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石雕柱础考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柱础论文,北魏论文,石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79.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731（2000）04—0061—03
平城（今山西大同）是北魏前期都城之所在，从公元398年至495年近一个世纪中，一直处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因此，其文化遗迹、遗物十分丰富。本文仅就大同市博物馆收藏的数件石雕柱础（或称柱座、柱顶石）从雕造时间、艺术风格及其功用等方面作以分析类比。
1.轴承厂遗址柱础
1979年在城南迎宾东路的轴承厂内出土（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简介：山西省大同南郊北魏遗址》，《文物》1972年第1期。）。础的造型为鼓状覆盆形方基座，通体浮雕图案。以柱孔为中心，周边饰莲花瓣纹样，俯视就像一朵盛开的莲花；在莲瓣之下的鼓雕刻四条蟠龙彼此相连，龙身饰有绳纹；基座的角面及侧面均刻以卷草和水波纹。柱础通高15厘米，座边长30厘米，柱孔径6.5厘米。（图一）
轴承厂遗址处在“绕宫城南，悉筑为坊”（注：《南齐书·魏虏传》。）一带，1995年在柳航里（轴承厂南）发掘的一处遗址（注：柳航里遗址、三环路墓葬和大同化纤厂墓葬资料尚在整理中。），正是《水经注》中所记载的“明堂”建筑遗址。这一突破性发现，从而为有关平城的一系列研究提供了一个坐标点。同时，还发现其有别于汉长安灵台和汉魏洛阳灵台，它是将灵台与明堂两种建筑结合在了一起。《水经注·
水》中记载，平城“明堂上圆下方，四周十二户九室，而不为重隅也。……加灵台于其上，下则引水为辟雍。”登灵台北眺，郭城内外浮图林立，错落有致。其中的永宁寺七级浮图，《魏书·释老志》云：“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永宁寺为献文帝拓跋弘天安元年（公元466年）建造于京师城东南隅，巨塔就矗立于寺的中心。 颇值一提的是，在此遗址中不仅发现等距离成行的建筑础石和石刻佛教造像残块，还出土了精美极致的石雕砚台和具有鲜明希腊艺术风格的鎏金刻花银碗、鎏金高足铜杯及窖藏的鎏金铜铺首饰件等。有关专家认为这里即是永宁寺遗址。如此而言，该件柱础当为永宁寺（公元466 年）同期产物。
2.司马金龙墓柱础
1965年在城东石家寨司马金龙墓（注：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第3期。）出土了4件柱础，其中两件雕刻蟠龙莲花伎乐，另两件雕刻蟠龙莲花，这是目前所发现的柱础中艺术价值最高的精品。础通高16.5厘米，座边长32厘米，柱孔径7厘米，鼓状覆盆形方基座造型， 通体浮雕图案分为三大组：从柱孔周边由内而外分层次刻细密的绳纹、连珠纹、莲瓣纹，并以此为中心顶部雕肥硕而卷翘的重层莲瓣构成一莲花形象，鼓壁上四条蟠龙身饰绳纹和鳞斑纹，它们一字排开置身于瑞气祥云与峰峦叠嶂之中；基座的四角面上各雕刻出一身伎乐，他们分别弹奏着鼓、腰鼓、觱篥和琵琶乐器。座的侧面图案为连续的心形卷草纹，其间点饰卷草纹。（图二）司马金龙墓柱础（包括石雕棺床）其石质之细腻、雕饰之富丽、工艺之娴熟，丝毫不亚于北魏文明太后冯氏墓的石雕门楣、门框及虎头门墩的雕刻艺术水平，实为不可多得的珍品。
司马金龙，《魏书》记载为“晋宣帝弟太常馗之八世孙”，是降魏之臣，身前战功卓著袭爵受宠，官至吏部尚书，太和八年（公元484 年）葬于平城。该墓中除棺床、柱础和大批的陶俑外，出土的木板漆画屏风弥足珍贵，为中国美术史抹上了浓浓重彩。其中4 件柱础即作为屏风的柱座使用，雕造时间为公元484年。
3.曹夫楼沙场柱础
1989年御河东曹夫楼沙场出土。础为鼓状覆盆形方基座造型，柱孔周边内区饰一周连珠纹，外区浮雕阔瓣莲花；鼓壁面由两条身饰鳞斑纹的蟠龙环绕；基座侧面为波浪式卷草纹，座的四角分别雕塑出鹰叼蛇、蹲猴、卧狮、伏虎四种动物造型，动物线条简括，但十分传神。柱础通高9.4厘米，座边长18.9厘米，柱孔径2.8厘米。这件柱础小巧玲珑，是大同已发现的同类柱础中最新颖别致的一件。（图三）
据史书记载和多年来考古发掘证实，“现马铺山前、御河以东地区应是北魏贵族、官僚上层人物的墓葬区”（注：大同市博物馆：《大同东郊北魏元淑墓》，《文物》1989年第8期。），太庙立于此， 著名的北魏吏部尚书司马金龙墓、平城镇将元淑墓（永平元年）、渤海郡开国公高琨墓（延昌三年）以及齐家坡“具有浓郁鲜卑遗风的贵妇人”（注：王银田、韩生存：《大同市齐家坡北魏墓发掘简报》，《文物季刊》1995年第1期。）墓等，都与曹夫楼沙场相距不过数里。据此， 它们应同属一个大的墓葬区域。这件柱础亦当属上层人士所有。其雕造时间及装饰技法相近于司马金龙墓柱础。
4.三环路和金属镁厂墓葬柱础
1986年城南三环路墓葬（注：柳航里遗址、三环路墓葬和大同化纤厂墓葬资料尚在整理中。）中出土了3件蟠龙花纹柱础， 形制大小相同，均作鼓状覆盆形方基座。柱孔周边为素面，外区浮雕莲瓣纹；鼓壁上四条蟠龙口衔一枝卷草首尾连接，基座四角面和侧面为波浪式卷草纹。础通高10.5厘米，座边长25厘米，柱孔径7厘米。 （图四）雕造较粗糙，明显是工匠施工从简所致。此墓在发现时已被破坏，只能看出墓形，出土的3件柱础如何放置已不得而知。
1995年金属镁厂M6（注：柳航里遗址、三环路墓葬和大同化纤厂墓葬资料尚在整理中。）中出土4件柱础，两大两小，形制相同， 皆无纹饰。础亦作鼓状覆盆形方基座。造型敦实但不够规整，仅于顶部边缘上刻弦纹一周。大的通高14厘米，座边长28厘米，柱孔径7厘米； 小的通高14厘米，座边长26厘米，柱孔径7厘米。 这四件柱础于棺床前间隔一字排开，应与司马金龙墓一样用于屏风。
从平城南部的布局看，以“明堂”为坐标，由北而南分布着南三环路墓和金属镁厂墓、化纤厂墓及电焊器材厂墓几处北魏墓地。其中，尤以电焊器材厂的近170座墓为最多， 若“电焊器材厂墓葬的主人可能就是在平城南郊‘息众课农’的拓跋氏某一部族的成员”（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市南郊北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第8期。）墓，那么， 与此毗邻的其余几处墓地很可能是随太庙而去的陪葬墓。鉴于太庙从城东于太和十五年（公元491 年）“经始明堂，改营太庙”于城南（《魏书·高祖纪》），因此，这些墓的时间，也就是这些柱础的时间当在公元491年之后这一阶段。
通过以上柱础的观察，我们可得出以下结论：
1.这些柱础为平城中后期（约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的30年间）作品。此时正值北魏国家鼎盛、经济繁荣、大兴建筑的时期。大同发现的数件柱础体量小，亦非建筑构件，但工艺水平高超，反映了相当成熟的石雕艺术成就，是研究北魏物质文化的宝贵实物资料。
2.屏风画是我国古代传统绘画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它始于周，盛行于汉、魏、晋、南北朝，乃至唐宋时期。从司马金龙墓和金属镁厂墓的柱础均置于棺前来看，都作用于屏风，是沿袭当时社会时尚的反映。至于其余几处出土的柱础也不排除作为室内帐钩之柱础的可能，例如洛阳北魏宣武帝景陵中即为帐钩之础。总之，它们无论属于二者中的哪种用途，这些柱础在一处出土者（遗址和被扰动过的除外）往往成组成双，而且大小相当，相距均在20—30厘米之间，柱孔径相同，说明它们是组合使用的。
3.通过以上柱础出土情况的分析，继而得知这是北魏高级官僚，至少也是受汉文化熏陶颇深，甚至是只限于具有一定身份的汉人墓葬中象征性的随葬品，并且这一制度流行于平城的中后期。因为，同样在电焊器材厂鲜卑人特征较突出的早期或者后期具有较高身份的贵族墓中，出土了与轴承厂相仿的鎏金刻花银碗和精美的玻璃碗、漆器，还有许多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却惟独不见柱础之类。
4.云冈石窟中莲花、卷草和龙的装饰雕刻灿烂绚丽，成就斐然。从藻井中宛如满月的反植荷蕖，到长达数米的大型莲花瓣纹、卷草纹；再从佛龛上的莲花拱到龙头反顾的龛楣，纹样的风格及装饰技法无不与出土的柱础雕饰交相辉映。可见这是当时装饰图案的流行主旋律，而风采雍容的莲花与千姿百态的卷草纹样，又最具典型的时代特征。
5.这些柱础形制相同，取材于灰黄色的细砂岩，且大小相近，皆为鼓状覆盆形方基座。雕刻技法和装饰内容亦相同，只是由于雕造时间有前有后和因物主的不同而略有差异。相比之下轴承厂遗址与三环路墓柱础的石质及雕刻粗糙些；司马金龙墓与曹夫楼沙场础的石质及雕刻俱精；金属镁厂墓只是稍加雕凿，无纹饰略显逊色。
收稿日期：2000—03—11
（摄影：张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