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期间京津冀都市圈农民工流动就业影响因素——微观决策模型分析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微观论文,农民工论文,视角论文,二五论文,模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京津冀都市圈以北京、天津为核心，包括河北省的石家庄、廊坊、保定、沧州、承德、张家口、唐山、秦皇岛、邢台、衡水、邯郸共13个城市，①是中国的首都之区，该区拥有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具有良好的港口群、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是北方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镇和工业密集区，外向型经济中心。2011年3月至2011年7月，我们课题组进行了两年一次的京津冀都市圈农民工流动就业状态的调研，这次调研偏重市辖区，采取典型抽样方法，对北京市的昌平、大兴、顺义、密云、延庆、怀柔等地区，天津蓟县、宁河、宝坻、武清等地区，河北省定州市、廊坊市等进行了入户问卷访谈，共访谈1500名农民工朋友。其中，男性为1008名，占总数的67.2%，女性为492名，占总数的32.8%，采用EPIdata3.1软件对调研问卷进行规范录入。
一、对京津冀都市圈农民工流动就业调研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一)农民工及家庭的基本情况
1.农民工个人基本情况。(1)被调查的农民工中，18～24岁的占27.4%，25～30岁的占19.1%，“80后”农民工总体占46.5%；31～45岁的占36.7%。91.17%为农业户口，6.07%为共青团员，2%为党员。(2)河北、天津、北京的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的占调查总数的84.4%、81.4%、80.13%，高中及以上文化的占15.6%、18.6%、19.87%，约有34%的农民工没有接受完国家的九年义务教育就进城务工了。
2.农民工的配偶和子女情况。(1)被调查的农民工中84%已婚，农民工配偶外出就业的占79.3%，其中，外出就业时间在5—10年的占42.81%，10年以上占24.06%，3—5年占15%，1—3年占13.13%，5%外出就业时间不到1年。95.29%是夫妻同城就业。(2)被调查的农民工中有两个孩子的占57.05%，75.54%的农民工将子女随迁在自己务工的城镇，92.4%的农民工有1—3个兄弟姐妹同城务工。
3.农民工家乡的基本情况。(1)家乡有承包土地的占79.06%，有20.94%的农民工已经将承包土地永久性转包，即农业收入为零。66.39%的农民工在家乡拥有宅基地，33.61%的农民工在家乡的宅基地面积为零。(2)85.62%的农民工家庭中有需要赡养的老人，其中，有1—3人及以上的比例：30.49%、51.42%、18.09%。留守老人中有收入来源的占47.12%，通过经营农业获得收入的占35.60%，依靠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获得收入的仅占4.71%；有4.45%的老人有少量退休金，有1.05%的老人通过享受村组织福利获得收入。老人在2010年全年看病花费约有70%在1000元以上，约24%在5000元以上。
(二)农民工流动就业现状
1.农民工外出就业经历。(1)被调查的农民工中46.74%有在城镇打工10年的经历，打工7年及以下、10～15年、15～20年、20年及以上的数据：7%、28.09%、15.28%、3.37%。(2)以五年从事一种行业为限，从事生活服务业、建筑业、商业、餐饮业、交通运输业的数据：41.49%、21.7%、13.58%、12.69%、6.85%，3.69%在农民工子弟学校任教师。(3)为了找到收入高一些的工作，农民工也愿意接受培训；82.14%农民工自己支付全部培训经费，17.86%培训经费由政府资助；培训费用在1000元以下、1000～2000元、2000～3000元、3000元以上数据：27.27%、21.21%、18.18%、6.06%；82.01%的农民工没有技能培训证书，69.13%的农民工进厂时没有接受过培训，19.57%的农民工在进厂时接受过一般的引导性培训。80.17%的农民工目前的技能没有等级，6.47%的农民工为中级技工，0.86%的农民工是高级技工。(4)以5年为限，43.95%的农民工一直没有换过工作，换2至5次工作的数据：37.44%、11.86%、3.95%、2.09%。换过5份及以上工作的占0.7%。54.70%的农民工认为更换工作的原因是收入低。
2.农民工就业质量情况。(1)农民工就业于私企、国企、外企、传统服务业的比例：57.71%、10.36%、1.62%、30.42%。70.63%农民工就业于50人以内的企业。(2)月收入在960元及以下、960～1500、1500～2000、2000～3000、3000～5000元及以上的数据：13.19%、41.59%、27.47%、12.45%、5.13%、0.37%。调查期内，农民工平均月总工资收入为1718.28元。(3)实际就业时间在11个月、10个月、6～9个月、6个月以下的数据：73%、8%、9%、7%，有3%的农民工2010年上半年处于失业状态。(4)2011年上半年，43%的农民工生过病或受过伤，73.22%的农民工看过医生，97.81%自付费用，1.46%是医保报销，0.73%由老板/单位支付。(5)在35%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中，签订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占77.65%，19.74%签订了以完成一定工作为期限的劳动合同，5.26%签订的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固定期限合同期限在12、12～24、24～36个月及以上的数据：71.93%、10.53%、14.04%、3.51%。
3.农民工创业带动就业情况。(1)39.11%属于自营类，95.14%是和家人合伙经营。(2)家庭投资在1000元以内、1000～3000、3000～5000、5000～10000、10000～30000、30000～50000、50000～100000元及以上数据：27.71%、12.65%、11.45%、16.87%、16.27%、3.01%、6.63%、5.42%。投资3万元及以下的占84.95%。(3)56%的农民工家庭没有借款，借款额/总投资比例在30%、30%～50%、50%～80%、80%～100%的比例：4%、16%、8%、2%。借款渠道为借亲戚和朋友。(4)近三年的年平均收入在15000～30000元的占37.22%。
二、调研数据的交互分类和对应分析主要结论
(一)调研数据的交互分类分析的主要结论
1.年龄对农民工就业状态影响的交互分类分析结论。(1)25岁以下与石油化工业、其他行业相对应，26至35岁年龄段与电子电器业、机械制造业、房地产业以及商务服务业相对应，36至45岁与居民服务业、住宿餐饮业相对应，46至55岁与矿山采掘业、制衣制鞋业相对应，56岁以上年龄段与建筑施工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相对应。(2)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除26至35岁年龄组比低年龄组有一定的下降以外，其他均呈现出上升趋势，从低年龄组的51.2%一直上升到高年龄组的82.4%，由此可见，年龄越大，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而在“已签订但合同未到期”这种情况下，劳动者所占的比例随年龄的增加而逐渐降低，由中年到老年下降的最为明显：从46至55岁的19.1%到56岁以上的2.9%。因此，目前有合同在身的劳动者人数随年龄的增加而明显下降。(3)年龄和购买、参加各种形式社会保险的意愿成反比。(4)35岁以下及46岁至55岁的人愿意从事技术工种的人数最多，而36岁至45岁的人则愿意从事个体户的人数最多，56岁及以上的人愿意从事不便分类的其他劳动者的人数最多。
2.文化程度对农民工就业状态影响的交互分类分析结论。(1)按文化程度由低到高排列，对应的就业人数最多的行业分别是建筑施工业、电子电器业、其他行业和商务服务业，同时，在被调查的农民工中，本科及以上学历在矿山采掘业、石油化工业和住宿餐饮业没有分布，可见学历越高，在对职业的选择上也会有更多的要求。在总百分比上，建筑业所占比例最高。(2)小学和初中水平的农民工“无正式劳动合同的员工”比例最高，均达到了50%以上，恰恰相反，高中以上水平的农民工“有正式劳动合同的员工”比例最高，也均在50%以上，其中本科以上达到了82.2%。这两个选项占据了一共约90%的比例，各种文化程度在其他就业身份呈现低比例的零星分布。(3)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依次降低，小学组达到了74.8%，初中组67.1%，高中组43.3%，大专组31.7%，本科及以上20.7%；已签订劳动合同(包括合同未到期和到期)的比例依次升高。(4)文化程度与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呈现同方向变化趋势。
(二)调研数据的对应分析的主要结论
1.文化程度与农民工就业行业的对应分析结论。卡方值为277.698，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了文化程度与就业行业之间确实存在着对应关系。小学文化程度与就业于矿山采掘业、建筑施工业、居民服务业等行业相对应，初中文化程度与就业于交通运输业、制衣制鞋业、住宿餐饮业、石油化工业等行业相对应，高中文化程度与就业于机械制造业、电子电器业、商务服务业等行业相对应，大专文化程度与就业于其他行业相对应、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与就业于房地产业相对应。
2.文化程度与就业时月收入的对应分析结论。方值为123.268，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两者存在着显著的对应关系。小学文化程度与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相对应，初中文化程度与月收入在1001至2000元相对应，大专文化程度与月收入在2001至3000元相对应，高中文化程度与月收入在3001至4000元、4001至5000元上相对应，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与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相对应。
3.文化程度与养老保险的对应分析结论。卡方值为106.038，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对应关系。小学文化教育水平与不知道是否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相对应，初中文化水平与没有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相对应，高中及以上文化教育水平与参加了社会养老保险相对应。
4.文化程度与未来就业预期的对应分析结论。卡方值为100.368，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对应关系。小学文化程度与准备种地或者做与农林牧副渔相关的事情相对应，初中文化程度与留在家乡附近寻找工作和歇一阵子(或者是忙忙家里的事情)，再寻找机会出去找事情做相对应，高中文化程度与自主创业相对应，大专文化程度和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与其他打算相对应。
三、京津冀都市圈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影响因素的微观分析模型
(一)建立模型假设
本文建立的京津冀劳动力流动模型基于以下两个假设条件：第一，劳动力是理性的，他们追求的是自身效用最大化。②这里所说的效用指的是广义上的效用，它涵盖了与劳动者切身利益有关的一切因素。追求效用最大化驱使劳动者产生了迁移的动机，促使劳动者理性选择对自己发展最有利的地方。第二，信息是完全的。劳动者对于本地区和即将前往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地理条件、就业状态等信息都有充分程度的了解，他们能够通过详细对比两地之间的差别，结合自身的状况，然后作出迁移决策。
(二)模型中劳动力流动影响因素分析框架
根据国家“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本文将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大致分为三类：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和中间因素。内部因素指的是由于劳动者个体差异所导致的不同流动倾向，他们之间的差别主要可以从四个角度来加以区分：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婚姻状况。外部因素指的是所处的外部环境差异所造成的劳动力不同的流动倾向。外部条件差异又大致可以细分为自然条件差异和经济条件差异两大类。若再次进行更细致的划分，那么，自然条件差异主要包括生态环境差异和资源禀赋差异，经济条件差异主要包括经济增长水平差异，教育水平差异、医疗卫生条件差异、就业状态差异、工资水平差异。中间因素指的是影响劳动力最终实现迁移的因素，主要包括地理障碍和制度性障碍，③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只能说是刺激劳动力发生迁移，这些受到刺激的劳动力只能看作潜在的迁移者，最终实现迁移还有赖于制度的允许和地理位置的非限制性。如图11所示。
(三)模型建立思路及总结
基于京津冀劳动力流动的特点，本文最终选择使用嵌套logistic回归模型。嵌套logistic回归模型的建立大致分为三个步骤：一是建立嵌套关系，二是建立劳动力迁移决策模型，三是进行嵌套logistic回归。④
1.建立嵌套关系。劳动力的流动决策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迁出本地的决策，二是迁移地选择的决策。例如，对于户口所在地为河北省的人口来说，他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继续留在河北省，他的迁移地点可以为河北省其他县、市地区或者河北省省会城市，二是迁往河北省以外的其他省市地区。对于作出第二种选择的人口，他们再次面临两种选择，一是迁往北京地区，二是迁往天津地区。因此，本文所建立的京津冀劳动力流动模型可以分为四个层次，三级嵌套模式。第一层次，也即是最上面的一层次为劳动力的流出地，他包括了北京、天津、河北等三个区域，这三个区域又构成了我们的第二层次，再往下，就到了第三层次，流入地为北京市的劳动力嵌套的第三层次为留在北京和迁往其他地区，天津市市民嵌套的第三层次为留在天津和不留在天津，河北市民嵌套的第三层次为留在河北和不留在河北。不留在北京的北京市市民嵌套的第四层次为迁往天津和迁往河北，不留在天津的天津市民嵌套的第四层次为迁往北京和迁往河北，不留在河北的河北市民嵌套的第四层次为迁往北京和迁往天津。
天津市民嵌套的第四层次为迁往北京和迁往河北，不留在河北的河北市民嵌套的第四层次为迁往北京和迁往天津。
2.劳动力迁移决策分析。劳动力迁移决策是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基础上作出的。用U表示劳动力的效用大小，⑤表示确定因素或者说可观察到的因素对劳动力效用的影响，一般说来，V是多个自变量的X1、X2、X3…Xt的线性组合形式。表示不确定因素或者说是不可观测到的因素对劳动力效用的影响，j表示某种具体情况，J表示可能发生的情况总数，每种情况对应劳动力的一个决策。按照McFadden提出的随机效用理论v，我们可以把劳动力的效用函数写为：
这里的I是这样一个指示函数，若括号内的条件满足，则I取值1；反之，I取值0。知道指示函数之后，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求得联合密度函数
的具体表达形式，得出该表达形式之后，劳动力的迁移概率计算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3.嵌套logistic回归。以河北省市民的流动为例，根据本文所建立的四层次三嵌套模式，河北省市民的流动模型可以划分为以下两个子模型：
第二层子模型为流入目的地的选择模型：
流入目的地j的概率函数为：
μ2是包括来自
两方面的随机因素影响。V可以写成向量式CZ相乘的形式，Z是各影响因素变量组成的向量式，这里面既包括微观变量，也包括宏观变量，还包括宏观变量与微观变量的交互式。C是各个变量的影响权重。
第一层子模型为流出概率模型，迁出概率函数可以表示为：
和μ2一样，μ1也是表示子模型中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随机因素影响，I表示的是例如身体因素、性格因素、家庭因素等对劳动力向外流动的推动力。
4.实证分析劳动力迁出概率和迁入地选择。子模型一：迁出本地的概率模型参数估计
劳动力第一次决策是选择是否发生省际迁移。定义因变量迁移与否(迁移为1，不迁移为0)。定义自变量：性别(女性为1，男性为2)、年龄(20岁以下为1，21至25岁为2，26至30岁为3，31至35岁为4，36至40岁为5，41至45岁为6，46至50岁为7，51岁及以上为8)、教育程度(小学以下文化程度为1，小学文化程度为2，初中文化程度为3，高中文化程度为4，中专文化程度为5，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为6)、婚姻状况(未婚为0、已婚为1)。利用SPSS得到回归结果。
表1显示的是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从结果显示情况来看，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的显著性均小于0.05，即他们都对因变量(劳动力迁移概率)有显著影响。其中，性别和教育程度对劳动力迁移有正向的影响，而年龄和婚姻状况对劳动力迁移呈现负的效应。性别的系数为正说明男性的迁移概率高于女性，教育程度定义为文化程度越高数值越大，教育程度的系数为正说明文化程度越高，向外迁移的概率越大，年龄的系数为负说明年龄越大，迁移概率越小，婚姻状况的系数为负说明已婚人士的迁移概率小于未婚人士。表1也显示出该子模型的函数表达式为：
子模型二：选择迁移地的概率模型参数估计
劳动力的第二次决策是选择迁向何处的问题，他建立在子模型一的基础上。首先从子模型一的记录中筛选出进行省际迁移的河北省市民，将这些记录纳入子模型二。然后，使用和子模型一类似的方法，定义因变量迁移地点(迁向天津为0，迁往北京为1，以迁向天津为对照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教育状况等的定义和子模型一一样，纳入外部因素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利用SPSS得到回归结果。
子模型二的参数估计结果显示，性别、教育程度、经济增长和失业率对劳动力迁移地的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而年龄和婚姻状况不对劳动力的迁址选择构成显著影响，教育程度是劳动力迁移地点选择的重要因素，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倾向于迁往北京。经济增长和失业率的参数显著说明劳动力迁移的最主要目的为就业目的和经济目的。
5.模型分析结论。本文在劳动力效用最大化的基础上，将劳动力迁移决策细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迁出本地的决策，二是迁移地选择的决策，将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分为三大因素：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和中间因素，建立嵌套logistic回归模型，并最终得到影响劳动力各层决策的影响因素及影响大小。结果显示：
四、主要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主要研究结论
1.京津冀都市圈农村劳动力流动特点的基本分析结论。(1)京津冀都市圈内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空间分布高度集中于北京和天津，河北是京津农村劳动力的重要来源地。(2)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大，但流动频率不够高；流入人口多，流出人口少；京津两地流入人口大于流出人口，河北省流出人口大于流入人口；区域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具体表现为河北省常年为京津两地输送丰富的劳动力资源。(3)从京津冀地区流出的人口主要流向经济同样发达的长三角或珠三角；京津冀三地区对劳动力的吸引力呈现梯度差异，北京吸收的外来人口最多，其次是天津市，再次为河北省。(4)京津冀地区的整体流动人口中，男性所占比例要大于女性。向京津冀流动的人口最主要的目的是务工经商。
2.京津冀都市圈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因素的基本分析结论。(1)京津冀劳动力的流动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按照影响因素的性质来划分，可以将劳动力流动影响因素分为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和中间因素，内部因素是劳动者个体差异所导致的不同流动倾向，它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最直接因素，外部因素是外部环境差异所引发的劳动力流动趋势，它是影响劳动者迁移决策的根本因素，中间因素是劳动力迁移的中间渠道因素，它是影响劳动力最终是否能实现迁移的决定因素。(2)劳动者的迁移决策可以分为两个步骤来完成，首先劳动者必须选择省内迁移还是省际迁移，其次劳动者必须选择迁往何处。无论是在哪一个决策中，劳动者的个体特征都对决策结果有显著性影响。在第一次决策中，男性的迁移概率高于女性，文化程度越高，向外迁移的概率越大，年龄越大，迁移概率越小，已婚人士的迁移概率小于未婚人士。在第二次决策中，受教育程度和性别都对劳动力迁移决策有显著影响，另外对于环境因素，潜在流动劳动者考虑的最主要因素是经济发展水平和失业状况，劳动者倾向迁往经济发展水平高、失业率低的地方，期望自身能够获得更加丰厚的收入。
(二)政策建议
1.建立京津冀都市圈城乡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主要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说明：不可能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来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当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较快，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较慢时，为了防止积累性因果循环造成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贫富差距，政府不应该等待扩散效应逐渐消除这种差距，而应采取主动性，制定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刺激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给予不发达地区一定的资金、技术支持，提高不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缩小他们和发达地区的差距，最终实现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协调发展。⑥目前京津冀都市圈的现状是，京津两地发展势头良好，但是他们的发展并没能带动整个京津冀都市圈的繁荣，他们的扩散效应没有使河北省受益。经过30年的发展，京津两地的农村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而河北省的农村问题成为了京津冀都市圈发展的薄弱环节，河北省无论在经济、教育、科技等的发展与京津两地的差距都在不断扩大。一套能够协调区域发展，缩小城市发展差距的措施呼之欲出，一套统筹京津冀地区整体发展的长效机制亟待建立。因此，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区域发展，整合经济资源，加强区域合作，形成资源优势互补是京津冀都市圈“十二五”期间的政策导向。
2.加强京津冀都市圈内统一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建设。(1)建议政府尽快建立对农民工就业统计监测调查制度，跟踪了解失业农民工的就业、收入、融入城市的状况与要求；(2)加强就业信息和服务体系建设，健全城乡公共就业服务组织，将现有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延伸到农村，为农民工提供有效信息和职业介绍服务，逐步建立起互联互通的农民工就业信息网络；(3)逐步建立农民工就业服务机构准入机制，制定严格的社会就业服务中介机构的准入标准，用更加符合市场规律的方式，向农民工发布真实、准确的就业信息，为农民工提供跨区域、跨行业的就业服务；(4)建立跨区域的城乡统筹机制，发挥京津在河北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积极作用，其本质就是要建立起京津对河北省欠发达地区资金扶持的长效机制；(5)河北省各地区积极融入首都经济圈，拓宽就业渠道和容量。要把鼓励农民自主创业作为推动农村劳动力战略性结构调整的长远举措来抓，放宽民营企业的准入领域，以乡镇企业的集约发展为依托，加快小城镇发展，增加第三产业劳动就业。注重区域内大中小城市的同步提升与梯度衔接；(6)国家在政策上应对河北与京津给予同等优惠政策，使资源配置趋向在政策因素上处于同等地位，建立行之有效的区域协调机制，扫除行政和地区壁垒，真正形成一体化的经济格局，加快要素在区域内自由流动。
3.提高农民工素质是“十二五”京津冀都市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需要。农村劳动人口的素质主要是指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生产技能素质。其基本内涵包括：农村劳动人口运用其所拥有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坚持正确的思想道德和行为准则的能力、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条件的能力和积极参与管理和正确处理农村社会事物的能力。文化程度是科学文化素质的重要衡量标准，是农村劳动人口自身全面素质形成的基础，也是不断提高自身生产技能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的基本前提。农民工文化程度低，直接影响着他们接受新知识和各种信息的能力，制约着他们的思维水平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目前有些地区的农业劳动力已经近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极限，如何保留和培训致力于农业发展的青年农民的问题已经成为农业发展的重要问题。如果我们把农民工的素质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思考，就使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变得更加尖锐；一边是文化水平比较低的流动就业的农民工，另一边是企业要由劳动密集型的“三高”企业过渡到低碳时代的技术密集型企业；企业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当其冲的就是要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4.“十二五”期间京津冀都市圈城乡教育改革的基本思路。由于目前京津冀都市圈中城乡教育存在较大差距，建议均衡教育和教育深化的政策重点应放在农村和职业教育上⑦：(1)增加对农村教育的财政投入，扩大在校招生人数和比例，实现教育和就业之间的链接，规划职业教育体系、教学方式、课程设置等，分层次尽可能提升现有农民的知识水平。(2)建议各级政府通过划分事权和财权的方法确保资金到位，统筹使用政府各个渠道的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经费，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加强教育经费的监督和管理。(3)对农村教育资金的投入应以公共财政投资为主，确保教育预算占GDP比重的4%以上，并保证每年有稳定增长。(4)建立农村教学质量的监督和评估体系，深化农村教师的工资制度和用人机制的改革，改进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的内容结构和师资结构，运用网络、电视、影像、远程教育等新技术手段，增强实践性和实用性。(5)在流动儿童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是否可考虑建立义务教育的个人账户制度，让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经费便于携带，从根本上解决户籍制度造成的义务教育体系分割问题。(6)职业教育是今后教育发展的重点领域，其发展需要借助体制改革优化存量资源，通过市场有序竞争来监督办学质量，采取招投标方式和订单方式吸引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办学，在学历、学位管理和职业技能认定上让民办和公办学校公平竞争。鼓励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向农村劳动力开放，为其在城市寻找合适工作岗位提供技能条件。逐步建立适合人口流动和统筹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配置方式。
①叶裕民李彦军倪稞：《京津冀都市圈人口流动与跨区域统筹发展》，《中国人口科学》，2008年第2期。
②伊兰伯格史密斯：《现代劳动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出版。
③孙文凯白重恩谢沛初：《户籍制度改革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经济研究》，2011年第1期。
④刘建波王桂新魏星：《基于嵌套Logit模型的中国省际人口二次迁移影响因素分析》，《人口研究》，2004年第7期。
⑤王莉：《基于Logistic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因素分析》，《先驱论坛》，2007年第6期。
⑥蔡昉：《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对改革和发展的挑战》，《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⑦韩俊汪志洪崔传义：《农民工培训实态及其“十二五”时期的政策建议》，《改革》，201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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