珞巴族三大史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珞巴族论文,三大论文,史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喜马拉雅山区，神奇、神秘而令人神往；它的东段那里是我国门巴族、珞巴族及僜人的故乡。我从70年代末直至90年代，在10多年间，曾6次深入喜马拉雅东部山区，考察生活在那里的山地民族文化。 我深深地被那里独特的文化、特别是神话、歌谣、故事和史诗吸引了。珞巴族的三大史诗——《斯金金巴巴娜达萌》、《阿巴达尼》和《多岗岗日》，就是我和我的同事在考察中的重大发现。
一
本世纪60年代西藏民主改革以前，珞巴族还是一个以狩猎和刀耕生产为主的现代原始民族，氏族和部落是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使用珞巴语而无文字，信仰原始宗教。珞巴族三大史诗就是在这样的文化生态环境中滋生、繁衍的。
我们现在已发现的完整的珞巴族史诗作品，口头传唱时均无标题。现在每部史诗的总标题及其章节标题，是我在整理时依其主人公的名字和意义单元主旨冠上的。三大史诗作品是在博嘎尔、姆热、巴依部落中搜集到的，但它们广泛流传于坚波、凌波、巴达姆、民荣、崩尼、邓尼、崩如、布瑞和纳等部落中。这三大史诗作品被视为整个民族的神圣的语言，无疑，它们是珞巴民族的共同的精神纽带和文化象征。
一、《斯金金巴巴娜达萌》
《斯金金巴巴娜达萌》（以下简称《达萌》）主要歌唱世界的形成，万物的起源和人类的诞生，是传承至今的珞巴族伟大的创世史诗。在编年史上，这是一部关于血缘家庭公社时期想象的历史，正如史诗中反复唱诵的：“过去的故事要从头讲，／达萌、麦包是开章。”“达萌”，全称“斯金金巴巴娜达萌”，珞巴语“斯金”意为“大地”，“达萌”是本名，合起来就是“大地诞生的女儿达萌”。“麦包”，全称“斯金金乃乃尼麦包”，珞巴语意为“大地诞生的儿子麦包”。名字本身就反映了珞巴族母系氏族社会时普遍实行的“母子连名制”，是对母系血统的记忆。
《达萌》是由“序歌”和六章（意义单元）构成。“序歌”置于全篇之首（其它两部史诗也如此，已成定例），主要唱述此番祭祀的对象和目的，表达祈愿和渴求。以下六章的内容在演唱时没有明确的划分，其先后顺序也因演唱者不同而有变动；但是，透过表层语言形式，仍清楚可见其“思维—心理”逻辑，也就是说，史诗演唱者的历史感和主题感是十分敏锐和明确的，达到“丝毫不差”的惊人程度。其余两部史诗也是这样。我在整理时，是严格按照演唱者的“思维—心理”逻辑，遵循他们的历史感和主题感的脉络，依其意义单元主旨划分为六章，分别是：“天地婚配”、“创造万物”、“人的诞生”、“姐弟情恋”、“姐弟成婚”、“姐弟交欢”。
根据对作品内容分析，史诗《达萌》形成于父系氏族社会，但它所反映的现实却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社会早期的血缘家庭时代。史诗描述，达萌和麦包这对人类的始祖，是大地母诞生的女儿和儿子，是姐弟，后来接受天父地母的旨意结为夫妻。人类似乎从未有过浪漫。她们最初是架巢而居，采集度日。经过一段生食野处之后，天降火神，她们才学会用火。大地母斯金又教会她们制造石器、骨器和木器。火的应用和工具的制作，给他们带来了新生活，这时，姐姐采集，弟弟狩猎，狩猎逐渐成为主要的生活来源，麦包献给姐姐也是他的妻子达萌的礼物，有“山中野兽三百种”，“空中飞鸟三百种”，还有青牛和鲜鱼，反映了狩猎生产情况。在众鸟儿的帮助下，她们还学会了编织技艺，并有了“遮羞”等简单服饰。
史诗《达萌》所反映的时代是旧石器时代，这时已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组织形式——血缘家庭”。史诗中达萌和麦包实际上各自代表了姐妹一方和兄弟一方，即代表了两个血缘婚姻集团，达萌和麦包也就成为两个集合形象。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民族所讲述的因洪水泛滥只剩下兄妹二人，不得已而成婚的“人类再传”神话相比，珞巴族的这部史诗并不想掩饰人类童年的“耻辱”，而是以雄辨的、坦诚的态度再现了人类童年真实岁月，使这部史诗更具有历史真实感。
人类的生产，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须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P.2）对人类自生产的极大关注而又极感神秘，便产生了原始的性崇拜和生殖崇拜。史诗《达萌》用主要篇幅叙述了达萌和麦包的恋情、婚配和交欢，就是血缘家庭时期性崇拜和生殖崇拜的反映，是对人类自身生产极大关注而又极感神秘的宗教表达。这部史诗对原始宗教的其它表现诸如灵性崇拜、自然崇拜、日月崇拜，以及原始的祭祀风俗也有生动反映。
史诗《达萌》是对母系氏族公社建立之初的远古社会现实的再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部史诗显示出它的作为原始文学不可争辩的认识价值和永恒的魅力。生活在晚近得多的史诗的歌唱者们，虽然不懂得历史学家们研究的历史科学，但是，他们具有的历史意识和对现实的忠诚态度，使他们能够在想象和幻想中相当准确地揭示出历史的客观逻辑。在浪漫的幻想中包含着对现实的忠诚，使这部史诗在珞巴族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成为惊世之作。
二、《阿巴达尼》
《阿巴达尼》（以下简称《达尼》）主要歌唱神话传说中的男性祖先阿巴达尼的诞生、婚配，以及阿巴达尼的种种惊天动地的英雄业绩，是传承至今的珞巴族的伟大的祖先史诗。在编年史上，这部史诗是对珞巴族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时期矛盾错综、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的形象再现。“阿巴”，珞巴语意为“根子”、“祖先”，“达尼”是本名。史诗说，达尼是老虎冬日的儿子，按“父子连名制”，达尼又称“日尼”。直到现在，珞巴族男性名字的首字习惯上略去父名而直接冠以“达”字，即“达X”，就是为了纪念民族祖先达尼。
史诗《达尼》是一部在父系氏族社会祖先崇拜中产生的恢宏壮丽的作品。达尼是这部史诗的中心人物，全部史诗都是围绕达尼的活动展开的。这部史诗由“序歌”和七章构成。“序歌”冠于全篇之首，其思想观念与《达萌》中的“序歌”基本一致，讲述祭祀的对象和目的，表达祈愿和祝福。七章的内容是：“祖先诞生”、“达尼娶妻”、“达尼遇难”、“二子遇难”、“盟誓立约”、“父子围鸟”、“划定地盘”。
从母系氏族制过渡到父系氏族制，是“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激进的革命之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P.51）男子是以强健的体力、 劳动的实绩和使用新的生产工具武装自身而赢得了对妇女的伟大胜利。达尼就是一位威风凛凛的男子汉，他佩刀挂箭地向我们走来，跟随在他后面的是一群巫师、工匠和智者。在达尼时代，狩猎依然是主要的生产活动；但是，与达萌和麦包时代不同，狩猎技艺有了相当的发展，工匠的出现，使生产工具得到改进，又直接推动了家畜业和锄农业的出现和发展。在这部史诗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图腾物和牺牲品，如猪、狗、鸡、牛等，可能是珞巴族先民最早饲养的畜类。这时，以达尼为首的男子汉们是手执石斧、木犁开进了田园；达尼还带领他的子孙们，剖鸟腹而取谷种，围草坝而耕荒地。达尼还是一位发明家，竹编器“巴拉”、梭织器“当巴”，还有绳索、网套、石臼、木槽等，就是达尼发明的。
男子在生产中建立起来的无尚权威和部落组织中的首领地位，迅速摧垮了旧的婚姻家庭结构，使一种新的家庭组织——对偶婚应运而生。史诗《达尼》中的达尼，显然是母系氏族社会末期婚姻家庭革命的先驱者。达尼先后与众多的鬼女、竹女、岩女，还有虫豸、老鼠、蟒蛇等结成夫妻，他不再是在同一时间把“一群”作为性与爱的对象，而是严格地“一对一”的结合，但却只是短暂的恩爱，时间不长而又离异，这正是对偶婚家庭形态的反映。这部史诗，男性形象已取代了女性形象而居于中心地位，成为歌颂的主要对象，并以男性为中心讲述了达尼及其子孙们的谱系。史诗终生伴侣。这可能反映了从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过渡的历史。在现实中，珞巴族女性取名，习惯上是在本名前冠以“亚”字，即“亚X”，据说是源于对达尼妻子冬尼亚依的纪念。
如果说在《达萌》中，主要反映了人与自然的斗争；那么，在《达尼》中，人与自然的斗争则让位于人与人的斗争，人世间的血腥杀戮成为《达尼》反映的主要社会矛盾。史诗中不厌其烦地描述：为了扩大和争夺氏族或部落的领地，经常酿成连绵不断的氏族或部落战争。达尼和魔鬼格波伦布之战、达尼和魔鬼萌金之战、达尼遇难、达尼二子遇难，就是对因抢占领地而发生的氏族和部落战争的直接反映。史诗中还描写了达尼在与魔鬼萌金血战之后，又盟誓立约，以结和好，这不过是疲劳的战争的休歇，同时也反映了部落联盟正在逐步形成。这部史诗在刀光血影的描写中，照映出未来的历史序幕正缓缓揭开。
达尼是史诗《达尼》集中塑造的伟大的祖先形象。他是万能的始祖，他是神，也是人，还是伟大的英雄。达尼形象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神圣的情感，由投向虚无的灵体而逐步开始转到投向人类自我，一个大写的“人”终于出现在珞巴族文化史上。
史诗《达尼》对父系时代形成的祭祀仪式、巫术、占卜、礼仪和禁忌等，也有生动表现。史诗《达尼》所具有的历史容量是惊人的。在任何意义上，它都是珞巴父系氏族社会的形象史。
三、《金岗岗日》
珞巴族认为，金岗岗日是他们民族的伟大的狩猎英雄，他发明了弓和箭，发明了毒药，并首创狩猎祭祀。他叱咤山林，有手举高山之力、建呼风唤雨之功，不知有多少恶鬼魔怪在他的箭雨中倒下；然而，英雄最后却死在血染的猎场上。《金岗岗日》（以下简称《岗日》）就是一部歌颂伟大的狩猎英雄金岗岗日的不平凡的身世、发明创造及其祭祀活动的英雄史诗。在民间，每当出猎和猎归，都要举行隆重的仪式，祭祀狩猎英雄金岗岗日。仪式上，由巫师专门演唱《岗日》。
《岗日》由“序歌”和七章构成。“序歌”是献给兽神东英、畜神东钦和英雄金岗岗日的祭词，置于全篇之首。以下七章的内容是：“英雄诞生”、“奔向太阳”、“发明弓箭”、“洞中制毒”、“炼铁造镞”、“英雄射雕”、“英雄追猎”、“英雄之死”。
史诗唱诵，大地母斯金有一个女儿叫金岗，“自从金岗在河里沐浴，金岗的肚腹日益鼓胀。”后来，“金岗化成一片彩霞，岗日就从彩霞中诞生。”史诗以神话方式，准确地反映了珞巴族狩猎生产工具发明从竹制弓箭，到发明毒药、毒箭，一直到使用铁箭镞的三次革命。领导这三次革命的英雄就是岗日。但是，在充满神秘的先民的心理反映中，每一种划时代的新工具的诞生，都是在新工具的可视的形体中隐藏着神灵的“万能”和神圣的“法则”。所以，史诗在歌唱岗日发明竹弓竹箭时，仍不忘是地母斯金给予了智慧；在歌唱岗日磨制毒药时，仍不忘施毒之灵金娜的慷慨和山鬼珍布的支持；在歌唱岗日炼铁造镞时，仍不忘火鬼布秀和水鬼布鲁的“造化”之功。只有当现实中的人真正成为自然的主宰时，神话和史诗中的英雄的神性之光才会消失，人性之光才会全面光大。
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剩余产品，它给人们带来幸福和希望，也给人们带来新的矛盾和灾难。如果说，在《达萌》中，主要反映人和自然的矛盾，表现人对自然（包括人自身自然）的关切；在《达尼》中，开始转向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描写，主要还是对氏族和部落领地的关注；那么，在《岗日》中，虽然也反映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却出现了对财富的欲望，更主要表现了为掠夺剩余财富而进行的无休止的战争。大雕金根玛地擅自闯进岗日的地盘，目的是霸占岗日的财宝，于是引起一场血醒的博杀，使剩余财富同时沾满了生产者和抢夺者的血污。这部史诗形象地说明，人类创造了剩余财富，同时人类也成为奉献给剩余财富的牺牲品，从此揭开了人类罪恶的历史。
交换是伴随剩余产品的出现而发生的，与此同时开始了地域与地域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与交流。史诗中形象地反映了帮助制造铁箭镞的火鬼布秀和水鬼布鲁是住在大山的北面，暗指藏区；铁箭镞就是在“北方石头房子”那里造出来的，“北方石头房子”也暗指藏区，所以铁箭镞是从藏区传入的。史诗在“英雄追猎”一章中，生动而感人地讲述：岗日为追捕一头从未见过的“怪物”，来到大山的北面，从一座石头房子中走出一位美丽的姑娘——金巴巴娜玛奈，热情接待岗日，使岗日深受感动，岗日把随身携带的生姜、皮革、染料草和药草送给了玛奈姑娘，玛奈姑娘也拿出一袋盐巴、一袋干粮，还有那头被岗日追捕的“怪物”实际是玛奈姑娘驯养的麋鹿，一起赠给了岗日。这段史诗故事，也曲折地反映了珞巴族和藏族文化交流的历史。
英雄岗日发明弓箭，磨制毒药，率先使用铁箭镞，叱咤山林，呼风唤雨，然而，他最后却死在自己的猎物手中。英雄死了！这是英雄胜利的悲剧、欢乐的哀歌！岗日的悲剧是由那个时代的人与自然悲剧性矛盾冲突造成的。麦克斯·缪勒说：“如果荷马保存的东西不仅仅限于某地，那他所提及的所有神话，就可排成一个体系，以神谱开头，以《特洛伊的围攻》为中心，以《英雄们的凯旋》为结尾。”（麦克斯·缪勒：《比较神话学》p.94，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荷马高唱“英雄们的凯旋”，充满喜悦感，是希腊步入奴隶制时代人们伟大自豪的表现。然而，对于生活在喜马拉雅山区中的尚处在原始公社时代的珞巴族先民来说，岗日不是在胜利的欢呼中、而是在奋斗的血泊中方显出他是一位伟大的英雄。这就是珞巴族史诗处处洋溢出的忠诚于历史和现实的精神。
二
对珞巴族史诗的搜集和发现，使我兴奋不已。珞巴族史诗是以活态形式存活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远古的“文学化石”，它对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史诗的产生、性质、功能和传承情势，具有难得的重大意义和价值。
珞巴族史诗，如同珞巴族神话和祭祀歌，它的产生不是出自审美需要的文学创作；对于创造、演唱和聆听它的原始先民来说，它不是文学，在他们的头脑里并没有“文学”的概念，而是万能的“灵气”，是具有实际效能的“法力”和“法器”。史诗产生于原始的语言崇拜和原始祭祀活动的需要。珞巴族在“万物有灵”观念的驱动下，认为语言具有超凡的、神秘的和实际的威力，当他们站在幻想的鬼灵神祇面前时，他们不是随意地、而是精心地，不是冷漠地、而是冲动地驾驭自己的语言，希图在非同一般的声调中，在自我陷入痴迷中，也能感天动地泣鬼神。
我特别请教了演唱史诗的巫师们，他们异口同声地告诉我，演唱史诗有严格规定：一，演唱史诗者必须是巫师，非巫师者不得演唱。我们调查的史诗演唱者共五人，来自三个部落，其中的两人是女巫、三人是男巫，三部史诗他们都能演唱，而且都可演唱，没有性别区分。在珞巴族那里，巫师被认为是氏族和部落中的“人间与神界的交通”。二，史诗只能在大型祭祀活动时演唱，以酬神禳鬼，祈善惩恶，祭祖祀宗，表达信仰者复杂的感情。博嘎尔部落达芒氏族女巫亚如把史诗称作“祭祀长歌”，她说：“这是在大型祭祀时唱的歌。”姆热部落巫师达达在《达尼·序歌》中唱道：“主宰祸福的黑鲁（鬼灵名）啊，／嗜血成性的黑鲁啊，我把牺牲奉献，／献上鲜红的供你享受，／祈求保佑人世安宁！／我把舌头奉献，／讲述天地的起源请你静听，／祈求保佑人世安宁！／我把心灵奉献，／讲述祖先达尼的故事请你静听，／祈求保佑人世安宁！”三，凡演唱史诗只能用韵语，配以固定的曲调。对原始先民来说，音乐与语言具有同样的神秘性。音乐既然能使人回肠荡气，也必须会使鬼灵动情伤感，因而，语言一旦插上音乐的翅膀，就更加神圣和富有神采。演唱史诗的曲调珞巴语称“夹依”，其基本曲调是：
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谈到神话的功能时指出：“神话的继续存在，并不单靠本身故事的叙述所引起的文学兴趣，它乃是一种原始现实的描述，而发生作用于现行制度和活动中。它的功能就在于它能用往事和前例来证明现存社会秩序的合理，并提供社会以过去道德价值的模式，社会关系的安排，以及巫术的信仰等。”（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P.78，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马林诺夫斯基关于神话功能的论述，也符合对史诗功能的认识，因为史诗从规模到内容都是神话的扩大、复合和体系化。珞巴族把巫师演唱的史诗视为神明和灵气，巫师的语言是神圣的，心灵是诚实的。史诗就是用神圣的语言、诚实的心灵传达神灵的启示，接受祖先和英雄的灵光，“祈求心中的愿望实现”（《岗日·序歌》），并以此作为氏族和部落的神圣的“教科书”，“教育”人们和子孙万代。
原始宗教发展到父系氏族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部落联盟的出现，祭祀活动也发生重大变化。早期的祭祀活动一般比较简单、单纯，常为一时一事、为眼前某种具体愿望而举行，规模小、时间短，并且没有固定日期和场合，若干单篇神话和祭词、咒语即可满足祭祀的要求。但，到了父系氏族社会，祭祀使用的牺牲品日渐增多，氏族也扩大为部落并向部落联盟发展，祭祀活动也就由先前以氏族为单位而发展成以部落为单位，或若干部落联合举行；规模逐渐扩大，时间也逐渐延长，并逐渐形成固定的祭祀日期和场合，后来发展为民族节日；祭祀动机也逐渐变为全部落的预祝和防范的集体行为，成为对善进行礼赞、对恶进行示威的集体行动，为的是实现全部落长治久安的更远大的理想。祭祀规模的扩大、时间的延长和对更高的功利目的的追求，就需要创造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新的形式，庞大而复杂的、熔音乐、诗歌于一体的史诗便应运而生了。史诗创造并非追求审美的需要和娱乐的目的，也并非自觉的文学创作，而是已经发展了的原始宗教活动的需要，服从更崇高、更神圣的宗教目的。
三
许多迹象表明，珞巴族史诗不只是这三部作品。除已发现的上述三部完整的作品，我们还搜集到一些史诗片断。那些片断，无论是其中人、神、鬼的形象和名称，无论是想象和幻想的“酶体”和“取向”，也无论是象征意象的蕴含和神韵，都与上述三大史诗不同，显然是曾经存在过的宏篇巨制的“残片”。不难推断，在久远的古代，在珞巴族先民居住的广大地域，曾有大量史诗并存和平行发展的繁荣局面。各个部落，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差异、生产和生活活动方式的差异，以及生活在其中的自然地域环境的差异，可能各部落都有自己的独立发展的“部落史诗”。
但是，为什么大量的部落史诗作品消失了，而只有少数完整的作品保存了下来呢？其原因是：从目前发现的三大史诗来看，它们的发祥地是博嘎尔部落，在众多部落中，博嘎尔部落生产力最为发达，很早就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并与其周围的坚波、凌波、姆热、民荣等部落结成部落联盟，这一切均使博嘎尔部落在各部落中取得明显的文化优势，他们的部落史诗也就随其文化优势波及四域；而弱小部落创造的史诗也就因受到文化抑制而衰微。一个强大的部落，在其发展和扩张过程中，必将其观念和意识涂上“全民族”色彩；与此同时，弱小部落在其对强大部落的诚服崇拜中，也会自愿接受强大部落的文化意识，以鼓舞和增强自身和信心、勇气和力量。史诗也是这样。在一个民族史诗丛林中，总有几棵参天大树茁壮成长，根深叶茂，而其余者则萎缩瘦弱，枝枯叶黄。
史诗，是一个民族悠久文化的见证。
珞巴族三大史诗永远是珞巴族文化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