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之含义及形成史的分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华民族论文,含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民族是本世纪初出现的称谓。最初是指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辛亥革命以后，出现了包括中国少数民族的用法，并且越来越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到目前，一般以中华民族作中国各民族的总称，是体现中国各民族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不可分割的实体，涵盖了中国各民族整体上的民族认同。
民族与国家，是既相关联又有区别的两个范畴。一个国家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民族，同一民族也可以分布在两个或许多不同的国家。中华民族，是在中国众多的民族经历了两千年形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当代中国有56个相互区别的单一民族，这是中华民族的“多元”；同时，56个民族及其先民，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中国，有共同的历史、文化和不可分割的整体利益，具有整体的民族认同，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体”。
世界上林林总总的各民族，往往认为出自共同的祖先。实际上，同一民族虽然有某种血缘上的联系，但决不是历史上某一氏族部落或某个英雄人物单纯的血缘延续，民族这种人们共同体属于历史范畴，是历史的产物。民族共同体既是稳定的，又是不断演化发展的。历史上与当代世界的各民族，都有不同的发展层次。中国自古有众多民族生活在统一的国家中，而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习俗又相互有区别。在古代民族间的区别与认同虽然有了明确的标准，却没有形成“民族”这个词。中国人民在政治生活和科学文化领域中使用“民族”一词，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从外文引进的〔1〕。这个概念是世界近代史上形成的。 伴随近代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并取代封建制度而形成的一些民族， 到1871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结束时，已形成一系列的单一民族国家， 从而也产生了民族（Nation）与国家（Nation）一致的观念。实际上这仅仅是与资本主义萌芽和确立过程相联系形成的近代民族，在此以前，民族这种人们共同体早已存在，并且已有多种不同的发展形态和发展层次。在西欧先有近代民族而后才形成近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条件下所出现的民族与国家同一的观念传到中国时，中国已经是一个经历过两千年发展历史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而从西方传来的“民族”观念，与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存在很大的反差。中国在引进“民族”一词最初的几十年，人们有不同的理解，在使用中含义混乱，是不足为奇的。
中国近现代革命史彻底揭示了中国民族问题的本质：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是帝国主义的直接对立面，中华民族的反帝斗争，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运动，是中华民族的民族革命；中华民族的各兄弟成员，反对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压迫制度以求平等团结，是属于中华民族反封建民主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两者相互关联，而本质上的区别却是一目了然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在统一国家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很好地将中华民族的“一”与“多”的结构统一起来，实践证明这是完全符合中国各民族愿望并行之有效的制度。
肯定中华民族是一个客观存在有广泛同一性的民族实体，并非与56个兄弟民族互相对立；不应理解为用中华民族这个称谓就去掉了56个兄弟民族的相互区别。当代和可以预见的未来相当长历史时期，必定仍是既有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和同一性的逐渐发展，又有56个兄弟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协作、共同发展，和各自的民族特点以及相互间的区别。中华民族称民族，56个兄弟民族也称民族，是对中华民族不同层次的称谓，是一对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的辩证统一的观念，用“多元一体格局”来表述中华民族的“一”与“多”，正是从中华民族结构的客观实际中所作的高层次理论概括〔2〕。
民族的认同，与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其区别表现在跨境民族中是不言而喻的。中国与邻国，几乎都存在跨境分布的民族，这些民族在语言、文化、历史等方面都有基本相同的特征或相通的渊源，因而在他们当中有两种认同的界限：一种是政治上的认同，同一民族分布在不同的国家，政治上区别为不同国家的民族。这是首要的界限。另一种是文化和祖源上的认同。跨境民族虽分布在不同的国家，由于语言、文化、祖源等方面的共同性而有认亲的感情，有民族认同感，都是很自然的。中华民族如此，别的任何国家与民族也如此。所不同的是，中华民族经历了两千年统一国家发展的历史，尤其近现代在共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与振兴中华的奋斗中风雨同舟，和衷共济，中华民族的大认同观念坚如磐石，中国各兄弟民族，热爱本民族与热爱中华民族、爱中国和爱本民族的感情融为一体，这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还有一个事实，是海外有数千万中华民族子孙分布在数十个国家与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大多放弃了中国国籍而成为居住国的公民，一般是居住国的华裔少数民族。他们居于所在国家，对所在国家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在政治界限上，他们已不是中国公民；在民族界限上，他们怀着崇宗敬祖的深厚亲情，对祖居国——中国十分关心，在文化、血缘联系等方面，强烈地保持着中华民族的特征。他们过去对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当前对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和在现代化基础上的振兴，都怀着深切的关注，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是中华民族在海外发展的苗裔，是中华民族走向世界和与世界各民族发展友谊的桥梁，在东西文化的交融中起了先锋作用。他们都是通过和平的方式移居海外，表现了艰苦卓绝的创业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对中华民族在海外发展的历史无疑应该给予充分的关注，在中华民族史当中予以反映，但目前未能全面加以研究叙述。
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的整体出发来划分其各个历史阶段，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展开讨论，因而不可能得出普遍认同的结论。有一种意见认为，既然在辛亥革命运动以前，连中华民族的名称都没有，那么中华民族史只能从辛亥革命开始，在辛亥革命以前去探讨中华民族的历史分期，没有科学的依据。
实际上中国众多民族的多元与一体辩证运动和演进，贯穿着中国历史的全过程。中华民族整体的自觉民族意识虽然出现在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族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则非常悠久。马克思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3〕马克思给我们指明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与途径。 我们正是从中华民族自觉认同这个客观实际出发，去追溯其起源、形成、发展的历程，从而得出如下的认识：
中华民族形成史可分为起源与孕育、中华民族的自在发展、中华民族从自发到自觉的联合三大历史阶段〔4〕， 每个历史阶段又可以划分若干历史时期。
中华民族的起源与孕育，从旧石器时代到秦统一以前，经过漫长的历史时代。
从170万年以前（也可能是三四百万年以前）到距今10000年以前的中国旧石器时代，当然不可能有民族的区别；距今10000～5000 年的新石器时代，不同的氏族、部落与部落集团在文化上已有区别，他们之间存在认同与排外的观念，但与建立在地缘结合基础上的民族认同和区别还是有质的不同。不过，考察中华民族起源与孕育这个大的历史阶段，重点还在夏、商、周至春秋、战国，其主要成果乃是华夏与华夷五方格局的形成。
关于中华民族起源，历来存在“本土”与“外来”、“一元”与“多元”之争。本世纪，尤其是近40年中国古人类学与旧、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成果，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科学基础。
中国古人类学已有相当有力的发现，证实中华大地是人类起源的发祥地之一，是黄种人的故乡。中华民族在形成、发展过程中虽然吸收了外来民族成分与文化，但从整体看，中华民族起源于中华大地，具有鲜明的本土特点。各种“外来说”已被证明没有科学的依据〔5〕。
传统的汉文文献认为中华民族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继续在中原发展者为华夏，华夏的后延即汉族；流窜于边疆发展者为四裔各民族。然而，中国的旧、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又证明，各大区系的新石器文化，一般都是从当地的旧石器文化发展衍化出来的，在进化发展中相互影响，从而表现出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而又不断汇聚与辐射，形成多层次的联系与相互影响。正如费孝通指出，这是中华民族“多元”与“一体”矛盾统一运动发展的起点。
远古各部落集团斗争与接近，结果产生了这些部落集团的融合与分化。这是同一演化过程的两个侧面。比如起源于黄河中上游以炎、黄为代表的部落集团东进与北上，分布到燕山南北及古黄河中下游〔6〕； 而泰山为中心海岱地区以两昊（少昊、太昊）为代表的部落集团同时西进和北上。这两大集团在古黄河中下游、燕山南北、河济之间斗争与融合的结果，形成了夏、商、周三族；又通过夏、商、西周千余年的进一步发展，三族融合形成了华夏民族的雏形；进而经过春秋、战国的大融合，并吸收了众多新的民族成分和文化因素，形成了华夏民族，即汉族的前身。
另一方面，黄河中上游以炎黄为代表的部落集团，向陇山以西及黄河上游甘青大草原发展；或在白龙江及岷江中上游从事农耕，或在甘青草原由原始农耕转向游牧，结果形成了夏、商、周及后世的氐羌各族。其中有些又从西北出发向西南迁徙，形成了藏缅语族属氐羌苗裔的各民族。以泰山为中心的两集团中，在秦山以东至海以南至淮的各部落，形成了夏、商、周时期的东夷各族。历史记载与考古发现还证明，华夏的形成也吸收了长江流域的部落及其文化。由此可见，华夏民族是大融合的产物。正因他具有对各种民族成分与文化因素都兼容并包的特点，才使之具有强大的涵化力，不仅使其族体在后世发展越来越大，并且成为中华民族凝聚结合的核心。
考古发现的材料还说明，边疆许多民族是在当地起源、形成，在其发展过程中越来越紧密地与中原发生关系。早在夏、商、周已与“四夷”各民族发生多层次联系，春秋、战国进一步形成了华夏居中称为“中国”，夷、蛮、戎、狄配合东、南、西、北“五方之民”构成“四海”之内统一的“天下”，并且形成了“修其教不移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7〕，在统一国家中因俗而治， “五方”构成整体格局的政治理想和地理观念，表明华夷统一已形成为历史的大趋势。于是中华民族从起源到孕育大一统的历史阶段已经完成。
从秦汉到1840年的2000余年间，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历史阶段。
这个大的历史阶段，其主要成果是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形成与确立；各民族共同祖国观念的形成，古典爱国主义在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中得到了发扬。
中华民族的自在发展是指在中国古代随着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形成、巩固和确立，各民族的根本利益相互关联，客观上在形成和发展着中华民族的一体性。这种深层次的内在联系，被历代王朝推行的民族压迫制度和民族间的纷争所掩盖，人们比较明确地注意到民族间的矛盾和隔阂，而各民族间根本利益的一致和整体不可分割的联系，未能成为自觉的民族意识。直到近现代，在中国古代实际已形成并得到了发展的中华民族整体，才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得到认识，形成发展了中华民族自觉的整体认同。所以与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相对应，即从秦汉至1840年以前的2000余年间，中华民族整体已经形成而又未能出现自觉意识，是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历史阶段。
2000余年间，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形成又可分为开端、发展、确立三个历史时期。
开端时期包括秦汉、三国、两晋与南北朝。在这一时期，前400 余年（前221～220）是大一统时期，华夏在大一统历史条件下形成为汉族，并且实现了华夷的统一，奠定了尔后统一多民族中国疆域的基础。国家元首称号已包括华夷统一的含义。郑玄在注释《礼记·曲礼》“君天下为天子”一句时说：“天下，谓外及四海也。今汉于蛮夷称天子，于王侯称皇帝”。这一含义，在《白虎通义》、《独断》等东汉名著中，都有相同的阐释。地域观念方面，也已稳定地形成以郡县为主干，以民族地区为边裔统一的地理观。从公元220年进入三国时期开始， 后虽经西晋短暂统一，一直到公元581年隋朝建立以前， 是中国南北分别由汉人与少数民族为统治民族，从割据混战到南北分别实现多民族统一，形成南北王朝对峙的时期〔8〕。
如果从统治民族与民族关系角度观察，则前530余年（前221～316）是以汉人为统治民族的时期；317 年以后中国南部由汉人为统治民族，中国北部则由北方少数民族为统治民族。这些北方民族，从两汉以来已与汉、晋等王朝发生多层次联系，已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并且对中国的政治、文化都已有深刻的了解。他们走上“逐鹿中原”的历史舞台，表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自居中国，并力图与南方汉人建立的王朝争夺“中华正统”；
第二，以中国分裂为变态，统一为常态，以统一中国为己任；
第三，所建立的王朝制度，以继承秦汉制度为基础，实行农牧民族“胡汉分治”，以汉人农业经济为立国之基，汉文化为主导的农牧文化相结合；
第四，认同自身是炎黄裔胄。
由于以上特点，使原先仅限于汉人称“中国人”，此时“中国”已改变为各民族共有的称号，而“汉人”稳定地成为中国主体民族的专称；原先以“中国”对“四夷”的总体称谓虽继续沿用，又派生出以“蕃汉”区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总体称谓。从“五胡”所建王朝到北朝，虽然是中国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却与汉人建立的王朝一样，是中国历史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环，体现了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传统。中华民族的文化与历史并不因为少数民族成为统治民族而被割断其传统；相反，在促进农牧两大类型民族的统一与农牧文化结合的基础上，使中华民族的文化与历史的整体性，不断得到发展和巩固。由秦汉开端的统一多民族中国，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并且积集着更高度的统一。
从公元518至907年，隋唐两个王朝，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史的发展时期。907至1271年， 再度经历由大分裂到中国南北部分别由汉人和少数民族建立王朝对峙的严峻考验。史家或以两宋与辽金对峙称为“第二次南北朝”，或以西夏从1038～1227年可以说基本与辽宋、金宋对峙大体同时存在，而称为中国历史的“新三国时期”。
这一历史时期，从581～907的300余年为大一统时期，907～1271的360余年是从大分裂重新南北统一形成对峙的时期。后360余年，不仅南北王朝对峙，还有多个地区性与边疆王朝各据一方。然而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历史从隋唐到元统一以前仍然得到了大幅度的发展。
首先是中国的疆域这一时期在秦汉基础上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和巩固。唐代在汉地推行州县制度；民族地区推行羁縻府州制度：“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据欧阳修统计，唐代在全国各民族地区共设这类“府州八百五十六”。〔9〕虽然管辖制度与汉地不同，其作为唐朝疆域则相同。此外， 隋唐时期中华民族史一个重要的发展，是西藏的统一与吐蕃王朝的兴起，吐蕃王朝与唐朝关系的发展，奠定了西藏成为中国疆域一部分的历史基础。
辽金与两宋对峙，南北王朝基本制度及经济、文化相同，都是10世纪～13世纪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辽金把王朝直接管辖的州县推广到整个中国东北部；在牧区推行部族节度，使制度是仿唐代藩镇而又结合游牧民族经济文化特点的牧区地方行政制度。因而使中国东北和北方草原的地方行政制度得到了发展，对中国疆域的巩固作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其他如渤海、南诏、西夏、大理、西辽等地区性王朝或边疆王朝，虽各据一方，有鲜明的民族特点，然其政治制度，均具有鲜明的仿照隋唐或先仿隋唐后参照两宋的特点，文化方面也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即令如黑汗王朝（喀喇汗王朝），已接受伊斯兰教，在文化与制度方面与中原王朝有很大差别，也与上述几个中国的中原王朝或边疆王朝一样，自居是中国的一部分，与之发生关系的中亚、西亚各国，也称其汗王为“东方与中国之君”。〔10〕可以断言：到13～14世纪，元朝统一中国，实际上是隋唐及辽金与两宋时期由大一统到多政权并存，但同一性不断发展的必然结局。
第二，国家元首称号的进步反映出农牧民族统一，农牧民族文化结合的特点。
在西汉，匈奴单于也称“天子”〔11〕，与皇帝是平行的国家元首称号。呼韩邪单于归汉，汉朝赐“汉匈奴单于玺”，“位诸侯王上”，表明单于已成为从属于皇帝的称号。自柔然社
可汗称可汗，可汗又成为与皇帝平行的元首称号。而唐太宗降突厥之后，北方游牧民族众汗共拥戴唐太宗为众汗之上的“天可汗”，“是后以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12〕唐朝皇帝享有“皇帝”、“天子”、“天可汗”三种称号，是农牧两大类中国各民族共同的国家元首。以后辽、金两代的皇帝，也都兼存农牧两大类民族国家元首的称号。这种农牧结合的元首称号，后世一直延续到元朝与清朝。中国的统一，实际上是中国农牧两大类民族的统一，中华民族文化同一性的形成，从总体上看也是农牧两大类民族文化的交融结合，多样性与同一性的辩证统一。这种特性在隋唐与辽金两宋时期得到了显著的发展。
第三，隋唐辽金两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向外大开放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得到了大发展的历史时期，不仅中国各民族经济文化都有相当可观的发展，中国南北与世界的联系也远比以往扩大。中华民族古代的经济、文化及对外交流的历史，这一时期都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元明清已进入统一多民族中国的确立时期。第一，是全国所有的民族地区，都置于中央直接派官的管辖之下，形成了在中央直接管辖下的行省与特别政区并存的地方行政制度。尽管古今政权性质、社会制度、政策法令有质的不同，由统一的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省与特别政区的制度从元朝形成一直延续至今。第二，蒙古帝国尽管有四大汗国，而元朝皇帝身兼蒙古大汗，但元朝皇帝直接管辖的行省与特别政区，仍限于两汉以来传统的中国疆域和西藏，《元史·地理志》所叙元朝的版图，明确限在上述直辖范围之内，只是强调，由于元朝推行行省制度，“汉唐极盛之际，有不及焉。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有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13〕第三，中国与邻国的边界已稳定地形成，尤其在清朝，中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布连斯奇条约》等，已具有主权国家间划界国际条约的水准。清代中国与一些邻国虽有宗藩关系，但中国与这些邻国的传统边界已是稳定而明确的边界，有些还经过勘查与划定。中国在西方列强侵入以前，不仅已有明确的疆域与稳定的边界，同时也已形成了稳定而明确的在统一中国依据不同民族、文化、历史、地理特点，以不同政策、法令行使管辖的地方行政制度。在统一中国内以不同社会制度存在的各民族，无论是内地还是边疆，汉人还是少数民族，都是中国人，这一认同的实际情况，不仅在皇帝的训诰，大臣的奏议，私家著述，乃至词书及国际条约等都已得到反映。第四，各民族大认同的祖国观念，不仅在近代西方列强入侵之后才有实际的表现，在1840年以前早已创造了值得称颂的业绩。在明代中晚叶东南抗倭斗争中，广西壮族及湖广土家族、苗族等兄弟民族所立的战功；明清之际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斗争中，台湾原住民所立的战功；清初叶黑龙江流域各民族在反抗沙俄入侵者的斗争中及雅克萨驱逐沙俄殖民者的战争中各族官兵所立的战功：都表现了在统一多民族中国确立的历史时期，中华各民族祖国观念的大认同，表现出爱本民族与爱中国，保卫祖国与保卫家园一致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中华民族古典的爱国主义的高度发扬，是中华民族整体民族意识萌发的具体表现。
从1840年到当前，是中华民族从自发到自觉联合的历史阶段，这个大的历史阶段，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
从1840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中华民族在反帝、 反封建斗争中的自发联合，一方面是粉碎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分裂阴谋，保卫祖国的统一与疆域完整，同时也逐步深入，从不同层次上寻求将古代中国转化为现代中国的强国之道。其主要成果是在最艰难的历史条件下，共同保卫了祖国的统一与疆域的基本完整，并推翻了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制民国。近代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已较古代有显著的发展，是中华民族由自在发展向自觉发展过渡的历史时期。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是中华民族在明确的政治纲领指导下联合起来，并且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获得了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在辛亥革命至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贯彻“五族共和”，中国各民族粉碎了形形色色的民族分裂阴谋，维护了祖国的统一，但“五族共和”还未能真正反映中国近代民族问题的根本实质。1924年1月23日， 孙中山先生在提交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是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一则是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在这个文件中还提出了“少数民族”的概念〔14〕。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由于共产党的倡议和推动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明确了贯彻1924年孙先生新“民族主义”的道路和政策方针。于是全面阐明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必须广泛地团结各族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平等”〔15〕。这个纲领把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和不可分割性揭示出来，阐明了中国近代民族问题，主要矛盾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以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这是中华民族的民族革命；同时，必须反对国内的民族压迫制度，以求国内各民族的平等，这是中华民族反封建民主革命总任务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1938年以后，又逐渐明确，在中华民族获得独立解放的过程中与获得独立解放以后，建立和完善在统一中国实行各少数民族的区域自治的制度，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道路。这样就从纲领、道路、政策、方针各方面把中华民族联合成整体上升到了理论和自觉意识的高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日战争，经过八年抗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是中国近代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是中华民族获得独立解放的伟大转折。
1949年10月1日到当前， 是中华民族在获得了民族解放和独立以后的蓬勃发展时期，根本的问题是在现代化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和祖国的完全统一。
注释：
〔1〕林耀华：《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问题》， 《历史研究》，1963年2期。
〔2〕海峡两岸都有学者主张，中华民族称“民族”（Nation）， 其中包括的数十个兄弟民族称“族群”（Ethnic group）。这样对中华民族不同层次的称谓加以区别，不仅有利于国际学术的对应交流，在科学上也表述较为准确，且中国的“族群”不一定是目前确认的56个。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23卷第92页。
〔4〕按一般术语应称为“时代”。 目前史学界习惯于用社会形态的不同阶段称为“时代”，所以我们暂以“大的历史阶段”来表述中华民族形成史的不同时代。
〔5〕参见拙作：《关于中华民族起源学说的由来与发展》及《关于中华民族起源的几点思考》，两文均已收入《中华民族研究初探》，知识出版社，1994。
〔6〕先秦黄河下游，包括今河北省南部与中部。 今黄河下游与先秦济河走向大体一致。因而古、今黄河的下游即先秦河济之间的广大地区。
〔7〕《礼记·玉制》。
〔8〕隋于公元589年灭陈，南北完全统一，作为一个历史时期仍断于581年隋朝建立。以下元朝实于1279年才灭南宋，而1271年改国号，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标志较为恰当。
〔9〕均见《新唐书·地理志七下》。
〔10〕参见拙作《中国·华夷·蕃汉·中华·中华民族》相关的考证及征引张广达先生的论文。该文已收入拙著《中华民族研究初探》。
〔11〕匈奴单于又冠“撑离孤独”，汉译即“天子”。
〔12〕《通典·边防》中华书局点校本，第5494页。
〔13〕《元史·地理志·序》。
〔14〕《孙中山先生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 第591页。
〔15〕毛泽东：《目前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