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视角与史学范式——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反思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文化史论文,史学论文,中国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0)04-0125-09
历史学是以实证为基础的综合性学科，面对的是丰富纷繁的以往人类社会现象及人们的所有活动；而要予以认知，就需要一定的概括与分解。正因为如此，近代以来的史学学科体系形成了综合性通史与分领域专史两个学术路径，这也成为迄今史学研究的基本范式。主线式的通史，因史家设置的主线不同而各有重心，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立场、从不同角度着眼的史家对历史的总体解释；而沿着分解式路径的专史，则使各专门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入、精细。然而，人类社会和人的活动本身是复杂而丰富的，我们从当今课题着眼而要追究的有些问题如“社会治理”和“文化统合”等，要求历史提供的知识已经不只是简单地辨识真相、判断是非或作出评价，而是要向纵深处、多层面探究历史现象的内在源流与演变机制。如此则只限于某一专史领域、单一视角的知识是难以解答的，而如果我们从跨学科、跨领域的交叉视角进行认知，或可弥补单一视角的某些缺陷。中国“社会文化史”二十年来的发展历程，就是这样一种以跨学科交叉视角进行研究的探索与尝试。这种跨学科的交叉视角，与通史和专史的史学基本范式相比有什么特色？具有哪些优势？存在哪些问题？其未来走向如何？对于史学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作一反思与探讨。
一、回顾：兴起与发展
（一）社会文化史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的前十年）
“社会文化史”是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交叉学科。虽然将社会与文化相结合进行历史研究的尝试早就有过①，但作为一种跨学科的交叉视角而具有学科理论方法自觉的新学科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提出来的。
在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大潮，历史学也开始发生变革。首先是80年代初，由反省现代化而引发了文化史的复兴，形成了“文化热”。继而在80年代中期，由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需要而出现了社会史的复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有研究文化史的学者对文化史和社会史进行反省，感到文化史偏重精神层面特别是精英思想的研究，忽视大众观念及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而社会史又多注重社会结构和具体社会问题的描述，缺乏对“人”这一社会主体的关注以及与观念领域的联系。针对文化史和社会史各有偏重，难以反映社会文化的一些纵深领域，其间留有诸多相互重合又模糊不清的空间，开始有学者尝试打通社会史与文化史，探索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交叉研究的新思路，提出了“社会文化史”的新学科概念，并开始进行学科建设和研究工作，随之得到一些学者的共鸣与呼应，由此“社会文化史”学科开始兴起。②
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的十年间，可以说是“社会文化史”学科的兴起与初创阶段。相关学者既进行理论方法的建构与讨论，又进行基础资料的挖掘与初步研究。对于“社会文化史”学科的定义，学者们虽各自有不同的表述，但基本思路是相通的。大致而言，即从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交叉视角，以文化视角透视历史上的社会现象，或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上的文化问题。它之所以强调社会史和文化史的交叉视角，一方面表明，它并没有严格的学科定义，始终是一个开放性的学科概念；另一方面也表明，它与通史和专史不是替代关系，而是补充关系。
从“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内容而言，与专史的社会史、文化史也是有所区别的：社会史研究的主要领域是社会结构（阶级、阶层、性别等）、社会组织（家庭、家族、社团、群体等）、社会制度（法律、慈善、救灾、医疗等）、风俗史、区域史（城市史、乡村史、地方史等）。文化史研究的主要领域是思想史、思潮史、观念史、学术（知识）史、教育史、报刊出版（传播）史、宗教史、文学艺术史等。而社会文化史更注重研究那些社会与文化因素相互重合、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的领域，如社会生活（日常生活、生活方式）、习俗风尚、礼仪信仰、大众文化（大众传播、公共舆论）、民众意识（社会观念）、社会心理（心态）、集体记忆、社会语言（公共话语、知识）、文化建构与想象、公共领域（公共空间）、休闲（娱乐）文化、身体文化、物质文化、区域社会文化等等，其研究领域也是多样而开放的。
“社会文化史”兴起后的前十年的特点是：“社会文化史”学科概念提出后，一些学者开始自觉地以这一交叉学科视角展开研究，研究成果陆续出现，但数量不多；既有基础性研究③，也有专题研究，但论题比较分散，多带有开拓性、探索性的色彩。
（二）社会文化史的发展（2000年迄今的后十年）
自2000年迄今的十年间，社会文化史研究稳步发展，逐渐深化，表现在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成果成批出现，并出现了一些比较深入的专题研究论著和比较集中的研究领域。
笔者借助于《近代史研究》刊登的历年论著目录，统计出2003-2007年的五年间，国内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论文和著作中论题明确具有社会与文化双重意涵与交叉视角、可列为较狭义的“社会文化史”趋向的论著情况以及论题内容分布情况，列表如下：
表1统计分类虽然仅限于中国近代史领域，且不免带有笔者的主观性，因而不能说十分精确，但还是可以从中看出一些大致趋向。④
首先，以上统计表明，社会文化史已经形成了一个稳步持续发展的分支研究领域。由表1所示，这五年间每年发表的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专题论文数量在56-84篇之间，比较平衡，反映了研究的稳步发展与持续性。出版著作数量则少者为8部，多者24部，悬殊较大，应是研究者积累时间的交错所致，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每年都有一定数量著作出版，也标志着研究的稳定性与持续性。专题论文是最直接、快速反映研究状况的指标，论文发表的数量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研究者关注和投入的程度。社会文化史方面的专题论文每年50-80篇的数量，在每年中国近代史论文2000-3000篇的总量中似乎所占不多，但考虑到《近代史研究》统计分类把中国近代史的论文分为“总论专题、政治法律、军事、经济、社会、思想文化、中外关系、人物”等八大类别进行统计，社会文化史的论文大多分布在社会、思想文化两类中，相对集中。从统计来看，社会和思想文化两类每年发表论文300-400篇，社会文化史方面平均70篇，在其中已稳占约20%的分量。因此可以说，社会文化史作为一种介于社会史与文化史之间的交叉学科，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学术生存空间和生命力，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一定特征的分支研究领域。
其次，从以上论著所涉论题内容的统计还可以看到，社会文化史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些相对集中研究的论题，研究领域也在拓展，这应是这一学科走向深入、走向成熟的反映。这五年间，每年论著集中的论题虽有变化，但一些论题还是持续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下面按论题发表论文的数量多少进行排序（见表2）。
从这些论题的排序中，我们可以看到哪些论题受到研究者的较多关注，反映了怎样的研究动向和意义。在此，笔者仅对排在前两位的论题稍作分析。
论文数量排列第一的论题是“大众文化、传播及公共舆论”。近代报刊的兴起是中国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事项，对近代社会变革及文化变迁产生了极大影响，因而报刊新闻史早就是近代文化史的一个重要领域，也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多为平面化的描述。从社会史与文化史交叉的视角来审视近代大众文化及大众传播，就要探究近代大众文化诸种形态的状况与作用如何？近代大众传播形成的社会生态如何？其社会影响力如何？公共舆论何以形成，其作用如何？大众文化与传播对于民众社会生活、社会交往、行为方式、社会心理、社会秩序及文化观念等发生了怎样的影响？等等。近代大众文化与大众传播的兴起引发的“传播革命”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如今席卷世界及中国的信息化浪潮是又一次“传播革命”，因而深入探究近代历史上“传播革命”的社会文化效应这一论题，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相关论题的论文如：“晚清社会传闻的宏观态势”、“晚清社会传闻盛行的信息环境因素”、“晚清画报中的帝京想象”、“抗战文学中的风景描写与民族认同”、“群体活动与社会舆论之互动”、“媒体、瘟疫与清末的健康卫生观念”、“抗战时期国共关系与《新华日报》中的工农女性形象”、“声音传播的社会生活：1927-1937年上海广播演变”、“20世纪上半叶月份牌广告画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消费文化”、“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电影与受众辨析”、“抗日根据地的大众传播媒介及其政治社会化功能”、“晚清《申报》市场在上海的初步形成”、“从《苏报》看清季公众舆论的生成与表达”、“《时务报》与中国近代公共舆论空间的建构”等。
排序第二的论题“习俗风尚与礼仪信仰文化”，是影响人们行为规范、道德准则及社会秩序的“软制度”。社会文化史交叉视角不是停留在对风俗史、宗教信仰史的平面描述上，而是要追究近代以来习俗、风尚、礼仪、民间信仰等变化的机制。其蕴涵的社会文化信息与意义，如何规范和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观念及社会秩序，其成效和结果如何等等，反映了在社会转型时期，随着社会制度、社会流动、经济活动方式的变动，习俗风尚与礼仪信仰等“软制度”也在发生着相应变化，而且其变化更为复杂、隐蔽而多样。它是最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对于人们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发生直接和普遍影响的因素。这也是我们今天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应当对于社会习尚、民间信仰的演变及蕴涵进行深入研究和把握的反观。相关论题的论文如：“‘国货年’运动与社会观念”、“清末民初名片及其社会功能”、“民初民间日常生活禁忌”、“近代江浙农村人口流动与习俗变革”、“晚清关中农业灾害与民间信仰风俗”、“民国时期集团结婚与国家在场”、“祭祀消费：仪式传承与文化传播（晚清广州）”、“（民国四川）新生活运动与妇女奇装异服”、“民国时期华北农村迷信风俗”、“清末民初广东社会民俗中用糖的文化理念”等。
排列第三、第四位的“社会（日常）生活”、“社会认同、社会角色”两个论题，虽其论文绝对数量为40余篇，稍逊于前两位，但实则也应是研究者所集中关注的论题。2008年召开的第12届中国社会史学会年会，就是以“日常生活”为会议主题。除此之外的其他顺序论题，也都可以从它们的脉络中把握到沿着“社会文化”这一交叉路径向纵深的探究，以及这些史学研究者对现实生活的课题与挑战作出的回应。
二、比较：独立发展及与西方“社会文化史”的呼应
在中国史学界“社会文化史”兴起发展的同时，欧美国家的史学界也出现了“社会文化史”（或称“新文化史”、“新社会史”）兴起的趋向。据这一趋向的代表人物、英国剑桥大学社会文化史教授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2000年发表的一篇专文介绍，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在欧美史学界兴起，历史学家发生了“文化转向”，即打通社会史与文化史，将文化分析引入社会史研究，目光向下，面向民众，“社会文化史的‘发明’是为了解决社会史与日常经验相脱节这一问题的”。这场新运动肇始于法国（与年鉴学派“第三代”相联系），八九十年代波及欧洲和北美。伯克认为，欧美“社会文化史”的已有研究成果主要论题有七类，即物质文化史、身体史、表象史、社会记忆史、政治文化史、语言社会史、行为社会史。其研究方法及撰述模式有五个值得注意的特征，即文化建构、语言学转向、历史人类学、微观史学及叙述史的回归。⑤
从欧美“新社会文化史”也强调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交叉视角，特别是将文化分析引入社会史研究即所谓的“文化转向”，强调对社会事象进行文化透视与分析的取向来看，与中国在80年代末兴起的“社会文化史”取向是一致和相近的。虽然欧美的“新社会文化史”肇始与兴起时间比中国略早十年左右，但中国的“社会文化史”并非是受其直接影响而引入的“舶来品”，而是以中国学者为主体，在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语境下，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课题挑战下，由中国史学内部发展要求（文化史和社会史相继复兴及存在缺陷）而自发产生的，当时及此后参与这一趋向的主要学者也多是在本土成长的；而且，欧美“新社会文化史”著作是在90年代后才开始陆续介绍到中国引起人们注意的。因此可以说，中国的“社会文化史”是一种以本土学者为主体、在本土语境下、由本土问题而催生的本土性的新史学趋向。当然，在中国“社会文化史”兴起的思想资源中，自然也有陆续汇入中国社会科学内部的西方史学（包括法国年鉴学派）及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因子；特别是到了9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新社会文化史”论著陆续被介绍引进，也开始对中国的研究者产生影响，外来与本土的这一学术趋向日见汇合而难分疆界，反映了无论中国还是欧美国家，史学内部发展及时代要求具有一些普遍趋向。
虽然中国与欧美学界的“社会文化史”有一定的趋同性，但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趋向还是有一些自身特点。
首先，由于两者产生与发展的社会背景不同，文化传统有别，面对的时代课题不同，问题意识不同，因而关注的重心也各有侧重。中国是处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中的、经济开始快速发展的正在急剧变化的社会，而欧美国家则处于成熟发达、平稳停滞的后工业化阶段，由此形成中国学者与欧美学者所关注的问题点有所不同。例如，欧美“社会文化史”学者更强调关注“个人的自由”和“个人对历史的主体作用”，他们认为，“个人，即使是普通的个人，是历史的主体而非目的，他们至少在日常生活中有自由的余地，从长时段来看，他们的行为对那些影响历史进程的趋势也会起作用”，因而出现个人史及微观史盛行的趋向，由此也导致出现研究“碎片化”的缺陷。⑥而中国的“社会文化史”学者虽然也出现了关注下层民众和普通人的“向下看”及“微观研究”取向，但所注重的是作为群体的民众，即使研究对象是某个个体，着眼点也在于其所具有的群体代表性和普遍意义，而并不刻意强调个体的特殊性；同时，更注重个人行为与社会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注重个人与群体和社会之间的关联性。中国学者和欧美学者的这种差异反映在研究论题上，虽然都有“向下看”的共同趋向，但前者更注重“个体研究”，而后者更注重“群体研究”。
其次，从学术范式的开拓及理论创新路径而言，欧美“社会文化史”学者的理论创新意识更强调对旧范式的“反叛”与“替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史”学者更强调对原有范式的补充、并存和交融，强调交叉学科视角的普遍意义。例如，欧美学者由“文化的转向”，突出强调文化的作用，甚至将这种作用强调到极端，“力主是文化影响甚至决定了政治和经济行为”⑦。而中国学者主张文化因素只是在经济基础之上影响社会变动的诸因素之一，只不过是原有的专史模式对文化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有所忽略，“社会文化史”视角旨在从文化与社会诸因素的相互关系中透视不同因素之间的纠结和互动，考察文化在哪些方面、哪些层面上起了何种作用。因而，中国的“社会文化史”学者主张，社会与文化交叉的视角，会对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和解释历史现象起到补充作用。
最后，欧美的“新社会文化史”属于西方“后现代”的文化流派，而中国的“社会文化史”则属于“现代化”的文化潮流。欧美的“新社会文化史”由于其产生于成熟发达、平稳停滞的后工业化社会背景中，缺少社会变革的动力，使得这些学者淡化了社会关怀，转而关注个人价值，以求在挖掘和彰显个人价值中寻找对抗社会、改变社会的方向和力量，由此导致寻求“史学革命”的“新社会文化史”的探索者追求“个人化抒写”、追求对传统史学范式的“反叛”，刻意背离及消解主流价值，出现了解构“宏大叙事”、突出特殊个性、关注边缘领域的趋向，甚至出现猎奇求异、专搜特例的倾向。西方后现代思潮的领军人物福柯对于疯癫史的研究，即是这一倾向的一个例证。⑧因此，欧美的“新社会文化史”带有较多反叛和“解构”现代性的色彩，因而常被归入“后现代”的文化潮流之中，虽然这一归类往往不为研究者本人所认同。而中国的“社会文化史”则是适应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需要而兴起，并伴随社会转型的进展而发展的，研究者一般都具有深切的社会关怀，认同“现代性”的主流价值，具有较强的社会问题意识，自觉地顺应社会改革的需要而选择研究论题，站在民族民众的立场立论，内容注重个人与群体和社会之间的关联，因而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特征。其间虽然也有个别研究者时而出现消解“现代性”价值、猎奇、片面价值论等倾向，但都影响甚微，成不了气候，影响不了主流。中国“社会文化史”是改革开放以来史学伴随时代变革而发展前行的自然产物，是中国当今现代化社会转型所催生的史学新路径，是中国社会现代化文化思潮的一支流脉。这一点是与欧美学派明显不同的。
当然，中国与欧美的“社会文化史”学者，在跨越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学科交叉视角这一学术趋向上还是具有相同性的，因而两者的一些研究论题也相近。80年代以后，欧美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也开始受到“社会文化史”趋向的影响，出现了一些从“社会文化史”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论著成果。例如，美国学者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致力于打通思想史与社会史的著作《从理学到朴学》（1984年）、《经学、政治与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1990年），德国学者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从民间文化与上层文化的关联中讨论北京民俗所反映的中国社会现代化变迁的著作《北京的生育婚姻和丧葬：十九世纪至当代的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2001年）等。⑨这些欧美学者的成果被介绍到中国后，形成了与国内“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呼应。90年代以来，欧美研究中国社会文化史的论著一直占有相当的分量。下面根据《近代史研究》所列论著目录，将2003-2007年五年间中国大陆、台港澳地区与海外发表的论题明显为社会与文化双重意涵及交叉视角的中国近代史论著数量作一列表对比。
如表3所示，从著作来看，以欧美学者为主的国外西文有关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相对较多；从论文来看，虽然西文的绝对数量与中国大陆的论文数量相比要少得多，但如果考虑到欧美每年发表中国近代史论文的总数只有约200篇左右，而中文论文有2000-3000篇左右，是其十多倍，就可推算出西文有关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的论文在其总量中所占比重是相当大的。例如，2004年，全部中国近代史的西文论文共168篇，在《近代史研究》统计分类中分属总论、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思想文化、中外关系和人物。其中，社会类22篇，思想文化类29篇，而属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类的论文就有21篇，与全部社会史论文数量几乎相当。这些社会文化史论文主要分布在社会、思想文化里面，在总论里也有少量，占全部论文总数的12%，可见其分量之重。著作就更可观了，虽然中国近代史的西文著作出版总数与中文出版总数相差悬殊，但是从上述统计可以看到，这五年间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论题的西文著作出版数量与中文著作相差不多，有的年份数量持平，甚至2005年西文著作18部，超过了中文著作的10部。虽然上述统计标准因笔者主观偏差而不能说十分精确，但即使从模糊统计的角度来看，连续五年的统计数据所反映的趋向一致，还是能够说明问题的，即“社会文化史”的新视角在欧美研究中国近代史学者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即使从论著的绝对数量而言也已经与国内的研究形成了有力的呼应。
三、反思：趋向与问题
中国社会文化史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以社会与文化交叉视角为特点，有较为集中的研究领域，稳定发展、不断深入拓展的分支学科方向，从研究路径和撰述形式上也形成了一些趋向。
第一，微观史与深度描述的趋向。由于社会文化事象丰富而复杂，具体而琐细，史学以记述为主的表现形式使研究对象的选择受到一定限制，因而一些论题选择趋于微观和具体。为了弥补微观的不足，微观史和深度描述形成一种趋向。在联系观点的观照下，就某一微观事象从多维联系中去深入分析其各种因素的关联性与互动关系，以求揭示此一事象的社会文化多层意涵，成为不少研究者采取的研究路径。
第二，建构理论与概念等分析工具的趋向。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对象虽然大多具体而琐细，但跨学科的交叉视角强调一事物与他事物之间的联系，强调多维联系的观点，强调多层意义分析方法。这种多维联系与多层意义分析的方法，使原有的一些比较单一和平面化的史学概念不足以贴切地表达，因而研究者越来越多地采用一些表达复合意义或新生意义的新概念作为分析工具。例如，公共空间，公共领域，建构，想象，社会记忆，话语，失语，合法性，正当性，权力，语境，场景，回归现场，叙事—宏大叙事，个案，微观研究，深描，地方性知识—普遍性知识，大传统—小传统，民间社会，范式—典范，等等。这些概念词语大多来自西方社会科学理论，首先被国内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所采用，随之作为借鉴社会科学方法而引入史学，研究社会文化史的学者运用最为广泛。其中，有的新概念已经被广泛采用，如“语境”、“建构”等。这些新概念为社会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
第三，以记述叙事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趋向。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对象以人的活动为重心，因而要对人的活动进行具体、生动的描述，故主要采用叙事形式。文化分析的视角又要求有意义阐释，因而在叙事中有理论分析及意义阐释隐含或穿插其间，使得生动的叙事中有一定的意义内涵。由此，社会文化史的论著一般内容比较生动、形象，有趣味，可读性强。
这些趋向使得社会文化史形成了一些学科优势，积聚了较强的生命力，有利于其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社会文化史研究还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仍有待探讨的问题。
一是碎片化。具体而微的研究取向，在形成微观史和深度描述趋向的同时，也使得一些论题选择过于细小琐碎，同时又缺乏多维联系观点及深层意义阐释，由此造成论题成为缺乏联系、意义微弱的零星碎片，从而失去了史学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二是平面化。一些研究在采用具体描述的叙事形式时，只停留在人的活动平面化的记述，而缺乏理论分析和深层意义的阐释，成为浅薄、表面化的单纯叙事，使史学研究失去了深度和灵魂。
三是理论与内容相脱节。社会文化史因研究对象的综合性与丰富性以及注重文化分析，故需借鉴一些社会科学理论和概念工具，但其选择借鉴是出于研究内容的需要与适用，并需对外来理论与本土经验的隔阂、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性抱有足够的警惕，应根据研究内容来进行选择、改造、活用、伸展，使之融会贯通，最终目的还是要由研究内容而生成自己的理论解释，借鉴的理论只能作为辅助性的分析工具。但有的研究对一些理论和概念只是简单地移植，生搬硬套，使理论与研究内容缺乏有机结合，因而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
四是片面价值论。传统史学研究范式是价值一元论，只承认主流价值的合理性，不承认少数人或其他立场所持价值的合理性。社会文化史则眼睛向下，从多维度、多层面的视角，在主流价值之外看到了其他价值的相对合理性，因而倾向于既承认主流价值的主导地位也承认其他价值相对合理性，即承认主流价值主导下的价值多元立场。由社会文化史的观点看，正是由于多元价值的存在，才导致了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与博弈，也因而保持着社会变革的内在张力。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者由此滑向“价值相对主义”或“去价值论”的立场，或认为一切价值意义均等，或认为无需作任何价值判断；有的走向“片面价值论”，对一些只是代表少数边缘人群的边缘性、片面性的价值取向加以抬高或夸大，甚至用以替代主流价值，以偏概全；还有的采取猎奇式的选题方式，专门从负面价值着眼，挖掘正面精英人物的个人生活小节或个人性格缺陷，并将这种负面因素放大，据此而对其进行根本性的否定，为人物评价“翻案”。这种片面价值论是对历史的歪曲。
四、展望：前景与进路
中国“社会文化史”由兴起到持续发展，在二十余年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史学分支领域，在当今文化生态和时代挑战下，其跨学科的交叉视角将有更广阔、更光明的发展空间。展望其今后的发展前景，将会出现如下一些趋势：
其一，时代的挑战，将促进社会文化史的发展。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社会治理”与“文化统合”两大课题，正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中心问题；特别是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实则是近代一百多年来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延续。许多社会文化问题是相通的，这使得社会文化史的研究会对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些社会问题提供更多的本土经验与启迪。而这种时代课题的挑战与相关性，也会促进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扩展与深化，特别是与这两大时代课题相关的论题会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从社会文化史学科的发展逻辑而言，今后的目标是通过大量深入的研究，对中国社会转型如何进行有效的“社会治理”和“文化统合”两大课题提出一些基于本土经验而得出的理论，从而参与时代理论创新与推动社会进步。同时，社会文化史贴近时代、贴近民众、贴近社会、贴近生活的内容特点，具体生动叙事的书写表达方式，将使社会文化史的读物更受知识大众的欢迎，因而会有较好的阅读市场前景。
其二，史料数据化与网络化将为社会文化史学者利用大量民间史料提供便利。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主要在社会、民间、下层、民众，因而所需要的历史资料不再只限于官方记载这一传统史料，而更多地要利用报刊、私人笔记、日记、家谱、社会档案、民间遗存以及各种民间记载。近代以后，由于出版业的进步，邮寄流通的便利，民间记载存留数量宏富。除了文字史料之外，还有大量图画、照片、影像等图像资料是更为直观、生动、全息化的新史料。近代留存下来的民间历史资料十分丰富，可以说是海量。这种丰富的史料资源，也是导致何以“社会文化史”率先在中国近代史领域而非古代史领域兴起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如此海量而分散的史料，如果仍然如十几年前那样完全靠手工翻检查阅，作为个体的研究者利用起来无疑十分困难。以前选择研究论题出现微观史乃至细碎化倾向，即有这种史料利用困难的限制因素。但近年来，已有海内外多处学术机构开始对近代史料（包括官方史料和民间史料、文字史料和图像史料）进行数据化处理，而且其规模还在扩展、步伐还在加快。史料的数据化，并通过网络传输，无疑为社会文化史研究者利用海量分散史料提供了便利条件。而90年代中期以后研究者普遍完成电脑换笔，并伴随着电脑技术的快速发展而不断更新换代，加之网络化的快速发展，数码相机、复印机、扫描机、光盘传输等先进技术的普及应用，都使得利用和处理史料的效率无限量地提高，这对于以海量分散的新史料为主要史料资源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史料是史学研究的食粮，预计社会文化史研究将伴随着史料数据化的发展而有更大的拓展，如近年海内外竞相出版图像社会文化史书籍和电子读物就是这样一种趋势的印证。
其三，“社会文化史”的发展，昭示了“社会文化交叉视角”新史学范式的优势。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社会文化史”跨社会史与文化史的交叉视角已经显示了其特有的优势。虽然具体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与缺陷，需要不断反省与克服，但研究实践已经表明，这种新的学科交叉视角使研究者对所研究的问题能够从多层面、多维度审视，因而对之认识更加深入与全面，其研究成果使得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推向了一些更纵深、更全面、更精细的领域。同时，社会和文化覆盖与渗透于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历史学作为一种综合性学科，无论研究主题是政治、经济哪一专门领域，如果借助社会或文化的交叉视角进行多面审视的话，相信都会看到一些只从单一专史视角所未见的面相，会使得研究对象更为丰富饱满，对其的认知更为深入、全面。因而，“社会文化交叉视角”不只适用于“社会文化史”的专属研究领域，也可以作为一种新史学范式对于以往通史、专史单一视角的史学范式提供有益的补充。事实上，近年来不少研究专史的学者已经在自己的研究中引入、穿插了社会或文化的视角或是社会与文化的交叉视角，使得其研究更富新意，显示出了有效的补充作用。因此，相信这种“社会文化交叉视角”的新范式，将不仅对社会文化史的发展，也会对其他史学领域的深入发展发挥有益的推动作用。
注释：
①例如，瞿同祖在1947年出版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即为一种尝试。
②史薇（刘志琴笔名）：《复兴社会史三议》，载《天津社会科学》，1988(1)；刘志琴：《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载《史学理论》，1988(3)；李长莉：《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的新角度》，见赵清主编：《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出版社，1992；李长莉：《社会文化史：一门新生学科——“社会文化史研讨会”纪要》，载《社会学研究》，1993(1)。
③刘志琴主编，李长莉、闵杰、罗检秋分别撰写的作为基础性研究成果的三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于1998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可以作为一个标志。
④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统计的论题选择及分类，笔者以比较狭义的社会文化史定义为标准，即论题具有明确的、自觉的社会史与文化史双重意涵与交叉视角，因而不包括一些本身原本就具有社会文化多重意涵的论题如风俗史、家庭史、新闻史、灾荒史之类，也不包括在某一主要论题文章中只是作为次要补充而稍有兼及其他视角如女性史、社会思潮史之类。例如，“对战争的认识”这一论题，只是一种我们以往惯用的某一主体对于某一对象认识的单一视角论题，不是社会文化交叉意义上的论题，作为具有社会文化史意义的“战争的集体记忆”这样一个论题，所要讨论的是“如何形成了这样的战争认识”，即对“战争认识”形成的分析，亦即对“战争认识”的“认识”。在这种标准下所作的上述统计，可以说是一种比较保守的统计。此外，还要考虑到社会文化史的一些论题与其他专史有一些重合。由于对社会文化史的定义和理解不同，不同的研究者可能对于论题的理解和分类有各自的标准，因而这些统计只能视为个人之见，仅供参考。
⑤［英］彼得·伯克：《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刘华译，载《历史教学问题》，2000(4)。
⑥对于欧美“社会文化史”微观研究盛行的情况，以及由此导致将历史“碎片化”的偏颇，有欧美学者对此给予了批评。参看［法］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杂志到“新史学”》，马胜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⑦［英］彼得·伯克：《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刘华译，载《历史教学问题》，2000(4)。
⑧［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⑨［美］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1984]，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经学、政治与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Classicism,politics,and kinship:the Chang-chou school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d,1990]，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德国学者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北京的生育婚姻和丧葬：十九世纪至当代的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北京，中华书局，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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