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域”还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学论文,中国论文,生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1-0104-06
一般意义上的生命伦理学或者说通常人们所理解的生命伦理学，是与生命科学和医疗技术相关联的“应用伦理学”。然而，如果着眼于生命伦理学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所展现的伦理世界观的重大变革来看，生命伦理学无疑代表了对一种新型伦理形态进行理论反思或问题诊治的伦理学理论形态或道德哲学形态——究其根本，则涉及一个内涵生命科学、医学、伦理学、法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之生态文化系统，且作为这样一种生态文化系统而担负着重整人类伦理生活形态的医疗实践运动之重任。因此，以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理念回应现代医疗技术在医疗实践中带来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并从原则—理论、问题—难题、政策—实践三大向度建构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理论体系和解释框架，无疑是中国语境的生命伦理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无疑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学术谋划。于此，一种先行的“问题域”还原乃成为某种不可或缺的预备性探索方案。
一、中国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域”：文化、原则与难题治理
生命伦理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即打上了深刻的西方中心论印记①。因此，有必要从“问题域”的界划及其还原入手，切近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
这里所说的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域”就是对问题所由以产生的“条件”或“境域”的判析，它们为设计具体问题及其解题路径(包括价值评判)提供背景支援、问题方式、思维取向和价值标准。中国生命伦理学在“问题域”之基本架构或问题取向上呈现出日益清晰的三大层次分别。
第一，“以文化为问题取向”的生命伦理学。它界定生的问题、死的问题、生命质量问题以及个体生命强化或大众生命健康的基本方式，是由作为“文化”的医学现象出发，界划出其特殊统一性和特殊差异性之分殊的“地理位置”。因而，在一种历史的甚至本土知识学的文化境遇中，产生生命伦理学的问题。比如说，人们必然注意到基督教生命伦理学与儒家生命伦理学在文化根源上的“差异”及其“融合”的问题。从这一意义上看，生命伦理学一词尽管“晚出”，但作为广义的生命伦理现象实际上早已根植于人类文化中最为古老的生命经验与医学道德传统之中。以文化为问题取向的生命伦理学旨在打通人文价值世界与医疗科技世界。其在中国语境中的构型或展现亟待从一种文化的和语境的视阈进行“问题域”的历史还原，以反思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历史文化乡土”或“生活意义根基”。
第二，“以原则为问题取向”的生命伦理学。生命伦理学作为针对融合人类价值体系与现代生命科学和技术(包括日新月异的现代医疗技术)之变革的新的交叉领域，必须在面对现代医生—医院体系的专业化发展和现代技术对医疗系统的座架化统治中寻求一种可普遍化的道德原则，以规范、指导、约束或诠释人们在生物医学研究(包括人体试验)、医疗技术运用和医疗卫生实践活动中的正当行为并为其提供伦理理据。毫无疑问，建构一种以普遍共识为基础的生命伦理学的“原则系统”是其责无旁贷的使命。在此原则进路中，生命伦理学经历了从致力于某种稳定而统一的道德权威的原则进路(例如生命伦理学的“四原则”)到某种宽容而自由的道德程序的原则进路(如允许原则的提出)的发展演变。以原则为问题取向的生命伦理学往往搁置具体内容上的道德争议，重点聚焦于一种程序合理性的价值共识。其在中国价值理念上的挑战乃是从一种形式的和程序的视阈进行问题域的逻辑还原，以思考中国生命伦理学如何应对(或提供)生命伦理的“普遍原则(甚至是国际伦理形式)”或“抽象立法”。
第三，“以难题治理为问题取向”的生命伦理学。生命伦理学作为一门始终保持对“生命伦理事件”有着高度敏感性的学科领域，其问题域的直接发源是由高新生命技术的进步(包括现代医疗技术的进步)带来的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②。以“现代医疗技术”为例，它作为人的“医疗技术行为”，在生殖干预、生命维持、人体强化等医疗技术进步中，将医疗技术变革与生命伦理突破以一种亘古未见的方式相互紧密关联起来了，凸显了技术干预所进入的“从生到死”的生命之过程以及“从身体到心灵”的生命之体系，从而在实践上给医疗抉择带来了各种各样棘手的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在此难题治理的进路中，生命伦理学强调在“文化历史语境”与“普遍伦理原则”之间进行裁量，从一种实践智慧和道德决疑的视阈进行“问题域”的实践还原，来探索治理各种生命伦理学难题的“途中道德”和“实践伦理”③。从这一意义上看，中国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取向，尤其是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及其治理的实践论域，亟须从实践还原的意义上获得问题域的清晰界划④。
以上三个方面构成了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域”还原的基本层次。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三个层面对西方生命伦理学同样适用，但是我们这里并不打算展开针对“西方生命伦理学”(或者“国际”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域”还原。毫无疑问，以“问题域”还原作为方法论契机，对国际生命伦理学(特别是其中的“西方经验”)进行删繁就简之梳理，将会使我们简捷明了地看到西方生命伦理学在其文化路向、原则进路和问题取向上的话语布展与价值诉求。比如在西方生命伦理学的文化路向上，人们至少勘测到西方基督教传统的生命伦理学与启蒙现代性的俗世人道主义生命伦理学两大问题论域的交汇重叠与内在紧张；同样，人们也注意到西方生命伦理学在不同“问题域”取向上的多样性或异质性。限于篇幅，我们这里仅限于指证由“西方话语”主导的国际生命伦理学在文化路向、原则进路和问题取向上的显著特征，必然投射并实际影响到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话语谋划。
因此，“问题域还原”对我们而言具有了双重意义。其一，它凸显了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问题。如果中国生命伦理学尚不能自觉地以一种“问题域还原”的视野从西方话语之“影响的焦虑”中摆脱出来，它就不可能真实地回归并面向生命伦理的中国语境和中国问题。其二，它展开了中国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域”谋划。虽然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语境谋划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话语的深度影响，但它在“问题域”上呈现出来的某种日益显明的还原趋势则不可不察，如若简要概括之，便是：(1)由“历史还原”展现其文化路向；(2)由“逻辑还原”凸显其原则进路；(3)由“实践还原”揭示其难题取向。
二、问题域的非连续性：从“一般性话语”到“具体项目”
如果从“问题域还原”的视角审查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范式，我们就会看到：由于以不同的还原策略面向生命伦理问题，人们不可避免地遭遇从“一般性话语”到“具体项目”之间的断裂。
一般说来，生命伦理学的不同形式都有自己的传统和思想流派渊源，即使是在同一种类型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亦有明显的传统和流派上的分殊。比如，在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存在儒家、道家、佛家之间的差异。不可否认，推动生命伦理学认知的一个关键动力是这些传统和流派的互竞互争。当人们考察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话语陈述是否推进认知发展时，其中一个重要的(也是最为基本的)参照系乃是：在将一种生命伦理学的论述与其竞争的传统和自身的传统进行比较时，勘定该生命伦理学论述的解释力和理论成就。这里所说的“一般性话语”通常由“历史还原”展现的文化路向和“逻辑还原”凸显的原则进路构成，这两者之间构成了两种断裂的理论抽象：前者着眼于一种地方性文化知识；后者着眼于一种普世性原则诉求。而“具体项目”通常由“实践还原”揭示的“难题治理”之课题构成。尽管一般性话语通常诉诸公共论辩，且可能有益于具体项目的难题治理，但从“一般性话语”到“具体项目”之间并非某种直接的线性连接，其非连续性使得“问题域还原”产生了某种界划“理论分析”与“难题治理”的异质性分域之功能。从这一意义上看，“问题域”的非连续性表明：“一般性话语”的理论诠释与“具体项目”的难题治理并非某种漂浮在“云端中”的概念工具，它们只有在回归中国医疗实践和医疗生活之现实的意义上才构成中国生命伦理学在文化路向、原则进路和难题治理诸方面的“问题域还原”。因此，由“一般性话语”与“具体项目”之两翼出发，我们指证中国生命伦理学亟须进行“问题域还原”的三种认知旨趣。
(一)“一般性话语”分析旨在辨识中国生命伦理学的文化路向与原则进路
中国内地生命伦理学自1979年以来，“一般性话语”的陈述和分布基本上是以“原则进路”为主、借鉴西方生命伦理学的认知范式，存在着以“原则进路”遮蔽“文化路向”的片面倾向。例如，学者们注意到，从1997年至今，大陆生命伦理学进入了“体制化”和“法规化”阶段，更多的机构审查委员会(IRB)或医学伦理委员会建立了起来，生命伦理学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制订符合生命伦理的政策和法规上⑤。因而存在着以“原则进路”化约或者混同“文化路向”的倾向。这一片面激起了另一反向运动。近几年港台和海外的中国生命伦理学研究注意到从“文化路向”寻找生命伦理学中国化的启示，有所谓“儒家生命伦理学”、“道家生命伦理学”、“基督教生命伦理学”等学术探索和有益尝试。然而，其中隐含着的以“文化路向”庖代“原则进路”的片面性亦不可不察。
中国生命伦理学的“一般性话语”分析只有从“问题域还原”的层面上，才能辨识生命伦理学的文化路向与原则进路的各自问题范围及其功能边界。从问题域还原的视野看，“一般性话语”的核心是观点、理论、思想传统及其流派的多维性和相互竞争性。因此，有必要审查、检验和分析从文化历史语境而来的各种理论预设、意识形态前提、文化信念和价值观内容，并将之与全球化、高技术和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普遍立法原则进行比较，以匡清不同理论范式的生命伦理学认知的相对独立性。因此，从宏观视野上基于对伦理文化传统和现代性规范体系的领域界划，分析现代性医疗—技术现象和医疗—生命现象在医疗实践中带来的伦理歧见和道德论辩，就必须注意到“以文化为取向”的生命伦理学与“以原则为取向”的生命伦理学在“一般性话语”之类型学上的层次区分。如果不避简化之嫌，该层次区分可以描述为：前者诉诸文化的认同原理，其话语核心落实到“伦理普遍性”；后者诉诸立法原则，其话语核心落实到“法律规范性”。
一般说来，“伦理普遍性”与“法律规范性”的关系可以表述为：伦理是在“文化认同原理”和“价值普遍性承诺”的论辩、反思和批判的意义上为规范体系的应用(特别是立法实践)提供应然性之评判、正当性之理据和善的目标参照，它在“活得好”与“做得好”两个方面关涉权利、义务和责任问题，并将之融合到道德论辩和法理依据的分析之中，为规范诉求的解决，特别是立法实践提供原理支持、原则辩护和价值引导；法律则是通过强制性的规范体系——包括立法、判例和针对案例的司法解释，体现伦理的价值、原理、原则和规范，它在强制性规范或判例的“适用”层面以不容争辩的形式关涉权利、义务和责任。
如果说中国生命伦理学的“一般性话语”在文化路向与原则进路两方面关涉“伦理”与“法律”，那么避免二者之间的“层次混淆”和“层次化约”便成为中国生命伦理学语境重构的必然抉择。此乃我们所主张的“一般性话语”分析的认知旨趣之所在。
(二)“具体项目”治理旨在诉诸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实践智慧
“问题域还原”假设了生命伦理学的发展(特别是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发展)是一个两级互动的过程，即理论与实践交互作用的过程。因此，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语境梳理不仅要考察其中的各种一般性话语及其前提预设，还要考察随着具体的医疗技术实践或医疗卫生行为而展开的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这是“以难题治理”为问题取向的生命伦理学面向“具体项目”之治理，以寻求实践智慧的解决之道的一种认知旨趣。
我们注意到，对生命伦理学的“具体项目”的关注正在日益成为中国内地生命伦理学研究的焦点或热点，特别是生物伦理领域的公共道德论辩亟须在医疗政策和医疗法律层面寻求解决之道的情况，使得“具体项目”治理成为嵌入中国生命伦理学之“问题域”且对之进行实践还原的重要契机。然而，“具体项目治理”作为“以难题治理为取向”的生命伦理学旨趣，虽然与“一般性话语”分析为取向的生命伦理学处于非连续性断裂的认知关联中，但如若没有卓有成效的“一般性话语”分析的支援，“具体项目”治理便不可能获得一种与“中国生命伦理学”之理念相匹配的“实践智慧”。
从21世纪现代医疗技术和医疗实践领域的最新进展所激起的“具体项目”作为难题治理所牵涉的伦理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广度和深度看，人们确乎捕捉到了一种“伦理之复兴”的世纪征候⑥。“具体项目”针对两大类难题亦愈来愈引人注目，此即伦理难题与法律难题：所谓伦理难题，是指同一种行为的价值选择无法满足两种或多种互相冲突之伦理价值评价的二难处境，在这种处境中，无论行为人选择何种价值都会受到其他价值持有者的指责；所谓法律难题，是指人们在寻求一种“伦理中立”的法律解释和立法实践的过程中遇到了支持与反对都有法律依据的情况⑦。尽管在一个多元化社会中为生命伦理学的难题治理找到解决方案仍然存在很大问题，但以“具体项目”为重点对经验性难题进行抽象描述则有助于管窥中国生命伦理学在一种“问题域”的实践还原中所指引的“实践智慧”诉求。以现代医疗技术面临的生命伦理学难题为例，我们指证如下四类“具体项目”难题。
(1)伦理与伦理之间的冲突，即在一种伦理体系中得到允许的行为，在另一种伦理体系中可能是被禁止的。比如，基因治疗技术在世俗人道主义伦理中得到允许，但在基督教伦理中是被禁止的。此类难题治理的重点是探寻一种符合实践智慧的价值选择机制，以便“求同存异”。
(2)道德与道德之间的冲突，即同一种医疗行为可能存在着不同的道德辩护理由。比如，在知情同意问题上，有时存在相互冲突的道德理由都有理的情况。这类难题治理的重点是诉诸体现实践智慧的道德选择的价值程序，即在一种价值选择程序中化解道德间的冲突。
(3)伦理与道德之间的冲突，这主要表现为单位人的组织伦理与个人道德良知之间的冲突。比如，医院为了非治疗目的要求医生使用现代技术，而医生认为这会导致技术滥用或过度医疗。解决此类难题的实践智慧是通过区分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利的界限来寻找合适的伦理调节机制。
(4)伦理与法律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为：现有伦理上的析理无法为法律上的适用提供依据，而现有法律规范或解释又无法体现伦理的价值、原则和道德理由，于是出现了伦理失灵和法律失灵的情况；又或者，伦理上的支持和反对都符合法律解释原则，而法律上的支持和反对都有强有力的伦理上的支持⑧。比较典型的伦理－法律难题有：现代医疗技术的市场准入问题，如伦理与法律在医疗技术的市场准入问题上不能形成相互支持而是彼此扞格的情况；现代医疗技术条件下的人权保护问题，比如针对人体试验、安乐死、器官移植等问题出现的人权伦理难题；现代医疗技术条件下的平等健康权问题，即在现代医疗技术条件下医疗资源有限性与人的生命健康权的权利平等性之间产生了如何分配稀缺医疗资源的伦理—法律难题；现代医疗技术条件下的医患关系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生命伦理语境下，由于现代医疗技术所具有的高科技性、高风险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技术运用结果的难预见性，医患伦理—法律纠纷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现代精神疾病诊疗的伦理—法律问题，例如，精神病学的特殊角色冲突及可能发生诊治权的滥用和异化，精神病人强制住院、强制治疗等问题上的伦理—法律干预路径和制度建设等。解决此类伦理—法律扞格的生命伦理难题的实践智慧，是通过两种规范体系(伦理规范与法律规范)的对勘与互释，以一种体现“途中道德”的临时法典，通向伦理—法律彼此贯通之“中道”。
(三)“具体项目”与“一般性话语”之关联旨在展现生命伦理学的双层伦理路线
毫无疑问，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进展中最有争议的问题是：以难题治理为取向的具体生命伦理学项目与以一般性话语为取向的生命伦理学论述之间存在着难于沟通的扞格。以至于人们很易于发现，中国生命伦理学研究面临两大挑战：其一，原则进路或者文化路向的生命伦理学在一般性话语讨论中，如何才能真实地面向或者进入现实的生命伦理学难题之解决；其二，生命伦理学的具体项目治理，如何才能认真地看待、评估和体现“一般性话语”的重要意义。这两大挑战的矛头直接指向在“微观—宏观”之沟通的问题域中处于生命伦理学实践层次上的策略性筹划与处于历史或逻辑层次上的解释性架构之间的非连续性关联。从“具体”到“一般”的沟通路径看，存在两种类型的关联路线：其一，具体难题治理，在一般性话语的解释性框架上引发了针对“原则”的质疑，但尚未触及其中的“文化信念”；其二，具体难题治理，在一般性话语的解释性框架上不仅引发了针对“原则”的质疑，而且还有可能动摇其中的“文化信念”。
这两种路线的区分，其基本认知旨趣是依据“具体项目”在治理生命伦理学难题时所涉及问题的“难易”程度和所涉及一般性话语的“深浅”程度，进行问题域的勘定。它展现了生命伦理学的伦理分层的“断裂带”，即第一层次伦理与第二层次伦理的分层。所谓第一层次伦理，是居于核心层的实质伦理，又可称之为“一线伦理”。由棘手的具体项目难题所引发的生命伦理学文化取向上的变革和原则进路上的重构往往会导致更为深层的第一层次的伦理问题。所谓第二层次伦理，是指居于非核心层的程序伦理，又可称之为“二线伦理”。在人们不动摇“文化信念”的前提下，由具体项目难题所引发的对生命伦理学原则进路的反复裁量会导致第二层次的伦理问题。⑨
由此产生了一种由具体项目难题进入生命伦理学一般性话语之批判审视的“伦理分层”视阈。在我们看来，由于伦理分层方法涉及对经验性研究项目关联一般性话语的重要性和相关性所进行的判定，因此对生命科技或生物医学之进步所引发的生命伦理难题的“问题域还原”便具有指导意义。在现代医疗技术现象和医疗实践所产生的具体生命伦理论域中，运用伦理分层的方法，在诸种现代医疗技术的具体项目层次上详审生命伦理学一般性话语，涉及两个相关步骤。第一步是对现代医疗技术的分类。按照伦理分层方法，可将现代医疗技术分为常规医疗技术(引起详审相关原则的重大伦理问题的现代医疗技术)和高新生命技术(引起伦理世界观变革的理论难题的现代医疗技术)。第二步是在“宏观—微观”之沟通的问题域中呈现上述两个层次的生命伦理学问题。
不难发现，第一层次的伦理与高新生命科学技术有关。这一类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有两大特征。其一是由技术本身的“高”(知识、技术手段和资源的高度集成)、“新”(对传统医疗技术的突破和革新)和“发展性”(关于技术的原理和使用仍然处于不断更新发展的阶段)的特点以及技术本身的特殊风险所带来的伦理—法律难题，包括病人是否应该承担技术试验的风险，某些技术(如脑功能改造技术或基因治疗技术)有可能造成病人个体自然存在状态的激烈改变；等等。其二是这一类技术的发明、试验或使用有可能在治疗疾病的同时改变了人们对生命、自我、疾病、健康之理解的自然范型，有可能对现有伦理的文化信念产生冲击。第二层次的伦理问题与常规医疗技术中的生命伦理问题有关。它针对的是由20世纪以来广泛应用于临床领域的医疗技术所引发的诸种重大伦理难题。这一类技术主要包括针对身体、神经和遗传与生殖系统疾病进行的常规诊断、治疗技术和药物使用，其核心特征是主要以治疗疾病、纠正缺陷为行动目标。常规技术是在自然人体和自然健康观念的基础上展开的，它引发的问题并没有对诸如“人的本质”、“人类自由权利”等伦理学和法律的逻辑基础、概念前提等文化信念造成威胁，只是在具体技术活动过程中，由于现实条件制约、多元文化冲突等因素导致个体或群体权益受到损害，从而产生了有关原则确立、诠释和应用方面的难题。甘绍平将之归于程序伦理问题(二线伦理)，我们称之为第二层次的伦理问题，主要涉及病人个体权利的保护、医生的义务与责任以及在医疗技术的生产和使用过程中的社会公平与正义问题。⑩
毫无疑问，中国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域还原必然展现其语境构成的非连续性“断面”：(1)一般性话语层面的文化取向与原则进路；(2)具体项目层面的实践理性与实践智慧；(3)具体项目与一般性话语相关联的伦理分层。这三个“断面”提供了对中国生命伦理学语境进行勘察的视角。比如，在现代医疗技术条件下生命伦理学如何整合具体实践智慧、一般文化信念或原则理据以及从具体到一般的实质伦理或程序伦理？这一语境勘测，旨在突出和强调现代医疗技术中的生命伦理问题的中国形态、中国背景和医疗民生之内涵，重点考察问题本身对中国人的伦理世界观、现有的法律体系、医疗抉择和中国医疗民生带来了哪些重大挑战，以及我们以何种理念、原则、规范和制度应对此类挑战。这表明中国生命伦理学的问题域还原不论在何种认知旨趣上，最后都必须落实到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语境勘测与国情应对上。
论文的形成得益于四次重要的讨论以及在研讨中发言的孙慕义、何伦、戴庆康、范志军、王俊、程国斌、聂春雷、万旭、方兴等诸位学者的贡献，在此谨致谢忱。
注释：
①生命伦理学(Bioethics)一词最早由美国生物学家和癌症研究者Van Rensselaer Potter在1970年提出，用以指称一门把生物学知识和人类价值体系知识结合起来的新学科。参见邱仁宗著：《生命伦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亦可参见程国斌著：《人类基因干预技术伦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0页。
②参见田海平：《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及其研究展望》，《东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③关于“途中道德”的论述，这里借用笛卡尔的表述形式。甘绍平在《人权伦理学》一书中引证德国学者胡比希(Christoph Hubig)的论述，将之比喻为一种“既稳定又易于拆除的帐篷”：“它能够克服危机，善于宽容失误，具有暂时性、灵活性、可修正性，从而为进一步的作为提供广阔的开放空间。”参见甘绍平著：《人权伦理学》，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年版，第190－191页。
④参见田海平：《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及其研究展望》，《东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⑤参见陈元方、邱仁宗著：《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⑥吉尔·利波维茨基谈到，随着生物伦理热点问题讨论的发力，人们惊呼“21世纪有可能就是一个伦理的世纪”。参见吉尔·利波维茨基著：《责任的落寞：新民主时期的无痛伦理观》，倪复生、方仁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导言”第1页。
⑦例如，可能两种法律解释都是正确的，但它们彼此相互冲突；又如，在是否立法——比如针对安乐死或医助性自杀的药物和技术的应用问题——以及如何立法等问题上皆存在着相互抵牾的主张，且似乎各方都能自圆其说。参见田海平：《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及其研究展望》，《东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⑧参见田海平：《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及其研究展望》，《东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⑨此处概述的“伦理分层方法”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问题域还原”的方法，由于受到篇幅和论述主题的限制，此处不便详细展开。需要强调的是，“伦理分层”的提法引用和借鉴了甘绍平先生关于“一线伦理”与“二线伦理”的区分。而本文所谓的伦理分层方法的主要用意是：(1)通过区分核心层的实质伦理和非核心层的程序伦理，揭示生命伦理学的一般性话语之突破的结构原理；(2)通过阐明一般性话语之突破的结构原理，反思文化路向和原则进路上的生命伦理学的一般性话语如何为具体生命伦理学项目难题的解决提供视角、方法、观点和理据。
⑩此段论述中的内容参考了程国斌在讨论中的发言以及他提供的关于现代医疗技术的分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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