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模式与“卡夫丁峡谷”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峡谷论文,模式论文,卡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154(2004)03-0014-05
世界发展模式是历史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发展经济学关注的交汇点。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殖民主义世界体系的崩溃，使得第三世界的现代化发展问题空前突出。世界各 国现代化发展是不是只有西方的资本主义惟一模式，马克思本人于1877年在给俄国《祖 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论及俄国发展道路问题时，提出了似乎还存在着不同于西方 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的另一种可能。马克思当时就俄国社会内部对发展道路存在 激烈的争论并向他征求意见时提出自己的看法。对马克思的论述后来的学者一直存在着 不同理解。发展模式是一个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没有解决的问题，而它在当前 全球化语境下又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以色列学者什洛莫·阿维内里写于1968年的文章 《马克思与现代化》概括了国际上有关这方面的争论情况，并提出了有代表性的见解。 [1]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现代化道路的种种讨论中，这一问题再次 被提出。荣剑于1987年第11期《哲学研究》上发表了《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问题——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哲学思考》，并于1988年第2期《哲学研究》上发表 了关于这篇文章争论的通信。这位作者还在《社会批判的理论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1998)一书的第一章就此问题再次展开更全面深入的论述。然而问题至此并没 有解决，正如马克思其他的许多思想的命运那样，他的关于社会发展历史模式的论述同 时被简单化地赞同和简单化地批评。在后现代语境中，情况更为复杂，马克思的历史发 展观被作为“线性”历史在后现代语境下同时受到来自左、中、右三个方面的消解与夹 击。一种是把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和结构加以稳定的自由主义倾向，以福山、亨廷 顿、罗尔斯、罗蒂等为代表。在反自由主义的激进倾向中同时生长着反进步反线性观， 除德里达的解构学派和后殖民主义话语等知识左派之外，美国的伊曼努尔·华勒斯坦也 是值得注意的人物。他认为资本主义并不表现为对封建主义的进步。还有便是自称要“ 超越左派和右派”的安东尼·吉登斯，作为“第三条道路”之中间派的代表，他也以“ 解构”为武器，自称要以他的“社会结构理论”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解构”。 吉登斯试图把马克斯·韦伯的悲观性批判、涂尔干的乐观性肯定(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 分工体系的建立和完成)与马克思主义混合在一起，把历史唯物主义与达尔文的进化论 及其他社会进化论捆绑在一起加以批判。他写道：“历史唯物主义是否是进化论的一种 形式呢?对此，我们尽管有某些保留，但我们还是可以说它确实是一种进化论。”于是 ，马克思的发展的历史观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同样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吉登斯引用了 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四种进步模式，认为“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包含了一种颠倒 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并把它硬塞到一种特定的发展模式中”[2]。即使在这样一位英国 当代著名社会学家的批评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对马克思文本的惊人误读。
在此种复杂化、多元论的语境下，重新解读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发展模式论作为一种不 同于以上三条路线的独特话语，无论是对于全球化文化中的对话，还是对于中国的现代 化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非常必要的。
一
马克思所论人类除原始社会以来四种社会发展经济模式历来是争论最大的问题之一，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 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3]后来马 克思在1867年为《资本论》所作第一版“序言”写道：“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 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 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 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4]人们又从马克思晚年的一些信件中发现他曾设 想过人类社会发展在东方是否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实现共产主义的问题。
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不是如吉登斯所说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硬塞”到一种“特定的发展 模式中”这个问题，在方法论上关系到逻辑的与历史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政治经济学的方法”[3]中已经明确地解决了。马克思指 出，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发展着的历史作为“实在主体”虽然在研究历史的经济形态的 头脑中是作为思维总体形态出现，“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但“实在主体仍然是在 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而头脑以思维总体把握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之种种 关系“在历史上已经存在”[3]。所以，吉登斯所说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颠倒”当然是 正确的，而说这是“硬塞”到历史发展的特定模式中，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但是我们思 考社会历史发展的种种范畴时必须以该范畴发育最充分成熟的形态着手，如对商品的研 究必须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着手，而不是从商品在原始或封建社会的雏形形态着手，因 此马克思说：“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 。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 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 同的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 的顺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3](第20～25页)马克思晚年 在与当时俄国民粹主义者的一系列有关的通信中，以同一方法重新思考并回答了历史发 展模式的问题。
二
《祖国纪事》是俄国民主主义者克拉列夫斯基于18世纪30～40年代创办的进步文学刊 物，发表过许多进步作家的作品，如诗人莱蒙托夫、批评家别林斯基的作品。17～18世 纪以来俄国在沙皇专制主义统治下，社会发展一直落后于西欧，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 主主义革命(1825年爆发的“十二月党人”起义)被沙皇残暴地镇压后，知识分子分化成 为以贵族阶层为主体的倾向欧洲资本主义模式的自由主义群体与以平民知识分子为主体 的民族民主主义(斯拉夫主义)两大主流思潮和群体。1861年虽然进行了废除农奴制的改 革，但是社会生产力仍然没有得到解放，知识分子处于种种复杂的思潮之中探索着前进 道路。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如《祖国纪事》的编辑和撰稿人，也以通讯方式向马克思讨 论与讨教。但由于俄国社会生产力的落后与思想界的封闭，那时的俄国社会主义尚未成 熟，带有空想的特征与民粹主义性质。如列宁高度评价过的著名作家赫尔岑便是带有民 粹主义特点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于18世纪70年代就极为重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带着这个问题他阅读了有关文献，对俄国进行了研究，还专门学习了俄文。为了写《 资本论》第三卷“地租”篇，他对俄国友人寄来的关于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土地所有权 的统计资料与出版物进行了多年研究并作了摘录。如1873年阅读了尼·卡拉乔夫的《古 代和当代俄国的劳动组合》，1881年底到1882年做了《关于俄国1861年改革和改革后的 发展的札记》。特别引起马克思兴趣的是俄国的农村公社问题，即俄国在封建的沙皇封 建专制制度下仍然在某些地区保留着古代社会原始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形式。马克思从历 史文献中考察了世界各地(包括欧洲、亚洲)，发现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态保留着原 始公社，它们零星地经历了中世纪的一切波折，一直保留下来，马克思的家乡特利尔专 区也有这种情况。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提到了俄罗斯和印度的“共产主义公社的 土地”[4](第3卷第818页)。原始公社在历史中的延续和保留，给晚年的马克思以启发 ，特别是他与俄国朋友的通讯中反复思考和讨论的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问题，构成了马 克思晚期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支点。有关问题集中体现在他1877年11月答《祖国纪事》 杂志编辑部的信和1881年2月底到3月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
马克思的《资本论》发表后不久在俄国便引起极大反响，革命的知识分子广泛地依据 《资本论》的思想就土地和农村公社问题讨论俄国社会发展的模式，纷纷去信向马克思 求教和探讨。马克思《资本论》论述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始是 通过“对农民的剥夺”，从而使广大农民失去土地与生产资料，沦为城市雇用劳动者， “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 动”。俄国的一些社会主义者据此认为俄国公社这种古老的形式注定要灭亡。
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集中地论述了“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 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这个问题。这封信是针对该杂志 1877年10月所登俄国民粹主义者米海洛斯基对《资本论》有所误解的文章《卡尔·马克 思在尢·茹柯夫斯基的法庭上》而写的。该文的作者把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本第一 版补遗中的附注对赫尔岑的批评误解为“俄国公社”现象便足以证明俄国所走的是不同 于欧洲的道路。问题在于马克思的这封信又遭到许多歪曲和误读。马克思的这封信旨在 阐明，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道路必须由该社会所处具体历史状况决定，欧洲通过原始积 累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道路是由欧洲的社会实践所决定与证实的，至于俄国究竟走什么 样的道路，也是要由俄国的社会革命的实践所决定与证实，而不能用任何其他发展模式 超历史地先验地“套”。马克思在这里充分地展示出俄国发展的两种可能性，即并不以 欧洲为惟一模式。然而，当时与后来直到今天的人们仍然用一种可能性去解读这封信。 马克思在信中重提了他对赫尔岑的批评。赫尔岑从德国(而不是俄国)文献中找到了“俄 国公社”的根据，以此来证明“腐朽的旧欧洲必须通过泛斯拉夫主义的胜利才能获得新 生”。这正是后来列宁尖锐批评的俄国民粹主义的见地。但是人们往往不去注意，马克 思一方面批评了把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欧洲拉回民粹主义的道路上去，另一方面却 并没有因此否定俄国走自己不同于欧洲道路的可能性(“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 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 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而“走自己的路”之“最好的机会”恰恰 是赫尔岑们与当时俄国所有民粹主义者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所向往的，也正是马克思在 信中一开始就批评的。这也就是说，马克思既批评了赫尔岑在历史依据不足情况下的武 断，又没有断然绝然否定“走自己的路”这样一种历史的可能性，并且即使这种可能性 在俄国成为事实，也不能表明如赫尔岑所设想那样，使俄国模式成为普遍的欧洲发展模 式。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信中论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同样观点时，表达得极为清楚明 白。他说，人们既可以根据他的论争认为他“反对”俄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观点，“至 少也有同样多的理由”断定他同意这种观点。只要我们仔细阅读这些信件便可以发现其 中充满着这样对“西欧模式”与“非西欧模式”的两可表述和语句。然而有人出于一种 根深蒂固的独断论思维方式把这两种“可能性”误解为一种必然现实性，把“两可性” 变为“定一性”。如有人认为“人类正沿着一条预定的道路，通过若干预定的阶段，走 向单独的一个预定的终点。因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有什么中心命题的话，这个 命题就是：现代化、工业化和社会及经济发展的进程一定会使每一个民族从封建主义通 过资本主义而进入共产主义”[1](第5页)。同样相反的极端，如种种不同形式的民粹主 义式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即认为落后的农业国不通过资本主义实现现代化便可以直接进 入社会主义，也是我们随处可见的。显然种种的误读与种种不同的政治的和思想的立场 有关，包括民粹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等。因为这个问题在资本主义全球化 的今天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的现实意义在于：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是否能够 免除“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而争取到“历史所能提供给一 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
三
在答《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还重申了他在《资本论》(法文版第315 页)所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趋势”：它“本身以主宰着自然界变化的必然性产 生出它自身的否定”，即一种崭新的经济制度；“社会的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必 然并只能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内部产生。这个论断也正是后来列宁对民粹主义所作的大量 批判中重复的。但是马克思特别强调，对此他“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所以如果把这 个论断变成“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会给他“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他“过多的 侮辱”。因为，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仅仅在西欧才体现为“历史的必然性” ，如果把这种现实化的历史必然性推向未来，变成普遍规律，这样，就把他关于特定历 史的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他强调即便是“极为相似的事情 ，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不同的结果(如农民与土地脱离变成‘自由民 ’这件事在古代罗马产生出奴隶制，在近代欧洲产生了资本主义)。如果把这些发展过 程的每一种形式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进行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 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 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5]。
马克思否认自己关于欧洲资本主义起源发展的历史的论述是“一般历史哲学理论”， 也就是否定了这种发展模式的超历史性。正如在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说的一样，历史范畴 作为世界史，带有一种总体性与线性的发展观的特征。那就是要求所有民族国家的个别 史都必须服从这一总体线性的世界史的“规律”。这一发展“规律”并不是历史的现实 运动的规律，而是头脑中逻辑运动强加于历史的“规律”。所以这一历史哲学也就是超 历史的。这一超历史的所谓“规律”也就不是真正的历史发展规律。超历史性也就是超 地域性，因为历史都是表现为特定空间的时间性运动。马克思的历史观不同于黑格尔的 “万能钥匙”式历史哲学，分歧的根本之点在于，历史的总体性线性的运动是现实经验 的，而不是超历史先验的。因此历史的发展运动之总体线性并不排除种种局部非线性之 可能，这些非总体化之非线性表现为方向的绕曲、转折，连续的中断、破碎，必然性表 现为可然性，正如不同民族以自身的不同方式、通过不同途径指向同一方向和目的。这 种在历史的总体线性方向和最终目的上显示的发展规律必然通过发展运动中的每一个体 (或相对整体之群体之意志)的自由意志之相互碰撞(指向某一目的方向的个体自由意志 ，与不同方向之个体自由意志之扰动、抵消、反拨)完成的。因此，必然既是个体自由 之实现，当意志指向历史目的时；也是个体自由之丧失，当意志偏离此目的时。这种历 史运动的辩证法与自然方法有共同之处，如陆地上的河流总是要流向大海的，其发源地 与入海口的地理位置之确定并不等于其整个流程中每一处弯曲、跌落、平静和回流，每 一条支流的汇合，都依此而定，不是的，它们是根据整个河流流经地域之地质、地理和 气候的具体情况决定的。但是，人们往往把马克思对这一模式的超历史性之否定当作在 发展运动中历史以各种不同方式再现这一模式的可能性之否定(马克思当时并没有否定 这种可能性)。这在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中表现为对黑格尔的总体线性历史的否定成为 对历史方向、目的和连续性的总体否定，即把局部的非线性、非连续与非方向、非目的 性夸大为一种总体。“线性”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上，既反对无方向的随机的发展观 ，也反对“单线”、“直线”与无间断无飞跃的渐进式的连续性。其“多线性”、“非 直线性”恰恰表明不同民族根据自身的不同情况可以有不同的发展道路，但作为生活在 同一星体上的人类在大的方向是一致的，这正是在总体历史宏观层次上的“人(类)性” (如共同的爱、平等、自由等人类普遍愿望和理想)所决定的。马克思对作为“万能钥匙 ”之“超历史”历史哲学的批判，恰恰表明吉登斯所批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把黑 格尔的辩证法加以颠倒后“硬塞”到一种“特定的发展模式中”是一种极大的误读与曲 解。
四
一种特殊发展模式是否可能具有普遍意义，是由以后历史发展的现实化道路实证的。 大约三年后，1881年在给俄国民粹主义者查苏利奇的信和草稿中，马克思再次探讨了俄 国发展的道路，根据俄国当时的特殊情况，提出它在农村公社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并存 的条件下，“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 果”之设想[5](第438页)。然而，在复信的第一草稿中出现的关于“卡夫丁峡谷”这段 话，在第二草稿中消失了，却加进了这段话：“如果资本主义生产定将在俄国获得胜利 ，那么，绝大多数农民即俄国人民定将变成雇佣工人，因而也会遭到剥夺的，剥夺的办 法是他们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先被消灭。但是，不管怎样西方的先例在这里完全不能说明 问题。”[5](第443页)到了第三草稿中第一草稿中关于“卡夫丁峡谷”的话又原封不动 地再次出现了。然而，第四稿，也就是1881年3月8日正式寄出的信中，这段话又被删除 了。这种反反复复进一步证明马克思对“走什么道路”这一问题看法的两可性。所以荣 剑认为：“马克思在晚年探讨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时所阐述的基本思想，对他50年代形成 的社会形态理论是一个重要的修正，他突破了原先得出的东方社会必须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结论，以科学的求实精神初步总结了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 和现实条件，其意义在今天看来是非常重要的。”[6]这种读解并不很确切。第一，马 克思19世纪50年代关于经济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的看法，并不能概括出他认为“东 方社会必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结论”；第二，1881年给查苏利奇的信中反复出现又被删 除，最后定稿中没有用上的“卡夫丁峡谷”的说法并不能认为是“一个重要的修正”， 而是马克思自己最后仍无定见的可能性设想；第三，马克思的“科学的求实精神”恰恰 表现在他对尚未被历史证实的未来道路的预想并没有采取一种武断的结论式态度。
在这里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值得注意。当时与马克思探讨或争论这些问题的俄国革命家 ，如米海洛斯基、赫尔岑、查苏利奇都是民粹主义者，包括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未能全然 摆脱民粹主义者普遍具有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说明在确立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社会主 义运动中的主导地位之前，民粹主义在俄国一直是主流思潮。特别应该指出，马克思当 时手头所得到的关于俄国农村土地占有与劳动组合的方面资料不可能是全面的，其中相 当部分来自民粹主义的材料。显然那是把俄国的农村公社制度进行了理想化的渲染，并 没有完全反映当时俄国的社会经济。关于这点，列宁的一系列的批判文章指出，俄国的 一些著作家虽然“远不是在一切方面都是一致的”，但对俄国资本主义、对农村公社、 对所谓“公社万能”却有一致的看法。这一点早被“不只一次地指出过了，不仅被指出 过，而且还被赞美为俄国的幸福”。列宁还指出：“把农民及其村社(即‘公社’)加以 理想化，是民粹主义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各种各样的民粹主义分子……都对这 种把‘村社’加以理想化和粉饰的企图作了很多贡献。”[7]
可以认为，马克思当时据以了解俄国情况的材料主要来自这些把“公社万能”赞美为 “俄国幸福”的民粹派们的文章。然而，当时也有一些材料并没有引起普遍注意。如18 67～1869年间在《祖国纪事》上连续刊载自由派人士斯卡尔金的题为《在穷乡僻壤和在 首都》的系列文章，1870年以同样的标题集中出了单行本。关于农村改革的问题在这部 书中占了很大份量，书中根据事实的详细考察，以特写方式描述农奴制改革后农民的穷 困状况，并加以政论性评述。这本书于30年后，在列宁批判民粹主义的著名文章《我们 拒绝什么遗产》中被详加引用并论析。在这部著作中，作者揭示了改革后的农村公社农 民所缴纳的赋税高于他们所得，这是农民仍然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当时俄国《征 税委员会报告》，下层阶级担负了全部税务的76%，上层阶级只担负了17%。据1877年统 计，在欧洲的俄罗斯境内49个州中，贵族占有土地7 300万俄亩，约占全部私有土地的8 0%；其中约3 000万俄亩属于一千个最大地主。此外，还有把农民紧紧地固定和捆绑在 土地上加以剥削和压迫的“连环保、身份证制度以及家长制”等等。所以当时俄国的农 村公社决不是“共产主义公有制”的萌芽，而是“农奴制的残余”，“村社的权力渐渐 变成豪绅和乡村文书的权力，结果这个权力并不保护农民，反而成了他们的终生的羁绊 ”，“村社的土地使用制使每个农民陷入对整个村社奴隶般依赖的地位”。农民既不能 出卖土地，也不能“自由”地流入城市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就极大地限制了资本主义 的发展。所以民粹派们把农村公社理想化与他们对沙皇的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寄托更 多的希望是一致的。列宁指出，斯卡尔金所表示的愿望是与民粹派的种种方案根本相反 的，而“民粹派的这些方案就是要把村社固定下来，不许份地出卖等等”[7](第123页) 。而斯卡尔金把村社看成农奴制残余加以反对，并力图使之瓦解的最终目的是与使农民 脱离土地的羁绊“解放”成自由劳动力出售以利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相适应的。关于 这一点，列宁指出，斯卡尔金“完全是从纯粹资产阶级的观点来考察关于农民生活的这 些问题，虽然如此(更确切说正是这样)，他非常正确地估计了把农民固定起来对于整个 社会发展和农民本身的害处。这个害处对于最下层农民、对于农村无产阶级，是特别厉 害的”。
当时俄国虽然在工业上较之西欧还处于落后状态，但1860～1890年间工业产值增加了6 倍，在主要工业部门中机器生产逐渐代替了手工劳动，已基本上完成了工业革命，列宁 于19世纪末写了《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指出，俄国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的革命，“必 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是进步的，是“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 需要相适应的”。斯卡尔金是“进步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代表者，而民粹派分子和思想 体系则是小资产阶级的，在许多方面是反动的。”他指出：“民粹派总是议论着：‘我 们’应当给祖国选择什么道路，如果‘我们’让祖国走这样的道路，那么会遇到什么灾 祸；如果我们避开欧洲老婆婆所经过的危险道路，如果既从欧洲又从我们古老的村社制 度‘吸收好东西’，那么‘我们’能保证什么样的出路，以及其他等等。”[7](第145 页)这些议论正是民粹主义者向马克思求教的问题。列宁以对俄国现实状况更详尽、深 入和具体的了解与分析否定了马克思依民粹派的愿望设想的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 可能性，正如马克思在复信第四稿删除了这句话一样，俄国革命实践把这种思想理论上 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的“不可能”。
列宁在这篇文章中还批判了民粹派恩格尔加尔特以“农民劳动组合”的独特性和独创 性扬言“连欧洲我们也能打垮”，“而且欧洲的农夫也会拥护我们”，指出这是“几乎 与沙文主义相同的狭隘民族主义”。这与马克思对赫尔岑泛斯拉夫主义的批判异曲同工 。
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复信的第二草稿中申明，查苏利奇所说的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完全不知道”。现在和他保持联系的一些俄国人，就他所知，“是持有完全相 反观点的。”[5](第443页)而查苏利奇所说的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俄国公 社必须灭亡，此即坚持俄国走西欧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俄国 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组织。1883年建立了包括查苏利奇以及普列汉诺夫在内的“劳动解放 社”，而与马克思保持联系“持有完全相反观点”的当然就是民粹主义者。[1]虽然马 克思批评了赫尔岑以俄国模式否定西欧模式之泛斯拉夫主义，但马克思并没有像后来列 宁那样直接批评俄国的民粹主义。在他看来，西欧模式、俄国模式都不是某些革命家头 脑中的先验模式，而是历史实践的结果。“卡夫丁峡谷”的跨越正如马克思所说：“不 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5](第451页)然而，从俄国的十月革命的成功到1989年前 苏联的解体恰恰是马克思当年对“卡夫丁峡谷”跨越的两可性在曲折的历史实践中的验 证。
五
关于马克思论“卡夫丁峡谷”的争论，关于历史线性的争论，在当前无不与全球化问 题缠绕在一起。因为“全球化”是历史发展模式的现实化，在这一话语中包含着历史哲 学的悖论：全球化是全球资本主义化；在这种全球化中包含着自身的否定，那就是全球 非资本主义化。这一巨型历史悖论既包含在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关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与异化“走在同一条道路”的思想中，包含在《共产党宣言》 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与资本主义的最终灭亡之论述中，也包含在列宁对民粹 主义的批判和苏联“新经济政策”中；既包含在苏联东欧的解体和中国的改革中，也包 含在全球化遭遇的强有力的反全球化运动中……
这一历史悖论是围绕着历史线性展开的，那就是吉登斯和许多后现代理论家批判的“ 进步”或“发展主义”，即争论以下问题：(1)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性对于前现代 是不是一种历史的发展和进步；(2)当前资本主义，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在生 产力上是不是仍然继续着革命性的变革，是不是不断调整着其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 发展；(3)资本主义全球化是不是历史发展和进步不可避免的历史要求；(4)随着历史的 进步和发展必然带来资本主义是不是“本身以主宰着自然界变化的必然性产生出它自身 的否定”，以及在这种自身否定中跃现的非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最终实现。
有人把非资本主义全球化与一般的全球化区别开来，称为“全球主义”，如英国社会 学家阿尔布劳[8]；有更多的人从民族国家的超越来看全球化的意义，并以此把全球化 的悖论贯通起来；有人从法王亨利四世、伏尔泰、康德、尼采等人那里引来“世界公民 ”、“世界国家”思想……
马克思认为在民族国家的资本主义统治下，“工人没有祖国”，因此他号召“全世界 无产者联合起来”。乌尔里希·贝克认为，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年后的今天，应 当发表一篇“世界公民宣言”：“全世界的世界公民，联合起来!”[9]“全世界无产者 联合起来”这个口号是对开始写在《共产党宣言》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纠正，今天 又返回“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个中国古代提出的贯于古今、联接四海的人类共同理想。 因此，全球化悖论的最后辩证统一也就是上述口号和宣言的统一，也就是跨越不跨越“ 卡夫丁峡谷”的统一，历史的线性与非线性的统一。
收稿日期：2004-03-21
注释：
①《社会批判的理论与方法》一书写道：“在这封信中，马克思批驳了俄国民粹派理 论家米海洛夫斯基强加于他的一种观点，即把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关于社 会发展一般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由此要求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 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荣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12页)。这是误解，恰恰相 反，作为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是反对俄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见列宁《我们究竟拒 绝什么遗产》第五节“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论‘学生们’拒绝遗产”)。马克思在这封信 中所作的申明在于马克思对赫尔岑责难，赫尔岑以俄国公社来否定西欧资本主义，但米 海洛夫斯基将此误解为马克思对俄国走自己不同于西欧道路的“努力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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