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革命哲学到建设哲学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共产党人八十多年的历史征程中，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是其历史地位根本转变的标志，中国共产党由一个为夺取全国政权而浴血战斗的革命党，变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代表绝大多数人民利益来执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这一根本性历史转变，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将由推翻旧世界的暴力革命转向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从此要为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奋斗。随着主要任务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指导思想，也必须发生与之相适应的转变，即由革命哲学到建设哲学的转变。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从革命战争年代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革命哲学的思维模式中跳出来，去重新探索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新哲学理念和新思维方式。
实践证明，由革命哲学到建设哲学转变的曲折性，丝毫不逊于中国共产党人政治地位的转变，其难度甚至更大。这里既涉及人们对从革命哲学到建设哲学转变必要性的自觉认识程度，同时更与从革命哲学到建设哲学这一哲学观念、思维方式转变本身的特点密不可分。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诞生，也是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丰富发展。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合理性作哲学论证，阐明无产阶级革命的特点、发展规律及其历史作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任务。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哲学。马克思曾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人类“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①。恩格斯也谈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帮助了工人阶级，他证明，人们的一切法律、政治、哲学、宗教等等观念，归根结底都是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从他们的生产方式和产品交换方式中引导出来的。由此便产生了适合于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和斗争条件的世界观，现在这个世界观正在全球环行。”② 马克思主义革命哲学的历史使命就在于从思想理论上武装无产阶级，争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哲学从来就是一种革命武器，一种解决无产阶级及人类解放过程中革命问题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对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矛盾的分析研究，以及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集中回答了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发生？怎样发生？革命发生发展的规律和最终目标是什么？无产阶级怎样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等一系列社会革命问题。例如，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正面阐述了阶级斗争必然导致社会革命的理论，并且根据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的发展，做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结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又根据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理论对社会革命发生的条件做了全面的论证，指出在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要来到”。并且，就社会革命发生的条件作了规律性的断言，即“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③。马克思倾毕生精力写作的《资本论》，则更是通过严密系统的科学分析和逻辑论证，进一步说明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可避免，说明“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④。恩格斯同样谈到：“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产力和由它创立的财富分配制度，已经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发生激烈的矛盾，而且矛盾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如果要避免整个现代社会灭亡，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个会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现代社会主义必获胜利的信心，正是基于这个以或多或少清楚的形式和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印入被剥削的无产者的头脑中的、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而不是基于某一个蛰居书斋的学者的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⑤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个革命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危机所酿造的革命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尤其是俄国、中国这些国家无产阶级争取解放和民族独立的革命斗争，更是如火如荼。实际的革命运动需要革命哲学的指导，革命的实践呼唤革命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哲学也就在这个时候，适应世界革命潮流发展的需要，开始突破欧洲范围，在世界各国传播。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革命哲学，对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为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成为许多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和革命领袖发动革命、指导革命的行动指南，改变了许多国家的命运和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列宁、毛泽东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都非常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哲学运用于本国的革命实践活动，并且对马克思主义革命哲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列宁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主义同样是一种革命的哲学。列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的新特点，提出了“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前夜”的著名论断；他还通过对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特征的把握，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有可能在一国首先胜利”的理论，并且把这一理论变成了现实，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丰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革命学说。
列宁一生的哲学活动都是为了解决革命的实际问题。他的哲学活动是其革命活动的一部分。列宁重视辩证法。因为，在他看来，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列宁研究辩证法，是要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发展作哲学论证。为此，列宁的辩证法研究，始终是围绕着革命的战略、策略和形式、方法问题进行的，始终是在与各种反对革命的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展开的。例如，在反对民粹派的斗争中，列宁以马克思的矛盾学说为武器，深刻揭示了客观经济过程中的内在矛盾，指出内在矛盾的对立和斗争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在批判民粹派无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错误观点时，列宁着重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马克思的辩证法把社会看作活动着的、发展着的活的机体；二是马克思的辩证法要求社会学理论应当确切地描述社会现实发展过程。
在与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的斗争中，列宁着重阐明的是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辩证法思想，突出了“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这样的辩证法基本原理；系统阐述的是革命斗争形式的辩证法——第一，马克思主义者“不把运动限于某一种斗争形式”，“它承认各种各样的斗争形式”；第二，“在经济进化的各个不同时期，由于政治、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等条件各不相同，也就不免有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提到第一位，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而各种次要的附带的斗争形式，也就随之发生变化”；第三，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随着群众斗争的发展采用新的斗争形式；第四，斗争形式不是在书斋里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第五，马克思主义要求“用历史的态度来考察斗争形式问题。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来提这个问题，等于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不详细考察某个运动在它的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要想对一定的斗争手段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就等于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⑥。
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会传入中国？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发生作用和影响？最根本的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具备了革命的条件、非常需要革命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各种试图挽救民族危亡、促进社会进步的方法都试验过了，只有革命才是它唯一的出路，革命成为近代中国进步发展的必然过程和必要手段。革命的客观必然性决定了革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兴盛，马克思的革命哲学与中国的革命要求一拍即合，犹如干柴烈火，迅速走红中国，成为没有政权背景的、影响最大的哲学流派。
正是在世界革命潮流发展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在马克思革命哲学的作用和影响下，中国产生了信奉马克思革命哲学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是一个以革命为根本任务的革命政党，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那些“坐而论道”的议会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目的和宗旨十分明确，就是要组织起中国无产阶级，团结带领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民众，进行真刀真枪的直接革命，通过血与火的革命斗争来推翻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统治，从他们手中夺取政权，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学习、研究、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由于毛泽东学习、研究、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动开始于革命的年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目的也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的第一个伟大成果的毛泽东思想也产生于革命的年代，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作也主要写于革命的年代。从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哲学思想也主要是一种革命的哲学。而教条主义者则只知道照抄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中现成字句和结论来指导中国革命，经验主义者虽然知道经验的重要性，但不懂得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两者都割裂了理论和实践、经验和理论的关系，其结果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特别是几次教条主义的路线错误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正是在同错误路线的斗争中，毛泽东认识到只有从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从思想路线的高度，也就是从哲学的高度对错误路线的思想认识根源作出科学合理的分析，才能真正战胜和克服错误路线，也只有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遵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形成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才能正确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无论是写作《反对本本主义》，还是写作《实践论》、《矛盾论》；无论是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还是写作《论持久战》，都是为了使党和革命队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认识路线去正确地分析中国现阶段社会的性质和矛盾，正确解决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革命的依靠力量和领导力量，革命的道路和形式。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遵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中国实际出发，认真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教训，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都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前者是后者的哲学基础，后者是前者的运用和展开。哲学和革命实践之间的这种紧密关系，不仅影响了哲学讨论的问题，还影响了分析和解决问题时的哲学观点、哲学理论和表达方式。由于分析和解决的是党和革命队伍在解决革命问题中所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认识路线问题，所以，即使论述的是非常抽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问题，但还是被深深地打上了革命的烙印。只要分析一下毛泽东在革命年代所写的哲学著作，就不难发现这个特点。从这个角度来说，那时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也是革命哲学。
由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和残酷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也就被中国共产党人发挥到了极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说的这段话，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那个时期许多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正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懂得了反抗压迫和剥削的道理，从而奋起斗争，投身革命的洪流。毛泽东的这段名言，确实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所处政治地位和他们的主要任务，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正处于反动政权压制、围剿的状态下，他们除了拿起武器“造反”（即革命），夺取政权，别无出路。这种状况下的“造反”是理所当然的，完全有理。
在革命战争年代大行其道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哲学，具有自己特有的思维特征，主要表现为：从革命的高度去认识和处理一切问题，斗争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基本手段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矛盾理论、矛盾斗争性理论，也因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和革命斗争的残酷性而被强调、被运用、被发展，有时甚至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阶级斗争、阶级分析成为处理一切事物的总原则，一切事物都被纳入了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的轨道，对一切事物都要作阶级分析，都要从阶级斗争的高度去认识和处理；阶级斗争被认为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对旧社会的彻底否定、对统治阶级的坚决斗争是革命哲学的主旋律，是革命者的主要行为方式。革命哲学的这些思维模式和思维特点，是适应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而形成的，反映了实际革命斗争的客观要求，在革命战争年代是合理的、必要的、正确的。
不过，在革命胜利后，当无产阶级政党代表人民大众执掌全国政权成为执政党，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革命斗争基本结束，阶级矛盾不再是社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也不再在社会生活中占主要地位时，仍然坚持用革命哲学的观点和思路来处理和平时期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就会主观脱离客观、理论脱离实际，就要犯错误。这时就应该随着党的工作重心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从主要从事打破旧世界、解放生产力到主要从事发展生产力、建设新世界的转变，共产党人在指导思想的哲学上也必须实现由革命哲学到建设哲学的转变，以适应新的建设实践的需要。
二
作为哲学，建设哲学和革命哲学当然存在着共同的地方，但由于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建设哲学与革命哲学还是有区别的，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区别还是十分重大的、不可忽视的。就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内容看是非常丰富的，革命哲学并不是它全部的、唯一的内容。因为，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他们的历史使命不仅是要用革命的手段去破坏一个旧世界，同时还要建设一个新世界，即“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马克思语），也就是要建设一个无产阶级理想中的美好社会——共产主义。革命无疑只是实现这一美好理想的第一步，而美好理想的实现则需要一个漫长的建设过程。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使一种社会制度成为社会进步的桎梏，必须用一种更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社会制度来取代它时，革命就成为必要，革命哲学也就顺势而生。革命的作用在于摧枯拉朽、荡涤一切污泥浊水、清除旧世界的盘根错节，为新社会的建设打扫出一块干净的基地。革命和革命哲学的作用不可低估，但革命和革命哲学又不是万能的，因为不是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用革命方式和革命哲学来解决的。革命之后的建设新社会的任务更艰巨、更长久，因为，在建设新社会的过程中同样存在各种社会关系和各种社会矛盾。如何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如何使这个新社会能够在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中稳定和谐地向前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更加科学、理性的社会认识论和社会方法论来指导，需要一种建设哲学。正因为如此，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应该仅仅是一种革命哲学、斗争哲学，而同时还应该成为一种建设哲学、一种能够使新社会更加协调发展的和谐哲学。只不过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时代历史发展特定阶段的特定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关社会建设、社会关系协调、社会矛盾处理的内容暂时被人们所忽略，被革命的内容所遮蔽而已。
当时代的主题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它的主要社会实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革命斗争为建设实践所取代而成为历史的主题和社会实践的主题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革命内容，即革命哲学，理所当然地不应再唱主角，不应再处于主导地位。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那些由于革命战争而长期被忽略、被遮蔽的有关新社会建设的理论，即建设哲学，重新得到重视和弘扬，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占据主导地位，也就势在必行、不可阻挡。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世界历史理论、关于东方社会的论述、关于历史生成机制的理论、关于社会结构和社会有机体理论、关于人的生存境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发展的理论等，重新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热点、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内容，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这些论述和我们当今所处的这个时代、我们所从事的社会实践中存在的许多重大现实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有密切联系。这些论述能够为当代中国人认识和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提供哲学上的指导和帮助，对当代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认识和解决，也非常需要这些哲学理论的指导和帮助。实际的客观需要和能够满足这些客观需要的哲学理论之间的契合，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些隐性的、曾为人们所忽略、不为人们所熟悉的内容在当代得到了发掘和凸显，建设哲学的兴起也就成为必然。
这里以唯物史观为对象做些具体分析。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原本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它不仅揭示了社会革命发生的客观根据，阐明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作用，而且也阐述了社会的要素、结构、运行发展机制和系统的有机性、整体性，说明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以及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特别是它的关于人类社会结构、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复杂系统的运行机制、社会发展规律的一系列精彩论述，更有着不可超越、不可替代的现实价值和指导意义。但是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这些丰富内容有的被简化了，有的则被完全忽略了，社会革命、阶级斗争几乎成了唯物史观的代名词。这种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明显地具有革命年代对唯物史观解读的特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人们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出发、从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出发解读唯物史观和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论著时，就发现了许多具有当代价值的内容，例如，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主体的理论，强调唯有人自身的生存、发展和解放才是最根本的目的，而人所从事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以及人所建立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都不过是达到这一最根本目的的手段和中介；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结构和社会有机体的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运行存在着和生物有机体相类似的机制，但同时又有自身的特点，认识社会有机体和生物有机体的共性和社会有机体的特点，有助于人们把握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规律和人类社会形态演变的规则；唯物史观关于人、社会对于自然的依赖性和社会发展的连续性的系列论述，则对当代人如何正确处理和解决人、社会和自然的关系，促进当代社会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有指导意义。除此之外，唯物史观中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的论述；关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之间存在相互制约关系的论述；关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生产和交换、分配、消费之间、效率和公正之间、社会所有制结构和分工结构之间、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国家利益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的论述等，也都在当代中国学术界有了新的解释和新的发挥。
综上所述，确实使人耳目一新，人们不能不惊叹，唯物史观原来竟有如此丰富的内容。在我看来，正是这些重新发现、重新解释，为我们建构马克思主义建设哲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哲学前提。建构马克思主义建设哲学的现实要求表明，唯物史观不应该只是一种社会革命理论，还应该成为一种建设哲学，一种关于社会建设的理论，一种对建设和谐世界具有指导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社会历史观和科学方法论。
所谓建设哲学，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能够使社会稳定、和谐、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哲学。它的基本功能在于指导人们去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本身的结构和运行机制，帮助人们去正确认识和处理复杂社会有机体的各种关系和矛盾，使社会有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得以和谐相处，各个组成部分能够相互支撑、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形成一种合力，推动社会发展，使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始终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也就是说，建设哲学始终视和谐为社会建设性发展的基本条件、基本前提，建设哲学强调要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强调矛盾各方之间所存在的同一性，尽力使对抗性的社会矛盾向非对抗性矛盾转化，关注的是社会结构在整体上的合理，社会利益关系在整体上的统筹兼顾，力求矛盾各方的互利双赢，使社会矛盾得到缓和、化解和解决，最终目标是使我们所处的这个国家和社会和谐稳定地向前发展。
建设哲学的根本宗旨是使现存社会和谐、稳定，而不是对现存社会进行破坏和颠覆，这是它和革命哲学的根本区别所在。建设哲学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方法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是它的主要任务。以往人们所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的，由此似乎只能把它理解为一种斗争哲学、批判哲学，这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本质的片面理解。在我看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本质的理解，应该以时间、地点和具体条件为转移，即应该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批判者的不同地位和身份，来做否定性批判与建设性批判的区分。在革命时代，当马克思主义者处于被压迫的无权地位，努力为推翻旧制度的统治、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奋斗的时候，他们的社会批判必然是否定性的，以彻底推翻旧制度、根本否定旧社会的存在为目标；而到了建设时期，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成为执政者和社会的主人时，他们的社会批判就应该是建设性的，以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为宗旨。所以说，建设时期的建设哲学并不完全否认社会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同样需要发扬而不是丢弃，只不过建设时期社会批判的主要倾向和基本方法应该是建设性的、积极的、善意的，而不是否定性的、破坏性的、毁灭性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建设时期的社会存在也同样需要社会批判，需要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功能。这是因为建设时期的社会同样存在各种矛盾和问题，需要通过社会批判来揭示社会关系的紧张和社会矛盾的存在，来揭露社会中的丑恶现象，来暴露社会的阴暗面，并且在揭露和批判中提出积极的、建设性的解决思路和解决方法，使现存社会更加和谐稳定地向前发展，而不是要从根本上破坏现存的社会制度，彻底推翻现存的这个社会。由此可见，建设性批判与否定性批判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完全取决于批判者所处的时代、地位和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在阶级社会中，不同的社会历史主体，由于处于不同的社会历史地位、面临着不同的历史任务，就需要不同的哲学。一般地说，建设哲学历来是统治阶级的哲学，是执政者的哲学，而革命哲学通常是被压迫阶级的哲学，是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哲学。这两种哲学具有不同的内容、发挥着不同的社会作用，是不应混淆、不可错位的。在革命年代，要求革命者放弃革命哲学而奉行建设哲学，无异于要求他们放弃革命而信奉改良；在建设年代，不搞建设哲学而推行革命哲学，就会造成天下大乱，在天下大乱的情况下，还怎么能进行建设？
三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它的主题的转换，从来都与时代主题的变化关系密切，更是与社会实践主题的变化密不可分。就世界范围看，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时代的主题，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通过革命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处境，走向独立解放之后，如何发展民族经济、快速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就成为自己最主要、最现实的紧迫任务。时代主题和国家主要任务的变化，就使得由革命哲学到建设哲学的转变成为必然，成为一种需要。再从社会实践的主题来看，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实践主题由革命转变为建设，其指导思想也必须相应的从革命哲学转为建设哲学。但实际上这个转变却非常的艰难曲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实现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用了28年，而党的工作重心真正实现由革命到建设的转变差不多用了30年的时间，至于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哲学实现由革命哲学到建设哲学的转变似乎用了更长的时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初步意识到了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就把转变的任务提到了全党面前。他们初步意识到：随着革命在全国范围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任务和所要解决的问题将会发生重大转变，中国共产党人对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曾经多次努力实现这个转变（如中共“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和党的主要任务的明确规定、《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问世等），但转了几次都没有转成功，这一转变过程屡次被所谓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打断，结果总是倒退到了原有的革命哲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模式中，继续沿用革命哲学的思路和方法去处理和解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问题、新矛盾。从“反右派”斗争到“庐山会议”的反右倾，直至“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路不断革命、不断斗争过来的，革命哲学、斗争哲学由此也就走到了它的尽头。在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在客观上宣告了革命哲学、斗争哲学在建设时期的失败和终结，同时，它也成为建设哲学取代革命哲学的历史契机。邓小平是抓住这个历史契机、启动由革命哲学到建设哲学转变的一代伟人，他在这方面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价值，还没有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和研究。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邓小平实现由革命哲学到建设哲学的转变，是在吸收毛泽东从革命哲学到建设哲学转变过程中发生反复（即在有了建设哲学的初步探索和理论总结后，又退回到革命哲学）这一教训的基础上开始的，是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实现从革命哲学到建设哲学转变这一历史过程的继续。而邓小平实现从革命哲学到建设哲学的转变，同样也有一个过程。在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他仍然是从革命这个角度提出改革问题的，认为改革也是一种革命。这种提法表明，这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思维还没有从革命哲学的思维框架中彻底摆脱出来。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同样是有先后、分层次并逐步展开的。所谓先后，是说这种转变首先是政治观念上的，然后才是哲学理念上的。例如，先有全面正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与“两个凡是”的政治分歧，而后才有哲学上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哲学上的这场大讨论为政治斗争的胜利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所谓层次，是说这种转变最初是显而易见、非常具体的。例如，首先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然后才是深层次的思想观念问题的解决，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是中国共产党人哲学指导思想，即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思维路径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关节点。由此出发，哲学指导思想的转变才真正从“山穷水尽”转向“柳暗花明”，那些人们早已习惯了的革命的思维框架被打碎，那些曾经被普遍使用的阶级斗争的手段，逐渐被建设哲学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所取代。由邓小平恢复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完全是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规律服务的。在邓小平这里，“实”就是建设的实际，“是”就是建设的规律，“求”就是探索实践。正是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对时代主题和国内主要矛盾、主要任务有了新的正确认识和把握。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革命而成为时代的主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大力发展生产力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则是执政党必须全力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上述变化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真正在从革命哲学向建设哲学转变。
哲学指导思想的转变是根本性的，是决定一切的。人们的哲学观念和思维方式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居于人们的思维中的最深最高的层次，制约着人们的思维和行动，决定着人们认识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路径和方法。对于党来说，它是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关系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综观二十多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历程，哲学观念和哲学思维方式转变所带来的实际社会效果是惊人的，从80年代初期以“联产承包制”为中心的农村改革，到90年代以“企业产权制度”为核心的城市改革，再到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任务的明确提出，这些步步深入的社会变革无不和人们哲学观念的转变密切相连，哲学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为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提供了适时有效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认识论、方法论。
从革命哲学到建设哲学的转变过程，同时也是建设哲学的探索过程、形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是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理论代表了这个过程的不同发展阶段，各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哲学的探索过程是一个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入、不断丰富、不断提高的过程。
在毛泽东那里，建设哲学是一个雏形，是一系列原则、方向和设想，主要包含在毛泽东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历史文献中，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终未能成功转变。尽管如此，他的初步探索和反复，为后继者提供了有价值的历史经验及其教训。
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的正确理论，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实践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从革命哲学到建设哲学的转变。他首先实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重要观点，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实现从革命哲学到建设哲学转变的最为关键的一步，也是努力实现从革命哲学到建设哲学转变过程中的第一个质的飞跃。其后邓小平对时代主题的正确判断、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重新阐述以及“两手抓”方针的提出等，则标志着建设哲学的进一步充实，并且取代革命哲学而开始确立其指导地位。
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邓小平建设哲学的进一步丰富。在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表述中，江泽民强调“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任务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这“三个一致性”说到底是建设哲学的问题，是唯物史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挥、新表述。因为我们过去讲唯物史观，更多的是强调社会发展规律的不可违抗，以及社会革命的不可避免，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是必要的。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在承认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更要看到社会发展规律的特殊性，即社会发展规律与自然规律是不同的，社会发展规律的实现不是自发的或自动的，社会发展规律是要通过人来认识把握并发挥作用的。这里讲的人就是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要求的实现和广大人民群众历史主体作用的发挥。正因为如此，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应该是高度统一的。显然，这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特点的准确把握，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实现从革命哲学到建设哲学转变过程中的第二个质的飞跃，即从实际工作中存在的片面发展观到科学发展观的飞跃。这一飞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从革命哲学到建设哲学转变的基本完成。它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真正实现了从革命哲学到建设哲学的转变，中国共产党的哲学指导思想、哲学思路真正转变到了建设哲学上来。我们说科学发展观是真正的建设哲学，是因为它包含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正确把握，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基本战略方针、政策，以及对现代社会发展问题的一系列新认识。例如，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去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使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再如，科学发展观强调的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所谓全面发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处理好以经济为中心与全面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系；所谓协调发展，就是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和自然和谐发展、内外发展，从而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各种关系相互适应、相互协调，共同促进社会发展。所谓可持续发展，说到底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保证一代接一代的永续发展，如此等等。
综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我们完全可以说，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观的新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哲学，并且有望形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45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4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④ 同上书，第26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97页。
⑥ 《列宁全集》第14卷，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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