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藏版本及《辽小字藏》存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字论文,版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佛教大藏经的历史上，辽藏是值得我们充分重视的大藏经。主要理由有三点：第一，《开元大藏》是“会昌废佛”以后中国写本藏经的主流，而辽藏可视为《开元大藏》的嫡系。第二，辽藏是中国刻本藏经中北方系藏经的唯一代表。第三，虽然辽藏本身已经亡佚，但它的影响通过《再刻高丽藏》、《大正藏》流传下来，至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由于辽藏早已亡佚，长期以来，它被视为“谜一样的藏经”。虽然近几十年来，有关辽藏的新资料不断被发现，很多研究者对它进行研究，并取得不少重要的成果，但辽藏的真实面貌，诸如辽藏的版本、刊行、构成、存本等一系列问题依然若暗若明。不同研究者依据的资料不同、观察的角度不同、研究的方法不同，得到的研究结果也不同，使辽藏研究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样态，乃至在辽藏研究领域，至今存在许多似是而非的说法。因此，对大藏经研究者来说，研究辽藏依然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任务。 一、“辽藏”及其版本 从辽藏的研究史看，人们对辽藏的认识逐渐深入。 从现有资料看，最早为辽刻大藏经定名的是高丽僧人守其与宓庵。守其在他的名著《高丽国新雕大藏经校正别录》及为《再刻高丽藏》所作的不少校记中称所依据的辽刻大藏经为《丹本》、《丹藏》、《丹藏经》。宓庵则称所见辽刻大藏经为《丹本大藏》，并撰《〈丹本大藏〉庆赞疏》。守其本人并没有介绍他所依据的《丹本》的形态，但从《校正别录》的有关记载分析，守其所依据的《丹本》每行十七字，这与应县木塔所出的木刻大字本相同。而从宓庵《〈丹本大藏〉庆赞疏》看，他所谓的《丹本大藏》与丰润辽塔所出“纸薄字密”的木刻小字本相类。所以，当时高丽僧人仅以国名命藏，没有从定名上对两种不同的辽代刻本藏经作出明确的区分。 近代以来，日本妻木植良最早对辽刻大藏经进行研究。1912年，他发表《论契丹雕造大藏经之事实》①，将辽刻大藏经定名为“《契丹本大藏经》”，继承了守其与宓庵的命名法。但他既介绍了守其的工作，又全文引用了宓庵的《〈丹本大藏〉庆赞疏》，对所谓《契丹本大藏经》的版式却未作交待，没有说明他所谓的《契丹本大藏经》到底是大字本，还是小字本。如上文所说，守其本人并未介绍所依据《丹本》的形态，必须仔细研究《校正别录》的有关论述才能得知守其所依据者实为大字本。而妻木植良的文章却缺少这种研究。所以，我认为妻木植良所谓的《契丹本大藏经》应指《〈丹本大藏〉庆赞疏》所描述的小字本，并没有意识到另外还存在着一种大字本。野上俊静撰《辽金之佛教》依据妻木植良的论文论述《丹藏》，并误称《再刻高丽藏》参用的就是纸薄字密的册装《丹藏》②。由此说明，起码在野上俊静心目中，妻木植良所说的《契丹本大藏经》是小字本。 妻木植良之后，研究辽刻大藏经的研究者一般沿用《契丹藏》这一名称。至于《契丹藏》的形态，有些研究者未予涉及；有些研究者虽然涉及，一般也只是转引宓庵《〈丹本大藏〉庆赞疏》的有关描写。可以说，在这些研究者的心目中，所谓辽代大藏经都指小字本。吕澂注意到守其所指的辽藏实际为十七字本，但仅写在注释中，没有展开进一步的研究③。小川贯弌的《大藏经——形成与演变》提到，近代在吐鲁番出土若干刻本佛经残片，每行十八、十九字，因其帙号与《可洪音义》相合，应是《契丹藏》的残卷④。但他也没有对此展开论述。 应县木塔辽刻藏经的发现推动了对辽代大藏经的研究。由于应县木塔所出系行格疏朗的大字本，于是郑恩淮在《应县木塔发现〈契丹藏〉》一文中评论宓庵《〈丹本大藏〉庆赞疏》中“帙简部轻，函未盈于二百；纸薄字密，册不满于一千”的记述时称：“显然这些臆测之言是完全错误的，皆因未见实物之缘故。”⑤一时学术界讨论的辽代大藏经均指大字本。但对辽代大藏经应该如何定名，则出现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 一种意见以任继愈为代表。1986年3月29日，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邀请专家座谈应县木塔发现的辽代大藏经。其间论及名称，任继愈主张称为《辽藏》，谓《辽藏》这个名称“可与《辽史》朝代划一，而且经文本身全是汉文。金藏即不称女真藏，约定俗成”。据说，当天的与会者咸表赞同⑥。 一种意见以郑恩淮为代表。他主张称为《契丹藏》，“因建国之民族为契丹族，最初国名为大契丹，辽圣宗统和时期又改国号为大契丹”，而这部藏经又是统和年间始刻的⑦。 任继愈从与《辽史》朝代划一，以及与《金藏》比照立论；郑恩淮从建国之民族、始刻时之国号立论。虽然郑恩淮关于大字本辽藏的始刻时间还可以再探讨，但两人的立论可说各有理由。但按照汉文行文习惯，凡有书名号者均为专用名词，亦即无论“《辽藏》”，还是“《契丹藏》”均只能用来指代某一部具体的藏经⑧。现在我们既然知道辽代刊刻的大藏经实际上不止一部，则对辽刻大藏经命名也需要重新考虑。 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个层面，仿照“宋藏”、“金藏”、“元藏”、“明藏”等名称，将辽代刊刻的所有大藏经统统命名为“辽藏”。在这里，“辽藏”是一个普通名词，使用时不加书名号。 笔者赞同采用“辽藏”这一名词，而不赞同采用“契丹藏”，理由有三： (一)如任继愈所说：与《辽史》朝代划一，与“宋藏”、“金藏”、“元藏”、“明藏”等名称并列。 (二)辽圣宗统和时期，曾改国号为“大契丹”，而至今我们掌握的辽代的藏经，并无刊刻于统和年间者。 (三)更为重要的是，现知辽藏有大字、小字两种，笔者将它们命名为《辽大字藏》与《辽小字藏》。但辽为契丹族建立的王朝，契丹族创制了自己的文字，有契丹大字与契丹小字两种。虽然至今没有任何资料能证明辽代曾经刊刻过契丹文大藏经，但也没有任何资料能否定辽代曾经刊刻过契丹文大藏经。学术研究从来是“说有容易说无难”，在理论上，目前我们还不能排除辽代曾经刊刻契丹文大藏经的可能。因此，将辽代刊刻的汉文大藏经命名为“辽藏”，就可以为将来可能出现的契丹文大藏经的命名留有馀地。即将来如果真的发现契丹文大藏经，可以依据所出现的藏经属于契丹大字还是契丹小字，分别命名为《契丹大字藏》或《契丹小字藏》，以与辽刻汉文的《辽大字藏》、《辽小字藏》明确区隔。但如采用“契丹藏”命名现在发现的辽刻汉文大藏经，则一旦发现契丹文大藏经，就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混淆与误解。 第二个层面，对辽代刊刻的各种不同的汉文大藏经，区别情况，分别命名。此时该名称为专用名词，加书名号。如《辽大字藏》、《辽小字藏》。 在此，我想特别提出的是，宋辽金是我国佛教大藏经从写本向刻本过渡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写本藏经与刻本藏经同时流通。因此，严辨写本、刻本之别，是研究宋辽金佛教大藏经必须注意的重要问题。 我在研究写本藏经形成史的过程中，曾经提出大藏经三要素：取舍标准、内部结构、外部标志⑨。从写本藏经的组成特征的角度来讲，上述三要素可改而表述为内容、结构、标志这三个要素，内容与结构体现藏经的内在特征，标志属于藏经的外部特征。任何一部写本大藏经，都可以用上述三个组成要素来衡量。亦即就写本藏经而言，如果上述三个要素全变了，藏经当然变了，成为一部新的藏经；如果仅内在特征变了，藏经实际也变成一部新藏经；但如果内在特征没有变，仅外部标志变了，则应该说这部藏经还没有变。所以，决定一部写本藏经的关键因素是它的内容与结构等内在特征。内在特征主要体现在该藏经的目录中。由此，研究目录成为研究写本藏经的关键。 刻本藏经与写本藏经的最大差别，在于采用刻板印刷的方式，故凡用同一副版片刷印出的藏经，全都一样。因为对刻本藏经来说，版片一旦固定，则反映其内部特征的内容与结构，反映其外部特征的帙号，已全部固化在版片中。因此，如果说区别诸种写本藏经的最大依据是其目录的话，则区别诸种刻本藏经的最大依据是其版片。只要版片不同，即使所依据的内容、编次、编号完全相同，哪怕后一部藏经是前一部藏经的覆刻本，我们仍然认为它们属于不同的藏经。当然，这里还需要正确认识补雕、递修在刻本藏经中的地位，但这不属于本文的任务，这里不谈。 世有所谓“版本学”，研究的是诸种刻本的区别。从这个角度讲，写本可称为“传本”。区别传本与版本，亦即写本大藏经与刻本大藏经的不同特征，是我们研究宋辽金佛教大藏经时必须注意的。 按照上述思路，笔者把所有辽代刊刻的汉文大藏经统称为“辽藏”。则至今为止研究者已经掌握的不同版本的辽藏有： (一)应县木塔出土的大字本辽藏，我称之为《辽大字藏》。亦即守其所见本。 (二)与丰润小字本辽刻佛典相仿的辽藏，我称之为《辽小字藏》。亦即宓庵所见本。 此外，已有研究者提出，但尚需研究的辽藏有： (一)由韩国中央研究院藏书阁所藏高丽刻本引发的所谓“第三种辽藏”⑩。 (二)所谓“统和本”藏经(11)。 二、《辽小字藏》存本 如前所述，本文主张辽藏是辽代刊刻的汉文大藏经的总称，包括研究者已经掌握的《辽大字藏》、《辽小字藏》，也包括还在讨论中的所谓“第三种辽藏”及所谓“统和本”藏经。关于《辽大字藏》，笔者已发表《辽大字藏的定名与存本》(12)，此处不赘。关于所谓“第三种辽藏”，笔者已撰有《藏书阁藏高丽刻本〈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研究》，此处亦不讨论。关于所谓“统和本”藏经，提出者罗炤本人已经改变观点，指出这是一部写本藏经(13)，笔者同意罗炤的观点。虽然继续探讨此问题对我们认识写本与刻本转换期的大藏经乃至《辽大字藏》的刊刻、构成依然具有一定的价值。然而限于篇幅，本文亦不予讨论。在此仅讨论《辽小字藏》的存本。 (一)概述 1987年8月，河北丰润天宫寺塔所藏辽代文物被发现。 1989年5月，《文物春秋》创刊号发表陈国莹撰写的《丰润天宫寺塔保护工程及发现的重要辽代文物》(以下简称“陈文”)，披露了天宫寺塔中发现10号辽代刻经的消息，并称其中保存有蝴蝶装小字本。 宓庵《〈丹本大藏〉庆赞疏》叙述他所见的“丹本大藏”形态：“帙简部轻，函未盈于二百；纸薄字密，册不满于一千。”故《辽小字藏》不可能是卷轴装。此次发现的10号丰润辽经中，3号为卷轴装，7号为蝴蝶装。7号蝴蝶装中，TW24、TW26两号的题记中出现“小字”云云。且符合“帙简部轻”、“纸薄字密”等特点，故丰润天宫寺塔出土的这7号辽刻蝴蝶装佛典是否即为《辽小字藏》，或其中是否有《辽小字藏》，引起研究者极大的兴趣。 1989年底(或1990年初)，笔者随同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冀淑英、陈杏珍等考察了这批辽代刻经。未撰写论文，考查记录亦未发表。 1991年，《文物春秋》第2期发表朱子方撰《〈丰润天宫寺塔保护工程及发现的重要辽代文物〉一文读后记》(以下简称“朱文”)。1992年，《文物》第11期发表罗炤撰《有关〈契丹藏〉的几个问题》(以下简称“罗文”)。1992年，由政协丰润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丰润文史资料选辑》收入董宝莹、刘均合、陈少伟撰写的《天宫寺塔修复中出土珍贵文物及标本》(以下简称“标文”)。1997年，《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发表了郑绍宗撰《丰润天宫寺发现的辽代刻经》(以下简称“郑文”)。2003年，李富华、何梅出版《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以下简称“李何文”)。 上述论著，对这批文物均有介绍与研究。其中“陈文”、“标文”主要介绍这批典籍的概貌。“郑文”在“陈文”的基础上考订若干史实。三篇文章均没有涉及到《辽小字藏》问题。“朱文”称“在这一批辽刻经卷中有无《契丹藏》，还不能肯定”(14)。“罗文”提出：“尤需注意者，天宫寺塔《花严经》与《大乘本生心地观经》每卷首、尾皆刻印帙号，且与《契丹藏》同经帙号相合，应是复刻《契丹藏》的单刻经。”(15)亦即主张丰润刻经中不存在《辽小字藏》。“李何文”则主张：“因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及《一切佛菩萨名集》几种均有千字文帙号，而且它们的帙号又恰好与应县发现的帙号相同，说这几种是已佚《辽藏》的印本应该是没有问题的。”(16)“李何文”在肯定上述三种辽刻经典均为宓庵在《〈丹本大藏〉庆赞疏》中所述的小字本辽藏印本的同时，依据有关题记推断“这种‘小字’本《辽藏》是辽兴宗重熙初年开始雕印，它的最终完成可能要在辽道宗咸雍末年”(17)。 本节考察丰润天宫寺塔发现的辽代刻经中究竟有无《辽小字藏》，到底有几号《辽小字藏》。在此先将这10号辽刻佛典的简况表列如下。需要说明的是，“陈文”、“朱文”、“罗文”、“郑文”、“李何文”对这批辽刻经典的著录，与笔者的考察记录略有差异。“标文”著录与笔者的考察记录基本一致。表中的编号依据“标文”所附的标本编号著录，而名称、装帧、帙号依据笔者考察笔记著录，书影则依据《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18)著录：
以上卷轴装3号，蝴蝶装7号。由于《辽小字藏》不可能为卷轴装，故以下仅考察7号蝴蝶装。 (二)千字文帙号 如为大藏经经本，必须有千字文帙号。这是大藏经研究的基本常识。由于丰润辽刻佛典的资料至今并未全部公开，故只能依据目前已经披露的资料进行研究。现将7号蝴蝶装中，笔者考察时亲眼所见有千字文帙号，以及笔者未见，但据说有千字文帙号的经典罗列如下： 笔者考察时，亲眼所见丰润辽刻经典有千字文帙号的经典共3号，其中TW22《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为卷轴装(19)，本文不予讨论。此外的2号蝴蝶装为： TW25，《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千字文帙号为“壁”，该字在《千字文》用字中排位第487。 TW26，《大方广佛华严经》，千字文帙号为“平章爱育黎首臣伏”，该8字在《千字文》用字中排位从第111到第118。 笔者考察未见，但据说有千字文帙号的经典2号： “标文”称：TW23，《陀罗尼集》(拟)，有千字文帙号，为“卿”。该字在《千字文》用字中排位第496。 “李何文”称：TW29，《一切佛菩萨名集》，有千字文帙号，为“勿”。该字在《千字文》用字中排位第564。 由此，这批辽刻蝴蝶装佛典中有，或疑似有千字文帙号的经典共计4号。以下按照千字文帙号的顺序，对上述4号经典的千字文帙号略作考察。 1.TW26，《大方广佛华严经》，共八册，每册十卷，总计八十卷。千字文帙号刻在卷首。首册首叶首行作“大周新译大方广佛花严经序，卷第一，平”。八十卷共编千字文帙号8个，为“平章爱育黎首臣伏”。笔者考察时亲眼所见。亦可参见《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所附书影。 2.TW25，《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一册，十卷。千字文帙号刻在卷首，该册首叶首行作“大唐新翻译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序，壁”。笔者考察时亲眼所见。亦可参见《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所附书影。 3.TW23，《陀罗尼集》(拟) 需要说明，该号原为蝴蝶装，但现在已经散落为单叶。有些纸张已经糟朽。笔者考察时，该卷尚未修整，故不敢逐纸全面考察，仅大致翻看，并做简单记录。考察时没有发现千字文帙号。但后来“标文”著录该号，称有千字文帙号“卿”。为慎重起见，依照研究论著的时间顺序，将与该号有关的资料抄录如下： 1989年5月的“陈文”著录： “《佛说圣光消灾经》一卷，小字，长15公分，宽7.5公分，厚约3公分。每行10个字，汉文和梵文(蓝奢体)相间排列，应是梵文的音译本。”(20) 1989年底(或1990年初)笔者考察时的记录如下： “《陀罗尼集》(拟)，零叶，袖珍本。 有《佛说大摧碎陀罗尼经》。 梵文、汉字音译两种文字相间排列。半叶六行，梵文、汉字释音各三行，行十字。 汉字半叶六行十五字。 细黑口。”(21) 1991年的“朱文”依据“陈文”著录，考订如下： “《佛说圣光消灾经》，此为略称。有两种译本：一为唐代不空译，全名为《佛说炽盛光大威德消灾吉祥陀罗尼经》；另一也是唐代人译，但译者失名，全名为《大威德金轮佛顶炽盛光如来消除一切灾难陀罗尼经》。……房山云居寺石经中有此经，全名作《最胜无比大威德金轮佛顶炽盛光消灾难吉祥陀罗尼经》一卷，唐不空译，金天眷元年(公元1138)刻，帙号为‘槐’字，当是根据《契丹藏》刻成。可能由于辗转传抄，传刻，经名很不统一。此本为小字，本头亦小，汉文和梵文相间排列，应是坊间刻印本，供一般僧尼及佛教信徒诵读的。”(22) 1992年的“罗文”仅以“梵汉合璧经咒合集”一句带过，未对该经作详细介绍(23)。但其定性无疑是正确的。亦即本经并非某一部陀罗尼经，而是若干部陀罗尼的合集。 1992年的“标文”有较为详细的著录： “散页梵汉合璧经一摞(TW23)。叶高14.81厘米，半叶宽7.50厘米。木版印刷，每叶两版，版高11.91厘米，板宽6.82厘米。每版有6行相互间隔的梵汉文字，每行13-16字。每版四边均为双栏，每叶两版间有版心。版心刻经本简题和叶码。并有千字文序号‘卿’的字迹。”(24) “标文”首次提出该经有千字文帙号“卿”。 1997年的“郑文”著录： “《佛说圣光消灾经》一卷。小本已零为残页。小字。长15厘米，宽7.5厘米，厚约3厘米(原未计页数，下同)。每行10个字。汉、梵文对照，相间排列。系梵文音译本。有无题记未能详细查阅。”(25) “郑文”文字与“陈文”雷同。 2003年的“李何文”仅采用“罗文”的定名，用一行文字介绍： “《梵汉合璧经咒合集》1册，册装本。”(26) 以上诸家著录，或简或繁，仅“标文”著录该册有千字文帙号。由于“标文”系天宫寺塔修复人员撰写，其权威性不容忽视。故在没有有力反证的情况下，本文暂采用“标文”的著录，认为本号有千字文帙号“卿”。 4.TW29，《一切佛菩萨名集》 《一切佛菩萨名集》，一函六册。笔者考察时未见有千字文帙号。但“李何文”提到该经有帙号，称： “《一切佛菩萨名集》1帙6册，22卷，帙号为‘勿’，册装本。”(27) “李何文”称其资料出处为“陈文”，但笔者检索“陈文”，未见著录帙号。“陈文”附有《一切佛菩萨名集》照片一张，从照片可见可见该号上下粗栏，左右子母栏，细黑口。版心有经名卷次“佛菩萨名集中”及版片号“五”。未见有千字文帙号。《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所附书影显示：该经第一册首叶首行为标题，作“大藏教诸佛菩萨名号集序”，下无帙号。第二行为作者名，无帙号。细黑口。版心有经名卷次“佛菩萨名集上”及版片号“一”。如有帙号，应标注在首册首叶，但书影未见。其他诸研究者亦均未著录该号有千字文帙号。 从“李何文”将TW23《陀罗尼集》(拟)命名为“梵汉合璧经咒合集”，则“李何文”或曾参考过“罗文”。查“罗文”对《一切佛菩萨名集》的介绍，其中有“房山石经中有此经，帙号为‘勿’”(28)云云，颇疑“李何文”所谓丰润此经帙号为“勿”，乃误读“罗文”所致。 总之，就目前资料看，“李何文”称《一切佛菩萨名集》有千字文帙号的依据不足，本文不予采信。下文仅考察其馀3号蝴蝶装辽经。 (三)版式 版式指板框大小、行款、边栏、版心、版片号等版面体现的各种元素。这是判别刻本佛经的重要依据。 在此先将上述3号有千字文帙号的经典的纸张、板框大小(单位为厘米)(29)、行款、边栏、版心等数据表列如下：
同一部刻本藏经，其版式应当一致，这也是大藏经研究的基本常识(30)。 从上表的数据，我们显然应该把《陀罗尼集》(拟)排除在《辽小字藏》之外。因为《陀罗尼集》(拟)的开本大小仅为7.5×14.9厘米，属于随身携带的袖珍本。至今为止，我们没有发现过袖珍本的大藏经。从理论上讲，古代大藏经主要用于供养，佛教徒不可能刊刻袖珍本大藏经。“朱文”推测它“应是坊间刻印本”是正确的。 顺便说一句，该经内容，除了已知的《佛说圣光消灾经》、《佛说大摧碎陀罗尼经》(31)之外，还有《佛顶尊胜陀罗尼》(大正974B)、《一切如来白伞盖大佛顶陀罗尼》(大正1048)。其他还有什么内容，需要仔细考察原件方可得知。在尚未完整考察其内容之前，目前很难对该经的定名及历代经录著录、历代大藏收录情况作全面研究。本文暂拟名作“陀罗尼集”。 下面考察TW26《大方广佛华严经》与TW25《大乘本生心地观经》。 虽然《大方广佛华严经》与《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的千字文帙号与《房山石经》中的辽金刻经相同，显示出它们可能均属辽藏系统，属于《辽小字藏》，但是，如下几点不能不启人疑窦： 第一，两者的纸张大小不一。 第二，两者的板框大小不一。 第三，两者的行款多少不一。 第四，两者的边栏、版心形态不一。 因此，可以肯定地讲，即使这两部经典中有某一部属于《辽小字藏》，但不可能两部都属于《辽小字藏》。 (四)TW26《大方广佛华严经》考察 关于该经的形态，“陈文”、“罗文”、“标文”均有较为详尽介绍。另有一些值得补充介绍的内容，但与本文论述主题无关，此处从略。 现依据考察笔记，将该经的刊刻题记10行，按照原行款录文如下(“/”为换行符号)： 大契丹国燕国长公主，奉为/ 先皇御灵，冥资景福；/ 太后圣寿，永保遐龄。一人隆戴斗之尊，正后叶齐天/ 之算。太弟、公主，更析派于银潢；亲王、诸妃，长分于荫/ 玉叶。次及有职，后逮有情。近奉/ 慈尊，远成佛道。特施净财，敬心雕造小字《大花严经》/ 一部。所冀流通，悉同利乐。/ 时重熙十一年岁次壬午孟夏月甲戌朔雕印记。/ 燕京左街僧录崇禄大夫检校太保演法通慧大师赐/ 紫沙门琼煦提点雕造。/ 同样的题记见于该经的卷十、卷二十、卷五十、卷六十末尾。卷七十末尾仅存3行，内容不全。 该题记交代得很清楚，本号乃燕国长公主所雕造的单刻本，且仅雕刻《华严经》一部，故非大藏经本。由于有千字文帙号，我们可以判定该单刻本的底本出于某部大藏经，但该经本身依然属于单刻本。 “李何文”认为：“因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及《一切佛菩萨名集》几种均有千字文帙号，而且它们的帙号又恰好与应县发现的帙号相同，说这几种是已佚《辽藏》的印本应该是没有问题的。”(32)这一观点不能成立。且不说《一切佛菩萨名集》并无千字文帙号，在大藏经研究中，是否有千字文帙号，该帙号是否与该经在某藏经中的帙号相符固然是判定该经是否属于该藏的必要条件，却并非充分条件。因为还需要考察该经的版式、题记等诸多内容。 就版式而言，如前所述，《大方广佛华严经》、《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版式完全不同，因此肯定不会属于同一部藏经。 就题记而言，“李何文”称“这种小字本《辽藏》均为奉旨雕造的官版，如前所引《华严经》题记，《华严经》是‘大契丹国燕国长公主’奉辽兴宗之旨施资雕印的”(33)，但我们从上述《华严经》题记中读不出该经乃“大契丹国燕国长公主奉辽兴宗之旨施资雕印”的含义。题记表述的仅仅是该长公主为了“近奉慈尊，远成佛道”，刊刻了这一部《华严经》，并将刻经功德广为回向到先皇、太后、皇帝(即题记中的“一人”)、正后、太弟、公主、亲王、诸妃，乃至所有的官员(即题记中的“有职”)及一切有情。 “罗文”主张该《华严经》是单刻经，这一判定是正确的。 (五)TW25《大乘本生心地观经》考察 该经第一册扉叶粘有咸雍六年题记一纸。笔者考察时发现所粘之纸张、上面刊印的字体与该经正文的纸张、字体均不类，应是从其他经典上窜入的。1992年“罗文”指出：“它原应是另一帙《一切佛菩萨名集》第1册的尾题，脱落后误粘于此经第1册扉叶。”(34)“标文”也提出同样的观点，并认为“可能是当时装订之误，也可能是以后修整时之误。”(35)我认为，不管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该题记并非《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的题记，这一判断是正确的。由于该题记与本经典无关，故本文对该题记不作讨论。 排除扉叶的题记干扰以后，我们可以发现，该《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没有题记。丰润辽经蝴蝶装共7号，不算残缺的《陀罗尼集》(拟)，现将其馀6号有无题记的情况表列如下：
上述TW27《金刚经》虽无题记，但从形态看，可知为坊刻佛典。坊刻佛典有的标注经坊名称，大多没有题记。本号《金刚经》结尾有墨书“乙卯岁施”，也证明此乃坊刻后供人请购布施的经典。 其馀《金光明最胜王经》、《大方广佛华严经》、《妙法莲华经》、《一切佛菩萨名集》4部均有题记，有的题记竟长达200馀字。故《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之无题记刚好彰显它的特殊身份。我们知道，历代官刻大藏经，一般均无题记。由此，在此必须考虑该《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为官刻大藏经印本的可能。 下面根据笔者考察，参考“标文”、“罗文”的记叙，对该《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形态介绍如下： 《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一函三册。 函套内贴黄帛，外粘橙红帛。函套封面正中上方粘有楷书题签“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函套口有竹质天竿，上系橙红色缥带。 经书为蝴蝶装，蓝纸封面。封面左侧上方有粘有经名签。三册情况如下： 第一册：经名签中题“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一卷”，共63叶，内收《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御制序、卷一至卷三。 第二册：经名签中题“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二卷”，共43叶，内收《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卷四、卷五。 第三册：经名签中题“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三卷”，共52叶，内收《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卷六至卷八。 该经首题有界栏，与《辽大字藏》风格相同。装帧华贵，版式整齐，通篇楷书，刻印精湛，亦显示其不同凡响的身份。 此外，该经半叶10行，行20字，虽为小字本，但版式疏朗大方。与半叶12行，行30字的《华严经》相比，后者显得文字局促，版面紧张。 综上所述，我认为丰润发现的辽代刻经中，唯有该《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可视为《辽小字藏》印本。我们可以据此作为鉴别《辽小字藏》的依据。 《大乘本生心地观经》总计八卷，丰润辽刻保存完整。且三册《大乘本生心地观经》，每册均有千字文帙号“壁”。该帙号用字在《千字文》用字中排位第487，已溢出《开元大藏》，而又与《房山石经》同经的帙号相同，证明《辽小字藏》与《辽大字藏》帙号相同，结构相同。因此，《辽小字藏》可能是《辽大字藏》的改版复刻本。 在此将该经装帧、版式等特征总结如下，以备后考： 第一，装帧形式：蝴蝶装。 第二，板框半叶宽11.3厘米，高21厘米。 第三，半叶10行，行20字。 第四，四边子母栏。白口。版心有经名卷次、版片号。 第五，除了表明官刻身份的题记外，一般无题记。 第六，有千字文帙号，其帙号与《辽大字藏》一致。 前此，很多研究者都主张《辽大字藏》应为官藏。现在看来，《辽小字藏》亦为官藏。亦即有辽一代，辽代先后刊刻了两部官藏——《辽大字藏》与《辽小字藏》。这两部藏经先后传入高丽，分别为守其、宓庵所见。 “李何文”曾依据丰润辽刻佛典题记来推断《辽小字藏》的刊刻年代。由于《辽小字藏》本身并无题记，故“李何文”的推断也站不住脚。 上述结论是依据现有资料所做的分析。是否正确，有待新资料的发现。 ①妻木直良：《契丹に於ける大藏经雕造の事实を论ず》，载《东洋学报》第二卷第三号，1912年9月。 ②参见野上俊静：《辽金の佛教》，平乐寺书店(京都)，1953年9月。 ③参见吕澂：《契丹大藏经略考》，《现代佛学》1950年第12期。由于当时对小字本辽藏的形态亦不了解，因此，此处不能排除吕澂把每行17字本当做小字本的可能。 ④参见小川贯弌：《大藏经——成立と变迁》(大藏经——形成与演变)，百花苑(京都)，1964年11月。 ⑤郑恩淮：《应县木塔发现〈契丹藏〉》，载《辽金史论集》第二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71页。此文发表时，丰润辽刻已经发现，但尚未正式公布。 ⑥参见张畅耕：《〈龙龛手镜〉与辽朝官版大藏经》注释一，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1年，第108页。 ⑦郑恩淮：《应县木塔发现〈契丹藏〉》，第174页。 ⑧郑恩淮称：“至于《契丹藏》刻过二藏、三藏，亦无妨皆称之为《契丹藏》，因世人所说《契丹藏》，并非专指已知某本而言。”这种说法，混淆了专用名词与普通名词的用法，不符合学术界研究佛教藏经的规范。在上个世纪佛教大藏经的早期研究阶段，由于对大藏经版本的掌握不甚丰富，也因为日本的某些藏经往往是诸藏混合本，故曾经出现过《宋藏》、《元藏》、《明藏》之类的称呼。对随着藏经研究的深入，这些称呼已经逐渐被废弃。 ⑨参见方广锠：《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⑩参见方广锠：《藏书阁藏高丽刻本〈药师瑠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研究》，这是应韩国学中央研究院之邀所写的论文。限于资料不足，这个问题并未得出最后的结论，只是提出几种可能，以供研究者参考。最终的结论，有待新资料的发现。 (11)参见罗炤：《再谈〈契丹藏〉的雕印年代》，《文物》1988年第8期。 (12)参见方广锠：《辽大字藏的定名与存本》，载《中国学术》总第18辑，商务印书馆，2005年。 (13)罗炤：《有关〈契丹藏〉的几个问题》，《文物》1992年第11期，第55页。 (14)朱子方：《〈丰润天宫寺塔保护工程及发现的重要辽代文物〉一文读后记》，《文物春秋》1991年第2期，第47页。 (15)罗炤：《有关〈契丹藏〉的几个问题》，《文物》1992年第11期，第54页。 (16)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关于〈辽藏〉的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北京)，2003年，第131页。 (17)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关于〈辽藏〉的研究》，第141页。 (18)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编：《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 (19)该《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有千字文帙号“刻”。查《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宋法天译，为历代大藏经所收，但千字文帙号均不为“刻”，唯有《房山石经》刻本的千字文帙号作“刻”，金代刻石。证明《辽大字藏》收有此经。则丰润该卷是否《辽大字藏》经本呢？罗炤探讨了这一问题，认为该经不属于《辽大字藏》，对该经的归属，提出两种可能：“笔者认为，天宫寺塔的《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不属于官版《契丹藏》。它既可能是单刻经，也可能是辽代所刻另一部大藏经的零卷。”(罗炤：《有关〈契丹藏〉的几个问题》，载《文物》1992年第11期。)笔者赞同该《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并非《辽大字藏》。同时笔者认为，它并非辽代所刻另一部大藏经的零卷，只能是一部单刻经。该单刻经以《辽大字藏》经本为底本，故保留辽藏帙号。因此问题与本文主题无关，在此不作论证。 (20)陈国莹：《丰润天宫寺塔保护工程及发现的重要辽代文物》，载《文物春秋》创刊号，1989年(总1·2期)，第81页。文中“蓝奢体”应为“悉昙体”之误。 (21)考察笔记，未曾发表。 (22)朱子方：《〈丰润天宫寺塔保护工程及发现的重要辽代文物〉一文读后记》，《文物春秋》1991年第2期，第48页。 (23)罗炤：《有关〈契丹藏〉的几个问题》，第54页。 (24)董宝莹、刘均合、陈少伟：《天宫寺塔修复中出土珍贵文物及标本》，载《丰润文史资料选辑》，第16页。 (25)郑绍宗：《丰润天宫寺发现的辽代刻经》，《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1997年第二辑，第531页。 (26)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第130页。 (27)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第130页。 (28)罗炤：《有关〈契丹藏〉的几个问题》，第54页。 (29)纸张、板框数据，诸家著录略有差异。本表依据笔者考察及《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著录。 (30)同一部藏经的不同时期印本，纸张的大小可能会有变化，但除了特殊情况以外，板框大小应当一致。所谓特殊情况，是指由于时间的迁流，湿度的变化，有时经版会出现涨版、缩版现象，导致同版印刷的不同印本板框大小不同。但因涨版、缩版而产生的板框差距应在合理范围之内。且不同印本的板框大小虽因涨缩而有差异，版面其他特征应完全一致。 (31)可能是《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大正2174A)著录的“《金刚忿怒速疾成就大摧碎陀罗尼》一卷，并梵字一卷，不空译，说降伏大力自在等。”待考。 (32)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关于〈辽藏〉的研究》，第131页。 (33)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关于〈辽藏〉的研究》，第141页。 (34)罗炤：《有关〈契丹藏〉的几个问题》，第54页。 (35)董宝莹、刘均合、陈少伟：《天宫寺塔修复中出土珍贵文物及标本》，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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