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滞后之谜：基于国际贸易的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谜论文,国际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时序联动关系是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结构关系。正确判断这一结构关系，认清其成因、影响及发展规律，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时序联动关系有两种表现：平衡联动与不平衡联动。前者指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增长。后者又分为两类：较高工业化的增长没有带动城市人口的同步增长，即城市化滞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超过工业化速度，即过度城市化或城市化超前。 尽管存在一些争论，但本文与多数学者的研究同样认为：中国存在滞后城市化，即城市化的发展水平远低于工业化的水平。①关于中国城市化滞后的解释，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改革开放前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②第二，中国的户籍制度、粮食供应制度以及行政性指令等，限制了人口的流动。③第三，中国的工业化具有弱质特性，乡镇企业的农民离土不离乡，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就业作用没有得以发挥。④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不少学者坚信，制度改革将起到“药到病除”、“立竿见影”的效果；顶层设计试图通过激进的制度安排和超前的目标设计，迅速实现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我们认为，如果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及其匹配的制度导致了城市化滞后，那么，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放弃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及户籍、土地等制度的逐步放松，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差距应该逐步缩小而非扩大。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的产业政策发生了变化，人口流动性增强，工业化弱质性不再明显，中国的滞后城市化仍然没有减弱。 因此，我们认为，仅从上述的结构或制度层面，仍无法完全解释国内城市化的滞后，还存在外部有长期影响的结构性问题。外部需求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伴随外部需求的增加，大量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工资长期处于低水平，以至于难以在城市生存。尽管相关研究对一国工业化进程中国际贸易⑤与城市化的关系有所涉及，⑥但迄今国内外研究尚未深入考察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外部需求等对工业化与城市化联动关系的具体影响。为此，本文拟从外部需求的视角，研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联动关系，对中国城市化滞后问题给予一定解答。 二、滞后城市化与外部需求的关系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情况看，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联动关系，与产品及服务出口国外市场密切相关。在开放经济体系下的工业化进程中，当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时，一方面，工业企业用低工资支付就业农民工收入，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成本优势(外部需求增加)，促使中国工业经济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农民工的低工资无法满足他们在城市长期居住的最低消费需求，导致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缓慢。因此，中国的滞后城市化与国际贸易顺差有着紧密的关联。 整体而言，世界范围内滞后城市化的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往往具有明显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特征。由于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些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试图通过外部需求来带动本国的经济发展，其出口产品往往呈劳动密集型，多以低附加值的农产品、原料、半成品或加工贸易为主，处于全球产业链价值增值的低端。 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完成的国家，不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其广阔的国内市场在高关税保护下，使得工业化进程中的贸易收支相对较为均衡，比较典型的是在西部开发中崛起的美国经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超过工业化速度，即过度城市化或城市化超前，由于缺乏物质生产和就业基础以及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往往会导致城市化泡沫甚至危机。超前城市化的国家兼有出口初级产品和进口制成品的经济特征。 钱纳里(Chenery)等通过对大量统计数据的观察发现，就业结构与城市化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在一个连续均衡的国民经济中，城市化可能表现为因果链条上的各类事件的最后结果，以导致工业品贸易和需求的变化为开端，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就业的平缓移动为结果。⑦人们从中可以发现，一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时序关系，即城市化是否超前、同步或者滞后于工业化，不仅与外部需求有着直接的关联，而且与劳动力供求状况直接相关。 工业化是工业部门发展和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城市化则是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向城市转移并定居的过程，二者都离不开劳动力的转移。刘易斯(Lewis)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型(以下简称Lewis模型)，解释了劳动力城乡流动的机制。⑧藤田昌久(Fujita)和克鲁格曼(Krugman)则以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理论假设为基础，建立一个正式的空间经济模型(以下简称FK模型)，对制造业企业和劳动力向城市聚集(即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机制进行了解释。⑨然而，Lewis模型和FK模型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理论的有力解释，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他们没有将工业化和城市化区别开来，而是隐含地假定，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一体同步的，劳动力转移也就意味着，劳动力及其家庭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部门，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定居。第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没有考虑外部需求引致的国际贸易和国外直接投资(FDI)对城市化的影响。 事实上，无论是工业化还是城市化都是有条件的，首先要受到本国剩余农产品量及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制约。此外，工业化的推进需要有包括原材料、机械设备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较为充分的供给，同时要有对消费产品和服务的市场需求；而城市化的推进则尤其需要有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以给城市劳动人口提供就业机会，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支付城市的生活成本。在封闭的经济体系下，城市化与工业化往往得以相辅相成，在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上同步协调发展。一方面，工业化的发展脱离不开城市化，如果城市化跟不上工业化的步伐，工业产品将出现滞销，工业化将停滞；另一方面，城市化也无法脱离工业化，如果城市化超前于工业化，就业机会将严重不足，大量失业和非正规就业部门人群的集聚，只能带来城市贫民窟和城市生活的动荡。但在开放经济中，如果存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或大量剩余)，城市部门的工业企业可以利用低廉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成本扩大生产，发展规模经济，将产品和服务销往国外，维持工业化持续快速和城市化暂时缓慢提升的不同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以及外部需求(贸易顺差)，共同导致一国出现滞后城市化的现象。 三、开放经济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型 为了说明滞后城市化的问题，本节在刘易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基础上，融入新经济地理学的数理模型，构建开放经济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模型，将工业化与城市化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在此基础上，我们分析外部需求对滞后城市化的影响机制。 (一)基本假设 理论模型设为2×2×3模型，即两个国家、两个部门和三种要素。两个国家为H国和F国，两个部门为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三种要素为农民、工人以及资本。为了便于分析，与本国相对应的变量我们采用上标(*)标示，两国加总的变量我们采用上标(W)标示。本文的基本假设与Lewis模型假设以及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假设，有着相似和不同之处。 第一，与Lewis模型和新经济地理学基本假设相同：(1)两个国家，本国(H国)和外国(F国)；(2)两个部门，传统农业部门(A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M部门)。 第二，与新经济地理学基本假设相似。(1)两国初始的要素禀赋完全相同，资本由本国的厂商拥有。(2)农业部门为CRS(规模报酬不变)部门，由农民生产农产品，农产品市场为完全竞争市场；工业部门为IRS(规模报酬递增)部门，使用工人和资本生产工业品，工业品市场为垄断竞争市场。(3)开放经济中两国进行贸易，农产品贸易不存在贸易成本；工业品在本国不存在运输成本，但是跨国贸易存在萨缪尔森(Samuelson)的“冰山交易成本”。⑩(4)在要素流动方面，农民和工人可以在本国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之间自由流动，但是不能跨国流动；资本则可以在两国之间自由流动。 第三，与Lewis模型假设相似。(1)两国在初始阶段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从而，传统农业部门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仅够维持最低的生存。(2)现代工业部门以略高于农业部门的收入水平，雇佣到生产中所需的劳动力，即
＜W。 第四，与Lewis模型和新经济地理学基本假设不同。(1)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就业部门(即工业化)，与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定居(即城市化)是有区别的。当农业人口转移到工业部门，但其工资没有达到工人工资水平时(维持在城市长期正常生活的水平)，农民可以转变成非完全性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11)获得非完全性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低于城市长期正常生活的水平)。而且，当其工资水平达到工人工资水平时，则转变为工人。(12)(2)一国农民个人的初始禀赋(如生产技术水平、对城市的熟悉度)存在差异，不妨对非完全性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初始禀赋进行降序排列，编号为1到k。 (二)代理人行为分析 1.消费者行为
2.生产者行为 (1)农业部门
如果假定农业生产部门规模报酬不变，则两个国家农业部门的生产成本函数分别为：
(2)工业部门 不同于农业部门，两国工业部门都是规模报酬递增的部门，生产过程中使用单位资本作为固定投入。假定初始时期的两国生产技术相同，边际投入为α。因此，单个企业的成本函数为：
其中，r是资本的收益，w为工业企业支付工人的平均工资。(13)由最优化企业的利润函数，得到工业产品的价格：
均衡时，企业获得零利润，从而单个企业的产量为：
其中，R为资本与劳动力的价格比。由(7)式可知，单个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数量
=(σ-1)R。当一国资本总数为K时，该国劳动力的总量为
=(σ-1)KR。 (三)劳动力转移模型：两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与市场供需关系 1.产品市场均衡 两国农产品的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初始阶段都具有剩余的农业劳动力。如果现有技术不足以满足本国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需求，则该国会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减少农业部门使用农民的数量。因此，两国的农产品都可自给自足，对应地，我们有：
其中，N和N*分别为两国实际使用的资本数量，
为贸易自由度。从(9)式中，我们还可以得到两国之间的工业品进口贸易额、出口贸易额以及净出口贸易额。对应地，H国的工业品进口贸易额IM、出口贸易额EX以及净出口贸易额NEX分别为：
2.F国工业化第一阶段 不妨假设由于外生因素作用，F国将率先进行工业化。此时，F国非完全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略高于农民收入。前文中，我们假设，农民个人初始禀赋(如生产技术水平、对城市的熟悉度)存在差异，不妨对非完全性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初始禀赋进行降序排列，编号为1到k。在F国工业化第一阶段(“刘易斯第一拐点”出现前)，该国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仅需支付略高于农业劳动的收入水平，就可以吸引到所需要的工业劳动力。由于市场上工业劳动力供给富余，此时初始禀赋最高的非完全性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没有议价能力，从而他们的工资水平基本维持不变。
那么，F国的工业化第一阶段是否可持续呢？换句话说，H国开始工业化之前，F国工业化第一阶段是否已经结束？在H国未进入工业化之前，资本与劳动力收益比保持不变，始终有
。在这样一个阶段的任一时点，F国对非完全性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数量，总是超越已经和正在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数量，从而农村剩余劳动力会不断转移，直至全部转移至工业部门，F国完成第一阶段工业化。正是由于F国有着相对廉价的劳动力，F国工业品以较低的成本进行生产，从而刺激了外部需求，也为F国工业的扩大再生产提供了可能。但是，在这一阶段，F国从农业部门转移至工业部门的非完全性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基本没有太大的提升，因而F国的城市化水平进展缓慢，出现城市化滞后现象。英国在1550-1849年间年均工资增速只有0.13%，也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 3.F国工业化第二阶段 在进入工业化第二阶段时(越过“刘易斯第一拐点”之后)，F国没有富余的农民可以转变成非完全性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此时，所有剩余的农民都已经转变成非完全性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完全性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工资水平逐步提升。由于非完全性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不会再增加，劳动力市场对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只会增加本国非完全性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与第一阶段不同，一些初始要素禀赋较高的非完全性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此时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随着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增加，初始禀赋较高的非完全性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工资水平，逐步与本国工人的工资水平持平，从而成为产业工人。当所有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都转变产业工人时，本国工业化完成，出现了“刘易斯第二拐点”。在此之后，如果本国工业部门对工业劳动力有更多的需求，则该国工资水平将不断提高。
对工业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将会促进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工资水平的提升，出现部分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与工人工资水平相等的情形，这部分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就很自然地成为产业工人。假定在第二阶段的某一时刻，有
个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则这一阶段转变为产业工人的农民数量为
。如果第
个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为：
这表明，在F国的非完全性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地转变成工人时，F国由贸易顺差逐步转变为贸易逆差。 在F国工业化第二阶段，F国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数量不会再增加，继续工业化只会带来劳动力成本逐步上升，并且由
可知，
不断下降。当
下降到与R相等时，H国开始第一阶段的工业化。在H国开始工业化第一阶段，而F国尚未完成工业化第二阶段时，中间某个时点会出现NEX=0，两国收支均衡。此后，如果F国继续要求工业化，将引起本国失业。(14)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在工业化第二阶段，F国的工业化水平在逐步提升，但是该国的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引致外部需求不断降低。在这一阶段，F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幅度更大，导致本国的工业化减缓、城市化加速，滞后城市化因而减缓。 4.H国的工业化第一阶段 当F国完成工业化之后，H国开始进入工业化第一阶段，F国的劳动力总收入减去农产品支出(w-z)L保持不变。在此期间，H国的非完全性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与F国第一阶段时非完全性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相似。在H国工业化第一阶段，当ε→0时，H国的劳动力总收入减去农产品支出
也保持不变。根据(10)式、(12)式以及
，我们可以得到
。因此，在H国工业化第一阶段，始终有
。换句话说，在H国工业化第一阶段，H国相对F国的贸易顺差额不断地增加。同样，H国遵循着F国工业化第一阶段的路径，本国工资水平没有太大变化，外部需求激增，引致本国工业化水平提升较快，但城市化出现滞后。 5.H国工业化第二阶段 在H国完成工业化第一阶段之后，H国继续增加工人的使用，会逐步提高非完全性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以致部分非完全性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达到本国工人的工资水平。同样，此时H国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与F国在第二阶段相似。仍然，F国的劳动力总收入减去农产品支出
保持不变，H国的劳动力总收入减去农产品支出随m发生改变。根据(11)式、(15)式以及
，我们可以得到在H国工业化第二阶段
。换句话说，随着H国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地转变成工人，H国的工资成本上升，外部需求不断减少，H国出口贸易顺差额也逐步减少，滞后城市化亦逐步减弱。 6.两国工业化第三阶段 当H国第二阶段工业化进展到与F国水平相同时，两国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工资水平都达到工人的工资水平，此时对工人使用的增加，会提高所有工人的工资水平。与此同时，NEX=0，两国贸易收支再次平衡。除非两国同步推进工业化，否则超前工业国的国家将会出现失业现象。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率先进行工业化还是后工业化的国家，在出现“刘易斯第一拐点”之前，滞后城市化的程度总是加剧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工业化第一阶段本国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工业部门可以利用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获得优势，抢占国外市场，工业化得到快速发展。但是，低廉的工资不足以维持转移劳动力定居城市的生活所需，造成城市化发展滞后。在越过“刘易斯第一拐点”之后，本国劳动力成本攀升，国内市场需求增加，工业品价格不断上升，外部需求不断减少，引致本国工业化发展缓慢，但本国城市化发展迅速，从而滞后城市化现象逐步减弱。总之，外部需求(国际贸易顺差)是引起滞后城市化的重要原因，外部需求越大，本国的滞后城市化越严重。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命题。 假说：开放经济体系下的工业化，如果国内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且国内产品及服务可自由便捷地出口国外市场，该国出现一个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阶段具有必然性，国际贸易顺差与滞后城市化呈同方向变动。 四、计量模型设定、估计结果及分析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 理论分析表明：外部需求是引起滞后城市化的重要原因，并且与滞后城市化呈同方向变动。根据理论假说，我们设定基本的计量模型为：
其中，下标s代表s国(或地区)，t代表t时期。Y是滞后城市化的代理变量，相当于理论模型中的m；EXP为一国国际贸易差额的代理变量，相当于理论模型中的NEX。为防止遗漏变量引起的计量估计结果有偏，我们在计量模型中加入了控制变量向量
，包括失业率UEMP、国外直接投资FDI、人均GDP的对数、本国市场化指数FREE、城市卫生状况HEALTH。
代表误差项。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根据前文的假定和要求，我们对数据进行了筛选，所选数据满足三个基本条件。(1)相关指标时间序列的数据相对完整；(2)非农劳动生产率高于农业劳动生产率；(3)1991年之前的城市化率低于75%。个别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补齐，最终选择了1995-2010年4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公布的1996-2012年的《世界发展指数》(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DI)以及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2001-2011年的《世界经济自由度报告》(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 Reports，EFW)。 1.被解释变量的选取和说明
表示滞后城市化水平，采用“非农就业比重-城市化率”作为代理变量，数据来源于WDI。不同研究者在研究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时序关系时，会选择不同指标，如“工业化率/城市化率”，或者“非农化率/工业化率”，或者结构变化模型。(15)本文选择“非农就业人口/全部就业人口-城市人口/全部人口”作为反映城市化滞后的代理变量，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1)与数理模型中保持一致。考虑既要保持滞后城市化与贸易顺差规模量的含义，又要克服计量单位不同的问题，在计量模型中，滞后城市化水平采用比例差的代理变量，更为合理。(2)关于城市人口与城镇化率，本文使用各国报送联合国的数据(引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其中，中国的城镇人口数据值介于城镇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之间。这也显示国际社会达成的共识：城镇人口是指长期在城市生活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非完全性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货币工资水平，不足以满足其在城市地区长期定居，显然不被计入城镇人口中。为了进行稳健性检验，我们增加了变量
(非农增加值占GDP比重-城市化率)和变量
(工业就业比重-城市化率)，作为滞后城市化的代理变量。 2.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的选取和说明 EXP表示贸易顺差，采用“制成品与服务的净出口/GDP”作为代理变量。在数理模型中，产品主要指工业成品，因此在计量中也选择与之接近的代理变量。基于被解释变量选取比例差的考虑，外部需求也采用比例差的代理变量。此外，为了避免经济体大小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计量中采用制成品及服务的净出口，其相对于一国外贸总体的净出口指标，应能更准确地表达净出口的含义，相关数据来源于WDI。根据理论模型的推断，预期该变量系数为正。 FREE表示市场化指数，数据主要来自EFW数据库。Hall和Lawson通过文献回顾发现，自1996年经济自由度指数创立以来，在被引用的402篇文章中，有198篇文章将该指数作为自变量，用以解释经济增长、生活标准、幸福、收入差距等。(16)市场化程度越高，交易效率越高，越能支撑工业化和城市化。但是，市场化对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大小是不同的。因此，经济自由度的程度与滞后城市化有着一定的关联，其关联度取决于两者的加总结果。 UEMP表示失业率，数据来源于WDI。Todaro在解释拉美国家城市化超前等现象时，提出城市失业率对居民迁移的影响。(17)城市失业率较高，则代表本国城市化率已相对较高，失业率越高，滞后城市化越弱，预期该变量系数为负。 HEALTH表示城市获得改善卫生设施的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数据来源于WDI。Todaro假设，城市生活质量通过预期对城市化迁移具有重要影响，这对解释拉美国家城市化超前等现象有着显著的帮助，本文将城市获得改善卫生设施的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作为重要的控制变量。基础设施改善越多，本国居民迁移至城市地区的动力越强，从而本国滞后城市化出现的可能性越低，因此预测该变量的系数为负。 InPGDP表示人均GDP，数据主要来源于WDI。在对比值的数据研究中，本无需取对数，但是人均GDP这样的数据在研究中需要取对数，以避免计量中存在异方差。尽管城市化与人均GDP可能存在正向关系，但工业化率与城市化率的差值与人均GDP仍然可能存在倒“U”型关系。即随着人均GDP的增加，滞后城市化经历先增加后减小的过程。预期人均GDP的一次方系数为正，二次方系数为负。 FDI表示“净流入总额/资产形成总额”，相关数据来源于WDI。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下，国外直接投资的流入有助于一国工业化的发展，促进工业化超前城市化。但是，在先发国家并不存在外部资金流入的情况下，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工业化也可因国际贸易，导致工业化超前城市化。 (三)内生性与工具变量 估计上述(16)式时，需要注意贸易顺差的内生性问题。在本研究中，内生性可能源于两个方面。(1)遗漏变量引起的内生性。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一些不可观测的异质性
，对于因变量遗漏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可以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以消除模型中不可观测因素所带来的影响。(2)对外贸易差额与滞后城市化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在本文理论研究中曾经指出，一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同步带来了该国贸易差额，该过程并具有可持续性，因而将贸易差额内生化，但也造成计量研究的困难。为了解决这种联立性偏误，我们需要寻求额外的工具变量(IV)。 参照多拉(Dollar)和卡拉伊(Kraay)使用解释变量滞后项，作为贸易额的工具变量的研究方法，我们使用净出口贸易额的滞后项，作为其自身的工具变量。(18)一方面，我们假定，净出口贸易满足动态完备性，即当期的净出口贸易额与未来的随机冲击无关，那么，净出口贸易额的滞后项是外生于当期扰动项的，而且滞后时期越长，外生性条件越能满足。所以，我们在选取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时，尽可能地使滞后期数较长。另一方面，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对外贸易差额，取决于内部经济结构及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等因素，这些因素的发展变化具有路径依赖性。所以，对外贸易差额的滞后项与当期值是相关的。但是，对外贸易差额的滞后项与当期值之间的相关性是随着滞后期数的递增而递减的，容易出现弱工具变量。综合上述两点，我们将滞后9期到滞后5期分别进行了回归。结果发现，如果用滞后9期、滞后8期和滞后7期作为工具变量，则弱工具变量检验的F统计量分别为0.023、0.596和3.564，显著小于10，存在严重的弱工具变量问题。(19)如果选择滞后6期或滞后5期作为工具变量，则F统计量分别为10.902和7.915。(20) 因此，本文考虑选取滞后5期和滞后6期的净出口贸易额作为工具变量。从统计结果来看，如果将滞后5期和滞后6期的净出口贸易额同时作为工具变量，其弱工具变量检验的F统计量为5.866，仍然可能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而仅选取滞后6期的净出口贸易额作为工具变量时，则无需担心弱工具变量问题。如果忽略弱工具变量问题，选取滞后5期和滞后6期的净出口贸易额作为工具变量，则过度识别检验表明，工具变量是外生的。从表1中也可以看出，选取净出口贸易额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是有效的。进一步，采用上述工具变量对模型进行内生性检验，结果发现，P值均很小，表明模型确实存在内生性。为此，本文采用固定效应-工具变量法进行计量分析。
(四)计量结果与分析 1.FE回归与FE-IV回归分析 作为参照，表2同时给出了
(非农就业比重一城市化率)，作为滞后城市化的代理变量FE回归以及FE-IV回归的结果。采用FE回归时，我们发现，贸易顺差(EXP)、失业率(UEMP)以及国外直接投资(FDI)并不显著，但是所有的系数符号都与我们预期的结果相一致。正如上文研究中我们所提到的那样，滞后城市化与贸易顺差有着联立内生性，同时可能存在遗漏变量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采取固定效应-工具变量(FE-IV)的方法。与固定效应估计结果相对比，除了净出口贸易额的系数变大了6倍，其余变化不大。根据计量结果，我们可以认为，EXP与
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即贸易顺差对滞后城市化的影响显著为正。这与我们的理论假说是完全一致的，从而证实了本文提出的假说。
表2还显示，市场化指数(FREE)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市场化水平越高的地区，滞后城市化出现的可能性也越高。这与Henderson等人的研究结论刚好相反，从而也从侧面证明，非市场化的制度(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并非是引起中国滞后城市化的唯一原因。(21)因为市场越自由，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也就相对越容易。大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工业化发展提供了低廉的劳动力，表明市场自由化对工业化发展的边际贡献更大。相比较而言，非完全性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无法获得定居城市生活的最低收入，因而市场自由化对城市化的影响较弱。加总起来，市场自由化对滞后城市化有着正向的影响。失业率(UEMP)系数显著为负，与我们的预期是一致的，从而也证实了Todaro所提出的城市失业率对居民迁移的影响。城市获得改善卫生设施人口占城市总人口比重(HEALTH)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基础设施改善越多，本国居民迁移至城市地区的动力越强，从而再次验证了Todaro理论研究中所提出的另外一个假设，即城市生活质量通过预期对城市化迁移具有重要影响。人均GDP(lnPGDP)与滞后城市化的一次方系数为正，二次方系数为负，即滞后城市化与人均GDP仍然可能存在倒“U”型关系。净流入总额/资产形成总额(FDI)与滞后城市化的关系为正，但并不显著，而这与国际贸易对FDI的替代或互补关系有着紧密的关联。 2.稳健性检验 在表2中我们使用
(非农就业比重—城市化率)作为滞后城市化的代理变量，表3给出其他一些滞后城市化的代理变量的估计结果。它显示，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无论是采用滞后5期和滞后6期的贸易顺差，还是仅采用滞后6期的贸易顺差，相关解释变量系数都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这表明，我们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以上实证研究结论与理论假说是一致的，即在工业化进程中，贸易顺差对滞后城市化的影响显著为正。在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时，一国外部需求(贸易顺差)是滞后城市化的重要诱因。此外，本国的市场化程度越高，滞后城市化更有可能出现。在一些市场化程度相对不高的国家，政府的干预可能会带来滞后城市化的减弱，但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城市的失业率以及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对本国居民的迁移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城市失业率越高，滞后城市化越弱；城市基础设施改善越多，滞后城市化越弱。人均GDP与滞后城市化有着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在人均GDP增加的过程中，滞后城市化程度呈先增加后减小的过程。 通过对经验事实的梳理，我们发现，当一国工业化过程中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时，贸易顺差通常伴随着该国的滞后城市化而存在。为此，本文构建了开放体系下工业化过程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型。研究发现：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存在剩余劳动力的国家可以利用本国廉价劳动力和外国商品市场，加快工业化进程并带动城市化发展。在先发国家出现“刘易斯第一拐点”之前，由于本国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较低，工业产品价格较低，刺激了外部需求和规模经济增长，故本国工业化获得快速发展。但这一阶段本国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工资相对较低，无法满足城市定居所需，故城市化发展缓慢，滞后城市化越发明显。而当先发国家越过“刘易斯第一拐点”之后，其工人平均工资水平攀升，国内市场需求增加，工业化继续推进，城市化发展较为迅速，先发国家的城市化逐步赶上工业化。拥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后发国家开启工业化进程并带动城市化发展，遵循先发国家的发展路径。当两国城市化都追赶上它们的工业化水平之后，两国的贸易收支将再次平衡。据此，本文提出假说，一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时序联动关系，受该国对外贸易差额的影响。使用1995-2010年40个代表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工具变量的研究方法，我们证实了该假说。 本文研究表明，在开放体系下，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国家，其城市化一定时期内的滞后，缘自本国农村转移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上涨极为缓慢，不能满足他们在城市定居的基本生活需求。就中国而言，低成本的劳动力和出口导向拓展的国际市场，使工业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这势必导致贸易顺差和滞后城市化的并存。但是，当工业规模足够大时，劳动力将出现短缺，随着“刘易斯第一拐点”的到来，工资增加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生活成为可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差距将逐步缩小。但是，城市化率的快速增长，也有可能造成过度城市化，相对滞后的工业化可造成更多的失业和贫民窟。因此，解决当前中国城市化滞后的重要途径，是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在扩大就业的同时，提升工资水平，以内需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逐步解决“半城镇化”的问题，最终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同步协调发展。 ①D.Young and H.Deng,"Urbanization,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1952-91，" Urban Studies，vol.35，no.9，1998，pp.1439-1455；叶裕民：《中国城市化滞后的经济根源及对策思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J.V.Henderson，"Urbanization in China:Policy Issues and Options," mimeo,Brown University and NBER，2009.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属于同步联动的关系。甚至一些研究指出，中国城市化超前于工业化，存在隐性超前城市化。 ②陈亚军、刘晓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回顾与展望》，《管理世界》1996年第6期；陈斌开、林毅夫：《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城市化和城乡工资差距》，《南开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 ③陆铭、向宽虎、陈钊：《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体系调整：基于文献的评论》，《世界经济》2011年第6期。 ④叶裕民：《中国城市化滞后的经济根源及对策思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叶裕民：《工业化弱质：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经济障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郑艳婷、刘盛和、陈田：《试论半城市化现象及其特征——以广东省东莞市为例》，《地理研究》2003年第6期。 ⑤本文涉及的国际贸易一般指一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对外经济关系，不涉及工业化基本完成后一国在世界市场中的产品结构及其主导地位与否的问题。 ⑥R.L.Moomaw and A.M.Shatter,"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 Bias toward Large Citie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vol.40,no.1,1996,pp.13-37; E.L.Glaeser,"A World of Cities: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Urbanization in Poorer Countries，" NBER Working Paper，no.19745，2013.章元、万广华：《国际贸易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来自亚洲的证据》，《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 ⑦H.B.Chenery,M.Syrquin and H.Elkington,Patterns of Development,1950-197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⑧W.A.Lewis,"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The Manchester School,vol.22,no.2,1954,pp.139-191;A.Maddison,"The West and the Rest in the World Economy:1000-2030," World Economics,vol.9,no.4,2008,pp.75-99. ⑨M.Fujita and P.Krugman,"When Is the Economy Monocentric:Von Thunen and Chamberlin Unified,"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vol.25,no.4,1995,pp.505-528. ⑩P.A.Samuelson,"The Transfer Problem and Transport Costs,II:Analysis of Effects of Trade Impediments," The Economic Journal,vol.64,no.254,1954,pp.264-289. (11)非完全性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指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一种过渡状态，该群体在城市工业部门工作，但是却属于农村居民。他们与我国户籍制度下特殊称谓的“农民工”状况相似。虽然这一户籍制并非在他国广泛存在，但是主干家庭的第一代老人及第三代儿童生活在农村，青年人离家出走，到城市从事非农劳动，在各国工业化阶段大量剩余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却是普遍存在的。 (12)S.Kuznets,"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45,no.1,1955,pp.1-28; H.B.Chenery,"The Role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Development Program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45,no.2,1955,pp.40-57. (13)需要注意的是，工业企业生产中由于使用了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其生产中所使用员工的平均工资水平低于工人的工资水平，即W＜
。 (14)本文并没有考察动态的技术创新因素。在后续的研究中，我们会尝试在模型中纳入技术创新的因素。 (15)钟水映、李晶：《经济结构、城市结构与中国城市化发展》，《人口研究》2002年第9期；H.B.Chenery,M.Syrquin and H.Elkington,Patterns of Development,1950-1970. (16)J.C.Hall and R.A.Lawson,"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An Accounting of the Literature,"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vol.32,no.1,2014,pp.1-19. (17)M.P.Todaro,"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59,no.1,1969,pp.138-148. (18)D.Dollar and A.Kraay,"Institutions,Trade,and Growth,"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vol.50,no.1,2003,pp.133-162. (19)根据一般经验规则，如果对第一阶段回归中工具变量的联合显著性检验的F值大于10，则不用担心弱工具变量问题。 (20)选择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是一种常用的方法，这种方法也是应用计量领域最令人诟病的方法。以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并不适用的情况包括：(1)被解释变量本身对解释变量的影响具有滞后性；(2)样本容量较小时。在本文理论研究中，我们指出，两者的影响是同期做出的，不存在滞后性的问题。同时，在实证研究中我们选取的样本量为40×10=400个，属于大样本回归，避免了样本容量过小产生的误用。 [21]J.V.Henderson，“Urbanization in China:Policy Issues and Options.”陆铭、向宽虎、陈钊：《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体系调整：基于文献的评论》，《世界经济》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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