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东升[1]2000年在《8—19世纪初中国企业与经营管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8—19世纪初,中国民营企业已处于多种类型并存的局面,这些不同类型的民营企业在自身发展方面呈现出循序性、非循序性和反循序性;在时间、空间、部门及行业分布上呈现出动态不平衡性;同时,民营企业发展很不稳定。民营企业社会分工的连锁反应导致企业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多,其动力除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生产力发展外,还有市场需求增加、技术进步和商业资本活动能力增强,不过,民营企业社会分工还有非合理性、不彻底性等局限。 民营企业的设立、经营范围、设置地点、经营时间、产品质量等要受到官府的管理,这些管理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并不总是消极的;行会对行内工商企业的产品价格、活动范围等方面的管理体现着公平原则,但不能消除竞争和避免两极分化;行会对行外工商企业采取区别对待的管理办法,对加入本行者征收入行费,对行外同行的经营活动严格限制,职业完全相同的行会往往采取划界经营,以免发生纷争,这种管理对企业发展极为不利。民营企业除独资企业外,合伙制企业的数量逐渐增多,分布领域遍及手工业、商业和农业,并且合伙经营的契约化趋势日渐明显,合伙制企业在筹集资金、实现资本所有者和善于经营者的结合以及分散风险等方面较独资企业有明显优越性。民营企业的技术管理、劳动管理、财务管理以及相应的激励机制,对民营企业的自身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官营工商业在劳动力、原料和产品方面与市场的联系逐渐密切,企业化趋势明显。官营企业围绕产品质量、生产效率对工人和官员的管理形成了较为规范的管理制度,但由于超经济强制的存在,工人的积极性不高;企业官员的任用受到诸多政治因素的影响,不称职官员众多,以及企业官员营私舞弊等,导致有关的管理制度得不到认真执行,使官营企业存在产品质量低劣、生产成本高等弊端,不仅如此,官营企业的生产目的使工人拥有的高超技术难以转化为生产力,使官营企业成为中国古代技术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刘春雷[2]2013年在《高等教育视野中的企业大学研究》文中认为萌发于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西方企业大学,近半个世纪以来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尤其在信息化与全球化两大潮流的合力推动下,其功能、结构、特点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作为根植于企业生产实践但却相对独立于传统高等教育系统的各具特色的企业大学,在其逐渐发展、完善的实践过程中,不仅证明了自身的价值,也探索出各自的成功之道。然而,不同的企业组织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所在的行业各异,所在国家的社会文化、经济土壤各不相同,因此具体企业大学的成功之道显然难以推广和效仿；同时,企业大学是基于母体企业自身的发展需求应运而生的,具有实践先于研究的特点,由此导致了对企业大学的研究远远滞后于如火如荼的企业大学实践。近年来,国外从企业发展的角度对企业大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遗憾的是社会各界,尤其是我国高等教育实践和研究领域,至今对企业大学知之甚少。这不仅影响到企业大学在我国的健康发展,而且使我国高等教育实践和研究不能及时吸取企业大学的许多独特经验和有价值的理念,影响到我国高等教育的开放程度,尤其是与现代企业和企业制度的联系与合作。本论文是从高等教育视角开展的企业大学研究。论文主要开展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第一,深入研究了企业大学的发展历史与现状。通过研究企业大学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企业大学的总体发展规律与趋势以及企业大学产生发展的内外驱动因素。基于实践调研并结合典型案例,全面分析现代企业大学的发展现状,从企业大学的内外关系、运营模式、产品认证到服务范围、存在形式、所属组织的规模属性,较全面地分析归纳了现代企业大学的共性特征,分析阐述企业大学的组织性质和组织运行逻辑,并分析探讨了企业大学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第二,从高等教育的视角开展了企业大学与相关高教机构、企业大学与相关概念的比较研究。论文着重比较分析了企业大学与传统大学、行业性大学及商学院、高等职业院校、高等教育公司等高教机构间的区别与联系,在比较中深入剖析了企业大学的组织性质和组织运行逻辑。在此基础上对企业大学与高等教育、大学、学习型组织等相关概念进行了辨析与界定。论文认为,企业大学主要从事在职成人继续教育,其高端属于高等职业教育范畴,其产生发展源自母体企业对知识要素及专业化知识生产服务的内在需求。企业大学由母体企业出资创办并运营管理,是隶属于母体企业并服务于母体企业的发展战略、经营管理、核心业务的新型专业化多功能的知识生产服务组织。企业大学提供的知识生产服务是以生产实践逻辑为基础,不同于传统大学的学科专业逻辑,同时又是与母体企业的生产实践相融合,是其它高教机构所无法替代的。企业大学以求善求用的知识观为指导；以发展企业学习能力、增长企业智慧为使命；以专业化的知识生产服务为支撑：以全员全面全程学习为基础；以服务发展战略为核心；以改善工作绩效为导向；以最优化最大化知识效能为宗旨；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第三,从高等教育面临的时代挑战着眼,探讨了企业大学的价值及其对高等教育多元化创新发展的启示。论文概括了企业大学对现代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三点重要启示：其一,企业大学在知识经济时代的高等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领域拓展了高等教育的边界；其二,企业大学促进了高等教育的效能化、多元化、信息化、国际化,由此促进了大学体制、机制的创新；其三,企业大学将信息时代的企业家精神注入高等教育的文化理念之中。从高等教育视角深入研究企业大学的发展规律、共性特征、组织性质及组织运行逻辑,能对企业大学实践予以科学指导,遵循企业大学的客观规律来设计、创办、运营、管理、建设、发展企业大学,预测企业大学的发展趋势,科学评价企业大学并引导企业大学的健康发展。从高等教育视角深入开展企业大学研究,也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实践创新和理论研究的时代需要。21世纪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创业型大学、高等教育公司、企业大学的崛起和迅猛发展,表明高等教育在知识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何更好地服务于知识经济?如何在科技创新要素、人力资本要素等知识要素的开发、生产上发挥关键作用?借鉴企业大学的经营之道、成功之道,遵循人力资本开发和知识创新的客观规律,加强与企业创新实践的联系,参与建立企业大学联盟、深入开展校企合作,有助于高等教育的创新发展,尤其是大学应用类专业的发展。
邓新明[3]2008年在《企业市场战略与非市场战略的整合模式研究》文中指出作为一个开放系统,组织战略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一直是组织与管理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但一直以来,经典的战略管理理论所强调的是企业如何通过市场战略影响外部市场环境进而获取持续性竞争优势。因此,对非市场战略以及整合战略的研究拓展了以市场为核心的经典战略管理,也是战略管理领域的新发展趋势。本文探讨了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企业整合非市场战略与市场战略的行为模式,旨在回答以下关键性问题:中国企业进行战略整合的前因变量是什么?企业战略整合的具体行为模式是什么?企业战略整合的结果是什么?企业的战略整合模式在不同的行业制度环境中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企业如何整合实施市场战略与非市场战略?首先,为了探讨企业战略整合的前因变量,本文以企业政治战略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分析了企业内部的资源状况与外部制度环境的力量是如何影响政治战略决策的。本文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资源基础观的理论,即企业政治战略的应用是与企业资源基础相适应的,并且给企业管理者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政治战略决策框架:首先,企业应该对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进行分析;其次,企业应该对竞争者的资源特征进行分析;再次,对自身的内部资源特征进行分析;最后,根据选择的政治战略,确定战术性行动方案,以获得政治绩效。其次,本文主要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并以制度理论作为补充,提出了一个企业市场战略与非市场战略整合行为模式选择的概念模型并对其进行了实践检验。我们通过深度访谈与大样本问卷调研,实证地提出了:第一,中国转型环境下企业所拥有的三种资源类型,即市场资源、非市场资源以及制度资源;第二,企业战略整合的三种行为模式:即一种内部行为模式(战略协同)与二种外部行为模式(战略互动与事项整合),研究结果表明战略协同是战略整合的核心,事项整合与战略互动均会对其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三,战略整合的绩效维度不仅包括市场绩效,还包括非市场绩效(经营合法性),本文认为企业在追求市场绩效的过程中,不应以牺牲经营合法性作为代价,因为这将会影响到企业的长期竞争优势。然后,本文以中国家电行业主要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结构化内容分析法,从企业市场行为、非市场行为以及整合行为的角度全面探讨了企业之间的竞争互动问题。研究结果发现,2002~2007年期间对象企业所实施的972个竞争行为中,市场行为被实施的数量为571次,比重为58.7%;非市场行为的数量为313次,占总数的32.2%;另外协同行为数量为88次,占总数的9.05%。这一结果说明企业的市场行为虽然是企业之间竞争互动的主要方面,但要真正从全局上把握企业动态竞争的全貌,非市场行为以及整合行为的重要性与价值也不容忽视。最后,为了将理论研究落实到实践层面,本文提出了一个企业非市场战略与市场战略整合实施的战略管理模型,旨在为企业实施战略整合提供规范化指导。该模型首先在传统的战略分析阶段纳入了非市场事项的分析、选择与评估机制,这一机制将主要发挥两大功能:其一是有助于企业聚焦于某一正确的非市场事项并做出正确的前摄性行动;其二是有助于对企业竞争环境中非市场维度的分析;其次在战略目标的确立阶段,要关注公司目标中的非市场维度;而且在战略方案制定、战略实施过程中也要考虑非市场成份,即企业战略中有市场战略的成份,也有非市场战略的成份;企业所采取的竞争行为中有市场行为,也有非市场行为。
王秋菊[4]2011年在《中国企业开发利用俄罗斯森林资源博弈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国际社会对森林资源利用的关注日渐加深,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培育与利用成为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普通民众讨论的热点。作为木材加工大国,中国原木进口行为以及可能涉及到的问题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由于部分传统的原木出口国中被发现存在非法采伐、天然林毁坏等问题,因此,国际舆论对原木贸易非议颇多,传统的贸易伙伴国开始改变其出口结构与林业政策。在此背景下,中国木材加工行业原材料或初级加工品供应渠道将越来越少,规模将越来越小。目前,以贸易方式获取森林资源已难以满足中国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以及经济发展需求,木材产品供应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受到威胁。同时,中国国内由于各林业工程的实施,木材生产规模受限。在内外环境影响下,林业境外投资逐渐发展起来,这种以境外森林资源培育与利用来确保国内供给的方式得到了中国政府与林业企业的肯定。投资目的地遍布全世界森林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其中俄罗斯因其与中国的天然接壤优势、合作历史悠久等有利条件而成为中国企业投资境外的有利选择。但目前中国企业在俄罗斯开发利用森林资源并非一帆风顺,企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与障碍,如经营风险高、融资困难等。要确保我国经济发展所需木材产品供应的稳定性,有必要研究怎样解决中国企业在俄罗斯开发利用森林资源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因此,本研究以投资俄罗斯的中国企业为研究对象,首先对其选择俄罗斯进行境外森林资源培育与利用的内外部环境进行分析,论证现阶段中国企业开发利用俄罗斯森林资源的必要性、可行性与复杂性。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企业面临着各种问题与障碍存在的根源,发现现存问题与相关主体的行为存在直接的关联,要解决现存问题必须从相关利益者入手。在中国企业开发利用俄罗斯森林资源过程中,诸如中俄两国政府、NGO以及林地周边社区居民等的相关利益者各自都存在与企业投资经营活动相关的利益诉求,对中国企业的经营行为影响作用重大。因此本研究从相关利益者角度出发,采用博弈的方法,构建相关利益者博弈模型,分析中国企业开发利用俄罗斯森林资源过程中,相关利益者与企业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与整体利益均衡的可能性与实现途径。根据博弈与纳什均衡解分析结果,本研究分别针对各相关利益者与企业提出改进建议,并提出构建包括所有主体在内的信息共享平台与监督体系。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采取文献综述法与关键人物访谈法,与非政府组织专家、国家政府官员、国外专家等就中国企业开发利用俄罗斯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从多个角度加深对该活动以及相关问题的理解。其次,本研究还利用分类法对中国企业培育与利用俄罗斯森林资源过程中所涉及相关利益主体进行分类,提高分析的条理化与系统化。最后,利用博弈的方法构建相关利益者与企业之间以及部分相关利益者之间的利益博弈模型,根据纳什均衡分析方法探索所有主体之间形成利益均衡的条件。此外,本文还利用实证法,通过实际数据验证理论模型。
周辉[5]2006年在《企业持续竞争优势来源的动态系统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正步入了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历史时期:加入WTO,融入全球化的市场环境,经济的全球化和市场化带来生产力要素的快速流动和产业价值链的重新布局;知识更新、技术变革正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发展变化;消费者需求日益增长和丰富化,市场空间及发展潜力巨大……经济环境快速而巨大的变化带给中国企业继经济转型阵痛之后又一次严峻的考验。本文在归纳和总结了大量国内外战略管理和经济学研究领域关于企业竞争优势理论文献资料的基础之上,对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提出战略的本质在于创造具有市场价值的异质性,而这种异质性可以从战略管理过程和战略管理内涵两个方面来探寻。从过程来看,竞争优势包括内生性竞争优势与动态性竞争优势。在日益复杂多变的环境下,动态性竞争优势是决定性的。它产生于企业战略系统的三个层面,即战略预见、战略设计和战略执行。对于企业来说,在企业各个层面的运作中形成发现市场价值、创新商业模式、快速反应变革的动态能力是保持持续的动态性竞争优势的有效途径;从内涵来看,竞争优势来源于知识管理与企业创新,来源于有利于创新的组织活力和管理创新实践的效率。由此架构出融合各个理论学派有益观点的竞争优势来源的系统动态模型,提出企业持续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战略性资源存量的竞争优势、基于有利的战略生态价值链节点整合网络价值链的位势优势、根据环境发展变化而不断调整适应甚至预先创造的动态优势以及基于战略执行的创新优势等等。建立在竞争优势系统动态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本文对竞争优势来源的三大环节进行深入探讨。在战略预见的环节上,运用商业模式分析、价值链分析、战略博弈结构分析、技术与市场融合方式分析、可能孕育的新产业等方法探讨企业在把握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时应关注的焦点,即竞争格局的变化、竞争优势的转移、商业价值的演变、行业发展方向等等。从新商业时代的特征出发,讨论了商业模式的定义和构成要素,提出商业模式设计的步骤以及战略性商业模式和运营性商业模式设计的关键环节,并以南京拓展训练市场发展为实例开展讨论。在战略执行力这一领域,通过分析战略执行力的内涵,建构起战略执行系统构成模型和层级模型,并提出系统优化的具体思路。以这三大环节为逻辑主线,来寻求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内在生成机理。同时,从演化经济学角度出发,本文探讨了企业创造与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动力机制在于知识管理和知识创新,以及在知识创新基础上所演化的技术创新、组织创新、产业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等创新体系的建设,来探求企业在战略执行过程中把握机遇、动态创新的规律和关键环节。围绕企业自主创
程建[6]2014年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视阈下中国对非投资的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对非投资,在学界是一个比较新的、未曾深入涉及的领域,也是一个有着巨大实践意义的命题。在我们实现中国梦的同时,非洲人民也要实现非洲梦,本文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对非投资,并寻找中国梦和非洲梦的结合点,以求共同梦想的实现。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蕴含着经济全球化思想。从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再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对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均作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的核心范畴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资本、国际分工、世界市场和国际价值等。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在中国的继承和发展中,毛泽东奠定了理论基础,邓小平绘制了行动蓝图,江泽民全面实施战略,胡锦涛深化思想内涵,习近平则提出了新时期的战略目标及框架。目前,中国的投资模式在非洲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并不十分完美。我们仍面临着诸多挑战。比如,中国的对非投资是不是单纯的追求利润最大化?中国对非的资本输出是不是“新殖民主义”?只有对这些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才能有效地指导我们实施对非投资战略。对非投资属于中非经贸合作,在本质上应该属于“南南合作”的范畴,不单纯是资本输出和资本输入的关系,更不是什么“零和博弈”,而是合作共赢的一种双边关系。中非合作始终秉承政治上独立自主、在经济上共同发展的原则,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政策的外延和深化。中国对非投资的根本动因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符合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双方的经济发展需求,既有利于中国开拓海外市场、缓解资源能源短缺,也有利于实现中国的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中国的对非投资一贯坚持不干涉原则、平等互利原则、不排他原则,且具有一定的结构特性。据数据统计,在中国的对非投资中,制造业、金融业和建筑业占到60%以上,与能源和资源相关的产业只有30%,这说明我们的绝大多数投资集中在金融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显著改善了当地民众的生活水平,促进了非洲经济的发展。这些数据说明,相对于西方国家,我们实施的是一种互利共赢的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西方的“新殖民主义”截然不同。勿庸置疑,经济全球化对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合理配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它使生产的各个环节得到有效利用和充分发展。本文通过阐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思想,揭示了历史和当代的全球化问题,这对于我们理解和判断中非合作的机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本文还从考察非洲复兴的历程与机遇以及中国对非战略合作的转变入手,从中分析和归纳出中国政府对非投资新举措的必然性,从而得出中非合作存在广泛、全面的互补性,中非合作处于最佳战略合作期的结论。中非之间悠久的合作历史、长期友好的伙伴关系、政治上的互信和互助、经济上的互补和依赖、文化上的沟通和融合、发展上的相似和契合等等,都为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非合作、特别是中国对非投资,提供了无可估量的发展机遇。经济全球化具有双重性,这在中非投资方面的负面作用随着合作的深入不断显现。中非投资合作发展迅猛,但并不代表尽善尽美,快速并不代表“健康”和“可持续”。首先,在国际上我们面临欧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和“金砖四国”等新兴经济体的挑战；其次,在非洲我们还面临着政治多变、经济落后和文化冲突上的挑战；第三,我们自身也面临着缺乏宏观指导、监管服务体系滞后、投资主体能力较差和企业社会责任薄弱等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在资本逻辑的理论上,在全球化思想对国际竞争势力博弈的启示上,在对学习和吸收外国经验的意义上,以及在实现中国梦与非洲梦的紧密相连上,都对实践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文章在实务操作层面,在对非投资的政策建设和机制建设两个方面提出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建议。最后,改革开放以来,对非投资飞速发展,全球化给我们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挑战,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是我们要面对的客观现实,需要我们科学、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理论来指导我们于混沌中认识机会、于冲突中解决问题。
王雪[7]2004年在《中国企业家成长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企业家是生产经营过程中诸多要素的核心，是市场经济的主角。企业家的数量和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市场经济发达程度的主要指标。今天，在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发展完善，人力资本走向经济生活前台，创新行为对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日益显著，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企业家对企业经营发展的关键作用,认识到社会财富的增值离不开企业家阶层，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我国已加入WTO，经济的发展将融入世界经济的大潮中，当今我国经济的发展，有赖于中国企业家的崛起。企业家做为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是十分稀缺的，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稀缺程度更高。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一项跨世纪的重大系统工程，企业家队伍的成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子系统。本文以中国加入WTO的特定时代为背景、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企业家成长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中国为什么缺乏企业家，企业家成长的历史条件又是什么，进而结合国有企业改革，重点研究企业家成长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制度支撑体系，并提出相应的发展政策与措施。本文采用规范与实证相结合、创新与求实相结合、个案调查与问卷调查相结合、比较与分析相结合等方法，系统论证企业家成长的制度环境。论文由八章组成。第一章 绪论，主要阐述本文选题的原因和背景：国企改革的根本性突破，或曰“革命性变革”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企业家制度又是现代企业制度的灵魂。建立新的企业家制度可以说是中国企业制度最深层、最根本的变革。中国加入WTO，国家和企业都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而我国的企业家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严重短缺，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私营企业和国外企业在中国迅猛发展的同时，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未取得根本突破，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壮大国有资本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实现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成为重要的历史任务，所以本<WP=4>文以国有企业企业家的成长机制为研究对象。如何研究和把握我国国有企业企业家的特殊性质，从一个新的视角考察。西方经济学研究企业家理论主要局限在企业家角色和企业家行为职能方面，没有从企业家成长的全过程研究企业家理论，更缺乏在制度变迁背景下对企业家成长的研究。国内学术界对企业家成长机制的研究，也多局限于借鉴西方的理论体系。而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经济改革不断深化的经济世界，在这里要通过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来坚持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以保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为此目的来造就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就具有经济和政治的双重目标，也就必须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综合视角来进行研究。就具体内容而言，在借鉴现代产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经济发展理论等重要成果的同时，特别注意结合我国企业改革的基本经验，以实证的方法揭示中国企业家成长所需的特殊制度。对于企业家制度的研究，成果已不少。例如：企业家的生成与选拔制度、激励和约束制度等，而本文想从中国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企业制度变革等制度层面的建设来研究中国企业家的激励约束，从管理学、经济学两个角度，研究企业家的产生和培养、选拔、和绩效考评等中国企业家成长的制度基础中国加入WTO后，经济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从这样的时代需要出发，第二章分析了中国企业家应该担负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把挑战转化成机遇、振兴中国经济的伟大历史使命，以及完成这个使命，企业家应该具备的素质。并从总结分析企业家队伍建设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来说明目前企业家严重短缺原因。中国为什么缺乏大企业家？第三章从企业家精神缺位，中国企业家成长的机制和制度缺位，企业家成长的生态环境缺乏三个方面分析中国缺乏企业家特别是大企业家的原因。企业家是企业家精神的人格<WP=5>化，中国企业家短缺与流失的前提是企业家精神的流失，究其原因，机制制度是很重要的因素，但精神信仰的因素更为根本。当然经济制度缺位、文化氛围不适宜、企业管理制度和企业文化不完善也是影响我国企业家成长的重要因素。第四章：比较中西方企业家产生、成长和发展的曲折历史轨迹，试图总结企业家成长的条件和规律。认为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企业家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市场主导的微观经济基础决定企业家的产生和发展，西方文化和企业家精神催生了西方的企业家。而中国企业家成长的历史条件、制度环境、所处的社会地位等与西方有很大不同，这是中国企业家成长的特殊性。第五章：企业家的成长同国企改革一样艰难，原因大部分是相同的，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本章回顾和总结了中国企业改革的经验和不足，认为中国多年的改革对企业家的短期激励有一定效果，但还没有解决长期激励的问题，特别是对企业家的选拔也是不成功的。由是论证了平等的市场竞争制度是企业家成长的各项制度得以实施的基础。从体制的层面来研究国有资产管理的弊端是阻碍企业家成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政企不分，政资不分造成企业家行为扭曲；所有权约束的无效性造成对企业家的监控失效和国有资产的流失，造成企业家缺位，并难以建成有效的企业家激励约束机制。所以国有资产管理制度要创新，要实
胡曙虹[8]2017年在《中国企业R&D国际化：区位选择与空间组织》文中认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及价值链的快速分解,人才、技术、信息、资金等创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流动和重组,世界进入以创新资源全球流动为特征的开放式创新时代。利用世界各地创新资源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持续竞争优势是企业创新国际化的主要动力之一。在全球跨国R&D投资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全球面临国际对外投资模式的重大转变,中国不仅越来越成为跨国公司海外R&D投资的东道国,也日渐转型为活跃的海外R&D投资母国。作为R&D全球化的后发者,中国企业在R&D国际化过程中如何选择适合的区位,谋划并组织其空间布局以最大限度用好全球创新资源,从而全面提升其在全球创新格局中的位势是值得深入探讨的研究命题。本文从中国企业R&D国际化这一新兴现象出发,总体研究目标是在系统梳理国内外企业R&D全球化相关理论基础和发展动态、及全面分析目前中国企业R&D国际化现状及特征的基础上,探究中国企业R&D国际化的空间布局、区位选择及空间组织模式等问题。全文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如下:(1)企业R&D国际化相关理论基础及国内外研究进展。系统回顾并梳理了传统国际投资理论、跨国公司R&D全球化理论、区位选择理论、开放式创新与全球创新网络及新兴国家企业R&D国际化等相关理论的研究脉络及企业R&D国际化的国内外发展动态,认为相比于快速发展的中国企业R&D国际化行为,已有相关理论对解释中国企业R&D国际化的区位选择及空间组织模式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2)中国企业R&D国际化的现状及特征。中国企业R&D国际化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与发达国家相比晚了近20年,R&D投资规模较小。R&D投资方式包括新建海外R&D机构、技术获取型跨国并购、建立全球R&D联盟。从新建海外R&D机构及PCT专利申请量2个指标来看,中国企业R&D国际化的发展速度较快。同其他性质的企业相比,民营企业新建海外R&D机构数量最多、增速最快。从行业类别来看,实施R&D国际化的中国企业主要集中在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及专业性服务业。从海外R&D机构的研发类型来看,最初在海外设立R&D机构的部分中国企业采取了研发导向型先行的战略,逐步发展成研发导向型为主,研究导向型和开发导向型并重的研发模式。(3)中国企业R&D国际化的空间分布格局。本文以新建海外R&D机构的数量为例分析中国企业R&D国际化的空间布局,从东道国角度看,中国企业海外R&D投资区域分布广泛,呈现出明显的集中与分散并存的空间分布格局。研究期内,中国企业在全球102个国家设立了海外R&D机构,但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德国等技术先进、研发资源密集的发达国家。从企业来源地角度看,实施R&D国际化的中国企业空间分布呈现出从东南沿海向北及向内陆扩散的趋势,表现出高度不均衡的空间特征,其地理分布格局与中国城市等级体系基本吻合。集中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地区,东部地区具有明显的优势且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不同行业企业R&D投资东道国和来源地的空间分异特征明显。(4)中国企业R&D国际化的区位选择。根据零断尾负二项回归分析的结果,认为仅从东道国角度来看,东道国的创新能力、R&D资源数量、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及制度保障等R&D供给方面的因素,以及以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数量、地理距离等代表的两国经济往来密切程度的关联要素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其进行R&D投资的主要因素。进一步地,将中国企业海外R&D机构分为研究导向型、开发导向型和研发导向型3类,综合考虑企业自身微观层面、企业来源地中观层面及东道国宏观层面3个不同尺度的因素,采用多项Logit回归方法对不同研发类型企业海外R&D机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规模、年龄、性质、行业类别等自身属性对企业海外R&D机构所从事的具体R&D活动类型有不同的影响;母公司创新能力越强会更有利于企业海外R&D机构从事以新技术或新知识获取为主的研究导向型R&D活动;企业来源地经济外向度越高,设立研发导向型海外R&D机构的可能性也越大;东道国不同因素对吸引不同研发类型的海外R&D机构进行投资的影响程度差异较大。最后,对各类影响因素进行归类将中国企业R&D国际化的区位选择类型归纳为技术及创新资源寻求型、政策利用型和市场关联型3类,其中前两类的R&D投资流向主要为“上行流”,市场关联型的R&D投资流向主要为“混合流”。(5)中国企业R&D国际化的空间组织模式。选取中国企业R&D国际化具有代表性的3家企业——华为、海尔集团、长安汽车作为案例,采用国内外销售额这一指标测度企业的国内外市场占有率,认为其市场定位分别为全球市场、多国市场和母国市场。采用企业R&D经费投入、国内及PCT专利申请量为测度指标,通过与国内外同行业的其他企业对比,将3家企业的技术水平分别定位为全球领先者,国内领先者和后发追随者。从R&D国际化的战略动机来看,华为海外R&D机构的功能包括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及技术转移;海尔集团海外R&D机构的主要功能是利用东道国技术及资源优势进行技术开发以服务于东道国或区域市场;长安汽车设立海外R&D机构主要是获取东道国在汽车研发领域不同的技术优势,并汇聚到总部为国内市场服务。基于对案例企业市场、技术水平定位及R&D国际化的空间布局及战略动机的分析,本文将中国企业R&D国际化的空间组织模式归纳为多中心协同型、多区域分散型和多模块聚合型3类。(6)中国企业R&D国际化的“MTS”分析框架。以大样本数据的回归分析为基础,并结合具体案例研究,从中国企业自身的市场和技术水平定位出发,综合考虑企业R&D国际化的空间布局和战略动机,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基于市场(M)、技术水平(T)和战略动机(S)的适用于解释并指导中国企业R&D国际化区位选择及空间组织模式的“MTS”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认为不具有或者仅具有部分所有权优势的中国企业实施R&D国际化的前提是要明确自身在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及技术水平定位,同时结合企业R&D国际化的战略动机进行空间布局。对比已有跨国公司R&D国际化理论,“MTS”分析框架更为具体且针对性地解释了以中国企业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企业R&D国际化的区位选择及空间组织模式,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性,传承、深化并发展了已有跨国公司R&D全球化理论。本文通过对中国企业在海外从事R&D活动的现状及特征、空间格局、区位选择、空间组织模式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总结出了现阶段中国企业R&D国际化的相关规律,提出了适用于解释中国企业R&D国际化区位选择和空间组织模式的“MTS”分析框架。进一步深化了已有跨国公司R&D全球化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为中国企业跨国成长提供相关理论指导。研究结论以期为更多正在彷徨的、即将“走出去”或正在“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相关经验借鉴,并有助于推动中国相关科技政策改革、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朱师君[9]2005年在《中国近现代开放制度与经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对外开放发展到今天,已经过去20多个春秋,对外经济全面发展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业已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2001年中国又正式加入了WTO,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强,正在对全球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产生日益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并以更强的趋势和更快的进程改变着世界。在此背景下,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走向全面化,迎接全球经济的新挑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都是一部生存竞争的历史。竞争过程的顺逆和结果的成败,决定这个国家民族的祸福命运,而顺逆成败则又取决于国家民族能否抓住机遇,追随时代,顺应历史的发展。众所周知,中国的现代化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在外力作用下出现的。这种背景,决定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与对外开放具有密切联系。 第一,中国现代化启动于国门被迫打开之后,这使得中国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具有开放性。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实际上是中国与世界融合交往的历史过程。 第二,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兵临城下,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形势下发生的,这使得中国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抹上了雪耻图强的色彩。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实际上也是发愤图强,重振民族雄威的历史过程。 第三,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与西方现代文明的较量失败后启动的,这使得中国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显示了向西方学习的态势。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实际上是学习西方、赶超西方的历史过程。 “世界历史”发展到20世纪后期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经济全球化加快了其进程。经济全球化是一场高科技条件下社会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它突出了生产要素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以及国际经济联系变量连续变化而导致的一国市场同世界市场融合的一种过程、现实和趋势。经济全球化不仅带来了整个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大开放,而且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科学技术前所未有的发展,全球通讯系统和现代交通手段的出现,使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同时,经济生活也走向国际化。环顾当今世界,物质、能源、信息在各国之间传递和交换,世界变成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在各国之间不断流动的世界。这一事实客观决定了中国若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就决不能孤立于世界之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们要扩大对外开放,要善于从总体上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从人类文明中吸取优秀成果来充实和丰富自己。 本论文的框架和各章内容如下:
朱金瑞[10]2005年在《当代中国企业伦理的演进及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经济社会的协调健康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企业伦理是不可或缺的价值指导和理论资源。本文力图通过经济伦理学、历史学、管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视角,对当代中国企业伦理演进的特点及模式进行审视,以期给中国企业提供伦理建设的经验教训。 全文共分为两大板块,第一板块主要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企业伦理演进的历程、特点、原因及不足的研究。包括,计划经济时代是我国企业伦理的初建阶段,革命性是其主要表现;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初,主要表现在伦理意识、管理伦理等方面的自主探索;从邓小平南巡谈话到20世纪90年代末是企业伦理的培育阶段。一些企业表现了强烈的道德自律意识。努力追求公(国)有资本人格化,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在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身上表现明显;进入21世纪以来,伦理成为企业经营管理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伦理在借鉴与探索中完成了向创新的飞跃。第二板块重点对当代中国企业伦理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不同伦理模式,如政治化模式、企业家权威模式、使命模式、制度伦理模式、血缘亲情模式、集体伦理模式和跨国公司的本土化模式等的特点、积极作用和不足等进行分析。
参考文献：
[1]. 8—19世纪初中国企业与经营管理[D]. 徐东升. 厦门大学. 2000
[2]. 高等教育视野中的企业大学研究[D]. 刘春雷. 南京大学. 2013
[3]. 企业市场战略与非市场战略的整合模式研究[D]. 邓新明. 华中科技大学. 2008
[4]. 中国企业开发利用俄罗斯森林资源博弈研究[D]. 王秋菊. 北京林业大学. 2011
[5]. 企业持续竞争优势来源的动态系统研究[D]. 周辉.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06
[6]. 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视阈下中国对非投资的发展[D]. 程建. 武汉大学. 2014
[7]. 中国企业家成长机制研究[D]. 王雪. 中共中央党校. 2004
[8]. 中国企业R&D国际化：区位选择与空间组织[D]. 胡曙虹.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9]. 中国近现代开放制度与经济发展研究[D]. 朱师君. 华中师范大学. 2005
[10]. 当代中国企业伦理的演进及模式研究[D]. 朱金瑞. 南京师范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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