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代生态批评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美国论文,当代论文,批评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生态批评是20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文学研究领域兴起的一种新的文学研究派别，它首次将生态视角引入文学研究领域。美国生态批评产生于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的社会背景中，换言之，它是当代环境与生态问题在文学研究领域引起的反应；它运用自身独特的生态视角来思考或重新审视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既关注生态或自然文学的传统并从中汲取营养，也注意发掘其他包含生态意识的文学类别，在批评实践过程中尝试构建自身的批评特点与理论思想。本文力图考察美国生态批评的起源与发展状况，梳理美国生态批评所做的生态文学研究及其主要思想内涵。
一、美国生态批评的产生与发展
20世纪后半叶，各种环境与生态问题逐渐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关注。一些和环境与生态主题相关的新闻常常成为公众视线的焦点，例如石油泄漏、化学污染、汽车尾气污染、联合国环境与发展特别大会等内容。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各种潜在的环境威胁，这包括世界人口的急剧增长、全球变暖现象、地球臭氧层被破坏、酸雨对土地的侵蚀、森林的过度砍伐、地表土与地下水的流失、海洋污染、动植物物种的加速灭绝，等等。美国生态学家巴里·康芒纳指出：“由环境危机引起的各种问题是太深刻与太普遍了，……它们呼唤来一次全国性的辩论。”[1]（P6）可以说，生态环境恶化是20世纪后半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主题之一。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环境与生态问题逐渐对相关的人文学科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而同时代的文学研究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其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人文学科，例如历史、哲学、法律与社会学，已经开始表现出一种“绿色化”的发展趋势。与这些相关学科比较，美国文学研究领域的“绿色化”的发展趋势相对滞后。作为生态批评的积极倡导人之一的美国生态批评家切瑞尔·格罗菲尔蒂就指出，同时代的环境保护运动对美国文学研究的影响远远比不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民权与妇女解放运动对文学研究造成的巨大的影响[2]（Pxvi）。尽管如此，自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一些个别从事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学者在当代这种环境与生态背景下开始发展具有生态意识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在这一时期，这些学者的研究还处于零散的状态，并没有被联合起来并归属于一种明确的文学批评流派或运动。此时的美国生态批评远远不是文学研究领域内一种有影响力的研究方法。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生态文学研究的默默无闻的状态发生了改变，有些学者开始在生态与文学研究领域进行协作性研究，而且这种合作性研究在90年代初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1985年，弗雷德里克·瓦格编辑出版《环境文学教学：材料，方法与文献资源》，内容包括十几位学者的有关环境文学的授课内容，其目的是要培养“一种存在于文学学科中的环境关切与意识”[2]（Pxvi）。1989年，《美国自然文学通讯》得以创立，其内容包括与自然或环境文学有关的论文与书评等内容。此外，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国内召开了几次有关生态文学与环境文学的特别会议。其中，1991年，哈罗德·弗罗姆在“现代语言学会”的会议上组织了题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绿色化”的讨论；1992年，格林·洛夫在美国文学学会的会议上主持了名为“美国自然文学：新语境，新方法”的讨论。同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在西部文学学会的年会上成立，其宗旨是促进涉及思考人类与自然界之关系的文学的思想与信息的交流，同时鼓励新自然文学作品的创作以及各种环境文学的研究方法与跨学科的环境研究。人们一般把“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的这次会议看作生态文学研究的潮流形成的标志[3]（P19）。1993年，帕特里克·默菲创建名为《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的刊物，其宗旨是为那些涉及环境思考的文学与艺术的批评性研究提供一个论坛。此时，也就是在1993年，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已经作为一种批评流派被确立起来了。此后，一些有关生态批评的会议与生态批评的力作不断出现，美国生态批评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1995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的会员已增至700多人，同时在科罗拉多召开了首次会议。同年，哈佛大学布伊尔教授出版专著《环境的想像：梭罗，自然文学与美国文化的构成》。1996年，切瑞尔·格罗菲尔蒂与哈罗德·弗罗姆共同编辑的生态文学批评论文集《生态批评读本》出版，1999年夏季号的《新文学史》是生态批评专号。2001年，麦泽尔编辑出版《早期生态批评一百年》，对早期的生态文学研究进行了全面的回顾与总结。2002年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生态批评探索丛书”，2003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在美国波士顿召开第五次学会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生态文学如何促进环境保护的实际行动。此外，引发生态批评的生态问题本身具有全球性特征，这决定着美国生态批评也要具备全球视角，重视国际生态批评思想的交流。美国生态批评参与了一些有关生态批评的重要国际会议，2000年，在爱尔兰召开了议题为“环境的价值”的多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同年，在台湾举行了为期两周的国际生态文学研讨会，议题是“生态话语”。2002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在英国召开研讨会，讨论生态批评的最新发展。
总之，随着人类生态保护意识的不断提升与生态批评自身的迅速发展，美国生态批评已经摆脱了产生初期的默默无闻的状态，它所进行的研究已不再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零散孤立的个别研究，已经变成有组织的、相互协作的研究。生态批评已经形成一种为人们所认同的文学研究方法与批评流派，成为专业领域内一种有影响力的重要的研究方法。
二、生态批评的定义与研究范围
如果考察“生态批评”（ecocriticism）这一术语最早出现的时间，那么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1978年，美国生态批评的先行者之一威廉·鲁克特在《衣阿华州评论》（冬季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学与生态学：一项生态批评的实验》的论文，他在文中首次提出“生态批评”的概念。鲁克特提出的“生态批评”的含义是：将生态学与生态学概念应用于文学研究，提倡通过将生态学概念应用于文学阅读、教学与写作的途径发展一种生态诗学。他说：“（生态批评是）将生态学与生态学概念应用于文学研究，因为生态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一门学科、一种人类视野的基础）对我们所居住世界的现在与未来的重要意义在我们近年来所有研究中是最重要的。……尝试探索文学生态学或者通过将生态学概念应用于文学的阅读、教学与写作的方法发展一种生态诗学。”[2]（P107）在威廉·鲁克特发表这篇论文之前，即1972年，美国人类生态学家约瑟夫·密克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一书中首次引入术语“文学生态学”。密克提出的“文学生态学”的含义是：“对文学作品中出现的生态主题与生态关系进行的研究，同时，文学生态学尝试研究文学在人类生态学中所起的作用。”[2]（P156）此后，有些学者还提出了其他可供选择的术语，例如“环境文学批评”与“绿色文化研究”。随着时间的发展，“生态批评”这一术语易于变形与构造其他与跨学科生态研究有关的新词的优势逐渐体现出来，这使得“生态批评”这一术语的应用范围逐渐扩大。正如生态批评家格罗菲尔蒂所说，“生态批评”这一名称之所以受到许多学者欢迎的原因是因为它既简洁又易于转变成不同的形式，如形容词“生态批评的”（ecocritical）或“生态批评家”（eccritic）。再者，词语的前缀生态（eco-）与环境（environ-）相比，它代表了生态科学，更能体现生态批评所关注的人类文化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关系；还有，从二者的内在含义来看，环境可能会使人感觉到惟人类中心论与二元论的倾向，它可能使人联想到这种意识：只有我们人类处于核心，除了我们之外的世界上的包含万事万物的环境都围绕在我们周围[2]（Pxx）。与此相比较，“生态”意味着相互依靠的群体、整体性系统以及各组成部分的密切联系。
从词源学角度来看，“生态批评家（eccritic）”一词中的“生态”与“批评家”分别来源于希腊语的oikos与kritis；oikos的意思是人的居所，而kritis的意思是指对事物进行评价的人，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意思就是“对人的居所进行评价的人”。可见，参考希腊语词源的解释，“生态批评家”就是对作为人类之居所的生态家园进行评价的人。“生态”在希腊语中的原意是人类的家园，“生态”不仅代表自然，同时它也是我们人类的家园。从构词法角度来看，“生态批评”是由前缀“生态”（eco-）与“批评”（criticism）两部分相加后组合而成的，“生态”（eco-）代表生态或生态学，“批评”（criticism）指文学批评，它前半部分是有关自然的内容，后半部分属于人类文化。从字面上的这种结合可以看出：生态批评在文学研究与生态学的跨学科基础上探索自然与人类文化的联系。
应该如何定义“生态批评”呢？美国生态批评积极的倡导者、首位环境与文学教授切瑞尔·格罗菲尔蒂如是解释：“何谓生态批评？简言之，生态批评是关于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就像女性主义从性别视角考察语言与文学，……生态批评运用一种以地球为核心的研究方法来从事文学研究。”[2]（Pxviii）《生态的喜剧》的作者约瑟夫·密克也提出自己的观点：生态文学批评应当对文学进行严肃的思考，从而发现文学对人类行为与自然环境的影响，确定文学在人类福祉与生存中起到何种作用，文学如何思考人类与其他物种以及周围世界的关系。生态批评家威廉·霍沃思给生态批评家下的定义是：“生态批评家是对描绘文化对自然之影响的作品进行评价的人，他赞颂大自然，谴责对自然进行掠夺的人，同时他希望通过采取行动来逆转掠夺者对自然造成的破坏。”[2]（P70）格罗菲尔蒂所说的以地球为核心的研究方法体现了生态批评所遵循的核心原则——生态中心主义。事实上，生态中心主义是一种包括自然万物与人类在内的生态整体观。这是因为：生态既包括无生命的物质，也包括有生命的动植物物种，人类与人类社会也被包括在内。显然，这种“生态中心主义”的“中心”与“人类中心主义”的“中心”有着根本性区别，它强调的是有由所有部分构成的生态整体性。生态中心主义以整个生态作为中心，实际上消解了中心，突出了生态的整体利益。这种生态整体论为我们呈现出一种各组成部分彼此相联、相互依靠的生态大网。它给我们的突出印象是，生态系统内各部分彼此依靠与联系，而不是孰优孰劣的割裂与划分。密克的定义比较具体，它对生态批评的研究内容与研究目的做出了界定。首先，生态批评的研究内容就是考察文学中人类与自然的其他物种以及周围环境的关系，也就是文学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或者是文学中的人与自然观。其次，生态批评的研究目的是要在对文学进行生态思考的基础上发现文学对人类涉及自然环境的行为的影响。总之，如果要为“生态批评”进行准确的定义，需要在定义中体现出“生态批评”的以下特征：第一，生态批评是一种运用生态视角进行文学研究的新兴的文学研究流派。第二，生态批评关注文学如何思考人类与其他生物以及周围世界的关系，力图发现文学中涉及自然的思想观点对人类行为的影响。第三，生态批评是涉及文学、生物生态学、深层生态学等学科的跨学科的文学研究。第四，生态批评带有强烈的生态责任意识，以提升全人类的生态责任意识为己任。第五，生态批评的核心原则是一种蕴含生态整体观的生态中心主义原则。
生态批评是一种新兴的文学研究方法，一些理论与研究还处于建设与尝试的状态，研究范围还没有形成详细的界定，存在较大的弹性。究其原因，一方面，生态批评的许多研究还只是实验性探索，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还相对较少，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空白；另一方面，批评家的研究兴趣与方向可能千差万别，很难预测哪一种实验性研究会获得成功并留存下来，成为生态批评的重要研究领域与思想成果。生态批评家格林·洛夫就曾指出，关于文学与自然物质世界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一直存在于美国文学的“田园传统”[4]（P1）。就现在的研究状况来说，生态批评家所关注的问题基本上都涉及人类文化与自然世界的相互关联与相互影响。综合生态批评所关注的问题，生态批评从事的文学研究可以归纳为这样一些领域：首先，生态批评发掘经典文学作品中的“自然形象”或“自然原型”，也就是文学对自然的再现，例如伊甸园、阿卡狄亚、处女地、边疆，等等。对这些重要自然原型的研究是生态批评最主要的研究工作之一，也是生态批评理论建设的基础性工作。生态批评从生态—文学视野中对这些自然原型进行各种分析，发掘其中隐含的自然观并对其进行批评性研究。除了关注自然的再现，生态批评也没有忽视自然在文学中的各种缺场并思考造成自然缺场的原因。其次，生态批评注重对自然文学作品与包含自然主题的文学作品的展现与思考。生态批评非常关注美国自然文学，这是一种以自然为取向的非小说类文学作品。美国自然文学源于17世纪，奠基于19世纪，它以自然为主题，以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内容[5]（P3）。美国自然文学的传统与美国文学历史本身一样长，当欧洲移民开始进入美洲新大陆的时候，这里还是一块未开发的神秘的荒蛮之地，土著居民还处于氏族部落时代。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经验，自然主题在美国文学萌芽之初就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这种文学传统为生态批评的研究实践与理论思考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除了自然文学之外，生态批评所具有的独特视角与生态敏感性使它非常善于发现众多文学类别中包含生态意识的小说与诗歌作品以及相关的作家与诗人。再者，生态批评在批评实践的过程中也积极尝试理论探索，力图为批评实践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生态批评家所做的理论尝试各有角度：例如反思割裂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思想，研究自然从万物有灵论的主体演变成沉默的客体的原因，重审片面强调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人文主义思想，推动建设融入生态智慧的新人文主义。此外，生态批评在理论研究中也注意借鉴当代其他批评理论与相关学科的理论话语，用于促进自身的理论建设，例如生态学与深层生态学思想、海德格尔的关于自然与技术的观点、詹明逊的后现代社会思想、巴赫金的文本间性与对话概念、印第安人传统文化中的自然观，等等。
三、美国生态批评的理论探索与思想内涵
美国生态批评所做的尝试性研究多种多样，可是它们都拥有一种共同的动机：一种针对当代环境问题的生态忧患意识。人类现在所处的环境正面临着极限承受能力的考验，某些破坏性人类行为的后果正在损害地球最基本的生命扶养系统。处于这样的时代，人类需要改变一些与此相关的行为方式，否则就有可能突破地球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不得不面对生态梦魇所预言的生态灾难，目睹自然之美的毁灭以及无数物种的灭绝。生态批评期望从自身所从事的文学研究专业出发探寻当代环境问题的思想根源与历史根源，力图为恢复和谐优美的自然环境做出自己的力所能及的贡献。生态批评家们从自身的理论兴趣与研究方向出发进行各种探索与尝试，包括生态批评的理论探索、生态文学的批评研究与跨学科的文学研究，等等。综合美国当代生态批评所做的各种批评实践与理论探索，其批评思想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态批评赞成建立包含生态思考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一些生态批评家从不同的角度对人与自然观的关系进行历史追溯与批评性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树立融入生态思考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例如，美国生态批评家哈罗德·弗罗姆在《从超越到退化》一文中从工业革命与技术的角度历史性地追溯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他认为，工业革命深深地影响了人类的自然观，影响了人们关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设想。在他看来，技术造成了一种错误的幻觉，即人类在控制着地球。这让人类忽略这样一种事实：“人类不可战胜的头脑必须依靠自然的供养系统”。在现代之前的希伯来—基督教历史时期，身体的独立自足与征服自然这样的想法对人们来说是一种奢望，现实要求他们接受神圣意志：“存在是礼物，生命无权利，一切都是恩宠。”而到了18世纪，在西方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宗教开始衰落，随着人们生活文明程度的极大提高，人类对自然的理解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以前，人无法控制自然，于是从精神与神灵那里寻求慰藉；此时，“人的精神却创造出一种令自己的躯体像神灵一样有力的技术，使人不再需要神灵，并将自然打入囚笼”[2]（P30—33）。“飓风、雷暴和暴风雨已经不再是上帝的行动，而是我们的行动。”[6]（P12）换言之，自然看起来好像不存在了，人们觉得可以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生产所需的一切东西。然而，在人类使越来越多的基本物质转化成无法再被利用的物质的过程中，人类明显忽视了这样的事实：人类的根基在地球，人类自身健康的身体与不可征服的精神都需要地球提供的生命扶养系统。人的生存基础不是自身的精神所决定的，而是取决于一种“生态决定”。从人类自身生存基础的角度看，人们对自身地球根基的忽视是一种自毁性的思想与行为方式。在生态批评看来，对环境问题的思考并不只是涉及人类的思想与行为方式，还应当从更深的层面进行严肃的思考，将环境问题与生态思考同对人类本质的思考联系起来。例如，弗罗姆就提出：“我们必须在根本上将环境问题视为一种关于当代人类自我定义的哲学与本体论问题。”[2]（P36）也就是说，当代人类的自我定义不应该只强调人的理性与精神，而忽视人类与构成自身生存基础的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因为这关系到人类生存与发展不可逾越的根基。生态批评深深地意识到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深远意义，在生态批评看来，当今将人类与环境分裂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明显的、危险的简化论性质的意识形态。当今与未来的自然概念需要一种对自然复杂性的更深刻的理解。总之，美国生态批评从社会历史角度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演变，反思人类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对自然的统治与利用，揭示了这种片面的人与自然观对人类自然属性与生态局限性的忽视。它要求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一种包含健康的人类躯体、精神与自然在内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第二，生态批评提倡一种蕴含生态构想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生态批评家们在反思某些狭隘人文主义观念的过程中试图寻找一种能够表达出生态构想的新思想。例如，生态批评家克里斯多夫·梅内斯参考福科的话语理论来思考自然怎样在西方文本中陷入寂静无声的状态，并希望能够改变这种漠视自然、贬低自然的状态，建设一种包含生态智慧的思想方法。他在《自然与沉默》一文中指出，“自然已经从万物有灵论的在场转换到象征性符号的在场，从会说话的主体转变成沉默的客体”。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中世纪阐释学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借助理性、知识与进步的信念使自然成为一个沉默的辽阔王国，一个没有言语的世界，它在人类理性的追求中一直默默无闻。”梅内斯借助生态事实批评狭隘人文主义的排他性语言：“即使是菌类这种处于狭隘人文主义天平上最低位置的生命形式一旦灭绝，它对生态圈造成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影响。那些宣扬人是动物之典范或生物进化之启蒙者的绚丽语言根本无法改变这种生态事实，只有承认与尊重这一事实才是真正的理性。”[2]（P18—22）应当肯定，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想中的理性、知识与进步观念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应当看到，人文主义传统中的某些片面的观念随着时代的变迁，尤其到了当今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的时代，对自然环境以及人类文明本身带来的副作用也显而易见。这就需要对某些违背生态规律的片面观念进行反思与调整，以适应当代生态—社会文明发展的要求。当今，保护生态环境、为子孙留下一片洁净的天空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人们头脑中已经初步树立起生态责任意识，这与包括生态批评在内的众多学科的努力密切相关。现在摆在生态批评与其他相关理论面前的任务是要进一步努力提升对生态规律的掌握，积累生态智慧。毕竟，生态批评要走的路还很长，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生态批评不可避免地要在不断修正偏差的过程中进行自我完善，需要努力发掘传统文化遗产中有益的思想资源，对其加以扬弃地吸收，建立更适合当代的生态批评思想。
梅内斯提出：“我们需要一种可靠的环境伦理来面对当今思想领域中的自然的沉默。我们不仅必须考虑学习一种新伦理，还要学习一种摆脱狭隘人文主义影响的语言，这是一种融合解构中心、后现代与后人文主义视角的语言。”“（我们）必须要跨越狭隘人文主义的话语，摆脱人类对自然的统治思想，要深思生物进化论、生态科学与后现代思想中所隐含的本体论的谦虚态度。”[2]（P146—148）换言之，人类现在需要寻找新的方式来讨论人类的自由、价值与目的，与此同时不能遮蔽与贬低自然。这种在超越狭隘人文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包含生态思考的“新”人文主义的构想是一个极具启发性的观点，这对世界范围内的生态文学批评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可以说，它构成了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概念。此外，还有一些生态批评家也为推动包含生态思考的新思想建设提出了各自的构想。例如，约瑟夫·密克认为：“人类必须开发一种新的、更精密的能够理解各种微妙的过程并且不会对其造成破坏的思维能力。”[2]（P24）威廉·鲁克特在《文学与生态学》一文中提出自己的观点，“我们必须推动一种生态构想，同时将这种生态构想渗透到当代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技术构想当中。这是整个地球的问题，在地球上没有哪个生态系统能完全独立存在于人类文化的影响之外。”[2]（P118）总之，生态批评质疑早期人文主义思想中一些有关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狭隘观念。这些带有片面人类中心主义倾向的观念过分强调人类对自然之统治能力，遮蔽了自然，现在人们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环境伦理与新的语言。这种观点突破了狭隘人文主义与理性观念的束缚，对建立具有生态整体意识的新型人文主义与理性观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生态批评包含强烈的生态责任意识。人类对地球的不良统治使生态批评家们深感忧虑。他们认为，自己作为人类的一分子有责任在自身的研究工作中为维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做出尝试与努力。美国生态批评最积极的倡导人之一格林·洛夫引用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观点表达自己的生态忧虑：现在的生物圈是我们拥有的惟一可居住的空间。“而（人类现在拥有的能力）能够使生物圈变得不再适宜人类居住。如果地球上的居民现在不采取迅速有力的一致行动去制止短视的人类之贪婪行为对生物圈的污染与掠夺，那么它就会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产生自我毁灭性后果。”[2]（P225）生态批评家司各特·斯洛维克在《文学研究的绿色化》一书的前言中说，“（自己）正在遭受‘生态绝望’的折磨。”[7]（Pⅷ）在生态忧虑与生态责任意识的促使下，生态批评家们希望能够从自身专业研究出发为生态维护做出贡献。例如，生态批评家鲁克特尝试探索如何使文学研究在生态维护中发挥作用，把生态圈从人类侵害中拯救出来并使之保持良性状，他将这种实验动机视为“自己作为人类一分子的根本”，“每个人都对整个生物圈负有责任，都要参与创造性与互助性的活动”[2]（P116）。作为文学读者、教师或批评家，人们怎样才能参与到这种行动当中？鲁克特提出一种实验性方法：“通过把诗与生态学相联系的方法发展一种生态诗学，生态学不仅是一门自然科学还是一种人类视野的基础，它对于人类所居住世界的现在与未来具有重大的意义。”[2]（P117）他将诗歌的写作、阅读与讲授过程比喻成一种储藏并释放能量、可以提升能量级别的良性流动过程，对诗歌的集体讨论与交流是一种创造性能量的“互动场”。这是一种不同于熵过程的“负熵”过程，这种可循环的能量流可以为现实物质能量的使用提供一种隐喻。总之，生态批评将维护生态健康视为自身作为人类一分子与文学研究者的根本责任，将生态批评作为适合自身的一种途径尝试探索生态智慧，将文学研究与生态关注相结合，努力提升整个人类的生态责任意识。
第四，生态批评的核心内涵是生态整体观。生态批评在研究中质疑了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反对从狭隘人类中心主义出发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批评借鉴生态学与生态伦理学等有关理论学科所取得的思想成果，在此基础上积极主张一种以生态整体观为本质内核的生态中心主义思想。生态中心主义这一名称主要是针对人类中心主义提出来的，其主要思想是反对只关注人类自身短期利益、忽视生态整体利益、简单化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它解构了人类中心主义，提出以生态系统为中心，强调生态系统各部分的相互关联与相互依赖。这是一种融入生态整体性思考、避免片面倾向的整体性思想方法。
生态学理论是生态批评最主要的思想资源之一，它为生态批评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生态学首要原则是：“万物都相互关联”，生态批评根据这条原则指出，文学生态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与生态学家相似，都是要找到阻止人类群体破坏与之共存的自然世界的方法，发现二者能够在生态圈中共存、互助与繁荣的基础。生态圈是生物在地球表面为自身建立的家园，包括人在内的各种生命与生态圈是一个整体，生物圈中的生命过程都是相互依赖的。“我们无权违背生态法则”，鲁克特从文学视角思考这条生态学的基本原则。当今，生态圈中的人类持有的悲剧观类似于希腊人和莎士比亚的经典悲剧观：“悲剧的原因或是由于一知半解，或是由于彻底的无知，……在生态学中，人类的悲剧性缺陷就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视野，还有人类想征服、教化、破坏与利用自然万物的冲动。”[2]（P112）此外，卡逊早已指出，“控制自然”一词是一种妄尊自大的幻想产物，是生物学与哲学还处于幼稚阶段的产物。人类生态学家、比较文学学者约瑟夫·密克也在研究中强调注重整体与综合协调的生态思考。他指出，人类的价值观不能再建立在这种假定之上：“只有人位于生物的中心，必须由人类来决定自然环境中所有植物、动物以及土地的福祉。指导人类行为的形而上学原则忽视了这样一种事实，即人也是一种动物，它的福祉要依靠与各种植物、动物以及构成其自身环境的土地的成功的结合。”密克在对喜剧与悲剧文学模式的研究中发现，自然的某种结构与喜剧的模式二者间有相似的组织原则与过程：“繁盛的与稳定的生态系统会尽可能减少破坏性的侵略行为，鼓励尽可能的多样性，并且寻求建立各个参与者之间的平衡，而这也是文学的喜剧所基本表达的内容。它们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注重平衡、互助、整体与多样性的生态智慧”[2]（P157—161）。的确如此，人对生态生存基础的依赖是人类最根本的性质之一，它是人的本体论生存的组成部分，它包含于人的自我本质定义。可见，生态批评从关注人类本体论生存的深度进行文学思考，期望发展一种促进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生态圈的健康发展的生态整体意识。在生态批评看来，人类必须开发一种新的、更精密的能够理解各种微妙的过程并且不会对其造成破坏的思维能力。认为人类社会复杂而自然世界简单的观点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严重错误的想法之一，自然显露的适应策略要远比任何人类智力所设计的适应策略复杂。人类中心主义的假定亟须重新评价。总之，生态批评质疑割裂人与自然的、简单化的人类中心主义，提倡注重整体与各部分相互关联、以生态整体观为本质的生态中心主义思想。这种关注整个生态系统福祉的、极具包容性的思想正是生态批评的核心内涵，它也构成了人类生态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有争议的问题
美国生态批评引起了一些争议或是有待商榷一些观点。诚然，生态批评从形成到今天只有十几年的时间，很多理论探讨还处于尝试阶段，它的理论建设还有赖于众多生态批评家的不懈努力与探索。既然有摸索与尝试，那么难免会有考虑不周或是会产生争议的问题。综合来看，有关生态批评中存有争议的主要有如下一些问题。
第一，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的问题，生态批评在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强烈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并积极提倡生态中心主义原则。但是，这引起了一些质疑之声，这些观点怀疑人类怎么可以排斥本身的利益而以自然界的其他物种的利益作为趋向呢？再者，人类作为思想的主体可能根本无法摆脱以自身利益为重的思想倾向，同时，即使人们有意愿遵循生态中心主义的原则，有时也可能无法了解或证实自己的某些行为是否真正符合了生态中心的原则。究其原因，产生这种质疑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有些激进的生态批评家对生态中心主义的阐释过于狭隘，他们只是将生态中心主义作为对抗人类中心主义的方法，只强调人与生态的对立面，对生态中心主义的整体内涵缺少全面的阐释。从这一点看，生态批评自身还有待于提高与完善。二是有些质疑的声音对生态中心主义的了解停留在字面意义上，没有充分了解其完整的本质含义。从字面上看，虽然生态中心主义也带有“中心”二字，但它主要作用是作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拨，而就其实质来说，这种生态中心主义的核心是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生态整体观，它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有所不同，它强调由相互关联的各个部分共同组成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总的来说，生态中心主义的提法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突出其注重生态整体性的本质特征，这样，人们就可能会比较容易理解与接受这种思想方法与原则。
第二，对人文主义的评价与发展取向问题。有些观点对生态批评“弃绝人文主义”的观点感到不解。产生这种争议的症结是什么？一方面，确实有个别的生态批评家从批驳人文主义某些缺陷的单一视角出发，提出了某种片面的观点。其实，对人文主义的评价应当采取客观全面的态度，人文主义从文艺复兴产生以来确实对人类文明的进步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完全否定人文主义的积极意义是一种片面的、简单化的做法。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生态批评家在对待人文主义的态度上采取了比较全面的观点，他们反思了人文主义思想中某些由于时代因素从而欠缺生态思考的某些简单化的观点，突出了在改进旧有人文主义的基础上建设符合生态规律的“新”人文主义构想。
第三，关于万物有灵论或者自然的“复魅”思想。生态批评认为，造成当今环境问题的主要思想原因之一是：随着人类自然观从原始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时期的发展演变，自然在人的话语世界中变成了一个沉默无声的客体、一个仅供人类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而人类早期社会中人们的自然观却与它有着显著的不同：那时，自然被视为可以言说的主体，万物都有自身的守护神，人类在使用自然之物时需要通过向守护神祷告的方式与自然进行沟通，请求守护神的允许，这是一种万物有灵论的思想。参考二者巨大的差异并联想当今的环境问题，有的生态批评家就提出，古代这种万物有灵论中包含生态谦虚思想的自然观可以为我们反思现代工具理性控制下的剥削自然的思想提供一种启发。然而，重建古代的万物有灵论或是在此基础上引进自然的“复魅”的提议还需要商榷，“世界的返魅”带有返回宗教社会的倾向，还难以让人信服[8]（P95）。因为时至今日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人们在面对自然时已不像远古时代的先民那样缺乏力量与信心。此时再原样复制古代的万物有灵论既不合理也不现实。其实，应当谨慎看待古代社会与某些现代原始部落的万物有灵论思想，毕竟它产生于人类思想发展的初期，其内容与形态还相当粗朴，对其进行的研究应与当今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避免简单化的理解与复制，在扬弃的基础上尝试发现其内在的某些有益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