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以中国经济思想史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史学论文,思想史论文,学术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0)04-0001-07
一般说来，“经济史学”主要包括经济史(含部门经济史、比较经济史、国别、民族或区域经济史、经济管理史以及专门史、断代史、通史等)与经济思想史(含通史、专史、理论史、观念史、断代史、国别、民族或区域史、经济哲学、经济伦理以及比较、管理思想史等)①。也有学者将经济史学与经济史等同或再细分②，而将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史的一个分支。构成经济史学的两部分的确有着若干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殊关联，但也有重要的区别。
“经济思想史”是理论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具备特有的学科性质与研究对象。从学科设置看，经济思想史在中国是“经济学”的二级学科，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中国经济思想史、西方经济学说史(或称“西方经济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均设在经济系；而“经济史”除了经济系开设外，在历史系的专门史中也可能设置。就两者的研究对象看，或可概述为：经济史主要研究经济现象与人类的经济活动、经济关系以及社会经济制度、资源配置和经济形态的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其规律；经济思想史则主要研究人类进行经济活动(包括制定经济政策、解决经济问题等)的思想、主张、学说、观念和理论。经济思想史是以经济思想或学说本身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它们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性以及对现实的作用和对后世的影响等。先师巫宝三先生提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总的说来，是研究经济观念和学说的产生、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进而指出：“经济思想大致可分为三类，一为经济哲学思想，二为见解、意见、主张等政策性思想，三为对经济现象和问题的分析和说明的理论。”[1](P309、848)于此不难看出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史的区别。
本文基于较为广博的研究视野，结合个人的科研与教学实践，重点阐释经济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学术创新及其主要标志；进而具体深入论析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独有特质与学理优势，以及中国经济思想学说对世界的早期贡献；然后返观考察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特征，以期为中国经济史学研究和经济学术发展提供参考。
一、学术创新及其主要标志
“创新”是近年使用较多的“关键词”之一，源于拉丁语，本意有三层含义：第一，更新；第二，创造新的东西；第三，改变。与其复杂诠释不如将“创新”视作“进步”、“提升”、“发展”的同义语。学术“创新”的主要标志有以下六个方面，并相互渗透交融、互感递进：
(一)新材料的发现与旧资料的新诠释
新材料的发现之所以被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是因为新材料常常会推翻已有的研究定论，带来学术的重大发展。传统研究主要靠文献，但纸张不易保存，加上印刷术普及前文献传播很有限，而出土文物尤其是简牍等，则能够补充或检验文献之不足、促进科研方法的变革。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应用，带来文献保有与传播的历史性进步。然而，印刷物成为商品后也出现了鱼龙混杂的状况。于是，文献资料与出土文物相互印证成为治学的重要方法，即从单纯依靠文献的研究到“二重证据法”和“三重(或多重)证据法”(即在“以地下材料和书面材料互相比较、印证”的基础上再增添无文字考古资料或文化人类学资料等)，运用这些方法主要用于古史研究，对于经济史学而言，实物证据无疑也相当关键，所以必须运用多重证据。当然，在汗牛充栋的文献中发掘、整理经济史学材料更是当务之急。
材料使用的创新还包括对现存资料的新应用或对旧资料的新诠释，前人如陈寅恪将诗、文引入史学研究，以诗证史、以文佐史；近年，如卢华语主编出版《〈全唐诗〉经济资料辑释与研究》(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被称为“中国经济史跨领域研究的新尝试”。对旧资料的新诠释也具有方法论意义，如文献同样记载“封建”、“经济”等词语，而这些词在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下的意义迥然有别，如上升到学科高度则是一种“语义阐释学”或“历史语言学”等方法。例如，跟踪考察同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词语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的发展脉络，就会发现反映相关事物及其变迁的轨迹和规律。
(二)新技术手段的科研革命与工具创新
计算机和网络等技术手段为科研带来福音，大量文献尤其是大型古籍的电子化带来了科研的“革命”；高效而便利的搜索引擎，省去了我们多少时光，而数据库、资料库的建立，成为科研手段革新的直接成果和深化研究的新基础。金观涛、刘青峰近期出版的《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一书，就是使用“以包括关键词例句为中心的数据库方法”[2]，建立并利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为基础进行的研究。书中汇集了“权利”、“民主”、“社会”、“富强”、“经济”等近百个关键词的统计分析，以此为基本素材，辅以相关的统计图表，探讨与它们相对应的西方现代政治观念在中国的引进、演变以及定型过程，并通过一组组相近术语的比较分析，勾勒出近代中国政治观念的时代变迁。
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工具的使用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科研手段的时代变革，不仅要求我们学习新技术，更要摸索适宜需要的特有方法和工具。古人治学在意版本目录，今人研究注重文献计量，笔者对此也深有体会，曾用时八年对中国经济思想史1890年以来的中外研究成果目录进行发掘、搜集和整理，并成书《中国经济思想史论著目录索引1890-2003》。工具创新和“建立自己的资料库”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1)了解图书馆藏、网络资源及其分类与查找方法，正确而高效地利用搜索引擎和检索工具；(2)熟悉所学专业的基本文献、数据材料和前人成果，特别是相关索引、目录；(3)个人资料库的建立与逐步完善。此外，外语工具也值得一提。因为世界日新月异，国际联系不断加强，经济研究更是突飞猛进，不了解海外的研究就等于“闭门造车”，没有中外比较也就很难鉴别，而且就学理而言不包括国外的研究也是不全面、不完整的。
(三)新观点或学说的提出与成论的修正
一般说来，做学问提出新观点和修正已有的成论，这两个方面具有建设性和修正性意义。新观点的提出要经历学术积累的过程，即发掘、整理和掌握第一手资料、运用科学方法进行解读分析、深入总结以往的研究史、进而提出科研选题并通过严密论证提出新观点或学说。
一般而论，研究问题首先做前人未做过的，其结果至少有开创之功。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回顾学术史，看看前人做了什么研究，运用的什么方法，提出了什么论点，才好决定自己怎么做。选题应循序渐进：首选前人尚未开展或涉猎不多的重要问题，次选研究比较薄弱的论题，然后才能做修正或翻案文章。推翻前人的论断很不容易，学术的“断裂”几乎不可能，只有不断学习、汲取、整合，提出自己的新东西，逐步取而代之，才是可行的方法。
(四)原命题的质疑与新论题的提出
在上述基础上，创新可以深进到一个新阶段——对“原命题”的质疑和新论题的提出，这与前述修正成论或翻案不同，具有理论建树和体系更新的意义。举例来说，王安石与司马光以往被作为改革派和保守派的代表臧否褒贬莫衷一是，而无论肯定或否定多以“对待变法的态度”作为衡量的标准，且往往肯定一方否定另一方。经过长年的研究可以看到，两者作为政治家不仅具有许多共同点，他们的不同意见也大多是围绕如何拯救当时的财政困弊而展开的，属于共同目标的不同路径，不适用“甲是则乙非”的简单逻辑，所以，“以变法论是非”的原命题值得反思。再如，“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无论是肯定或否定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均以中国要经过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为基点；而历史演进阶段说是否符合中国史实？即原命题的基点值得重新考虑而不仅仅是结论的肯定或否定。另外，像马克斯·韦伯的著名命题“新教伦理”促进资本主义产生，在东亚经济腾飞之后受到挑战，“儒教资本主义论”盛行——即以韦伯的命题反驳韦伯的结论。但近年来随着情况变化，“宗教与资本主义关系”原命题受到质疑，人们更多地从其他方面探寻资本主义要素。“原命题的质疑”具有方法论创新意义，标志了科研发展的新阶段。
至于新论题的提出比较好理解，但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却相当不易，因为问题的提出有时比问题的解决更重要。新论题一是在原命题质疑的基础上提出的，另一种则是科研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和拓展，新的论题自然会提上日程。
(五)研究对象或内容的新拓展与新综合
创新的再一个明显趋势是研究对象或内容的新拓展与新综合，这些必然促进新观点和新结论的出现，从而产生新的成果，推动学术发展。目前，针对重大现实问题而提出的经济史学课题越发显著，诸如环境保护、抗灾防灾、金融危机等，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科研内容的拓展。与此同时，重大问题的研究很难再由一个单独的专业或学科来承担，如现代化研究、可持续发展问题等，均需要多学科共同攻关。近年来的经济史学，不仅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都有了较大拓延，如审计史、环境史、区域经济史、历代GDP研究以及民族经济思想、比较经济思想、经济学术史等；原有的学科界域也受到了跨世纪学术发展的挑战，如21世纪初原有的学科大都呈现出新的变化，即同时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越来越细密、深化；另一方面越发拓展、综合。
综之，在科研深化的同时，跨学科、边缘性、交叉性与综合性等成为科研发展的时代要求，以往似乎不相干的学科或专业逐步相互渗透、交流和协作。同时，它要求学者的知识结构应随之发生变化，这些在经济史学尤其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理中得到充分显现(下面还将论及)。
(六)理论方法和科研架构的创新与新视野
理论方法与科研架构的创新最具难度，或可视为创新的最高层面，它不仅可以指明科研发展的新方向，也能推动基础理论的新发展。众所周知，理论和方法有多种多样，科研架构采用何种方式亦即所谓的有多种选择，即所谓的“史无定法”。在借鉴前人理论方法和模式的同时，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整合并提炼适用的理论方法和模式相当重要。
如果说可靠的资料是科研的基础，合理的架构是科研的支柱，全新的学术视野则是科研深进的保障。经济史学的全球视野、置中国于国际背景之下进行研究或比较研究，都是经济史学创新的展现。这不仅涉及学术“眼光”，而且提供新的参照系。科研集中凸显逻辑的关联性，逻辑在由资料与理论建构起来的科研架构中就像人的血管，没有血液流动的脉络和关联只能是造型。促使学术鲜活“血液流动”的关键是逻辑自洽，要将纷杂的内容归入一定的形式，并通过报告、论文和著作等作为最终形态，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同样重要。论著不仅有其学术话语体系，而且应当经得起推敲，因此，逻辑自洽和架构合理都要靠不断的积累与递进，这是较高层次上的创新。
上述六种有其一即属创新，多者兼具则贡献更大。科研手段革新、研究方法进步固然重要，认真读书、扎实治学更是无可替代。创新路径或可概括为——涟漪拓展，累积递进。
二、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优势与中国对西方经济学的早期贡献
无论前人(包括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怎样重视和肯定经济史学，它在现今中国经济学诸学科中仍属“冷门”。在诸多原因中，不能充分了解经济史学的学术价值与学理优势是重要原因。实际上“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经济史学不仅具有本国经济学术特色和科研历史传承，而且最早在西方经济学坛崭露头角，并涵蕴着未来发展的强劲生命力。而中国经济史学中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具有综合性、交叉性等跨学科特征，兼具社会经济与思想文化内聚的一体性，进行这一学科的研究可以总结中国自古及今经济思想和理论的发展规律，打通经济理论从传统到现代的学术链接和转型。概括说来，这一学科的学理优势与早期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独有的跨学科特征和学理优势
中国经济思想史唯独在中国大陆是理论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却涉及历史、哲学、文化、社会等领域，其边缘性、交叉性等学科特性与优势是其他学科或国外相关领域所不具有的。前面谈到，学术创新趋势是在“精深”的同时要求更为“广博”，而制度变迁、道德伦理、观念意识等越发为经济研究所不容忽视，这些恰恰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之长。在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唯有经济思想是物质与精神、理论同实践的接点，经济思想史研究直接作用于经济活动的思想学说，又提炼和总结源于经济实践的经验与理论，这也不是其他学科的任务。经济活动是受人的经济思维支配的，具有“经济文化一体性”，研究经济思想与社会发展内在联系的本学科，不仅最有利于研究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更有着探索两者一体性的专长，而这些都是学术发展的重要课题。
具备打通从传统到现代经济理论的学术链接和转型的，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术发展可能有“突变”却难以“断裂”，经济学也同样不可能完全割裂学术流脉从天而降。因此，梳理经济学术的发展史，弄清其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至关重要。
中国经济思想史具有的全方位、多视角等特点，决定其发展不仅可能对经济学的进步作出贡献，而且可能丰富和促进历史学、文化学等学科领域的发展，同时具有诸多实践意义。
(二)“中国特色”的理论基础与应用价值
以往的科学或理论基本上都是在“西方”和“近代”两个前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济学更是如此，似乎只是西方人的贡献，国人努力的目标只不过是与之“接轨”。其实不然，中华文明宝库中保存了较许多国家发达得多、丰富得多、早得多的珍贵资料，而三十余年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积累了大量前无古人的经验和理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国几千年来的经济思想和学说，具有总结丰富的经济思想、发掘独到的管理经验、提炼现代化经济理论等特长，它们奠定了“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的基础。
在理论意义之外，其应用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不仅可以为当代中国制定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规划等提供历史经验与政策参考，而且可以弥补西方“后现代”之不足。优秀的管理思想与谋略的总结，可用于优化企业管理、创新企业文化；经济思维和观念的梳理以及经济伦理的研究，可提供深化改革和观念更新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培育与发展的借鉴；本土经济观念在本民族及域外的延伸与衍化的考察，可以在海外华商以及域外经营等研究中得到体现。如此等等，都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强劲生命力的体现。
(三)对理论经济学和现代化发展的特殊意义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不仅可以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典型案例，而且“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对于理论经济学具有特殊意义。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可以为创新中国的经济科学提供借鉴，同时又能丰富和发展经济学的基础理论。
但迄今为止，国际学术界所重视的世界经济学说史的主要内容依然归属于西方，这与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以及经济学术研究极不相称。中国经济思想约八十年的系统研究史，在非西方国家中是很突出的，具备填补空白的优势，也可能成为中国对世界的又一重要贡献。
应当看到，中国经济思想史对现代化发展也有着独特意义。在有别于西方的东亚地区，拥有着儒学传承与历史积淀的一些共性，中国远早于西方就很发达的经济事象和学说理论中，蕴涵着有别于西方的经济学说和理论，这对东亚各国具有普遍的影响力。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具有研究东亚经济思想之“源”的意义，有利于从深层结构中探究东亚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为东亚经济思想史奠定理论基础。
(四)国际领先的“长项”与西学中的中国因素
中国学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的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中，“国学”(国际上称为“中国学”或“汉学”)无疑是“长项”，而以自古至今数千年的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也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不仅具备国学的一般特性，而且独有前述创新特征和学理优势。更重要的是，这些优势并非坐而论道而是经过史实验证的，中国的经济思想和学说曾对世界产生过影响。
然而，作为“皇冠上的明珠”的经济学一般被认为是西方文明的杰作，是“舶来品”，仿佛赓续数千载且曾领先世界的中华文明中并无“经济”，专业学者也多以20世纪初严复译《原富》为中国“引入”经济学之开端。其实早此数十年西方传教士在带来“上帝福音”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经济学的知识和教育。正如人类文明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一样，经济学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例如，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弗朗斯瓦·魁奈的学说中就有中国因素，他被称为“欧洲的孔子”[3]；“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也不乏中国内容，其若干论点可以在司马迁那里看到踪迹；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王茂荫，不仅曾是懂经营的徽商，而且主管清廷财政事务，还深谙中国货币理论；而在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经济学中，中国也占据了不少篇幅……这些并非一般性的记载而是理论构架的组成部分。
不仅西方有代表性的经济学说中具有中国因素，而且诸如美国的经济政策也受到中国的影响。有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常平仓思想对1930年代美国“新政”农业立法产生过直接影响。针对当时的农业萧条，时任农业部部长的华莱士(后任美国副总统)力主将常平仓制纳入1938年“农业调整法”，奠定了美国当代农业立法的基本框架。由此证明了中国农业文明遗产曾对美国经济思想和政策产生过巨大影响[4]。
(五)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百年始步
影响西方学术的不仅仅是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还有近现代国人远渡重洋步入西方经济学殿堂，并留下的深深足迹。如今即使热衷于称颂张培刚对于发展经济学作出贡献的人们，也很少注意距今百年就有中国人在西方经济学坛崭露头角，而且至今对西方学术界影响最大的竟然是“冷门的”中国经济思想史。
距今整整一百个年头的1911年，有着中西双重“最高学位”——从清代进士到美国博士的陈焕章，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博士论文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自译《孔门理财学》)[5]，精装两册，凡七百五十六页[6]。现在学经济的很少有人知道他，但研究儒家文化的却无人不晓。陈焕章是康有为的学生，一生以提倡孔教、复兴儒学为己任，曾与严复、梁启超等致书国会，请定孔教为国教，并创孔教会。此著旨趣也在于“昌明孔教，以发挥中国文明之意思”[7](P65)。全书分五个部分，共三十六卷，按照西方经济学原理，分别讨论孔子及其学派的一般经济学说及其在“消费”、“生产”、“公共财政”等方面的思想。
胡寄窗指出，这是“中国学者在西方刊行的第一部中国经济思想名著，也是国人在西方刊行的各种经济学科论著中的最早一部名著”[8](P476)。1912年威斯康星大学著名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博士罗斯就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书评；时任名刊《经济学杂志》主编的凯恩斯，同年在该刊撰发评论说，“在陈焕章博士这本博学而令人愉悦的书中，有大量的内容人们将会引述”[6](P453)。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提出，中国“没有留传下来对严格的经济课题进行推理的著作，没有可以称得上我们所谓‘科学’著作的”[9](P86)。但在注释中却以转折口吻请读者参考陈著等三书③。韦伯的《儒教与道教》开篇所列文献中也有《孔门理财学》，说这是“站在康有为的现代改革派的立场上描述儒家学说”[10](P44)。陈焕章记述说，《中国维新报》、《独立报》、《美人历史评论报》、《东方评论报》、《字林西报》都评介此书，可见其影响之大。一些西方人通过此书了解中国，包括前述美国人了解中国常平仓思想。
其实，在陈焕章之前，已有几位国人在西方研究经济学并获得博士学位。如师从名家费雪的留美学生陈锦涛，1906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社会流通的测算》[11](P8)；留德学生周毅卿④，1909年以博士论文《宁波工商业经营方式研究》获得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12](P79)。
三、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和特征
现在返观考察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和特征，可以看到其与前述创新标志相吻合。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趋势特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者构成的跨学科发展
除了历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加入到经济史学研究中来之外，最突出的现象是一些研究现实经济或理论经济很有成就的学者近年来致力于经济史学研究且成果卓著。如厉以宁继2003年出版《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之后，2006年又出版了两卷本《罗马—拜占庭经济史》。前者总揽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应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构筑出宏大的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体系；后者则对罗马共和国盛期到拜占庭帝国灭亡期间的社会经济变迁进行考察分析，并提出了一系列个人观点，著名史学家马克垚在该书《序言》中予以充分肯定。另一位工业经济名家汪海波连续出版大部头经济史学专著，如《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79-2000》(2001年版)、《中国产业经济史1949-2004》(2006年版)、《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2008年版)等，推动了当代中国产业经济史研究的新发展。还有许多学者投身于经济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如复旦大学的韦森教授，不仅在制度经济学与比较制度分析、经济学与伦理学等方面颇多建树，而且指导学生开展经济史学研究，并于2009年创办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为经济史学研究提供了建制保障。当然，经济史学的从业者也有一定的流失，专业研究机构或建制也在转向。
(二)理论探索的多元化深进
如何将经济学、社会学等方法运用于经济史学研究，尤其是将新经济史学以及经济分析方法有选择地运用于中国经济史学的实际，进而通过对具体的研究对象进行实证考察，并不断总结、提炼和发展经济史学理论，成为中国经济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九旬有三高龄的著名经济史学家吴承明的研究仍然受到重视，尤其是他的“史无定法”说被普遍接受，促进了经济史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再如，梁方仲等前辈学者的经济史学方法，也为后人关注、总结和运用。近年来，人们对社会经济史与制度变迁分析的重视，结合“加州学派”及其研究，注意他们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等理论框架以及计量分析等方法，打破“欧洲中心主义”，以“全球视野”探讨中国历史独特的发展道路，改变了以往的研究范式和结论——这被称为“唱盛中国”。然而，也有学者针对该学派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进行商榷，认为他们是唯生产力论史观，抛却有关历史进步的一些普遍标准，研究方法上也多有不尽合理之处[13]。有不同意见的讨论与交锋，正是学术繁荣的重要标志。
近年来，经济史研究者的理论探索明显加强，如2006年李伯重发文探讨“中国经济史应当怎么研究”，并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史学会的工作，促进中国经济史学走向世界，许多学者加强了与国际经济史学界的交流，形成了重要的学术趋势。此外，运用经济学方法对不同朝代及民国时期的GDP展开研究也较为突出。其中，钟祥财对中国古代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即很有特色，一些学者在制度变迁范式、中外经济思想比较等方面也多有建树。
(三)传统论题的新诠释与新视角
从新的研究视角对传统论题作出新的诠释，既是学术创新的标志，也是经济史学发展的重要趋势。例如，“两税法”是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较多的传统论题，近年来不止一位学者通过对第一手文献进行史料辨误，或考证相关“两税”的语词内涵的演变，修正了以往一些成说。再如，“先进与落后”的议题由来已久，但近年的研究并非驻足于结论本身，而是从根本原因以及中国古代社会何时从先进变为落后等方面进行考察，使得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化。另外，将“李约瑟之谜”的研究推进到经济史学领域，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提出了新见。还有关于宋代大儒朱熹的研究，也从单纯的思想史发展到对其经济思想的研究。
传统的经济思想议题如本末、义利等，近年也不断出现新的诠释。尤其是对以往似成定论的问题提出新的意见更具代表性，正所谓“学问当于不疑处有疑”。如对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及所谓“黄宗羲定律”，均有新的认识出现。如叶世昌提出，明清之际的社会经济状况决定了当时产生启蒙思想的成论难以成立，从而“启蒙思想家”也不可能产生。自2001年秦晖提出“黄宗羲定律”后，影响一直很大。近两年，杜恂诚、王家范等学者不仅从史实、数据来考辨，而且从研究范式、立论基点等方面展开讨论，呼吁“复杂的历史，需要复杂的头脑”⑤。
从新视角考察传统论题也是创新探索的一个方面。例如，有关商帮的研究，从单纯某一商帮到不同商帮的比较、从静态分析到动态考察、从本地研究到外地跟踪，等等。再如，前述《资本论》中提到的王茂荫，也是前人研究的论题，而以“徽州经济文化的世界走向”赋予其全新视野，突出了中国传统货币理论的发展优势和西方经济理论中的中国因素。
(四)科研内容与论题的发展
近年来，经济史学的科研内容不断拓展，新的论题不断产生，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较为突出的趋势是两个方向的齐头并进：
一方面，反映时代发展和现实状况如新中国六十年、世博会、上海经济、金融危机与货币问题以及环保、抗灾、水利、粮食、三农等相关研究风起云涌，随之而来的相关理论探索也如雨后春笋。现代经济史学研究近年来有了明显的新发展，尤其是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若干研究，用实证数据来修正、补充、完善以致改写了以往的一些认识或论点，很值得注意。
另一方面，溯源性考察与实证性新探逐步深入，如市场经济研究溯源到商代的商业思想、“三农问题”推动了农业的溯源研究和运用出土资料考察经济律法与思想等。但这方面的研究并非仅限于中国古代，对当今若干经济事物如典当行、拍卖业、股市、币制等也都有溯源性研究。
(五)研究领域和对象的拓新
经济史学在前述审计史、环境史等专史或类别史之外，研究时段、区域、国别、民族等领域也都在延伸，如民国经济与经济思想、港台及国别经济、区域经济与经济思想、民族经济和思想研究等，其中不乏填补空白之作。同时，研究中国资本市场及其发展、货币范畴与货币价值论以及对经济史学自身的研究等，都拓展了经济史学的研究领域和对象。此外，全球视野架构与比较研究的深进包括中外比较、历史与现实比较、不同区域比较等，也取得了可观成效；前述笔者倡导研究中国经济学术史、中国经济理论史等，也属于拓新的尝试。
中国经济史学在微观的具体研究朝向综合性系统考察发展的同时，宏观的思辨性、理论性研究向着实证性检验深化。中国经济史学百年前曾在国际上崭露头角，今天“后现代”呼唤拯救时弊，或许这恰是显现中国经济史学优势的时代发展新契机。
注释：
①需要说明的是，十几年来笔者倡导开展的《中国经济学术史》(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0BJL033)研究，以经济学术的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包括经济文献学、学术研究史以及经济学教育、经济学术团体的发展史等，可视为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拓展，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说史。
②如赵德馨的《经济史学概论文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开宗明义指出：“经济史学科有两个分支：经济史学和经济史学概论。”
③商务印书馆此版中译者将陈焕章音译为“黄昌辰”，说明中国经济学者不太熟悉此书及其作者。
④特别提示：有关此人的中文姓名本文所用袁同礼文献较可靠，而且提供了中文，故予以采用。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的文献中也列出其博士论文，但商务印书馆译本将作者姓名译成“牛庆祖”。
⑤相关研究的出处——叶世昌：《中国古代没有代表“市民阶级”的启蒙思想》(《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秦晖：《并税制度改革与“黄宗羲定律”》(《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11月3日)，杜恂诚：《“黄宗羲定律”是否能够成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王家范：《复杂的历史，需要复杂的头脑——从“黄宗羲定律”说开去》(《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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