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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保训》照片与释文已于《文物》2009年6期上刊登，新一轮考释热潮随之展开。前段时间，笔者曾经对《保训》有所怀疑，由于没有看到该文的图版，因此没有参与讨论。现在图版已经公布，笔者辨析了图版中的用词、行文、字体和竹简形制后，发现《保训》存在诸多疑点。在笔者看来，作伪者的相关知识水平还是相当不错的，撰写古文的能力也比较高，以致不少学者丧失了警惕。但是再高明的作伪者也是难以真正达到百分之百仿真的，在伪造品之中多多少少要留下一些痕迹。《保训》只有二百三十余字，却在用词、语法、制度、逻辑关系、书法等方面留下了多处漏洞，暴露了作伪者深层次上知识和能力储备的缺陷。姜广辉先生前此已经提出多项质疑，①笔者在此提出四条疑问，敬请海内外关心《保训》篇的学人批评指正。
一、从《尚书》学史角度看《保训》的破绽
现依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保护与研究中心的释文，并根据文意将《保训》全文分段排列如下：
惟王五十年，不瘳。王念日之多历，恐坠宝训。
戊子，自靧。己丑，昧爽……王若曰：
“发，朕疾适甚，恐不汝及训。昔前代传宝，必受之以詷。今朕疾允病，恐弗念终，女以书受之，钦哉，勿轻！”
“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迺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扰。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滋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呜呼！发，祗之哉！”
“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迺归中于河。微志弗忘，传贻子孙，至於成汤。祗备不懈，用受大命。呜呼！发，敬哉！”
“朕闻兹不旧，命未有所延。今女祗备毋解，其有所由矣。不及尔身受大命，敬哉！勿轻！日不足，惟宿不详。”②
“惟王五十年，不瘳。王念日之多历，恐坠宝训”中的“恐坠宝训”，廖名春读为“恐，述《保训》”。③“坠”字，图版本作“述”，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保护与研究中心的《释文》认为通“遂”，读为“坠”。笔者认为该字完全可以读本字“述”，没有必要辗转求变。笔者还认为“恐，述《宝训》”的“恐”字，应如李锐先生读为“恭”④，连读为“恭述《保训》”似更好。“述”的意思为口述，《论语·述而》有“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所谓“述”者，传于旧章也；所谓“作”者，新制作礼乐也。下文中关于舜和微的两段就是“传于旧章”，正文部分也有两组句子可以证明文王是口述：“发，朕疾适甚，恐不汝及训”，“今朕疾允病，恐弗念终，女以书受之，钦哉，勿轻！”前一句“不汝及训”就是“不及训汝”，与“恭述《保训》”呼应；后一句意思是说我口述，你写下来，也与“恭述《保训》”一致。当然“恭述《保训》”也可以如廖名春先生所读，读为“恐，述《保训》”。⑤但不影响前两句作为文章小序地位。这几句到了“恭述《保训》”这里文气戛然而止，各句之间组成自足的单元。这样，第一段成了对《保训》出现背景的介绍。这种文字与百篇《书序》相当，试比较一下：
惟王五十年，不瘳。王念日之多历，恐，述《宝训》。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⑥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⑦
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诰》。⑧
显然，《保训》第一段当属序言部分，语气到此戛然而止；“戊子，自靧”以下是正文，为《保训》的主体。
然而这种写法正是孔传本《古文尚书》的体制。例如孔传本《古文尚书·伊训》之《序》说：“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肆命》、《徂后》。”⑨孔传本《古文尚书·顾命》之《序》说：“成王将崩，命召公、毕公，率诸侯相康王，作《顾命》。”⑩《书序》的特点就是三言两语地介绍文章的写作背景，特别是点明作者。《书序》在西汉前期已经出现，司马迁撰写《史记》就使用过，不过这时的《书序》是百篇单序合编为一部著作的单行本。西汉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各篇之首是没有《序》的。《书序》被冠于篇首始于张霸的百二篇伪《尚书》。《汉书·儒林传》说：“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11)后孔传本《古文尚书》沿袭这种做法，将《书序》拆散，分别编入五十八篇正文的前面。今本孔传本《古文尚书》“孔安国序”就说：“序所以为作者之意，昭然义见，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12)但那已经是东晋以后的事情了，也就是说，将序与《尚书》单篇合在一起的做法在魏晋以后才出现。现在《保训》正文前面有《序》，从我国书籍发展史角度看，这种做法不得早于张霸，因此我们不得不怀疑作伪者由于经学史知识储备不足，有意模仿今本“孔传本”《古文尚书》，因而留下了破绽。
或许有人作这样的辩解：你说的是《尚书》，而《保训》比较接近《逸周书》，《尚书》的情况不一定符合《逸周书》。这个可能性可以排除。从中华文献发展史看，原创性文献与解释原创性文献的文章在先秦是分别流行的。《逸周书》也不例外。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
凡七十篇，《序》一篇在其末。今京口刊本以《序》散在诸篇，盖以仿孔安国《尚书》。(13)
可见《逸周书》将序言并入正文远在孔传本《古文尚书》之后。
二、从特定情景看《保训》的破绽
在“惟王五十年，不瘳。王念日之多历，恐，述《宝训》。戊子，自靧。己丑，昧爽”中，“不瘳”无论是释读为“不瘳”还是“不怿”，都是指病十分严重，已经“病入膏肓”。“不瘳”在文献中的意思有两个，一个是一般性地指疾病没有好，例如《诗经·郑风·风雨》中的“既见君子，云胡不瘳！”另一个是指病入膏肓，例如《逸周书·祭公解》说：“祭公拜手稽首曰：‘天子！谋父疾维不瘳，朕身尚在兹，朕魂在于天。’”《保训》中的“不瘳”当属于后者，所创设的环境指向显然是临终遗命。《保训》篇文内也有句子说明文王已经病入膏肓：“朕疾适甚，恐不汝及训”、“今朕疾允病，恐弗念终，女以书受之”、“朕闻兹不旧，命未有所延”。根据文中这些叙述，正文正想创设一个文王病入膏肓的事件背景。然而正是这个预设环境，暴露了作伪者对礼制认识的欠缺。
“戊子，自靧”的信息指向就是《顾命》的“甲子，王乃洮頮水”。《顾命》中为什么要写王洗脸呢？孔颖达认为，古人举办重要事件前都要沐浴，由于成王病入膏肓，只得用动作幅度比较小的洗脸代替沐浴了。文王都病成这样了，可是文中居然说“自靧”，即自己还能给自己洗脸，还特别突出一个“自”字，与临终遗言情形扞格，令人生疑；而且洗脸当天没有发表谈话，到第二天清晨才有所作为，与《顾命》篇成王洗脸后即发布临终遗言也有别。廖名春先生已经在我之前指出：“头天洗面，第二天或过几天再‘述《宝训》’，不合情理。”但是他认为“疑‘溃’当读为‘馈’，当为祭礼。”(14)依然不能弥补漏洞，因为举办馈食之礼比洗脸更耗费体力，对于一个病入膏肓的人来说还要“自馈”，恐怕太残忍了吧。而且馈食礼有自己特定的内涵，《周官·大宗伯》有“以肆献裸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大凡祭祀，都有肆献、裸享、馈食等仪节，从肆开始，到馈食结束，馈食礼是祭礼中比较靠后的程序，在繁琐的祭祀礼仪中，馈食礼尊者不一定要亲自操劳。《礼记·祭统》说：“夫祭有三重焉：献之属莫重于裸；声莫重于升歌；舞莫重于《武宿夜》。此周道也。”(15)可见祭祀之礼中，裸礼最重要，由仪式中最重要的人物将鬰鬯洒在地上。若真要举行祭祀仪式，应当说文王“自裸”才对。所以将“自靧”改读为“自馈”，反而更难诠解。
从行文要求看，“自靧”当天文王没有什么事情，到了第二天清晨才举行述《保训》仪式。难道第二天文王不洗脸了？如果不表现文王病入膏肓，不得不强行安排发布遗言仪式，这个头一天的“自靧”是闲笔，没有必要记载。
“自靧”的“靧”字从图版看也有可能隶定为“演”字，李锐以为当读为“寅”字，意思是“敬”。(16)“自敬”的阅读指向还是沐浴。因为接下来还是发布遗命。在发布遗命之前的“自敬”不外乎斋戒沐浴。自己还能动手进行沐浴斋戒，也不是临终垂死者所能为。我担心还会有学者提出以“自演”为文王演《周易》，那就更不可能了。演《周易》程序极其复杂，是十分消耗体力和智力的高级智力活动。
作伪者从《顾命》等篇中了解到了临终遗命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程序——靧面，似懂非懂地采用了“自靧”一词，但是对为什么要“自靧”还是没有深究，因此留下了漏洞。
或许还有人这样理解《保训》的结构：自“戊子，自靧。己丑，昧爽……”起，是从太子发角度叙述的，那么，以上的矛盾是否可以解除了？笔者认为，如果这样理解，虽然避免了一种荒谬，却陷入了另外一种荒谬：太子发要去省亲，提前一天洗脸，第二天正式看望父亲反而不洗脸，可能吗？《礼记·内则》说：“男女未冠笄者，鸡初鸣咸盥漱，栉縰，拂髦，总角，衿缨，皆佩容臭。昧爽而朝，问何食饮矣。”(17)可见连未成年人都要每天洗脸。
三、从史官书写制度看《保训》的破绽
临终遗命虽然属于政治集团的高级机密，但国王一级正常死亡前的临终遗命，只要不是政变，理所当然要按照当时的制度走完程序。《保训》篇说：“发，朕疾适甚，恐不汝及训。昔前代传宝，必受之以詷。今朕疾允病，恐弗念终，女以书受之，钦哉，勿轻！”其中“女以书受之”颇令人怀疑。“女以书受之”意思是说我今天传授遗训给你，你要亲自操笔，将我说的内容记下来。它所创设的环境“己丑，昧爽……”由于断简，少了十个字左右，我们不能判断昧爽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联系上下文我们可以判断下面发生的事情不外乎两件中的一件：太子发昧爽省亲；或者文王发布命令，召集大臣前来听令。《顾命》记载被召集的人是王朝大臣“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没有太子钊。只是到第二天成王去世，召公奭才命令“仲桓、南宫毛，俾爰齐候吕伋，以二干戈、虎贲百人逆子钊于南门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可见《顾命》中成王发布命令的对象不包括康王钊。《保训》所训对象既然是发，那么，按照礼制，昧爽以后极有可能是姬发省亲。《礼记·内则》说：“由命士以上父子皆异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从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礼记·文王世子》有一段记载：
文王之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鸡初鸣而衣服，至于寝门外，问内竖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竖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节则内竖以告文王，文王色忧，行不能正履。王季复膳然后亦复初。食上必在，视寒暖之节；食下问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应曰“诺”然后退。武王帅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说冠带而养文王，一饭亦一饭，文王再饭亦再饭，旬有二日乃间。(18)
周人施行世子制度，朝夕省问是其中的仪节之一。太子发知道了文王重病，免不了日日探望。如果我们将《保训》昧爽以后的事情视为太子发探视文王病情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也未尝不可；但是令人费解的是文王为什么一定要太子发将遗训亲自记录下来？
怕别人篡改遗命？根据《保训》所提供给我们的文王谈话内容，这个遗命是不需要保密的，里面都是些历史经验和政治道理，没有涉及到继承人以及需要保密的国家发展战略问题。
为了提高遗命的可信度？可是所有的历史记载都显示，太子亲自起草文件绝无仅有，西周初年重大文件的起草者往往是史官。作为周人礼制的一部分，西周有完备的史官制度，例如《周礼》中就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著名人物如《左传·襄公四年》有辛甲为武王大史；《逸周书·世俘》中有史佚。从出土青铜器铭文看，重大活动都少不了“史”的参加，有大史、中史、御史、作册、作册内史、作命内史、内史尹等等。(19)例如吴方彝中的史戊，牧簋中的内史吴……可见在西周礼制内，记录和书写已经专门化、制度化了。而且该遗命不是为了向别人传达，文王所期望的读者只有一个姬发，为了增加文献可信度的可能是不需要考虑在内的。
为了让太子发对遗命记得更清楚？笔者认为这也是荒谬的，让一个垂死的老人象教书匠一样指导姬发将遗命完整、准确地记录下来，有可能吗？根据《尚书·金滕》篇，武王才艺并不出众，一个受过职业训练的史官，他的记录能力毫无疑问要强过百事都得过问的政治家姬发，记录的速度和准确度一定不会比姬发差。
在否定了以上几种可能之后，再谈谈“王若曰”问题。根据《保训》篇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可以这样说：《保训》由周文王口述，时为太子的姬发亲笔记录。但是从“惟王五十年”到“王若曰”的历史叙事，打破了这种理想叙事结构：他们否定了《保训》为文王口述、太子发亲笔记录的可能。
关于“王若曰”，近代学者董作宾、陈梦家、于省吾都有研究，(20)他们通过对西周青铜器铭文和《尚书》的分析，发现“王若曰”有特定意义。最近张怀通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又作了诰命与布政的划分，认为这两种“王若曰”都是周王讲话，由史官记下来的文章典型标志。他甚至提出，多次出现“王曰”和“王若曰”则是由于不同的史官同时分工记录所致。(21)用以上研究成果来审视《保训》，我们不得不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当姬发秉笔记录的时候，现场还有其他史官在做实录。我们不禁要问：有这个必要吗？
或许有人会辩解说：姬发当时就是按照史官的笔法来写的。平心而论，姬发是有可能写出“王若曰”后面属于记言的文字，但不可能写出“王若曰”前面那些客观、冷静的叙事文字。
因此说，《保训》的制作者为了强调该文的重要，造出一个太子发亲自记录遗训的事件来，从而暴露了自己对西周史官书写等礼制认识的欠缺。
四、从文字书写习惯看《保训》的破绽
我们知道练习书法的人很难完全摆脱初次学习的字体的影响。今天的人们在练习书法之初绝大多数是先练习楷书的。如果此后改习隶书和篆书，在运笔习惯上多多少少还会留下一点痕迹，但先秦写手则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因为楷书是毛笔、墨和纸结合的产物。魏晋以来的写手运笔习惯与审美追求都受到纸的影响，由于纸的吸水性有别于竹简和丝帛，运笔上不得不求变，于是有了点、横、竖、撇、捺、提、勾、折等新的书写范式。而先秦写手的书写材料是竹简、丝帛，其运笔方式和审美追求受到竹简和丝帛的限制。今天的写手可以模仿先秦写手的书写习惯，但先秦写手是不可能具有楷书运笔特点的书写习惯的。因为那时候纸质的书写材料还没有流行起来。因此书写习惯的研究是今天辨伪简帛文献的重要手段。
李学勤先生说《保训》字体比较特别。特别在哪里，没有说明。我们如果将《保训》与郭店楚简对照，那么《保训》的“特别”就一目了然：其笔法涩滞、呆板，笔画多有可疑之处。笔者将《保训》图版的照片放大，通过目验，发现《保训》字体与书写多处留下受楷书影响的痕迹。
竖笔，由于是在竹简上书写，竹简吸收墨水的吸附力不大，先秦写手写悬垂之竖在收笔处一般不作修饰，笔势顺势而收，不作加力的回锋和提顿，以免引起墨水堆积。《保训》多数竖笔都能遵循规则，但是第一简的“念日之多鬲”的“鬲”字，作“
”，下部悬垂收笔处显然加力了，这是写手一次不经意的疏忽，暴露了自己习写楷书的背景。
简书横笔的书写为了不让墨水在书写后往下扩散，起笔尽量快地带过，收笔往往上翘。但是第十一简的“其”字，图版作“
”，从图上看，这个字特别像今天楷体毛笔字书写的“六”字，第二笔的一横显然有明显的波磔，经放大可以看出，起笔浓墨，笔势逆锋，收笔有一个下压回锋的笔势，中间虚气处理。可见在起笔、运笔、收笔上都有刻意追求审美效果的痕迹，虽然在这里这个字并不美观。这在书法上叫逆锋起笔，回锋收笔，加上虚实相间，是唐人褚遂良体的特点，而褚遂良体是中国书法在楷书体系内一种审美追求，怎么可能早到战国中晚期就有这种运笔方式？该字的第三、第四划与楷书的撇、捺一致，也是逆锋起笔，令人怀疑此处是否为模仿者的败笔，露出了以楷书为习字基础的马脚？
此外，《保训》写手在运笔上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漏洞，就是一个笔画不能一运到底，中间有换笔，说明写手在抄写的时候不是自然地一气呵成，而是通过拼凑笔画来摹写。这种被称为“逗笔字”现象在《保训》中多处出现，例如凡是“子”字的一长横，都是左右各一笔合成的，左边的一笔由左向右运笔，运到中间竖笔处停止；右边一笔从右向左运笔，运到中间与左边的一笔会合。“戊子”的“子”，字是这样，以“子”作构字部件的两个“保”字也是这样。其它如“昧爽”“昧”之部件“未”的横、“远迩”中“远”的部件“袁”的短横等都是从两侧往中间运笔。我们只要比较一下郭店楚简的“子”字就可以看出，真的战国楚简横笔全部是一笔完成的。关于《保训》的笔迹研究，笔者拟另文深入讨论，这里也就点到为止。
以上四点有不妥之处，希望学者们不闵赐教。笔者希望有人能将笔者的疑惑解开。笔者也抱有美好的愿望，衷心希望《保训》简是真品，笔者的怀疑只是多虑了。笔者也希望其它清华简都是真的，并且尽早公布出来，以满足读者的期盼。同时希望有关单位不要停止清华简的鉴定工作，通过扎实的研究，为后人留下经得起推敲的文化遗产。
注释：
①见姜广辉：《〈保训〉十疑》，《光明日报》2009年5月4日，及《“清华简”鉴定可能要经历一个长期过程——再谈对〈保训〉篇的疑问》，《光明日报》2009年6月8日。前文从十个方面提出疑问。关于第一个问题，由于图版本来就作“保训”，看来是李学勤先生误记为“宝训”了，不是竹简本身的问题外，其余问题笔者认为均有继续讨论的价值。
②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保护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保训〉释文》。《文物》2009年6期。
③廖名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保训〉释文初读》，见孔子2000网，网址：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4027。
④见李锐：《读〈保训〉札记》，孔子2000，网址：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4028。
⑤廖名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保训〉释文初读》，见孔子2000网，网址：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4027。
⑥《书序·泰誓序》，引自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13页。
⑦《书序·嘉禾序》，引自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第522页。
⑧《书序·召诰序》，引自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第523页。
⑨孔颖达：《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册，第162页。
⑩孔颖达：《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册，第237页。
(11)班固：《汉书·儒林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册，第3607页。
(12)孔颖达：《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册，第116页。
(13)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28页。
(14)廖名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保训〉释文初读》，见孔子2000网，网址：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4027。
(15)戴圣：《礼记》，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1604页。
(16)李锐：《清华简〈保训〉试读》，孔子2000网，2009/4/14.网址：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3988。
(17)戴圣：《礼记》，见《十三经注疏》，第1462页。
(18)戴圣：《礼记》，见《十三经注疏》，第1404页。
(19)关于青铜器铭文与传世文献中“史”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可参阅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说史》、陈梦家《尚书通论·第二部》、黄然伟《殷周青铜器赏赐铭文研究》(香港龙门书店，1978年版)、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等相关章节。
(20)董作宾先生认为“王若曰”类似后世帝王诏书，是以帝王的名义发布圣旨的套语，见董作宾《“王若曰”古义》，《说文月刊》1944年，卷4。陈梦家先生认为“王若曰”是史官或者其他官员代周王发布诰命，见氏著《尚书通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163—189页。于省吾先生认为“王若曰”就是“王如此说”，见《“王若曰”释义》，《中国语文》1966年2期。总之，他们都承认“王若曰”是史官所记文献的标志。
(21)张怀通：《“王若曰”新释》，《历史研究》2008年2期。