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斗板与第二次鸦片战争--新出版的档案文件揭示了英军烧毁颐和园的事实_第二次鸦片战争论文

孟斗班与第二次鸦片战争——新公布的档案文献揭露英军焚毁圆明园之真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鸦片战争论文,圆明园论文,英军论文,文献论文,真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6)01-0094-07

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之战,被中国史学界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西方史学家有人称之为“第三次鸦片战争”(他们将1856年秋英国人发动的“亚罗之战”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战争,以中英、中法完成《天津条约》的换文和重新签订《北京条约》(《续增条约》)而告结束。美、俄两国又趁火打劫,借口他们自导自演的“最惠国待遇”条款,迫使清政府也与他们分别签订《北京条约》。英法联军于此期间焚掠圆明园,使中国蒙受了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也使殖民主义者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率领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的,分别是法国远征军的司令员孟斗班(Charles CousinMontauban,1796-1878,后荣膺“八里桥公爵”的爵位)和英国远征军司令克灵顿(James Hope Grant,1808-1875)。

法国学者贝纳尔·布里宰(Bernard Brizay)于2003年在巴黎罗塞(Rocher)出版社推出了一部资料性很强的著作《焚掠圆明园,英法联军1860年远征中国(第三次鸦片战争)》[Le Sac du Palais d'Eté-L'Expéditionanglo-francaise de Chineen 1860(Troisiéme guerre de l'opium)]本文仅根据此书提供的文献资料,再结合其他中西文资料,对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过程及结果略作阐述。①

一、孟斗班受命与法国侵华远征军的筹建和备战

事实上,法兰西第二帝国在选择侵华远征军司令时,也颇费了一番心思和经历了复杂的周折。拿破仑最终决定任命孟斗班、一名骑兵军官去指挥一支几乎是清一色地由陆军组成的侵华远征军。主要是孟斗班在当时法国的殖民地北非阿尔及利亚战功赫赫,拿破仑三世皇帝询问六十三岁的孟斗班是否有精力承担侵华远征军的司令的重担(因为这次远征地理遥远、时间漫长和气候严酷)时,孟斗班认为自己在非洲沙场已久经磨炼,表示能够忍受残酷的战争。

拿破仑三世皇帝交给了孟斗班一幅中国地图,然后又让他与法国驻华公使馆一等秘书哥士耆(Kleezkowski,1818-1886)联系。因为在大沽炮台事件中,哥士耆曾亲临现场,现在恰逢他回法国向皇帝述职。哥土耆向孟斗班详细介绍了中国的国情与人文概观。其后,孟斗班便以侵华远征军司令的名义,拜会了法国诸多高级官吏,其中包括欧仁妮(Eugénie)皇后。

孟斗班在接受侵华远征军司令要职时,出于本性的谨慎和鼎力保护其特权的需要,仔细地研究了所有的情报。拿破仑三世应他的请求,赐予了他处理远征军一切军务的特权。他除了指挥陆军之外,也负责指挥海军,还有权处理外交问题。考虑到中国战场远离法国,拿破仑三世还授予他任命不同级别军官和颁发荣誉勋章的权力。孟斗班本来要求由学者与艺术家组成一个顾问小组,以便搜集中国的历史和艺术资料,特别是有关与路易十四(更具体地说,是自路易十五一路易十六)同时的清乾隆帝时代中国的一切信息。

孟斗班只有两个月的准备时间。法国陆军部长兰顿于11月7日向法军各军事单位发出通告,征募侵华志愿兵。法国军队近四分之一的兵员,似乎都成了候选人。法国陆军部所选中的作战单位,共包括两个步兵旅(5600人,其中1600人是士官生和海军陆战队士兵),还有其他属于不同兵种的部队。由雅曼将军指挥的第1旅共包括4个步兵营:其中两个营是轻步兵,第101团是主战步兵,另外还有两个工兵连队(320人)和1个排的技工。由科利诺率领的第2旅同样也包括4个营。其中第102步兵团为主战步兵团,由奥马莱(O'Malley)指挥;第2营为海军陆战队,由瓦苏阿涅(Vasoigne)指挥;还有4个炮兵中队(1200人,其中包括1个连的架桥兵和一个排的火箭兵)。骑兵部队却只包括一支50多人的北非骑兵,负责保护侵华远征军司令和外交使团人员。

孟斗班还拥有海军,即一支经改编的舰队。这支法国舰队共包括42艘螺旋桨船、6艘轮船、13艘帆船以及包租的87艘运输船。当然,还有21艘战船,其中16艘是炮艇,以通过天津的白河沙滩并逆白河而上。这些可以拆卸的炮舰装备有30发膛线炮。从法国不同港口出发的船队在中国海上才聚齐。侵华远征军拥有一支装备齐全和称职的医疗队(40名军医),由首席军医卡斯塔诺(Castano)率领,还有8名药剂师。侵华远征军中还有宗教服务人员,有一名天主教随军神父特雷加罗(Trégaro)和新教牧师朱雅尔(Jouillard)。

经过周密策划,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孟斗班终于被拿破仑三世皇帝任命为法国侵华远征军的司令。1859年12月15日,孟氏接到了法国陆军部长兰顿令他侵略中国的军令,他称之为“一道很普通的”命令。这道军令共有六条。其中明确指出,这绝不是一次“普通的远征”。

一是命令孟斗班尽可能获得指挥“海军力量”的可能性。

二是特别要求他与英国人协调行动,必须与英军司令密切合作。他在与联军将军们的日常交往中,不能忽略为维持这种良好协调关系而应作的任何事。这是为了在战斗期间,能确保目标的一致和军事力量的配合。

三是这次侵华的目的业已确定,那就是要超越使节们于1859年在大沽炮台被灾难性的事件所阻止时确定的界限。在北京附近的天津的某处“坚固而又具威胁性的阵地立足”。兰顿认为,一旦天津城被夺取,联军兵力的存在就会对中国政府的决定施加巨大压力,足以促使中国政府决定按照联军强加给它的条件求和。如果向北京进军是必要的话,那么这种可能性也是值得考虑的。在陆军部长和拿破仑三世的思想中,应由孟斗班来确保进攻北京的成功。

四是命令孟斗班尽可能地使用海军舰队作为后方基地(仓库和医院)。

五是对于军队司令与奉命和中国人签约或起草条约的外交官之间的微妙关系,要慎重对待。

六是命令法国将军在与英国将军的关系问题上,要表现出互相照应和忠于共同事业的精神。

法国侵华远征军的装备必须在土伦(Toulon)集中并经海路发运,因此,大部分兵力(步兵)于12月间乘运兵汽轮船从土伦登船出发。孟斗班所率船队由16艘战舰和100多艘装载食品、煤炭、战争辎重的商船组成。

1859年11月19日,孟斗班在巴黎向这支侵华军队发出了第一道手令。

1860年1月12日中午,孟斗班由其副官、勤务兵、其子夏尔·德·孟斗班(Charles de Montauban)、其参谋长和各兵种司令陪同,在马赛登上了“猎豹”(Panthère)号运兵船,前往亚历山大港。与孟斗班乘船同时出发的,还有法国驻上海公使布尔布隆(Alphonse de Bourboulon)——布氏在其夫人的陪同下,正在重返其上海的领事岗位;远征军司令的秘书和翻译莫里斯·伊里松(Maurice Irisson),曾以艾里逊伯爵(Comte d'Hérisson)的署名,撰写了这次远征的日记。此外,还有大批英国人乘船同往。

法国侵华远征军沿途经过马耳他、埃及、亚丁、锡兰、新加坡,于1860年2月26日到中国香港。大队人马再从香港出发,于3月12日到达上海的吴淞口。孟斗班在吴淞口拜会了英国政府全权代表额尔金(Lord Elgin,1811-1863)、法国特使葛罗(Jean-Baptiste Louis Gros,1793-1870)。英法两国的军事长官和外交使节联手策划了这次侵华战争。孟斗班之所以选择上海为法国侵华远征军的军事基地和临时大本营,这既是由于那里的战略地位重要及其容易进出的便利性,同时又是由于那里的气候宜人,而且上海距即将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的直隶湾也不算太远。孟斗班拒绝将香港作为其大本营,因为那里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孟斗班将其大营安扎在了上海法租界,他在那里要停留较长时间,他要召集侵华远征军各兵种和各部门长官会议,以作充分的战备。孟斗班率领的侵华远征军自1860年2月26日到达中国上海,直至同年11月25日离开大沽赴日本,其间共有整整九个月。

孟斗斑一旦到达上海,首先必须解决有关侵华远征军中的马匹难题,因为他根本不可能从欧洲海运战马到中国。他必须获得1200匹马,以驮运火炮、运输辎重、物资和行李。由于英国人已将上海的驮兽抢劫一空,所以法国人很难再搜罗到了。于是,孟斗班组成了一个筹办采购军马的委员会。在法国驻日公使的帮助下,以每匹马价值210法郎和另加240法郎运输费的高昂价格,采购了1100匹日本马,以供法国远征军的铁蹄践踏中国大地使用。

正在此时,孟斗班又获悉,他已被撤销了对海军的指挥权,另一位海军将军取代了他的职权。孟斗班本来是法国侵华远征军陆海军司令和具有全权的外交代表。现在,陆军部长已通过1860年2月4日的命令,任命海军少将沙内统帅已到达中国海上的法国海军力量。法国陆军部长对沙内的任命,使孟斗班的处境很尴尬,因为沙内与他平级且比他资历深。无论如何,孟斗班从此之后再也不能指挥侵华远征军中的海军了,况且法国海军从来也没有接受陆军将领指挥的习惯。

英法两国公使于3月8日向中国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但在限期内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断然拒绝。清朝拒绝英法的最后通牒,标志着第二次鸦片战争武装冲突的开始,尽管从未曾正式宣战。面对清政府的拒绝,英法联军于4月14日在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住处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英法两位公使普鲁斯和布尔布隆、法军司令盂斗班和英军司令克灵顿等人。当时排除了立即包围中国北方海岸的意图,如果那样可能会危及外国的贸易。他们决定首先夺取舟山群岛。

法国又派遣葛罗(Jean-Baptiste Louis Gros,1793-1870)男爵为特使,与英使额尔金(James Bruce Elgin,1811-1863)共同参与谈判。葛罗的到达,标志着法国政府将侵华远征军的军权与外交权也分开了,而集这两种权力为一身,本来是孟斗班接受侵华远征军司令的先决条件。更让孟斗班心中不快是,葛罗是英使额尔金的挚友,他们串通起来,完全可以架空孟斗班。故拿破仑三世的几项任命使得孟斗班的权限已大大削弱。

二、孟斗班与焚掠圆明园

第二次鸦片战争主要分为上海、舟山群岛、山东半岛(烟台)、北直隶湾(大沽、塘沽等地)、天津与北京之间(天津、通州、八里桥和张家湾)、夺取北京和焚掠圆明园、《北京条约》的签订等七个阶段。

法国侵华远征军经过在芝罘(烟台)停留之后,很快攻占了大沽、塘沽、天津、通州、张家湾与八里桥,之后攻入了北京。

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于清晨开始行军。晚上7时,法军到达了圆明园。但法军只遇到了由巴特尔(Pattle)率领的一支英军小分队。孟斗班始终不知道由克灵顿率领的英国主力在哪里。后来,英国人曾怀疑法国人是故意避开英军,企图独占圆明园。事实上,正是英国军队忘记了他们曾与法军约定在圆明园会师的诺言。

法军到达圆明园时,门前的几名持弓弩和火铳的清兵便逃之夭夭。法军于园庭内遇到了一大批宦官们的阻挡。孟斗班召见科利诺将军,命令他率其旅于该宫中扎营。科利诺下令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庭园,并指定两名炮兵上尉严守大门,一直恭候英军司令克灵顿到达为止。10月8日9时,克灵顿与额尔金最终与孟斗班在圆明园会师了。孟斗班向克灵顿宣称,圆明园中的一切均完好无损。而在9月18日,张家湾却被先期到达的英国人和锡克人抢劫一空。

英法联军进入圆明园,面临一项微妙的问题是,对圆明园中收藏的巨额财富该如何办?两位司令官决定在两军之间平分战利品。他们为此而专门任命了一个混合接受委员会,各方由一名校官和两名军人组成。法方的三名委员是迪潘中校、福斯特(Foerster)和科利(de Coohs)上尉。英方则由福利(Foley)主持。这个联合委员会负责选择最珍贵的物品送给法国皇帝和英国国王陛下,保留最珍贵的艺术品在联军之间分配。这次对园中藏宝的清理一直持续到晚上,许多珍贵物品均已丢失。下午,在几名中国太监的指引下,法国士兵们找到了一个贮宝处,它位于皇宫中由皇后居住的第二套院子的深处。士兵们当着两国委员的面打开了宝库。其中收藏有相当于八十万法郎的财宝,主要是银锭。但也收藏有皇帝习惯于赐给大臣们的“朝珠”。孟斗班贬低了其价值,称它们为“玻璃珠子”,其实是用玉石、琥珀和珊瑚串成的朝珠。委员会向孟斗班奉献了三串此类朝珠,以送给其妻子和女儿,作为“远征中国的纪念”。孟斗斑用这些朝珠制造了一串念珠,以进呈法国皇后。圆明园的宝藏被分成了两份。法国人英国人各自获得了价值四十万法郎的国宝。侵华远征军的记载是每名法国士兵由此而获得近八十法郎,船队二副帕吕(Pallu)的估计却是每人一百八十法郎。至于由联合委员会法方搜集到的那些宝物,他们决定将其中大部分奉献给欧仁妮(Eugénie)皇后,这次远征是在她的保护下发动的。这些物品被打包装箱而寄送法国。

孟斗班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一幢收藏着无数丝绸卷匹的楼房遭到联军抢劫的场面。孟斗班令人将这些丝绸制成了在野营地拴马的缰绳,或者是用作包裹抢劫物的外包装,余者则留给了随英法联军行动的中国人。

圆明园中的财宝,使英法联军想到了《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10月7-8日之夜,是一个噩梦般的夜晚。法国侵华远征军方面的当事人都曾详细地记述了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抢劫。船队二副帕吕记述说,圆明园中的玉、金、银和漆制品,不仅以其原料,而且以其造型而显得是稀世珍宝。首先触及它们的人,就如同打破一种魔力宝瓶一般。卡斯塔诺医生甚至认为,面对如此宝藏的诱惑,抢劫是不可避免的。伊里松于1866年记述了由于抢劫圆明园而在英法两国传播的丑闻。伊里松比较了英法两国的抢劫方式:法国人完全是混乱的和无政府状态的抢劫,而英国人却是有组织的和条理化的抢劫。英国人携带大口袋,由低级军官指挥,抢走了那些试金石。军官们更加特别喜欢那些珍异物,可以在巴黎或伦敦文物市场上卖个大价钱。印度兵更关心衣服、丝绸、皮货与首饰。只有很少的抢劫者会关注瓷器,热衷于珍贵字画的人更如凤毛麟角了。7月9日中乍,当英法联合委员会正忙于统计从圆明园中劫掠的珍宝时,那些杂役兵于园庭中来来往往,向执勤的哨兵出示其通行证,并且携带大批古董扬长而离开园庭。此举必然会激起目睹这些搬运的正规军士兵们的觊觎。英法联军中有些陆军、轻步兵、炮兵、北非骑兵、女王的龙骑兵、锡克兵以及中国苦力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抢劫。

保罗·瓦兰是孟斗班任命的英法联合接受委员会中的法方代表,他最有资格记述自己陪同孟斗班首次巡察圆明园的情况,同时也详述了这次抢劫的不同阶段。他认为,根本无法描述圆明园中的物质与艺术财富的丰富程度,那里简直酷似《一千零一夜》中的一景。他承认,负责守卫圆明园的法国海军陆战队的卫兵已经无能为力了,他们无法抵御物质财富的引诱。贪欲比诺言的约束力更加强大,一场大抢劫就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不受任何阻拦地发生了。他也对英法两国士兵的抢劫方式作了比较。法国士兵只抢夺了他们可以支配的财富中的十分之一,因为当巨额敛财变得可能时,法国士兵中只有其中很少人会想到发财致富。瓦兰在西洋楼中发现,有一大批房间铺满了带有法国纹章的法国产花桂毯。它们是于1767年由法国宫廷赠给乾隆皇帝的礼品。西洋楼的墙壁上挂满法国宫廷的美景图。但它们均已破烂不堪,说明已被遗弃很久了。

10月9日,法军撤离了海淀镇与圆明园,距驻扎在北京城东北部的英军只相隔三公里。法军撤到了通向安定门的大道旁,瓦兰认为这次撤退得太早了,也太仓促了。他承认军队的给养匮缺,但主要是因为法国人被迫将圆明园的财宝留给英国人去随心所欲地占有了。

10月10日,奕、桂良、文祥奏:“该夷已抄至德胜门土城外,暗袭僧格林沁、瑞麟之后。我军不战自溃,败兵纷纷退至圆明园,夷匪亦衔尾而来……该夷已由东北两面窜至,占据园庭,焚烧附近街市,令人发指。”②直到10月14日,户部右侍郎宝鉴才上奏:“据随禀称:园内殿座,焚烧数处,常嫔业经因警溘世,总管内务府大臣文丰,投入福海殉难等语。至总管内务府大臣明善及管理园庭司员等,均尚不知下落,现仍派员查访。”③在热河避难的咸丰帝于10月12日也愤怒地指出:“僧格林沁、瑞麟统带重兵,节节退扎,已属畏葸无能。此次夷人直犯圆明园,肆行焚抢,又不能驰往救援,实属咎无可辞。僧格林沁著革去爵职,仍留钦差大臣;瑞麟著即革职,均仍留军营,带兵堵剿,保护京城,傥该夷大队攻扑,务须从后兜击,力赎前愆。”④法军在圆明园中找到了咸丰皇帝亲笔所写的一道帡谕,法军将它交给了孟斗班。这是一道密诏:“中国以天下之势,而受累于蠢兹逆夷。廿载于兹,战抚两难,诚堪浩叹!盖谋国者,务为长久之计;应变者,尤赖握要之图。朕不惮详思,夜以继昼。恐召对时事有或遗,因缕析而细言之。大沽为津郡门户,既失,则蕞尔之城,已在该夷掌握……”⑤

10月11日,英国人组织了一次对圆明园劫掠宝物的大拍卖。抢劫圆明园之后,英法人质与战俘已经释放,死者已经初步安葬。天主教堂的回收已从原则上解决,但英法联军仍不满足,于10月18-19日,英军又焚烧了圆明园。

继10月17-18日抢劫圆明园之后,英国人借口其战俘受到了虐待,克灵顿张贴了一系列告示,宣布将彻底摧毁圆明园。在秋季的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英军第一师连同第六十步枪营和第十五旁遮普营,由约翰·米歇尔(John Michel)将军指挥,并配备一个骑兵旅(共三千五百人),杀向了圆明园。米歇尔将军扎营于皇帝的朝堂大殿中,指定了需要拆毁的所有宫殿,也就是圆明园的所有皇宫与园林,包括长春园与绮春园,还包括万寿山以及更远处的玉泉山佛塔,甚至还有香山。米歇尔准许英国士兵们抢劫他们能够带走的一切。军官们首先抢夺最沉重或最庞大的物件。他们为此而向北京和附近居民征用了许多车辆。此后几天中,满载货物的车辆取道通州,再通过运河或天津运出境。手持火把的英国士兵分成数个小组而被派往园庭,以焚烧大部分以易燃雪松木材建成的宫殿。英国远征军的将军和外交官们都对此作过亲历性描述。克灵顿对此作的描述是,这是一幕幕壮观的场面,如同尼禄欣赏他亲自下令焚烧的罗马一般:“我对于摧毁这样一座宏伟古建筑感到遗憾!我觉得这是一种野蛮人的行为。但为了给中国人一种将来的教训,我认为这是必要的。”英使额尔金的秘书承认,19日一整天,圆明园都在燃烧,其烟雾被大风吹拂,以一层黑幕帐而覆盖了整个北京城。工兵少校戈登(Charles Gordon)无耻地承认,他梦寐以求的是,再抢劫一次圆明园。他们如同汪达尔人一样烧毁了用四百万英镑也难以重建的圆明园。他只遗憾地表示,未能抢劫更多的东西。戈登将从圆明园抢劫的玉器、花瓶、景泰蓝,都寄给了其母亲及兄弟们。英国领事官郇和(Robert Swinhoe)论述说,法军拒绝合作,抨击这是一种野蛮行为。

对于英军来说,9月18日一天尚不足以彻底摧毁圆明园。英军在园内就地宿营,只有在第二天皇帝朝堂大殿的房梁坍塌后,他们才撤回兵营。英军军需部长助理吴士礼记载说:“10月19日晚,圆明园已不复存在了。”⑥

当法使葛罗男爵获悉,英国人从未想到法国人会拒绝与他们合谋焚掠圆明园时,冷淡地吐出了一句话:“可恶!”他自己也不像于9月间在天津那样,对这次出使踌躇满志了。他在致法国外交部长的一封信中,对于自己接受这样一项使命感到遗憾。拉否列指出,英法两位特使也首次发生了全面的分歧,可能会产生无法估计的后果。

正当孟斗班致信陆军部长兰顿的时候,又突然获悉英国人已实施了他们焚烧圆明园的计划。他抨击了这种行为:“我欣赏过其精美做工的所有漂亮的宝塔,现在都被付之一炬。这是与一个文明民族不相宜的报复行为,因为它破坏了在数世纪期间受到尊重的那些令人赞赏的建筑。”⑦他认为这些英国人傲慢得如同孔雀,错误得如同硬币伪造者(十分虚伪的人)一样。孟斗班也不想过分责备其英国同事克灵顿,他认为此人完全受额尔金控制了。他觉得额尔金太令人讨厌,甚至还怀疑此人怀有推翻大清王朝的意图,并且还会与太平军共谋。法军的英语翻译阿尔芒·吕西认为,孟斗班不参与英国人的野蛮活动,并且提出了强烈抗议。伊里松也抱怨英国人:“皇宫被毁,宝塔、博物馆、漂亮的图书馆都被毁,直到地基。那些珍贵的稿本文书,已不复存在,就如同过去在亚历山大城的行为一样。大风将黑灰吹拂到了初雪的表层。”⑧

直到10月22日,恭亲王奕才奏报了英军焚烧圆明园一事:“西北一带,烟焰忽炽。旋接探报。夷人……将圆明园三山等处宫殿烧毁。”⑨对于英法不和一事,奕于其奏折中也提及:“夷带兵官孟酋(孟斗班),向该官员等密语,以夷狂悖过甚,心中颇为不服,不愿与该夷同在一处,无如噶酋与酋同办一事,未便明言。天气寒冷,难以在此过冬,如可早日换约,即愿退兵。”⑩

三、八里桥公爵与雨果的评论

在孟斗班指挥侵华战争之后,法国陆军部长兰顿在巴黎如释重负般地接到了中法《北京条约》文本的电报。孟斗班收到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一封亲笔嘉奖信,向他许诺将把参议院的第一个空缺位留给他。他匆忙将这封信列入了驻扎在上海的1861年1月5日的长官命令中。拿破仑的信件如下:

圣克鲁宫,1860年11月8日

我亲爱的将军,由您指挥的入华远征兵团,在我们盟友的协助下,由于官兵们的不屈不挠和勇敢精神,只用短短几个月,便克服了最遥远战争的困难与危险。

请你代表朕,向他们表达,对于他们非常值得称道的未辜负朕之希望,就如同未辜负国家希望一样的行为,朕该感到多大的喜悦啊!他们堪佩朕的嘉奖,但最大的一份嘉奖应归于朕正确地置于他们之首的人。

你完全证实了朕的信任无误。为了表达朕的特别满意,朕为你保留参议院的第一个空缺位。

亲爱的蒋军,请相信朕对寿你的全部友情。

拿破仑

拿破仑通过1862年1月的一道敕令,封孟斗班为“八里桥公爵”(Comte de Palikao)。他亲自将中文“八里桥”的对音经西化后为Palikao。

1860年本是法国一个“文化年”:自由帝国的肇始,牧羊女剧场(Folie-Bergère)开门迎客,喜剧作家拉比什(Eugène-Marin Labiche,1815-1888)的《贝利松先生的旅程》问世,米斯特拉尔(Fréderic Mistral,1830-1914)发表了其叙事长诗《弥洛依》(Mireille),古诺(CharlesGounod,1818-1893)的《浮士德》(Faust)问世等。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拿破仑三世发动了侵华的战争。这在国内必然会招致强烈的抨击。

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吸引了法国舆论界的注意力,也动员了法国各方面的力量。法国侵华司令孟斗班被誉为“八十天(8月初到10月下旬)的陆军部长”。法国的狂热民族主义舆论,甚至称这支“英法联军”为“法—英联军”。实际上,这次侵华,无论从兵力(英国1.2万人,法国8000人)、后勤支援(英国在远东有一系列基地)上来看,军事与外交的主动权始终都掌握在英国人手中。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孟斗班不仅责备其英国同事,也批评法国国内的支持不力。

孟斗班一旦回到巴黎,便面对着双重的敌对情绪。一方面是迁怒于其同僚和皇帝的亲近们,因为他们都忌妒孟氏所获得的荣誉;另一方面是他遭到了整个法兰西帝国的反对,他们想利用焚掠圆明园的暴行,来诋毁法国军队的名声及法兰西第二帝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但拿破仑三世却对孟斗班另眼相待,赏赐他一系列荣誉:法国一级荣誉勋位、军功奖章、参议员,最后于1862年2月答应给予他一份永久的和世袭的巨额年俸——每年五万法郎。但众议员们却反对这项决定,其反对声甚至出现在右翼阵营中。他们声称,法国人为孟斗班在中国的抢劫震惊了,其反响是耻辱性的;孟斗班从中国携归的抢劫财富,使任何犒赏都变得没有必要了。这也可能是由于立法议会(当时的国民议会)主席莫尔尼(Morny)公爵,获得了一批从圆明园抢劫的艺术品,以丰富其个人的收藏。孟斗班对此忿忿不平,他于1862年2月25日在《宇宙箴言报》中撰文,要求皇帝收回颁发给他勋章的法令。皇帝别无选择,这项计划最终被撤销。但拿破仑三世私下致信新任八里桥公爵,他将从中国的赔款中提取六十万法郎,赐给这位远征军司令。直到第二帝国崩溃后,这件事才于1871年公诸于世。孟斗班同样也希望接受元帅杖,但最终也未能获得。孟斗班只被任命为法国驻扎里昂的第四军团的司令,它是法国最大的六大军团之一,充分表达了拿破仑对他的信任。

究其原因,这是由于与孟斗班始终面和心不和的英使额尔金,于1860年10月27日致信英国下议院议员罗素(Lord Russell,1639-1683),揭发孟斗班在抢劫圆明园时,私吞了大批财宝,所以才迫不及待地离华回国。

对英法联军在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片批评声中,法国浪漫主义作家、诗人和小说家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的批评最为脍炙人口。

1851年,拿破仑三世称帝,雨果强烈反对,失败后流亡国外。坚定的共和派人士雨果首先流亡于英国泽西岛(Jersey),后来迁居附近的根西岛。

1861年,雨果在赴比利时旅行后,回到了其流亡地英国的根西岛。当他获悉了法英联军远征中国并劫掠圆明园的丑闻后,怒不可遏,回答了与他保持通信关系的巴特勒(Butler)上尉的某些问题。他谈到了自己称为“两个强盗的故事”的看法。这封信于1861年11月25日写于欧特维尔·豪斯(Hauteville House)。

1870年8月15日,雨果离开根西岛而到达布鲁塞尔。9月15日,经过十九年的漫长流亡生活(其中十五年是在根西岛度过的)之后返回巴黎。由于这样的历史背景,雨果才对拿破仑三世及法兰西第二帝国恨之入骨,对于英法联军的侵华也义愤填膺。雨果于其信中阐述了他对于焚掠圆明园的看法:(11)

在世界一方,有一世界奇观。该奇观名叫圆明园。艺术有两种源头:产生了欧洲艺术的理念,产生了东方艺术的幻想。圆明园是幻想的艺术,就如同帕台农神殿(Parthénon)是理念艺术一般。一个几近于超人类民族的想象力所能创造的一切,就出现在这里。它不像帕台农神殿那样是一座单一的建筑工程。它是一种幻想的浩大典范,如果说幻想会有一种典范的话。如果你们要想象难以言表的某种建筑,某种如同月球上的建筑物一般的物体,那么你们就会想到圆明园。用大理石、玉石、青铜和瓷器来建成一种梦幻。用雪松木为之作栋梁,以宝石遍加装饰,以丝绸覆挂;于此作庙堂,彼处作后宫,那里作城堡;其中供奉诸神,装置怪兽;为之涂油彩、嵌珐琅、镀黄金、粉饰,让本身就是诗人的建筑师们建造出《一千零一夜》中的一千零一梦,再加上园林、海子和大水法、天鹅、白鹮、孔雀。一言以蔽之,这是一处人类奇想的绚烂宝洞,具有庙宇与宫殿的外廓,这就是此座历史古建筑。为了创造它,则必须数代人的漫长劳作。这座建筑具有一座城市的宏伟规模,经数世纪而落成,为谁而建?为了人民。因为时代的成果属于人类。艺术家、诗人、哲学家历来都熟知圆明园,伏尔泰仍在谈论它。世人曾言道:希腊有帕台农神庙,埃及有金字塔,罗马有竞技场,巴黎有圣母院,东方有圆明园。即使人们从未曾见过它,也会在幻想它。它曾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惊人艺术杰作,在一种无名的黄昏中遥望而去,就如同是在欧洲文明视野中看到的一种亚洲文明的缩影。

一天,两个强盗闯入了圆明园。一个抢劫,一个纵火。看起来,这酷似一次盗贼的胜利。两个胜利者责任各半地大规模毁坏了圆明园。大家看到的所有这一切中,都牵涉到了额尔金的大名,他具有使人联想到帕台农神殿的邪恶特性。过去有人在帕台农神殿所作的一切,又在圆明园重作了,而且作得更彻底和无以复加,以至于一无所剩。集我们所有大教堂的全部财宝,也无法与东方的这座奇妙无比而又光彩夺目的博物馆相媲美。那里不仅有艺术杰作,还有堆积如山的金银器。滔天的愚蠢行为,丰硕的收获。两大赢家之一装满了腰包,这很明显,另一个却装满了其行李箱。他们臂挽臂地笑着返回欧洲。这就是两个强盗的故事。

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类。在我们看来,中国人是蒙昧人,这就是文明对蒙昧的所作所为。

面对历史,两个强盗之一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格兰。但我抗议,我感谢您给我提供了这样的机会。那些肇事者的罪行并不是受害者的错。政府有时会是强盗,人民却永远不会是。

法兰西帝国已将这次胜利的半数战利品装入自己的腰包,它今天以一种主人的幼稚而展示圆明园的璀璨古董。我希望将来有一天,得到解放和洗心革面的法兰西,会将这批战利品归还被掠夺的中国。在此之前,只有盗窃和两个盗贼。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继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对中国又一次大规模侵略。英法联军不仅首次打进了中国的首都北京,而且还焚掠圆明园,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是中国走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会的一个重要阶段。清政府虽然腐败,毕竟还是千方百计地组织了抵抗。但由于中国各方面的落后,才处于被挨打的地位。

注释:

①有关法国参与英法联军侵华的参考文献还有:1.法国侵华远征军司令孟斗班将军(八里桥公爵):《回忆录》,巴黎1932年版;2.八里桥公爵:《1870年8月10日—9月4日的24天陆军部长》,1871年版;3.法国特使葛罗男爵:《黄皮书,1860年的法中谈判》,1864年版,4.孟斗班将军的私人秘书和翻译伊里松伯爵:《一名在华翻译的日记》,巴黎1866、1901年版;5.伊里松伯爵:《一名传令兵的日记》(1870年—1871年2月),巴黎1885年版;6.伊里松伯爵:《远征中国》,根据孟斗班的保密日记而写成,1883年版;等等。

②③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7册,第2412、2422-2423、2419-2420页。

⑤原件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6册,第2232页。

⑥⑦⑧《焚掠圆明园》,第354、354、358页。

⑨⑩《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7册,第2472-2473、2472页。

(11)《光明日报》于1995年9月25日第2版发表过这封信的中文全译文,但译文只求华丽,准确性稍差。笔者根据法文原文重新翻译了这段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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