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方法论断想——以《中古文学史论》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史论论文,断想论文,中古论文,中国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文学史研究的科学方法论的自觉追求意识：“史识”
就一个学科发展的意义上来看，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是现代文学史的开山之作，具有奠基性的价值；就个人的学术道路来看，我以为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一书，更能够代表他的水平和功力。《中古文学史论》不仅在一个学科的研究中有着里程碑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这本书于科学方法论方面的实践，在近代学术史上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我在这里无意判断这两本书的价值，我只想围绕《中古文学史论》，探讨一下王瑶先生在文学史研究领域中思考和实践现代的科学的实证精神和方法的一些努力，并望能够从中得到一些现实的启示。
一九四八年，王瑶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说过：“写史要有所见，绝对的超然的客观，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写一部历史性的著作，史识也许更重于史料。”〔1〕所谓“史识”， 除了写作文学史的人应具有的基本文学观念之外，主要的是要有对于研究文学史的科学的认识和方法。其中就包括对于科学的文学史研究方法论的自觉追求的意识。《中古文学史论》从初版到再版的整个过程中，都体现了王瑶先生的这种意识。
《中古文学史论》一书，开始属稿于一九四二年秋天，到一九四八年完稿交由棠棣出版社出版，历时六年。其中有些章，曾先后在《清华学报》、《学原》、《文艺复兴》等重要刊物上发表过。作者于一九四六到一九四八年度，先后以此书为蓝本，在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讲授过“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汉魏六朝）”一课程。此书于一九五一年以“中古文学史论”为总题，分为《中古文学思想》、《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学风貌》三书，付梓问世。在初版《自序》中，作者说明：
名为《中古文学史论》，是沿用刘师培《中古文学史》的习惯的称法，并没有特别的意思。不过我们和前人不同的，是心中并没有宗散宗骈的先见，因之也就没有“衰”与“不衰”的问题。即使是衰的，也自有它所以如此的时代和社会的原因，而阐发这些史实的关联，却正是一个研究文学史的人底最重要的职责。昔人之所以常用“八代”“六朝”这些字样，也正表示出这四百多年文学史是有它的共同时代特征的，是一个历史的自然分期。本书的目的，就是对这一期中文学史的诸现象，予以审慎的探索和解释。作者并不以客观的论述自诩，因为绝对的超然客观，在现实世界是不存在的；只要能够贡献一些合乎实际历史情况的论断，就是作者所企求的了。〔2〕这段话里，除了说明书名的由来和自己不同于前人的态度以外，已经包含了王瑶先生的文学史的观念和方法的自觉意识。这就是：（一）说明文学兴衰的社会与时代之关系，阐发文学史实内在的联系，是一个文学史家最重要的责任；（二）对于一个时期的复杂的文学诸现象，给予审慎的探索和解释，是自己的基本研究方法；（三）文学历史的研究不存在绝对的超然客观，但作为研究者的追求，应该尽力得出合乎实际历史情况的论断。作者在书中所努力实践的，就是这些基本的思想和方法。
这些话写在一九四八年六月。当时朱自清先生正在病中。八月十二日，朱自清先生病逝。朱自清先生答应为此书作的序成了我们永远无法如愿的一件憾事。但是，王瑶于八月二十日深夜写成的该书《后记》，却多少弥补了这一遗憾。在这篇《后记》中，王瑶先生明确地说：“我自己对于文学史的看法，和朱先生是完全一致的。”文中具体地引述了朱自清先生对于文学史研究的看法，然后表示，“至于作者自己能遵行到如何程度，就不敢说了。”〔3〕直到将近四十年后， 王瑶先生在这本书的再版时所写的题记里，除了重申他写作此书过程中如何受到朱自清先生和闻一多先生的“亲承音旨”式的指导之外，更多的篇幅是说明，自己“研究中古文学的思路和方法，是深深受到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的影响的。”并且指出，鲁迅的研究工作，“对文学史研究工作者是具有方法论性质的启发意义的，至少作者是把它作为研究工作的指针的。”之后，王瑶先生强调地说：“作者所以愿意指出这一点，是因为本书质量不高，还可能存在着某些错误或不妥之处，但作者深信自己所遵循的思路和方法还是比较对头的，而且仍然希望能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努力，并对过去的失误有所弥补。”〔4〕
这些序言和后记，前后历经近四十年，王瑶先生生活的时代和学术的环境都有很大的变化；王瑶先生的学术生涯由古代文学研究转到现代文学研究，又经历了很多的波折与磨难；但是，他由前辈所继承并努力实践的文学史的治学思路和方法，却始终未有改变；先生不仅恪守不渝，而且越来越清醒地把它上升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的高度来加以认识。“深信自己遵循的思路和方法还是比较对头的，而且仍然希望能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努力”，王瑶先生的阐述表明，他在自己的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对于科学的精神和方法追求具有很强的自觉意识。我们姑且把这种“继续努力”的自觉意识称为是对于文学史研究中现代的科学的实证精神和方法的呼唤。尤其是在今天，这种意识正在一些研究者的身上或多或少地失落，王瑶先生发出的这一呼唤，就显得更加可贵了。
那么，这种现代的科学的实证精神和方法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
二、坚持“以史证文”，重视从大量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抽象出带有规律性的科学的论断
实证的精神和方法，最重要的是对历史资料的重视。清代的朴学，“五四”时期胡适倡导的实证的方法，都体现了这一特征。但是，将这种精神和方法引入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并努力赋予实证的方法以新的血液，是许多后来的学者们所努力实践的方向。朱自清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王瑶先生在纪念朱自清先生的文章中说：他“希望写一部新史学为基点的中国文学史。他在林庚的《中国文学史》序上说：‘文学史的研究得有别的许多学科做根据，主要是史学，广义的史学。’这也是朱先生写文学史的态度”。〔5 〕这种以“广义的史学”为“根据”的“写文学史的态度”，我理解，就是要沟通文学和历史的关系，将文学放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下，运用古代典籍中大量的文学的和历史的材料，来分析和论述文学发展中的一些现象，发展的过程和运动的规律。不单是“以文解文”，应当是“以史证文”。
王瑶先生对于朱自清先生的这种“文学史的态度”是完全首肯的。在后来的思考中，他把这种态度上升为一种学科的规范性的认识。他说：
文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他既不同于以分析和评价作品的艺术成就为任务的文学批评，也不同于以探讨文艺的一般的普遍规律为目标的文艺理论；它的性质应该是研究能够体现一定历史时期文学特征的具体现象，并从中阐明文学发展的过程和它的规律性。〔6〕王瑶先生的这种文学史的“史识”，表现了对于文学历史现象的历史性和规律性的高度关注。
基于这种认识，在处理史料的搜寻和规律的发现与阐述的关系方面，就表现了他清醒的觉识。他的《中古文学史论》一书，就是这种主张的一种最好的实践。全书为了探讨汉魏六朝时期的文人思想、生活和文学风貌，对于有关的文学和历史典籍中的材料，几乎是搜罗殆尽的。他的每一个论断，都不是凭空的臆想，而是有大量的历史的和文学的现象的史料作根据。有时，为了说明一个论断，作者要连续用上十几条材料；有时，在一条材料里，就可以独到地阐发一个新颖的论断。
例如，在谈到魏晋文学和玄学与清谈之间的关系的时候，王瑶先生为了说明“清谈的来源也是有史可证的”这一观点，连续用了《后汉书·党锢列传序》、《后汉书·郑泰传》、《魏志·钟繇传》注引《魏略》、《魏志·臧洪传》注引《九州春秋》、《魏志·刘劭传》、《文选·应璩与侍郎曹长思书》、刘桢《赠五官中将诗·二》等典籍和作品中的七条材料，而其中多数是历史方面的材料，属于文学的只有一条。由这些材料，王瑶先生得出结论：“可知清谈在最初只是指谈论时措辞音节的美妙。党锢之祸，名士言论受到了惨毒的打击，以后的政局也同样是未便批评，于是谈论之风遂由评论时事，臧否人物，渐趋于这种评论所依据的原理原则。所以阮籍出言玄远，司马昭许为天下之至慎。学术遂脱离具体驱于抽象，由实际政治讲到内圣外王，天人之际的玄远的哲理，……”〔7〕在同一篇文章中， 作者连续引用下列典籍中的八条材料：《晋书·王衍传》、《世说新语·赏誉篇》、《世说新语·文学篇》、《晋书·儒林传序》、《宋书·羊玄保传》、《宋书·王微传》、《南齐书·张绪传》、《南史·何尚之传》等，才得出下面的论断：“可知正始玄风，正是开魏晋以下清谈玄学之风的起始，而极为后来的士族所仰望的。”〔8〕又如，为了说明魏晋文人名士注重貌美的时尚，作者引述了《宋书·五行志一》、《世说新语·容止篇》等典籍中的八九条材料，而为进一步证实在“注重于容貌的妍丽”时，“除去本来的状貌无法更改外，人为的修饰自然也是为一般名士所考究：‘傅粉’即其一例”这一展开的“子判断”的时候，王瑶先生从《汉书·佞幸传》中说的：“孝惠时，郎侍中皆冠
，贝带，傅粉。”这条材料开始，说明：“至东汉末季，则士人也间有傅粉者，《后汉书·李固传》言其‘胡粉饰貌，搔头弄姿’”；“到魏晋，则此风已普遍于上层士族之间了”。为了论证魏晋士人“傅粉”和“熏衣剃面”这一时尚，作者又接着引用了《魏志·王粲传》注引《魏略》、《颜氏家训·勉学篇》、《魏志·朱建平传》、《太平御览》九八一引魏武令、《晋书·贾谧传》；说明男人着香囊等物，目的也是一样，又引《世说新语》、《南齐书·武十七王传》等为证。王瑶先生引述了这么多的材料之后，才得出如下一个结论：“这些都可以说明当时人是多么崇拜一个男子的女性美，和多么有意的去追求这种女性美。”〔9 〕而这些论证又都服从他的关于这种风尚与当时“服药”以求长寿之间的关系这一思想。为了说明自己对于历史实际情况的认识，有时就独具慧眼地在一条材料中得出新的发现。如谈到魏晋政治社会情况与文士地位，王瑶先生说道：曹丕的《典论论文》中谈到当时著名的文学之士的时候，举到“建安七子”，唯独没有讲到曹操、曹植、和他自己这三个文学大家。“他们父子兄弟都是当代的著名文人，为什么《典论论文》于述‘今之文人’之下，都省去了呢？”王瑶先生由此推出一个判断：“这绝不是自谦，而是‘自尊’。‘建安七子’都是曹氏的掾属，他们在政治地位上是属于同一的等级，所以在文学地位上才可以相提并论的。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以魏太子之尊的居高临下的态度来批评得失的；这自然不便论到曹氏自己。”〔10〕
这些例证说明，王瑶先生是非常重视文学史论述的实证性的。他遵循的是朱自清先生的“以史证文”的态度和方法。这是因为，中国文学历史的发展一向与历史密不可分。许多历史的典籍中蕴藏有丰富的文学史材料。而要使文学史对于文学的风貌和文人的思想得到比较全面的展现，让人们对于文学作品的背景和内容有更深的了解，使文学史的研究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也不可能就文学研究文学。文学的史应该是史的文学。但是，历史的和文学的典籍浩如烟海，怎样才能够将这些丰富的现象进行扒梳整理，找到一些文学史发展规律的头绪来呢？这就要研究者有一种科学归纳的眼光。王瑶先生所讲的“写史要有所见”，“史识也许更重于史料”，更进一步地说，也就是这个意思。
三、重视“阐释与批评”，不陷于史料堆积和繁琐考据之中，而是由史料引出正确的结论
朱自清先生在谈到闻一多先生的治学态度时，曾说：“讨论到古代的时候，也打算着重语言和文学在整个文化里的作用，在时代生活里的作用，而使古代跟现代活泼泼的连续起来，不那么迢迢的，冷冰冰的。这是闻一多先生近年的治学态度，我们觉着值得发扬。一方面，我们又打算在这里忽略精细的考证而着重解释与批评，这也可以使我们对古代感到亲切些。”〔11〕这段话里，重点谈的是古代文学研究的现实性和当代性问题，关于这一点，后面我们还要专门论述；这里我们只想指明，朱自清先生在此表明了他的文学史态度与胡适代表的“五四”以来的一种方法的不同点。这就是“忽略精细的考证而着重解释与批评”。朱自清先生并不否定考证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他在另一个地方谈闻一多的治学的时候就说过：“他在‘故纸堆内讨生活’，第一步还得要走正统的道路，就是语史学和历史学的道路，也就是还得从训诂和史料的考据下手。”〔12〕朱自清先生自己就作了许多考据性的文章。这里所讲的“忽略精细的考证而着重解释与批评”，是朱自清先生自己治文学史的一贯态度，就是不满足于过于精细的考证，或只限于考证而不能进行理论上的概括或升华。我理解他谈的所谓“解释与批评”，就是要能够在大量的准确的史料的基础上，寻找出一些文学史发展的规律来。朱自清先生的《经典常谈》、《诗言志辨》、《论逼真与如画》、《古诗十九首释》等论著，都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
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并由朱自清先生的亲自指导写成的。王瑶先生说：这本书“在属稿期间，每一篇写成后，作者都先请朱佩弦师过目，得到的启示和指正非常多。已故的闻一多师，也曾给过作者不少的教正。”〔13〕事隔近四十年后，王瑶先生又说：“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曾受到朱自清先生和闻一多先生的指导，……这是一种‘亲承音旨’式的当面讨论的方式。”〔14〕王瑶先生努力体会他的老师的治文学史的态度和方法，并在自己的写作中躬行实践，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文学史的“史观”与“史识”。所谓的“着重解释与批评”，也就是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对于古代的文学现象进行“批判的接受”。在朱自清先生刚刚过世，王瑶先生写的一篇纪念文章里，就特别强调了朱自清先生治学中这种“值得效法”和“令人崇敬”的“精神”：
他的观点是历史的，他的立场是现实的。在《古文学的欣赏》一文中，他说：“人情或人性不相远，而历史是连续的，这才说得上接受古文学。但是这是现代，我们有我们的立场。得弄清楚自己的立场，再弄清楚古文学的立场，所谓‘知己知彼’，然后才能分别出那些是该扬弃的，那些是该保留的。弄清楚立场就是清算，也就是批判；‘批判的接受’就是一面接受着，一面批判着。自己有立场，却并不妨碍了解和认识古文学，因为一面可以设身处地为古人着想，一面还是可以回到自己立场上批判的。”基于这种观点，他反对繁琐的死板的考据。去年曾在师范学院讲演过一次《文学的考证和批评》，这文章一直没有写完成，是预计中今年暑假要写的文章之一。他以为绝对的超然客观，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所以考证的尺度必须放宽，必须和批评联系起来，才有价值。他推崇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曾在《大众报·图书副刊》为文介绍过，也就是根据这种道理。〔15〕反对“繁琐的死板的考据”，将“放宽”了的考据和历史材料与作者基于客观的立场进行的“解释与批评”结合起来，进行更高层面上的理论研究，就是王瑶在《中古文学史论》中遵循的科学的实证的精神和方法。
这里仅以该书中被朱自清先生赞许为“觉得十分精彩”〔16〕的《小说与方术》一章，来看一看王瑶先生是如何实践这一精神和方法的。
《小说与方术》一章共分六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考证的成分，每个部分又都是关于小说产生与道家方术兴盛之间关系精彩的论述。第一节，论小说产生于方术之士，而方术之士又是由“巫医之术”来的，因而吴国薛综注张衡《西京》“小说九百，本自虞初”时说的“小说，医巫厌祝之术”的说法，也大致是适用于汉魏六朝这个时代的。文中引《汉书·艺文志》所录小说十五家虽然今皆佚而不存，经过文献的考述，知道其中六种，为汉代人说作，前九家多为依托之作，最早也只能是战国末期的作品，其中自有出于汉人的。文章引《汉书·艺文志》以及班固注、《四库提要·小说类序》等材料考定，“知汉人所谓小说家者，即指的是方术之言；而且这和《后序》中小说家出于稗官的说法，也不冲突。汉魏六朝的小说观念和小说的内容，都和这起源有关。”接着，连续用近十余条材料论证：方术就是方术之士，方术之士的地位，为士流所不齿；方士是由巫医来的，巫医的职务是通于神明；汉魏六朝时代小说乃“医巫厌祝之术”，非常有说服力。第二节，用大量确凿的材料，首先论证巫在社会上的地位是很低的，以方术知名的人士出身不高，在那个门阀势力笼罩的社会中是很难在政治上得意的。但巫医之术仍然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因为巫医之术本来盛行于民间。但他们成了方术之士之后，由于干禄之心的增大，帝王们以方术求得长生的欲望的强烈，因此方术之士也常常挟神书异籍来自重。接着，文章引用《后汉书·襄楷传》、《三国志·张鲁传》及注引《典略》、《后汉书·襄楷传》章怀太子注引《太平经典·帝王篇》、《晋书·孙恩传》、《晋书·周礼传》等文献，论证方术的发展后来便成了道教，而道教的道术和企图，也是和方士一样的，是流行于民间，是尽力想法向上干政的。由此得出结论性的判断：“无论方士或道士，都是出身民间而以方术知名的人，他们想得到帝王贵族们的信心，为了干禄，自然就会不择手段地夸大自己方术的效益和价值。这些人是有较高知识的，因此志向也就相对地增高了；于是利用了那些知识，借着时间空间的隔膜和一些固有的传说，援引荒漠之世，道称绝域之外，以吉凶休咎来感召人；而且把这些来引托古人的名字写下来，算是获得的奇书秘籍，这便是小说家言。”第三节，开始论证方士的三个种类：（一）前知吉凶，（二）医疗疾病，（三）地理博物之学。又用几条典籍的材料，说明三种性质其实是相通的：山川地理是神仙所住的地方，珍宝异物是神仙所用的东西，前知吉凶和治疗疾病是通于神仙和役使鬼物的结果。所以方术干脆就是通鬼神之术。帝王们所以需要这些方术，最重要的是为了长生不死。秦皇汉武的求不死之药，都是基于这种动机。这时引曹植《平陵东行》、王嘉《拾遗记》、托名东方朔的《海内十洲记》等材料，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由于服药求仙，行气导引，既需漫长的时间，又随时可能产生毛病，于是方士们找出一条捷径：炼丹。炼丹的方士也就得到帝王的器重。这里又引用《抱朴子·金丹篇》、《颜氏家训·养生篇》、《南史·陶弘景传》中的四条材料论证，炼丹以求得皇帝的重用正是方士所企求的理想结果。随后在这一节里，王瑶先生又以典籍材料证明，佛教与方术在小说中的影响。认为，佛教虽在汉代已传入中国，但在东晋以前，人们仅认为是方术的一种，而信仰佛教的人，由于各种原因，也常与方术相比附，使黄老、浮屠并称。因此魏晋早期小说中，很少有佛教的影响，宋齐以下，佛法大盛，和方士的动机一样，佛教徒也就有用因果轮回等来宣扬教法的。这时在街谈巷议的小说里，也有了佛教和方术内容的差异了。王瑶先生引《宋书·宗室传》，特别是鲁迅的《古小说钩沉》中所辑《幽明录》一则材料，并完整地引录出来，证明后来佛教用小说攻击道教方术，借以宣传佛法的情形。第四节，说明方士、小说家为了他们的信仰为人接受，也需要举出帝王因信任方士而能够太平兴国的事例。于是这时期集中文治武功的英雄式的领袖汉武帝、淮南王刘安，也成了小说家聚积的理想的目标。王瑶先生用几十条材料论证这一点。有了帝王，还要有佐助他的方士，于是有了关于东方朔的许多奇言怪事的书产生和流传。在用大量的材料阐述这些观点之后，王瑶先生作了自己的理论判断的升华：“这是宗教，态度可能是很严肃的。因此小说虽然是丛残小语，在作者也许是相信它完全是实事和真理。这些事纵然是出于想象的创造，但基于宗教热情的幻想，也可能使自己相信它是真实的。因此小说的发展和道教的盛行，存在着极密切的关系。”第五节，考订叙述魏晋时期小说的真伪与现存小说的特点，第六节以《世说新语》为中心，在考证的同时，更主要的是论证了史传和小说的密切关系。既有大量的史料作依据，有对于史实的考证，有对于当代其他学者考证材料的引用，也有自己的具有真知灼见的论断。如在论到晋王嘉《拾遗记》时，王瑶先生认为，王嘉把传说和历史小说化了。因为他是方士，所以“择怪必举”，“博采神仙之事”；因为他又是一代宗师，所以能写得“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文字写得绮丽，而且也有了人物和结构的雏型。但后人因为内容和史传的不合，所以多斥他为怪诞。“以史法与道德来绳方士之言，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本是街谈巷议的小说。而且照近代‘小说’的观念，这也许是魏晋时比较最接近‘小说’的一种。”文章中对于《世说新语》的神怪性质与史传特色，对于小说和史传的联系与区别的论述，也是很有见地的。
这一章很典型地体现了王瑶先生所追求并实践的科学实证精神和方法的特点。一方面，他重视搜集大量文学与历史的现象的资料，对于一些问题进行必要的考证辩伪，使得自己的论述有深厚的历史的根据；另一方面，他又不陷于繁琐的考证之中，总是在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找到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作出富于创见的理论性的论断。朱自清先生称赞他的这篇文章写得“非常精彩”，“你能见其大，将繁乱的琐碎的材料整理出线索来，这是难得的，有用的。”〔17〕他在五十年代关于《红楼梦》的讨论中所写的文章里，又一次明确地表示了他的这种文学史的自觉意识。他说“‘详细去占有材料’是好的，但重要的是从这些事实中，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正确的观点和方法作为基础，“由于没有正确的思想方法作基础，过去许多的研究工作者常常面对着茫然的罗列的材料，既不审查它真实的程度和一定的阶级背景，而只把它机械地堆积或排列起来，甚至利用一些材料来达到他主观臆想的结论。”〔18〕
到了八十年代，王瑶先生更自觉地概括这种文学史研究的科学的方法论。他认为，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等著作，“作为中国文学史研究工作的方法论来看”，是“具有典范的意义”的。这种“典范意义”就是：“他能从丰富复杂的历史中找出带有普遍性的、可以反映时代特征和本质意义的典型现象，然后从这些现象的具体分析和阐述中来体现文学的发展规律”。〔19〕
在丰富复杂的史料的考证的基础上，闻一多、朱自清先生所实践的“解释与批评”，朱自清所讲的考证“必须和批评联系起来”、“批判的接受”，王瑶先生所说的从“具体分析和阐述中来体现文学的发展规律”，是对于清代以至现代的朴学式的纯实证研究的现代性的超越。
四、追求相对的客观性，正确处理“历史的”和“诗的”研究方法之关系
对于文学史的“解释与批评”，在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找出“文学的发展规律”，就包含了寻求历史的客观性的追求在内。但是，如前面所引述的，王瑶先生在谈到朱自清先生的治学精神和方法时，曾说“他以为绝对的超然客观，事实上是不可能的。”那么，在文学史的研究中怎么处理研究者的主体意识和研究对象的客观性之间的关系呢？文学史的研究者们还有没有历史的客观规律可寻求呢？
王瑶先生于一九四八年发表了一篇关于古文辞的研读的文章。朱自清先生在给王瑶的信中写道：“读到你的古文辞的研读，也觉得有特见。”〔20〕就是在这篇文章里，王瑶先生重新发挥了他的研究文学历史中尊重客观性的科学观念。文章中说：“今日研究过去的文献，……其基本点上必须注重在历史时代的发展。所以一个人在研读历史时，一定要培养一种历史的兴趣，对古人有客观的了解。”〔21〕研读历史和文学史的研究，都同样要具备这种“必须注重在历史时代的发展”，“历史的兴趣”的培养，目的是为了对于古人“有客观的了解”。
这种追求历史的客观性的精神，决定了王瑶先生在文学史研究的态度和方法这个方面坚持一种特有的“意识”：写文学史，要是“历史的”，而不是要“诗的”。一九四七年，朱自清先生嘱王瑶为林庚新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作一书评。在这篇书评中，王瑶先生比较集中而清晰地阐发了这一观点。
王瑶先生说：“贯穿在这本书的整个的精神和观点，都是‘文艺的’，或者可说是‘诗’的，而不是‘史’的。”“作者用他的观点处理了全部文学史，或者说用文学史来注释了他的文艺观，递使这部著作的特点变成了‘诗’的。”而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如何对待文学史的材料问题，也就是对待文学史材料的客观性问题。这部书所以是“诗”的而不是“史”的，“这不能不说是完全由作者的主观左右材料的去取”的结果。由于主观色彩太浓，作者“为了阐明一种对文学和文学史的看法，便不能不在史料的取舍之间有所偏重了；所以我们说这部书是‘诗’的超过了‘史’的。”这就牵涉到对于丰富复杂的文学史现象的历史的“关联”的注重的程度的问题。王瑶先生经过许多具体分析之后说：
考据本非之书所着重；在文学史的著作中，这也并非必要；但这书对“史的”关联的不重视，却是很明显的。……在这部书中，历史和时代的影子都显得非常淡漠，我们像把许多时代和生活情形都有参差的文人，以一个标准或精神来平列地加以欣赏或考察。这样，“诗的”特点自然会超过了“史的”。王瑶针对这种情况，提出自己“理想”的文学史的目标：“但我们相信，文学史的努力方向，一定须与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相符合，须与各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相联系，许多问题才可能获得客观满意的解决。朱佩玄先生在序中说：‘文学史的研究得有别的许多学科做根据，主要的是史学，广义的史学。’正是从事研究的人所应注意的。”〔22〕
在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序中，就这部文学史的产生而进行的中国文学史的回顾中，朱自清先生认为早期的文学史文史不分，包罗芜杂，像具体而微的百科全书，“缺少的是‘见’，是‘识’，是史观。叙述的是纲领，是时序，是文体，是作者；缺少的是‘一以贯之’”。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上卷，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着眼点各有不同；而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则着眼于“主潮的起伏上”。书的作者“将文学的发展看作是有生机的，由童年而少年而中老年”，然后就是“五四”之后的“文艺的曙光”。作者的这种以“思想的形式与人生的情绪”是“时代的特征”的生机观，表现了他渴望能够产生“伟大文艺”的“理想的社会”的诞生，并以文学史的研究为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而努力。所以朱自清先生说：“明白了著者的这种态度，才能了解他的这部《中国文学史》。”同时又认为，“著者用诗人的锐眼看中国文学史，在许多节目上也有了新的发现，独到之见不少。”“他写的是史，同时也是文学；即是著作也是创作。”〔23〕朱自清先生对这部文学史的评价是符合作者的意图和努力追求的“史观”的。
王瑶先生对于林庚先生文学史的批评与朱自清先生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是又得到朱自清先生的肯定，〔24〕问题的症结在那里？
朱自清先生的序里是以林庚的“史观”追求来评论他的文学史，而王瑶先生的书评则是以文学史的普遍性原则来论述林庚先生的文学史的。差异就产生了。这里我们不去评论林庚先生的文学史探索不可替代的价值。而是更注意王瑶先生在批评中所体现的他自身的文学史观和方法论。王瑶先生强调文学史应该是“史”的，而不应该是“诗的”，这种批评里包含了他在追求现代实证精神和方法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思考：文学史的研究必须尊重历史的客观性，而避免更多的主观色彩。他强调的所谓“文学史的努力方向，一定须与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相符合，须与各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相联系，许多问题才可能获得客观满意的解决。”就是对于这种尊重历史客观实际思想的精确的阐述。
《中古文学史论》就是这种“史观”和方法的实践。作者在初版的自序中，更加明确地说道：这本书的目的在于审慎地“探索和解释”这一时期中文学史的诸现象。作者并不以客观的论述自诩。他只是“要能够贡献一些合乎实际历史情况的论断”。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超然的客观。写历史总是会或多或少地渗入作者的主观的体认和思想。对于现实变革的理想和追求，个人生活的经历和气质，往往不可避免地介入自己对历史现象的感受和选择，认知和解释。文学发展的历史是客观的存在。但是它需要研究者的整理和阐释。仅仅是一大堆历史材料的纯客观的罗列等于没有历史。反过来，如果让客观的历史现象，随着作者的主观意愿任意调遣和解释，组合和塑造，也就会扭曲了历史，而无法得到历史的客观的面貌。王瑶先生追求的是历史“相对的客观性”。他的“审慎的探索和解释”，就是为了达到历史客观性的手段，而“贡献”一些“合乎实际历史情况的论断”，就是治文学史的真正的最终的追求。他的整部《中古文学史论》都贯穿了这种精神和方法。
例如，为了得出“合乎实际历史情况的论断”，他对于曹丕《典论论文》中关于“今之文人”以“建安七子”最著名的论断作了新的辨析。他认为，“七子间的情形也不尽同，例如把孔融列在里面，便是件很不协调的事情。”从年代上考察，孔融被诛时，年五十六岁，比曹操还大两岁，曹丕只二十二岁，其余诸人皆三十余岁。孔融与这些人并列，并非同侪；从史实上考察，《魏志·王粲传》陈寿评语、《谢康乐集》的《拟魏太子邺中集八首》等，均只谈曹丕兄弟与王粲等六人，并无孔融；从作风上说，作者引《文选》、《文心雕龙·诔碑篇》、《文心雕龙·才略篇》等，说明孔融的文体“和慷慨骋辞的建安作风有别”。作者在书中又接着说明：《后汉书·孔融传》云：“魏文帝深好文辞，每叹曰：‘扬、班俦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可知曹丕将孔融列于七子之首，只是为了他自己的特殊爱好。孔融实际上是不能和其余诸人相提并论的。〔25〕这一辨析的论断更符合于文学历史客观的实际。
再例如，为了借《薤露行》这首诗说明曹子建底“人”的方面，王瑶先生作了深入的考证与辨析的工作。他说：“中国历来评诗文的人，都喜欢因文而及人；因为喜欢作品，便连带地把一些传统的道德标准来加给作者，证明他的一切为人也都是合乎典型的标准。”如屈原的字字忠贞，杜甫的每饭不忘君，……因此曹子建这个历史身分最明确的诗人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曲解。有的说他的《情诗》“游子叹黍离，处者歌式微”一首乃是“子建不忘汉室之意”。王瑶先生通过详细地考证，包括引用黄节《曹子建诗注》，以韩诗之说释《情诗》中的歌咏黍离，认为此诗乃与《赠白马王彪》同时作，是伤任城王之死作的。“举证确凿，似可成为定说”，与流行的“心系汉室”，“不忘故国”无关。文章充分说明，《薤露行》非“不忘汉室”之意，而是根植于他的政治和生活上“抑郁失意”的作品。王瑶先生说：“要想了解作品，则对作者的生活和思想，当然需要理解清楚；但我们以为要懂得一个作者，最好还是客观地从史传记载和诗文内容来着手，比较近实一点。”〔26〕所谓的“客观地从史传纪载和诗文内容着手”，达到的目的还是“近实”，即接近客观历史的实际情况。
历史的现象丰富复杂，从中找出“近实”的规律，更非易事。即使找到了自己认为是规律性的东西，也会常常有许多的例外。对于这些例外，不是避而不谈，而是给予合理的解释，这是尊重历史客观实际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态度和方法。《中古文学史论》中，就有很多地方是这样做的。如王瑶先生用很多的篇幅论证魏晋文人“服药”和研究“美姿容”的风尚，但是同时他自己就说明还存在的另一个方面：“我们不能以偏概全，魏晋名士中自然也有许多放浪形骸之外，不讲究姿容的人。”即如竹林诸贤，除嵇康服药而不善大量饮酒之外，大都属于阮籍一类大量饮酒，不尚清淡，口不臧否时事的人物。他们以实际日常行为来表示他们的任达、自然、不为礼法所拘束，不希求人为的长寿。“在现存的记载中，我们找不到一个这样大量饮酒而又美姿容的人，也找不到一个任达的酒徒而又同时是服药的人。”王瑶先生对于这一通则式的判断，还进行了充分的考证和论述。〔27〕这种态度和方法，也同样是“近实”的客观追求所应具有的学术品格。
尊重历史的客观实际，是研究文学史的人最为重视的精神。朱自清先生如此，闻一多先生也如此。闻一多先生曾说：“我个人读诗经的动机也未尝不是要在那里边多懂点诗。我读诗的经验也告诉过我，这条路还够我走的。但是无奈在这件事上我的意志不太坚定。我一壁想多多恢复诗经中的诗，一壁又常担心把诗经解得太象我们的诗了。一个人会不会有时让自己过度的热心，将诗经以外，诗经以后的诗给我私运进诗经里去了，连自己还不知道呢？”〔28〕他又说：“一个历史人物偶像化的程度，往往是与时间成正比例的，时间愈久，偶像化的程度愈深，而去事实也愈远。在今天，我们习闻的屈原，已经变得和离骚的作者不能并立了。你若认定离骚，是这位屈原作的，你便永远不懂离骚。你若能平心静气的把离骚读懂了，又感觉离骚不像是这位屈原作的。你是被你自己的偶像崇拜的热诚欺骗了。”〔29〕文学史研究没有绝对的超然的客观，但是也不能任主观的过度的“热心”和“热诚”参入，无论是偶像化也好，反偶像化也好；只有这样，才不致于用扭曲了的历史来“欺骗”自己，也误导别人。王瑶先生继承了朱自清、闻一多先生坚持的这一“音旨”和精神。他在这一点上，表现了具有科学实证精神的学者应有的冷静。在讲到魏晋时代依托古人作伪书的风气时，他就这样说过：“他们的历史观念当然与近代人不同，没有近代治学方法的客观”，“近代人的研究古代是理智的，而他们的思古却是感情的。”〔30〕
五、历史研究的当代性，坚持文学史研究中“历史的”与“现实的”之统一
王瑶先生在文学史观中追求“近实”，也就是使自己的研究论断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的客观实际。因此，“近实”的本质就是“近史”。但是，这种“近史”的文学史研究，又如何处理同现实的关系呢？
本文前面已经谈到，王瑶先生在论述朱自清先生的治学精神的文章里面，首先就说到，“他的观点是历史的，他的立场是现实的。”在同一篇文章里，又说：“他的治学的各方面都是如此，严谨而不繁琐，专门而不孤僻；基本立场是历史的现实的。”不仅仅古代文学的研究如此，“他关于新文学的论文也都是从历史的演变分析起来，再和现实的要求联系起来。”〔31〕这里所说的“现实的”，不是让研究者用所研究的对象去联系实际，对现实作正面和负面的批判，或直接解决现实社会与文学发展中的问题。而是首先要求研究者能于历史有一个现代人的立场和观念的认识，也就是朱自清先生所说的对于历史的“清算”和“批判”。“批判的接受”，就是“一面接受着，一面批判着”，这样，“哪些是该接受的，哪些是该保留的”，才能弄清楚，才能分别出来。
郭沫若在论到闻一多的古代文化学术研究的时候，引述闻一多关于做《楚辞校补》工作时给自己定下的三个课题，（一）说明背景，（二）铨释词义，（在）校正文字。然后说道：他所规定的三项课题，其实也就是研究古代文献上的共同课题。第一项是属于文化史的范围，应该是最高的阶段。汉儒的研究是在第一第三阶段上盘旋，宋儒越躐了第三阶段，只是在第二阶段的影子上跳跃。清儒又回到第二第三阶段上来，然而也只是在这里盘旋，陶醉于训诂名物的糟粕而不能有所超越。而现代的科学实证精神和方法指导下的文学史研究，与古代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要有这种“超越”。郭沫若说：
要想知道“时代背景”和“意识形态”，须要超越了那个时代和那个意识才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能超越那个时代和意识，那便无从客观地认识那个时代和那个意识，不用说是更不能够批判那个时代和那个意识。〔32〕接着这个意思，郭沫若更进一步说，闻一多“虽然在古代文献里游泳，但他不是作为鱼而游泳，面是作为鱼雷而游泳的。他是为了批判历史而研究历史，为了要扬弃古代而钻进古代里去刮它的肠肚的。他有目的地钻了进去，没有忘失目的地又钻了出来，这是那些古籍中的鱼们所根本不能想望的事。”〔33〕朱自清论述过闻一多的古代文学研究特点时也说，他努力使“古代跟现代活泼泼的连续起来”，是值得后人发扬的一种治学的态度。即使他在1932年到1946年里“伏案研究《楚辞》《诗经》《易经》等古书，他好像是脱离了现实，实际上他还是在现实中。”〔34〕
立足于现实之中，以“超越”的态度和眼光看待历史现象，在批判与扬弃中，分辨清哪些是该接受的，哪些是该保留的，哪些是值得发扬和继承的，使自己对于古代文学史的研究能够与现代生活“连续起来”，这是王瑶先生的前辈学人为他提供的文学史研究的精神范式，也是王瑶先生在文学史研究中自觉遵循的规范与方法。他曾经申明自己的研究就是“遵行”朱自清先生上述“对于文学史的看法”，“至于能遵行到如何程度，就不敢说了。”〔35〕因此，说他的《中古文学史论》一书，体现了历史的与现实的结合的精神与方法，是完全有根据的。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上。
第一，在对于历史的研究中，坚持现代人的批判的审视的立场和观念。超越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和意识去观照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和意识。如他在论到魏晋时代文人的隐逸之风的时候，揭示了不仅有遁入山林田园的“真隐”，更有以隐求仕的“朝隐”。不但隐逸成了“太平政治的点缀”，同时隐逸的希企也成了“士大夫生活的点缀”，而且揭示了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及其根源。即在魏晋时期，诗文中的思想和作者平生的行为大半不符合。像陶渊明那样躬耕于田里，不是一般名士所能做到的。名士们这种言行不符，是他们内在矛盾的表现。“他们底希企隐逸在主观上却还是衷心的。他们不满意自己现实的生活，怕不能常保，怕名高祸至，因而想要摆脱；当然也不过是想想而已，并没有真正来尝试解脱。这就是他们生活中的矛盾，——现实与理想的矛盾。”〔36〕
又如，王瑶先生在详细地考论了魏晋文人服药之风气以后，谈到这种服药对于文人性格趋于暴躁、狂傲的影响，由此得出一种超越性的结论：“所以不只诗人，整个魏晋名士的生活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过去一向为士大夫所景慕的那种所谓飘然的高逸的风格，简傲的名士派头，所谓‘魏晋风度’，不营物务，栖心玄远，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了他们一部分的根据。”〔37〕在谈魏晋文人的饮酒之风的时候，王瑶先生说明，因为他们服药无望，便沉湎于饮酒，原因是“失去了对长寿的希冀，所以对现刻的生命就更觉得热恋和宝贵。放弃了祈求生命的长度，便不能不要求增加生命的密度。”在分析论证了老庄思想的影响的同时，更进一步揭示了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与实际社会的“逼迫”有关。“为了逃避现实，为了保全生命，他们不得不韬晦，不得不沉湎，从上面看来，饮酒好像只是快乐的追求，而实际却有更大的忧患背景在后面。”〔38〕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意识，对于那个时代的复杂的诸现象，才有可能得出这些具有现代人思想的分析和论断来。
第二，在历史的现象和过程的探索与分析中，揉进研究者的或浓或淡的现实感。我们不赞成以历史影射现实。更不同意为注解个人的现实批判精神而扭曲历史。但是在历史研究中融进现实感，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王瑶先生在他的中古文学史研究中，可以说也包含了许多的个人的现实体验。在论析魏晋时代是一个军阀混乱时期的时候，关于盗匪蜂起，难民流亡，门阀争权，战乱频仍，玄老盛行，仕人忧患等，许多的描述和论证，都是对于历史的真实的反映，同时也包含了他对于四十年代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切感受在内的。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本身，就是借讲历史以抒发现实的愤懑情怀。这篇文章在精辟地论述了魏晋时期文人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与他们的生活态度的同时，还借古喻今，以曹操及司马氏捏造罪状，铲除异己的史实，暗示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逆行等。鲁迅先生就说：“弟在广州之谈魏晋事，该实有慨而言。‘志大才疏’，哀北海之终不免也。迩来南朔奔波，所阅颇众，聚感积虑，发为狂言。”〔39〕鲁迅是政治家型的文学家。他这样做是参与时代斗争的需要而采取的曲折形式。王瑶与鲁迅的身分和处境不同。王瑶说自己《中古文学史论》深受鲁迅这一文章的影响，主要是指鲁迅的“研究中古文学史的思路和方法”给他的启发。从王瑶先生该书的思路和选题，在论述中关于文人社会背景、生活情态的总体考察，读者可以看出这一影响的明显的烙印。王瑶先生做的是更加纯属学术性的工作。但“纯然的客观”是不存在的。在那个战乱多事，人民流离，社会黑暗，贫富悬殊的时代，他的研究文学史，就不能不浸染着一个有社会良知的研究者一定的现实感。有一些章节或片断的文字中，是“有慨而言”的。这是无需更多论证的事实。
第三，对于前人意识的“超越”，应该也包括在纯学术本身方面的突破和开拓。这种突破与开拓，本身就有一种当代人的意识和责任感在内。王国维之治宋元戏曲史，就是有感于我国历史上“为此学者，大率不学之徒；即有一二学子，以余力及此，亦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
者，遂使一代文献，郁湮沉晦者，且数百年，愚甚惑焉。”自己治此道，乃自信“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40〕这是就学术本身发展的意义而说的。梁启超之治中国学术思想史，则发出这样的感慨：“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觇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自今以往，二十年中，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唯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今正当过渡时代，苍黄不接之余，诸君如爱国也，欲唤起同胞之爱国心也，于此事必非可等闲视矣。”〔41〕这是就爱国自强的目的而说的。学术研究可以有学术以外的目的，但更重要的当然还是学术发展本身。王瑶先生就中古文学史进行研究，在复杂的历史现象中，进行政治、文化、作家生活和心态，作家地位与作品价值的研究，努力找出一些历史发展的规律来，就这一时代的文人生活与思想，文学风貌，给当代的人们一个较新的视点和较客观的认识。这种学术研究本身，作出了对于刘师培、鲁迅已有的研究成果的“超越”，本身就有他的现实感和学术自身发展的现实联系，这也是一种学术当代性的表现。对于学术研究当代性的过于狭隘的理解，不利于研究者所进行的学术研究的发展。即使是属于纯粹考证性的学术研究，也应作如是观。
朱自清先生谈到闻一多的学术研究计划时，曾说：“就在被难的前几个月，他还在和我说要写一部唯物史观的文学史。”〔42〕吴晗也说：“他的志愿是写一部以人民为本位的可读的唯物史观的《中国文学史》。”〔43〕这种愿望没有实现。但他的努力立足现实而又注意“以人民为本位”的文学史研究态度和方法就是充分的现代人的思考。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虽然不是一部完整的文学史，而是一部断代的文学史论，但它所体现的现代的科学的实证精神和方法，因为做到了历史的与现实的结合，贯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就不仅具有很强的现实的当代性，而且具有启示于学术进一步发展的未来性。
1994年9月16日于北京大学畅春园
注释：
〔1〕王瑶：《中国文学史》（林庚著，书评），载1947年10 月《清华学报》第14卷第1期。
〔2〕〔13〕王瑶：《中古文学风貌——中古文学史论之三》序， 棠棣出版社，1951年8月初版。
〔3〕〔35 〕王瑶：《中古文学风貌——中古文学史论之三》后记，棠棣出版社，1951年8月初版。
〔4〕〔6〕〔14〕〔19〕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重版题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1月。
〔5〕〔15 〕〔31 〕王瑶：《朱自清先生的学术研究工作》， 载1948年9月《国文月刊》第71期。
〔7〕王瑶：《玄学与清谈》，《中古文学史论》第39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1月。（下同）
〔8〕同上，第41页。
〔9〕〔27 〕〔37 〕王瑶：《文人与药》， 《中古文学史论》第143页，第144页，第145页。
〔10〕王瑶：《政治社会情况与文士地位》，《中古文学史论》第28页。
〔11〕朱自清：《周话》，载1946年初10月21日《新生极·语言与文学》。
〔12〕〔42〕朱自清：《闻一多全集》序，《闻一多全集》第1 卷第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
〔16〕朱自清1947年12月11日致王瑶信，转引自《中古文学风貌》后记。
〔17〕〔20〕朱自清1948年3月4日致王瑶信，转引自《中古文学史论》后记。
〔18〕王瑶：《从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方法谈到考据》，载《文艺报》1954年第21期。
〔21〕王瑶：《谈古文辞的研读》，1948年6 月《国文月刊》第68期。
〔22〕以上引文均见王瑶：《中国文学史》（林庚著，书评）见〔1〕。
〔23〕朱自清：《什么是中国文学的主潮？——林庚著〈中国文学史〉序》，《朱自清全集》第3卷第209，211 页，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8年。
〔24〕朱自清1947年12月11日致王瑶信中说：“书评已读过了，写得很好。意见正确，文章也好。虽然长些，我想不必删。”见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后记。
〔25〕王瑶：《曹氏父子与建安七子》， 《中古文学史论》第215页。
〔26〕同上，《中古文学史论》第220页。
〔28〕闻一多：《古典新意·卷耳》，载1935年9月15 日天津《大公报》。
〔29〕闻一多：《古典新义·读骚杂记》，载1935年4月3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
〔30〕王瑶：《拟古与作伪》，《中古文学史论》第210页。
〔32〕郭沫若：《闻一多全集》序，《闻一多全集》第1卷第4页。
〔33〕同上，《闻一多全集》第1卷第5页。
〔34〕朱自清：《谈闻一多教授生平》，《朱自清全集》第4 卷第462页。
〔36〕王瑶：《论希企隐逸之风》，《中古文学史论》第195，192页。
〔38〕王瑶：《文人与酒》，《中古文学史论》第157，164页。
〔39〕鲁迅1928年12月30日致陈浚信，《鲁迅全集》第11 卷第6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40〕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3 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
〔41〕梁启超：《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变迁史》第1页，第3页，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25年8月出版。
〔43〕吴晗：《闻一多全集》跋，见《闻一多全集》第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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