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抑或网络：中国转型经济中的求职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方式论文,经济论文,市场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职业对个人的生存具有重大意义。它既是个人服务社会的方式，也是个人获取生活来源的主要途径。个人通过什么方式获得职业呢?一般地，个人求职大致有三种方式，即体制、市场和社会网络。①市场方式是通过招聘广告、职业介绍机构、人才市场、个人直接申请和自雇等方式实现就业的求职方式。社会网络方式则是指依靠各种社会关系实现就业的情况，包括运用各种人际关系获得信息和人情达到就业目的。体制方式主要存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即由国家相关的组织机构对劳动力进行调节分配(如国家分配、组织调动)。在这种经济体制下，个人就业一般只能听从国家的安排，而没有自由选择余地。那么，当国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时，人们的求职方式将如何变化呢? 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认为，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必然导致权力资源、激励机制以及机会结构发生变化：权力从再分配者手中向有利于直接生产者的方向转移，市场机制将取代再分配机制为直接生产者提供更大的激励，同时这种转型也会开辟一个以市场为中心的新的机会结构。②根据这一理论预设，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市场就业方式将取代再分配经济下的体制分配方式，成为个人求职的主导方式。 但是，以往有关中国劳动力职业获得或流动的一些经验研究发现，求职者并非是通过市场方式求职或转职，而主要是借助社会关系网络求职或转职的。③譬如，边燕杰等人的一系列研究发现，社会网络不仅在计划经济中对个人的职业流动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在转型经济中它的作用还更为突出。在双轨制时代(1980-1992年)，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职业流动的为28％，而通过社会网络实现职业流动的占66％。到了转型时代(1993-1999年)，尽管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职业流动的比例上升到63％，但通过社会网络实现职业流动的比例更是上升到85％。因此，他们认为在中国转型经济中，虽然劳动力市场逐渐兴起并日趋壮大，市场途径已经成为职业流动的一个正式渠道，但市场途径仍然只是职业流动的副线，而社会网络是实现职业流动的主线。④ 显然，关于转型经济中人们求职方式的几个问题还未得到解决。譬如，在转型经济中，人们究竟是通过什么途径获得工作的?影响人们选择求职方式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本研究将通过考察中国转型经济中人们的求职方式，来检验市场机制和网络机制是如何影响个人的职业机会获得的。 二、中国转型经济中的求职方式：两种解释机制 (一)市场转型、人力资本与求职 个人的求职方式和职业机会并不是由本人愿望和能力所能决定的，它首先取决于外在的宏观制度环境。换言之，国家的经济发展策略和经济体制选择外生地决定着个人就业空间的容量，从而深刻地影响着普通劳动者及其家庭的经济命运。⑤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宏观经济模式决定了以统包统配的计划性劳动力配置方式为主要特征的就业机制。政府完全掌握工作分配的权力，所有企事业单位招工都是由国家统一分配，所有需要就业的人也统统由国家包下来安置，城镇劳动者不被允许也不可能自谋出路。⑥ 随着1978年改革的启动，中国开始逐渐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1980年代，政府开始下放权力给企业和个人，允许企业具有经营自主权，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而且政府允许和鼓励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进入1990年代，国家通过一系列决议和法规，明确并加快了经济的市场化转型。⑦ 在倪志伟看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会引发三个方面的根本变化，即权力、激励和机会。第一，从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会引发权力的转移，并且这种转移是有利于直接生产者的。因为当生产剩余不再由再分配部门垄断，而是由类市场的交换来进行分配时，控制资源的权力会更多地存在于类市场的交易中，而较少地存在于再分配经济中；同时，当劳动力和商品的价格通过买卖双方的议价来决定而非由行政手段来确定时，直接生产者便有更多的权力来决定自己的产品或服务的价格。第二，相比于再分配经济，市场为直接生产者提供了更多的激励。因为再分配经济通过行政手段对劳动力及其产品实行的定价缺乏对劳动绩效的敏感，而在市场交易中，生产者则有权搁置其产品或劳务直到达成一个满意的议价才出卖。报酬与个人的劳动绩效挂钩，从而激励了个人更努力地工作。第三，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会带来一种以市场为中心的新的机会结构，开辟了新的社会流动渠道，一条不同于权力精英所走的道路。⑧ 根据市场转型理论，经济的转型对就业机制将产生巨大影响。首先，就业信息和就业机会完全由政府垄断的状况发生改变。在计划经济制度下，国家拥有并再分配各类资源。工作机会和信息全部控制在等级制的国有组织机构(包括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中，并沿着等级制度依序分配工作到就业者手中。但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用人单位通过各种渠道公开发布信息并公开招聘，职业信息和职业机会广泛散布在劳动力市场上，使求职者可以方便获取各种职位空缺的信息并竞争就业机会。其次，在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效率优先的职业匹配机制将逐步取代以政治意识形态和行政权力为主导的职业匹配机制。企业作为最主要的市场主体参与到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希望在特定工资水平上找到生产能力尽可能高的求职者。而求职者同样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希望在自己的生产能力水平上找到尽可能高回报的工作岗位。再次，人力资本作为反映生产率的最有效指标将会成为职业匹配的重要媒介。由于生产能力不能直接观察，求职者的人力资本(以受教育程度、培训、资历为主要内容)就成了用人单位甄选人才的主要指标。正如人力资本经济学家所认为的，“个人之被雇佣、提升以及工资所得都决定于个人的生产能力”。⑨人力资本不仅能够提高人们适应就业职位需求的能力，而且它还具有对不同的人的能力进行筛选、鉴别并向经济社会推荐的功能。文凭、学历或学位证书向社会准确传达了持有者所具有的能力的信号，有效地解决了劳动力市场上求职者和雇主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人力资本作为一种高效的市场信号，对劳动者的职业流动有着直接的影响。总之，以上讨论意味着： 假设1a：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转型，通过市场途径求职将在个人求职方式中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 假设1b：在转型经济中，求职者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影响其求职渠道的选择。人力资本丰富的倾向于使用市场途径寻找工作。 (二)文化传统、关系网络与求职 另一种观点认为，人的行为都是发生在具体的社会脉络和文化背景中的，也就是说，外在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约束、影响着个人的行为。因此，观察和解释中国人的求职行为，需要了解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的特点。按照梁漱溟的说法，“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伦理本位者，关系本位也”。⑩关系之于中国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组织的运作而言，发挥着基础性的维持作用。中国社会中人的行为都是按照特定规则形成的人际互动关系。(11)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论更进一步揭示出中国人人际互动的层次递进关系。他认为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就是“差序格局”，即“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显然，在费孝通看来，中国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互动是亲疏有别的，个人与他人的交往互动依据他人与自己社会关系的亲疏程度而有着不同的精神性或工具性的关系模式和交往程度。儒家所谓的人伦可以形象地看作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12) 在微观层面上，杨国枢以“社会取向”来描述和理解中国人的主要心理和行为，并分别从社会互动和性格特质的观点来分析这种社会取向。他认为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适应方式是偏向社会取向的类型，并认为这种社会取向有四大类主要的特征或内涵，即家族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和他人取向。关系取向则是中国人在人际网络中的一种主要运作方式。它具有以下几项重要特征：第一，关系形式化(角色化)。传统中国人强调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来界定自己的身份或角色。置身于这一由形式化的各种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网络中，个人只能依社会角色的规范行事。第二，关系互依性(回报性)。社会关系特别强调物质性或精神性的互惠互赖。第三，关系和谐性，即强调和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个人努力去做对方期望他做的事，不去做对方期望他不要做的事。第四，关系宿命观，即认定一切关系都是早已命定的，是逃脱不了的。第五，关系决定论。中国人之关系取向，在日常生活中最富有动力的特征是“关系中心”或“关系决定论”(relational determinism)。在社会互动中，对方与自己的关系决定了如何对待对方及其他的相关事项。在不同类别的关系中，个人是依不同的人际互动原则而运作的。(13) 如果说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关系导向的社会的话，那么经济转型时代的中国社会是否依然如此呢?德国经济学家、汉学家何梦笔在长期研究中国经济、文化、政治问题后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现代化是一种与西方甚至与东方其他经济体不同的方式。(14)在他看来，即使是处在向现代化转变过程中的中国社会，仍然受着中国社会文化传统的规制和约束。胡必亮的一项研究为何梦笔的观点提供了佐证。他在2002年通过对一个现代村庄的实证分析后发现，村民自我组织的人口流动是建立在中国传统的关系文化与人际关系资源基础之上的；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本，关系及关系共同体在促进中国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认为，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与非正式制度仍然将作为十分活跃的积极因素对于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5) 边燕杰等人关于社会网络和职业获得的一系列研究发现似乎为上述观点提供了新的证据。边燕杰对1988年在天津的调查资料分析发现，通过社会关系网络的帮助获得第一份城市工作的占45％以上。(16)在1999年，边燕杰和张文宏对天津劳动力流动的最新调查发现，在1980-1992年的双轨制年代和1993-1999年的转型时代，运用社会网络渠道实现职业流动的比例不仅高于再分配时代，而且随年代推移不断上升，社会网络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流动机制，使用社会网络机制的比率高达85％。(17) 边燕杰等人对此的解释是权力维续、机制共存和体制漏洞的观点。然而，如果说在1990年代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转型还开始不长时间，市场经济还远不够成熟，因此还存在权力对各种资源的控制还比较强，权力和市场的机制共存，以及经济体制还存在诸多漏洞等状况，故社会网络还有很大的发挥作用的空间。但是在东亚一些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如日本、新加坡、台湾等)中，社会关系仍然对人们的求职或转职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譬如，边燕杰等人在新加坡的调查也发现，大部分(76％)新加坡人承认在自己变换工作的过程中得到了别人的帮助。虽然相比于中国，新加坡的市场经济环境更加完善，但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总人口中有78％是华人，具有中国文化的根基。(18)因此，更应该把他们的发现看作是关系文化的效力。 总之，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受关系文化的规制和约束，即使是处在向现代化转变的过程中，人们的行为仍然受这种关系文化的很大影响。(19)因此，身处转型经济中的人们仍将主要借助社会关系网络求职。据此可以提出： 假设2a：即使中国市场化转型不断发展，受中国关系文化的影响，通过社会网络途径求职仍在个人求职方式中占据主要地位。 假设2b：在转型经济中，求职者选择求职方式受社会关系网络资源的影响，社会关系网络资源越多，则更可能使用关系网络途径寻找工作。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是2007年4月至5月在上海收集的城市新移民样本。样本采用受访者推动抽样(RDS)方法选取。通过这种方法共获得了1150个样本的联系方式、家庭或工作单位地址，其中有885 名同意接受面谈或电话访问，拒访率为23.1％。在成功访问的样本中，剔除了拒答或漏答超过问题总数1/3的问卷，获得有效样本600份(20)。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本文所涉及的研究内容，我们又剔除了原样本中与本文相关的关键变量缺失严重的问卷，最后进入统计分析的样本为539份。 (二)测量 1.因变量 求职方式：我们让被访者在问题所提供的一组答案中辨认，在他们来上海找工作或创业时收集工作信息或经营信息的渠道：广告、互联网、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中介机构、单位/公司、政府主管部门、各类社会关系。我们进一步询问被访者实际使用的找工作或寻求创业帮助的渠道。我们列出了一组典型的求职渠道：父母及直系亲属帮忙、国家安置/组织调动、个人直接申请、职业介绍机构、熟人和朋友介绍推荐、自雇。我们把“父母及直系亲属帮忙”和“熟人和朋友介绍推荐”合并为一类，即“网络方式”；把“个人直接申请”、“职业介绍机构”和“自雇”合并为一类，即“市场方式”；“国家安置/组织调动”为一类，即“制度方式”。因为新移民可能采用多种求职方式，所以我们进一步让其给出，在以上的几种渠道中，他们获得目前工作的最主要的渠道。 2.自变量 人力资本：我们采用三种办法测量人力资本。第一、教育程度。原始问卷上教育水平的分类为：未受过正式教育、小学、初中、高中、职业高中、技校、中专、职大/电大、大专、大学本科、研究生及以上11个类别。在统计分析中，我们把这些类别合并后分为5 类，由低到高分别是：初中及以下学历、高中/职高/技校/中专、大专/职大/电大、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在回归分析中，我们进一步把教育水平转化为受教育年数，这样就可以将其作为间距变量直接纳入模型。第二、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我们询问被访者是否获得过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在得到肯定回答后，我们又进一步为被访者提供了一组答案，让他们在这些答案中辨认获得了几种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分四个级别，由低到高分别是：从未获得、1种、2种、3种及以上。第三、职业培训。我们询问被访者是否接受过与工作岗位相关的正规职业培训的情况。分五个级别，由低到高分别是：从未参加、1次、2次、3次和4次及以上。 社会关系网络资源：通过春节“拜年网”来测量城市新移民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资源。在原始问卷中，我们的问题是，“在2007年春节期间，以各种方式互相拜年、交往的亲属、亲密朋友和熟人中，有没有在下列工作单位工作的?”“他们里面有没有从事下列工作的?”我们在当前中国社会的职业表中挑选出18种具有代表性的职业，列示在原始问卷中让城市新移民勾选，以确定其上一年的拜年网中是否有人从事这18种职业中的任何一种。如果有从事者，不管人数，均计分为1；如果没有，则计分为0。同理，我们根据单位性质把中国当前的单位分为7种，列示在原始问卷中让城市新移民勾选，以确定其上一年的拜年网中是否有人处于这7种单位中的任何一种。如果有，则不管人数，均计分为1；如果没有，则计分为0。(21) 3.控制变量 年龄：为被访者在2007年4-5月进行调查时的实足周岁。 性别：为定类变量。在统计分析时，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0。以女性为参照类别。 婚姻状况：为定类变量：“未婚”(包括未婚、离婚后未再婚和丧偶未再婚)和“已婚”(已婚、离婚后再婚和丧偶后再婚)两类。前者编码为0；后者编码为1。 政治面貌：为定类变量：中共党员和非中共党员。在统计分析时，中共党员编码为1，非中共党员编码为0。 (三)方法 本文的中心问题是考察人力资本和关系网络对求职者的求职方式的影响。由于求职方式(市场、网络)是一个定类变量，所以统计分析将采用对数比率回归方程。本文的求职方式是二分变量，二分变项的方程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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