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东方摩罗诗人——鲁迅留日生涯和“弃医从文”的背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诗人论文,生涯论文,孤独论文,从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909(2008)07-0109-05
1918年5月，中国文坛响起了一声惊天巨雷，《狂人日记》诞生了。
这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经过九十年的风雨历程，今天我们来看《狂人日记》，依然是如此精到精粹，令人惊叹。它取法于俄国作家果戈里的同名小说，却以忧愤深广的意境和炉火纯青的现代汉语独树一帜、青出于蓝，西方的神韵、中国的气派，两者水乳交融，无迹可求。按照法国批评家丹纳的艺术哲学理论，一座艺术高峰的周围，必然有许多略低的次高峰簇拥。然而在中国却有了些例外，鲁迅这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与其他“第二”、“第三”之间的差距是那么地突出和明显，令人称奇。鲁迅的独特性在于，他艺术上的成功是厚积薄发、水到渠成的结果，他是经过充分准备、漫长蛰伏之后方登上文坛的，此时，丰沛的天才已磨砺得锋利无比，只等一个契机，便扬眉出鞘、摧枯拉朽，来为中国的新文学开辟道路。
而这一切，都不能不追溯到鲁迅的留日生涯。
1902年3月，鲁迅东渡日本，开始了长达七年的留学生活。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背景，使得清末的东瀛成为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的大本营。只是，与其他人不同，鲁迅是以特立独行的方式加入到救国救民的行列的。日本著名汉学家伊藤虎丸在《鲁迅与日本人》一书中曾写到：第一次读到鲁迅留日时代的文章时，内心受到强烈冲击，原先认为那不过是一个中国留学生的习作而已，读后才发现：过去一直讨论的鲁迅的思想或小说主题，都可以在这一时期的文章中找到原型，也就是说，一个“原鲁迅”已经存在[1](P59)。这个“原鲁迅”，无疑是留日七年孕育磨砺的结果。在这个特定的过程中，鲁迅以自己的方式认识了世界，发现了自我，诊断了中国的病脉，锁定了人生目标，为十余年后在中国文坛的崛起作了扎实的铺垫。
一提起鲁迅的留学生活，人们马上会想起著名的“弃医从文”之转变，这个带有现代典故色彩的过程经过文学史家的反复演绎，已成为青年时代鲁迅的精神标志。鲁迅弃医从文的契机，是所谓的“幻灯事件”。在《呐喊·自序》里，鲁迅这样写道——
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2](P416-417)
从“发生史”的角度看，“幻灯事件”对于鲁迅的意义非同寻常，如果没有这一事件导致的专业转向，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文学家、思想家的鲁迅。然而，仔细考量这件事情，又很有值得玩味的地方，因为“善于改变精神的”，并非只有“文艺”，教育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途径。比如留美时代的胡适就认为：树人之道，首在教育，并且希望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社会教育。而鲁迅没有提到教育，强调善于改变精神的当然要推文艺，说明鲁迅与“文艺”之间更有一份内在的机缘。另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擅长保存文物、搜集资料滴水不漏的东瀛学者，至今尚未找到鲁迅讲述的这些幻灯片，不得不使人对上面讲述的真实性产生了疑问。比如，像日本鲁迅研究大家竹内好、丸山升等人就认为，这些幻灯片实际上并不存在[3](P288)。对于这件事情，笔者以为，需要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鲁迅讲述的“幻灯事件”是否属实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否符合事物自身的逻辑真相。鲁迅在仙台医专就学时，日俄两国的虎狼之师在中国的土地上正打得不可开交，大清帝国躲在一旁大气不出一口，作为后来战胜国的日本，那个野心勃勃、惯以小博大的日本凭什么不蔑视、不欺侮中国？而身处东瀛狂热爱国氛围中的孤独的中国学子，又怎么可能不受到强烈的刺激？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鲁迅讲述此事时，已是归国十多年之后。十多年黯淡的人生经历，十多年遭遇的一切挫折、写下的所有的啼血文字，都在强化着同一个意念：改造国民的劣根性。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退一步说，如果是鲁迅再一次发挥了自己的艺术才能，虚构一个“幻灯事件”为自己的专业转向作一个合乎情理的解释，不也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第二，对于鲁迅的弃医从文，不应作太狭隘的理解，更不应将两者视为彼此孤立、或者非此即彼的。事实上，医学与文学，或者说科学与文学在鲁迅那儿始终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好比一个车轴上的两只轮子。鲁迅天性虽然更近文艺，但对科学同样很感兴趣，并且极为重视。鲁迅成长的时代，正是达尔文的“物竞天择”学说通过严复编译的《天演论》风靡中国的时代，它给新一代学人带来了空前的震撼和希望。正是这种背景下，鲁迅先是进江南水师学堂，后来又进南京矿路学堂读书，在那里接触了初步的自然科学知识，后来才有机会作为官派留学生到日本留学。鲁迅之所以选择医学，其实依然是沿着科学的路子，而且，即使鲁迅决定“弃医从文”，从仙台回到东京开始文学活动，对医学依然较为关注，这从鲁迅1906年的《拟购德文书目》购书单上列有大量医学书籍就可以得到证明。同样，即便从文学的角度考察，医学对于鲁迅也有重要的意义，鲁迅自己就说过，他能够写出《狂人日记》，仰仗的是过去读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些医学上的知识。医学与文学最具互补性，一个着眼于人的身体，一个关注人的精神，惟其如此，作家中不少出自医生。当然，必须看到的是，在鲁迅的医文互动中，“文”占据主导地位，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初到日本就读弘文学院时，就买了不少日文书籍藏在书桌抽屉内，有拜伦的诗，尼采的传，古希腊、罗马神话等。这一阶段，鲁迅写了《斯巴达之魂》，翻译了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雨果的随笔《哀女》，其中，慷慨激昂、洋洋数千言的《斯巴达之魂》是应许寿裳接编《浙江潮》之约，一日之内挥就的，剑拔弩张的风格虽颇令鲁迅后来耳朵有些发热，但却显露了他丰沛的文学天赋。如此看来，鲁迅的“学文”应该是在“学医”之前的，这证明鲁迅天生嗜好文学。许寿裳这样描绘鲁迅的相貌：“鲁迅的身材并不见高，额角开展，颧骨微高，双目澄清如水精，其光炯炯带着幽郁，一望而知为悲悯善感的人。两臂矫健，时时屏气曲举，自己用手抚摩着；脚步轻快而有力，一望而知为神经质的人。赤足时，常常盯住自己的脚背，自言脚背特别高，会不会是受着母亲小足的遗传呢？总之，他的举动言笑，几乎没有一件不显露着仁爱和刚强。”[4](P15)这样的一幅生动画面，已经令一位未来的大文豪肖像呼之欲出了。
第三，我们同样应该看到，鲁迅选择医学，背后有着深切的人文关怀，这与一般人仅将医学当作谋生之职是不同的。正如作者在《呐喊·自序》中表白的那样，他学医的动机，首先，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中医耽误了的病人；其次，战时当军医救死扶伤；再次，有感于明治维新大半发端于西医的事实。然据许寿裳透露，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宏愿：拯救中国女子的小脚，将所谓的“三寸金莲”恢复到天足。只是后来经过实际人体解剖，发现已断的筋骨无法复原，才只好断念。据多位留日同仁回忆：鲁迅在仙台医专学习时曾解剖过尸体，男女老幼都有，最初动手时，非鼓起十足勇气不敢下刀；鲁迅还向他们描述过胎儿在母体中如何巧妙，矿工的肺如何墨黑，双亲花柳病的贻害于小儿如何残酷，等等。鲁迅对待医学的这种高度的人文性、精神性，显示了他人格结构中道德超人的一面。从这个角度看，无论从医还是从文，对于鲁迅来说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其实，早在弘文学院时，鲁迅就注意到中国人的精神的问题，他与许寿裳经常讨论三个相关的问题：一是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是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是它的病根何在？他们认为，中国民族最缺乏的是诚和爱，换言之，是深中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而惟一的救济办法则是革命。革命的方式固然有多种多样，然对鲁迅来说，最适合的莫过于文艺。《斯巴达之魂》正是这样的产物，它歌颂斯巴达的尚武精神，强调的就是一种“魂”。
总之，鲁迅最终选择了文学，并非缘自单一的“幻灯事件”，深层地看，更是文学家的天赋、世界观与超人气质在起作用，这似乎证明了理性意志终究敌不过天赋本能。鲁迅在仙台医专读书时有一份考试分数单：解剖59.3，组织73.7，生理63.3，德文60，物理60，化学60，各科成绩平平，惟独伦理一枝独秀，获83分的高分，也印证了鲁迅超常的人文修养和文胜于理的智能结构。还有，在上藤野先生的解剖课作笔记时，鲁迅信手对下臂血管的位置作了大胆的移位，解剖图几乎成了“美术”图[5](P304)，也见出鲁迅对待医学，本身就带着极强的“文学性”。要说最有力的佐证，还要算1903年(留学翌年)的那首《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气魄如此宏大，境界如此深邃，堪称千古绝唱。这首诗实际已经暗示了鲁迅的这种精神价值取向，预示着他将以振聋发聩的文学之音承担起医国的神圣使命。
1906年春，鲁迅从仙台医专退学，回到东京，开始了另一种生活。之后三四年的时间里，据朝夕相处的胞弟周作人描述，鲁迅“过的全是潜伏的生活，没有什么活动可记”，博览群书，凝思默想，逛书店，收集书报杂志，翻译写作，构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内容。这期间，鲁迅发表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文。在这些文章中，鲁迅吸收当时最先进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精神成果，思接千载，神游万里，追本溯源，形成了自己对人类文明史、对东西方文化、对文艺的看法，在这些认知基础上，他不断地思考着救国救世的良方和途径。
《人之历史》介绍西方科学界从古至今对“人”的认识成果，向人们展示了“人”的进化历史，表明鲁迅关注的焦点是“人”，而不是一般的社会问题。《科学史教篇》从西方科学发展的历史中引出一个极其重要的教训：西方科学发达并非孤立的现象，而是人文演进的一个方面，科学不仅与人文难以割裂，而且它的发展有赖于人文的发达，因为“科学发见，常受超科学之力，易语以释之，亦可曰非科学的理想之感动”。因此，作为一位科学者，“必常恬淡，常逊让，有理想，有圣觉”，所以国人不可只求其枝叶，忘了根本。《文化偏至论》沿着这个思路继续前行，认为科学发达的西方到了现代，文化上出现两种严重的“偏至”：一是重物质而轻精神，一是重“众数”而轻“个人”，对此，鲁迅针锋相对地提出“尊个性而张精神”的主张，并将这种主张概括为“立人”。鲁迅认为，欧美强盛，无不以物质和多数向世界炫耀，其实强盛的根本还是在于人，因此，要在世界上生存，与各国竞争，“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而“立人”的关键，首先在立人的“心”，即努力使人的“精神”变得深邃壮大，要做到这一点，不能不依靠涵养“神思”的文学，而最能承担这一使命的，是那批“立意在反抗，归旨在行动”的摩罗诗人。这些人便是英国的拜伦、雪莱，俄国的普希金、莱蒙托夫，波兰的密茨恺维支，匈牙利的裴多菲等，他们无不志向远大，人格高迈，不畏强暴，骁勇善斗，秉有唤醒民众的神奇能量，即摩罗诗力。“摩罗”意即恶魔，上帝的死对头，在鲁迅看来，恶魔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恩人，“摩罗诗人”就是被正统保守社会视若洪水猛兽的精神界斗士。鲁迅推崇这样的诗人，是有感于千年古国的萧条沉寂，是求新声于异邦、希望打破死水一潭的僵局。在他眼里，上下几千年、纵横几千里的华夏，还找不出一个像西方那样的“摩罗诗人”，甚至连他十分喜爱的诗人屈原都不够格，因为他的诗篇“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鲁迅进而发出这样的追问：“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家国荒矣，而赋最末哀歌，以诉天下贻后人之耶利米，且未之有也。”[2](P100)这些慷慨激昂之论，发自鲁迅内心深处，表明鲁迅决心追随西方“摩罗诗人”，做一名精神界的斗士，实现“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理想誓言。
确定了人生目标之后，鲁迅开始付诸行动，先是创办《新生》杂志，刊名取自但丁的《神曲》，又与弟弟周作人一起翻译介绍东欧各国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印出《域外小说集》上下集。然而这些努力都未获成功，《新生》还没问世，资本已经逃走，撰稿人云散，《域外小说集》总共只卖出去20本，甚至连呕心沥血著成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文，发表后也没有什么反响。这对于鲁迅来讲无疑是沉重的打击，正如他后来所哀叹的：“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2](P417)
当然，今天看来，“摩罗诗力说”有些过分夸大了文学的作用，夸大了精神的作用。问题在于，鲁迅是被社会的黑暗、历史的黑暗、人性的黑暗深深地攫获，他道德超人的气质、艺术家的气质，使之对“精神”格外重视，认定只有它才是根本，才是一切，因此对洋务派“竟言武事”、追求船坚炮利，对改良派热衷于“制造商估”、“立宪国会”都不屑一顾，不相信通过其他外在的手段能把中国改造好，而宁愿用“摩罗诗力”这剂西方的猛药来唤醒国人麻痹的灵魂。因此，他对当时留日学生一窝蜂“学法政理化工业警察”，无人问津文学艺术的现象很不以为然。一份保留至今的《拟购德文书目》(1906年)清楚地显示了鲁迅当时的精神价值取向，上列123种书目中，自然科学(以地质、生物、医学、人种为主)人文科学(以文学、哲学、美术为主，其中文学史、文学作品占绝对多数)平分秋色，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军事等社会科学的书几乎没有。这似乎也可看到鲁迅博大的知识结构的某种不平衡，这种结构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思维方式，使他的注意力总是集中于事情的“内面”和“根本”，而对“外部”和“枝叶”则相对轻视。然而具有悲剧意味的是，鲁迅留日时期的文论作品虽然内涵卓越、精神超拔，却因文字的古奥深涩无法普及于世，恰好证明“外部”、“枝叶”也很重要。不过客观地看，这一次失败反而成全了鲁迅，使他大器晚成，潜伏十年之后，乘着新的历史机运再度出山，向黑暗发力，一鸣惊人，这回当然是用白话文，也就是鲁迅当年不曾在意的属于“枝叶”的白话文。
《呐喊》、《彷徨》无疑是《摩罗诗力说》的延伸与形象的演绎，将两者互文地阅读，人们在发出会心微笑的同时，也会定格为沉重的叹息。像《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头发的故事》的N先生、《孤独者》中魏连殳等，无疑都是作者自己的化身，这些中国的摩罗诗人们，处境是如此地惨淡，他们不是疯掉，就是惨死，在现实生活中没有立锥之地。洋溢在《摩罗诗力说》里的那份自信与豪情，此时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绝望。正如作者在《呐喊·自序》中沉痛表白的那样：“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2](P415)这番话实际上宣告了“摩罗诗力救国论”的破产，但却是体现出了一个更加自觉的文化使者的执著前行，在这种不屈的坚忍、突围和超越中，鲁迅的小说才达到了超乎寻常的艺术高度和价值，而且它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那场伟大的破坏。
鲁迅在东瀛度过了整整七年的青春岁月，留下了洋洋大观的文字。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些文字中，对留日生活的各类记述竟是一个空白，作者目光所及是西方，思虑所在是中国，对眼皮底下的东瀛仿佛视而不见，甚至连“日本”两个字都很难看到。即便归国之后，鲁迅也很少回忆那段生活，除了在少数几篇文章里略有涉及，写留学生活的只有一篇《藤野先生》，那也是在时隔二十年之后，并且有特殊的背景。当时鲁迅在厦门大学正受“现代评论”派人士的压挤，故作了一系列怀旧文章，名为《朝花夕拾》，《藤野先生》是其中之一，结尾还特意点出藤野先生是作者抨击“正人君子”的自勉力量。一般来讲，一个人如果不怀旧，无非两种理由：一是往事不堪回首，另一是往事懒得回首，都证明着那段生活并不愉快。
的确，留日生涯对于年轻的鲁迅来说，只能是一个冷漠的、令人感到屈辱的存在，其中虽有藤野先生那样有正义感的日本教授的亲切关怀，但只不过像漫漫暗夜里的一支微烛，反而将黑暗衬托得更加分明。关于这一点，“幻灯事件”已有了形象的说明，然而比起“幻灯事件”来，“泄题事件”更具杀伤力。当时鲁迅的学习成绩并不出色，第一学年考试分数平均为65.5分，142人中排名第68，但即便如此，还是引起了日本同学的疑心，影射藤野先生事先给他泄露了考题，于是又是写匿名信、写劝降信，又是以借阅之名检查笔记，尽管后来经过抗争消除了流言，但已使鲁迅饱受屈辱。关于这件事，二十年之后鲁迅这样写道：“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5](P306)鲁迅在仙台医专读了一年半，就不辞而别，连退学手续都是委托他人经办的。
其实，对于鲁迅这样的精神强者，日本人的民族歧视并不足以构成对他真正的伤害，鲁迅不会为这类小事耿耿于怀。事实也是如此，鲁迅从未对日本的岛国根性给过以牙还牙的抨击，这一点，与郭沫若有着较大差别；相反，他对日本的观察总是着眼于正面的。结合鲁迅后来有关日本的零散论述，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讲到日本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新发户”，虽然没有卓越的伟人与独创的文明，却比僵化的破落户的中国更有生存的希望[6](P243)；第二，日本人有种打破沙锅问(璺)到底的、做事认真的气质，这种气质可以医治中国人的“马马虎虎病”[7](P154)。需要指出的是，鲁迅这两点的总结有着特殊的语境，他对日本的肯定赞美并不是出于特别的喜爱，就像乃弟周作人那样，而是另有一个令人绝望的参照——中国的现实。由此可见，日本在鲁迅笔下的空白，既不是出于通常的“大中华”对“小日本”的文化优越感，也不是由于狭隘的民族情感，而是鲁迅特殊的思维方式所然。相对于鲁迅那样博大深邃的心胸和视界，日本毕竟小了一点，也浅了一点，无法从根本上给他提供充足的精神资源，这个国度里既不能产生像尼采、叔本华那样的文化超人，也没有拜伦、雪莱那样的摩罗诗人，所闻名于世的，只有那种接近“兽性爱国主义”的武士道、泯灭个性的集团性和礼仪繁琐的“人情美”，这些都是鲁迅不喜欢或者不感兴趣的。日本的鲁迅研究大家竹内好认为，鲁迅留学时代倡导的文学运动与日本文学并无干系，这一点与后来的“创造社”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周作人的叙述证实了这一点。据周作人介绍，留日时期的鲁迅对于日本文学殊不注意，对森欧外、上田敏、长谷川、二叶亭诸人，只重其批评或译文，只有夏目漱石的讽刺小说《我是猫》、《虞美人草》他比较爱读，岛崎藤村的作品从不问津，自然主义文学盛行时只取田山花袋的《棉被》、佐藤红绿的《鸭》一读，但并不感兴趣[8](P543)。这里披露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鲁迅感兴趣的日本作家(前述4位)都有留学西方的背景，关注的是他们的翻译评论而不是创作；二是鲁迅对那些本土趣味浓郁的日本作家没有什么兴趣。这证明，鲁迅读日本文学，目的依然是为了了解西方文学。
当然，这决不意味日本及其社会文化对鲁迅毫无影响，事实恰好相反，七年的留日生涯对鲁迅精神世界的影响至巨，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日本为鲁迅提供了一个认识世界的窗口，一个平台。这个窗口和平台，既提供了各种营养和工具，也无形地制约了鲁迅认识的视野与范围；第二，东瀛岛国的文化风土——那种非理性的悲情对鲁迅的气质有潜移默化的影响。鲁迅本是一个理性丰沛的人，家道中落的世态炎凉给他带来了心理创伤，给他的性格蒙上一层阴影，而留日所受“弱国子民”的屈辱与岛国悲情的双重刺激，无疑加重了鲁迅的精神天平倾向于非理性，形成了他特有的冷峻、深邃与虚无的思想风格。对于文学创作来说，这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资源，对棒喝中国人的精神痼疾亦有振聋发聩的疗效，然而对于督促社会健康正常有序的发展，则力有不逮。李慎之曾将鲁迅与胡适作比较，认为他们的最大不同在于：“鲁迅是明治维新后建立了极不成熟的‘民主制度’的日本留学生，他在那里接受的现代化思想天然是有残缺的，后来又接受了半西方半东方的俄国的社会革命思想。而胡适则是在被马克思称作‘天生的现代国家’的美国的留学生，又一贯关心政治和法律，因此他天然地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9]这可谓一个中肯的评价。由此角度考察，鲁迅的局限体现了历史的某种动因，这一点在留日作家群中有着一些共性的表现，它给现代中国的文化思想进程带来了激进躁动之风，并且为日后“左”的思潮提供了某种精神资源。这是令人扼腕的。
标签：鲁迅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摩罗诗力说论文; 摩罗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文化偏至论论文; 狂人日记论文; 斯巴达之魂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