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区域教育现代化的工作机制研究
刘妍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
摘 要： 本文将以区域为分析单位，深入分析典型区域典型的教育现代改革，观察各种类型，归纳相似模式，探索区域推进教育现代化背后深层次的发展逻辑和工作机制，在对区域推进工作机制的特征、类型、逻辑进行分层分析之后，试图推进对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整体规律的思考。
关键词： 区域教育；现代化；工作机制
教育现代化的建设是一种具有多重性质的复杂教育行动。它具有明确的价值指向性，即必须使教育获得预期的进步和发展。它的内容具有选择性，改革的对象主要是教育中的问题。不仅需要更新教育思想和观念，还需要从实践上持续推进教育体制、内容、方法、手段的改进。正是由于这种复杂性和严密性，探讨它的机制格外有意义也格外困难。一种有效的路径即从微处着手，从区域的层面来探讨教育现代化的机制。针对中国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针对我们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认为是最重要、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区域性推进。这是引领教育未来发展的最重要、最有效的形式。[1]
“机制”目前使用比较含混，指谓的对象包括关系、规律、组织规则等。探讨教育现代化推进工作机制实际上即在探讨在区域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工作和工作产生作用的方式。本文则重在探讨“科研机构”与“地方政府”（区域）共同促进教育现代化发展中的动力机制和合作工作机制。换而言之，具体研究如何双方就教育现代化达成建设共识？如何将有效的建设意见转化为政治决策，继而转化为现实的教育现代实践？如何有效地合作，达成建设的合力？如何维持发展的态势。研究的立场，站在研究方和政府双主体的互动层面，透视的主要工作维度，是双方的互动，是活动的机制，而不是制度。这一点与已有研究有较大不同。现有探讨机制的文献中，大都把机制等同于制度，分析的结论多是制度建设方面的内容。如国内学者早在90年代就提出教育研究促进教育发展的 “机制”问题，要求建立课题导向机制、行政保障机制、政策激励机制、反馈调节机制等。当代也有学者指出我国教育现代化研究之所以不能更好地促进教育发展，是因为缺乏相应的研究转化机制所致，这种转化机制即教育决策咨询机制。本研究将从教育现代化建设真实的动力、交互的关系、评估和检验成果的活动三个层面来探讨具体庞杂工作之下，清晰可辨的工作逻辑和工作机制，具体为动力机制、合作机制以及评估机制。
一 区域教育现代化的动力机制
区域教育现代化的动力机制，即驱动区域进行教育现代化改革、发展、变化的推动力量，以及这些力量产生、传导并发生作用的过程、机理与方式。这些力量彼此结合形成合力推动地方政府更新教育现代化观念，进行教育现代化改革并实时监测和调整发展步伐。哈佛大学教授卡洛伊.维斯基于实用的目的提出知识驱动、解决问题、交互、政治、战术、社会知识产业等其七种知识驱动力量。在区域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主要体现了四种驱动机制。
社区医院护士对标准预防知识的掌握情况还较满意，但在遇见患者血液、体液等物质泼溅下主动戴防护镜和穿隔离衣及对锐器的处理和锐器伤上报制度上依从性不强。这要求护理部和医院感染专兼人员进一步加强护理人员的标准预防知识培训，并要求把标准预防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护理工作中，养成良好的职业防护习惯，切实提高标准预防行为的依从性，保护患者和广大医护人员的健康。
第一，知识驱动机制。这是一种直线式影响路径，基本路径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发展——应用。这种动力表示，区域进行教育现代化改革的直接原因是研究成果的刺激。这也就意味着，出现一种新的教育现代化研究成果，就会引发一轮新的教育现代化改革。这种动力路径在自然科学很常见，但是在社会科学这种例子极少。通过现实的观察，我们发现，不能高估教育理论突破对教育实践的影响。事实上，极少有教育改革是因为教育研究理论的突破所推动得。原因有三：（一）社会科学知识并不具备足够的强制性或权威以推动行动者必须得去行动。（二）社会科学知识不能简单地复制，无论是材料还是环境，都不能复制。（三）更重要的是，除非某个问题变成当时社会条件下必须解决的问题，除非行动的政治条件完全具备，行动的其他参数条件都比较一致，否则政策制定部门很少接受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
第四，策略驱动机制。有时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工作只是一种口号，与工作本身的内容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教育现代化”这个目标本身有用，而不是它的工作成果有用。政府官员在面临某个局面时会说：“我们正在研究进行教育现代化建设”。口号成为政府看到问题的证据。如果面对不受欢迎的要求，政府可以以教育现代化研究为借口拖延决策（我们正在等待研究结果……）。政府有时会用研究结果来抵御批评，他们会说自己的政策是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之上，从而逃避责任。政府也可以通过支持研究项目，与科研机构结盟，来提高机构的声誉和威望。这些都是官僚政治中的策略。
第一，理性化机制。在尊崇理性的社会里，事物合法性的取得与其理性程度直接相关。使其成员能够理解自己的政策，并用各种学术论说来论证制度及公共政策的正确合理性，是许多政府都会选用的政策工具。曼海姆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各类政治，至少在它表现得可以令人接受的那些形式之下，逐渐染上科学的色彩”[2]。意见要以一种客观的，不偏不倚的方式由局外人提出的。在这些人与政府的关系中，彼此之间保持一段距离，以保障提出建议的客观性。这就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独特价值。人们相信（1）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关于人类和组织行为的“知识”。（2）基于知识的行动比基于经验、判断或直觉的行动更“理性”。“理性”意味着有效使用资源和恰当的手段，提高预测结果的能力。（3）政府的理性行为会导致“较佳”的结果。“较佳”意味着结果对社会有利。（4）社会中所有群体都能平等地分享政府因采取理性行为而带来的良好效应[3]。因此，无论是个人想法或是机构的方案都会努力尝试使用研究，这一方面是因为个人清楚地了解人类智识的局限，“对于单个的、孤立的个体来说，寻找到完全理性的行为是不可能的。他必须探索的备选项的数量那么多，他需要用来评估这些备选项的信息如此巨大，甚至对于一个合适的目标来说，理性也很难达到。”[4]所以要通过系统的观察解决信息问题，通过发展精确的和逻辑的语言（通常包括数学语言）解决交流的问题，通过采用实验、量化、严密而系统的分析以及排除不易控制的现象的方法解决变量过多和变量之间过于复杂的关系的问题。
其次，要注意对阿姨生活技能的培训，包括沟通的技巧、分析问题的能力等，很多阿姨不能正确理解雇主的话语，出现不正确的解读，很多阿姨不会说话，说话的方式和方法不能有效传递信息容易以引起矛盾，导致与雇主的沟通出现问题，包括不能做到换位思考、不能从雇主的角度看问题、不能从别人的角度看问题，这些都源于在沟通和分析上的能力缺失。这是生活技能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不解决，会影响家政服务本身。
第二，问题驱动机制。最常见的推动力是来至于问题，即直接应用某个具体的研究成果来解决待定的问题。这种动力仍然是一种直接动力，但是前者是知识驱动决策，后者是决策驱动研究。这种动力背后潜在的假设是：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对于教育现代化最终的目标意见一致，具体的现代化实施方案有意义。研究者最大的贡献就是寻找到最适合的方法来实现决策者的目标。机会在问题解决模式中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合适的研究可能不会直接被人发现来解决问题。只有合适的机会出现，才会出现强强联合的局面。
综上所述，所有的动力在某些情境下可能特别有用，但是谁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某个区域能够以最佳的方式利用研究成果来制定教育现代化政策，理解这种多元性，可以帮助我们从单一的问题解决的模式中醒悟过来。
二 区域教育现代化的合作机制
第四，评估性机制。为了防止教育现代化的建设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或者半途而废的改革尝试，建立稳定的评估和督导机制是十分必要且非常有效的工作机制。只有通过监测，才能准确把握区域教育质量的现状，为科学诊断区域教育现代化发展现状提供教育决策，为改进和优化教育行为提供科学依据。一般而言，评估机制有三大目标：一是为政府决策提供服务，有效诊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对学校教育质量状况进行评估，有效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二是为引导社会提供服务，弄清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的现状与问题，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三是为提高教育质量服务，把握区域教育现代化的实施状况，通过弄清学生在德智体美诸方面的全面发展状况，准确掌握区域教育的质量水平。
最后，希望通过此次研究调查横店剧组化妆师的当今生存和发展现状，能够透过影视公司、制片人、导演等行业权威人士，让他（她）们对横店剧组化妆行业的生存状态进行分析，以及在他（她）们心中，如何才能真正成为一名优秀的化妆师。也让更多的热爱化妆行业的人，能够在职业道路上发展，合理规划自己的人生轨迹。
第三，政治驱动机制。这种路径认为在一般情况下相关政治问题的利益群体预先决定了决策者的立场。研究的作用在于它可以成为与研究结论一致一方的弹药，为其提供支持。党派需要大量的证据来否定对手，使摇摆不定的人信服，鼓励支持者。即使结论尽量置身事外（压缩品质或证据仅利于某一方），研究结论仍然还是会慢慢利于某一方。在中国，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政治驱动是非常常见的动力，决策者的强势地位和“科学决策”目标的追求，常常会驱动教育现代化研究与实践的结合。
第三，工具化机制。政策文本形成之后，必须具备具体的执行细则和实施方案。政府首先界定某个问题是政策问题，继而就会确定用那一类知识或专业人才来解决问题，然后就确立开展相关研究的专业群体。专业研究人员接受订单后，开始调研、拿出一套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最后，政策制定者以此研究为基础得出行动方案。它要求的是线性的结果，社会科学家的特别技能就在于能设计和分析解决特殊问题。它的特点是以问题为中心，以控制为导向，具有很强的工具性意义。社会科学家通过工程模式发挥的社会功能就是现实的社会功能。社会科学的应用研究，尤其是政策研究，往往采用工程模式对政府和社会的决策活动发挥直接的指导作用。工具化机制开展的主要方式是依据政策的宏观目标设立逐步实施的阶段目标、对具体项目进行试验、评估和反馈。研究人员在这个阶段的目标是把政策具体化和操作化，最后形成专业的政策方案。这种方案要求具体到成本的投入、效益的分析、人员的要求和实施过程中的风险预测等，是真实社会的路线图。所有的政策只有具体到了政策项目的层次才具有了现实中的生命。
第二，平衡化机制。平衡化机制，平衡的是教育部门和其他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教育政策涉及面非常广，涉及的部门也很多，各个部门有自己的利益和观点。研究成果在协调这些部门之间的冲突并推动政策共识的达成方面具有不容忽视的力量。思想本身的内容不仅仅是烟幕或路旁的摆设，它们实际上是政府内部及其周围决策的组成部分。当官员及其亲近人士接受新的思想和政策建议时，他们首先会看看这些建议是否合理，有哪些证据能够支撑这些论点，反对方的观点是否同样有效，进而拿着这些证据去说服对方，获得一致意见，解决政策问题。那些最初持怀疑态度的决策者不是被利益集团的说客的某种游说活动或对决策后果的某种期待所说服的，他们是被那些论据和证据所说服的。科研成果在达致共识的过程中发挥着战术性作用。这种战术性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体制外研究或者几个部门联合成立的项目组具备第三方的身份，给予了工作方案价值中立的性质。降低了方案过于偏重某个部门的风险。不管方案好坏与否，它是各个部门能够坐在一起讨论和修改的原始基础。第二，消弭了各部门之间直接的利益冲突。各个部门都可以拿本部门的方案，说明这是研究机构做出的方案，仅供参考。这种试探性的方案即使有其他部门强烈反对，也只会针对研究方，而不是引发直接的部门冲突，更不会影响下一步方案达致共识的进度。第三，为了降低达致共识后的风险，各部门可以利用研究及其成果来转移公众批评的方向。决策部门可以宣称他们是根据科学有效的研究结论和建议来提出的解决方案，因此即使方案不够合理，也不是他们决策的问题，而是科学研究的问题。如果能够达致共识，却不用承担过多的责任，这样的共识自然更易达成。
在地方政府和科研机构合作共同推进区域教育现代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一套行之有效、可普遍适用的教育改革实验工具，大力推动了各区域教育的发展，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区域教育实验模式。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在大连金州实验区确立了“多元开放，国际融合”的总体发展理念，帮助杭州提出“高位均衡”与“轻负高质”的教育生态视角；协助成都青羊提出“城乡统筹，质量领先”的综合改革模式等。双方是依靠一种什么内在的逻辑来进行沟通和合作，研究又是如何帮助地方政府改善既有政策实践，实现政策目标的呢？纵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实验区，我们可以看出在双方合作的关系存在着理性化机制、共识性机制和工具化机制和评估性机制。
该地初次栽培香菇，已获明显的经济效益，但万家店村、王院村与纳黑村仍均存在一定的管理不善问题。三地均存在后熟期长的现象。纳黑村因劳动力缺乏出现了脱袋不及时，大量袋内憋菇造成总产量、品质降低，这是不完全了解品种特性，未合理安排菌棒接种，转色时间造成。
三 区域教育现代化工作机制的问题和反思
有效的工作机制可以使区域教育现代化的项目协调、有序、高效运行。在实践中，教育现代化项目实施的过程极少是孤立的或一次性事件，它们会相互重叠和作用。科研运行机制和科层运行机制会彼此交叉，混合在一起。项目要高效的运行，需要双方合作建立稳定的合作机制，保证强劲的动力机制以及建立具有约束力的利益保障机制。如果合作机制、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三大方面存在断裂或缺位，工作过程就很容易陷入机制困境。
第一，易于间断的供需机制。区域政府引入教育现代化的合作项目一般采用政府采购的方式，这是一种需求拉动的供求关系。这种供需方式是脆弱的。一方面这种政府采购并不是刚需，是否合作取决于每一届地方行政领导的认识和决策。比如建立合作关系的地方领导职位变动，续任的领导有不同的理念，就可能做出项目变更或终止的决策等；另一方面科研机构与政府之间在项目引进的制度层面也没有形成刚性约束，对于延期支付项目经费、变更项目内容抑或违约提前终止项目等都没有提出严格的违规成本追溯。“违约”制度上的模糊性主要是因为彼此的关系不是纯粹的市场交易关系，更多是“兄弟单位”“合作伙伴”的“同志”关系，且现实中存在许多双方都无法控制的因素，于情于理都很难追责。
第二，疲软的动力机制。在项目开展的过程中，有不同的力量在推动项目的实施，科研与行政互动过程中不断生成的新的驱动力。这种驱动力是项目的整体运行的活力源泉。知识的运用效率取决于研究者和使用者之间所发生的互动活动。在供给、扩散和使用等不同知识阶段，研究者和使用者的链接机制越健全，交流活动越频繁和深入，则知识运用的规模越大、效果越好。反之，当科研机构和地方政府互动不足，内源性动力就会欠缺，项目的总驱动力就会疲软，进而无论是科研带动力、宣传发动力、行政推动力还是评估拉动力都会由于总动力不足而缺乏“带劲”。
【解读】 高通量测序的数据分析过程目前并无统一标准，所有的分析流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数据的质控、比对拼接、过滤和变异的注释。前一阶段的分析和后一阶段的前期工作几乎都有特定的程序和计算机系统完成；而生成的带有注释信息的变异列表以后的筛选工作则最好由熟悉病情的临床医师和生物信息学专业人员共同完成。因为筛选过程涉及到表型关键词的挑选和患儿实际情况是否吻合的判断，对于最后选定的疾病相关/可能相关突变的致病性评估仍然需要熟悉具体病情的医师给出意见，参与最终诊断结论的拟定。仅仅依靠生物信息学技术人员分析并完成检测报告拟定的数据分析流程是脱离临床的，不适合于诊断性测序。
第三，缺位的约束机制。所有的项目都需要有一套跟踪、审查和调整项目进展与绩效，识别必要的计划变更并启动相应变更的流程制度，即约束机制。然而区域教育现代化项目在约束机制层面却很薄弱。这主要是因为项目组和政府之间的资源交换没有明确的交易制度做保证，投入多少，产出什么，双方如何合作等根本问题更多是依赖于行政机构之间的协商机制。研究成果是否具有科学价值，项目组提供的产品是否满足需求，项目进展是否符合预期等都需要双方沟通解决 ，没有一方拥有强制另一方或者监督、约束另一方的权力。在没有强力的约束力的条件下，项目的实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研项目组的专业伦理和职业道德，这就带来了很大的项目风险，从而也会形成机制的困境。
参考文献
[1] 袁振国.区域推进引领未来［R］.2008 年5 月16 日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杭州下城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成立大会上的讲话.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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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eiss C H . The Many Meanings of Research Utilization[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79, 39(5):426-431.
[4] （美）赫伯特，西蒙著，詹正茂译.管理行为［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本文引用格式： 刘妍.推进区域教育现代化的工作机制研究[J]. 教育现代化，2019，6（66）：142-144+167.
DOI： 10.16541/j.cnki.2095-8420.2019.66.052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智库专项部门项目“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对口指导机制及其成效研究”（项目编号：GYF12016004）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刘妍，女，湖南岳阳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教育政策、教师发展和退役军人教育。
标签：区域教育论文; 现代化论文; 工作机制论文;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