在文学的整体意识上也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性。他们在大多数时候，头脑中既没有天国，也没有地狱，只认得一个现实的人间。他们无论是思接千载，还是视通万里，都会不由自主地联系现实。思考人生的时候是这样，理解文学的时候也是这样。以“文学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密切相关”为前提，他们自然而然就会推导出“文学的世界就等同于现实的世界”的结论。鲁迅当初之所以要借小说来改良人生、改造国民性，“也就是因为他相信读者会把小说当作现实的复本来读。”③会把小说中反映的生活与现实的人生联系起来看。
中国现代作家不但把文学创作当作一种艺术的选择，更为重要的是当作一种人生的选择。他们把全部的人生热情，都投入到了焕发生命力的艺术创作活动中去。在他们那里，文学和现实人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变革现实独特的人生形式。他们用自己的艺术实践显示了一种完美的品格：人生追求和艺术追求的统一。那种为艺术而艺术，“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无病呻吟的倾向与他们是格格不入的。中国现代作家描写反映现实生活时往往带有沉重感，带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这固然一方面是坎坷经历在他们心灵中的投影，另一方面也充分表现了他们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骨气和勇气。如郁达夫等的作品，毫不回避爱情的辛酸，勇于披露青年内心的隐私和烦闷，不掩盖生活的艰难曲折，勇于揭示失落的悲哀和寻觅的痛苦。在现实生活的复杂性面前，他们没有逃避，没有绝望，没有沉沦，抛弃了绝望，挣脱了沉沦，振奋精神，无畏地迈步前行。正是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使他们那些趋于沉郁的作品具备了一种勇往直前的精神。即使像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作家徐志摩、戴望舒、施蛰存等人，他们也绝少天真烂漫，他们虽然常遇到现实烦闷的侵扰，但他们能够以冷静的观察和分析来判定自己的真实处境，认真调整自己的生活位置，在昏暗中辨明方向和道路。尽管他们的人生轨迹曲曲折折，但大都经历了从消极人生向积极人生的迈进，从“为艺术而艺术”向为人生、为人民而艺术的发展过程。
二
中国现代作家注重实际，执著现实的人生态度投射于文学创作上，往往升华为一种热情干预生活的“现实战斗精神”，这种“现实战斗精神”为鲁迅等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所开创而贯穿于中国现代文学30年的历史，成为五四所开创的新文学的精神传统。鲁迅在新文学之初就明确指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④；“取下面具，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⑤鲁迅根据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征造就了新文学的现实战斗精神。中国现代作家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一代代地为祖国为人民为真理而勇敢地战斗着。鲁迅的杂文和小说，郭沫若的新诗和历史剧，茅盾、巴金、老舍的长、中、短篇小说，冰心的“问题小说”和诗文，“左联”时期蒋光赤、柔石、殷夫等的诗歌和小说，30年代沙汀、艾芜、张天翼、夏衍等的小说戏剧作品，艾青、田间、臧克家等的歌唱抗战和解放的诗歌，赵树理、丁玲、周立波、李季、孙犁、刘白羽等表现新的群众时代的文学创作，无不洋溢着浓郁的时代气息，具有强烈的现实战斗精神。
中国现代作家以严峻的态度面对现实，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不幻想，不粉饰，他们从道德感出发，不允许歪曲事实，不允许靠弄虚作假以沽名钓誉，这就形成了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尚虚”相反的文学品格：“求实”的作风，即崇实避虚，重实录而不尚虚华的朴实美。不但小说作者对真实的兴趣高于对虚构的兴趣，甚至把小说创作看成是“作者的自叙传”（郁达夫语）。难怪《阿Q正传》一出来，好多人都认为是影射或攻击某个真人，或认为是写自己而惶惶不可终日。
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们对传统文学进行了价值重估，旨在发掘和重视文学的真实性。当陈独秀将“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作为文学革命三大主义之一时，就已经包含了文学倡导现实主义的内容。鲁迅在尖锐批判传统文学“瞒与骗”的同时，也称赞《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是比较的敢于写实的”。⑥鲁迅、胡适还都对传统的小说和戏曲中“大团圆”结局进行过猛烈抨击，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不真实。与此同时，他们也努力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发掘现实主义的积极因素，作为新文学建设的渊源和依据。他们在对传统文学的评价中，总结出“率真行诚，无所讳饰”的美学原则，其目的是为了使文学更好地达到“干预生活”、“直面人生”的战斗效果。鲁迅提倡小说“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⑦；胡适提出“诗要用具体的做法，不用抽象的做法”⑧，则差不多成了当时小说、诗歌批评的“金科玉律”了。所以说，现代作家的文学真实价值尺度是十分严格的。他们习惯执著于事实，贴近现实，拥抱生活。因此他们大都比较注重现实领域而较少关注神秘虚幻的领域，比较注重日常生活中的人物事件，而较少关心超常性的怪异的人物事件。即如30年代曹禺写的《原野》，虽然有自然环境的神秘与恐惧的表现，但那也只是为了造成一种氛围，烘托人物的性格，而并没有上升到哲学的高度。那时的小说、戏剧基本上是以真实的生活经历和真实的人际关系所构成的故事为框架；那时的诗歌、散文也大都是以表现作家的真情实感为准则。现代文学的“真”向两个方面拓展，一是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的再现说，一是以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的表现说。文研会的茅盾认为不真就不善不美，真实就是如实地描写客观对象；叶圣陶要求小说“合于事理的真际”，重在“求诚”。而创造社的郁达夫则提出“唯真唯美”的原则，其“真”主要是指内在情绪，主观感情的真挚抒发。成仿吾也说，没有真挚的热情就没有文学的生命。总的说来，五四以后“真”的地位大大提高了。这种文学发展趋向的形成，显然同汉民族重真实轻虚构，重实录轻想象，重客体轻主体的民族文化心理有着某种程度的契合，它拓宽了文学真实观的内容，从而使中国现代文学构筑成了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格局。
三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作家具有强烈的现实战斗精神自不待说，而在众多浪漫主义作家那里，这种现实战斗精神仍然是他们所具备的一种对现实的主观态度，因为他们大都经历了国内国外的现实生活的多种坎坷，虽有个人和时代的“双重失望”，虽有感伤、绝望，但更多的时候是奋起而抗争。在那扫荡千年传统束缚、思想空前解放的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虽然浪漫主义精神和个性解放要求一度唤起中国现代作家情绪上的共鸣，成为社会的普通心态，但从文学创作实际情况来看，那些高举浪漫主义旗帜的作家，其实也都执著于现实，表现出鲜明的现实战斗精神。即使在他们的文学理论主张中，也融合着诸多现实主义的因素。如郭沫若说：“任何艺术没有不和人生发生关系的事”⑨；田汉提倡应当把“暴露人生”与“美化人生”⑩结合起来，即担负起拯救人生的责任。其浪漫主义“‘求真理’的着眼点实在不在天国，而在天上，不在梦乡，而在现实”。(11)他们的文艺观点，除了一点浪漫因素以外，几近现实主义。打开五四时期的浪漫主义作品，这里听不见歌咏自然风光的田园牧歌，也看不到描绘神秘世界的奇异图画。作家们现实的感受取代了离奇的幻想，反抗的情绪代替了浪漫的情调，生活中的凡人小事替换了传奇里的英雄美人……总之，“自我”的现实性大为加强，和时代的联系更加紧密。五四青年最为关切的个性解放、婚恋自由以及经济压迫问题成了五四时期浪漫主义小说最为普遍的题材。作家主要是通过这些来自现实的生活题材，表达实际社会生活的矛盾和斗争，表达他们对现实环境的愤怒和批判。这种在思想倾向与表现方式上都更加趋向于贴近现实的创作倾向，使他们没有在浪漫主义的轨道上快速运行，而是按照自身内在的逻辑要求在向现实主义转化。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象征诗派脱离现实的倾向曾导致其对纯艺术的追求，他们的艺术天地基本上局限于内心感情的反复咏叹和朦胧情绪中的寻寻觅觅，不能与时代的脉搏息息相通。但抗战爆发以后，他们有了很大的转变，大都从幻灭的悲哀中走了出来，放弃纯艺术的追求，追逐时代的潮流。戴望舒从《雨巷》、《断指》到《祭日》、《村姑》中留下了他逐步走向现实、走向人民的步履。李金发也看到了他的作品脱离现实、脱离群众的致命弱点，发出了“象征诗出风头的时代已过去”的悲叹。
30年代初期，施蛰存推崇所谓“精致”的“个人”的艺术，写了不少弗罗伊德式的小说，如《梅雨之夕》、《夜叉》、《凶宅》等作品。他取消了普通的外部叙述方式，直接从内部来开掘人的无意识领域，包括梦幻与变态心理。但是这种心理分析的写法并没有使他维持很久。由于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生活的制约和左翼文学的感召，使得施蛰存这样一个持中间政治立场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受到巨大的冲击。他在经历了单纯探索写作技巧的痛苦与不宁之后，终于在《善女人行品》、《小珍集》里表现出强烈的向现实主义靠拢的倾向，最终消融了内心世界与外部表现的差别，写出了具有一定写实主义精神的作品。
张恨水早期创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发表欲和图利谋生而创作了大量言情小说。五四以后，其作品努力反映和揭露社会时弊与人生不平，并且呈现出不断深化的趋势，《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姻缘》三部轰动一时、名噪南北的代表作就明显地表现出这种前进的轨迹，到了30年代以后，他更加深入生活，热爱人民，运用文艺作品来揭露黑暗社会和腐败政治，他的文学观已从“叙述人生”上升到了自觉地“替人民呼吁”的现实主义高度，创作了大量的抗战小说与国难小说，如《八十一梦》、《纸醉金迷》、《五子登科》、《魍魉世界》等，表现出越来越强的社会性，从而与新文学步调趋向一致。
总而言之，由于对现实的执著与尊崇，使中国现代作家从来没有陷入无节制的幻想的泥潭，使他们一直具有自觉的严肃的文学态度和文学责任感。由于历史的苦难带来的负载的过于沉重，即使那些曾经高唱“为艺术而艺术”高调的现代作家也不得不很快地回到实际的现实面前，他们义无反顾地放弃过去各种与时代不协调的人生理想与审美追求，自觉地高扬起自己的现实战斗精神，从而不期而遇，殊途同归，形成中国现代文学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格局。与此同时，中国现代作家把自己的人生态度与中国本土固有的务实传统紧紧结合在一起，使自己的人生价值通过社会的艺术途径得以实现，这就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独特的文学风格——求实的作风，现实的品格。
注释：
①李大钊《时》，1923年12月1日《晨报》五周年增刊。
②李大钊《今》，《新青年》第4期4号。
③茅盾《写在〈野蔷薇〉的前面》。
④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66页。
⑤、⑥鲁迅《坟·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第241页、第239页。
⑦鲁迅《南腔北调集·作文秘诀》、《鲁迅全集》第4卷，第614页。
⑧沈从文《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
⑨胡风《关于人与诗，关于第二义的诗人》、《胡风评论集》（中）。
⑩艾青《我怎样写诗的》、《学习生活》第2卷第3、4期合刊。
(11)艾青《诗论》，1941年9月桂林三户印刷社印行。
标签：文学论文; 鲁迅论文; 鲁迅全集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作家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郁达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