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史学专业学会的兴起与运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国论文,专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史学专业学会的兴起与运作，是我国现代学术制度建设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环节。对此，俞旦初《中国近代最早的史学会——湖北史学会初考》、王煦华《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国史学会》和桑兵《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史学会》（注：分别见《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6期、上海图书馆编《历史文献》第四辑（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1年）和《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等文已有所讨论。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其整体发展的趋势与运作特点，作进一步的厘清与探讨。
一、高校史学会：从自发兴起到制度化建设
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学会兴起于戊戌维新时期。据研究，当时除大量讲求时事和启蒙宣传的政治性社团外，还包括了一些农艺、工商、舆算、理化、医学、法学等实用性较强的专业学会。不过，单独的史学专业学会迄今尚未发现，其内涵只是在某些综合性学会中有所反映。如《上海强学会章程》为会员研讨学问开列的科目中，便包括了中国史学、历代制度、万国史学等内容。（注：《上海强学会章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392页。）
进入20世纪后，随着现代学术独立分科意识的加强和“新史学”思潮的涌动，史学类专业学会开始零星出现。1905年初由邓实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的“国学保存会”，其性质便与此颇为接近。尽管“国学”或“国粹”，按照现代学术的分类标准，内涵十分庞杂，但国学保存会的宗旨，无疑集中在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总结发扬方面，（注：有关国学保存会的学术活动实以史学为主的问题，拙文《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史学》（载《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曾有所论及，兹不重复。至于此后至民国间出现的众多国学研究会，因情形比较复杂，故不再列入本文讨论范围。）其活动——从古籍文献及古器文物的搜集编印到传统文史与学术思想的研究，也无不贯穿着历史学的基本精神。
更为专门的历史学会，据俞旦初先生考证，目前所知以1908年成立的贵州陆军小学历史研究会和湖北史学会为最早。前者属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团体，主要活动为联络学生界，通过讲史宣传爱国革命思想，仅开二次讲演即遭清方取缔。后者为湖北地方教育界人士发起组织的专业学会，成员有进士、举人、副贡生、各级学堂教习和省谘议局议员等，有的还曾留学日本或参加过同盟会等革命团体活动。其《会启》称：
欧洲自十五世纪以来，学术修明，史学渐昌，迄十九世纪，列入科学，学风之盛，德国为最，英法次之。日本承其流风，亦大变古学，立专科，设学会，校用之书，日新月异，分门之编，无类不该，呜呼盛矣！吾国数千年来，龂龂聚讼，不离书法、体例二事；其所纂述，如《四库总目》所列十五种，无一越政治史之范围。洎乎今日，新知木茁，旧学废绝，尤可浩叹。
因而主张通过建立史学会，聚集同道，“本各国修史之旨，循汉儒治经之法，殚力研究，搜集散失，加以摫釽，各令斐然成章，而退以通学术之流，进以资政治之用，是则倡斯会者之意尔。”（注：《湖北发起史学会启》，《中华新报》1908年11月19日“学界纪闻”，转引自俞旦初《中国近代最早的史学会》附录。）在学会《简章》中，还依据东西方近代史学的理念，就推进史学建设的各项基础工作和专题研究提出了较为全面的设想，反映出该会对现代史学的发展趋势已有相当的领会。总体上看，由于辛亥革命前夕整个社会主要关注政局的变化，无暇更多地顾及文化学术层面的建设，此期的史学专业学会不但数量稀少，且往往旋起旋辍，难以形成风气。即使是湖北史学会这样一个得到官方立案许可，并拥有众多地方著名人士参与的学会，也未见有持续的活动。
新文化运动时期，伴随着现代学术建设步伐的加快，史学会的组织首先在高校系统出现了新的发展势头。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其时全国高校中最早成立此类学会的当推北京高师和武昌高师。1915年，两校历史地理部学生分别成立了史地学会。北高史地学会的运作一直保持着相当活跃的状态，1915年4月至1919年，仅举办讲演会一项就达40余次，会员发表的讲演稿每年平均在20篇以上，内容除历史、地理以外，还涉及哲学、天文、经济、国势民情诸领域，（注：详请参见北京高师史地学会会刊《史地丛刊》第1期“本会沿革”，1920年6月。）武昌高师史地学会宗旨为“联合同志，考求史地图书，增进学业”，会员分特别和普通两种，参加人逐年上升：1915年特别会员6人、普通会员42人，1916年分别为6人和74人，1917-1918年分别为10人和101人。学会规定，每学期召集大会一次，每月召开常会一次。统计四年之内，实际开会13次，活动内容包括名人讲演、特别会员命题、会长会员发表心得、质疑问难和旅行报告等。据其公布的“历年讲题一览”，会员历年发表的专题讲演达62个，内容广涉古代历史、地理、天文、律算、音乐、文学，乃至现代风土、教育等各方面。（注：《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史地学会组织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卷宗号1057—491。）1918年以后，由于史地部已改为国文历史地理部（1917年改），遂又成立国文历史地理学会（后简称文史地学会），并于1920年5月以学会名义出版了《国学卮言》。至1923年，该会以张春霆为名誉会长，胡小石为会长，聘朱希祖、李大钊为名誉指导员，李汉俊等为指导员，会员已遍及国文史地部、国文系、历史社会学系等部、系师生，还出版了会刊《文史地杂志》。
继两校之后，南京高师文史地部学生也于1919年秋创立了地学研究会，次年5月改名史地研究会，有会员73人，王庸、陈训慈、胡焕庸、张其昀、缪凤林、郑鹤声、张廷休、刘掞藜、束世澂、向达、王玉璋、范希曾等皆其中骨干。先后聘请柳诒徵、竺可桢、徐则陵、白眉初、萧叔絅、陈衡哲等教授为指导员，定期开展专题讲座、学术讲座等活动，制定研究计划，编辑出版《史地学报》。
不难发现，上述较早出现的高校史学社团，差不多都属史地混合型专业学会。从表面看，这固然与当时高等师范系科的设置模式有关，但实际上，却在相当程度上透视出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之际学术界和教育界的某种学科分类理念。中国传统学术的架构中史学原本就是一门内涵宽泛的学问，举凡天文、地理、经济、法政、宗教、民俗各科，无不纳诸其内。清末民初以来，随着西学输入和现代学术与教育事业的推进，以及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民俗学等新兴学科纷纷出现，传统史学的领地不断遭到“蚕食”而日形“收缩”。不过，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学术界一些人士仍十分强调史、地学之间的“昆弟孪生”关系：
宇宙者，时与空之和也。时无终始，空无畔岸，相赓相错，而成历史，而形地理，故欲明宇宙之真相，舍治史地，其道无由。国家者，亦时与空之和也。画时而为世，截空而为域，纵则有史，衡则有地，故欲知国家之真谛，舍治史地，其道无由。人生者，亦时与空之和也。演以年寿，孕以风土，心量所函，惟历史与地理所宰制耳，故欲识人生之真义，舍治史地，其道无由。（注：柳诒徵：《〈史学与地学〉弁言》，《史学与地学》第1期，1926年12月1日。）
由此颇倾向于史地骈列而治。这种意见，自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且直到三四十年代，在高校或学术界，仍然可以看到这类学术团体的活动，如大夏大学史地学会（1933）、湖南师大史地学会（1942）、浙江大学史地学会（1942）等。但从现代学术的发展路向看，两者间的分科却是大势所趋。
1917年北京大学史学门的建立（1919年改称史学系），便是一个明显的标志。其后数年之间，厦门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成都大学等高校纷纷设立史学系。至20世纪30年代，史、地分开设系已成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与此相应，独立的史学专业学会也不断在高校出现，并日趋活跃。下表为二三十年代主要高校历史学会（不包括史地或文史地学会）简况。自然，这一时期的高校史学会远不止此数，只是由于具体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时断时续，似几家而实一脉相承；有的虽出一系而前后各不相关，故很难作出精确的统计。至其会员构成，也略有差异：有的以学生为主，如厦大和清华的史学会；有的以教师领衔，如中央大学历史学会；更多的则为师生共同组织的学术社团。其中最为活跃且成效最著的，当推燕京大学历史学会。成立初因人数少，组织涣散，一度陷于停顿。1928年秋经重新组织，会员增至20余人。以后逐年发展，会员中不仅有在系的本科生、研究生和教师如洪业、顾颉刚、邓之诚、容庚、张尔田、陆懋德等，还包括了已毕业的校友、校内他系史学爱好者和曾任教本系的外校教师。先后承担会务的骨干有齐思和、朱士嘉、翁独健、邓嗣禹、刘选民、王钟翰等。至1936年初，会员已发展到校内71人，校外99人（其中4人已故）的规模。（注：会员名单见《史学消息》1卷1期，1936年10月25日。）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该会人才辈出，其运作一直处于相当规范与活跃的状态，会刊《史学年报》也在国内外学术界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声誉。
表一 20世纪20-30年代高校历史学会情况简表
学会名称 创建、活动年代主要成员
会刊名称
北京大学史学会1922.11.15成立⑨
北大史学系学生治史杂志（1937.3～1939.6）⑩
燕京大学历史学会 1927年创立 燕大历史系师生史学年报（1929.7～1940.12）
成都大学史学研究会1929年 成大史学系学生史学杂志（1929.7～1930.5）
厦门大学历史学会 1930～1931年
厦大历史系学生《厦大周刊·史学专刊》
北平师范大学史学会1931年 北师大师生史学丛刊（1931.6）
中山大学史学研究会1933年 中大历史系师生现代史学（1933.1～1944.6）
清华大学史学研究会1934.5～1937.7 清华历史系学生《益世报》和《中央日报》“史学”双周副刊
武汉大学历史学会 1936年 武大历史系师生历史学报（1936.10）
北平师范大学史学会（11） 1937年 北师大师生历史教育（1937.2～1937.5）
中央大学历史学会 1939.5.11成立 中大文学院师生史学述林（1941.1）
⑨据《北京大学日刊》报道，该会成立之前，4月间先有史学读书会之发起，至11月15日，乃正式成立研究会。成立会上，朱希祖称：北大在二年前已发起组织过史学会，但“因为学校常有罢课的事情，欲成立而停止的已数次。今天居然成立，使我非常欢喜”？（见《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11月24日）可见此确为北大首次正式成立之史学会。
⑩1922年北大史学会初建时，朱希祖曾倡议办一《史学杂志》作为会刊，但似乎一直未能正式出版。本刊1937年3月创刊于北平，第2期1939年6月出版于昆明，仅出2期而止。回视前者，不免有人事俱非之感，但考虑到的成员一般均因学生新陈代谢而流动不居，即使中断后重建亦仍不妨视为一脉相承者，故仍列于此。
（11）此北师大史学会理论上应视为前列1931年6月北师大史学会之延续，但因该年7月起北师大与北平女子师范学院合为一校，此后人员等情况变化较大，年代又相隔6年，刊名亦复不同，故仍列入。
抗战期间，尽管国内高等教育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但史地教育却因在激发民族爱国热情中的特殊作用，并未遭到削弱，高校史地学会的建设甚至还出现了制度化的趋向。1940年，国民党教育部成立了“史地教育委员会”，在5月14日召集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其所确定的“改进大中小学史地教育事项”，便把“辅导各专科以上学校组织史地学会”列为首项，提出“为谋全国务专科以上学校史地教育之开展，……令各专科以上学校从速组织史地学会。其已设有历史学会、地理学会或史地学会者，着将该会章程及讲演记录、会员、职员名单、过去出版刊物及未来工作计划等件克日呈部核定。前已收到国立师范学院等十余校史地学会章程及工作报告等，经分析国立师范学院、私立金陵大学、国立四川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广东省立文理学院、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湖北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等校史地学术研究团体工作报告，并分别补助及指示改进之意见，其余各校现仍陆续寄到。”以后几年，又陆续收到国立东北大学、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等校史地学术团体的报告，经审查讨论后，均“分别函示应予改进之点，并酌予壁报津贴及出版津贴”。针对各校史地学会的组织或活动存在参差不齐的现象，该委员会还就加强学会操作的规范性，从人员组成、活动方式和经费资助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各学术团体之名称组织多不一致，已由会分别令加调整。各学术团体之主持人物多为学生本身，今后拟饬教员共同负责，并使多请系外员生参加；各学术团体多数均有学术讲演及校外考察之活动，甚有成绩，拟饬抄缴记录报告，酌予汇印分发以资观摩；各校会员志趣既同，理宜互通生气，拟汇编一总名册印发各员，以资彼此联络，兼为本部今后培养史地人材之一行政资料。”（注：《史地教育委员会三年来工作总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卷宗号5—467。）高校的史学专业学会建设可以说已进入了一个规范化的阶段。
二、地方学会与全国总会
随着高校史学会的蓬勃兴起，一些地方也开始酝酿成立此类学会。首先关注此事的，便是一批从高校史学系或史地系毕业走上社会的专业人员。其中，较早形成这类自觉意识的当推柳诒徵、陈训慈、张其昀、向达等人。陈训慈在1921年就撰文指出，“组织史学会殊不容缓”，它对推动史学发展、开展中国文化的系统研究、有计划地保存和扩充史料，都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并建议史学会“可由各大学史学教授及专门史家联合发起，再征集博学同志，筹集经费，建筑会所，然后逐渐扩充。而同时国人亦可自由别组，务使吾国学术研究之精神并驾西国，携手共进，作远大之企图”。（注：陈训慈：《组织中国史学会问题》，《史地学报》1卷2期，1921年。）1925年3月，东南大学发生学潮，柳诒徵因对事态不满辞职，于6月携缪凤林、景昌极、郭斌和等离开南京，赴沈阳东北大学任教。而此时该校史地学会的骨干也多已毕业离校，遂使其一时失去主心骨而趋于涣散。为继续发扬南高史地学会的精神，张其昀、向达等乃于1926年初组织“中国史地学会”，共推柳诒徵为总干事，并在同年底出版了会刊《史学与地学》。“中国史地学会”的会员虽散居各地，如向达、张其昀在上海，陈训慈在浙江，柳诒徵在北京女子大学任教，缪凤林等远在东北，但仍得以通过学会长久保持了学术上的相互联系。他们的活动圈子和特重发扬传统史学优长的治学倾向，实际上正可以看作是南高史地学会的继续。1927年夏，柳诒徵重回南京，其弟子范希曾、向达、缪凤林、陈训慈、郑鹤声、张其昀等也相继调至南京。旧友重逢，更激起他们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共创事业的宏愿，遂于1929年初倡议建立了“南京中国史学会”，同时发行会刊《史学杂志》。在《发刊辞》中，柳诒徵称：“往偕诸生倡《史地学报》，嗣又倡《史学与地学》，皆骈列史地，犹昆弟孪生者然。去年张子其昀倡《地学杂志》于大学，今年缪（凤林）、范（希曾）、陈（训慈）、郑（鹤声）诸子又与张子倡《史学杂志》，盖孪生之子自毁齿而象勺，虽同几席而专其简策之通轨也。”（注：柳诒徵：《〈史学杂志〉发刊辞》，《史学杂志》1卷1期，1929年3月。）对原中国史地学会随着学科自身发展而分为中国地学会和南京中国史学会的缘委作了说明。这个史学会，从其成员构成和活动区域看，显属地方性史学会。
与此同时，北平也出现了一些地方史学会的筹建活动。影响较大的有1932年10月成立的北平史学会。据报道：该会由各大学史学系教授及学生发起，成立当天，到会者达百余人，颇极一时之盛。会议由谭其骧任主席，朱士嘉为记录，议决以谢兴尧、谭其骧、丁迪豪为文书股干事，柴德赓、陈均、张德昌、戴邦伟为事务股干事，吴晗、朱士嘉、邓嗣禹、李树新为出版股干事。并拟聘陈寅恪、陈受颐、陈垣、顾颉刚、邓之诚、陶希圣、洪业、胡适等18人组成编辑委员会，定于次年元旦出版会刊。（注：《北平晨报》1932年10月27日。）不过，这本会刊并未如期出版，倒是文书股干事丁迪豪以国立师范大学研究院历史科学研究会的名义，1933年1月主编出版了一份《历史科学》杂志。在同年3月底出版的1卷2期中，该会又改名北平历史科学研究会，公开打出了另一个地方性史学会的旗号。从杂志看，研究会的主要成员除丁迪豪外，尚有郭昭文、萧桑等人。其主导思想，则明显地倾向唯物史观。他们认为，当时史学界存在三种不良倾向：一是将古书记载当历史，只知寻章摘句埋头考证，其实距历史真相甚远；二是从玄想和自由意志出发空谈历史；三是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有关历史发展阶段的名词，把活历史填入死公式。并表示：“我们虽也站在历史的唯物主义方面，但我们要由历史发展之本身作深入的探究，从而以为历史之判断。我们虽也留心史料的时代价值，但我们要以新的科学来阐明历史，充实历史。”（注：《〈历史科学〉创刊之辞》，见该刊1卷1期，1933年1月。）本着这一立场，他们对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虽有批评，亦不乏同情，称“郭著尚在草创时，固多荒谬，亦有推动风气之力。胡适命运，始动摇于此矣”。（注：周木斋：《致丁迪豪》，见同上1卷3、4期合刊“读者通信”，1933年6月。）但谈及陈垣、胡适及王国维等人的史学观念和方法，则情绪对立，至有出口谩骂者。（注：某君：《致丁迪豪》，见同上1卷5期“读者通信”，1933年9月。）从打造“科学的历史理论”和“唤起民族精神”的宗旨出发，研究会雄心勃勃，计划分期出版“科学的历史理论”、“历史与各种科学的关系”、“世界史学界鸟瞰”、“现代中国各派历史方法论批判”、“满蒙史研究”、“西北史地研究”等专号，同时组织开展各大学历史系和各地历史名胜等调查。还设想从第2卷起重点开展亚细亚生产方法、专制主义、郑和下南洋与商业资本及殖民，以及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等专题的探究，并拟刊行《中国农业发达史》、《近代中国工业发达史》、《中国商业资本主义之史的研究》、《中国历代发明史要》、《历史教育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丛》等六种丛书。这种强调以唯物史观为主导的治学倾向，与北平史学会其他大部分成员比较起来，显然存在着很大差异。也许，这正是丁迪豪等从北平史学会中分离出来另建“历史科学研究会”的主因。
此外，值得注意的地方性史学会还有浙江中华史地会和吴越史地研究会。前者1936年1月12日正式成立于杭州，同年12月27日改名浙江史地学会。发起人为陈训慈，主要成员有王孟恕、李絜非、顾穀宜、董世桢、胡健中、苏毓棻、陈贻荪（以上9人为理事）、刘文翩、蒋君章、陈豪楚、何敬煌、范晓江（以上5人为候补理事）等。会员多系浙江各地史地教员，初仅40余人，后发展至七八十人。学会高揭“研究史地，阐扬民族精神”之宗旨，提倡“一、努力于民族本位的史的研究，二、增进中小学史地教学之改进，三、普及史地智识以贯注于一般民众，四、希望以此推进本省学术研究之风气，以与建设事业同其迈进”。（注：《浙江中华史地学会举行成立大会》，见《图书展望》第4期“文化简讯”，1936年1月。）活动一直持续到抗战爆发。后者由吴稚晖和卫聚贤1936年3月发起组织于上海，初名吴越史地会，后改名吴越史地研究会。同年8月30日召开成立大会，江浙各地会员60余人到会，共推蔡元培为会长，吴稚晖、钮永建为副会长，卫聚贤任总干事，评议和理事百余人，皆政、学两界名流。学会设总部于上海，并在江苏、浙江两省设立分会，各县设立分会。会章规定“以研究吴越（暂以江苏、浙江两省为限）史地为宗旨”，主张藉考古发掘手段与成果，研究江浙两省古代民俗及文化。（注：《吴越史地研究会昨成立》，见《申报》1936年8月31日。）所编印的专刊《古代文化》和《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体现了这一基本方针。
由于种种原因，上述地方史学会大多持续时间不长；有的则规模欠小，如南京中国史学会和北平历史科学研究会，严格而论，都还不能当地方史学会之名。而1937年2月至6月，孙次舟等打出“济南历史学会”的旗号，发行了一份《历史与考古》的杂志，前后共出四期，其性质也雷同于此。相比之下，当时更具规模且组织较稳定的倒是一些专业性更强的史学分支学会，禹贡学会、食货学会和考古学社，便是其中的代表。
禹贡学会是我国现代第一个历史地理学的专业学术团体，1934年2月由顾颉刚、谭其骧发起成立于北平，目的在于推进中国沿革地理的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成员以北大、燕大、辅仁三校学生及平津地区史地学者为主，其初工作主要集中在编印《禹贡》半月刊。以后影响日大，人员渐多，至1936年5月正式召开成立大会时，会员已发展到400余人，参与其事者除顾、谭两人外，还有冯家昇、钱穆、唐兰、王庸、徐炳昶、刘节、黄文弼、张星烺、于省吾、容庚、洪业、张国淦、李书华、顾廷龙、朱士嘉、白寿彝、张维华、史念海、韩儒林、吴晗、杨向奎、周一良、吴丰培、侯仁之、童书业、王静如、蒙思明等一大批史地学界精英。活动也扩展到组织边疆地理考察，编刊《边疆丛书》、《游记丛书》，绘制历史地图等多方面。抗战中，会员星散，学会被迫陷于停顿。1946年恢复活动后，声势虽已大不如前，但仍坚持到1955年才结束。
食货学会是一个以倡导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主旨的专业学术团体，由陶希圣发起于1934年12月，所主编的《食货》杂志也在上海同时推出。学会无定期举行会员会议的规定，组织相当松散。从《食货》的基本撰稿和通讯队伍分析，骨干包括陶希圣、连士升、鞠清远、武仙卿、曾謇、傅安华、杨一中等，至于松散型会员，则最多时可能达百余人。1936年5月禹贡学会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后，陶希圣也一度考虑仿效其法，采取确定会员会籍、征收会费、召集会员大会、选举理事等措施，使学会的组织体制趋于规范化，但始终未能如愿。学会依托《食货》杂志和北京大学法学院设立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室，在中国社会经济史资料的系统搜集整理，以及断代经济史和古代寺院经济，赋税、财政、手工业、行会等专题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开拓工作。主要成果除见于《食货》外，还包括北大中国经济史研究室编集的《中国经济史料丛编·唐代篇》、陶希圣主编的《中国社会史丛书》和《南北朝经济史》（陶希圣、武仙卿著，上海商务1937年版）、《唐代经济史》（陶希圣、鞠清远著，上海商务1936年版）、《唐代财政史》（鞠清远著，商务1940年版）。抗战爆发，《食货》出至6卷1期停刊，会中骨干随之风流云散。陶希圣本人在经历了一场翻云覆雨的政治变故后，直到1946年7月，才拉着曾謇在其主编的南京《中央日报》开辟一个《食货周刊》，企图重拾旧业。但仅仅两年，就因国民政府的溃败而黯然结束了他在大陆的活动。
考古学社成立于1934年。6月，容庚、徐中舒、董作宾、顾廷龙、邵子风、商承祚、王辰、周一良、容肇祖、张荫麟、郑师许、孙海波等人倡议建立金石学会，9月1日召开成立大会，正式定名为考古学社，推举容庚、徐中舒、刘节、唐兰、魏建功五人为首届执行委员，负责编辑《考古学社社刊》。（注：《社务纪要》，《考古社刊》第1期，1934年12月15日印行。）1936年4月，又增设社长，由叶恭绰任之。该社“以我国古器物学之研究、纂辑，及其重要材料之流通为主旨”，（注：《学社简章》，见同上。）自成立至抗战前的三年间，共出版《社刊》六期，篇幅由最初的56页扩充至400多页，发行量也由500册增至1000册。与此同时，学社还筹资刊行了学术含量很高的《考古专集》17种和《考古丛书》甲编二种、乙编八种，有力地推进了国内金石考古学和古文字、古史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影响。社员开始仅35人，一年之内即增至八九十人，到抗战前夕，已发展到141人。从各期《社刊》公布的“社员名录”和“续录”看，成员中虽然也包括梁思永、董作宾、徐炳昶、何士骥这样一些真正从事或参加过现代田野考古的人员，但大多仍属一般古文字、古器物及古史研究者。可见这里所谓的“考古”，历史学的气息显然要比现代考古学的意蕴来得更为浓烈，或者可以说主要就是以历史学辅助学科的面目出现的。这样一种“考古”学会的构成，实际上正反映了当时中国考古学界由传统金石学逐步向现代考古学过渡时期的特征。对此，学社的一些社员也有所意识，刘节便认为传统金石学“既无严格的范围，又无一定的方法。从前学者们所得到的古器物，大半出于盗掘，连最重要的出土地点一项也弄不清楚，遑论其他”。而现代考古学则“都是依照科学律令，作有系统的发掘，成绩已斐然可观”。因而要求社员认清现代学术的这一发展趋势，自觉加强两者的分工合作，共同推动研究的深入。（注：刘节：《考古学社之使命》，《考古社刊》第2期，1935年6月。）
应当看到，这类学会的人员构成开始虽多以一地为主，但其后的发展，却都显示出向全国扩张的势头，只不过因受专业的限制而尚难照应到史学的其他层面罢了。有鉴于此，从20年代起，史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便不断发出各种倡议乃至实际的组织活动，试图建立起全国性的史学会，以应现代史学发展之需要。
1929年1月13日，朱希祖等便曾联合北平地区的北大、清华、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6校史学系师生，以及故宫博物院等专家共94人，发起成立过中国史学会。会议选举朱希祖、陈垣、罗家伦、钱玄同、王桐龄、张星烺、沈兼士、陈衡哲、马衡9人为委员，陶孟和、袁同礼、萧一山、刘崇鋐、翁文灏五人为候补委员。（注：朱偰：《朱希祖年谱》，《文史大家朱希祖》，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161页。）由朱希祖任学会主席，下设编译、征审、出版、图书四部，计划组织各种专题研究，出版《史学季刊》及史学丛书，开设定期讲演等，并逐步将学会“扩充至全国，其第一步，先将各大学史学系及史地系毕业生散在各省者加入为会员，再由委员会敦请国内外对于史学有贡献之学者为名誉会员及通讯会员”。（注：《中国史学会成立》，见《大公报》1929年1月15日第5版报道。）可见其建立全国性史学会的目标是十分明确的。遗憾的是，该会成立后，不仅原定的各项计划均未付诸实施，连其自身也很快趋于消解。以致燕大历史学会在当年7月发表的《历史学会之过去与将来》中，仍把“联合他校史学会创办中国史学会于北平”作为“有待未来之努力”的事业之一，（注：《史学年报》第1期，1927年7月10日。）竟如年初北平未组织过“中国史学会”一般。究其原因，或与当时北平高教界的动荡局势有关。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将北平9所国立学校合并为中华大学。8月，又改为北平大学，隶属北平大学区。此举遭到北大师生的强烈反对，一时学潮风起，校内原先隐伏的各种人事派系矛盾也借机窃发，年余不息。1929年9月，连作为北平“中国史学会”主席的朱希祖也因遭到学生会的公开指责而一度要求辞去北大教职。（注：时学生会指斥朱希祖、马裕藻的主要罪状当系把持系政、排斥异己，认为1929年8月北京大学恢复校名后，流散各地的不少原北大名教授未能返校任职，与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关。故北大代校长陈大齐（百年）在劝慰马、朱两人继续留校任职之函称“察蜚语之起，由于旧教授未能全返，于是有误会先生在内阻挠者，不知散居南北各处之同人，齐（陈大齐）曾再三电催返校授课，以各有职守，未便中道违弃，致未能全体返校。覆电俱在，不难取证。此乃齐数月来焦虑苦思、无方延致之事，又岂他人所能左右。总之，悠悠之口，本不足凭。”（《陈代校长致马朱两教授函》，见《北大日刊》第2237号，1929年9月23日）关于此事的分析，可参见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第2章“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这种情况，自然不能不严重影响到该会的正常运转。
继北平“中国史学会”之后，宁、沪地区的学术界也在南方发出了类似的倡议。1933年11月11日，吴敬恒、蔡元培、李煜瀛、柳诒徵、雷海宗、何炳松、张其昀等21位学者，联名在《申报》登载了一则《发起中国历史学会启事》，称我国历史悠久，载籍丰富，晚近以来，中外史料复各有新的拓展：
缘是所谓史学者，其积也日深，其涵也亦日以广。欲抽其绪而理其棼，诚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为功矣。今世治史之士，望古遥集，术有专攻，或以通今著，或以竺古闻，或潜心于考订，或致力于采掘，或则长记注，或则擅撰述，分道扬镖，各程其效。同人等窃以为百川分流，同归于海，分以极其深，尤必合以成其大。用是不揣祷昧，爰有中国历史学会之发起。颇冀以琢雕磋切之功，收镕铸钧陶之效。（注：《申报》1933年11月11日第4版。）
这则启事的发表，再度引起了学术界对此事的关注，《浙江图书馆月刊》等还为此作了专题报道，虽然它仍未能导致学会的建立，但至少表明，尽快建立起全国性的历史学会，已成为当时学术界的共同宿愿。
除了国内学术界的各种努力之外，30年代中国史学会的酝酿筹建工作，还直接得到了来自国际历史学会的鼓励和促进。1936年底，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哈罗·田波烈（Harold W.V.Temperley）由沪江大学教授会常务委员康选宜陪同，赴北平作学术讲演，并就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之事与国内学者进行了接触。12月1日，顾颉刚和陶希圣等代表中国方面与之在北京饭店作了商议。会谈主要议题为中国入会问题，入会后中国政府之援助与中国的财政负担、中国历史学者即时开展工作之条项等。当时确定，中国申请加入国际史学会，“进行方式有三种：一、由中国政府请求；二、由一代表中国的研究院请求；三、由一代表全国的历史学者委员会请求。入会问题在一九三八年八月苏黎支（Zurich）举行四十二国大会决定。田波烈教授返欧后，该学会行政部将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巴黎开会。在开会期前，极愿得知中国之意向。田教授负责写成正式函件致顾教授，促请中国历史学者对此事之注意。彼亦表示将往南京谒见外交部长、教育部长及中英庚款委员会主席”。次日，田波烈又正式致函顾颉刚，指出“中国本国历史和教育的发展，若不发生更多国际的关系，不会完善。并且在中国以外的学术界中，也总不会被人认识——除非立即采取目前的步骤。贵国的加入，对贵国本身和敝会都具有最崇高的历史意义”。为便于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他建议“先要组成一个中国历史学协会”，并希望顾颉刚能积极承担起这项联络组织工作。为响应国际史学会的建议，经各方商定，决定由顾颉刚及北大历史系主任姚从吾、清华历史系主任刘崇鋐在北平，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在南京，康选宜在上海，分头联络发起组织中国史学会，“务期从速成立，并希望出席一九三八年在瑞士举行之国际历史学会大会”。（注：《史学界消息·中国历史学会积极组织》，《史学消息》1卷3期，1936年12月25日。另请参见《图书展望》2卷2期报道《康选宜发起组织中国历史学会》（1936年12月10日）及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第26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这一消息发布后，史学界颇感振奋，直到1937年4月，《图书展望》犹有报道称：“我国史学专家顾颉刚、郑振铎暨罗家伦等，循世界著名史学专家田波烈氏之请，筹组中华史学会，作为中国研究历史之最高研究团体，迭经各方之交换意见，认为此事确属重要，即积极着手进行，闻将于最近期内成立，总会设北平，上海及南京、广州等处设分会。”（注：《中华史学会将成立》，见《图书展望》2卷6期，1937年4月10日。）可惜，抗战的爆发，使这项工作不得不中道而辍。（注：据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1940年顾颉刚曾“与蒙文通、萧一山、吕思勉、黄文弼、金毓黻（静庵）等74名史学界同人发起创办《史学季刊》，倡议成立中国史学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99页），此举似有重续前缘的用意。）1938年8月的苏黎世国际历史学大会，中国虽被正式接纳为会员，但全国性史学会仍未成立，加之处于战争状态，以致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仅胡适一人。当时正以北大文学院长名义在美国开展外交活动的胡适，是以普鲁士科学院通讯研究员的身份被邀参加的，他在会上宣读了题为Newly Discovered Materials for Chinese History（《新发现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材料》）的论文。由于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出席国际历史学大会，故颇受欧美汉学界人士的关注。（注：关于胡适出席苏黎世国际历史学大会的情况，详可见曹伯言整理的《胡适日记全编》第7册1938年8月24日至9月的日记，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在民间社团和学术界不断发出呼吁的同时，国民政府对全国史学会的筹建也给予了一定关注。1941年7月，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召集第二次全体会议，议决以到会全体委员名义发起组织中国史学会，同时“广征各学校及各研究机关之史学界人士共同发起”，计划一年以后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在该委员会《三十一年度工作检讨》中，又对此事的进展作了通报：“本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关于‘由会补助设立中国史学会’一案议决由出席委员共同发起，须本会作为通讯处并由会酌助经费，一年以来已征得专家一百一十六人之同意，地点遍及后方各省，拟另案呈请准予定期开成立会开始工作。此会之成立会拟与本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同时举行。此会应有充分基金以办一永久性国际性之刊物。”（注：《史地教育委员会三年来工作总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卷宗号5—467。）1943年3月24日下午三时，学术界企盼已久的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终于在重庆中央图书馆召开，到会者几百余人，推徐炳昶、傅斯年、顾颉刚、陈衡哲等9人为主席团，由顾颉刚任总主席。通过会章，选举陈寅恪、徐炳昶、傅斯年、顾颉刚、朱希祖、沈刚伯、柳诒徵、缪凤林等21人为理事，吴稚晖、张继、方觉慧、邹鲁等7人为监事，并于28日起举办学术讲演周，由傅斯年、雷海宗、郑天挺、陈安仁等主讲。（注：此据中央图书馆所办《图书月刊》3卷1期报道，1943年。）按照会章，学会计划在各省市及大学建立分会，其基本任务为沟通国内外史学研究、整理史料、出版史学书刊及协助会员从事专门研究等。在26日举行的理监事会上，还通过了由史学会审查标点二十四史的提案。
不过，这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中国史学会，学术上却无明显作为。究其原因，当与官方推动此事的初衷有关。亲历此会的顾颉刚后来在日记中便发出这样的感慨：
此次中国史学会之召集出于教育部，电滇黔粤各校教授前来，花费殆十余万。说教部提倡学术，殆无此事。有谓延安正在鼓吹史学，故办此以作抵制，不知可信否？予与今教长（指陈立夫）恶感已深，本不想参加，又恐其作强烈之打击而勉强出席。然开会结果，予得票最多，频作主席，揭诸报纸，外人不详其实，遂以为我所倡办矣。使教部肯出钱、许作事，则我担负其责固无不可，若只为挂牌子计，并不想作事，更不许我作事，则我代人受过亦何必。（注：转引自王煦华《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国史学会》，《历史文献》第4辑，第221页。）
从官方的立场看，出钱推动这样一个全国性学会的成立，实现对学术界控制的目的自然要较发展学术本身重要得多。这一点，明眼人都看得很清楚。事实上，对官方操纵此事表示不满的，在当时远不止顾颉刚一人。差不多两年后，这一后遗症依然存在。1945年初顾颉刚从成都致陈训慈的信中即提及这样一件事；“此间史学界同人于元旦举行团拜，并商组织史学分会事，已议决推选蒙文通、束天民（即束世澂——引者注）、李思纯、郑德坤等几君为筹备委员。在筹备期间，不免花钱，以是甚望总会方面能筹拨若干（迳寄四川大学束天民、李思纯两先生），俾得推进其事。前年总会成立时，未邀请成都人士，至今此间人犹耿耿于心，元旦开会时，竟有某君提出不承认总会之说，所幸在场诸人深明大义，未经附和。今若口惠而实不至，则裂痕益深，非史学前途之福也。”（注：顾颉刚：《致陈叔亮（训慈）》。此函原件为陈训慈先生藏，信末未署年代，仅书“一月十日”，从内容分析，当作于1945年初，时顾氏方任课于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4年秋季至1945年春季），陈氏则居重庆，并任史学会常务理事。）显然，这种全国史学总会和地方分会之间的裂痕是很难弥补的，因为它的背后实隐伏着当局意图和民间学人意识间的深刻分歧。
三、学会的运作及其学科建设意义
现代中国的各种史学会，就其组织形式而言，大体可分三类：一为杂志报社型，这类学会往往圈子很小，成员不多，且无正式会章，其主要工作几乎皆围绕着杂志或会刊的编辑工作展开，如中国史地学会、南京中国史学会、北平历史科学研究会和济南历史学会等皆属之。二为松散型，此类学会的规模也许不小，但会员无正规入会手续，既不选举或组织专门的学会机构，也不定期召集会员会议，食货学会便是一例。三为规范型，其组织程序与活动皆能按照现代学术社团的基本规范行事。应当说，当时出现的高校史学会和其他史学专业学会，大多属此类。本文对其运作机制的考察，即以此等规范型学会为主。
（一）学会的人员组成和机构设置。
鉴于社会上从事或关注史学研究的人不多，大部分史学会为保持一定的人员规模，对会员接纳标准都较宽松。如1929年初朱希祖等发起成立的中国史学会，就因“社会上专门研究史学者，视他种学术更鲜，故该会对于会员之资格，取宽大主义，从事提倡，以为真正史学会之先导”。（注：《中国史学会成立》，《大公报》1929年1月15日。）在高校内，除史地专业的师生外，外系师生只要本人有兴趣，一般也接纳，即使是已毕业高校，并与学会中断联系的会员，有的学会也愿保留其会员资格。当然，也有少数学会的会员接纳标准比较严格，如1943年重庆成立的中国史学会，因作为有官方背景的全国史学总会，规格较高，其会章规定会员分甲乙两种，甲种会员须大学讲师和研究院所助理员以上，或有史学专著之人方有资格；乙种会员须具有专业背景之大学生、研究生、专科学校史学助教及中学任历史教员五年以上者方符要求。（注：《中国史学会章程草案》，见王煦华《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国史学会》一文附录，《历史文献》第四辑。）也有的学会，入会资格虽不严，但对入会后未能履行会员义务者，却有随时除名的规定。如考古学社每年在会刊上公布的“社员名录”及“续录”，对不能按时交纳会费者，即“通知退出”。（注：《本社启事》，《考古社刊》第2期，1935年6月。）不过，大多数史学会似乎没有这样严格。
史学会的组织机构，除分研究、出版（或编辑）、讲演、文书、总务等股各司其职外，有的还根据实际需要，设有一些特别委员会以展开工作，如吴越史地研究会为加强对江浙一带古物、古迹的查访，就专门建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此事。（注：《吴越史地研究会昨成立》，见《申报》1936年8月31日。）学会的日常事务，由每年（或半年）一度的会员大会选出的理事会主持。有的学会因人员分散全国各地，年会期间许多人往往无法到会，为充分征集会员公意，还采取了通讯投票的方式。如考古学社1936年度的执行委员会换届选举，即将印有新一届执委会候选人名单的选票事先分寄会员投票，至期集中统计公布，从十位候选人中选出五位正式成员和三位候补人员。（注：《考古社刊》第5期“社讯六”和“社讯七”，1936年12月。）这种方法，不仅较好体现了现代学术社团组织程序的民主性，也增强了学会对各地会员的亲和力。
（二）学会的基本活动。
史学会的基本工作，陈训慈曾将其归纳为：“（1）整理旧史，如考证真伪，规定正本，分别门类，刊行秘本等。（2）编订新书，如编辑通史，订定教本，发布书报，印刷影片等。（3）探险考察，如考古旅行，采访古迹，掘地发藏，调查统计等。（4）保存古物，如搜罗古钟鼎彝器、古币古瓦古书古器等。（5）组织图书馆、博览室，供学者及社会之参观与研究。（6）参预近史，a、促进清史之编定；b、发行年鉴为研究资料；c、搜集无人注意之物、可为最近史之史料者。”（注：陈训慈：《组织中国史学会问题》，《史地学报》1卷2期，1921年。）实际上，各学会因所处层次、条件及会员构成的差异，活动方式和侧重面往往有所不同。
一般来说，高校史学会的活动比较侧重于研究型学习的引导，对举办专家讲演、古迹参观与实地考察，往往最为看重。燕大历史学会的做法颇具代表性，他们举办的学术讲演和史学座谈会，包括了蒋廷黻、罗家伦、裴文中、张东荪、张尔田、邓之诚、洪业、钱穆、姚从吾、孟森、容庚等一大批校内外名家；其会员的参观活动，不仅遍及北京地区的古迹，还包括北大国学研究所收藏的明清档案、地质调查所陈列的新石器时代石器和陶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殷墟考古发掘物，以及河北怀安汉墓的出土物等。与此同时，顾颉刚等还时常亲临现场担任讲解，使会员“目睹先民之遗泽，益发思古之幽情，所得印象之深，远出书本之上”，（注：《燕大历史学会一年来工作概况》，《史学年报》第2期，1930年11月。）收到了很好的专业学习效果。
一些以中学教师为主或中学组织的史学会，则更注意从历史教材、教法的改进以及引导历史知识的学习等方面展开活动。如浙江中华史地学会成立时，即将其会务定为讨论史地研究方法之教材与教法、举行史地演讲、编订史地参考资料等数项。（注：《浙江中华史地学会举行成立大会》，《图书展望》第4期。）一年以后，又确定以草拟中学史地科设备标准、赞助本省史地展览会、举行时事讲座、续印史地参考资料等为主要工作。（注：《文化简讯》，《图书展望》2卷3期，1937年1月。）
至于那些专业层次较高的学会，其活动往往直接围绕着学术前沿的研究展开。如吴越史地研究会一成立，便确定以新近在杭州古荡、湖州钱山漾、绍兴、常州奄城、金山戢家墩等地发现的古石器陶器为契机，推进江浙一带古文化遗址的调查发掘工作，“藉以明了历史演化及先民生活之情况”。为此，该会调查委员会特函聘各县教育局长为当然委员、各县中小学文史教员担任调查委员，发动他们在当地广泛查访，一有发现，立即函告，“如认为有发掘的必要，则由本会呈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办理”。（注：《吴越史地研究会昨成立》，《申报》1936年8月31日。）同时通过举办古物陈列展览和出版专刊与丛书，向学术界展示工作成果。其所发布的考古报告，如施昕更的《杭县第二区远古文化遗址试掘简录》（吴越史地研究会专刊《古代文化》第4期）和《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1938年浙江省教育厅刊印）、西湖博物馆与吴越史地研究会合编的《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试探报告》、何天行的《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以及《吴越文化论丛》等对古荡、良渚两古文化遗址的开创性研究，很快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注意。1936年12月，日本东京人类学会出版的《人类学杂志》在介绍《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试探报告》和《金山卫访古记纲要》（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之二）两书时即称：“这次中国人自己又介绍浙江省石器遗址给世界的学术界，想不到这枯寂的领域里，竞投进了一颗光明，这实在是件可喜的事”，并认为这些成果的发布，“在考古资料中是极有价值的”。禹贡学会在成立时计划藉众手之力完成几项任务：一、从散漫而杂乱的故纸堆中整理出一部中国地理沿革史；二、把研究成果用最新绘法，制成若干详备精确而又合用的地理沿革图；三、编一部精确而又详备的历史地名辞典；四、对历代正史地理志作一番详密的整理；五、辑录地理书籍中的各种文化史料，作专题研究；六、提出若干自然地理的问题，征求科学家的解答。（注：《〈禹贡〉半月刊发刊词》，《禹贡》1卷1期，1934年3月。）从当时看，也无一不属学科前沿的重大课题。
（三）会刊的编辑与出版。
在学会的整个运作过程中，编刊杂志或其他出版物可以说是一项最为常规的工作，它既是展示学会活动成效并提升其专业层次的标志物，又是向社会传递某种学术主张和影响力的主要途径。现代中国的各种史学会，几乎都有自己的会刊或编刊计划，其间虽因经费或稿源等条件的限制，有的未能正式出版，有的时断时续，但质量高且影响深远者仍不在少数。如南高史地学会的《史地学报》、燕大历史学会的《史学年报》、禹贡学会的《禹贡》、食货学会的《食货》、考古学社的《考古社刊》，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从运作的机制看，这些会刊所以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主要是注意了这样几个环节。
首先是重视出版的连续稳定性。有的会刊尽管品味不低，且登载过一些名篇，但因仅出一、二期即止，作为一份刊物，影响毕竟难以持久。故深知此中三昧的顾颉刚在办《禹贡》杂志的过程中，始终十分注意这点，不仅在自己任主编时身体力行，做到按期出版，还对谭其骧任主编期间出现的脱期现象十分不满，屡加督责。为了使《禹贡》能在社会上继续生存下去，他甚至要求谭其骧在保持杂志基本质量的同时，适当降低稿子录用的学术门槛，刊用一些讨论风俗之类的“软性作品”，以吸引更多的社会读者。并表示，无论如何，一定要设法把刊物维持下去。（注：此处所引为顾颉刚1935年3月间致谭其骧信大意，文繁不具录，详请参见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163-165页和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第76-81页。）《禹贡》半月刊之能坚持到抗战爆发，连续刊行82期，与顾颉刚的这种办刊毅力和实干精神显然是分不开的。其他一些著名的学会会刊，也是如此，如《史地学报》前后持续出五年（1921.11-1926.10），共出21期；《史学年报》前后持续11年，共出12期；《食货》半月刊持续三年，共出61期；《考古社刊》（半年刊）持续三年，共出6期。这一现象表明，保持会刊出版的相对稳定，对其影响的持久与扩大，无疑有着直接的关联。
其次是努力提升学术含量，为了做到这点，不少学会专门聘请专家组成了编辑委员会负责此事。在这方面，《史学年报》的方法尤足借鉴。在编辑过程中，他们提出：“学术刊物，首重取材。《年报》取材，除揭载燕京大学史学系各教授之著作外，凡毕业生穷年累月钻研之心得与外来各稿，概由主持者将著者姓名慎加弥封，送交编辑委员会各人负责审查。在审查者既不知作者谁何，自可怯爱憎之私，而一本公正之眼光以择别之。合格留之，不合去之。虽有名德硕学，其来稿无足取者，亦在摒弃之列；而精心撰构之作，即令其人姓字无闻，亦必收载。”他们还在1936年11月专门成立了一个稿件审查委员会，由王钟翰、赵宗复、龚维航（皆当时学生）、洪业、邓之诚、顾颉刚、邓嗣禹（以上为教师）等组成。这种匿名审稿制度的建立，应当说为其始终坚持学术本位的高标准提供了有力的程序保障。正因如此，该刊出版后，一直受到中外学术界的关注和欢迎，“四期以后，均告绝版。国内无论矣，即欧美各大图书馆，并皆竞相订购，瑞典、苏俄近亦来函订寄。全美史学会集议挑举中国优良学术杂志十种，哈佛大学出版之《哈佛东方学年报》刊后附中国学术杂志五种，《史学年报》皆厕其列。法国《通报》且于各期发行后，特为著论及之。要非其声光远及，不足以致之也”。（注：佳吉，《〈史学年报〉回顾录》，《史学消息》1卷1期，1936年10月25日。）
第三是注意锻铸专业特色。综观这些在学术界形成较大影响的学会会刊，还可以发现一个共有的现象，即其中大多具有十分鲜明的专业特色或个性。如《禹贡》之于中国沿革地理和边疆史地的研究，《食货》之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考古社刊》之于中国古文字、古器物、考古学和古史的研究，其成就在当时都可说是独步于国内学术界。又如《史地学报》，虽然涉略的范围比较广，不像上几种那样专注于某一分支学科的研究，但在治学上也自具其强烈的个性色彩。该刊经柳诒徵的指导，在“五四”以后学术界主流群趋新潮而鄙弃旧学的风气下，独树别帜，公开倡导弘扬传统，熔铸新旧，史、论兼重而贯之以“通识”的治史路向，虽一度不为新潮学人所理解，然终经自身及与之一脉相承的《史学与地学》、《史学杂志》等前赴后继的努力，构筑起深厚的新人文主义学统，在现代学术史上赢得了应有的地位。
（四）经费筹措与运用。
学会的运作，须有一定财力为后援。作为民间学术社团，其经费来源大体不出会费、学校和政府文教部门津贴、各类社会基金资助、私人募捐。其中，会费一般不多，低者年仅每人5角，高者达10元，多数则在1至2元间，且往往收缴不齐，难敷学会各项开支之用，更无法组织较有规模的学术活动。学校或政府部门的补贴也有限，且沾溉范围较小。如1942年底暨南大学学生成立史地学会，报请学校“拨予补助费及登记证”，结果“准予每学期由校津贴壹百元”。此百元之歉，较战前币值已贬，至多只能资助该会开展一些类似出壁报、剪报、制作读书报告和参观游览等小型活动。（注：上海档案馆藏暨南大学“史地学会”档，卷宗号Q 240-546-24。）1935年，顾颉刚曾因禹贡学会经费之事求助于教育部，所得仅一次性津贴300元。不得已，次年初又转求于朱家骅，得到的答复是：“你们学术团体的刊物，照例只有到教育部请求补助，但这种团体太多了，教育部平均分配，所得一定不多。”（注：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170-171页。）以顾的社会声望与活动能力，结果尚且如此，其余可想而知。至于社会基金的资助，则因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衰敝无力及这方面机制的落后，对史学这类与实际应用隔着一定距离的基础性研究，尤少顾及。
然而，对于大部分学会来说，要维持正常运作，特别是举办一些较有规模的学术活动，就只能更多地依靠私人募捐这一渠道。禹贡学会最初主要即靠顾颉刚、谭其骧个人月捐20或40元维持（至1936年8月，顾前后共捐880元，谭为473元），后来又得朱家骅捐500元，辛树帜捐50元，徐中舒捐20元，以及张国淦所捐的办公用房等，才使学会的工作条件有所改善。（注：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167、170页；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第67、82页。）而从燕大历史学会《年报》所称“幸赖我史系及各师友予以经济及稿件之帮助，得庆如期出世”（注：《历史学会之过去与将来》，《史学年报》第1期，1929年7月10日。）的话看，也可见该刊的按时出版，与会员个人的捐款支持是分不开的。在这方面，更具代表性的是考古学社。该社的活动全靠会费和私人捐款维持，因此，从一开始，就在《学社简章》中对此作了严格规定：“社员年纳社费二元，于每次大会时缴纳。凡不交社费者，作为退出；特别捐款，于必要时募集之。”（注：见《考古社刊》第1期，1934年12月。）以后每期社刊，几乎都要发布催促社员交纳会费的通知或有关人员捐款的消息。1936年4月推举叶恭绰任社长后，第4、第6期社刊均由叶氏资助出版，但即使如此，该社仍称“经费至少，除社长捐募一部分外，仍有不敷”，希望社员在会费之外，量力而行，再出5至10元“维持费”，以助社务正常开展。（注：《社务纪要·社讯六》，《考古社刊》第5期，1936年12月。）学社的《启事》即称：“社员所负之义务有二：一日交费，一日交稿。本社所恃以联络情感、互通消息者，厥惟社刊；所恃以印行社刊者，厥惟社费。社费不交，则社刊不能出。社刊不能出，则本社瓦解。”（注：《本社启事》，《考古学社社刊》第2期，1935年6月。）促进学术研究和交流，固然是其成立学社的初衷，然若无一定经费的支撑，学社终将不复存在——这就是他们对现实的认识。
从现代中国各类史学会的兴衰中，我们还可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凡运作较好、影响较大的学会，大都具备了三个方面的基本要素。一是大部分成员的学术志趣总体上比较志同道合。学会作为一个会员间加强学术交流和合作的知识团体，如果参与者的学术理念乃至处事为人彼此分歧太大且难以磨合，必然会影响到该团体的稳定发展。有些学会成立时似乎意气风发，人强马壮，但其行不远，甚至很快消声匿迹，个中原因，便与此有关。顾颉刚就曾为此大发感慨，说自己参加过的新潮社、朴社、景山书社、技术观摩社等都不能善终，使之深感“伤心”，甚至激愤地说出：“中国人为什么竟不能合作？我为什么永远找不到一个合作的伴侣？”（注：葛剑雄：《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第79页。）其所点出的，也正是当时知识界的这类顽症。在现代中国的各类民间史学会中，一些专业性特强、会员学术志趣又比较一致的学会，如禹贡学会、食货学会、考古学会等，往往比成员构成庞杂的“北平史学会”、“中国史学会”等显得更有生命力些，原因也许就在这里。二是有一个出版稳定并办得较好的会刊。会刊犹如学会的喉舌和旗帜，一个学会办得好不好，很大程度上与其会刊塑造的形象有关。运作较好的学会，加上特色鲜明而质量较高的会刊，必然相得益彰，从而大大拓展其在学术界的影响度，如南高史地学会、燕大历史学会、禹贡学会和食货学会等都是如此。反之，学会人员的组合再强，如没有一本持续出版的会刊，其社会影响也会大打折扣，有的甚至如泥牛入海，难觅踪影。大多数高校史学会以及北平史学会、北平“中国史学会”的经历便说明了这点，三是经费筹措比较成功。燕大历史学会、禹贡学会、考古学会等得以保持较长时期的正常运作，与其在这方面的惨淡经营是分不开的。而不少学会之难以持久，包括会刊的难产、停刊和某些研究计划的中断实施，实际上也都与经费不继的困扰有着直接的关联。
这些经验，对于后来的学会建设多少具有示范或借鉴的意义。最后还应指出，现代中国史学专业学会的发展，虽因战乱与时局动荡的影响，颇见坎坷，但在推进中国史学现代化方面所起的作用却不容忽视。这种作用，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至少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它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民间学术合作之风。中国传统史学之运作，本不出私家撰史和官方设局控制两种基本模式，前者较具个性但规模较小，后者虽有规模而多无个性，观念上亦唯帝王或朝廷意志是瞻。受到现代民主和科学洗礼的新史家，既不屑于旧日官方史局的运作模式，又深感随着历史视野和史料观念的不断拓展，个人闭户自研，其眼界和能力皆不免有所局限，因而亟盼建立一种联络民间同道、合力推进学术的新机制，使学者既得保持个人研究之自由，又能在自愿协作的条件下，集众人之长，组织实施一些较大规模的学术活动。如吴越史地研究会在江浙一带的古文化遗迹调查和考古活动、禹贡学会组织的边疆地理研究和“后套水利调查”等，都是凭借着学会集体力量，才得以实现的。
第二，有力地促进了现代史学流派和某些新兴史学分支学科的形成。由于现代历史学会采取的是一种群体性的学术活动方式，特别是当某一专业方向或学术理论被学术团体所认同，并转化为一种集体的实践之后，其所发出的声音便易被放大，从而对社会或学术界形成一种冲击力和群体效应。因有禹贡学会和食货学会而形成所谓“禹贡派”和“食货派”，进而推动了历史地理学和中国经济史等新兴分支学科的崛起，便是最为明显的例子。
第三，通过学会这一自主性很强的学术组织活动，为锻炼培养年轻史学专才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从现代中国史学会的实际运作看，无论是高校还是民间史学会，都吸纳了大量的在校历史系学生，其中不少还担任了学会的负责人。这些学生，在刚开始加入学会时，虽不免有些稚嫩，但却生气勃勃，富有上进心。参与学会工作，使他们较早有机会通过各种自主的学术组织工作和研究活动，在实践中迅速得到提高。许多当年参与学会活动的青年学生对此都深有感受，如燕大学生侯仁之在回忆中称：《禹贡》半月刊创刊时，他正读大学二年级，顾颉刚让他写一篇习作，题为《汉书地理志中所释之职方山川泽寖》，成稿以后，能否发表，当时并无信心，但“出乎意料的是这样一篇习作，很快就在《禹贡》半月刊上登载出来。尤其使我惊异的是这篇文章的绪论和结语，都经过了颉刚老师的修改、补充和润饰，竟使我难于辨认是我自己写作的了。这件事大大激励了我，我决心去钻研古籍，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注：侯仁之：《回忆与希望》，《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王树民、杨向奎、史念海等人也都有类似的回忆。（注：见王树民《纪念禹贡学会》、杨向奎《回忆〈禹贡〉》（均载《历史地理》创刊号）和《史念海自述》（载《世纪学人自述》第4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又如南高史地学会的陈训慈、缪凤林、郑鹤声等，燕大历史学会的齐思和、朱士嘉、王钟翰等，也都通过学生时期参与学会工作的锻炼，很快在学术上崭露头角。其中不少人，后来还成为我国史学界各专业领域的领军人物。也可以说，现代中国的学术团体实际上是大学和科研机构之外另一条培养史学专才的重要途径。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蒙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张越教授抄录提供有关资料，特志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