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地区方言群问题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广东论文,方言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方言群概念的提出
在汉族传统社会结构研究中，首先提出把方言作为一项划分标准的是柯恩。1968年，他在研究广东和广西的“客家”与“本地”两个不同祖籍人群的关系时，认为方言是乡民／绅士二分法则和宗族以外，中国社会结构的第三个变数，是第三种群体认同的方法。透过移民和建立聚落过程的分析，他想说明的是在两广地区，方言的差异对于社会群体构成和联合有很大的重要性。但他认为“方言群”这一个概念仍需保留，因为这一个名词指的是所有说同一方言的人而言，显然缺乏社会学上的分析价值。不过，方言可以当作一种社会文化的变数。他说，方言界线对于社会关系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实在可以说是构成群体的一个主要力量，许多特殊的社会活动方式都直接与方言的差异有关，如果不加以考虑，任何有关这一地区的社会组织的研究均不算是完整的。
柯恩指出，在香港新界的423个村庄中，有161个是广府民所居，255个是客家人所居，只有7个是两者混居的。同时，他指出，广东及邻近的广西境内，乡村聚落严格地遵守方言界线，甚至婚姻关系也都限于方言群内。而在土客冲突中，以方言为认同基础实际包容了亲属和地缘性的团体意识，所以这种冲突可以蔓延到广大的地区。19世纪的两广就是这样的情形。而士绅阶级在这些冲突中均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组织人力从事军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地域化宗族群体被迫融入以方言为认同标准的更大防卫单位。
柯恩之后，由于方言群概念及群体范围的不确定性与较模糊的外延性，具体操作起来很棘手，于是很少有人继续探究了。不过一些汉族研究者在论述到方言问题时，还是免不了要对柯恩的理论作些评述。如陈其南在对清代台湾汉人社会研究中就这样做过，只是他认为，方言的重要性比不上“乡党观念”，尤其在海外华人社会里更是这样。他认为，方言只不过是乡党观念的一个特化现象，最根本的问题是祖籍观念，方言的不同正好加强了这种祖籍意识。即使方言相同，其社群的分类意识仍然存在，其尖锐性甚至不亚于方言群之间的冲突。比如，清代在台湾地区频频发生的泉、漳与潮籍人的械斗，便是同一方言群内的不同祖籍的人们之间的械斗。所以陈其南使用“分类”一词来指那些具有不同祖籍的人类群体。（注：陈其南：《清代台湾社会的结构变迁》，《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49期，1980年，台湾。）
另外，克力士曼在使用“分枝结构”来研究华侨社会时，也涉及到方言群问题。他首先把华侨依方言不同分成五个方言群，即：广东人、海南人、客家人、福建人和潮州人。每一方言群可以再根据同县或同府的标准“分枝”成次一级的社群，这次一级的社群又可以依据更小的地域单位再“分枝”下去，一直分到村落的最低层次。（注：陈其南：《清代台湾社会的结构变迁》，《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49期，1980年，台湾。）
至此，有关方言群的研究似乎陷入停顿。不过，许多人类学家还是同意，不能轻易地否定方言群概念，因为至少在中国南方汉族社会中，人们还是有依方言划分人群的习惯做法。笔者认为，在中国社会，汉族可以依方言而被划分为七个或八个群体，同一群体基本上集中居住在一定的区域，而在南方地区，说不同方言的人一般被看成是彼此不同的人。因此，使用方言群概念来研究汉族社会，基本上是可行的，只是在具体问题上要作具体的探讨。为此，我们在下面将运用广东地区汉族传统社会的有关资料，对方言群的有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二、广东的方言与方言群
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广东的方言是南方几个省份中最复杂的。其可以粗分为广府语（粤语）、客家话、闽语和韶州土语四种。在分布上，基本成片。个别地方还有方言岛（点）或混合使用方言的情形。以下是四种方言的具体分布区。
粤语——珠江三角洲和粤西。
客家话——粤东北、粤北和东江地区。
闽语——粤东潮汕地区和雷州半岛。
韶州土语——粤湘边和粤赣边。（注：熊正辉：《广东方言的分区》，《方言》1987年第3期。）
当然，语言学家对广东地区的方言还有更详细更具体的划分。熊正辉在《广东方言的分区》中，认为在广东各个方言以下，还可以分出方言片及方言点或方言小片。他的具体划分是这样的：
粤语包括广府片、四邑片、高阳片、勾漏片、吴化片和粤语方言点。
客家话包括粤台片、粤中片、惠州片、粤北片、其他客家话地区和客家方言点。其中又把粤台片细分为嘉应小片、兴华小片、新惠小片和韶南小片。
闽语包括潮汕片、雷州片和闽语方言点。
韶州土语独立为一片。（注：熊正辉：《广东方言的分区》，《方言》1987年第3期。）
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广东方言的划分至少有三个层次：方言、方言片和方言小片。如果再考虑到在方言小片以下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土语，以及许多地方存在着两种或多种方言并存分布的情况，则广东方言就显得相当的复杂了。
与上述方言的复杂情形相对应的是广东地区人类群体组织的复杂。比如说人们总是习惯于把广东人粗分为讲白话（粤语的俗称）的广府民、讲客家话的客家人、讲潮州话的潮汕人、讲雷州话的雷州人，等等。而在方言混杂地区，使用不同方言的人群之间的文化和社会心理的差异很大，相互间的认同与区分界线是很明显的。这种依方言划分地方人群的结果，说明了广东地区存在着不同的方言群。同时，通过区域文化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各个不同方言群具有各自不同的社会文化特征。此外，今天广东出现了多个面向单一民系社会历史文化进行研究的科研机构，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客家文化研究中心等等，并提出潮州学、客家学等研究问题，这正是不同方言群各自社会文化心理的反映，是其各自认同的结果，同时也是因为各个方言群确实存在着不同的社会文化使然。
当然，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组织的方言群与属于语言范畴的方言还是有根本性的差别，最主要的差别是方言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而方言群之下并不能再划分出层次，因而不存在着在方言群之下还有次方言群或二级次方言群的问题。这是因为在南方地区，在方言群层次以下，方言的重要性明显地不及乡土意识或宗族观念。即使如广为人知的、被看成较具独特性的广府方言中的五邑片，也没有形成一个五邑次方言群，“五邑”更多的是被人们看成是个地域概念而不是一个人类群体概念。又比如在客家话分布区，人们在观念中有兴宁人、五华人、大埔人、梅州人等的区分，但这种区分的主要理由是祖籍或居住地的不同，相互之间的方言片或土语的不同恰好成了祖籍区分法或居住地区分法的注解。同样，在乡镇以下的基层社会中，人群的区分理由亦主要是姓氏和宗族的不同，土语的不同也变成了一种注解。笔者在阳春市潭水镇调查时发现，人们在区分客家人中的乌柏塘人与莫村人的不同时，首先会说其姓氏不同，然后才说其讲的话不同（注：两者的韵母有些微差异），所以很明显，这里并不存在二级次方言群问题，而只有宗族的区分问题，在这一点上，笔者认为陈其南的上述观点是可取的。
一般来说，方言群分布在相对集中的地域，如广府民分布在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珠江流域，客家人生活在兴梅地区，潮汕人居住在潮汕平原。不过，方言群之间交错分布的情况也是存在的，比如珠江流域和粤西地区有不少客家人居住点；从龙门经从化、佛冈、花都直到清远市区和清新县，形成一条狭长的粤语和客家语交错分布带，粤、客两个方言群在那里亦交错居住；又如海陆丰、惠州、揭西、丰顺、饶平北部等地客潮两个方言群的杂居态势恰如犬牙交错。（注：熊正辉：《广东方言的分区》附图而得。《方言》1987年第3期。）造成这种方言群分布的复杂态势的原因显然是历史。广东历史上，在方言群之间的交接地区，因为群体间长期相互影响，造成了方言的混用和双语现象；另外，移民，尤其是因为人口压力或社会动乱等而被迫进行的大规模移民，对方言群的交错分布态势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这种移民的典型例证是清初1662年和1664年的两次迁海。可以说广东方言混杂现象多，方言群分布的复杂，主要是这两次历时20余年的迁海造成的。因为在1683年——1684年清庭宣布复界时，只有少量人口回迁，估计只有20%左右，于是清政府就把其他地区的人口迁到沿海居住，其中嘉应州的客家人被迁到沿海的为最多，为此造成沿海地区有许多客家方言岛和客家方言群体的存在。（注：谭棣华：《清代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1-252页。）
三、方言群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笔者曾在粤西阳春市潭水镇作过社会文化调查。该镇是广府方言和客家方言混杂的地区，两种方言共同使用，那里的大多数人都精通这两种方言，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可以随意使用其中一种方言，反正大家都能听懂。但是，那里的人根据各自的祖籍来源和母语（方言）的不同又自我区分为两个方言群，即客家人和广府民。一般而言，本世纪以来两个群体之间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关系密切，相处融洽，并无纯粹依方言不同而发生矛盾冲突的情况。但是这两个方言群之间除祖籍来源和方言不同外，确实还存在着社会文化方面的明显差异。具体的情况如下：
(1)直到本世纪50年代，还有各自所属的乡村市场，即客家人开办的水口墟，广府民开办的凤凰墟（后来该墟被同是广府民的潭水墟所替代）。
(2)各自有不同的祭祀圈。该地共有四个三仙公庙（俗称天师公庙），分别建在湴塘山、黄蟮洞、嗦罗陂和翔南村。各庙独立，形成各自的祭祀圈，其中前两个三仙公庙祭祀圈由客家人组成（90年代后居住在客家人包围之中的李氏等少数广府民也参与进来），后两者的祭祀圈则由广府民组成。
(3)历史上通婚关系倾向于方言群内，尤其是同一方言群内的不同祭祀圈之间的通婚情况比较普遍，方言群之间通婚的情况明显偏少。客家人甚至喜欢选择与三甲、八甲等镇的讲同一种话的人联婚而不选择附近的广府民。不过时至今日，这种情况已有了较大的改变。
(4)两个群体的生活习惯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当然，两个方言群之间也还存在着其它各种各样的联系。比如相互通婚的情况虽少但还是有的，而不像柯恩所说的婚姻关系仅仅局限在方言群之内；两个群体间的贸易、教育、生产合作也很频繁；子女收养方面，并不讲求同一方言；甚至宗教活动上也存在着一定的来往，如许多客家人会去广府民的医灵庙参拜，等等。
四、方言群研究的人类学意义
依方言来划分人群，这是汉族社会常见的一种方法。因此方言群问题的研究，就成为汉族社会研究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内容。对方言群问题进行研究，具有较大的人类学意义。
第一，正如柯恩认为的那样，方言是中国社会结构的第三种群体认同办法，是中国汉族社会结构的第三种变数。中国汉族确实有依方言来区分或认同地方人群的一惯做法。因此，开展方言群问题的研究，来探讨汉人是如何具体地依方言而将地方人群结合起来的，将有助于深化汉族社会研究，有助于更加深刻地认识汉族传统社会结构诸问题。
第二，进行方言群问题的研究，无疑会促进区域文化研究。比如在进行岭南区域文化研究时，对该区域方言群的划分及方言群文化的探讨，是认识岭南文化的多样性、内部差异性和岭南文化多层次发展特点的关键；而岭南地区各方言群之间多种关系的研究，使人们对岭南地区社会人群的活动有较全面的了解，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岭南区域文化研究，就避免肤浅而变得较有深度。所以，首先对区域人群依方言进行分类和文化上的分析，对区域文化的整体认识就会比较全面而深刻。
第三，方言群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中国人类学关于汉族社会文化研究理论的发展。由于较长时间以来中国人类学明显地忽视了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族的研究，有关的理论方法匮乏，使得人类学本身无力去处理更大层面上的社会文化问题，也使它少为人知，少为人所认同。所以，开展汉族社会文化的人类学研究意义非常重大。而方言群有关问题的探讨，在人类学认识汉族社会发展有关理论和方法上显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第四，方言群的研究涉及到语言分析、社会文化理论、地域人群组织等领域，是一个综合性的人类学研究课题。在这一课题研究过程中，充分体现出了人类学的综合研究观念和方法。所以方言群问题的研究，使人类学的综合研究特点得以具体化、实践化。人类学的综合研究方法在此获得检验，并且为其它学科认识人类学的价值和理论提供了基础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